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白修德认为国民党的救灾工作处于一片“无政府状态”，但是他和福尔曼在河南的采访，却因为经过了“政府批准”，又是外国记者，每到一处，都受到地方官员的款待和安排。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了解到一些当地真实的灾情。

在和地方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白修德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的深刻矛盾。

白修德和福尔曼曾在洛阳的某军部“小坐”，当时有几个地方官员要求会见这两个外国人。外面虽饿殍满地，屋里仍“生着炭盆，点着蜡烛。”

这些地方官员，手里拿着一些材料，要求他们交给重庆的蒋介石。

“材料上说明他们的地区种植什么，要交多少军粮。他们县里共有十五万人，其中十一万人已经断粮。他们估计，每天大约要死七百人。”

白修德的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他和其中一名官员的对话。

“你本人是否拥有土地？”

“有，二十亩。”

“去年秋天有多少收成？”

“一亩收十五磅粮食。”

“一亩交多少军粮？”

“一亩交十三磅。”

这样的对话激怒了坐在一旁的司令官，他怒不可遏地大声呵斥这个地方官员。被骂之后，这个地方官员把写给白修德和福尔曼的请愿书也给了司令官一份，以作申辩。

但那位司令官却看也不看地把它装进了口袋，然后要求白修德把手里的那份也交给他。白修德当即拒绝了他，但司令官却蛮横地坚持，最后白修德还是把请愿书交了出来，“因为如果他在夜里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没有别的地方安身。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要求，我们离去后他会在农民身上出气的。”

根据宋致新翻阅的资料，路过荥阳的时候，县长张金印曾向他们二人提供了一些荥阳县的灾情材料，河南省府因此对张金印很不满，据说曾予以申斥。

当白修德他们带着翻译――教会的梅神父到达新郑的时候，新郑专员王光临率县长及县内乡绅六人迎接。他们俩在新郑问了一些关于灾荒的情况，就匆匆离去。

这些在当时曾为白修德了解河南灾情真相提供过帮助的国民党内部大小官员，在当时或者日后，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和惩罚。

白修德甚至怀疑，那个帮助他在第一时间发出稿件的洛阳电报员，在不久后就“人头落地”了。

更多的时候，白修德也会看到、感受到政府官员不负责任，以及他们与哀鸿遍野的灾情极不相称的优越生活。白修德把国民党的救灾工作定义为“无政府状态”。

在《等待收成》的最后一部分，白修德描写了“那些吃饭的人”。虽然通篇没有加诸任何评论性的语句，但反感、厌恶的态度流于笔端：“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官员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我们还吃了三个糖霜饼。”

在采访的最后几天里，白修德发现，他已经成了宋美龄，乃至整个国民党政府眼中的“不速之客”。

在洛阳发出了那篇震惊世界的《等待收成》后，在河南新郑继续采访的白修德和福尔曼，突然被国民党负责国家宣传的董显光派人截回。

背后下令中止白修德在河南灾区采访的，则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那时的她，正在美国四处游说，向美国争取更多的贷款。《时代》周刊却在这个当口刊发了《等待收成》，揭露了河南正在发生的罕见大饥荒和国民政府毫无作为的救灾工作。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对待蒋氏夫妇的态度急转直下，宋美龄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

“据说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讲时，美国广播公司广播了白修德那篇关于河南灾区的报道，宋美龄听到后脸都气白了，认为大大丢了她的脸，立刻打电报回来，所以董显光就匆匆忙忙地派人把白修德和福尔曼中途截走了。”宋致新说。

董显光想把这两个惹事的外国记者彻底调离河南灾区，还借口给他们安排了更好的采访――请他们去“新赣南”。新赣南指的江西赣州，当时蒋经国在那里当专员，办有《正气日报》，宣传蒋介石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等口号，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

在董显光半强制性的“安排”下，白修德不得不离开了河南。

而宋美龄对白修德的恼怒并没有就此消除。事后不久，她按照她在中国做事的思路，找到了《时代》周刊发行人、白修德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把白修德解雇，但这个要求被卢斯拒绝了。

