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随教育部到北京后，于1912年10月6日下午前往留黎厂购笺纸并订印名片。四天之后的双十节即国庆日，名刺就做成了：“上午同许铭伯、季市、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经念会，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蚁子，不可久驻，遂出。予取名刺，并以二元《前后汉纪》一部而归。”后来也委托孙伏园代印过名刺：“下午得伏园信并代印名刺百枚”（1923年5月25日）。

晚清民国时期，名片用途广泛，可用来通报个人信息、约见时间或复信。鲁迅处世低调，使用名片的频率应该不是很高，但有时也用名片向熟人的门生、小厮通报身份。鲁迅在1926年6月25日的《马上日记》中记述，他去访L君，在寓所前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我说，也快到这个时候了，我在这里等一等罢。他说：不成！你贵姓呀？这使我很狼狈，路既这么远，走路又这么难，白走一遭，实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钟，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说有这么一个人，要在这里等一等，可以不？约有半刻钟，他出来了，结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点钟才回来哩，你三点钟再来罢。”这里的L君指刘复（半农）。《鲁迅日记》1926年6月28日有“访刘半农不值”的记录。1932年11月15日，鲁迅去北京省母亲，“访幼渔，则不在家，投名片而出。”可见鲁迅的名片倒是有一部分用于熟人之间的，意思是“来过，不遇”。

钱玄同和鲁迅因为名片上所印之字闹过别扭。钱玄同是动员鲁迅杀进文坛的一位朋友，“但既然有人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打破这屋子的可能”。“五四”文化运动的落幕，让钱玄同越来越心灰意冷，就给自己起了个复古的“疑古玄同”四字名。他从封建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每日逗鸟养花的“自然主义爱好者”。1929年6月，鲁迅北上，偶遇钱玄同。两人同去拜访章太炎，为一句话争到面红耳赤。后来钱玄同去拜访鲁迅，看到鲁迅的桌上放着“周树人”的名片，便问道：“你又用这三个字的名字了？”“我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鲁迅梗着脖子回答。钱玄同拎起皮包便走，气哼哼地走了几条街才想起连外衫也没拿。

鲁迅1927年去香港演说时，随身是带着名片的，在《再谈香港》一文中有所提及。香港被鲁迅视为“畏途”。当时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他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查完统舱里的书箱，鲁迅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鲁迅讨厌在名片上开列头衔。如1913年5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鲁迅对此本已司空见惯。但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到处被优待，名刺上摆出，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是令鲁迅讨厌的，因此觉得“鄙倍可笑”。

鲁迅在北京使用的名片式样如何，未见实物。上海鲁迅纪念馆现藏六张“周树人”在上海使用过的名片，均为竖式，非常简约，只在中间印着“周树人”三个规整的楷书，显得内敛含蓄。同时，名片上还有诸如“收到稿费一百元”之类的文字，甚至还有“附上语丝稿两种，又寄语堂信等一件，请转送为荷，此上小峰先生。六月一日”这样的短信。这几张名片，都是当年鲁迅领取稿费时，顺手写给北新书局的便条，由送信人带回复命，可视作收据对待。

（《光明日报》4.17 薛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