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离骚》是诗人屈原的作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但是无论对于屈原的评价，还是对于《离骚》的解说，历代都存在着不同看法。其焦点是如何解释“骚”字。本文从字源字形以及民间文化资源出发，认为“离骚”本义是“幽怨的失恋”，屈原开创了中国文人情诗的先河，也体现了屈原在性别认同方面的迷离状态。“离骚”也表现了文学创作中“变性叙述”的特点和特色。 An Analysis of the Word "Sao"

《离骚》是诗人屈原的作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但是无论对于屈原的评价，还是对于《离骚》的解说，历代都存在着不同看法。这种情景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例如司马迁和班固就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设《列传》，从正面肯定屈原的人品文品，认为屈原“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① ；而班固则在《离骚序》中，极力诋毁屈原的为人为文，说屈原做人不仅“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责数怀王”，为文更是“怨恶椒兰”、“强非其人”、“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载”， ^② 根本就谈不上王逸所说的“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和“直若砥矢言若丹青”了。如此针锋相对的评价，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也算鲜见，所以把屈原及其作品归入异类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尽管对于屈原有诸多争议，对于《离骚》的解说却似乎无多大的分歧，司马迁认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继而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班固也认为：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由此，对于《离骚》的解释多不出“忧”“怨”“牢骚”的范畴，基本成为定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对于《离骚》虽然强调了一个“辨”字，但是依然是一种评价之辩，而并没有对于“离骚”的原始意蕴展开探索：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③

而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各家评价虽有所取，但是并不完全苟同，由此也在对于《离骚》的诠释中留下了歧义和空白，形成了继续可“辩”的可能性。而刘勰最后所说的“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则进一步肯定了《离骚》的抒情特色，为进一步探讨《离骚》的真实意味留下了余地。

显然，要清楚《离骚》的原意，首先要弄清楚“骚”字，但是在这方面古人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不同的意见。司马迁认为是“忧”，班固认为是“怨”，皆是从诗人情绪方面解释的，并没有对其原生涵义(Original meaning)进行说明。《说文》释为：

扰也。一曰摩马。从马蚤声。稣遭切。 ^①

而在《康熙字典》中，几乎全部引用了前人的说法：

《唐韵》《集韵》苏遭切《韵会》《正韵》苏曹切，音搔。《玉篇》动也。《说文》扰也。《诗·大雅》徐方驿骚。《注》骚，扰动也。又《说文》一曰摩马。又《扬子·方言》骚，蹇也。吴楚偏蹇曰骚。《注》蹇，跛行也。又《玉篇》愁也。《正字通》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又《礼·檀弓》丧事虽遽，不陵节，骚骚尔则野。《注》骚骚，急疾貌。又骚杀，飘扬下垂貌。《张衡·东京赋》驸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注》流苏，五采毛杂之，以为马饰，凡下垂者为苏。又骚屑，凄凉也。《谢灵运诗》骚屑出穴风。《杜甫诗》平人固骚屑。《王安石诗》归梦得萧骚。《欧阳修诗》休把靑铜照双鬓，君谟今已白刀骚。又蒲骚，地名。《左传·桓十一年》败郧师于蒲骚。《注》卽阳台巫山，在今峡川。又《集韵》《韵会》《正韵》先雕切，音箫。义同。又《正韵》苏老切，音埽。《史记·李斯传》灶上骚除。又《黥布传》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注》言尽举之如埽地也。与埽通。又《集韵》《正韵》先到切，音燥。义同。又古通尤韵。《张衡·思玄赋》行积冰之皑皑兮，淸泉冱而不流。寒风凄其永至兮，拂云岫之骚骚。《文选注》音修。骚骚，风动貌。 ^②

可见，“骚”的最初意义出自于马，也就是《说文》所说的“摩马”。而“摩”在“说文”中就是“研也。从手麻声。莫婆切”，后来又引申为“擦”“蹭”、“接触”“摸”、“抚”“摩弄”、“摩挲”等意思，至于《康熙字典》则更多的解释，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易·系辞》刚柔相摩。《注》相切摩也。《礼·学记》相观而善之谓摩。《注》相切磋也。又《乐记》阴阳相摩。

