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没有这一部高。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当纪录片拍好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后面呈现的那些问题由谁来解决和改善，这不是我的问题。

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我会回家种地，去享受那些“岁月静好”的生活。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走红。

身为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导演，他蹲守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标记想看就主动私信发放资源。随着影迷们的口口相传，这部原本在豆瓣上并无评分的纪录片，达到了8.6的高分，并成为了豆瓣实时热门书影音第一。

有观众看了这部纪录片深受感动，为导演这十年来的坚持叫好。也有观众看了之后认为这是刻意反映社会阴暗面，言论中甚至不乏诛心之论。在独立纪录片领域，蒋能杰导演已坚持拍摄多年，他自认为“只是个拍片子的”，没资金，难上映，对他来说司空见惯的问题。

在蒋能杰看来，这次走红，纯属意外。不擅长和人打交道的他醉心于创作，对于创作之外的争议，他无意卷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手执导筒，他默默地记录着他看到的世界。

以下为导演蒋能杰自述：

为了生存去做矿工，一天100块

我叫蒋能杰，是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导演，湖南人。我的老家位于湘西南，靠近越城岭山脉，因为矿产丰富，所以当地开采矿石的人很多。矿难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外公就是因为矿难去世的。

因为开矿不注意防护，所以尘肺病在我们当地很普遍，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和尘肺病相关联。我三叔、二叔包括我父亲都得了这个病，只是程度有轻重而已。我发现尘肺病人确实很可怜，他们带给我不小的触动，促使我去记录这些事情。

在最开始，我的想法没那么伟大，没有想过要拍一部片子。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记录一下，而且这个东西很难拍到。因为我的家人、亲戚很多人在开矿，我可以接触到他们，他们也相信我。

纪录片里的马夫就是我父亲，小刘是我堂弟，我们是一家人。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姓刘而我姓蒋，是因为他爸被抱给了我姨奶奶，我姨奶奶家没有儿子，相当于过继给他们家，他们家姓刘。

纪录片有近一半的素材都是用DV拍的，这个DV是我2010年北漂期间攒钱买的，花费了5800元，其中有一半还是跟同事借的。北漂的时候我在书店当过店员，在影视公司做过剪辑，虽然赚了一点钱，但这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北漂期间我经常请假回家去拍片子，大概一年之后就辞职回去接着拍自己的片子了，也没攒下多少钱，反正我也穷习惯了。回到家之后在拍片子的同时，我跟矿工们同吃同住，一起干活儿，一天也能挣100块钱。因为穷，毕竟机器都是借钱买的，能挣100是100。当时被村里人笑话，大学毕业还回来赶马。

大家都比较穷，被叫去开矿就会很开心，也没有太多选择，出去找工作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开矿的收入相比之下要高一点。说得难听一点，人穷命贱嘛，再加上确实不了解尘肺病，也就不会像那些有钱人那么爱惜生命。

有网友问我为什么不劝他们戴口罩，对于尘肺病，他们防护意识确实不够，也不知道这样会生病，根本不注意戴口罩。我进去拍摄的时候也不戴口罩，因为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意识，更别说劝他们戴口罩了。

有人加了微信只为举报我

《矿民、马夫、尘肺病》这部纪录片前后拍了将近十年，时间跨度很长。

时间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问题，拍着拍着就没钱了，我要想办法去赚钱。拍《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前七八年我付出的主要是时间成本，因为在老家吃住开销很低。后期找到资金了，虽然那个项目因为不可抗力取消了，但还是有一帮私人朋友为我捐钱。

我拍纪录片的资金来源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去拍一些商业活动，婚礼，葬礼也拍，因为要为纪录片筹钱嘛。再一个就是众筹，这几年我做了几次众筹，金额一般是两三万块钱左右，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录片的调色、声音动不动就几万起步，我没有预算，请不起外包公司，所以有些是自己做，有些请朋友做，收费也比较低。做独立影像，被逼得必须全能。

