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深秋,有“压不扁的玫瑰”之称的杨祖珺从台北飞来,做了一场《重探一九七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创作歌谣的时代背景》的学术报告。
杨祖珺口中的“知识青年创作歌谣”即大陆所称的“台湾校园歌曲”,拥有从“50后”到“90后”的几代听众,但其中不少听众会问:杨祖珺是谁?
她是1978年台湾首次出现的中文歌曲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当红歌手;
她是1988年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第一人;
她是台湾“唱自己的歌(相对于唱外文歌曲)”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演唱者;
她是歌曲《美丽岛》、《少年中国》的原唱……
包括在台湾,杨祖珺也不再以歌手著名,以至于她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到被路人认出“你是民歌手”时,眼睛里闪烁出欣喜与安慰。虽然身心俱在台湾40多年社会变革的伤痛中煎熬,杨祖珺还是在乎她生命的原点:民歌(创作歌曲)与歌手。
站在北京的讲台上,“翻搅”40年前的台湾往事,杨祖珺不谈自己,只谈“背景”,“以期弥补目前已存大量相关研究的当时样貌”。
杨祖珺开场解释:她报告中的“知识青年”,泛指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考上大学,曾经使用国语(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或中国各省方言发表过创作歌谣的台湾青年。
背景一:
没人敢种向日葵
杨祖珺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台湾青年生活的政治背景——白色恐怖:上世纪70年代很容易遇到无数“充满了政治想象力”的社会禁忌:例如,市场上几十年都买不到向日葵,台湾的乡村野地也几乎无人种植太阳花(因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关联)。美术系画太阳花或使用太大面积的红色,会招来教官约谈。即便到70年代末期,偶尔播放大陆新闻,也必须是负面主题和黑白画面。
在台湾40多年的戒严时期,思想审查工作由军方“警备总司令部”负责,政府、宗教团体、媒体、学校、民间社团各种大大小小机构都规定设置“人事第二室”,这些人员负责随时近身监控。老百姓连私下聊天都会不经思考就主动筛选掉“思想有问题”的话题,众人皆知“不要自找麻烦”。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二·二八”等台湾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杨祖珺在报告中只谈“创作歌谣”的背景,不谈歌谣。有听讲者当场请她介绍歌谣的代表作,表现出对歌谣本身的关注更多。其实,相对于歌谣本身,所产生的背景决定了歌谣的属性及歌手的命运。当时,杨祖珺为录唱片而送审的歌曲全部被禁:《美丽岛》“主张分离主义”、《少年中国》“与匪隔海唱和”、《我知道》“向往工农兵文艺”……她在台视主持的音乐节目也一再被要求演唱“爱国净化歌曲”,她因此愤而辞职,开始了“被禁”人生,也开启了到农村、工厂“做人民歌手”的起点,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
正是因为杨祖珺对这段背景的介绍,记者才认识到陪伴过我青春岁月的“校园歌曲”,不仅仅是台湾的风光雪月、感时伤怀,它还承载着影响社会、改变人群的理想与奋斗,开启了后来台湾音乐创作人的社会意识与人文关怀。
背景二:
吃美国奶粉长大
杨祖珺在报告中引用戒严时期两次成为政治犯的台湾文学家陈映真对台湾青年知识分子接受美国影响的比喻:吃美国奶粉长大。杨祖珺说,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都羡慕过“假日到美新处(美国新闻处)”、“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一个月”、“得到美国政府的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奖学金”、“由美国相关文化经费支持”……70年代台湾在校的大学生,已经早早被师长们排好了人生时间表:初中、高中、大学、留学,而且一定是去美国。当时有一句人所周知的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选择美国为留学对象的台湾大学毕业生, 50年代约89%,60年代前半段约79%,70年代前半段为86%,后半段达90.7%。反映了当时台湾青年的人生价值与目标。
而美国流行文化在台湾一向占有很大的比例,杨祖珺介绍了美国学者Thomas B. Gold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能够在台湾体现,一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共立场和文化紧缩政策;二是中日建交后,台湾当局开始严格控制日本文化;三是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带动文娱需求,台湾商人盗版生产美国唱片、书籍;四是美军电台播放的音乐主导流行品位。
