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苗，经济管理在职研究生，高级讲师，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校长、党委副书记。现为教育部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校评审专家，省级专家库成员，安徽省职成教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机械职业教育协会“行指委”委员，安徽省汽车行业（工程）协会（学会）、经销商会委员等。先后被授予“第二届中国职业教育杰出校长”、“安徽省首届优秀校长”称号。

2013年10月22日．这一天对记者而言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上午，记者采访了位于合肥的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的朱国苗校长；而对于朱校长而言，这一天恰巧是他到校就任10周年的日子,2003年的10月22日，是他从外校书记的岗位上调任汽车学校校长的到任首日。采访就此打开了话题。

记者：刚才得知，今天是您来到汽车学校当校长10年整，这10年是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发展最快的10年。您作为校长，回顾这10年，有哪几件事感触最深，或者说最令人感到自豪？

朱国苗：自豪谈不上，回想起来，使我感到宽慰的有几件事。

首先是当了一回“上访者”。到省编办（编委）“上访”，经过几年努力，把学校的编制问题算根本上解决了。学校最初只有70人的编制，“十一五”期间，我校招生数曾出现了年递增千人的势头，到2008年．在校生总规模达12 000人．这也导致了学校生师比仍严重失衡，高达40:1，远远高于省内同类中职学校和省、部规定比例。我校当时还是1997年核定的事业编制，只有103人，多种原因核编工作延滞了十多年。自2003年起连续参加事业单位统一招考，先后共招录引进80余名大学生来校充实教学一线，但远不能满足万人规模的办学需要。尽管与地方职高联合办学采用“1+2”的方式缓解教学资源不足难题，但学校仍不得不编外聘用了150余名同志在校超负荷地承担着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对学校食堂及后勤服务实行社会化经营。2007年，学校事业编制已满，为保证师资队伍的及时补充，一方面向主管部门请求，从兄弟学校调剂35个事业指标，并使用离岗占编指标，应急完成紧缺专业教师的补充工作，实在是无奈之举，但也创了全省先例；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请求核编，终于在2011年重新核定学校编制为271人，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是当了一回“化缘人”。前面是解决人的问题，这里是解决钱的问题。我校是省属学校，经费渠道上归省级财政。安徽还是经济欠发展省份，有人说安徽是职教大省，我曾戏言“什么叫职教大省，职教大省就是能省就省；如果不该省的也省了，那就叫职教太省，而不叫职教大省了”。在办学经费问题上，我2003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学校账上只有330万，建设新校区买地的零头都不够，新校区位于开发区，首付款不到位，开征的地就要收回来。说来很惭愧，当时到处“化缘”、到处借，曾因为借钱应酬伤身进了医院，我记得那是2003年的12月22日，过三天就是圣诞节也是新校区征地付款截止日。向兄弟学校借，向教育厅打报告，向银行借贷，许多银行不给贷，你是中职学校，你又没有担保，也没有什么东西抵押，怎么给你贷款？为自筹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差不多所有银行都跑了，最后交通银行贷给了我们1 000万，1 000万启动的是一期6 000万的工程，我现在一直对交通银行安徽分行心存感激。前几年还在职工内部搞集资委托贷款，凑钱，企业再垫一点，被称为“三点式”，有点不大好听，就是：银行贷一点，职工凑一点，企业垫一点，慢慢地把新校区建起来了。

第三是当了一回“传教士”。此“传教士”非彼传教士，乃“宣传职教理念者也”。我们职教人也要有一点佛教情怀，“普度众生”嘛，职业教育是一种积德的教育。我认为面向人人的职教其实就是平民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兜底的教育”，我们学校的学生70%以上来自农村，有时甚至达到80%．弱势群体比重大。

我们中国有深厚的教育传统，例如，我老家江南皖南这一带，尊师重教、崇尚读书，但他们的传统是认为只有“上大学、上好大学”才算出人头地，上职业学校．特别是像上一些专业不怎么好的职业学校，觉得很丢面子。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缺乏认同的大环境，对于我们不少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同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努力扭转社会的不认同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鉴于职业教育发展外在环境，我们怎样练好内功，就对职业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对我们的教师。我们既然从事职教这样一个职业，你若不爱这个职业，你怎么能教好学生？！你教出来的学生又怎能受企业、社会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教育，包括高职，现在都要转变观念，我们要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初级人才，或者叫应用型、实用性人才。但人有所长也有所短，有时候我们自我安慰、白我鼓励，让我们的教师要找到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如果总觉得这只是种谋生的手段，“到不了其他更好的单位，没办法求其次，我在这个单位，能挣点就可以了。”如果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来任教，你怎么能教好学生。

