摘 要： 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与其是否建立起了明晰的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关系。儿童文学作为在现代社会发生出的特殊文学样式，非采用跨学科的知识来诠释，则不能将其说得明白透彻，因此，确立跨学科研究范式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十分必要。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儿童研究优先、科学性、融通性、主体性四个重要内涵。如果将这种跨学科研究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具有统摄性的研究“范式”，将会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长足、快速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范式；学科发展

如果不是将儿童文学看作一个“实体”，而是当作一个“观念”，那么，在任何国家，儿童文学都不是“古已有之”，而是“现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发生的，它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相当程度的同源、同质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呈现出理论先行，创作紧随其后的独特面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发生。由于周作人、郑振铎、郭沫若、赵景深等人的参与，特别是周作人的倾力投入，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于发生阶段就立于一个很高的基点。但是，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儿童文学研究发生了严重滞后，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儿童文学研究才又兴起，并与发生期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学术传统发生了接续。不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几乎是一种“显学”相比，今天的儿童文学则似乎成了边缘学科。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一方面需要主流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一方面则急需苦练内功，自我提升。

可以说，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与其是否建立起了明晰的研究“范式”，是否出现了该领域的“公认范例”有重要的关系。从伽利略、牛顿一旦给物理学建构出新范式，就使物理学取得革命性发展这一有力的例证来看，一个学科最具整体统摄力的范式的建立，会给学科发展提供极其有力量的推助。本文以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作为考察对象，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对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追随和承续，思考中国儿童文学确立跨学科范式的必要性，探究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具有的跨学科范式以及这种跨学科范式的内涵，希望这一范式能引起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重视。

一、研究范式与儿童文学学科发展

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影响力巨大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范式”这一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库恩在 1962 年出版的书中并没有给“范式”下一个定义，但是，近七年后，他在增写的后记里，明确地说：“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内容。”库恩还归纳、提炼了能被称为“范式”的学术成就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虽然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提出来的，但是，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研究具有相通之处，比如两者都有学科，有研究方法，有合理的问题，需要建构理论体系，因此，库恩的“范式”无疑是一个可以移植到人文学科的概念。

有显在的范式，有潜在（未加总结和强调）的范式。从一定程度来说，自然科学的范式往往是显在的。伽利略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对现象的发生作物理的解释这一看似正确的范式，对物理现象进行量化描述并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牛顿继承、发扬伽利略的这一现代物理科学的重要范式，写成了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这一明晰的科学范式的追求，伽利略和牛顿都是相当自觉的，这在他们的著作以及与其他科学家的通信中都可以看到。人文学科的范式在形成之初，虽然也有显在的范式，比如王国维为历史考证学树立的“二重证据法”，还有较为显在的范式，比如胡适为“新文化”“新文学”树立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一称得上总体“范式”的理念和方法，但是，很多人文学科的范式的形成，往往是潜在的，甚至发明者也对其缺少自然科学家常有的那种自觉。儿童文学学科就属于这种情形。对儿童文学学科的潜在的研究范式，就需要抽丝剥茧式地提炼和显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有机组成部分而发生的儿童文学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历史进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外形上已经显示出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学科面貌。但是，若论学科的成熟度，儿童文学则显然不能与自己的相关学科，比如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相比。为了谋求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尽快的、长足的发展，自觉地发现和建构自身的学科范式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根据托马斯·库恩对“范式”的阐释，我把“范式”理解为在科学（包含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普遍的参照、指导作用的那些“共有的范例”。学科范式具有普遍性，它促使学术研究普遍化。没有普遍化，学术共同体不能形成，学科也就根基不牢。范式还具有工具性。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用来解决重要学术难题的一种工具。运用范式这一工具，可以使学术研究实现重要的突破并取得高效的增值。