其中《乐记》的“阴阳相摩, 天地相荡”与《易·系辞上》中的“刚柔相摩, 八卦相荡”皆道出了一种性别关系，也就是说，“摩”其实最早源自于异性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表现期间的相互接触和抚摩之意。由此来说，所谓“摩马”也就是发情期间的马，而“骚”正是马在发情期间最重要的特征。

可惜，在日后的解释中，人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显然，马是古人最早豢养的动物之一，古人对于不同的马、马在不同时期的特点有着细致的观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知识。马是一种季节性发情的动物，我国南部马匹的发情季节多在3~7月份，而北部地区多在4~8月份。发情旺季在5~6月份，所以这个时候也叫马的繁殖季节。而马的嗅觉器官是很发达的，信息感知能力非常强，这使它能在听觉或其它感知器官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很容易接收外来的各样信息，并能迅速地做出反应。所以，马识别外界事物主要靠的是嗅觉。特别是近距离的陌生物品或动物，马就会鼻翼扇动，作短浅呼吸，力图吸入更多的新鲜气味信息，加强对新鲜事物的辨别或进行探究。然后进行相应的休憩或躲避等行为。

已经证实，马也是根据嗅觉识别发情与否的。母马在发情期间，不仅会经常嘶叫不安，竖耳，扬头，会以臀部在墙壁、柱子或槽边摩擦，并频频排尿，发情母马的气味可以远距离吸引公马，当然，公马也靠嗅觉注意附近母马，可以确定一定距离内的发情母马，在遇到母马时常有翻唇嗅天行为、即性嗅反射现象。公马也对同伴排泄的气味有着极强的反应，经常在发情母马曾经排过尿的地点排尿，因为处于发情期的发情母马，会将寻求交配的信息释放到尿中，公马舔母马的尿，然后抬头用上嘴唇掩鼻，将尿中的性信息素送入神经系统，以点燃交配的激情。

这就是《说文》中所说的“摩马”，也是“骚”的原始含义，指的是发情状态的马。此后中国成语中的“耳鬓厮磨”其实就是“耳鬓厮摩”，用来形容雄马和雌马在发情时期相互磨合(求偶)的亲密状态。而其中有意思的还有“厮”字。按词典解释，“厮”的本义是指古代干粗活的男性奴隶或仆役；至于他们是从事何种杂务，《康熙字典》还引用了两则解释：“《唐韵》养也。《集韵》析薪养马者。《公羊传·宣十二年》厮役扈养”，也就是说，他们与饲养马匹相关，经常与马匹为伍，甚至住在马厩内。当然，“厮”的字形也很有意思，使人联想起马厩的意象，和“骚”的字形成了一种关联性比照。 ^①

所以，“骚”后来就被引申为“举止轻佻”“作风下流”等意思，皆源自于其原始意味。所以《说文》有“马曰骚”一说；因为这一时期马会发出特殊的气味，所以又通“臊”，有臊气、骚气等说法。这些说法虽然没有进入正式的经典，但是在民间流传甚广，至今依然活跃。例如，如今湖北方言中，还有“骚棍子”(一般指风骚的男性)、“骚货”(一般用来贬损风流的女性)的说法。再例如，在陕西宁夏甘肃等西北地域，至今还流行叫“臊子面”的面食，因为其用羊汤泡面(羊肉汤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极为美味、且壮阳的食物)，所以格外滋养，吃了以后会精力旺盛，活力十足，俗称为“发骚”；在民间至今也还流传着“吃了羊肉跑骚”的俚语，指人吃了羊肉之后性欲大增，不能不不进行宣泄的状态；有时候人们还把处于追求配偶状态的男人或女人说成“骚气”、“骚情”等，形容这种状态的男女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喜欢表现和展示自己；如今还出现了“闷骚”的说法，指称现代文化状态中一种特殊的性状态，至于人们把好卖弄风情的人说成是“骚货”、“搔头”“骚驴”等等，在当下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不过，话说回来，“骚”一开始并没有贬义，至少是一个中性词，泛指动物和人的自然的发情或情欲状态；甚至在一段时间是褒义词，指动物，首先指马的体形优美，情欲旺盛，也指人风流倜傥，眷眷多情。所以，古人常把诗人称为“骚客”、“骚人”固然与表达对离骚作者的景仰有关，但亦不无对“骚”词的肯定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骚”又被引申为人的恋爱状态，一个人“骚”，指这个人进入青春期后开始追求异性，或者就处于谈情说爱状态。而“离”原本就有离开、离别、失去等意思，引申又可以理解为离愁、哀怨、幽怨等等。就此说来，把“离骚”解释为一首“幽怨的失恋”之歌，不仅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而且符合整首诗的内涵和情感状态。

