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照亮未来

——序

家荣兄的《潜江历史名人传》，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这是他多年致力于地方历史研究的心血结晶，饱含着浓浓的家乡情愫。这部力作必将成为潜江历史上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老友，我感到非常高兴！

家荣兄是学者型领导。早年从事政策研究等文案工作，后当过乡镇党委书记、副市长。他工作认真负责、不怕吃苦、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廉洁律己的作风，我历来都很推崇。尤其是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作品不断见诸报刊和结集出版，令我十分佩服。

转岗后，家荣兄挤出时间致力于潜江文史研究，尤其是定位于潜江的历史名人研究，这需要相当大的定力和相当深厚的功底。我想这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不图名利、排除杂念钻故纸堆的心理准备；凝神聚力、咬文嚼字的严谨治学态度；甘于寂寞、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家荣兄都做到了，出版了这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大部头，委实可敬、可喜、可贺！

潜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来人杰地灵，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清官廉吏、名宦乡贤、志士良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史料浩瀚零星，不少人几乎被岁月掩埋。如在潜江平暴安民的东汉开国将军马援（陕西兴平人），明朝刚毅果敢、敢于担当的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至今都被盱眙人民翘指称赞的清朝泗州知州莫之翰（潜江人），血战台儿庄、远征印缅的抗日名将周开成（潜江人）等等，如果没有家荣兄的认真挖掘，有可能会被淹没和淡忘。

潜江自古就有崇文重教、尊仕好儒、耻于奢靡的人文环境和淳朴诚信、笃实厚德、憨直宽容的良好民风，甚至直接影响到官风。既造就了一批批在外为官的潜江人守本分、勤为民、重名节、励操守的口碑，也使许多外籍入潜为官者宦绩卓越，载誉史册。这种环境和风尚通过这部大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形成了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精神植被滋蔓于荆楚大地。

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倡导重视国学和传承潜江人文文化的角度，这部书的确起到了承前启后、补缺拾遗、鉴往昭来的作用。家荣兄提倡在信息化时代，也要用礼敬之情对待我们的先祖，对待优秀的传统文化；用虔诚之心审视这些历史名人，尽览历史名人之精髓，拯救道德之疾患，端正人生之态度。

我不是历史专家，只能说稍有历史爱好。但我觉得一个城市或一件事物有厚重的历史作支撑，就立刻光芒四射，给未来增添了绚丽的亮色。历史有多长，未来有多远。以史为镜知兴替，以名人为镜明事理。我愿将这部佳作推介给热爱潜江和喜好文史研究的读者，让大家在品读这部作品中，更加深刻地了解潜江，让文化名市之光更加灿烂夺目！

谨此为读书感言，难以为序。

（秦尊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前言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古老又充满活力、人杰地灵的潜江，自宋乾德三年（965）设县，至今已有一千零五十年的历史。潜江建县前后其所辖版图和行政归属变化频繁。设县前曾属郢、南郡、郢州、荆楚、荆州府、江陵府（总督）、荆湖北路（道）等所辖，其版图分属过江陵县、竟陵县、华容县（治所在今潜江龙湾）等；设县后又分别归属过荆州府、安陆府、承天府、荆门州（积玉口、高石碑、浩口、熊口等部分地段）、荆州行署和湖北省直管。其版图有从江陵县划过来的张金镇、龙湾镇、老新镇，有从荆门市划过来的积玉口镇（约1/3的版图），也有从潜江版图划出去的今属天门市的张港镇、多宝镇、拖市镇及沙洋监狱管理局四农场等。这些行政归属及区划的变迁，给探究潜江历史名人的宦迹、义行、善举等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却丰富了潜江的人文资源。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无论行政区划如何变迁，潜江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的深厚文化底蕴没有变，潜江自古崇文重教、尊仕好儒、耻于华靡、文化繁茂的人文环境没有变，潜江民风淳朴、笃实厚德、憨直宽容、民耕农渔、各得其所的良好遗风没有变。

历史上有不少著名清官、廉吏，名宦、乡贤、良将在潜江留下了他们辉煌的足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名相孙叔敖由其墓冢告诉今人“他是潜江人”；汉代名将马伏波将军征战潜江平暴安民的故事，由民众为他修建的将军祠来诉说；宋代状元毕渐留下了毕家山、状元坊；明代首辅张居正的遗石桥等等，无不令后人津津乐道。

潜江这块丰饶的土地曾使很多宦游到此的文人雅士驻足入籍。明代中叶，四川锦州（今绵阳市）人喻经翰泛舟顺江而下入潜江境内，见这里民风朴实，土地肥沃，遂在今竹根滩泗合村修一茅屋落籍为家，其子喻晓在潜江接受儒教，后来中举任嵊县教谕、海丰知县。明朝永嘉侯朱亮祖的八世孙朱孔昭从钟祥封地显陵徒步到潜江，被其便利的湖汊河港、葱茏的林木、富饶的土地所吸引，改名默石子，依滨河筑室而居，弃举业、办农事，耕读自食，成为一代名士。明代万历年间，南昌武官万邦宦游潜江，见此地舟楫便利，林青木秀，遂娶潜江女子为妻，再不他往，他的第七世孙万锟及后世子孙，累获功名和朝廷封赠，至第十三世万家宝（曹禺）则成为名扬四海的戏剧泰斗，万钢则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

在科举制度时期，潜江科甲鹊起，宗门赫奕，世人曾以“人文科第甲郢楚”赞誉潜江。据史志记载，仅明、清两朝潜江考取举人者二百六十五人，中贡士者三百九十九人，中进士者六十三人（这仅是1879年，即光绪五年《潜江县志》所载之前数）。元朝有翰林学士林士渊、宋朝有状元毕渐。从清末潜江的最后一名进士、著名的史志学家甘鹏云所著的《湖北文徴》《潜江书徵》《潜江旧闻录》等史志中查明，明、清两朝有一百一十二名潜江人，著有二百六十二部著作。明嘉靖二十七年（1508）的《皇明进士登科考十二卷》就是时任山东监察御史刘寅（潜江人）作的序。明万历年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所著的《阐律》被《明史•艺文志》收录，主编的《兴化县志》被收录于《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明朝刑部尚书刘若金所著八十多万字的《本草述》，成为与医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齐名的中国古代两大医书，2005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重新刊校出版发行。

潜江这片沃土不仅人文荟萃，还锻造出了一大批名宦、贤令、志士、乡贤。客观地说封建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出的是一批官吏，但孔孟之道、儒家学说陶冶出来的这批人大都是历史的精英，他们作为服务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实现“读书当官”的愿望、效忠封建君王的同时，大都能兢兢业业干事，勤勤恳恳为民众、为地方、为民族做出了诸如兴修水利，鼓励农商，平反冤狱，抵御外侮，平暴安民，勤廉从政等等一些可歌可泣的业绩。他们的宦绩、义行、善举至今亦被世人尊崇和传诵。尤其是潜江人自古就勤于本业，民性淳朴，“村民有老死不识吏者。畏官府，无敢梗拒。宁饿死，不俯伏龌龊”（康熙《潜江县志》所载）的良好风尚。这种风尚既造就了一大批在外为官的潜江人守本分、勤为民、重名节、励操守的官风，也使许多外地在潜江为官的人宦绩卓越，载誉史册。

如潜江袁氏一门，从曾祖父袁允行在明朝正统年间任铅山知县开始，七代在朝廷为官。袁允行在“乞骸骨”告老还乡时，途径鄱阳湖，有人见其船吃水很深，以为他贪赃甚多，后经税官查验，原来船舱中装的是压风浪的十来片压舱石头。其曾孙袁国臣在吏部给事任上，带着皇命巡视楚地，楚王馈赠金子他坚决不收，楚王被其清廉之举所感动，在大别山通往京城官道一驿站边，为其修建了一座“却金亭”，并题额“君正清风”，为世人铭记。又如明嘉靖年间的云南参政初杲家族，也是祖孙七代为官，其曾祖父初进忠在福建沙县知县任上病逝，所余官俸仅够买一具簿棺入殓，妻儿无钱回潜江。其孙初学易，明嘉靖年间任陕西邠州（今彬县）知州，致仕回潜时，也是轻车上道，行囊只是几箱书籍。又如清康熙年间的知县王又旦，本是陕西郃阳（今合阳）人，他在潜江重修儒学、续编康熙《潜江县志》、新建“状元坊”等等，让潜江自封“宜庄花农”的朱士尊隐士都为之感动而“出山”效力，由此王知县宦绩卓越，一下子就擢任户部给事中。

近年来，本人潜心研读古今史志，从中发现潜江的历史长河人才辈出，潜江的历史星空群星璀璨，不乏高人名仕鹊起，不失名篇佳作连牍，不虚文化厚土之美誉。如此，我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我有了写作冲动。但史书、旧志对这些人物和史事的记载都是一些没有标点分段，深奥难懂的文言文，且零散残缺，让人不禁望而却步。

我想存史继学，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事总要人去做。信息时代，我们也应礼敬我们的先祖，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了让这些故纸堆中的历史名人鲜活起来，让人们不借助工具书能读懂他们，让他们的宦绩、义举、善行万世流传，于是我撰文将中国历史宝库中有关潜江的名人志士及先贤代表进行阐发；将中国历史之海中有关潜江的精微之处挖掘而传播于世；也希望让世界进一步了解潜江，让潜江更好地走向世界，也让潜江百万民众多一些自豪感和荣誉感。我甘当“潜憨直”，愿做人文历史的奠基石，去挖掘探究这些历史名人。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我耗时三年之久，终于将潜江历史名人中的一百位代表集结成书了，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愿先辈之良好遗风世代相传，并启迪后来者见贤思齐，激扬奋进，再创辉煌。

