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文观止》解读之《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 “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 “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永州）时，在远离庙堂之高时，更能深入江湖，了解百姓的疾苦，听到民间呼声，并为他们呐喊。虽然不一定有用，但至少表现出一名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心和良知感，焕发出高尚的人格魅力。《捕蛇者说》便是这样的文章。

柳宗元以极为简略的笔墨，对永州所产毒蛇进行介绍，重点是两个，一是蛇的毒性极强，草木触之皆列，倘若咬到人，则无药可救。显然，柳宗元有夸张的成分，咬人或者动物立死是可能的，但蛇毒对草木是无害的。二是蛇的药性极好，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因为疗效甚佳，朝廷太医以皇帝的命令向全国征集毒蛇。照理毒性这么强的蛇，大家都应该避之不及，怎么还会趋之若鹜呢？ “永之人争奔走焉。”柳宗元并没有说，是在故意设置一个悬念。

柳宗元此说，或者也是在影射朝廷的事情。柳宗元在参与永贞革新时，当时的皇帝是唐顺宗。然而，唐顺宗李诵在做太子时，便已经中风，失去了语言能力。此时唐德宗也进入暮年，行将就木。父子情深，加上皇帝与太子同时病重，一时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为了治愈太子的病，唐德宗下令全国遍访名医，搜集药材。柳宗元所说的永州蛇恰好是 “ 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 ”， 可能与李诵的病情有关。

大家都争先恐后去捕蛇，其中有一个姓蒋的尤其突出，已经三世操此业，捕蛇真的有那么好吗？是不是真的能够 “专其利”，利在何处？柳宗元大约也是抱着这样的好奇心与之聊天，没有想到对方眼泪汪汪地说，我祖父死在了捕蛇这个职业上，我父亲也是死在这个职业上，到我这一代，干了十二年，已经多次遇险，差点性命不保。话说到这个程度，柳宗元那颗悲天悯人之心开始摇动，他对蒋氏说，你如果怨恨这个差事，不行我给你找找人，不用冒险捕蛇，安心过正常人的日子缴租纳税吧。没有想到，柳宗元的慈悲之心，却让蒋氏泪雨滂沱，更加痛苦不堪。蒋氏对柳宗元说，您要是真心可怜我，想给我一条活路，那你还是让我做捕蛇的职业吧，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总比交赋税要强。如果我不是从事捕蛇，恐怕早已经穷困潦倒了。蒋氏说，他们祖孙三代居住于永州，已经六十年。然而邻居们的日子，即使把土地上的收成及日常收入都算上，日子却依然越来越窘迫，以至于迁徙逃荒，饥寒交迫，风雨交加而死于沟渠者。为了增强可信度，蒋氏用数字对乡邻们的悲惨生活进行勾勒，与他祖父辈并居的，到现在能够存在的不足十分之一，与父辈相邻的现今而存的不超过十之二三，而与我从前为邻的，十二年间到今不过十之四五。要么死了，要么迁徙。可是，天下之大，何处是容身之地！他们又能够迁到哪儿去呢？要么死在路上，要么死在别的地方。

老百姓生存如此艰难，国家是否会网开一面呢？官吏们是否会大发慈悲呢？没有！不仅没有，反而作威作福， “ 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 令鸡犬亦不得安宁，让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每当有官吏催收赋税时，蒋氏只要看到蛇还在罐子里，便可以安然入睡，高枕无忧，至少可以吃饱饭。蒋氏颇为自豪地说，像我这样，一年冒险不过一两次而已，其余日子则逍遥自在，有时而乐，哪儿像别人天天都担惊受怕。即使哪天不幸被蛇咬死，也比其他乡邻多活了几个年头，我哪儿敢怨恨捕蛇的职业呢。

《礼记》中记载，孔子过泰山时，听到有妇人哭之甚悲，孔子停车让子路去慰问了解情况。妇人说，从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孔子说，既然老虎这么厉害，那你怎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说，因为这儿没有暴政。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 “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柳宗元说，我从前看到这个故事时，还半信半疑，然而今天看到蒋氏的遭遇，终于相信世间真有这样的事情。赋税之重，有甚于蛇毒者！可是，柳宗元此时已经不在朝廷，人轻言微，而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政策的制定与改变，只好写了这篇文章以讽谏，希望能够有前来了解民情的官员知道，以上奏天听。是否有效果呢？我深度怀疑。如果要解决，早就解决了。

唐朝自经 “安史之乱”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而是江河日下，渐近西山。国家如此，老百姓的生存条件，也自然不可能好到哪儿去，在当时的诗文中得到了广泛地体现。在国家衰败、兵火不断的情况下，官吏们却趁机打家劫舍，毫无廉耻之心。在重重挤压之下，百姓生活之多艰，确实能够让有识之士长太息以掩涕。柳宗元的故事是否为真不能完全肯定，但人口迅速减少，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安史之乱前，唐朝人口超过 5300 万，八年之后安史之乱结束，人口不足 1700 万，中唐时虽然有所恢复，然而早已经没有了大唐气象，最多只是苟延残喘，更别说军阀林立，各自为政。柳宗元的文章中提到的六十年间，也就是从 750 年到 810 年间，居民存在的十不足一，很可能是真实地存在。“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信乎！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