但杨祖珺认为,那个年代充满了社会意识及抗议精神的美国流行(歌曲)文化,对于台湾创作歌谣的影响并不如有些研究者所言。他们忽略了几项重要事实,首先,60年代抗议歌曲出现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时,虽然台湾已有盗版唱片发售,但70年代的歌谣创作者们还是埋首苦读的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其次,中学生的英文程度普遍不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流行歌曲中具有明显社会改革或左派意识的歌曲,都会被查禁。因此,当时就算是跟着电台主持人熟背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学生,即便学会哼唱了很多歌曲,也不知道那些歌手和歌曲的社会意义。
她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当时的杨祖珺是从上海迁到台北的人家的大小姐,抱着吉他在大学校园唱英文歌的时髦女大学生,在校园演唱会和餐厅里演唱的青春歌手。她和记者谈到美国女歌手琼·贝兹(John Baez)对她的影响,女歌手弹着吉他穿行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高歌“让仇恨化为互爱、使强者怜悯弱小”的姿态令她膜拜,当时她不明白左派、反战这些政治概念,但她再也“不稀罕”做一个珠光宝气的歌星,而想唱“老天,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背景三:
有了“去头掐尾”的空间
杨祖珺在其自传《玫瑰盛开》里回忆了“李双泽闹场事件”。杨祖珺在校园演唱会上压轴演出前,一位叫李双泽的青年提着一瓶可口可乐冲到台上质问:“我们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也都是外国歌曲,我们自己的歌呢?”
这一声呐喊震撼了一统校园的美国旋律,但唱英文歌的杨祖珺相当不服气:我想唱中国歌,可大多数的歌曲都在30年以上了,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杨祖珺谈到社会环境变化催生了“我们自己的歌”——“校园歌曲”。她分析,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区的台湾加工出口贸易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农业衰败和自然环境污染的问题逐年严重。中日建交、保钓运动和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令主政者策略性扩大了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台湾地方势力参政机会,关注国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也获得了“去头掐尾”的空间。
台湾知识青年创作歌谣的养分来源,也包括台湾陆续成立的“现代诗社”、“五月画会”、“东方画会”、《剧场》杂志等等这些新的、现代的文艺组织和作品。70年代,台湾的报纸、杂志出现了年轻人或思想上解放的中年人所书写的新小说、“乡土”散文,大改过去只有反共作家或军中作品的面貌,这些创作为70年代的台湾带来了新鲜而丰富的社会讯息。此外,还能在台北市牯岭街的旧书摊上找到冰心、老舍的书,这些都是已经被查禁的,但在少数的年轻知识分子之间流传。
最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电视音乐节目和比赛节目对歌谣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到1998年才停播的“五灯奖”歌唱比赛,1965年在台视开播,参赛歌曲以国语和闽南话为主,选手都是非职业的,他们在唱歌的同时还展现了不少民间艺术,对“自己的歌”的创作者影响匪浅。还有中视在1971年播出的“金曲奖”,主旨就是“鼓励创作歌曲”,女主持人头戴宽边草帽弹吉他唱歌的形象,带动了不少年轻人创作歌曲的愿望。第三个节目就是杨祖珺主持过的“跳跃的音符”,“我如果要去主持,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唱自己的歌”,杨祖珺向制作团队宣称。
……
杨祖珺作为“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做了这场报告,虽然其中的每一步她都亲身经历,但她不谈自己,不带感情,力求提炼“歌谣创作”产生背景的学术价值。这样的背景研究,不仅有助于大陆听众对“校园歌曲”的深入认识,也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几十年间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了解的视角。
《美丽岛》与《少年中国》
走下讲坛的杨祖珺生动、随性,她坐在北京一家素食餐厅吃了一顿“饱饭”后会大喊“生活真美好”;她在聊天时认真问朋友:“当时你懂你的信仰吗?”她在说起年轻时的梦想“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死也甘愿”时仍然落泪;她在回忆过往时突然加上一句感慨:我爱理想……
杨祖珺从“唱自己的歌”开始,投身民歌运动,为帮助雏妓、残障儿童办募款演唱会,与当时对抗国民党当局的党外运动结缘。杨祖珺说:“我当时哪里懂政治,但我一腔热血要为社会做事,看到雏妓、鱼贩、赤脚兄弟们脏乱的生活,我要给他们唱歌,把世界来改变。”
但杨祖珺被当局视为进行工运、学运活动,她的唱片被禁,一直邀请不断的演出被取消,有些演唱会是她策划、组织的,自己却不能上台,只能躲在后台。即便那种情况下,杨祖珺仍然曾经天真地以为:“他们会明白,我只是为了民族、音乐在努力,我没有什么‘阴谋’。”但封杀还是一次次来临,杨祖珺在自传中感叹:“我形似愚蠢,但真诚万千的爱人之心,怎么就那么任人践踏在脚底下呢?我们社会中有多少生命力,就这样被扭曲得无影无踪呢?”