郑家荣

2015年9月于憨墨斋

目录

春　秋

001楚灵王

——章华宫的建造者客死他乡的国君/ 1

002孙叔敖

——潜江籍的千古良相/ 5

003伍子胥

——由“江上丈人”和报恩寺说开/ 9

东　汉

东

004马　援

——潜江人未能遗忘的马伏波将军祠/ 13

005汉阴老父

——潜江“老死不识吏者”的代表/ 16

南北朝

006智者大师

——从潜江走出去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 19

唐

007尉迟恭

——中华门神在潜江/ 23

宋

008毕　渐

——在党争旋涡中刚介自立的状元/ 27

元

009姚燧

——在潜江修建白鹤书院的元朝重臣/ 35

010林士渊

——元朝从潜江走出的翰林学士/ 39

011郑文暹

——爱百姓如己子　处公事如家事的知县/ 42

明

012史纯一

——明朝潜江第一任知县/ 45

013初进忠

——卒于知县任上　遗产仅够买一副薄板棺材的清官/ 48

014李宗信

——皇上特旨“廉能不在考列”的交趾按察使/ 52

015李　镛

——有功民社史称能吏的县丞/ 55

016袁允行

——九载知县空囊而归的清官/ 58

017史　华

——最具特色的勤政爱民名宦/ 61

018李崇信

——七十年后民众仍要重新为其建祠祭祀的名宦/ 63

019黄学准

——潜江古城四门的缔造者/ 68

020初　杲

——遭廷杖不死而擢升云南参政的名宦/ 71

021敖　钺

——为民请愿果敢任事的贤侯/ 75

022刘　勋

——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河东运同/ 79

023张居正

——明朝万历首辅与潜江的情愫/ 83

024周　延

——嘉靖潜江之贤令/ 88

025万　琨

——万氏家族之儒宗/ 91

026张师载

——皇帝御赐祭葬的巡抚 / 94

027初　言

——潜江孝友第一　张居正的挚友/ 98

028郭　嵩

——直言受挤遭贬的憨直潜江人/ 102

029喻　晓

——自撰墓志铭的知县/ 106

030刘　寅

——官至监察御史　编著潜江县志/ 110

031隗邦衡

——里人为其建亭立碑的济南知府/ 115

032初学易

——为政干练　居家尽孝　清正廉洁的知州/ 119

033莫汝嘉

——一代“儒行之宗”/ 123

034袁国臣

——亲王为其建“却金亭”的清官/ 127

035刘　垓

——直言犯谏遭皇上廷杖被贬的潜江人/ 131

036欧阳柏

——礼部尚书为其写祭文的名宦/ 135

037郭之藩

——以主簿之职祀名宦入乡贤的潜江人/ 140

038郭之干

——宦迹卓越　吏爱民戴的庆远知府/ 143

039朱熙洽

——果毅刚直　敢于担当的知县/ 148

040李之皞

——屡建功业　君爱民戴的兵备副使/ 152

041柴　恪

——无辜遭贬的兵部主事/ 157

042刘道隆

——官至三品的通政使/ 162

043刘应同

——不惧鬼神的知府/ 169

044刘应钶

——勤于检身　疏于防人的知府/ 173

045欧阳东凤

——潜江享受国葬礼遇的名宦/ 177

046欧阳东白

——民戴如天　政廉如洗的循吏/ 188

047吴从诚

——从政如流升参政　克己济人祀乡贤/ 192

048朱宗望

——感人孝子　智勇知县/ 196

049曹　珩

——立官箴石自励的吏之典范/ 200

050朱孔昭

——弃举业　默如石的隐士/ 203

051王念祖

——“罪在官中功在民”的好知县/ 208

052潘之祥

——勤政爱民的著名贤令/ 213

053欧阳

——与国同归的循吏/ 216

054张承宇

——科举奔竞不第　文墨放达传世/ 220

055欧阳烝

——“即忤爷娘　莫忤欧阳”的吏才/ 225

056刘若金

——命运多舛的刑部尚书、国医大师/ 229

清

057刘肇国

——两朝翰林学士　感人孝廉君子/ 237

058韩国玺

——离任时行李半肩的知县/ 244

059莫若玉

——贫而不忘知遇之恩师者/ 246

060涂起鹏

——清顺治皇帝谕祭恩葬的潜江人/ 249

061刘泌如

——潜江之“塞翁”/ 251

062莫与先

——明清时期潜江的“四大文学家”之一/ 254

063朱士尊

——高隐不仕的宜庄花农/ 260

064向大观

——民族工作先驱　著述编志专家/ 265

065王又旦

——有史可考潜江最著名的知县/ 269

066李　贶

——淡泊名利　不善奔竞　廉静清雅的知县/ 276

067刘　焕

——现存康熙《潜江县志》的纂修者/ 281

068朱载震

——诗人与知县并存　县志与省志同编/ 285

069莫之翰

——时至今日仍被当地百姓翘指称赞的循吏/ 291

070万时喆

——仁政虎渡河　孝友家兴望/ 295

071万际轩

——淡泊名利的农工商部员外郎/ 298

072傅慈祥

——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 301

073刘静庵

——日知会总干事　辛亥革命第一铁汉/ 307

民　国

074甘鹏云

——清末民初中国著名的财经专家　史志学家　藏书家/ 313

075胡秉柯

——辛亥革命先驱　同盟会元老/ 321

076李汉俊

——为建党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一大”代表/ 325

077胡幼松

——中共潜江第一任县委书记/ 332

078万德尊

——文武双全而被历史忽略了的民国知名将军/ 337

079万枚子

——从国民党少将到国务院参事的百岁老人/ 346

080田美棠

——民国首席检察官　湖北高等法院院长/ 356

081易均室

——“世间不可无”的大学问家/ 360

082周开成

——敢打硬仗的抗日名将　国民党第八军军长/ 368

083万　敌

——民国潜江最后一任县长/ 375

中华人民共和国

084李书城

——辛亥革命元勋　民国元老　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 379

085钱　瑛

——新时代“女包公”　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 387

086朱声达

——享受正兵团级的省军区司令员/ 394

087曾祥煌

——潜江少有的共和国开国将军/ 399

088周家美

——机智勇敢　身经百战打出来的将军/ 402

089廖诗权

——从放牛娃到铁道部副部长/ 406

090祁开仁

——从国民党上校军医到共和国将军/ 413

091王正谦

——居功不傲　回乡务农的老红军/ 417

092曹　禺

——悲情的中国现代杰出戏剧大师/ 421

093苏宏道

——从红小鬼到共和国将军/ 432

094蔡元农

——骨灰撒进东荆河的功勋军人/ 438

095周春元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442

096冯绍翼

——在潜江任职时间最长的县长/ 446

097梁久让

——潜江“水乡园林”的奠基人/ 451

098罗新华

——从通信员到人民喜爱的市长/ 455

099金成喜

——一位当过“县官”的财管所长/ 460

100王广明

——从太行山里走出来的潜江人大常委会主任/ 464

后　记/ 497

•春　秋•

楚灵王

——章华宫的建造者客死他乡的国君

楚灵王（前？～前529），姓芈（mǐ），名虔，称楚熊虔，本名围，亦楚熊围，谥号楚灵王。

（一）

楚国从公元前1043年开始，历时八百多年，先后经历了四十多任国君。楚灵王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霸时代的楚国第二十九任君王。他的祖父是楚国的第二十五任君王芈熊侣，即“一鸣惊人”的楚庄王；他的父亲是第二十六任君王芈熊审，即楚共王；他的哥哥是第二十七任君王芈熊昭，即楚康王；他的侄子是第二十八任君王芈熊员，即楚郏敖。楚灵王是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死后，其子郏敖（熊员）继位，芈熊围以叔父的身份担任令尹（即丞相）辅政。一天，他以探视侄子郏敖病情为由，进入内室，用自己帽子上的缨带，亲手勒死了郏敖。为斩草除根，他又亲手杀死了郏敖的两个儿子，即位后改名熊虔。楚灵王在位（前540～前529）十一年。

楚灵王在位时期，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四处烽烟不断，战火连绵。他的祖父楚庄王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又启用了孙叔敖等一大批良臣贤士，使楚国不断强大，并一举成了“春秋五霸”之一（据《史记》等所载，分别是楚庄王、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也有史书说“五霸”是泛指）。楚灵王靠他祖父创下强盛基业，仍想狐假虎威称霸于世。

潜江当时属楚国都城（郢）的郊区，楚灵王经常狩猎、郊游于今潜江龙湾章华台一带（著名的考古学家罗仲全等人曾认定，今潜江张金“黄罗岗遗址”一带就是古郢都）。他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决定在此修一座行宫——章华宫。他修造此宫殿目的，一是为了彰显楚国的强大；二是准备用于会盟诸侯显示其威风；三是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在杀侄子夺位的第六年，下旨征集全国的八万多名能工巧匠，历时六年，耗巨资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恢弘华丽的宫殿，又因其宫“台高十丈（约二十三米），基广十五丈（约三十五米）”，亦称章华台。

（二）

据《水经注》《左传》等史书记载，这个宫殿、亭台、楼阁、明廊、曲槛等相连，广阔四十里；“楚灵王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阙：挖掘；郭坡：高地），即楚灵王想仿效舜帝挖掘山石垒成高丘，站在高地之上，俯瞰山体林水在其丘之下；章华台“楚灵王筑，一名三休台”，即人们拾阶而上，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达到顶点，亦称“三休台”，被誉为当时“天下第一台。“楚子成章华台，愿与诸侯落之”。即楚灵王建造章华宫（台），是为了向天下、向诸侯炫耀其强大，并将其作为会盟诸侯的场所。史书记载，公元前537年章华台竣工后，楚灵王以参加落成典礼的名义，邀请各国诸侯来此会盟。而各路诸侯皆不愿赴会，只有鲁国鲁昭公被楚灵王以武力相威胁，被迫登过此台。楚灵王遇此窘境是情理之中的事。从《史记》《中国通史》等史书上记载，楚灵王骄横成性，只信强权这一套，对外穷兵黩武。当时与楚国同处霸主地位的齐国的国相晏婴出使楚国，楚灵王想羞辱晏婴，故意不开大门，要他钻洞进来。晏婴进来后，却笑嘻嘻地说：“反正出使到狗国，就应该从狗洞里进去嘛”；另外，“橘逾淮为枳”也是两人斗智的故事；同时，他还杀了齐国的亡臣庆丰。公元前531年，弱小的蔡灵公被其诱惑访楚，楚灵王将其杀之而灭了蔡国。随后他又兴师伐吴（国）、攻陈（国）、灭赖（国）等。为显其霸主威风，楚灵王每占领一处城池都要建行宫，并在河南南阳、安徽亳州等地再修章华台。这样就有了今天安徽亳州东南、河南商水县西北等地多处章华台之说。

章华宫（台）建好后，楚灵王下令从全国选上千美女养在宫中供其淫乐。同时，楚灵王有现代人对女性审美的怪癖，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因此章华宫也叫“细腰宫”。史书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灵王的这一癖好，成了当时楚国的一种风尚，礼宾、乐队、杂役、奴仆、御林军、上下百官等，都少食勒腰，讨楚王欢心。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道“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三）

楚灵王弑君篡位，骄侈暴虐，滥兴兵役，致使内外交怨。公元前529年，蔡公弃疾（楚灵王的弟弟，即后来的楚平王）等人趁灵王不在宫廷，杀掉了灵王的太子禄和次子罢敌，自立为王。并派人到乾溪（今安徽亳州一带），向楚国攻吴的将士们说：“你们的国家已换了新君，愿意回去的可以留任原官职，拥有原有土地，如果仍跟着这个昏君，将夷灭三族”。将士们本来就十分不满楚灵王。据史记载，当时亳州一带正下大雪，将士们手执兵器伫立在风雪中，饥寒难耐，楚灵王却身穿“紫狐裘”，外披“翠羽披”，足踏“豹锦靴”，站在军帐前赞赏雪景“好美”。将士们得到此信息后，一下子作鸟兽散，只剩下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楚灵王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一世的楚灵王，凄迷地流荡山野，当下得山来，人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连残茶剩饭也不愿给他。他在饥寒交迫、孤苦伶仃中自杀在今河南信阳一带，成了客死他乡的孤魂野鬼。后来楚平王（芈熊居）为了稳定人心，派人找了一具无名死尸，穿上灵王的衣冠胡乱下了葬。

公元前279年，白起率领的秦国大军攻下楚国，占领郢都，随即夺取了章华宫（台），一把大火焚烧数日，将巍峨壮观的宫（台）付之一炬了。楚灵王的尸骨虽然已烟灰尘灭了，但古章华宫（台）的盛名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湮灭。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谭其骧教授在潜江市龙湾考古后写道：“章华台遗址在龙湾”。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看了龙湾章华台遗址后写道“潜江文物精粹”。2000年章华台遗址被定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龙湾章华台遗址”被列入国务院“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在章华台遗址上修建起的“章华台遗址展示馆”正式对外开放。

当我现在再登台远眺，念天地悠然，看河山沧桑，四周已没有了古云梦泽的烟波浩渺；也看不到章华台方圆四十里宫苑亭榭；更寻觅不到轻歌曼舞的细腰美女；也听不到醉人销魂的笙歌琴鸣。我从章华台遗址保护工程工地随手捡起散落于地的残砖碎瓦，感悟到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只要你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必然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孙叔敖

——潜江籍的千古良相

孙叔敖（前630～前593），名敖，字孙叔。对他的籍贯大多数史志记载“楚国期思人（今河南固始县），出生于楚国郢都（今湖北荆门市）”。现在我才弄明白他是潜江籍的千古良相。

（一）

公元前601年，孙叔敖出任楚国令尹（国相，或称丞相），辅佐楚庄王，他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大兴水利，政绩赫然，且清正廉洁，史称之为千古良相、循吏。楚庄王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及到后来的战国时期，楚国强盛得能与秦国抗衡，可以说孙叔敖功不可没。

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将其列为第一位。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合和，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贾子》还记载，孙叔敖少年时，有人遇见了长着两个头的蛇而避之（因时俗认为遇到此蛇必死）。孙叔敖知道后却想，要死只死我一人，再不能让旁人看见了，于是他斩杀了这条蛇并埋入山丘，其品德为世人赞佩。孙叔敖除了在期思雩（yú）娄（今河南固始雩娄灌区）治水外，还主修了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等地的水利工程，这些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楚国经济实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元前597年，他辅佐楚庄王与晋国大战于邲（bì，今河南郑州东），鼓动楚军“一鼓作气”大败晋军，从而使中原的霸主地位转向楚国。为此，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他都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没有一点积蓄，临终时连口棺材也没有。《史记•滑稽列传》还记载：“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其廉政德行可见一斑。

孙叔敖究竟是何地人及墓葬何处至今众说纷纭。百度网“百科名片”的表述与本文开头表述一致。乾隆《荆门州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乡献”篇是这样记载：

“蒍（wěi）贾，孙叔敖之父，生于州先峰白土地，为楚工正（工正，掌管百官工艺的官吏）”。“孙叔敖，名饶，蒍贾子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三月为相，施教导民，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在“古迹”篇又载：