由此推论，所谓“骚体”，可以理解为中国最早的文人写作的爱情诗，与《诗经》中的民间情歌相互映照，共同开创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风骚”之韵从此光照中国文坛。

在这里，我们对于“骚”的重新解释，不仅为了还原《离骚》创作的原生状态和真实内涵，拨开由于日后道德和意识形态介入造成的意义上的遮蔽和扭曲，更是为了揭示文学叙述方式上的性别投影及其多元性。这种投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不仅具有男性或女性的单一性别属性，而且具有多变的、交互的变性色彩。

应该说，把“离骚”理解为“幽怨的失恋”，首先所面对的是性别的挑战。毋容置疑，屈原是一个男性，与《离骚》中自喻的“香草美人”并不一致；而《离骚》所幽怨的对象，无疑是当时楚国国王，也是一个男性，这又作何解释呢？为此，尽管古人为屈原做过很多辩解，但是时至今日，依然留下了很多疑问和误解。例如，当下就有人如此质疑：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①

初看这种评价有点苛刻，但是点出了不少人心中的疑惑，这就是如何定位屈原作为一个诗人的性别取向。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以往由于理论框架的限制，更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性别取向认同始终是一个禁区，前人也总是回避在性别方面进行深究，这就不能不对于《离骚》的主题意旨也有所遮蔽。

由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展开了思考，以此证明我的观点。

首先，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说，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跨性别的精神现象，应该说，现实生活中作家自我有确定的性别取向，但是在具体创作中却可能超越这种固定角色，以不同性别取向的自我出现，因此呈现出变性叙述(narrative of transsexual) ^② 的特色，也就是说，人类作为男女双性的共同体，拥有一种在两性之间进行沟通与平衡的本能，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性别倾向与叙述功能。

或许这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阴阳同体”的观念，文学创作的男性叙述和女性叙述构成了其阴阳两个层面，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中有不同表现。这在屈原的作品中，就有明显表现。在这里，对比一下《国殇》与《离骚》就可以发现，诗人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性别角色和纬度进行创作，也不会拘泥于一种叙述方式不变。在《国殇》中，铿锵的语调与话语，突显了男性的力量与欲望，充满着征服性的英雄旋律：“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而在《离骚》中，则是另外一种情调：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这是一种怨女叙述，不仅脱离了《国殇》的宏大英雄叙事方式，而且充满个人化的被压抑的幽怨与想象，呈现出与正统的男性身份不同的叙述特征。这不仅导致了后来正统文人的贬责，而且也引起了一些现代学者对于屈原性别取向的诸多猜疑，怀疑他是否具有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

事实上，我们如今所能设想和接受的文学艺术，并非是一种纯粹男性或女性的叙述，而是一种两性和谐融通的状态；而在漫长的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阳刚”与“阴柔”的不同艺术气韵和风格，既有辗转反侧的屈原之贞洁，又有隐忍至刚的司马迁之绝唱；既有男性为爱殉情的《孔雀东南飞》，也有女性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既有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宏论，也有曹植《洛神赋》“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之低吟；既有大漠长风的边塞诗，又有雕栏玉砌的宫廷诗；既有“大江东去”的豪放派，又不乏“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婉约词；凡此种种，都表现了变性叙述在不同情景和语境中的美学契合和对称效应，表达了人们不同的审美期待和需求。