通过这两年示范校创建，这种意识增强了，就是要改革，改革我们现有的教学模式，传统的“黑板上造汽车，教室里种田”，那是不行的。职业教育如果完全搞成文化知识教育的话，你搞不过普遍学校，你也没必要搞这个，够用为度，但要在技能素质上有提升。技能提升方面往往也有误区，就是“提升技能是不是仅通过技能大赛一条路？”不能把普教的“应试教育”变成职教的“应赛教育”，应赛教育毕竟还只是面向少数人，我们必须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整体技能水平，让他们能学到真本领。如果学校资源丰富．可以搞一点尖子特技训练，如同“奥运战略”；但如果学校本来资源就很有限，把师资、设备资源相对集中地用于少数学生，这对其他更多的学生是一种不公平。我们认为要长远看问题，不能以获得全国多少奖，省级多少奖作为唯一衡量指标，更重要还是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素养，汽车企业的文化传统更看重这个。学生技能能用得上、身体要好，特别是品行要好，能做事、能吃苦耐劳，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职业教育重在“立德树人”。相对来说，职业学校学生入学文化基础比较差，行为习惯也不大好，但我们不认为他们都是差生，他们只是普遍教育的不适应者。他们作为职业教育的对象，未来要成力我们企业、单位所能认可、所能接收，最好是受欢迎的从业人员，这就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根本所在。你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办职业学校干什么？！

现在是学生选学校，而学校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好的教育模式与内容，要改革我们传统的教材、教师、教室，等等。同时，要结合学生实际进行办学模式、教学模式、教育方式、教学内容上的创新，还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适应网络媒体社会的特点不断创新育人模式。

还有一个学生转岗能力问题。现实中，企业本身技术也在升级，岗位、环境都在变，不能使这些孩子简单地成为一种生产流水线的操作者，叫“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缺乏人文关怀，孩子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难道“我一辈子就干这个，一辈子拧螺丝吗？”从培养人的角度讲，期待学校办学更多地突出产业、行业特色，包括汽车文化，打造新型汽车人，可以造车、可以修车、可以开车、可以卖车、可以养车，今后成为文明交通行车公民。他们在校时间很有限，初到学校来也有自卑，怎么树立他们的白信，建立他们的成功感，建立他们自我的社会定位，这是我们职业学校老师或者说职教工作者要帮他们做的。在当前社会大氛围当中，所谓弱势，是一种心理上的弱势，再加上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往往足问题最多的焦虑期，也是人生成长期，最容易受社会影响，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奠基时期，把他引到正道，要看到这些孩子是我们教育的对象、服务的对象，要把所服务的每个人都视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每个人都有所长，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掘其潜能，避其短、扬其长，使他们接受一种适合于他们的教育，从而今后能够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还有一点感到很欣慰的地方，就是当了一回“群言堂堂主”。作为校长，不是官，是首席看门人、第一责任人、法定代表人，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义。我在学校从来不说自己是“一把手”、是“班长”，不搞一言堂，更没一手遮天。我本身不是学汽车相关专业的，既然上级给你这样一个位置，是对你的一种托付，要带好头。我们学校班子比较得力，也非常团结。大家团结一致在干事。成一件事，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大家心往一处想，相互鼓励不内耗，勤补台、不拆台，克服一个个难关，我们班子5名成员就是5驾马车一个方向，即共同努力“把好办学方向盘，选准发展前进挡，开足师生潜马力，构建和谐联动网，培养新型汽车人，竞跑职教快车道。”