“先峰，在州南一百六十里，周平王东迁，孙叔敖先人自绵（绵，古地名，今山西介休县东南的介子山一带）来居此，世为楚大夫。楚庄王九年，闻孙叔敖，举于北海，由令尹为相。后子孙世居先峰，人遂指为孙家山，不复称先峰矣”。

其“楚相孙叔敖碑”又写道：

“楚相孙叔敖父蒍贾，世居先峰白土里，土人呼其为‘孙家山’，旧居在海子湖边。孟子云：‘孙叔敖举于海’或谓此也。今旧址犹存。则叔敖实荆乡之献也，爰采期斯文而入”。

清乾隆十五年（1750）荆门知州舒成龙所主编的《荆门州志》多处写到孙叔敖，笔者认为其中可以明确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说明孙叔敖是荆门先峰白土里人，且世居此地；二是他出生在先峰白土里，这里是其父子的故里；三是因孙叔敖的名气，后来先峰白土里就叫“孙家山”了。

从乾隆《荆门州志》地域图上我们清楚地看到现在潜江积玉口镇、浩口镇、熊口镇（部分地带）当时均属荆门州所辖。1956年春，原属荆门县治的古城、凤姣、宝湾、新农、积玉、荆河等六个小乡划归潜江治，合并为一个大乡，称之为新农乡。而“州南一百六十里”“先峰白土里”正是今潜江市积玉口镇借粮湖边的宝湾村一带。

（二）

笔者研读了《荆门州志》等史书后，于2013年7月10日，在积玉镇文化站长王明凯、地方志专家杨明星、布衣乡土文人李祖灿等人的陪同下，再次踏访了积玉口镇借粮湖畔的“先峰白土里”。我们一行先登上了现宝湾村二组所在地的“孙家冢”。李祖灿站在冢头介绍道：这个现在占地约三百平方米，高出地面一米多的冢子，是孙家冢群中的一个最大的冢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这里是一片坟墓，当时“农业学大寨”进行土地平整时用推土机将墓地推平了。王明凯介绍道：1984年5月全国文物普查时，荆州行署和潜江县（当时潜江属荆州辖）一批文物专家将其定为古楚墓之一。当时积玉口镇境内被确认的楚墓还有新潭村的青冢山、长湖边的楚王墓、凤姣村的楚墓冢、楚家洼的楚墓群等有四五处。此处最为引人注目，确认这就是孙叔敖的墓，并由荆州博物馆每年付酬金一百五十元，交由宝湾二组的褚洪林进行看护。

我扫视了一下，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高岭上的孙家冢，西北面紧连借粮湖的野猪湖，地势低落开阔，湖与湖、与襄河（汉江）、郢城（荆州）相连的有一条古河道连通，东南面是高耸的一陇良田，这还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七十八岁的褚仁衡等人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方过去就叫“孙家山”，村子下面出一种白色的做坛坛罐罐的陶土，过去人们也把我们这里叫“白土里”。

至于有人说：“孙叔敖举于北海”，也没错。我从《中国地名大辞典》查考到，“北海，春秋时指今渤海；后因时而异，初为北方远僻地域的泛称；秦汉以后，凡塞北大泽往往被称为北海”，即大泽、大湖都可泛称海或称北海。如北京有北海公园，内蒙古也有北海等。还有，孙叔敖的父亲蒍贾“旧居在海子湖边”，而借粮湖依“大泽”之意就可称之海，古时候就称海子湖。由此，我确信这里就是《荆门州志》等史书上所说的“先峰白土里”，这里就是孙叔敖父子的出生、生长之地。也就是说被誉为中国古时第一贤能之丞相孙叔敖就是潜江人。现存的孙家冢就应该是孙叔敖的墓。

（三）

孙叔敖籍贯及墓葬多处之说，我认为都有其道理，不过有的只是孙叔敖移居之地，有的是其工作过的地方。其墓地有的是孙叔敖的衣冠冢，有的是后来敬仰者垒土立碑而已。如河南固始县因有孙叔敖的宦迹，东汉就立碑并建有孙叔敖祠。其碑文第一句写道：“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县人也”。据史料记载，孙叔敖任楚国相国后，曾在今固始境内治过水，有“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之说，而“期思”即今固始一带。也有史料记载，孙叔敖因其父获罪受累，在未成年未入相前，曾随父举迁期思。同时，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孙叔敖去世后，其长子曾被楚庄王“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我查《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寝丘”是这样记载的：“寝丘即今安徽临泉县。庄王封孙叔敖于此”。而临泉与现河南固始、沈丘相邻，古时都属楚国之地。也有史书上说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江陵人”。这些说法也都有其道理。因为现在的荆门、潜江的积玉口镇“先峰白土里”古时曾属江陵所辖。

孙叔敖的墓，《皇览》一书说：“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或曰：“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我近期再次查有关史志，孙叔敖之墓仅在古楚国就有四五处之说。《沙市志略》载：“便河西岸一大阜也，一名敖玉冢”。乾隆二十二年，荆宜施道来鸣谦在此处立“楚令孙叔敖墓”碑而确认，这充其量是个衣冠冢而已。《江陵县志》《安陆府志》《续编竟陵县志》等多处都有孙叔敖墓及凭吊的诗文，笔者认为这些仅仅是一些文人墨客及官宦对孙叔敖的敬仰之情。

说了一大圈，以一隅之见，笔者认为孙叔敖是潜江积玉口人，其墓就在现在积玉口镇的宝湾村二组的孙家冢。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伍子胥

——由“江上丈人”和报恩寺说开

伍子胥（前？～前484）名员，字胥，楚国（今湖北监利县黄歇口伍家场）人。春秋末吴国大夫（即丞相或国相）。谋略家、军事家。父亲伍奢是楚国大夫（丞相），也是楚平王（芈熊居）所立太子建的太傅（老师）。因太子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那里对伍奢谗言陷害，说伍奢准备带太子建谋反，伍奢和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机警地逃脱了追杀。

（一）

司马迁的《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对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渡江时有这样的记载：

追者在其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值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岂徒百金剑邪！”不受。

晋•皇甫谧《高士传•江上丈人》也有类似记载：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费无忌之馋杀伍奢，奢子员亡（逃亡），将奔吴，至江上，欲渡无舟。而楚人伍员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剑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不受，曰：“楚国之法，得伍者，爵执圭、金千镒（yì，古代的重量单位），吾尚未取，何用剑为？”不受而别，莫知其谁。员至吴为相，求丈人不得，每食则祭之曰：“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唯江上丈人乎！”

还有《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史书上都有此类记录。这“江上丈人”是何处、何许人？有多个说法。潜江民间从古至今都盛传伍子胥的相关故事，并潜江县志有记载，至今有实物（报恩寺）等。大家都认为助伍子胥渡江的“江上丈人”就是潜江人，其故事就发生在潜江境内。

此事还得从《史记》说起。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开头语是这样的：“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伍子胥的父兄及他本人逃亡简要情况是这样的。

（二）

伍子胥逃到吴国后，成为吴国阖闾重臣（大夫）。公元前506年，伍子胥随吴王带兵攻入楚国，占领了郢都。此时，楚平王已亡，他的儿子楚昭王（芈熊轸）逃往别国。《史记》记载：“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即伍子胥带领士兵没有找到楚昭王。为报父兄被杀之仇，他就去挖开楚平王的墓，拖出尸骨，将其放在一平台上狠狠抽打三百鞭，方觉解恨才住手。吴王阖闾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略，遂成为诸侯一霸。公元前483年，吴王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太宰伯娝（bǐ）乘机进馋，说伍子胥阴谋倚重齐国反吴。吴王听信其谗言，派人送一把“属镂之剑”（即刻了字的宝剑）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来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的灭亡。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果然被越国所灭。

对伍子胥一生评价历史上褒贬不一。虽然世人都认同他是一难得的谋士，是天才的军事家，能隐忍负重，但他生性自私、凶暴，复仇心甚强，好猜忌、爱嫉恨，也遭世人唾弃。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借助伍子胥逃出楚国的好友申包胥的口气写道“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至于戮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也可能是伍子胥为报私仇、引外敌灭自己国家而又鞭先王尸骨的行径真是天理难容，他自己最后也只落得了被迫自刎而亡的下场，死后其尸首吴王还不让下葬，并令人做了一个皮袋将其装上投入长江中让其漂浮示众。对伍子胥功过是非不是本文评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伍子胥在被楚军追杀逃出楚国时，在潜江境内遇“江上丈人”（即江上驾船的老人）及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骨的有关史事了。

（三）

康熙《潜江县志•地名志》（以下简称《县志》载：张金镇高口东南三十八里处很古之前就建有报恩寺。其报恩寺的来历是这样的，伍子胥当年在逃离楚国时，后面楚军追赶甚紧，此处（古长江支流）一划船捕鱼的老人划船而来，他知道伍子胥情况紧急，就将他摆渡过江。伍子胥上岸后解下佩剑说：我这柄剑价值百金，就送给你作答谢吧！渔翁说：楚国的法令规定，捉到伍子胥者赐粟米五万石，封赏爵位，那又何止一把百金宝剑呢？说着他不肯接受伍子胥的宝剑。后来伍子胥辗转经宋国、郑国，投奔到了吴国。伍子胥在吴国当了国相，随吴王率吴兵攻占楚国后，派兵到高口这一渡口寻找当年的渔翁，没能找到。伍子胥将渔翁尊称为“江上丈人”，并在此处建了一寺庙，取名报恩寺，以示对渔翁永久性纪念。另据《江陵县志•龙湾司图》载：报恩寺在高家口汤家河之东、白鹭湖之南，即今张金镇高口进步村。另龙湾司（龙湾、张金是1954年从江陵划归潜江所辖的）九十七个民垸中就有报恩垸。

2013年9月17日，我在张军、张德禄、聂水才等同志的陪同下，实地踏访了今张金镇进步村一组的报恩寺。当地老百姓都能讲出与上述相似的伍子胥逃难时在此过江及建报恩寺的故事。此处现在处于潜江、江陵、监利三县市接壤地带，东南面三公里左右即是白鹭湖，再向东南约六公里即伍子胥的老家，监利县黄歇镇伍家岗。按常理伍子胥被追杀，先逃回老家，再从老家向北逃往宋国、郑国，经今张金的报恩寺完全在情理之中。

同样《县志》载：潜江城东北八里处，古芦洑河（亦称沱江）有一个叫“摆纱渡”的地方，是一妇女助伍子胥摆脱楚军追赶的地方。故事情节与上述基本相同，只是伍子胥逃奔到此处，即遇到了一渔翁将他摆渡过河，还遇到了一位在河边摆纱，目睹其过河而又很尊重同情伍子胥的妇女。伍子胥在此过河后，反复叮嘱这位摆纱女切莫对外泄露他的行踪，这位摆纱妇女点头同意。当楚军追赶至此处，摆纱妇女被逼无奈而又要信守诺言，她投河溺亡。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摆纱女，就将此处取名“摆纱渡”了。潜江民间还有一种传说：今泽口信心村东荆河堤有一个叫“陶朱埠”的地方，古时候名曰“逃贼铺”。说伍子胥当年就是逃亡到此处，被江上捕鱼的一位老翁相助渡过，而摆脱了楚军追杀。而楚国人对伍子胥家族被诛杀由最初的同情，到后来他引吴王灭楚变成痛恨，认为伍子胥是贼，将此处命名为“逃贼铺”，后改名“陶朱铺”。

潜江古时候江河纵横，渡口甚多。仅《县志》列入的古渡口就有三十多个。因此，伍子胥逃离楚国而先奔宋国、郑国而去，后辗转到吴国，走水路是应该经过潜江境内这些地方的。因此，志书有此记载，民间二千五百多年来传说不断，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潜江还有伍子胥活动的遗迹。即潜江与江陵、荆门交界的长湖东南岸一个叫蝴蝶岭的岗地上，有座叫“天星观”的庙，这座庙下面就是楚平王的墓。当年伍子胥就是带兵六千人在此处挖掘出了楚平王的尸骨，并在这个岗地上愤恨激越地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下，打成泥浆后才弃之残烬的。据《积玉春秋》（中国文化出版社）作者李祥云老人在书中介绍道：1975年，荆州考古队在此对楚平王墓地进行考古挖掘时，就只发现了樟木套棺，陪葬童男童女遗骨，部分竹简、漆席等文物，没有找到尸体。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东　汉•

