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不忘先贤，是中华文化的良心。
一个人与一个传统节日、一种民俗活动的关系之紧密，中国历史上以此为最，首屈一指、唯此一人。
屈原(公元前约340年—前278年）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祖籍湖北秭归，据考是颛顼帝高阳的后裔，屈氏始祖是楚国第六任君王熊渠的长子伯庸。东周以降，周王室名存实亡。朝政分散，诸侯争权，“征伐自诸侯出”，天下大乱，争霸战、兼并战此起彼伏，激烈的程度加剧。屈原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战国末期，见证了楚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
国势式微，时弊丛生，八百年悠久历史的楚国步入暮年，走进了不足百年的倒计时。政治昏暗，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对外政策游移不定，战略失误，纵横失措。屈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朝，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参与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在朝则与楚王商议国之大者，代表国君发号施令，出则与各国诸侯商洽外交事务，会见八方来宾，展示出高超的治国理政才干。《史记》中评价屈原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屈原辅佐国君忠肝义胆、耿耿昭昭，襄理朝政竭力勤勉、宵衣旰食。他借鉴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的经验，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使得楚国社会趋稳，国力增强，外交逐步得心应手，一度雄居战国末期三强之列。
家事与国事关联，命运随国运起伏，屈原亲历了事业的起起落落、人生的甜甜苦苦，起则独步巅峰，落则一跌千丈，甜则功成名就，苦则凄风愁雨，独特的人生令人寻味。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既薨，楚怀王接棒，楚国国君开始了一代不如一代的颓势。屈原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上被楚怀王疏远赋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内受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近臣靳尚、王妃郑袖等人的嫉妒诬陷挤兑、联手加害；外有劲敌张仪的离间，处境极其险恶。楚怀王最后听信谗言，将屈原逐出朝廷，流放汉水之北。西风恶，汉水苦，屋漏偏逢连夜雨。
战国七雄打到最后，齐、楚、秦三强并立。新兴的秦国起势迅猛，秦国国君正是汉代贾谊所说“奋六世之余烈”中的第二世秦惠文王。这位国君是厉害的狠角色，他的厉害表现至少有三，一是刚一继位就车裂了父王秦孝公倚重的改革强秦之功臣商鞅，暂时缓和了保守的贵族势力与新兴的变法势力之间的矛盾，却把商鞅民富国强的变法进行到底，推动了秦国的强势崛起，很快居七雄之首；二是一举打败了赵、燕、魏、韩、齐五国与匈奴一起的合围攻秦，令“诸侯恐惧”；三是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改“公”为“王”的国君，完成了从谦谦君子到王气侧漏的内心建设和对外昭告。后来的历史证明，秦国正是楚国最后的对手国，是楚国的掘墓人。这最后的三强中，齐国富而不强，楚国大而不强，唯有秦国既不大也不富，却是狠且强的角色，六任秦王“蒙故业，因遗策”，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朝更比一朝强，到秦嬴政时终成“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建立起赫赫煌煌的大秦帝国。
但战国末期的秦国，完胜还在路上。秦国与齐国交恶，而雄居南方、地处秦与齐势力之间的楚国，是秦、齐都想争取的对象国。秦想攻齐，但忌惮齐、楚的“方欢”“交善”；齐想联楚攻秦，但感觉楚王首鼠两端、琢磨不透；等到楚国受到秦国威胁，想联齐抗秦，秦国却派出了著名的纵横家、谋略家张仪游说楚王，以献六百里地之诈计，蒙骗楚国与齐国断了交，而秦国却趁机与齐国结交。发觉被骗了的楚怀王恼羞成怒，于公元前312年兴兵讨秦，却被秦惠文王率兵一顿胖揍，斩首八万，还丢了在汉中的大片楚地，让楚痛到了骨子里；而忌楚已久的魏、韩两国趁火打劫攻楚，腹背受敌的楚国急忙收兵、掉头，想再求救于齐，但齐国国君蔑视楚怀王的背信弃义，怒不出兵。无奈中的楚怀王请老臣屈原出山，公元前311年，屈原临危受命，赴齐斡旋，推动了齐、楚复交，还挫败了张仪企图使用离间之计，借楚怀王之手清除楚国反秦力量昭滑、陈轸的图谋，楚国的危机得以暂时解除。
公元前309年，齐、楚合纵攻秦。工于谋略的秦昭王以重利贿赂楚怀王，重金收买了楚国的后宫、王子、朝臣若干人等，诱使楚国又一次背弃齐国，并与秦国交蜜。公元前304年，秦国用计，约楚王于黄棘，逼楚国与齐国最终断了交。秦国还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离间楚与各国的关系，使楚国再一次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秦强而楚弱的态势明显。
