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是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

横遭“反教条”风暴冲击

1951 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不料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军内在 1958 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身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自然无法回避，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随即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淡出军界中枢。

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彭德怀。

军事理念各持已见

不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

历史的暗角始自 1933 年 2 月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持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已地卷入了“土洋”之争。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 年 2 月 4 日 ，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 6 个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 2 月 12 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见此情景，彭德怀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帐上。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步于行伍。但由于脾气秉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难免出现一定的歧见。

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

1943 年 9 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彭德怀与刘伯承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次年 4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4 月 30 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族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 7 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尤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的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投，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挥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就是过早的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

新旧纠葛是非难辨

1956 年 1 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 5 周年校庆。 1 月 11 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就在这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4 月，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1957 年 2 月，工作组开进了军事学院。最终，工作组给军委的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

1958 年 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决策中枢的林彪主持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斗争推向了高潮。

6 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对于军队院校工作，他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失公允的评价。

彭德怀也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在军委主要领导会上严厉地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说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其实也是一场误会。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位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 20 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后来发展到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折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

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多说什么，只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1959 年 1 月 19 日 ，刘伯承挂印罢官，进京闲居，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1980 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 1958 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