马　援

——潜江人未能遗忘的马伏波将军祠

（一）

祠，即祭祀的房屋。一般都是祠堂两字连起来用。《辞海》对“祠堂”一词解释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庙堂”。中国人建祠堂一般是三种情况，一是对同族人共同的祖先建祠堂进行供奉和祭祀，如张家祠堂、李家祠堂等；二是社会公众或某些阶层，为祭祀或供奉某些在当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而建祠堂，如乡贤祠、女贞祠等；还有一种就是当地人为祭祀或供奉某个护国安邦、造福民众、对当地贡献特别突出的人修建的祠堂，如武侯（诸葛亮）祠、关公（关羽）祠等。我这里要说的潜江“马伏波将军祠”，就属于第三种。康熙《潜江县志》（卷六•饷祀志。以下简称《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汉马伏波将军祠，旧在县七里河东黄汉垸。久废。明隆庆四年，邑同知李崇信重建”。接着刊载了李崇信重建马伏波将军祠记：“马伏波将军祠，荆鄂古道间。意其南征时，鄂人沐其过化，久而祠之……”2013年9月9日，我到市博物馆查阅相关物件，市博物馆原馆长、八十八岁的罗仲全老人引我查看了现在还较完好地保存在潜江市博物馆后院内李氏的有关碑文，这使我对马援及马伏波将军祠有了更多的了解。

马伏波，即马援（前14～49），字文渊，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因战功卓越，授予“伏波将军”称号，封新息侯。马援并非潜江人，而潜江人为何要给他这么高的礼遇，专门为其修建一座祠堂而供奉祭祀他呢？这要从东汉政权的建立及马援治理潜江的历史讲起。

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刘秀。他在公元二十五年称帝，定都洛阳，史称汉世祖、光武帝，年号为建武，在位三十二年。建武十六年（40），也就是光武帝执政的第十六年，东汉政权并没有稳固，东北面青州、徐州、幽州等地地主、农民纷纷起义造反，光武帝一方面遣使镇压，另一方面实行招安。西南面的交趾（泛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女子徵侧、徵贰聚众造反，攻取城邑，西南各郡群起响应，徵侧等占据六十多座城邑，自立为王。建武十七年，光武帝拜时任虎贲中郎将的马援为伏波将军，统领军队南平交趾。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至建武十九年春，全歼徵侧、徵贰等部，捷报传京都，光武帝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次年马援率部凯旋时，朝野纷纷祝贺，马援毫无得意之情，并留下了一段名垂千古的话：“……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当要死于边关，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在儿女手中邪？”这就成了后来将士为国征战时“死于边野”“马革裹尸”必引用的豪言。随后，光武帝派马援南征北战，即哪里有叛乱者，那里就是马援率军平定的疆场。

（二）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蛮”反汉。主要是指今鄂、湘、黔、桂等地区。重点在今湖北的安陆、云梦、天门、潜江、仙桃、荆州，湖南的常德、张家界等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流域这一带。光武帝先是派刘尚征讨，竟遭全军覆灭，后派李嵩、马成征战，又连吃败仗。于是马援主动请缨，光武帝怜惜其年老不许。但马援却学战国老将军廉颇之精神请战，硬是要披甲上阵，让光武帝都感动得泪下而下旨允许其出征。

笔者认真研究过马援，其平叛镇乱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常胜不败，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能爱惜将士，并与将士同甘共苦，如每当朝廷对他有封赏，他都分赏给有功的将士。二是每攻取一县、一郡，他都会去废止苛政，修缮城郭，兴修水利，抚境安民，鼓励农耕。

据载，建武二十三年（47），马援征战到了潜江，洛江（明清时期称通顺河，即今潜江城东河火车站一带，亦称黄汉垸）溃口，两岸民舍和良田均被淹没，加之“蛮夷”首领挑起的反汉战火蔓延，导致民不聊生，老百姓又听“蛮夷”首领说：马援军队对所见民众都当“蛮夷”者杀无敕。于是百姓纷纷逃离故土。马援率军入潜后，既不向老百姓征粮，也没有去杀戮民众，而是带领南征的将士将洛江所溃的两段堤筑了起来，还安民告示：凡返乡耕作者，赏赐购种银子，免除两年税赋。并告令将士不得入民宅扰民，其将士都扎营于洛江堤岸。于是民众纷纷回乡定居，并还吸引了一批外籍逃难民众落藉潜江。老百姓将马援修筑的这段堤叫“屯营堤”。

建武二十五年（49），“马援进至壶头（今湖南桃源与沅陵之间的沅江南岸山地），中疫病死”。马援死后，部分将士扶其灵柩过洞庭湖，经潜江境内的古洛江入汉水回京城。当船行至马援曾率将士修筑的“屯营堤”时，忽然狂风大作，桅杆折断，灵柩之船不得不停下来在此留宿。于是四面八方的百姓纷至沓来，跪拜于洛江边的马援灵柩旁，为这位抚境安民的将军守灵祭祀。嗣后，当地民众自发地捐资出力在马援修筑的洛江堤岸边修建了“马伏波将军祠”以便于常年祭祀。后来又因后梁荆南藩王高季昌在此重修堤，又易名为“高氏堤”。马援终为“马革裹尸还”，令人叹惜不已。但历史会记住这位东汉开国将军，潜江人不会忘记这位世人敬仰的英雄。

（三）

明朝正德年间，潜江黄汉垸有位叫李銮的读书人，为了寻找僻静的地方读书，便进入马伏波将军祠，将其打扫整理一番，开始了秉烛苦读，后来中了贡士，封了（今江苏）丰县知县；接着他的儿子李崇信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又中举，任了陕西汉中府丞，后擢升同知；孙子李鸣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也中举，任了西乡（今陕西西乡县）知县，直至清朝结束，李家子孙科举入仕绵延不绝。李崇信告老还乡后，对马伏波将军祠庇护其家族人丁兴旺，科举屡获功名甚为感动，于是他在隆庆四年（1570）筹资重建了马伏波将军祠，其祠堂共有三间，中殿刻将军木像以替画像，两旁列马武、耿舒陪侍，后殿供真神，前为拜殿，聚金为炉，钟鼓各一。祠堂左右为厨房，前有菜地，后有庭园。气势宏伟，金碧辉煌，巍巍然成为荆楚古道的一大名胜景观。

李崇信在将军祠修好的《记》中还写道：“嗟乎！将军英声伟烈，振耀汉京，南服驰驱，老且益壮，千载而下。想其裹尸之语，据鞍之壮，犹足以激凡起懦，凌然九霄……”（康熙《潜江县志》卷六）

明嘉靖年间曾任海丰知县的潜江人喻晓，罢官回乡后，某日凭吊将军祠曾写道：“高氏堤旁汉将祠，具瞻犹见汉威仪。丰功不独题铜柱，遗爱于今载石碑。古木凌空枫叶落，寒烟满地夕阳迟。将军已殁千年后，尚走村童伏腊时”。李崇信、喻晓他们撰文所表达的是对将军的敬重，并认为将军的那种为国捐躯的民族精神会被一代代炎黄子孙传承下去。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汉阴老父

——潜江“老死不识吏者”的代表

康熙《潜江县志》对潜江风俗有这样的描述：“士重清议，村民有老死不识吏者。畏官府，无敢梗拒。宁饿死，不俯伏龌龊”。

这段话的大意是：潜江文人雅士重名节，淡泊名利，村民勤于本业，不喜欢与官府打交道，很多人从生到死都不认识官府的人。但人们很敬畏官府，极少与官府作对和抗拒官府。潜江民性淳朴，民众很有气节，宁可饿死，也不卑躬屈膝干鸡鸣狗盗之类的坏事。这是对潜江自古民风淳朴，士习儒雅风尚的一种高度概括。

近期，我研读有关史书，从南朝（宋）范煜《后汉书•汉阴老父传》中就见到了连皇帝巡视至其田边，他都不愿去瞧一眼的一位高雅的潜江老农夫，也就是此处我要写到的“汉阴老父”。

史书原文如下：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视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耶？”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对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天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这段比较通俗的古文浅释如下：汉江南岸有一位老农，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汉桓帝刘志于延熹年间南巡竟陵，经过古云梦泽平原，渡汉江驾临南岸，周边的百姓云集，都想一睹天子的威仪。独有一位老人操犁耕作不息，不愿去凑那个热闹。南阳人、尚书郎张温感到很奇怪，便派一位小吏去问老农：“大伙都在观看圣驾南巡的盛况，你却不理睬，自顾耕作不停，是何缘故？”老人轻蔑地笑了笑，不予回答。小吏折回去报告了张温，张温更觉惊异，便屈尊下来，在田间行走百步，亲自找老农谈话。老人说：“我是个村野之人，不明白刚才那人说话的意思。我倒要请教你：朝廷是为了天下混乱而立天子呢，还是为了天下清平而拥立天子？天子应该像父母关怀子女那样对待天下百姓呢，还是要天下的百姓都要像奴仆一样来侍奉天子？古时候的圣王尧和舜治理天下，住着粗木作椽、茅草盖顶的房子，却给普天下的人民带来了安宁。如今你的皇上劳役百姓，放纵情欲，四处优游，没有节制，我真为这样的天子感到害臊！你怎么忍心让我这个老头子也放下手中的正经活儿不干，而去观看他呢？”张温顿时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他问老农的姓名，老人不屑告知，扬起鞭杆赶着牛，飘然而去。

这位不愿凑热闹去睹天子仪态的潜江老农，其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天下民众的心声和期盼，为历代君王和百姓所推崇，同时，他也是一位高隐而智谋、“老死而不识吏者”“士重清议”潜江人的代表。我为何在这里明确而肯定地说“汉阴老父”就是潜江人，其依据如下：

一是这段故事不是现在人们杜撰的。据《天门县志•历史大事记》记载：“东汉延熹七年（164）正月，桓帝刘志幸竟陵”。因而《后汉书》所记载的“汉阴老父传”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因为古时候的史官都十分尊重历史事实，就是当朝皇帝也无权更改史官对历史的记载。大家读《史记》等史书就真切感受到了。

二是桓帝巡视竟陵（今天门市，下同）时，潜江还没设县，其中沿汉江南岸这一带均属竟陵所辖，现潜江西南面属江陵所辖。《现代汉语大辞典》等书籍是这样表述的：“山之南为阳，水之南为阴”。“汉阴”当然是指汉水之南。这段史事发生在桓帝巡视竟陵的汉水之南。竟陵的汉水之南，上从高石碑镇的沿堤河村，下至竹根滩的黑流渡村，全长八十多公里均是现在潜江境内，这其中桓帝巡视竟陵，在潜江有可能上岸驻足的渡口有多处，其中古泗水的白洑渡口（王场），今泽口渡口（古时建有接官亭），竹根滩的王拐渡口（为渡一帝王而拐了一湾）、黑流渡村的大王渡口（渡过一帝王，还专门建了一大王庙），积玉口的皇歇嘴（皇帝在此上岸并休息过）等都传说古时渡过帝王。在明清《潜江县志》还记载汉江边多年有“接官亭”之类的文物景点。

三是东汉时期，潜江属竟陵所辖，最早的竟陵县署就在潜江。《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对“竟陵”是这样表述的：“战国楚地。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北。《战国策•中山策》：‘（武安）君前率数万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即此。秦于此设竟陵县”。这就是说竟陵是秦朝时期设的县，早期的县署在潜江西北（今潜江积玉口镇古城村一带）。2013年7月，我带一班人再次实地考察了古城村及柳剅村等地，寻找竟陵县城遗址。当我考察到柳剅二组，看到西荆河边至今还散落的一些古砖瓦残片，石柱、石门坎等遗留物，感到十分惊奇。当地村党支部柳中锐告诉我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在开挖新西荆河时，从地面三至四米处挖掘出来了很多秦砖汉瓦、石门槛之类的东西，现在我们村沿河所建房屋的墙脚都是这些石材。我仔细琢磨河边这些残存的瓦砾和石材，总感觉其中蕴藏着很多古时的历史信息。我甚至认为柳剅二组和幺口村在西荆河的交界处可能就是古竟陵县署所在地，当然这些要待考古专家定论。同时，从近些年古城村周边出土出来的西周时期的石斧、战国时期的青铜古剑等文物和一大批楚国古墓群，可以肯定地说这里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曾是一重要的城邑。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南北朝•

智者大师

——从潜江走出去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

《中国历史大辞典》（第六册）对智者大师原文是这样表述的：“智顗（yǐ，538～598）。隋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后迁往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东南）。俗姓陈，字德安。其父为梁元帝时散骑常侍”。新浪网中的“新浪佛学”原文也是这样表述的：“智者大师。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人。智顗的父亲曾是梁朝的重臣”。互动百科等网站和很多书籍都是这类表述。