在楚、秦、齐三国关系上，楚王不如秦王想得清楚，更不如屈原看得透彻。屈原是最早意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的高官，“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无论是在位时、被冷落时，还是被流放时，屈原都能看到楚齐断交的危险、强秦贪楚的威胁。在力劝楚怀王无果的情况下，忧恨交加的屈原转向抨击楚怀王出席黄棘会盟的行为，此举得罪朝臣、触怒楚怀王。流放在汉水之北的屈原行吟泽畔，满腔忧愤，对楚怀王发出了“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的批评，并抱忧怀愁地创作了《离骚》，把一切的郁闷、所有的痛苦、全部的期望，以及个人的志向、人生的追求，统统倾注于《离骚》之中，以带血的忠诚吟诵出了千古绝唱与慷慨悲歌。
公元前301年，秦昭王联手齐、韩、魏等国攻楚，楚军大败，元气大伤；第二年秦国再次大破楚国，人心恐慌；第三年，秦国又一次攻楚得胜，并致书楚怀王会盟于秦国的武关。没承想，楚怀王一进秦境即被扣押，还被要求割地于秦。国不可一日无君，楚国只好推太子继位，是为顷襄王。受辱见欺的楚怀王逃到了赵国，但没有享受到二百年前吴国攻入楚国郢都时，楚昭王逃往郧、随两国被收留、被保护的待遇，只好又狼狈不堪地折回秦国。3年后，一代国君楚怀王客死咸阳，屈辱受尽，荣华归零。
此时，被流放的屈原还“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忧患于国家的安危，悲愤于故主的冤死，愤怒于满朝的奸佞庸臣，更悲哀于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新主楚顷襄王。屈原的表现更是得罪了朝中权臣，他被流放到更偏远、更艰苦的江南鄂渚之野。而此时的楚国，气数已尽，行将就木。屈原心如死灰、万念俱灭。他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独自披发行吟在冰冷的江河之畔，咀嚼着家国的痛苦，行走在自己的寂寞中。
公元前278年，经过长时间的备战，秦将白起突然发起对楚国最后的总攻势。秦军引水淹城，数十万楚国军民生灵涂炭、顿成鱼鳖，国都郢都被占领、摧毁，顷襄王仓皇出逃。消息传来，流落在汩罗江畔的屈原十分悲痛，据说就在五月初五，即后世确立的端午节那天，毅然选择了自沉汨罗江以明志。
千古江水呜咽，万山草木含悲。
屈原逝后半个世纪，苟延残喘的楚国为秦国所灭。
通览楚国历史，方知屈原处境。捧读《史记》的屈原列传，感觉寥寥千字、字字万钧。相信司马迁下笔时，心情一定是沉郁而忿懑的，心境一定是高洁而孤寂的。他忿懑着屈原的忿懑，孤寂着屈原的孤寂；相信司马迁下笔时，一定是落过泪的，20多岁的他在屈原投江150年后前往汨罗江边凭吊，“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相信司马迁在诵读屈原的楚辞时，一定是惺惺相惜、涕泪长流的。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感叹，或许源自汨罗清流、屈子文脉。
历数古代中华先贤，屈原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他是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意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缔造者，是第一位做人做事、为官为文都堪称完美的爱国楷模，第一位做到言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汨罗江上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悲壮一跃，令人扼腕叹息；那惊起的浪花，是血汗与泪水，凝成2300多年来爱国志士们精神跃起的姿势。那是一条生命的归零，却是一种精神的崛起与远征。
江水汩汩，岁月不居。流淌至今的，是文化与精神、意志与品质。
今天的人们过端午节，品粽子、吃咸蛋，插艾草、喝雄黄酒，龙舟竞渡，激浪飞歌，既享受美味，又扬楫奋进，获得感爆棚、仪式感满满。礼祭屈原，缅怀先贤，当品尝粽子的四种味道。
第一种是爱国的味道。屈原对楚国的爱恋深沉而炽热，身居庙堂时，体恤苍生、心忧天下；身处荒野时，顾盼庙堂、为国尽忠。他的爱国精神首先表现在忠君上，“竭忠诚以事君”，辅佐朝政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力陈利害时，知无不言、冒死进谏。他心系楚王，责怨其“变黑以为白，倒上以为下”，又怒其不争、怨其不察、哀其不幸，爱恨交织、有怨有诉。屈原在他创作的诗辞歌赋里，饱含对国家社稷的深厚感情，充溢着对国家利益的计较、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对国家前途的担心。置身盛世过好日子时，爱国情愫是人人可以表达出来的心愿；面对强敌外侮、同胞遭受欺凌时，爱国激情一旦被点燃，便呈燎原之势，烈烈燃烧；在遭受社会的不公平、朝廷权臣的打压时，屈原还能保持一颗爱国赤子之心，九死而不悔，万难而不泯，更是难能可贵。屡遭疏远、流放之际，屈原仍然一步三回头，忧楚、兴楚、强楚之心不灭，希冀国强、君好、民安的心愿犹在。在楚才晋用、楚才吴用的年代，他至死也不叛国、不离土、不变节，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对朝廷的寄望、对人民的惦念，其情切，其心炽，感天动地。身为楚国大姓贵族、宗室重臣，屈原蹲下身子、伏拜土地，以民为本、为民请命，与劳苦大众心连心、同呼吸、共脉动，难能可贵；他敬天法祖体恤民生，对底层人民充满深深的同情和眷眷的哀怜，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长叹，百姓动容，苍天垂泪。生长于楚国，殉情于楚地，忠君、爱民、报国的志向生死不移、终身不改，血荐轩辕。屈原的忧国忧君忧民的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世代中华儿女。