一个学科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其研究范式也会是一个复数。儿童文学学科需要汇聚一些力量，这些力量有大有小，但是这些力量都必须能够各自综合或统摄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研究，否则儿童文学这个学科就凝聚不起来。那些凝聚学科的力量有的就可以用“范式”来称谓。比如，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发生问题研究上，我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指出，要把“儿童文学”看作是一个观念，而不把它当作一个实体（具体作品），研究儿童文学史的发生，不应该考察具体作品何时出现，而要考察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我所主张的这一方法，就可能成为儿童文学史的发生研究的一个范式。我认为，采用这一方法，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发生研究，就有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学术增值性，而可以避免以指认具体作品为依据的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过于主观化和学术讨论的原地打转。

与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的建构相比，我们更应该为儿童文学学科发现、总结和建构更高层面的、更有统摄性的研究范式。在现阶段，我认为对儿童文学学科更具有整体统摄性的研究范式是“跨学科范式”，这一范式很可能成为拉动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促进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巨大力量。

二、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是有其学理依据的。我曾经说：“对作为学科的儿童文学，我将其归纳出两大学科属性：跨多学科性和实践应用性。”从根本上来说，跨学科研究能够成为儿童文学的研究范式，是由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属性来决定的。我想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生、儿童文学构成的内部机制和儿童文学学者的学科分布这三个维度来考察、论证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属性。看事物的性质，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是看它的历史发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由单一的因素来促成，而是在一个时代里，由不同领域的变革所形成的合力来催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传统的“父为子纲”这一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的风化，“幼者本位”（鲁迅语）的现代儿童观的兴起；在儿童教育领域，从西方引入的以儿童文学为国语教育中心的现代小学校制度，取代了古代以儒家思想为内容，以盲诵枯记为方法的私塾教育；在文学领域，重抒情轻叙事、重诗文轻小说的古代文学传统，让位于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叙事文学（叙事才为儿童所喜闻乐见）；在经济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的经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印刷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活字印刷机），使儿童文学得以成为消费的商品而流通。如果将直接导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的上述四个领域的变革纳入儿童文学研究的视野，就会意识到我们需要调动哲学（主要是儿童教育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文化产业）等学科的知识，才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面貌及其因由作出全面而有效的描述和阐释。

再来看儿童文学构成的内部机制。如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诞生的新文学。儿童文学这种新文学与一般文学的内部构成机制是不同的。

关于儿童文学有许多定义，这些定义基本上都是在描述“成人为儿童创作”这一单向关系。为了避免这一缺陷，对儿童文学构成的内部机制，我设立了“儿童文学 = 儿童×成人×文学”这一公式进行描述。我用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显示儿童与成人在文学这一平台上形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互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会复杂过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有其特有的难度，就是因为要处理、解决好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复杂关系。

处理、解决好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前提是对儿童这一生命存在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认知。儿童研究是难的。儿童研究不仅是一门大学问，而且更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儿童文学的儿童研究，主要涉及的学科有哪些呢？如果我们将儿童文学视为关注、关怀儿童成长的文学，那么，涉及儿童成长问题的就有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以及哲学（主要是探究“自我”建构的问题）。由于年幼儿童的图像认知这一思维方式，具有实指性定义功能的绘画（美术）大规模进入儿童文学，构成了图画书（又称绘本）这一重要文类，于是，绘画（美术学）研究成了儿童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不是有生物意义上的儿童存在，就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儿童文学是历史的概念，是在人类社会对儿童的认识发展到更高水平的阶段才会出现的一种新文学，所以，童年历史学也是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写出适合儿童理解并被他们喜爱的儿童文学，就要了解儿童阅读的机制，于是，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知识及其方法，自然也就进入了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比如，尼古拉耶娃等人就在从事具有前沿性的儿童文学认知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力量的分布也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就中国来看，呈现出的分布图是：在文学系统里，分布于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英语等不同语种的文学、翻译学等学科；在教育系统里，分布于小学语文教育、学前教育等学科；在心理学系统里，分布于儿童阅读与学习领域；在美术系统，分布于美术设计、插画等专业领域。可以说，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不同，儿童文学学科是由众多学科的学术力量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认为，对于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儿童文学所作的研究，非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则不能将儿童文学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和理论上的真凭实据阐释得明白、深入。就像伽利略和牛顿，一旦发现物理学的数学性质，就采用了数学工具来进行研究，从而实现了物理学的革命性进步。伽利略在著名的《恒星使者》一书中说：物质世界“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符号就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的数学图形，没有它们的帮助，人类就不可能理解书中的一个字，只能徒劳地在黑暗的迷宫中漫游。”套用伽利略的这句话，如果我们不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来观照儿童文学研究，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儿童文学，而“只能徒劳地在黑暗的迷宫中漫游”。