（一）

准确无误地说：智顗，潜江人。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亦称智者大师，俗姓陈，名王道、光道，字德安。其父陈起祖，母亲徐氏，兄长名陈鍼。祖籍本在颍川（今河南许昌），西晋末年，为避匈奴之乱，智顗的先祖随中原士族迁到了汉江流域，居今潜江的龙湾镇。上述所言“华容县”，并非有的人认为是今荆州市的监利县或湖南的华容县。《辞海》第七百七十页写道：华容，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湖北潜江市西南。南朝陈废。南朝陈、隋时期，没有现在的潜江县，只有华容县，现潜江东南、西南（龙湾、张金、老新、渔洋）这一带先后属古华容县、江陵县管辖过，因而就有了现在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将智顗籍贯表述为“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人”之说。

智顗出生的公元538年，正是中国四分五裂、战乱频频、各自为王且朝代不断更替的年代。当时同时存在的有梁王朝，是梁大同四年；陈王朝，是陈武帝二年；西魏王朝，是西魏大统六年；东魏王朝，是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还有北魏、北齐王朝等都同时并存。那个战火纷飞、世道混乱的年代，广大的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救世主，都将心灵寄托于佛陀神灵保佑今生，求得来生平安富贵。

智顗的母亲慈眉善目，品性贤惠，温柔敦厚，笃信佛教，经常到寺庙去烧香拜佛，智顗从小耳濡目染也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唐代的沙门道宣在其《续高僧传•智顗传》载：智顗幼年时期便“卧必合掌，坐必面西”，七岁便来到寺院拈香合掌，殷勤礼拜，并主动挤入听课的和尚前排，认真听法师讲授《法华经》等佛教经典。其父陈起祖文武双全，颇受梁王朝皇上赏识，被任散骑常侍，这使智顗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公元553年，智顗十五岁，已懂世态炎凉。那年是梁元帝王纪在江陵自立称王的第二年，即梁元帝承圣二年，也是西魏废帝改年号的第二年，北齐也改年号为天保四年。武陵王梁元帝与江陵各军相持，元帝求西魏援助；齐民因税赋过重起兵反齐；柔然被突厥所破等。民众都在战乱中苟且偷生。据智顗的亲传弟子章安灌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下同，简称《别传》）记载：智顗十五岁感慨国家多难，战事纷飞，自己无力回天，便从今潜江龙湾徒步到江陵城郊的章华寺，跪拜在一尊远近闻名的金身佛像前，庄严地发下宏誓：长大成人后，愿作沙僧，皈依佛门，解救众生，百折不回。

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梁王朝遭到了西魏的致命打击。十一月，西魏兵攻陷江陵，俘虏梁元帝、王公及民众数万人，冻饿死者不计其数。十二月，梁元帝与智顗父亲陈起祖等百官一同被杀，其母也在这次战乱中丧命。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都杀死”。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智顗悲痛万分，他看破了红尘，对俗世的功名利禄彻底丢掉了幻想，他整理行装，从潜江龙湾乘船沿江直下，来到了湘州的果愿寺，接受“十戒”，成为沙弥，拜法绪为师，取法号智顗。

（二）

智顗在果愿寺学佛修炼进步很快，经慎重考虑，法绪法师推荐他拜当时著名的慧旷法师为师，学习大乘佛典。不久他又到湖南衡州大贤山潜心学习《华法经》。经过几年的潜修，智顗精通多部重要的佛典，但他想修佛的本源是叫人“明心见性”，看来只读经典不行，还得学习修定之法。于是，公元560年，智顗结束了大贤山的潜修，慕名前往光州的大苏山（今河南的潢川县），投奔名僧慧思的门下。随后他将南方佛教承东晋以来形成的偏重义理和玄学化的传统，与北方佛教比较注重禅定和实用糅合起来，确定了“定慧双开”的思想，学到了“一心三法”的禅观，确定了“法华三昧”理论而且还练就了超群的辩才。就连他的老师慧思也禁不住称赞他：“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才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第一”。（《别传》）

陈光大元年（567），三十岁的智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慧思法师，率部分僧人南下陈都金陵（今南京）。因陈王朝的几位君王都崇尚佛法，此时其政权已较稳定，一时金陵城名僧云集，讲经不绝。经过两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努力，智顗辨析佛理，阐微掘幽的讲法之道受到了众僧的佩服，且声名大振。陈后主得知后，让过去与智顗来往密切的永阳王陈伯志几次邀请，他才入太极殿为陈后主和众大臣主讲《大智度论》《仁王磐若经》等佛经。陈后主以国师的礼节对待智顗，听完课后便躬身施礼，这就有了传记中所说的“天子欣然，百僚尽敬”的场景。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智顗决定离开喧嚣的京城，远赴僻静的浙江天台山去习修、弘法。智顗通过在天台山的长期止观和习修，总结了慧思等法师的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止观学说的理论体系，并著有《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天台三大部”的佛教理论之作。

陈祯明三年（589），隋文帝杨坚带兵攻入金陵，历经五帝、建国三十三年的陈王朝灭亡。智顗“策杖荆湘，以避兵乱”。隋王朝也十分崇信佛法，在开皇十一年（591），隋炀帝杨广受封晋王，任扬州总管，多次遣使请智顗到江都（今扬州）弘法，智顗经使者反复敦促才成行。当年十一月二十三，在江都晋王的金城殿为杨广举行的受戒千僧会上，智顗作为主持，为杨广授了一个“总持”（即功德圆满菩萨）的法号。杨广感动地说“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别传》）智顗——“智者大师”的称号由此而来。

（三）

为晋王杨广受戒后，智顗便离开了江都，先后到庐山、潭州、南岳、荆州等地弘法，宣传他的止观修学佛教思想。隋开皇十三年（593），智顗来到了家乡荆州当阳玉泉山，修建起了玉泉寺，并在这里宣讲他的《摩诃止观》等思想体系。

开皇十五年（595），五十七岁的智顗，奉晋王杨广之请，再到江都主持禅众寺，并写成了《净名义疏》书稿。次年春重返天台山，重修寺院。开皇十七年（597），晋王再遣使者入天台山迎智顗入江都。当年十月十八，智顗带着拟建天台山下寺院的图纸抱病随使者出山。十一月，智顗行至石城大佛寺（今浙江新昌县西南）已“气疾兼笃，不能复前”，于是停留在此。晋王得此消息，即派王府名医李膺前往诊疗。智顗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病榻上向弟子们口授了《遗书》，同时还向晋王口授《发愿疏文》。二十四日（公元598年1月7日）一代宗师智顗寂然入灭，享年六十岁。

第二年，晋王杨广遵智顗遗愿，在天台山南麓依图建寺，初名为天台寺。公元605年杨广即帝位后，改名国清寺。智顗死后，其遗体送回了天台山，将其肉身葬入六角塔内。此塔今日仍在天台山真觉寺中。

智顗创立的天台宗，是中国汉传佛教十三宗之一，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正式派别，其影响长达千年，并跨越了国界，流传到了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现在中国、日本、韩国等有一大批专门研究天台宗佛教思想的传人。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潜江有了中国佛教的一代宗师智顗，也就沾了为之骄傲的“佛气”。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唐•

尉迟恭

——中华门神在潜江

尉迟恭（585～658），字敬德，唐朔州鄯阳（今山西朔州朔城区）人。唐朝的开国名将，封鄂国公。

（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记忆犹新的是小时候每到过年，家家户户大门外除了贴上对联外，还要贴上门神。上初中后，家里写春联、贴门神的活就属我的“专利”了。那时，我仔细端详那门神，他们手持古代兵器，黑花脸或红花脸，浓眉大眼，威风凛凛，甚是吓人。听家里大人说，那红脸的是秦叔宝，黑脸的是尉迟恭，他们是中国的两大门神。对大人所说这类历史人物我当时只能是一知半解，但我知道门神是驱鬼避邪，送福保安的。近期，笔者在探究潜江历史名人时，才弄清楚了我们这一带为何都喜欢尉迟恭这尊门神，因为他曾在潜江留下了不少保国安民的遗迹。

尉迟恭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南北，战功赫赫。尤其是“玄武门之变”时助唐太宗李世民夺取帝位立下了不世之功。他不仅射杀了与李世民争帝位之一的四弟李元吉，并救了李世民的命，还请唐高祖李渊下令“诸将皆由世民指挥”，并封为太子等。后被李世民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名列第七。后世还评说，如果没有尉迟敬德，就没有李世民，也就没有后来的大唐盛世；如果没有他居功自傲，多次冒犯圣上，并与大臣搞不好关系，他在“烟波阁”中应该排列第一。

功勋卓绝的辅国大将军尉迟恭又是怎么到潜江，他到潜江干了些什么呢？这还得说是尉迟恭性情憨直，居功自傲所致。李世民当朝后，尉迟恭当了辅国大将军，他在宫廷内见到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重臣常常不当回事，有时甚至当面讽刺他们，并在朝堂上与他们厉声争辩，弄得唐太宗李世民也很是难受。最让李世民难堪而又恼羞成怒是一次宴请有功之臣时，他惹怒圣上。《旧唐书》这样记载：

尝侍宴请善宫，有班其上者，敬德曰：“尔何功，坐我上？”旁边的李道宗劝解，他却一拳挥出，差点把道宗的眼睛打瞎。唐太宗盛怒曰：“朕观汉史，尝怪高祖（刘邦）时功臣少全者。今天视卿所为，乃知韩（信）、彭（越）夷戮，非高祖过……”

一席话说得尉迟恭汗颜而顿悟，即叩首谢罪。

（二）

贞观三年（631），李世民将尉迟恭贬为地方官，让他出任襄州（今湖北襄阳市）都督府的都督。“玄武门之变”的唐朝撤销了诸道行台，设都督府领各州。“都督”相当于现在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其官职一般是从二品或正三品。同时，地方行政机构名称及所辖区域有较大的变化。如贞观一年撤销了陕东道行台，设洛州都督府，领洛、怀、郑、汝等四州，贞观十八年又撤销了洛州都督府。襄州都督府正是在此背景下设立了，当时的襄州都督府领荆州、南阳州等地。潜江当时还没设县，属荆州辖，也正好在尉迟恭的统领之下。

贞观初年，李世民所统治的天下并非太平，西部的突厥、吐蕃、契丹等时常袭扰；“南蛮”（今湖北、湖南、贵州一带）之地，隋末残余势力时常作乱；朝廷内党争并没停息。尉迟恭虽然被贬襄州，但他对李世民毫无怨恨，甚至明白了这是皇上在保护他，并对李世民更加忠诚。据悉，当时执掌荆州是一文官，对清剿隋末“南蛮”残余势力时常力不从心，尉迟恭则亲自挂帅出征。随李世民南征北战，驰骋沙场的尉迟恭对清剿这些蟊贼那真是所向披靡。他率军队过汉水，由现在的宜城、荆门一路向潜江杀将过来，“南蛮”乱徒要么望风而逃，要么投降归顺。

尉迟恭每到一地取得胜利后，就会一方面安抚民众，一方面鼓励民众发展生产。同时，他特别喜欢朝拜当地知名的寺庙或修建庙宇。尉迟恭这一特别喜好，既是受皇上李世民的影响，也与他个人信仰有关。贞观三年，皇帝李世民就与年轻的法师唐玄奘（即唐僧）结为兄弟，并钦派其西天取经。据《旧唐书》记载：尉迟恭告老辞官后，“晚年谢宾客不与通，穿筑石台，崇饰罗绮，凡十六年”。由此可见尉迟恭信神、敬佛、崇道之一斑。

（三）

贞观四年，尉迟恭到了今积玉口借粮湖一带，他听说这里有一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资福寺，便慕名而来。当他过了山门，登上寺前广场，此前听说巍峨恢宏、香火旺盛、百里开外的善男信女都来虔诚礼拜的资福寺，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原有的九十九间僧房已毁于战火，三重大殿只有大雄宝殿还挺立在风雨的侵蚀之中，殿中供奉的菩萨也斑驳陆离都苦着脸好像等待着他去拯救。于是他现场与寺中主持商议定了重修资福寺方案，并以他的影响力号令四周的信众参与寺庙重建工程。一时间，通往资福寺捐资重修寺庙的香客“络绎不绝，日夜人声鼎沸”，不到一年时间，昔日的资福寺雄风再现了，并使其进入了历史最辉煌、最鼎盛时期。寺庙竣工后，信众没有忘却尉迟恭，刻牌留存。“资福寺重建碑”至今都还留存着“贞观四年大将军尉迟恭重建”印迹。2013年7月19日，我在踏访资福寺时，见到了重刻碑文，其中虽然有诸多错漏，但尉迟恭重建此寺庙的功业仍然记载其中。