第二种是真理的味道。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真理的高度，对真理的取向往往决定了社会的走向。发现真理检验智慧，坚持真理考验勇气，贵在发现，难在坚持。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有治国理政的宏伟构想，有实践经验，有真知灼见，这是思想上的高度。他勇于改革、鼎新革故、力除积弊，坚持法度、去除心治、以法行事，主张举贤授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推动力耕强本、励战图强、统一天下，反对投机取巧、结党营私，倡导赏罚得当、防止蔽壅、克服私情等，举措既出，尽心履职，这是实践上的深度。屈原的楚辞与庄周的散文，同是楚文化的奇峰，精湛的学识是根底，广博的见识是前提，神话和寓言是底蕴，深邃的智慧闪烁思想的光芒，神奇的想像催生精神的翅膀，向真理飞去，让光芒照亮混沌。他敢于对自然发问、向真理敲门，《天问》是诘问、责问、追问，是向神明和权威的挑战，表现出大无畏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等作品充满神奇的想像、神性的色彩，与先帝对话，同诸神共语，通过神巫的刻画反映对人类命运的主宰，通过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具有审美的情怀和哲学的品质，向真理靠近，与思想同行。神话、传说、史实、现实，皆入楚辞；天地日月、风云雷电、芳草嘉木，尽有寓意；天人对话、神人交流，充满思辨，对人类历史的探究，对世界万物的穷理，构成楚辞全部的主题思想。屈原挥椽笔、画宏图，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天下一统的、法度严明的、以民为本的、没有战争的大同世界，并为建成这个世界而奋斗。这一伟大设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先进性和前瞻性。为实现这一理想，他表现出“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追求真理的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真理的毅力。为真理而奋斗，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牺牲，这是哲学家的思辨、革新家的勇气、科学家的精神、道德家的品格。屈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的精神，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脉流。
第三种是文化的味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是李白对屈原的评价，文人相重缘文重，是文化对文化的敬重，文明对文明的礼赞。屈原是文化人，是楚辞的代表人物，是楚文化的缔造者、弘扬者和集大成者。学而习之，知而行之，学仕两不误，是屈原为官为学的特点和原点。战国末期，是历史性的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时期，王朝虚名，诸侯恣肆，邦交无常，波澜壮阔和波谲云诡都会溅起文化的涟漪。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被贵族阶级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学在王官”不再，杏坛私学盛行，处士横议、士无固主。一大批士人以重独立、重自我、重开放、重自由的人格特征著称，出没于政治讲台和思想讲坛，扬眉吐气地登上了史册和舞台。他们信奉“学而优则说”“说而优则仕”，四处主张自己的救世良方，希图得到各方诸侯的赏识任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干，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象。“凡诸子百八九十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名家辈出，著作涌现，养士成风。战国时期，相继出现了四大学术中心，分别是魏国魏文侯时期的西河学术中心、齐国齐桓公时期的稷下学术中心，亦称“稷下学宫”，以及属于楚国的兰台学术中心、兰陵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影响最大、质量最高，齐宣王时期，儒、道、墨、法、名、阴阳五行、纵横、兵家等百家学人会聚于此，学术活跃，流派纷呈，高峰时多达“数百千人”。而在南方，则是楚国的兰台学术中心影响为甚，时称“兰台之宫”。