三、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的内涵——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考察

周作人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开创者，其儿童文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广、影响大。我曾指出：“在周作人的著述中，‘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是，先是于 1908 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提出‘奇觚之谈’（即德语的‘ Märchen ’，今通译为‘童话’），将其与‘童稚教育’联系在一起，随后于 1912 年写作《童话研究》，提出了‘儿童之文学’（虽然孙毓修于 1909 年发表的《〈童话〉序》一文，出现了‘童话’‘儿童小说’这样的表述，但是，‘儿童之文学’的说法仍然是一个进步），八年以后，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儿童文学’这一词语。”不仅“儿童文学”这一表述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一个崭新的学科的词语是周作人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主体性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也是周作人创设出来的。他在选择儿童玩具时，“以儿童趣味为本位”，在儿童的艺术教育中认为，“今倘于此不以儿童为本位，……于艺术教育之的，去之已远”，而在论述儿童文学时，更是明确断定：“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

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念一经提出，有如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在 1920 年代，他的“儿童本位”理论，成为很多论者的儿童文学著作和论文论述儿童文学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在 1978 年以来的四十年间，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更是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

周作人在 1944 年以“我的杂学”为题，发表了 20 篇系列文章，对自己的“杂览”作了一个大概的总结和梳理，其中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多达二十多项，这其中与儿童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就有生物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儿童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这是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前提，而在周作人这里，上述多学科知识并不是单摆浮搁的存在，而是经过了充分的化学反应，生成了新的知识发现，形成了有机的知识系统。正是这样的知识系统，才使得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具有了跨学科研究范式。

可以说，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如库恩所说，“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已经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的基本框架。但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进行自觉的理论梳理和总结，更没有在概念上提出过儿童文学研究的范式，不过，他的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方法具有系统性和极大的有效性，在实践上，已经影响了后来的许许多多的学者，而且后来的学者的学术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内涵。因此，对周作人开拓的，为后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所继承乃至发展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进行自觉的、理性的总结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我在这里将以周作人为中心形成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提炼、总结为以下四个内涵——

1. 儿童研究优先

儿童研究优先，这是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区别于其他文学的一个特有的研究方式。这一研究方式直接使儿童文学研究在一开始就拥有了跨学科性质。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这一范式，将为儿童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科根基。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就呈现出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的面貌。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了儿童学和文化人类学。 1912 年 3 月至 1917 年 3 月，他在家乡从事儿童教育事业，做过浙江省视学，更在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和中学教师位置上做了整整四年。这一期间，周作人认真研究儿童，发表了《个性之教育》、《儿童问题之初解》（ 1912 年）、《儿童研究导言》（ 1913 年）、《玩具研究（一）》、《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 1914 年）等论述文章，《游戏与教育》（ 1913 年）、《玩具研究（二）》、《小儿争斗之研究》（ 1914 年）等译文。在儿童研究的基础上，他用文言撰写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 1913 年）、《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 1914 年），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之先河。到了 1920 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宣言式文章《儿童的文学》，“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正式形成。