无独有偶，在潜江境内渔洋镇拖船埠（现在称拖市村，据清光绪《潜江县志》记载，这里是明清朝时期潜江的十大集市之一）也留有尉迟恭的宦迹。我母亲是拖船埠下街人，小时候我经常到拖船埠舅舅家去玩，有次大表哥王世元带我去街中段东面的祖师殿玩。当时我总认为庙里供的都是鬼神，因惧怕不敢入内。表哥告诉我：这是门神尉迟恭修的庙，鬼怪都被他驱赶跑了，没什么可怕的。因我当时并不知道尉迟恭是何许人也，还是没敢入庙内。现在我研究潜江的历史名人尉迟恭，当然又想起了表哥王世元。

2013年10月23日，我在表哥王世元的带领下专程探访了祖师殿。说来我与祖师殿重建还有点佛缘。2007年我在市政府分管城建及民宗等工作时，表哥曾带着拖船埠几位热衷于佛事的老人，为重修祖师殿，需市民宗局审批等找过我。我当时给市民宗局打过招呼，按程序批了其重建方案。现在已七十多岁的表哥向我介绍道：祖师殿是唐太宗李世民挥师南下，在拖船埠一带与大梁王萧铣的军队作战，请香敬佛祖后而大获全胜，于是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二年（贞观二年，即公元630年），即命尉迟恭监修此殿，以还祖师佛祖保佑之佛缘。

据考证，表哥所言与史实基本相近，准确地说，应该是贞观五年尉迟恭在任襄阳都督府时而监修的。新中国成立前，祖师殿有三重大殿，是这里方圆百里最大的寺庙，香火十分旺。1928年贺龙元帅在开辟革命根据地时，曾率红五军进驻拖船埠，并将军部设在了祖师殿。1942年日军占领拖船埠，烧毁了前殿和大雄宝殿，只剩下了现在仍保存的后殿。后殿能保存至今，是因为“文革”时期这座庙做了粮油收购站。后来，信众在重修祖师殿时，发现了庙的大梁上刻有“鄂国公尉迟恭监修”的字样。表哥还告诉我：1953年搞“农业合作社”，拖船埠在拆下街的“观音阁”建合作社仓库时，其大梁上也刻有“尉迟恭监修”的字样。

尉迟恭，这位英勇善战、护国安邦、守护民众、忠君报国、率真纯朴、做事毫无心机的将军，在潜江大显神威，除暴安民，为民众修庙建祠，发展生产，千百年来倍受潜江人民尊崇，因而潜江人民至唐朝以来，将尉迟恭与关公（关羽）一同当着守护家园的门神张帖、供奉。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宋•

毕　渐

——在党争旋涡中刚介自立的状元

毕渐，生卒年月不详，字之进，宋，潜江人（今园林办事处）。他是潜江有史记载的唯一的一名状元。

（一）

始创于隋朝，形成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强化于明朝，极至且终结于清朝的科举制度的塔尖，就是皇帝在其宫廷主持殿试后，用皇榜公布的应试第一名，即状元。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一般每三年一次的层层考试选拔，全国几万名学子，经过乡试（省一级考试，考取者为“举人”）、会试（国家级考试，考取者为“贡士”），最后到殿试（考取者为“进士”），而夺得进士第一名，即状元者，的确凤毛麟角，极其难得而又荣耀万分。宋朝（北宋，下同）绍圣元年间潜江就出了一名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的状元——毕渐。

经考证，至科举考试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历代王朝举行考试八百余次，其中有名可考的状元是七百七十七名；宋朝天下三百余年，湖北状元仅十一人，潜江就有一人，这的确是潜江历来重教尚文的一种骄傲。《明一统志•人物》对毕渐这样记载的：

毕渐，字之进，潜江人，绍圣元年状元。为膳部员外郎，出知荆南府事，以文学致身，刚介自立。时人以其典乡郡，荣之。

《宋史》上有“吏部员外郎”记载。康熙三十二年《潜江县志•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将其作为“人物志”的第一人物“列传”，其开头是这样记载的：

毕渐，绍圣元年状元。出知荆南府事，以文学致身，刚介自立。元祐八年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主考熙丰法，苏辙廷争几得罪，赖范纯仁免……

《福建通志•职官》载：“提刑司提刑：毕渐”。

从这些史志上我们可以大体知道毕渐中状元时的情况及中状元后所任的官职、秉性、爱好等。作为状元，“渐守荆州，卒于官”。（《县志》载）最终的官职也就是一个荆州知府，即从四品官。古时都是异地任职，能返本乡任职都是皇帝极为信任的人。近期，为探究毕状元，我认真研读了宋哲宗时期的相关史料，才知道毕渐从应考到入仕，一直生活在北宋最荒诞而又险恶的党争旋涡之中。

（二）

毕渐中状元是在宋绍圣元年（1094），当朝皇帝是宋哲宗，是他当了八年傀儡皇帝，正要亲政的第一年。宋哲宗是北宋第七位皇帝，也是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他九岁继位登基，在位十五年，享年二十四岁。他是前任皇帝宋神宗赵顼（xū）的第六子，原名佣，曾被封为延安郡王。虽然他前面的五位哥哥都早夭，没人与他争皇位，但宋神宗有两个同母弟弟，一个是雍王赵颢（hào），三十六岁，一个是曹王赵頵（jūn），三十岁，都年富力强，很有声望，具备继皇位的条件，而都被挤出局，可想这场宫廷继位斗争的诡谲和惨烈。而操纵这场斗争，力扶宋哲宗继位的是他奶奶高太后，即宋哲宗爷爷——宋英宗赵曙的老婆，即宜仁高皇后。宋哲宗的父亲宋神宗面对北宋后期王公豪强隐占土地、有田无税、国力衰退、外敌不断侵扰的诸多矛盾，大胆采纳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王安石的建议，全力推进“变法”，其变法却遭到了高太后及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班既得利益者和保守派的顽强反对。宋神宗“变法”方略尚未完成，却壮志未酬在三十七岁英年早逝。五十四岁的高太后为了自己好掌权，监朝听政，即扶持了可任其摆布才九岁的宋哲宗继位。

宋哲宗登基后，年号为元祐。监朝听政的高太后重新任用了被宋神宗免职赋闲在家的顽固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即将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亦称“熙丰”或“熙宁”变法，即取神宗在位的年号“熙宁”“元丰”之意）全部废止，并结党（史称旧党或元祐党）将过去支持变法的一班朝中重臣不断清除，朝中围绕支持和反对变法的党派斗争十分激烈。而哲宗皇帝对高太后和司马光越俎代庖压制他的做法十分不满。到了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死后，十七岁的宋哲宗亲政，即将司马光、苏轼、苏辙等元祐旧党人员流放岭南（广东、广西、海南一带），接着启用了革新派章惇（dūn）、曾布等，并在第二年将年号也改为了“绍圣”元年。

《县志》对毕渐中状元有这样记载：

元祐八年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主复“熙丰法”，苏辙廷争，几得罪，赖范纯仁免。及第对策考官，是元祐最等。礼部侍郎杨畏复试，悉下之，拔毕渐第一。（《大明一统志》）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当时，李清臣（户部尚书）主考，他出的“策题”是主张恢复“熙丰法”，而苏辙（左相，当朝八大执政之一）当庭向哲宗皇帝言辞激烈地进言反对，惹得哲宗大怒，要治他的罪，多亏右丞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求情保了他。而评卷又是一批元祐党人，他们将主张按元祐之策治国的一帮人评为最佳。礼部侍郎杨畏复试时，最后将主张恢复“熙丰法”的毕渐确定为第一名。

也就是说毕渐在参加殿试时，一方主张按“元祐”方略施政，另一方主张按“熙丰”之法施政。即宫廷中的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斗充满着火药味。面对皇帝的眼神，尚未入仕的毕渐，圣意难揣，按常规应万分惶恐；面对新党与旧党之争谁能胜算他也不知所终，他可折衷而应答。但此时毕渐心无芥蒂，泰然处之，没顾及冒犯圣上的风险和党争的复杂，在殿试“策论”时，他没有“众所趋趋之，众所避避之，俯同流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而是从容对答，直抒己见，旗帜鲜明地支持变法，支持重启“熙丰”法。

毕渐很自然而又极正常的一番对策，却不自主地卷入了宋哲宗时期支持和反对变法最复杂而又激烈的党争旋涡之中了。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元祐九年（1094）李清臣撰《策题》曰：‘恭惟神宗皇帝，凭几听断十有九年，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毕渐对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第一。于是，绍述之论始兴”。另宋•吕上《宋大事记讲义•哲宗皇帝•经筵》载：“自毕渐之策一出，而绍述之议遂定”。也就是这次殿试，有了以毕渐为首的这批新生支持变法人士，加一批变法的老臣，坚定了哲宗继承父皇遗志，重启“熙丰”变法的决心。可以说，毕渐廷试之“策论”一石击起千层浪，也让宋哲宗一锤定音决定重启“熙丰”变法。同时，毕渐也无形之中得罪了势力庞大的“元祐”党人。毕渐此时是皇上的宠儿，是胜利者，但他入仕后却在党争的旋涡中博弈，一直处于焦虑和矛盾之中，最终他选择了不入党争，“刚介自立”的处事之策。

（三）

《旧闻》一书中写道：“毕渐为襄阳幕僚在绍圣乙亥丙子年”，即绍圣二年至三年（1095～1096）。也就是说毕渐在绍圣元年虽然中了状元，但朝廷并没有马上重用他，而是将其安排在襄阳州府当幕僚。一般情况，凡中状元者，都会安排在翰林院任编修等职，授从六品官衔。而对毕渐的这种安排很可能是朝廷复杂的党争影响。《旧闻》同时记载毕渐离开襄阳时，为他饯行的好友有周恭叔、贺君仪、赵德麟、李仲益等七人。周恭叔（元祐六年进士，曾任大学博士，北宋永嘉学派创始人）为他写下了《送毕之进状元还乡》诗（见《四库全书•浮止集》）。诗云：

毕髯奇男子，未识已心与。献策集英殿，脱略独豪举。二年襄阳幕，归舟岘山渚。同事三日留，时时作险语。隆准帝王孙，萧然好风度。读书百万卷，胸中莽迥互。平生苏惠州，气概颇自许……

这首诗还原出了毕渐是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俊美男子。他读书万卷，文采斐然，宁折不弯气度和风范可与苏东坡（因其流放到惠州，故称苏惠州）比拟。其胸襟抱负气吞山河，常常语出惊人，有帝王子孙的风度。殿试“策论”，其胆识才能倍受瞩目。

当时的大学士能这样赞扬刚入仕不久的毕渐，这既说明毕渐的才气令人佩服，同时也说明毕渐当时极有名望，并且很会处理人际关系，而不是像有人贬损毕渐时所言：“欺罔哲宗，以神宗为名，劫持上下，尽逐忠良，群小毕进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典型的元祐余党之言。大家想想，傲视天下的皇上，是一个参加殿试的儒生能“欺罔”的吗？宋哲宗亲政后重启“熙丰”法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毕渐殿试“策论”坚决支持重启“熙丰”法，那只是一个偶然。或者说毕渐“策论”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由此可见毕渐不仅不是“群小”，应当是一位有思想、有主见的睿智君子。这正如现代人所言，“你改变不了风的方向，但你可以调整风帆到达目的地”。

《旧闻》还记载：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二十五秩官类提刑司官条下载：“毕渐，承议郎，崇宁二年六月初五日到任，四年五月初八日除膳部员外郎”。可知毕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前是朝廷的承议郎（七品）。而作为状元，特别是作为受到宋哲宗赏识，并影响宋哲宗下决心重启“熙丰”的状元，在朝中奋斗了十年，还只是一个七品官。而按常规，中状元者，当即授翰林院修撰等职（官职从六品），这也再次说明毕渐并非阿谀奉承，逢场作戏，趋炎附势之“小人”，恰恰说明他“刚介自立”“厉行正色，立朝亦必无愧古人”。（见《旧闻录》）并在这十年中练就了“刚介自立”的品格。