关于“兰台之宫”不妨多说几句。兰台，也称楚台、南台，位于今天湖北的钟祥，是战国时期楚王的行宫。兰台之宫既是收藏国家“典策法书”“图籍祕书”等重要文献档案的重地，也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是春秋战国时期参政议政的场所和精英文化的制高点。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史料中还有关于楚怀王邀诸文人俊彦在兰台之宫赋诗诵词、楚顷襄王游于兰台之宫的记载，足见兰台之宫在战国时期文学、学术方面的地位。
屈原无疑是兰台学界的代表人物。他与大弟子宋玉，以及景差、唐勒等人多次到兰台，作辞赋诗，聚议国是，教书育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他们被称为“兰台作家”。“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这两曲楚歌的故事，就发生在兰台。所以说，在楚怀王时期，屈原即是楚国学人、文人中的领军人物。尽管推测《离骚》《渔父》《抽思》《天问》等作品可能写于他被流放期间，但《橘颂》《大招》《九歌》等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出自兰台之宫，文思奇妙，文采斐然，足以奠定他的文学和学术地位。屈原既殁四十年后的楚考烈王时期，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促其在兰陵讲学著书，推动了楚文化的发展。兰陵学术中心是继兰台之宫后，形成的楚辞讲学、创作的中心，是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交流的平台、儒、道、法交融的重地，荀子是中心人物和代表人物。在兰台、兰陵两个学术和文化中心，楚辞的研究、交流、创作得以弘扬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就了贯通后世、传承至今的文风学风和文化气象。一切的文字都在《楚辞》和《诗经》里刨挖文思的泉眼，所有的灵感都在《楚辞》和《诗经》里对接灵感的信号。没有楚辞的六言为主，五言、七言为辅的辞句，就没有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没有楚辞中关于美政、仁政等爱国思想的定调，汉赋唐诗宋词就难有如此宏大的叙事和宏阔的格局。这是屈原的伟大贡献。这种文化的韵味绵延至今，文脉永续。
第四种是人生的味道。人生因高端而高质，因曲折而丰富，对崇高品格的追求是屈原一生的主题。《离骚》之后再无《离骚》，《天问》之后没有《天问》，《九歌》之后难寻《九歌》，《招魂》之后不见《招魂》，抒发的不仅是艺术的意象，更是人生的况味。他追求真、善、美，以“内美”的高洁情怀，推动“与为美政”，期待建设“大同盛世”，崇高的理想体现了他精神的高尚；他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陋习，深恶痛绝；他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刚正不阿；“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把修身作为自律的功课、人生的乐趣；“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些葳蕤芬芳、烁金泛银的精美文字，像明镜一样映照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境界；“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他颂的是橘，言的是志，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坚贞不屈的品格取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清波一江流，清白在人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爱憎分明不怕死，刚正不阿宁愿碎，浩气凛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可清白死，决不苟且生，是屈原人生的高贵所在。生活的提炼，需要火与淬；人生的味道，需要在火上烤、锅里煎、炉中熬。一个人能够自律到如此严苛、如此自虐、如此纯粹，不是完人是何人！借用毛泽东主席评价白求恩大夫的话来说，屈原堪称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人生取向，指引了后世两千多年。
屈原和他的楚辞，是楚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原味、珍味、美味，是文化的经典、文学的高峰；屈原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标高和里程碑。
信笔一挥，已是意象万千；衣袖一甩，便是满天文采。
这就是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先贤。
端午遥思君，一樽酹江月。
（原载2024年6月7日《湖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