无论是否主观愿意,杨祖珺这位被封杀的歌手成为政治人物,1986年她当选民进党创党中执委;1987年被刚成立的夏潮联谊会选为评议长;1988年率首个“台湾返乡探亲团”到大陆,同年,成为“中国统一联盟”创盟盟员。后来她赴美继续年轻时中断的学业,取得美国麻州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学位,回台后任教大学校园。
杨祖珺对记者说:“《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两首歌最能说明我的命运,原来只是‘自己的歌’,无关政治,但‘美丽岛’的名字被当时的党外运动所用,便有了‘独’的色彩,国民党不准播;《少年中国》又因为有‘中国’两字,成为民进党的禁忌。”
因为禁忌,杨祖珺在台湾“校园歌曲”的地位被或多或少淡化忽略,以至不少人只知后来者叶佳修、罗大佑、侯德健等,以至《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不那么家喻户晓。但对这段历史稍作探究的人,不会跳过杨祖珺的名字,也不会不听一听《美丽岛》和《少年中国》——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叮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美丽岛》)
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你对我说/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中国》)
链接>>>
校园歌曲在台湾又称民歌、歌谣,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各大学校园,以中文创作,内容贴近民众生活,体现民族意识和现实的思考,因此被称为“民歌”。也有人类比当时美国的流行音乐称此种音乐风格为“歌谣”。
但这种“民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民间流行的各类型民歌,有研究者又将其称为“校园民歌”或“校园歌曲”。
校园歌曲的题材分类及代表作:
怀古与历史
美丽岛、龙的传人、唐山子民、中华之爱、易水寒、古国今昔、侠客、我心似清泉、送你一把泥土、赤壁赋
乡愁
乡愁四韵、少年中国、归去来兮、归人沙城、出塞曲、芦歌、橄榄树、浮云游子、旷野寄情、就要挥别
中国诗词
钗头凤、雨霖铃、秘摩崖月夜、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偶然、浮生千山路
生活民俗
庙会、月琴、今山古道、乡间小路、晚霞满渔船、雨中即景、酒干倘卖无、外婆的澎湖湾、乡居记趣、正月调、鹿港小镇、拼宵夜、捉泥鳅、童年
自然咏叹与怀想
秋蝉、小贝壳、小草、听泉、守住这一片阳光、蜗牛与黄鹂鸟、夕阳伴我归、兰花草、微光中的歌吟、让我们看云去、小草、祈祷
爱情
你那好冷的小手、小秘密、风告诉我、如果、神话、偶然、木棉道、拜访春天、小茉莉、忘了我是谁、阿美阿美、离开你走近你、风中的往事、生命中的阳光、欢颜、走在雨中、阳光和小雨、守着阳光守着你、天天天蓝、忘了我是谁、恰似你的温柔、野百合也有春天、梦的衣裳、请拥抱我、第一支舞、我深爱过
北京深秋,有“压不扁的玫瑰”之称的杨祖珺从台北飞来,做了一场《重探一九七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创作歌谣的时代背景》的学术报告。
杨祖珺口中的“知识青年创作歌谣”即大陆所称的“台湾校园歌曲”,拥有从“50后”到“90后”的几代听众,但其中不少听众会问:杨祖珺是谁?