到了崇宁二年，新皇帝宋徽宗可能才想起这位才智过人的状元，一下子将他官升三级，让他任了福建（省）的提刑官（从四品），即负责一省刑狱、诉讼，监督州县等地方官员。任职两年后，崇宁四年（1105）毕渐离开提刑官岗位，擢升膳部员外郎。

《旧闻》还记载，毕渐入福建任职过罗原时，旅居南华洞，年过八十的林子山老翁专门写了一首赞赏毕渐的诗。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当年春榜首传名，对御如君有几人”。毕渐受其感动回赠了一首诗，其诗曰：

儿童闻说子山名，将谓先生是古人。海上偶经仙洞府，岩前犹见玉精神。南华久彻逍遥梦，兜率重来自在身。携得新诗天上去，一教辜负到全闽。

据悉，这是目前从故纸堆中能找到的毕渐留存于世的唯一一首诗。史书中说毕渐“以文学致身”“诗词亦清拔”“时时作险语”等，我们也只能在这首诗中细细品味了。不过《旧闻录》还记载：“《续池阳集》具载元祐党人之作，而渐序之”。《续池阳集》收集的主要是元祐时期大文豪苏辙、苏轼等之作，而请毕渐作序，从中可管窥毕渐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非同一般，应该是可以与“二苏”比肩的人。

毕渐在到荆州任知府之前还曾在（湖南）潭州任过通判。州通判是州郡的一副职，相当于现在的副州（市）长，主要掌管粮运、农田、水利和诉讼事，官职从五品或六品。毕渐何时在潭州任通判没法考证，但他在这一任职上干了一件与前述为“元祐”党人诗集作序自相矛盾而又遭到非议的事。根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载：“通判潭州毕渐言：‘应元祐中诸路所立碑刻纪事等，请悉今碎毁”。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经筵》也有载：“毁元祐碑，从通判潭州毕渐请也”。这说的是宋哲宗皇帝年幼时，元祐年间高太后听政，高太后认为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一大批朝臣扶政有功，专门为他们立了一些记事碑和功德碑，史称“元祐碑”。宋哲宗亲政后，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情绪对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进行了全面清算，或罢官，或流放。毕渐是主张“变法”的，但他在潭州通判岗位上推行“熙丰”法，仍遭遇“元祐”势力阻挠，因而上奏“毁元祐碑”，消除“元祐”影响之建议。

《旧闻》载：“毕渐言政主熙丰，学术尊元祐”。可见毕渐入仕处事一直处于“熙丰”与“元祐”两难中周旋，两难中做人，而又总是处于两难周全的纠结境地。有人说毕渐一方面主张推行“熙丰”法，而上奏毁“元祐”碑，同时又为“元祐”党人的诗集作序，“未必心以为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岂复有纷纷之患哉！”（《文定集》卷十一）即指责毕渐“口是心非”。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才知道毕渐的言行十分睿智而又正确。

首先“熙丰”“元祐”无论是执政策略，还是学术理论，并非有邪正、错对、黑白明显的界限。历史证明当时的“熙丰”之法也有很多不完备之处，“元祐”之策也有很多积极可取的地方；同时，主张实施“熙丰”法者并非都是君子，坚持“元祐”之策也未必皆小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司马光、蔡确、吕大防、苏辙、苏轼等等，在历史上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其次，宋朝末年朝廷党争不断的悲剧，笔者认为都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无能造成的。从宋神宗开始，他激进地推行“王安石变法”，而忽视了司马光等一批人的良言；宋哲宗九岁继位，被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及维护既得利益的一大批朝臣弄得当了八年傀儡皇帝，并使其人格扭曲，心态逆反。当他亲政后，不仅没有很好地调和党争矛盾，而且让矛盾更加激化。他仅凭元祐年间朝臣对他的忽视、束缚和压抑而形成的不满和怨恨，将元祐年间的主要朝臣或流放岭南，或贬职，或免职。从哲宗在位十五年就用了韩缜、蔡确、司马光、苏辙等十一位宰相，可以看出他缺乏必要的从政经验和能力，更没有文治武功的执政力，由此，他也为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因而毕渐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宦海不倒，也正是他不结党营私、刚介自立的品行起了作用。

（四）

毕渐什么时候“出知荆南府事”（即在荆州任知府），在任有何宦迹等无处考证。但康熙《潜江县志》、光绪《荆州府志》都分别记载有“渐卒于官”，说明他为大宋王朝真正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了。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还有其墓葬方位的记载：“状元毕渐墓，在县西南八十里”。虽然我在2013年9月按县志所指“西南八十里”的浩口镇、张金镇、运粮湖农场等地专程去踏访过，却以失望而告终，但毕状元的形象已定格在我和潜江人民心中。

近日，我再研读光绪《荆州府志》（卷七•古迹）得知：“渐台（旧府志），在城东六十里昭王贞姜。渐台遗址，俗呼为毕渐者”，接着还录了元朝的杨维桢、明朝的李东阳凭吊“渐台”后各自留下的一首诗，这与潜江县志所载其墓地方位很相吻合。同时，说明毕渐在荆州知府这一岗位上工作是很出色的，不然人们不会在他死后为其筑一“毕渐台”对其纪念，并成了荆州一名胜，使后来仰慕者不绝，并在清光绪三年（1878）的《荆州府志》，毕渐已入土七百多年后还大书特书。

另外，我从马荣华先生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一书中还得知：宋•翟汝文有诗文题为《忠惠集•太常少卿毕渐移鸿胪少卿制》，说明毕渐曾任职太常少卿、鸿胪少卿。以前我们都只知道毕渐所任最高职务是膳部员外郎（从四品官职），而“膳部”都是礼部（宋朝中央机构的六部之一）的下设机构，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办委的司。“太常少卿”“鸿胪少卿”分别是从四品、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司职、正司职），他们都是分管朝廷对外国、少数民族宾客接待、朝会及礼仪，兼管佛教、寺庙、祭祀之类的事。此书还记载：“尔服在奉常，阅日滋久，司宾之雅，蔽自朕心。往其钦承，无忘励勉！可”。这是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翟汝文代皇上起草的任命状。“可”，乃皇帝批示“可以”或“同意”。说明毕渐尽职尽责，在这两个岗位上工作业绩也很突出，不然不会“蔽自朕心”的。

不管毕渐最终官职如何，也不论其宦迹如何，更不管皇上如何对待他，历史如何评定他，潜江人民却记得他，并世世代代在传诵他。因为他是潜江有史记载的唯一状元，是潜江人民的骄傲。家乡人民为怀念他，在其一马平川的故里垒土为山。清光绪《潜江县志•风土志》是这样记载的：“毕家山在邑西沱埠垸（今园林办事处深河居委员一带）毕渐故居，后人垒土为之，表厥里遗意也。”同时，潜江旧城儒学东南（即今粮食局机关幼儿园一带）曾有“状元坊”“毕家楼”，明万历年间毁于火灾。清康熙九年（1670），潜江知县王又旦为了纪念毕渐又重修“状元坊”“毕家楼”，并将其故居更名为“毕公里”，即今袁桥、光明、深河居委会一带。

斗转星移，毕公里人才辈出。近代又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我相信“人文科第甲郢楚”的毕渐故里将脱颖出更多的人才。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元•

姚燧

——在潜江修建白鹤书院的元朝重臣

（一）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元，洛西（今河南洛阳）人，原籍柳城（今辽宁朝阳），官至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最著名的汉族儒臣，是享誉古今的著名文豪。《元史》《明史》《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等史志都有其传记，现代“搜狗百科”网页对姚燧从“生平简介”到“文学成就”有上万字介绍。这么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并没有在潜江主政过，那是怎样进入《潜江历史名人传》的呢？还得从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等史志记载说起。

《县志》（卷五）学校志中附了“书院”志，从中得知潜江历史上有“石桥书院”（元泰定年间，翰林学士林士渊修建）、“阳春书院”（万历年间，知县李之珍修建）、“同仁书院”（万历年间，云南督学佥事刘垓修建）、“传经书院”（康熙年间，知县王又旦修建），再就是“白鹤书院”。《县志》（卷五）载：“白鹤书院，元湖北提刑副使姚燧建，今城隍庙其旧址也”；另《县志》（卷十八）人物志中有“寓贤”一章，其中潜江寓贤第一人写的就是姚燧。姚燧为何要在潜江建书院？为何又能成潜江的寓贤之首？进一步探究相关史料，我终于弄清楚了姚燧与潜江结缘的经过。

（二）

姚燧出身名门，他的祖先在辽、金两朝都是高官。他三岁那年，其父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姚枢，金亡后加入元朝忽必烈的幕府，是推进蒙元当朝者崇尚汉学，保护中原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先驱者之一。十三岁的姚燧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境内）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的理学家及当朝重臣（中书左丞）许衡，十八岁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师，学习理学。其间他广泛猎读先人之作，为唐朝的文豪韩愈雄刚昂仰的风格所吸引，不屑于崇宋尚苏（苏东坡）骈俪的文风，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至元八年（1271），老师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和，辞去中书左丞之职，转任集贤大学士（官职一品，一般由宰相兼任），开国学教蒙古贵族子弟，他奏召十二弟子为伴读，姚燧为其中之一。至元十二年（1275），三十七岁的姚燧被任命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

此后，姚燧随元军到地方去安抚百姓，兴办学校。至元十七年（1280），姚燧被任命为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第三年转任湖北道按察副使（正四品）。按察使是负责纠官邪、除奸暴、平狱讼、雪冤抑、安民众、劾贪官，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的监察官，监察官视察、巡访地方较多。姚燧的经历使他看到了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因而每当他巡视一地，都将兴办学校、赈灾济民作为首要政务亲自督导办理。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恃才放旷颇为自傲的姚燧为政之暇，特喜欢游历山水。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在《别丁编修序》中说：“自历荆宪（湖北、湖南）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当鼎五洲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也就是说他在任湖北提刑按察副使期间大多数时间巡视、游历居住在包括潜江等州县。

笔者从《姚燧年谱》查到，至元二十年（1283），他四十六岁时任“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后因妄议朝政而被谪官。《县志》（卷五）载：“后姚燧官至湖北提刑副使，解官，卜筑于潜，建藏书楼。日读书其中，有白鹤巢于上，遂以名楼。今城隍庙址，台屹然。”《县志》（卷十二）载：姚燧“补山南湖北道，经游潜境，曰‘此地风淳俗厚，可以卜筑’，遂家焉，建藏书楼。日著述其间，有白鹤巢于上，因名其楼曰‘白鹤楼’（书院，下同）。”《大明一统志》载：“楼在县北，今为‘白鹤书院’”。据《县志》总图所示，白鹤书院（城隍庙）旧址当时在县城城墙内西北边，即今石油公司一带。

放达自傲、豪迈耿直的姚燧，看到了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了解民众疾苦较多，对官职的擢升很是淡然，经常不按官场潜规则行事，有时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议时政，所以遭小人排挤或朝廷不容是必然的，因而他每每任职不久即遭解官或辞职也全在情理之中了。据史志记载，解官或辞职后的姚燧足迹几乎遍及中国，他一生南北数度迁徙定居，今天有史可考的武汉、长沙、岳阳、扬州、杭州、九江、铜陵、潜江、澧州（县）等二十多个城市他都居住或到过多次。由此，《县志》所言，姚燧宦游潜江，建白鹤书院，或解官后建白鹤书院，定居潜江都是成立的。

白鹤书院是潜江有史可考的最早书院，比林士渊所建的石桥书院早四十多年。书院建成后，姚燧一边在楼中著书立说，另一方面躬亲书院，“课士以有用之学”，使当时潜江学风焕然一新，也为后世潜江崇文重教，科举赫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姚燧的博古通今，令其在朝野内外倍受推崇，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依其盛名征翰林学士，此后，他断断续续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江西行省参政等职。姚燧人生最大的一次转机是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铁穆耳仿汉唐（宋）制，起用已六十九岁的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这些都是元朝文官的最高级别和荣誉称号。如“翰林学士承旨”是唐宋时期翰林院的最高长官，是翰林学士的首领，每朝从年深德重的翰林学士中选一人为“承旨”。翰林学士承旨不仅起草诏令，职掌机密，而且伴随皇帝生活在皇宫，一般都由宰相兼任，被称之为“内相”。