记者：据了解学校是1979年成立的，当时底子薄、条件差，从40亩的基本合格学校，发展成为400亩的首批示范校，变化巨大。关于示范校建设您又有哪些感触？

朱国苗：我们经历了两年的示范校创建过程，当时不少人说，“创建其实就是一种折腾，甚至折腾掉几层皮。”我说那就对了。如果创建只做做表面文章，应付几项指标，这么这种所谓的“创建”既负了国家，更害了自己。创建对我们说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中，我们怎样利用这个平台和契机，啃好改革硬骨头、练好创新硬功夫、建好示范硬任务，同时也讲好科学发展的硬道理，最终才能达到国家预期的提高办学内涵与质量，提升办学软实力这样一个目标。说的再通俗一点，什么叫示范刨建？示范创建就是要让“软”的“硬”起来，不是叫你盖房子、盖楼，而是通过改革办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搞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加强与社会经济的关联度，真正使办学内涵、综合办学实力、核心竞争力能够得到切实的提高。国家投入了一笔钱，这个钱不算大，但也不是小数字，就我们学校1 020万。3个专业2个特色项目，我们称为叫“3+2”，一共5个项目。通过4项改革实现3个目标，通过前期省级检查，包括我们白查，我们认为绝大多数指标都是实现了，但是我们还要切实地进行梳理反思，还有一些方面要继续努力，我们认为虽然建设期告一段落，但是创建无止境，学校提升质量是个永恒的主题。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拐点，所谓新拐点是什么意思？就说整个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一方面经济要转型，结构要调整，技术要升级，职业教育过去仅仅认为是培养廉价劳动力，今后要解决与经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供给问题；另一方面，还考虑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主张终身教育，我们怎样在这个时期，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他从事的行业当中，找到的自己的定位和支点．把这个基奠好，为他今后的长远发展或可持续发展做点什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不要太急功近利。学校还要在新形势下，主动适应新变化，办好职业教育，毕竟任重而道远。我在职教战线虽算“老兵”，但属“新手”，时刻提醒自己要“把好方向、小心驾驶，控制速度、及时加油，随时检修、安全第一。”

记者：10年来，尽管令人宽慰之事良多，但也一定有一些使人纠结之事吧？

朱国苗：作为校长，当什么“家”谈不上，既要是教育工作者还要是社会活动者。我们其实也能够体谅上级包括领导的一些苦衷，但确实有一些我们自感无能为力的事情，为此很郁闷、纠结，许多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反而成了问题．而且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例如，在办学经费问题上，安徽职教生均经费拨款标准至今没有解决；学校有6 000万债务，由于是中职学校不是普通高校，债务不能化转。还有，中高职衔接问题，国家在积极鼓励、倡导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我们目前跟合工大、中央电大等进行学历教育的“套种”衔接。可在中、高职专业课程衔接上，我们希望和工商职业学院合作，该校也是省直属的院校，它是高职，我们是中职，它没有工科，我们是标准的工科学校，我们两个学校可以实现对接，汽车专业它不必再搞实训基地了，投入也很大．它可以借助我们资源．而我们汽车商务这一块，包括现代物流，可以借助他们的资源，但报上去了，一拖就是一年多还没同意。（记者插话：都是教育内部的事呀，为什么呢？）因为属于不同的处室、不同的领导管。

许多无形的管理体制壁垒内部如此，外部更甚。例如我们的老校区，有40多亩，由于当时的价格过低，没有进行土地置换。现在看，那块地是个优质资源，离市区相对近，而且经过校安工程改造，该拆的拆，该重建的重建，该加固的加固，高架路桥也通了，现在却发挥不了效益。我们想在那里搞一个以短培为主的培训中心或是汽车服务技师学院，但是技师学院归人社系统管。现在有学历教育，还有非学历教育，短期社会培训市场很大，这方面为什么不能搞一搞呢？让我们资源在闲置。我们想，不行就出租吧，老闲置也不行，学校还缺钱，打个报告，把那个地方整体出租，但要省财政进行资产统一管理、统一招租，不让你学校自己来，或许是为了防腐败，这也好，但你倒是帮我们招啊，报告打了几个月，到现在没下文。

另外还有一件想办的事一直没办成，就是我们想申办一个驾校。合肥市目前有14个驾校，都是在老城区的犄角旮旯的地方，城北地域上很需要有一所；另外，汽车学校办驾校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省会包括农机学校、交通学校、警官学校也都办了驾校，我们培养的是“汽车人”，不能没有驾驶技术。我们过去没有地方没办法，现在搞了50亩地的标准驾训基地，但只能校内实训，为什么不能发挥对外社会服务的功能？我们为申报驾校资质折腾得够呛，师生群众意见很大。学校不属地方，地市保护既得利益，至今未批我们的驾校资质。

我们是省属学校，深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接地气很难。就拿招生来讲，现在尽管整体生源在萎缩，但我们在中职学校当中还是保持前列的。今年也能招到2 000人，但是费了好大的劲“抢”来的。我们到基层中学去宣传招生，人家烦你，因为他们都有任务，每个县有职教中心，每个学校要完成多少任务以后，才可能给我们，有不少学校是冒着被批的“风险”把学生送来的，这样招来的学生，说句不好听的有点像“漏网之鱼”。当然，许多学生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或是老生推荐来的，他们看中我们汽车专业的培养实力还是选择上我们学校。

记者：这真是“校长十年风与雨，始足千里云和月”。谢谢您接受采访！（本刊记者  韦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