她是1978年台湾首次出现的中文歌曲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当红歌手;
她是1988年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第一人;
她是台湾“唱自己的歌(相对于唱外文歌曲)”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演唱者;
她是歌曲《美丽岛》、《少年中国》的原唱……
包括在台湾,杨祖珺也不再以歌手著名,以至于她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到被路人认出“你是民歌手”时,眼睛里闪烁出欣喜与安慰。虽然身心俱在台湾40多年社会变革的伤痛中煎熬,杨祖珺还是在乎她生命的原点:民歌(创作歌曲)与歌手。
站在北京的讲台上,“翻搅”40年前的台湾往事,杨祖珺不谈自己,只谈“背景”,“以期弥补目前已存大量相关研究的当时样貌”。
杨祖珺开场解释:她报告中的“知识青年”,泛指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考上大学,曾经使用国语(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或中国各省方言发表过创作歌谣的台湾青年。
背景一:
没人敢种向日葵
杨祖珺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台湾青年生活的政治背景——白色恐怖:上世纪70年代很容易遇到无数“充满了政治想象力”的社会禁忌:例如,市场上几十年都买不到向日葵,台湾的乡村野地也几乎无人种植太阳花(因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关联)。美术系画太阳花或使用太大面积的红色,会招来教官约谈。即便到70年代末期,偶尔播放大陆新闻,也必须是负面主题和黑白画面。
在台湾40多年的戒严时期,思想审查工作由军方“警备总司令部”负责,政府、宗教团体、媒体、学校、民间社团各种大大小小机构都规定设置“人事第二室”,这些人员负责随时近身监控。老百姓连私下聊天都会不经思考就主动筛选掉“思想有问题”的话题,众人皆知“不要自找麻烦”。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二·二八”等台湾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杨祖珺在报告中只谈“创作歌谣”的背景,不谈歌谣。有听讲者当场请她介绍歌谣的代表作,表现出对歌谣本身的关注更多。其实,相对于歌谣本身,所产生的背景决定了歌谣的属性及歌手的命运。当时,杨祖珺为录唱片而送审的歌曲全部被禁:《美丽岛》“主张分离主义”、《少年中国》“与匪隔海唱和”、《我知道》“向往工农兵文艺”……她在台视主持的音乐节目也一再被要求演唱“爱国净化歌曲”,她因此愤而辞职,开始了“被禁”人生,也开启了到农村、工厂“做人民歌手”的起点,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
正是因为杨祖珺对这段背景的介绍,记者才认识到陪伴过我青春岁月的“校园歌曲”,不仅仅是台湾的风光雪月、感时伤怀,它还承载着影响社会、改变人群的理想与奋斗,开启了后来台湾音乐创作人的社会意识与人文关怀。
背景二:
吃美国奶粉长大
杨祖珺在报告中引用戒严时期两次成为政治犯的台湾文学家陈映真对台湾青年知识分子接受美国影响的比喻:吃美国奶粉长大。杨祖珺说,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都羡慕过“假日到美新处(美国新闻处)”、“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一个月”、“得到美国政府的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奖学金”、“由美国相关文化经费支持”……70年代台湾在校的大学生,已经早早被师长们排好了人生时间表:初中、高中、大学、留学,而且一定是去美国。当时有一句人所周知的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选择美国为留学对象的台湾大学毕业生, 50年代约89%,60年代前半段约79%,70年代前半段为86%,后半段达90.7%。反映了当时台湾青年的人生价值与目标。
而美国流行文化在台湾一向占有很大的比例,杨祖珺介绍了美国学者Thomas B. Gold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能够在台湾体现,一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共立场和文化紧缩政策;二是中日建交后,台湾当局开始严格控制日本文化;三是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带动文娱需求,台湾商人盗版生产美国唱片、书籍;四是美军电台播放的音乐主导流行品位。
但杨祖珺认为,那个年代充满了社会意识及抗议精神的美国流行(歌曲)文化,对于台湾创作歌谣的影响并不如有些研究者所言。他们忽略了几项重要事实,首先,60年代抗议歌曲出现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时,虽然台湾已有盗版唱片发售,但70年代的歌谣创作者们还是埋首苦读的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其次,中学生的英文程度普遍不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流行歌曲中具有明显社会改革或左派意识的歌曲,都会被查禁。因此,当时就算是跟着电台主持人熟背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学生,即便学会哼唱了很多歌曲,也不知道那些歌手和歌曲的社会意义。