另一个时间长的原因是担心给拍摄对象带来麻烦。在片子拍摄完毕之后，整部纪录片断断续续剪辑了半年多，有时间就剪一下，陆陆续续改了十几版，具体数字我也不清楚了。

为什么现在可以公开呢？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那些矿井已经被关停整治，公开不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我也取得了拍摄对象的同意。再一个我发现尘肺病这个群体，最近几年为他们发声的实在太少了。

在拍摄过程中我不仅拍了赵品凤这一个人，还拍了其他病人。当时走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确实很可怜，很多尘肺病晚期的病人，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最后都是因为呼吸衰竭去世的，有的人甚至死的时候都保持着跪姿。

在这些年的拍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过威胁，但是我们当地对我还是比较友善的。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我拍的东西属于社会阴暗面吧，不愿意让这种东西出来，但是它事实就是存在。

这个关于尘肺病的纪录片火了之后，我的微信已经被加满员了。有打赏票钱的，有索要片源的，还有人看完片子之后加上我的微信，给我乱扣帽子，甚至还在微信上举报我。

有很多人会问我拍的这些社会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当纪录片拍好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后面呈现的那些问题由谁来解决和改善，这不是我的问题。

还有人说你拍这个有什么用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我只能说你觉得有用就有用，没用就没用。我也不想跟这种人较真儿，偶尔可能拿出来晒一晒。以前会去回应，去争论。现在我已经不想看不友善、恶意攻击性的言论了，不仅浪费时间，也影响心情。

也拍过留守儿童、抗战老兵

和这部纪录片同时期拍摄的作品，还有一部《村小的孩子》。

那是2010年的时候，我从北京辞职回乡。当时我们村里面的小学缺老师，我就在那里支教了将近一个学期，大概三个月左右，教一个班的数学课，教课之余就是在拍片子。

我问那些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打工。

这个回答很让我意外。我也是在这个村小学毕业的，我小时候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大家都会说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各种职业的人，答案是五花八门的。

像我小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警察，后来上了中学喜欢文学，又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我的作品总是被退稿，打击很大。后来发现很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像《活着》《霸王别姬》《芙蓉镇》，于是我就开始关注电影。

电影虽然不会被退稿，但是门槛也不低。最后我发现纪录片还不错，成本低、可以拍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走上了纪录片的道路。

现在的孩子在物质方面有所改善，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但是留守儿童却越来越多了，他们面临的教育环境也不容乐观。孩子们能接触到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去打工挣钱，那么自然他们心里觉得自己长大也应该这样做。

另外我在做乡村图书馆的时候还发现，村里五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阅读能力跟城里三四年级的差不多。而且这些乡村孩子的成绩都不是太好，跟城里的同龄孩子差很多，乡村孩子在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很值得重视。

留守儿童的问题很触动我，所以我才会去记录。另外我还对历史感兴趣，于是有了关于抗战老兵的纪录片《龙老一生》。

那些老兵们的经历起起伏伏，和我们这个时代有着特别的关联。时代的洪流裹挟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不拍这些老兵，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几年去世之后，他们的故事就被带走了，会留下很多遗憾的。

在拍摄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问题很突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老了该怎么办？所以纪录片也往这个方面有所侧重。

教育、养老……我拍的很多内容都牵涉到民生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实在，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也有孩子，我也会老，所以我希望这些方面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这是我的愿望。

拍剧情片很痛苦，已经拿到龙标

我是那种不太听话的人。我父母让我去考公务员、当老师，我都没有听，因为这些都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最终我走上了拍纪录片的道路。

我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该干嘛了。我的大学专业是工业设计，但是我没有跟周围人讲我要拍纪录片、当导演，我怕他们笑话我。

当时我疯狂地看电影，阅读相关的书籍。大学的时候经常翘课，要不就是上课的时候自己看一些拍电影的书籍。其实目标明确挺好的，不怕起点低，关键在于你有努力的方向。

我有时候跟一些大学生讲，你们最好想清楚自己要干嘛，要不然你毕业之后很可能被父母安排了。我家人还好，对我比较支持，也没有一定让我买房买车，租房也可以住。我跟我孩子讲，我没有买房这个能力，有地方给你住就可以了。

