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秀丽的山城万隆开幕。这是首次仅由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呼应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率中国代表团、冲破重重阻力出席万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响亮口号，不仅促成会议圆满闭幕，还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内涵，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回顾历史发现，中国代表团远赴万隆与会并非一路坦途。国内外反动势力忌惮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场合发声、继续拓展新中国国际影响力。台湾特务机关为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炸机事件，企图谋杀周恩来。万幸的是，周恩来本人因临时增访缅甸而幸免于难。一时之间，中国代表团是否如约与会、万隆会议是否如常举行成为各方关注焦点。面对严峻安全形势，周恩来依然决定赴印尼参会，展现了中国为促进国际和平不畏艰险的坚定决心。

万隆会议最终取得丰硕成果也绝非易事。虽然与会29国大多数热烈支持这次会议，期盼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但无奈各国国情各异，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张有别。美西方也正多管齐下，想方设法拉拢亚非国家，倾力打造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会议期间，大多数国家诉求和平，但仍有个别国家抨击共产主义，公开质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和谐氛围遭到破坏，阴云密布。

关键时刻，周恩来战略性放弃率先发言机会，决定在其他国家代表发言后再登台，有针对性地增信释疑。在发言内容上，周恩来也并未按原计划宣读预先准备的发言稿，而是在散发书面原稿后重点作即席发言。针对个别国家代表的不友好甚至反华言论，周恩来并未同其计较，而是棋高一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清晰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立场，指出“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周恩来的发言当即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发言赞同，极大缓和了大会紧张氛围，锚定了积极向上的会议基调。在全体会议之余，中国代表团还积极主动同各与会国代表会晤交流，为大会最终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作出积极贡献。《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体现了“团结、友谊、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而这十项原则的主体内容可追溯至更早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1953年底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中印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1954年4月，中印双方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协定》序言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中印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具体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赞同，分别写入中印、中缅两国联合声明，成为新中国冲破美西方封锁、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

60多年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国对外政策基石，也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中国始终致力于与各国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坚信在这条符合历史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的正确道路上，会有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国携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