她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当时的杨祖珺是从上海迁到台北的人家的大小姐,抱着吉他在大学校园唱英文歌的时髦女大学生,在校园演唱会和餐厅里演唱的青春歌手。她和记者谈到美国女歌手琼·贝兹(John Baez)对她的影响,女歌手弹着吉他穿行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高歌“让仇恨化为互爱、使强者怜悯弱小”的姿态令她膜拜,当时她不明白左派、反战这些政治概念,但她再也“不稀罕”做一个珠光宝气的歌星,而想唱“老天,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背景三:
有了“去头掐尾”的空间
杨祖珺在其自传《玫瑰盛开》里回忆了“李双泽闹场事件”。杨祖珺在校园演唱会上压轴演出前,一位叫李双泽的青年提着一瓶可口可乐冲到台上质问:“我们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也都是外国歌曲,我们自己的歌呢?”
这一声呐喊震撼了一统校园的美国旋律,但唱英文歌的杨祖珺相当不服气:我想唱中国歌,可大多数的歌曲都在30年以上了,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杨祖珺谈到社会环境变化催生了“我们自己的歌”——“校园歌曲”。她分析,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区的台湾加工出口贸易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农业衰败和自然环境污染的问题逐年严重。中日建交、保钓运动和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令主政者策略性扩大了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台湾地方势力参政机会,关注国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也获得了“去头掐尾”的空间。
台湾知识青年创作歌谣的养分来源,也包括台湾陆续成立的“现代诗社”、“五月画会”、“东方画会”、《剧场》杂志等等这些新的、现代的文艺组织和作品。70年代,台湾的报纸、杂志出现了年轻人或思想上解放的中年人所书写的新小说、“乡土”散文,大改过去只有反共作家或军中作品的面貌,这些创作为70年代的台湾带来了新鲜而丰富的社会讯息。此外,还能在台北市牯岭街的旧书摊上找到冰心、老舍的书,这些都是已经被查禁的,但在少数的年轻知识分子之间流传。
最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电视音乐节目和比赛节目对歌谣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到1998年才停播的“五灯奖”歌唱比赛,1965年在台视开播,参赛歌曲以国语和闽南话为主,选手都是非职业的,他们在唱歌的同时还展现了不少民间艺术,对“自己的歌”的创作者影响匪浅。还有中视在1971年播出的“金曲奖”,主旨就是“鼓励创作歌曲”,女主持人头戴宽边草帽弹吉他唱歌的形象,带动了不少年轻人创作歌曲的愿望。第三个节目就是杨祖珺主持过的“跳跃的音符”,“我如果要去主持,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唱自己的歌”,杨祖珺向制作团队宣称。
……
杨祖珺作为“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做了这场报告,虽然其中的每一步她都亲身经历,但她不谈自己,不带感情,力求提炼“歌谣创作”产生背景的学术价值。这样的背景研究,不仅有助于大陆听众对“校园歌曲”的深入认识,也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几十年间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了解的视角。
《美丽岛》与《少年中国》
走下讲坛的杨祖珺生动、随性,她坐在北京一家素食餐厅吃了一顿“饱饭”后会大喊“生活真美好”;她在聊天时认真问朋友:“当时你懂你的信仰吗?”她在说起年轻时的梦想“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死也甘愿”时仍然落泪;她在回忆过往时突然加上一句感慨:我爱理想……
杨祖珺从“唱自己的歌”开始,投身民歌运动,为帮助雏妓、残障儿童办募款演唱会,与当时对抗国民党当局的党外运动结缘。杨祖珺说:“我当时哪里懂政治,但我一腔热血要为社会做事,看到雏妓、鱼贩、赤脚兄弟们脏乱的生活,我要给他们唱歌,把世界来改变。”
但杨祖珺被当局视为进行工运、学运活动,她的唱片被禁,一直邀请不断的演出被取消,有些演唱会是她策划、组织的,自己却不能上台,只能躲在后台。即便那种情况下,杨祖珺仍然曾经天真地以为:“他们会明白,我只是为了民族、音乐在努力,我没有什么‘阴谋’。”但封杀还是一次次来临,杨祖珺在自传中感叹:“我形似愚蠢,但真诚万千的爱人之心,怎么就那么任人践踏在脚底下呢?我们社会中有多少生命力,就这样被扭曲得无影无踪呢?”