正是因为我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所以创作上也很明确。我挺讨厌那种猎奇式的、营造戏剧冲突的拍法，动不动就希望采访对象能掉几滴眼泪，问一大堆问题。片子出来之后有人就跟我说，你怎么不问采访对象后不后悔？对死亡怎么看？我不喜欢这种问题，因为不是我的风格。

《村小的孩子》合影

我跟他们相处，我在旁边记录，我不喜欢问那种让对方不舒服的问题。虽然那些问题也许会挖出一些东西，但是我不想听到那种我很伤心、我很后悔之类的回答。

可能早年间像拍《村小的孩子》的时候，我还会进行一些调查式的提问，比如“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一类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基本不会了。不靠提问来获取信息，那就只有进行长时间跟拍，让时间见证故事。

除了纪录片之外，我还拍了一部剧情片《矮婆》，已经拿到了龙标，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登陆院线不好说，应该等疫情过去之后会在合适的时机跟大家见面。

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我的初心是一样的，都是用影像的方式去关注这个社会，只是具体的拍摄手法不一样。纪录片几个人就可以拍，但是剧情片就要三五十号人来拍，会跟更多的人打交道。

拍剧情片很痛苦，因为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这个人讲话直来直去，工作中看不对可能就会骂，当然是对事不对人。衣食住行我无所谓，但是对于工作，我有自己的要求。

之前我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团队有三五个人，但是去年我裁掉了大部分人，因为我不想养团队了，压力大。虽然养团队可以拍一些商业的片子，然后可以帮我去拍那些不挣钱的纪录片，但是管理团队对我而言太分散精力了，我想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创作上面。

有一天不再愤怒，我会回家种地

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没有这一部高。

在这个纪录片火起来之后，我每天大概都会接受两三个采访，也受到了很多支持和捐赠，得到了很多温暖的感动，我也可以偿还一些因为拍纪录片而欠下的债务了，非常感谢大家在困难时的帮助。

《矿民、马夫、尘肺病》能够冲到本周豆瓣口碑电影榜第一名，这是网友们的功劳，我这辈子估计可遇不可求。

我觉得大众能看到的电影，口味应该更多元。《矿民、马夫、尘肺病》能被更多的观众看到，我觉得这是好事，跟我的愿望是契合的。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大众的群体，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尘肺病人。

以前我拍的公益题材作品，视频网站要么删，要么禁。对于纪录片来说，看见和发声很重要，所以我主动发资源，也授权大家传播，可能这么做坏了“规矩”，可是如果能让尘肺病群体的境遇得到一些改善，也不枉我多年的坚持。

未来一段时间我有两个项目，一个是LGBT题材的纪录片《彩虹游轮》，另一个是心智障碍题材，拍成人群体。自闭症小孩受到的关注可能多一些，但关注成人群体的就少很多了，目前已经拍了两年。

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献价值，像尘肺病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希望替他们发声，让更多的人看见。我希望我纪录片可以增进人们对这些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了解，也希望大众能对他们友善一点，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尊严。我没有恶意，只希望用公益影像推动社会进步。

很高兴我的纪录片能够改善一些人的处境，像《矿民、马夫、尘肺病》里面，赵品凤的女儿初中毕业就不打算上学了。我牵头联系了一些公益组织，资助他们姐弟二人的学杂费，另外我有一个好友每个月给他们1000元的基本生活补贴，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拍摄对象都能得到改善的。在我拍完纪录片《路》之后，有媒体注意到片子里的孩子上学交通不便，给村里捐赠了一辆校车，有了车之后又有了新的问题，雇司机的价格很贵，油费也没有办法解决。当时说是当地政府解决，但是当地政府很穷，既没有预算，也没有上级拨款，最后校车只能闲置。

作为一个出身乡村的底层人士，我看到过太多这样荒诞的场面。看到那些社会问题，我是特别愤怒的。现在我还保持愤怒，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我会回家种地，去享受那些“岁月静好”的生活。

[口述/蒋能杰，撰文/赵春晖]

2020-04-05 阅读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