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浦江相邻的小商品之都义乌，同属上山文化的桥头遗址出土了精美的彩陶，距今已有9000多年的历史，而在杭州市萧山区，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也有彩陶出土，两者可谓一脉相承。在桥头遗址，研究人员从陶器中发现了酿酒的痕迹，在墓葬中发现了保存较好的人类遗骸，蒋乐平推测，这里可能是先民举行祭祀或敬礼之处，且以酒为礼。

“这里的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将上山称作“远古中华第一村”。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进程是“万年奠基”，以上山遗址等为代表，当时出现了农业和定居村落。

生动写实的玉人、温润亮泽的玉勺、展翅飞天的玉鹰、活灵活现的玉龙……一件件玉器指向当时高度发达的治玉水平和先民们的聪明智慧。在安徽省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在一件玉人背后发现了直径约0.15毫米的钻孔，比头发丝还要细，堪称人类史前文明最尖端的科技和制造水平。

凌家滩遗址距今约有5800-5300年的历史，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时期最大的中心聚落。目前已经出土1200多件玉器，数量之多、技艺之高、制作之精，相比同时期其他遗址尤为突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同心”奖牌的背面图案就融入了凌家滩双连璧的元素。

2008年至2010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街道办事处东山村发现了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其中有8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8座，且高等级大墓与一般小墓实行分区埋葬。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甘恢元副研究员说，从这批高等级墓葬的规模、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大墓与小墓分区埋葬等现象分析，墓主的身份已非一般居民，而是高居社会之上的显贵阶层，具有王者的气象。

“中国最早发现社会分化的证据，是在长江下游。”王巍说，东山村遗址距今约5800-5500年，首次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证据。而在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豪华的大墓。这一阶段，长江下游地区开始显现区域级的文明，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而长三角先民对大海的探索还要更早。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井头山遗址，距今已有8300-7800年的历史，是我国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遗址出土了大量先民食用后丢弃的贝壳，还有船桨、鱼罩等可用于捕鱼的工具。

而就在这两处遗址所处的区域，如今已经出现了两座世界级大港——洋山深水港和宁波-舟山港。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说，考古证明，早在八千年前，先民就开始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了，体现出了高超的智慧、能力和技术。

“这片区域的先民骨子里就有探索精神，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方向明举例说，同在余姚的施岙遗址是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而从河姆渡文化早期到良渚文化时期，曾两度毁于水灾，但是又被先民重新开垦出来。

“长三角文化之灵秀，从良渚时期的出土玉器中显现得最为鲜明。”陈杰说，要制作玉琮，不仅需要原料，更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精雕细刻的匠心，才能在坚硬的玉石表面描绘出精美迷人、繁复优雅的纹饰。这是当时长三角地区先进生产力“硬实力”的展示，同时也折射出江南文化精致优雅的特征。这种“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陈杰同时认为，如今的长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它的史前文明也呈现出开放融合的特质。像崧泽文化，就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它与西北的“北阴阳营文化”、北部的“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南面的“河姆渡文化”都形成了双向和多向的交流碰撞。崧泽文化正是通过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不断交流，吸收它们先进的文化因素，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激发了文化的创新力和活力，使文化发展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从而为良渚文化时期长三角地区史前文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17年起，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级考古机构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展了“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课题。陈杰说：“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永远只是局部。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与论证，去探寻和发现长三角文化基因，让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