无论是否主观愿意,杨祖珺这位被封杀的歌手成为政治人物,1986年她当选民进党创党中执委;1987年被刚成立的夏潮联谊会选为评议长;1988年率首个“台湾返乡探亲团”到大陆,同年,成为“中国统一联盟”创盟盟员。后来她赴美继续年轻时中断的学业,取得美国麻州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学位,回台后任教大学校园。
杨祖珺对记者说:“《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两首歌最能说明我的命运,原来只是‘自己的歌’,无关政治,但‘美丽岛’的名字被当时的党外运动所用,便有了‘独’的色彩,国民党不准播;《少年中国》又因为有‘中国’两字,成为民进党的禁忌。”
因为禁忌,杨祖珺在台湾“校园歌曲”的地位被或多或少淡化忽略,以至不少人只知后来者叶佳修、罗大佑、侯德健等,以至《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不那么家喻户晓。但对这段历史稍作探究的人,不会跳过杨祖珺的名字,也不会不听一听《美丽岛》和《少年中国》——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叮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美丽岛》)
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你对我说/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中国》)
链接>>>
校园歌曲在台湾又称民歌、歌谣,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各大学校园,以中文创作,内容贴近民众生活,体现民族意识和现实的思考,因此被称为“民歌”。也有人类比当时美国的流行音乐称此种音乐风格为“歌谣”。
但这种“民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民间流行的各类型民歌,有研究者又将其称为“校园民歌”或“校园歌曲”。
校园歌曲的题材分类及代表作:
怀古与历史
美丽岛、龙的传人、唐山子民、中华之爱、易水寒、古国今昔、侠客、我心似清泉、送你一把泥土、赤壁赋
乡愁
乡愁四韵、少年中国、归去来兮、归人沙城、出塞曲、芦歌、橄榄树、浮云游子、旷野寄情、就要挥别
中国诗词
钗头凤、雨霖铃、秘摩崖月夜、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偶然、浮生千山路
生活民俗
庙会、月琴、今山古道、乡间小路、晚霞满渔船、雨中即景、酒干倘卖无、外婆的澎湖湾、乡居记趣、正月调、鹿港小镇、拼宵夜、捉泥鳅、童年
自然咏叹与怀想
秋蝉、小贝壳、小草、听泉、守住这一片阳光、蜗牛与黄鹂鸟、夕阳伴我归、兰花草、微光中的歌吟、让我们看云去、小草、祈祷
爱情
你那好冷的小手、小秘密、风告诉我、如果、神话、偶然、木棉道、拜访春天、小茉莉、忘了我是谁、阿美阿美、离开你走近你、风中的往事、生命中的阳光、欢颜、走在雨中、阳光和小雨、守着阳光守着你、天天天蓝、忘了我是谁、恰似你的温柔、野百合也有春天、梦的衣裳、请拥抱我、第一支舞、我深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