20分钟会见

白修德最终并没有按照董显光的安排去“新赣南”采访，他乘火车直接返回了重庆。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已经从人人笑脸相迎的美国朋友，变成了不被信任的惹是生非的家伙。

“有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

重庆的高层对灾情的漠然，和对他本人的指责，让白修德非常恼怒。但他仍然认为，重庆还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饥荒的严重程度。

3月的山城重庆，正是山花烂漫的时候，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周边是巴蜀大地、天府之国，稻田里蓄满了水，准备插秧，旱田里种植的小麦已经开始抽穗，预示着丰收的景象……这里的一切，与几百公里之外赤地千里的河南灾区完全是两个世界。

白修德急切地想把他看到的一切传递出去，他通过各种途径，寻求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但在重庆上流社会交友广阔的他，这时却开始处处碰壁。

他通过陆军情报机构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史迪威，同时报告了美国大使馆。他甚至利用自己过去积累的关系找到当时的国防部长，“但是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如果不是我说谎，那就是别人在对我说谎。”

他又向立法院院长请求帮助，得到的回复是，“只有蒋介石才能采取行动。”

最终，白修德见到了“风姿优雅秀丽”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白修德终于得以见到蒋介石本人。宋庆龄为白修德安排好了会见，又在会见前捎给他一张便条：“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此后，便是已经被电影和文学描述过无数次的情节――面色严峻的蒋介石在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

起初，蒋介石对白修德提出的所有灾情都予以否认。直到白修德拿出在河南拍摄的狗吃人的照片，“他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有点神经质的抽搐。”

最后，蒋介石向白修德道谢，又说白修德是“比我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了出来。

而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却没有对白修德有丝毫的感谢之情。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里可见，在听白修德讲述河南灾情后的1943年4月9日，蒋介石的日记是这样几句话：“注意，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

他给蒋鼎文、汤恩伯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是要让他们想办法把饿殍满地的悲惨景象遮掩起来。对那几个给白修德讲述灾情的政府官员，蒋介石却认为他们“谎报灾情”，并且怨毒地评价为“谄事外人”。

两天后，蒋介石的情绪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他的日记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可以看出，且不论蒋介石此前对河南灾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些狗吃人的照片的确是极大地震惊了他。

国民政府的救灾行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举动。

《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白修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赈济措施已经被拖延了半年之久。

早在1942年10月的国民参政会后，国民政府就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很快就因无粮为继而断了顿。

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贩运私货。直到1943年新麦快要成熟时，第一批赈灾粮才发到了部分难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物价，3亿元法币大概能购买3000万斤小麦，平均到河南的受灾人口头上，每个人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几近绝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从这里征走了十倍于此的“征实”。

1943年6月，随着新一季小麦的成熟丰收，那场饿死了300万人的大饥荒终于过去了。

从一直追踪河南大饥荒的《先锋报》的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际的蝗灾之后，河南的气候开始出现好转：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而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麦子的播种非常关键。

仿佛上天也在为这场惨烈的大饥荒做着补偿。到1943年3月初，又一连下了几场瑞雪和透雨，对麦子的生长非常有利。

《先锋报》曾在1943年3月3日社评《甘霖已降，粮价将平》中说道，“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

1943年是河南历史上少见的好年景。不仅二麦（大麦、小麦）丰收，秋粮收成也很可观。这些收成，给那些没有在大饥荒中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

当第一茬青麦长出来的时候，白修德带着对蒋介石极大的不满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把目光重新转向抗日战场，渐渐远离了重庆的政治圈。

实际上，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正日趋恶化。就在白修德面见蒋介石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等更为严厉的舆论控制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

从此以后，白修德再也没有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即便在重庆，白修德也成了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而白修德也再没有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有什么正面评价。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除了在招待会上，我没有再见过蒋介石。但是我深信，正如史迪威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老百姓也毫无用处，这一点应该说更为重要。”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河南大饥荒被白修德称为自己“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中华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由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版）、《中国的惊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等书。）

（实习记者 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