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写了一篇批评方方的文章，顺便总结了中国“公知”的四种类型。
后台有说“取关的”，有觉得我“什么都不懂的”。
被喷我是有预期的，立场不同，很正常。
但是有一些相对中立的读者，说我们不应该批评方方，应该“允许另一种声音”。
我同意，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现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比任何时间都需要批评声音的存在。
所以今天，我想写的是一个“大嘴巴”，一个因为多次批评而饱受争议的公众人物，一位中国科学界最格格不入的科学家。
他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叫饶毅。
饶毅最近一次上热搜，是因为他打脸了一些为英国“群体免疫”政策发声的媒体。
在有媒体称“群体免疫”是“另一种防疫模式”“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代价”“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之后，饶毅坐不住了。
他发表了一篇叫做《英国首相的“群体免疫”谎言》，撕下了这个“更科学的防疫措施”的伪装。
说实话，蛋蛋姐对于饶毅的发声，毫不意外，他是中国科学界，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也是，最敢说真话的那一个。
01
先讲一个故事：
几年前，在一次“优秀员工”评选中，A得票最高，B在第一轮就落选了。
B直接表示，“什么劳什子优秀员工，我还不稀得当，以后也不要把我当候选人，我不陪你们玩了”。
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几年后，A的妻子，处于风口浪尖，被全国人民戳脊梁骨。
B写了封信给A，言简意赅，主题明确——“让你老婆赶紧主动辞职吧，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
有点落井下石的嫌疑。
这场“优秀员工”评选，叫做“中科院院士选拔”。故事里落选的B，叫做饶毅。
故事里的A，叫做舒红兵，他的老婆叫做王延轶，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
我先强调一下，武汉病毒所在疫情爆发初期受到很多争议，但是目前已经都被澄清了，围绕它的很多传言，大多数是谣言。武汉病毒所依旧是中国顶尖的实验室。
但是它的所长，确实有些问题。
作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掌门人，王延轶的专业不是病毒学，也不是微生物学，而是细胞生物学。
而且，她今年只有39岁——比几位副所长，年轻了将近20岁。
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天才。可王延轶的科研成果，似乎称不上“天才”。
王延轶在国际权威或主流期刊作为通讯作者的发表的文章共有11篇。
她自己只有两篇PANS，一篇cell子刊。
单看纸面上的履历，王延轶确实没有资格担任所长。
饶毅，是第一个对这件事发声的知识分子。
但他只对人，不对事。
在大众对武汉病毒所在国内申请瑞德西韦专利表达质疑时，饶毅又第一时间为武汉病毒所做解释。
“武汉病毒所现在被群殴中，任何与之有关联的信息，都可能被不分青红皂白再嘘一顿。
“抛开情绪冷静看，病毒所申请专利是可以的——因为新用途的专利不代替药物的专利，病毒所拿到专利才可以免费给国人使用，从而避免其他人或机构拿到专利后进行牟利的可能性。"
这次事情，使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饶毅。他们觉得饶毅是真的敢说，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之前的饶毅，才是“真的敢说”。
02
很多“圈内人”，对于饶毅的第一印象，就是“爱管闲事”。
1991年，饶毅获得了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哲学博士。同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
随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并且领导独立的实验室。后来，他又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成为西北大学的讲席教授。
在美国，讲席教授是位于正教授之上的一个头衔。一个讲席就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而讲席教授，就代表他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负责人。
饶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不言而喻。
但当时是美国国籍的饶毅，每天操心的，却是中国的科学研究。
1995年，饶毅刚刚拿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的位置，就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
199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备，他又和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鲁白、梅林一起，协助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完成了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筹建。
而这段时间，也是饶毅的科学研究，最为繁忙的时候。他的多项研究论文，均发表于这一时期。
2000年前后，饶毅开始担任美国《神经科学杂志》的编委，日常事务变得更为繁杂。
但他“多管闲事”的热情，却仍未消退。
2000年，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还很落后，很多方面都不完善。
关于世界最新的研究与数据，更是一片空白。
饶毅又和上海生命科学院的吴家睿博士一起，发起创办了一门叫做“BIO2000”的课程。
这门课的20多位讲师，都是海外优秀的华人生物学家。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专程回国，在北京和上海各讲授6节课。
学生们除了上海生命科学院，还有清华、北大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
很多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人员，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世界一流的学科专家。
2001年，饶毅又联系许多科学家，希望一起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
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吸引海外人才，创建10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而这些研究所的经费，可以由政府建立一个基金，基金的利息，用于研究所的开支。
这项计划，哪哪都好，只有一点不好——太费钱了。
光基金一项，就要大概16亿美元，相当于130亿人民币的支出。
所以当饶毅找到同样在美国任教的施一公时，施一公当场就拒绝了。
科研经费这么紧张，国家哪有这么多钱做研究，谁知道你饶毅，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就给国家画了这么大一张饼。
尽管那时施一公对饶毅的观感不怎么好，但接下来饶毅干的事情，却让他佩服。
饶毅多次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为在美国的亚裔学者发声。
2003年，饶毅给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在学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少有亚裔的领导，学刊中，也没有亚裔的主编。
饶毅呼吁后，王小凡教授成为了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在饶毅和王小凡的共同努力下，不少中国科学家，也成为了JBC的编委。
而饶毅的每一次呼吁，都会让不少中国学者受益。这些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又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的科研地位与影响力。
就这样，饶毅和施一公成为了挚友。
2007年，饶毅做了一个让中美科学界震惊的事情——他决定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中国。
在他的劝说下，同年，施一公也决定回国。
不少媒体将二人的回国的意义，与1955年钱学森钱老回国的影响，相提并论。