在周作人这里，“儿童本位”是先于“儿童文学”的一个观念。“儿童本位”这一儿童观最初是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 1914 年）中提出来的。我在为这篇文章作解说时说道：“对于中国的儿童教育、儿童审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是中国最早从审美立场精到阐述‘以儿童为本位’思想的文字。虽然其具体论述的是对于学校成绩展览会上的‘成绩品’的‘审查之标准’，但是，却是关乎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普遍哲学。”

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这一方式的成果——“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也是后来绝大多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所认同的理论。可以说，没有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这一方法，“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是难以建立的。

虽然周作人采用了先于研究儿童文学而研究儿童这一方法，但是，并没有自觉地将其作为研究方式来提倡，更没有将其视为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中的最重要的方法。因为意识到儿童研究之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先决性，我在 1997 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说：“……不能先于研究儿童而去研究儿童文学。探求儿童文学的本质，无可避免地要去探求儿童生命的本质，并在这一探求过程中，建立起自身的儿童观，由此儿童观指引，寻找到通向儿童文学本质的大路。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重中之重。”到了 2009 年，我在《儿童文学概论》一书中，进一步明确说道：“……对儿童文学的诠释必须从对儿童的诠释开始。……儿童研究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前提，是建立儿童文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我之所以明确提出“儿童研究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前提”，一是由于周作人及其理论的追随者如刘绪源等众多学者的研究的启示，二是有我自己的研究体验和经验，三是由于某些学者因为不做深入的儿童研究，而在儿童文学阐释上往往进退失据的教训。

2. 科学性

以往的对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所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关注“科学”这一维度，出现了不该有的疏忽。对我本人来说，由于要提炼、总结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科学”这一维度对于周作人学术思想所具有的点石成金的价值才第一次明晰可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世界这一新体系的生成，也是科学革命的结果。科学革命亦是思想革命。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作“导读”的伊安·哈金说：“第一个将革命这一概念推广到科学中的大概是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Kant ）。他认为有两次思想革命。……第一场革命中，数学实践不再依赖于人们熟知的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学技术，而是转向了希腊的假设——证明模式。而第二场革命则是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康德认为它是由伽利略发端的一系列事件。在仅仅两大段文字中，康德频繁地使用了‘革命’一词。”康德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中说到上述数学和物理学的变革的。在那段论述中，康德多次将数学和物理学所发生的变革说成是“思维方式革命”，或“思维方式变革”。

由于康德所说的这两次思想方式的革命，现代科学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代表着全新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科学思想和知识体系前所未有地影响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跨学科的知识领域。比如，正是因为康德所说的第二场革命即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才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既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又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紧密相关的新学科。再比如，成为周作人的理论资源的文化人类学，也是立足于自然科学方法才得以产生的新的交叉学科。

从上述意义上看，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方式具有“科学革命”的性质。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有以下三个依据。

第一，在周作人的与儿童文学研究相关的知识系统中，有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还有具有自然科学内涵的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儿童学等学科的知识。

第二，周作人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创造性地转化为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思想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领域的“思想革命”，提出了成为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基石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具体而言，周作人在《我的杂学》第九篇《生物学》中说，他因为要了解“化中人位”（严复译语）即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而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但是，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发展为用生物学知识去解决“思想问题”——“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对周作人将生物学知识“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稍做举例式的说明。他在《祖先崇拜》一文中说：“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吉，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把生物学（即“比阿洛吉”）知识，作为“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周作人在《生物学》一文中还说：“经典之可以作为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换言之，非“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则不“可贵”，则不能成为“经典”。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自然科学的思想价值重视到什么程度。周作人将生物学知识“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解决了什么重要的思想问题呢？在被胡适等人视为新文学理念之宣言式的文章《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将人定义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他引用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的话论述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在《祖先崇拜》中，周作人更是明确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第三，周作人有意识地将科学作为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周作人认为，在养成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获得“常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中，周作人列举了三种常识：“ A 具体的科学”“ B 抽象的科学”“ C 创造的艺术”，这三种常识又分为五组，他说道：“以上四组分为 A 、 B 两部，都是科学知识，他们的用处是在于使我们了解本身及与本身有关的一切自然界的现象，人类过来的思想行为的形迹，随后凭了独立的判断去造成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常识所能够在理智上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好处了。”显然，周作人认为“科学常识”使人立于正确地看待事物、思考解决问题的立场上。