其次，从屈原的个性心理方面来识别，是否存在着性别认同不确定、甚至迷离倾向。对此，在历史资料方面是匮乏的，因为这是一个禁区。但是从《离骚》文本分析中，却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离骚》带有某种自传和自叙的性质，所以不难发现诗人自小就有一种女性化取向，不仅爱美，而且有洁癖，喜欢用花啊草啊来装饰自己，所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就表达了这种情景。至于在性格方面，也表现出了极度自恋的倾向，经常感叹“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时常独自在花前水边哀叹岁月的流逝，“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并且发出长长的叹息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以说，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这种女性化的自恋与哀怨情绪，其实也反映了其性心理方面的特殊状态，其很可能是导致屈原政治悲剧的重要原因。由此，《离骚》成了日后中国文学中表达闺怨离愁的先河，且为中国的诗词叙述增添了一种幽怨的女性色彩。

第三，屈原的这种心理倾向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在当时是否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基础？《离骚》产生于楚文化沃土之中，就其文化氛围来说，楚文化具有深厚的母性或女性崇拜根系，孕育了中国独特的艺术观念。屈原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南方文化，拥有深厚的女性文化与女神崇拜的渊源与资源，具有阴柔的艺术气质；再加上仕途不利，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滋养了忧郁、哀怨和多愁善感的情绪，为其独特的叙述方式提供了心理基础。

其实，中国文化不仅一向重视“阴阳平衡”，而且对于母系或者女性文化的意义有着特别的关注，从中国文字中就能看出，“一些从女的姓氏特别古老，远古时代许多部落酋长的姓大都从‘女’，如神农姓姜；黄帝姓姬；虞舜姓姚。周人的王族为姬姓；秦人的王族为嬴姓等等。有学者以为这或许是古老的母系社会的文化孑遗” ^① 尤其在老子的思想中，就能看到浓重的女性色彩。在老子看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自然之道的基础就是母性的，雌性的，因此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这就是老子心目中的“万物之母”。显然，中国古文字中的“母”字，就包含着女性崇拜的意味。《说文》曰：母字从女，象怀子形。也就是说，这原本是一个模拟怀孕女性的象形字。还有一说是象乳形，如《仓颉篇》所言，其中有两点，象人乳形。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古代原始时期的大乳女性石像。这自然也影响到了美的观念。在中国文字中，很多从女的字都表达了美好的意思，比如“好”、“娇”、“娱”、“娴”、“妙”、“姿”等，还有像“妩媚”、“婵媛”、“袅娜”等一些词汇，都与女性直接相关，根据《说文》的解释：“好，美也”；“娇，好也”；“娱，乐也”；“娴，雅也”等等，说明中国古人的美的观念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 。由此而言，屈原能够创作出《离骚》这样独特的作品，不是偶然的，其风格、意蕴和传播都有着中国独特的文化源流和基础。

最后，我不能不探讨一个问题，为何自古以来人们对屈原作品中的性别意识、特别是其中的情爱因素视而不见，反而仅仅强调其忠君爱国的一面呢？显然，这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是由于中国文学批评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所致，一般批评家都不可能绕过。这一点，连司马迁也不能回避，他想肯定屈原，首先得在政治来为其定位，否则，屈原不仅不可能列入经典，恐怕连在历史是否可以留存至今都是个问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受到压抑的文学及其文学家，其心理的形成与女性在整体文化格局中的体验与定位，有相通、甚至相同的地方，不能不呈现出近似、甚至同构的特点。就此来说，在长期的男权文化专制环境中，文学不能不处于弱势的亚文化地位，而文人作家不能不经常处于“女性化”、甚至“小媳妇”心理状态，更多地倾向多情、含蓄和柔美的气质，以幽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艺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话语形态不同，其始终属“阴”，具有女性化的倾向与特征，以自己特有的柔情与力量的男权文化体制抗衡，以伸张和表现人们被压抑的人性需求和情感欲望。因此，作为文学呈现的变性叙述，也更突出表现在从男性向女性话语的转变。

《康熙字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437-1438页。

我以为“骚”的字形就表现了公马和母马在发情时期耳鬓厮磨的情形，与我在小时候在新疆看到的情况有神似之妙。从字源字形方面考察，“骚”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形通一匹马站立爬在另一匹马背后，暗示马匹求偶状态。

李敬泽：《办公室里的屈原》，引自来源: “家园专题学习网站”。

关于“变性叙述”，可参见拙作《变性叙述：对性别意识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探讨》。

段石羽：《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段石羽：《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