而二人的回国，也间接带动了一波海外学者的“归国潮”。
03
回国之后的饶毅，成为中国科研界，最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他担任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期间，做过最出格的事，是招聘职称改革。
近20年间，中国生命科学界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认知——在国外做过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
有了职称之后，不少人难免会有懈怠心理。这就导致国外很多上了年纪的教授还在科研一线，而国内呢，基本都在办公室。
所以中国教授的科学活跃期，比任何国家结束的都早。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北大的生科院，新聘的起步课题负责人，只给“助理教授”的职称，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评审，才能成为“正教授”。
2010年，他又拉上好友施一公，在《科学》杂志上批评中国的科研文化。
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科研经费在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科学研究却没随之取得突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研究经费分配的问题”。
文章字数不多，却字字珠玑。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而文章的配图，是一张张百元大钞。
格格不入的饶毅，风评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饶毅榜上有名。同年8月17日，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没有饶毅。
名单公布不到一个小时后，饶毅在自己的博客回应，“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篇文章，写于2011年的3月。
饶毅的落选，在他自己的意料之中，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他的好友施一公表示，不理解饶毅为什么会落选。
可以称得上中国生物界第一人的王晓东也说到，“无论是学术水平、学术道德，还是对国家的科学贡献来讲，饶毅都远远超出此次进入第二轮的同学科候选人”。
巧合的是，那一年，基础生物组第一的，叫做舒红兵。
在落选院士之后，饶毅的所作所为，变得“更加放肆起来”。
时隔四天之后，饶毅发表了一篇《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不少人以为，这是他对自己没有当选院士的影射与嘲讽。
但这篇文章，写了两位年纪较大，对中国科研做出杰出贡献，但却未获得适当承认的科学家。
饶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获得相对应的待遇。
这两位科学家，一位叫张亭栋，三氧化二砷（砒霜）治疗白血病的奠基人。
另一位，叫做屠呦呦。
2013年，饶毅又公开表示，“科学经费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
同年，他卸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
在被问及原因时，饶毅表示，“改革，不能只改别人，不改自己”。既然学生和老师的体系要改革，那院长的产生，也要改革。
只有院长下来了，才知道改革到底起没起到作用。
2015年，他与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了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
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科学普及与人文思考上，在这里的饶毅，是有趣的，鲜活的。
04
正当所有人以为，那个做事出格的饶毅，已经被磨平了棱角时。
2019年11月29日，一封署名为“饶毅”的实名举报信，又一次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地震。
这封举报信中，“举报人饶毅”，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多年学术造假。
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裴刚，其1999年发表的论文存在造假嫌疑。
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她发明的药物GC971通过肠道菌群治疗小鼠的阿兹海默症的论文造假。
李红良，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裴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前校长。
耿美玉，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所长。
这三人，已经不简单的是什么“知名学者”，而是可以称得上“国宝级”的科学家了。
饶毅的这封举报信的分量，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2018年，《知识分子》上已经爆料，武汉大学李红良2017年在影响因子为30的《自然·医学》上发表的4篇论文，2篇涉及造假。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靶向CFLAR改善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和《多泡体调控蛋白Tmbim1通过靶向Tlr4的溶酶体降解改善小鼠和猴子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猴子实验，当然是这次研究的重中之重。
但举报人声称，相关猴子实验周期远没有达到论文中所说的30周和32周，实验中的肝脏门静脉注射的猴子数量也不够。
尽管爆料者拿出了确凿的实验数据，但李红良仍坚持自己没有造假，他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所以在2019年，饶毅又一次把这件事，摆上了台面。这一次，他选择实名举报。
至于上海药物研究所，他们17年前的研究成就，是“洁尔阴”，可以预防非典。
所以这一次，饶毅站出来，蛋蛋姐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他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眼里进不得沙子的人。
尾声
2015年，北大本科生毕业典礼，饶毅作为教师代表致辞。
这份致辞，只有短短的3分56秒，加上标点，也只有535个字。但它，可能是中国高等学府，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毕业致辞之一。
“在祝福裹着告诫呼啸而来的毕业季，请原谅我不敢祝愿每一位毕业生都成功、都幸福，因为历史不幸地记载着：
有人的成功代价是丧失良知，有人的代价是损害他人。”
在你们加入社会后看到各种离奇现象，知道自己更多弱点和缺陷，可能还遇到小难大灾后。
如何在诱惑和艰难中保持人性的尊严、赢得自己的尊重并非易事，却很值得。
这句话，在当下，很应景。
我们见证了国内的公知上蹿下跳，为毫无作为的外国政府洗白。
同样，我们也见证了住2000万豪宅却“为民请命”的作家被“约稿”，刚刚停笔，就被翻译成英文版上架预售。
有些人的批评，是批评。而有些人的批评，是抹黑。
这些人，我昨天写过了。
这一篇，是送给另一群人的。
他们是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李文亮。
他们是在非典中坚持自己观点，在武汉疫情中第一个在公众面前说出“人传人”的钟南山。
他们是资历很好，稍微低点头，弯点腰就可以过得很好，但却仍挺起腰板的饶毅。
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声音，才是真话，才是真正的批评声。
公知认为美国是灯塔，指引知识分子的去路。
我不认同。
今天我的读者群里，有同学聊到另外四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
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它们更应该指引我们的去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方方们自诩“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但背后，有多少人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另一种声音，需要批评。
最重要的是，需要真话。
酷玩实验室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