被称为划时代的科学家的霭理士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甚大。周作人有数十篇文章提到霭理士对自己的思想、学术乃至人生观的影响。他对霭理士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的好处，在能贯通艺术与科学两者而融合之，所以理解一切，没有偏倚之弊。” “理解一切”，科学是极为重要的维度，缺失这一维度，就会产生“偏倚之弊”。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周作人的夫子自道。

对儿童文学研究来说，不仅解决思想问题需要科学理论（如周作人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而且儿童文学的某些文体研究，也是需要科学理论来支撑的，比如科幻小说研究、动物小说研究。我们一些动物小说研究者，之所以错把“兽面人心”模式的写作，误当作动物小说的正统，就是因为对获得诺贝尔医学和心理学奖的康拉德·洛伦茨等科学家的动物行为学不去学习和了解。研究儿童阅读，也是儿童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儿童阅读就非常需要借鉴认知科学、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相比，儿童文学特别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时代发展到今天，儿童文学所跨的学科，如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阅读学等，都更加重视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更有必要将科学性作为跨学科研究范式的重要内涵加以重视，积极汲取和利用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儿童研究的相关科学成果，进而产生儿童文学学科所特有的创新成果。

3. 融通性

具有多门学科的知识积累，是跨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提。不过，优质的跨学科研究还需要一种融通、整合各学科之间的知识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表现出了跨学科知识系统的融通性、整合性，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提供了具有经典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周作人十分重视知识的融通性。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批评缺乏“通识”知识的所谓专家说：“他们可以有偏重一面的专门知识，但是没有融会全体的普通智识，所以所发的言论就有点莫名其妙，终于成为新瓶里装的陈的浑酒。”周作人在描述他的“杂学”时，时常出现“拐弯”“连续”“牵连”一类表示不同学科的知识相互联系的字眼。他在《生物学》一文中就说：“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了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但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严几道古雅的译语所谓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生物与进化那边去了。”在周作人的描述中，他从人类学“拐弯”到生物学，又从生物学“牵连”到思想问题。他在《儿童文学》一文中也描述过自己如何从人类学“连续”到儿童学，由儿童学再通到儿童文学，又由儿童文学引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可见周作人对自己的“杂学”之间的融通性和整合性，是有一种自觉意识的。周作人曾说，有老友评价他的“杂学”是“横通”。正是这样的“横通”使周作人的“杂学”知识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周作人的“横通”还包括在看似不相关联的知识领域间建立深刻的联系。比如，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其思想资源是多元的——既来自生物学的进化论（霭理士）、儿童学这种学问，也来自文学（有“歌咏儿童的文学”和白桦派的有岛武郎等），不过，作为“横通”，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比如早期儒家的“父慈子孝”、庄子的“嘉孺子而哀妇人”。又比如，周作人借鉴心理学的研究，主张在儿童年幼时期放胆让他们阅读猫狗说话的童话，等到儿童想要知道猫狗是什么的时候，再把生物学的知识教给他们。但是，周作人清醒地说：“我这样的说，仿佛是什么新发见似的，其实是‘古已有之’的话，在一千几百年前印度的《大智度论》里已经说过类似的话……” ??? 那类似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小大自休”。再比如，周作人从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理论中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不仅从中推演出中庸的“生活的艺术”哲学，而且还引申出指向“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人生观。他视霭理士的七大本《性心理学》为自己的“启蒙之书”，说“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这种见解是什么呢？《性的心理》第六册的跋文里有两段话，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帖乌斯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递在他手内，那时我们就隐没到黑暗里去。”周作人在引用之后说：“这两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没有“很好的人生观”，是不能建立“很好的”儿童观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就与霭理士的上述“很好的人生观”一脉相通。

4. 主体性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跨学科时，也必然要不断借鉴外国的学术成果，因此，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就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时必须面对的切要课题。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也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立场和经验。

周作人的跨学科儿童文学理论是受到西方现代思想和学术深刻影响的，但是，周作人很好地调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他身上，中国传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他在讲到中国古典对他的影响时说：“笼统的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没有什么不合……”他还多次说到古希腊的哲人以及现代的霭理士所具有的“中庸”思想。可以说，周作人所接受的早期儒家思想，也是作为现代人的周作人的精神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注意到周作人各个时期的照片，除日本时期的日式服装之外，他一律身着中式长袍马褂，与经常西装革履的胡适、徐志摩等人殊为不同。由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我联想到周作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特有的“顽固”：“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又有牛的气味。” ??? 周作人把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顽固”的周作人用来自中国的“意”，去定自己精神世界的方向，将主要来自西洋的“知”和主要来自日本的“情”看作是“随身的附庸”。

周作人如此“顽固”，只能说明他是“自我”意志十分坚定的人。正是这种坚定的“自我”意志，使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获得了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周作人的具有“科学革命”性的儿童文学研究中，生物学的进化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的日记记载，当日鲁迅给他带来了严复半译半作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赞曰“译笔甚好”，并花很长时间断断续续读了这本书。赫胥黎的原作书名为《进化论和伦理学》，其中并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整体思想，则强调的并不是“竞争”而是“爱”。美国学者大卫·洛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为“爱的理论”。他用计算机对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所作的统计显示，“适者生存”只出现了两条，“竞争”也只有 9 条，而谈到“理性”的力量有 24 条，“想象”的力量 24 条，“同情”的力量 61 条，而“爱”竟然达到 95 次之多。可以说，在清末那样一个救国保种的特殊时代，以严复为代表的进化论的传播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替代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

面对以严复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风潮，周作人表现出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定力。在一九〇六年，周作人写了一部自称“半偷半作”的小说《孤儿记》。在《孤儿记》的“绪言”中，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嗣得见西哲天演之说，于是始喻其义，知人事之不齐，实为进化之由始，……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尽管周作人从严复译作那里所得到的并不是进化论的准确知识，但是，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时代风潮的批判却是非常深刻而且也是超前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周作人面对即使再有名声的外来思想，他都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性，并不人云亦云，更不盲目跟从。

周作人的最具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儿童文学研究工作，是发明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这一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理论，其最重要的主体性显现，是一方面它是针对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而构想出来的理论，一方面，它一直针对中国问题进行着理论实践并取得了实际效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儿童本位”理论得以被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所继承和发展。以朱自强、刘绪源等学者为代表的当代儿童本位论也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被用来解决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问题，回应儿童文学学术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说，由周作人创立，经过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继承和发展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已经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儿童文学理论。

结语

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的学术发展，成正比地反映着它所身处社会的现代化的水准。在中国，正是随着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水准的大幅提升，儿童文学才出现了创作和出版的繁荣和进步，儿童文学研究也随着读书社会的建设和教育领域的变革，被社会结构的更多层面所需要，出现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一级学科进入这一领域的态势。在这种逐渐形成多学科的儿童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学科发展状况下，跨学科研究就成为需要积极倡导、努力实践的儿童文学研究范式。

儿童文学作为在现代社会发生出的特殊的文学样式，非采用跨学科的知识来诠释，则不能将其说得明白透彻，这是被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所充分证明了的。为了谋求儿童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把周作人所开创并为后来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所认同并作承续的跨学科研究，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具有统摄性的研究“范式”，我希望这一研究范式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成为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公认范例”，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长足、快速的发展。

朱自强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