这段时期姚燧主要负责纂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兼修国史。久久闻名于文坛，又有此至高地位，当时被奉为文坛盟主，姚氏馆内一时门生云集，象笏（hù，古代朝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用象牙或玉做成的狭长板子）满床，国内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为荣。至大四年（1311），成宗、武宗《实录》修成，他即乞老南归故里。元皇庆元年（1312）七十四岁卒于家中。亦有史志记载卒于1313年。

姚燧一生著述等身，史料记载他主要著作有《国统离合表》《成宗实录》《武宗实录》《牧庵集》（五十卷）等。最负盛名的是《牧庵集》，其中收录有他的诗词、文赋、散曲等六百八十九篇。后世评价姚燧阅历广泛，视野开阔，四书五经、韩柳欧苏、史传百家他都潜心研习，对他的作品，有的说“语言古奥而简洁，气势刚劲而雄豪”；有的说“淡丽而不谀，奥雅而雄深，多体而不穷”；有的说“语言浅白，笔致流畅，富有情趣”。同时期被誉为“元诗四家”之一的虞集赞叹曰：“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深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言为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

笔者从姚燧所著《牧庵集》中找到了他在潜江时所作的诗二首。其一是《萑苇叹》。萑苇，古时对芦苇植物的统称。当时，汉江两岸河滩上生长着大片芦苇，本是当地老百姓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却被富人和豪强侵占不让采伐。姚燧愤慨长叹道：

滨江不可采，岁惟蒹苇茁。青林无端倪，永与汉江匹……坐视煨烬空，不丐氏贫疾。因推是为心，可见无仁求。周官行虞禁，为法未尔嫉。亦己开利源，千年谁能窒！

其二是《田氏乐门堂》。这是他为居汉江北边（古时潜江辖）的田侯新落成的府第题的匾额，其中写道：

忧乐惟圣人，万古无小蔽……翻思汉诸田，实出重华裔。吾姚原为讷，循本皆同系。平生未倾盖，深有应速戾。要为兄弟警，慎莫轻裂眦。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林士渊

——元朝从潜江走出的翰林学士

潜江自古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据史记载，仅明清两代，考取举人者近七百人，中进士者就有六十三人（这仅指1879年光绪五年《潜江县志》所载之前数）。然而有点遗憾的是，潜江自宋乾德三年（965）建县，到1368年元朝终结，两个朝代四百多年历史，潜江本土入仕而有文字记载的仅两人。一位是宋朝的状元毕渐，再一位就是本文要写的元代翰林学士林士渊。

这要么是地方志的遗漏，或者说在这两个朝代里潜江根本没修志，也许其他史料有所记载，却因年久而失传。因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知县刘焕在纂修《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时，只提及最早的《县志》是明“成化壬戌年”（此处错误，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的成化年间没有“壬戌年”，应该是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纂修者是时任知县史华。只可惜，此志书当时就已佚亡。现在我们责怪古人或叹惜历史毫无意义了，还是说翰林学士林士渊。

《县志》对林士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卷五）“学校志、庙制、附书院”。在“书院”这一节，原文载：“石桥书院，在县治西龙渊市。元泰定间，学士林士渊建，久废”。另一处是在（卷十三）“选举志上、荐辟、进士、举人、贡士”。在“进士题名”这一节，原文记载如下：“元进士，林士渊（旧志翰林学士）”。林士渊在“进士题名”处排列第二，排列第一名是宋朝的毕状元。总共三十来个字，要立起一位鲜活的翰林学士的确有些为难。笔者只能通过一番踏勘和查考去了解林士渊，所获虽然非常有限，但弥足珍贵。

上述所言“县治西龙渊市”，正是现在王场镇林圣村一带。因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中原九十多年后的1293年前潜江县衙就在今高石碑镇的蚌湖村，林圣村正是“县治西”。为确认林士渊就是如今林圣村人，我先后找了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林士义同志，他老家是周矾办事处东荆村。我要他查了家族谱，寻访其家族和当地的老人，看与林士渊是否有可考的宗族关系？士义很是费了一番工夫，但没有给我预想的答案，不过他给我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说东荆村的林氏家族与王场镇林圣村的林姓是同一家族。

2014年9月25日，我在市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张军、王场镇党委副书记黄卫东和王场方志专家谢先阔老师等人的陪同下，再次寻访林士渊祖籍和后人。我们走进了林圣村及与其接壤的官户村（官户与林圣原本就是一个村，后分离出来的），谢老师告诉我们，2008年他在主编《王场镇志》时，听老人们讲起，与林圣村接壤的官户村，古时候曾出了一位姓林的部长级的高官，因此就有官户村这一地名，并说这位高官死后葬于林圣与官户村接壤之处。于是我们一行来到官户五队人们所说的古墓葬地进行踏访。官户村的何尊安会计站在墓地告诉我们，这里旧时留下来的林姓古墓非常宏大，墓冢很高，前面有一很大的三重门石牌坊，当地人都叫他林家狮子牌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搞水利建设，因缺砖石料将牌坊石料和古墓砖石拆除建了涵闸。

随后，我们一行走进了林圣村，村书记将我们带到二队林开元的家。林开元老人搬来1992年重新刊印的《林氏族谱》（敦本堂），全套十五册，足有百万字以上，一尺多高。对族谱研究较深的林开柏告诉我们，林士渊属四房二支，族谱上有其功名载，是否是今林圣村人还难确认。林士渊祖籍是否在林圣村并不重要，反正他是史书上记载元朝时期潜江著名的历史名人之一。

林士渊中进士，应该是在元延祐年间。因为《县志》记载他修石桥书院是“元泰定间”。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其在位只有四年多的时间，即“泰定间”是1324年至1328年。而古时候，凡朝廷命官，其在位时是不会回家做恩泽乡邑之事的。一是他无权调度朝廷的银两去为家乡谋福祉；二是即使当官有俸禄节余或灰色收入，也不愿去办有可能招惹是非的事。也就是说林士渊修石桥书院，应该是他功成名就，告老荣归故里之后而做的事。元仁宗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延祐”年间（1314～1320）。这个时期也是元朝最重视科举选用人才的时期。据史记载，元仁宗延祐元年，仁宗帝启用了齐履谦为国子监司业（头领），他搞了一个“升斋积分进士”之法，于是“人人励志，多文学之士”。延祐二年，廷试，取进士五十六人（超过常年的三分之一），当年将乡试的举人安排了七十多人任了七品官，还有六十多名授了府、州教授、学正等。这离林士渊致仕而归相距十来年时间。石桥书院是有史记载潜江最早的书院之一（仅比元朝重臣姚燧修建潜江最早的白鹤书院晚四十来年），这为潜江崇文重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翰林学士从唐朝开始便成为皇帝的心腹，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承命撰拟册立太子，征伐、大赦及所有重要的文书诏诰等，经常伴随皇帝值宿禁宫，时常出谋划策于内廷，是“参谋禁密，权任独重”的重臣，常常能升为宰相。元朝沿袭唐宋旧典设翰林院，基本上采取“以汉制汉”之策，选拔出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者充任翰林学士，林士渊是其中之一，这是潜江人的骄傲。明朝时期的训导叶善曾写下一首诗对林士渊和石桥书院进行了缅怀：

昔人有志绍先贤，构得藏修屋数椽。

暖席春风悬绛帐，寒灯夜雨对表编。

事同岳麓千年著，名并匡山万古传。

今日题诗追旧迹，余光还耀石桥边。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郑文暹

——爱百姓如己子　处公事如家事的知县

郑文暹（xiān），元，荆州人。《大明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知潜江县，导扬风化，抚宁黎元，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割断如流。既去，民立碑颂德”。《大清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荆州人。至正中知潜江县，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岁饥，发粟赈济，多所全活。”

史书上的这寥寥数语，既高度概括出郑文暹的籍贯、主要宦迹，也看出爱民如子的名宦形象。但我们还不知他是哪个朝代的名宦，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在潜江任知县。再研读《湖北文徵》、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和毛道海先生所著《潜江风情录》等相关史料，一位“爱百姓如己子，处公事如家事”的县令就一目了然了。

《县志》（卷十二•秩官志下）有如下记载：

郑文暹，至正间知潜江。公正廉明，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既去，民立碑颂之。耆儒安惟怀撰记。

顺着这条线探究，我找到了安惟怀的“撰记”，于是，郑文暹的名宦形象逐渐鲜活起来了。

“至正间”，即元顺帝（孛儿只斤铁木真妥懽帖睦尔）至正年间。《湖北文徵》（第一卷）、《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均收录了元朝至正年间，潜江耆儒（即老先生，或老乡绅）安惟怀受人之托撰写的《郑侯德政碑记》，碑文最后写道：“宣武李帅来请于予，愚辞不获。敢叙公之梗概，以备观风云者采择云。时至正七年”。这德政碑文是郑文暹离任时，潜江人民为其立的。甘鹏云先生考证，郑文暹在潜任知县共四年，从而我弄清楚了郑文暹在潜任知县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到至正七年（1347）。

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后，他没能像清王朝那样很好地融入汉文化之中，并充分利用“汉人治汉”，从中央到地方，对汉人是不信任或排挤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县一级，县之长官有知县、县尹、达鲁花赤（即蒙古人任的掌印者、或监督官）。也就是说一县有“二长”，郑文暹任知县行政指挥权还要受制于达鲁花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知县要干成或干好一件事都是很难的。正是这种体制的先天不足，一统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间即进入元朝末年，当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的民众纷纷起义反元。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知县要干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这些事是很艰难的。而郑文暹不仅干成了事，还干得很出色。在他离任后，老百姓为其树碑立传，的确令人佩服。从“德政碑记”中，我们得知郑文暹为潜江民众至少干了六件让“时人皆以为激”“去后思恩”的实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潜江地处长江、汉江夹角地带，是江汉平原的腹地，是历经千万年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旧县志载，潜江“频年汉水横溢，城郭田庐悉委巨浸”。洪水无常情，“十年淹九水”是旧时潜江民众饱受洪水之灾的真实写照。治水是旧时到潜任知县之长官最头痛的事。郑文暹上任时，碑文有如下记载：“公之下车，视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为任。尽心尽力，始终不倦”。他下车伊始，即亲率衙役实地踏勘堤防，制定修堤方案，亲自督导筑堤修防。同时，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结合的办法，一边组织民众整修江河堤防，一边“疏开沟渎以为民便”，民众积极参与治水工程，并使民众有“民不劳而功成”的喜悦感。《县志》（卷十•河志）也记载：“元至正七年，承务郎郑文暹疏筑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说，郑文暹在任潜江知县前是朝廷的承务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职散官，官职从八品。因而，安惟怀先生在碑文中对郑文暹力治水患载：“所谓爱百姓如己子，处公事如家事者欤”。

第二件是开仓赈灾。旧时的潜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灾，有时甚至一年遭遇水旱两灾。郑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1344），潜江遇特大旱灾，碑文记：“甲申之旱，年谷不登，民皆缺食。老赢仆壮者，四散流离涂炭，深可悯焉”。见此情景，郑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户，实地核查灾情，安抚民心，并呈报朝廷，要求开仓放粮。在朝廷准奏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他冒革职、领罪之风险，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数计”。碑文说：“斯公爱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于当世之公论”。

第三件是受审冤狱。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案件的侦破，以及侦、审、判严格分离的时代也还出现不少冤假错案。旧时，一县之令，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还要管案件的侦破、审理和判决，加之没有相应的技侦手段，很多案件的判决，全凭县令的推理或感觉，就是没有贪赃枉法之心，冤假错案也在所难免。郑文暹到任后，遭遇拦路喊冤的不少，他没有听之任之，或者简单认为喊冤者皆刁民不予受理。他对多年堆积的案牍不辞辛劳，全部调出来重新审理。碑文记：“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可谓至清彻底，至明烛物”。对新的案件，他受理后，审判十分慎重，并明确不搞严刑逼供，力求不造成新的冤假错案。碑文说郑文暹审案：“慎用刑而不留狱，则公之心，君子之心也。其明慎用刑，片言折狱，使讼者平，赋者均，归于无讼而后已”。

第四件是惩治盗贼。当年灾荒之后，盗贼猖獗，且十分狡猾，难以捕获，老百姓意见很大。对此，郑文暹深感抚境安民责任重大，他下决心要将盗贼“誓在获擒”，用现代的大打歼灭盗贼的“人民战争”之法，广布耳目于民间，四处收集线索，使强盗各伏其罪。碑文说：“盗息民安，花村月明，夜无犬吠。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唯我公也”！

第五件是导扬风化。一个地方民风的好坏，虽然与其地域条件、历史背景、传统习俗等相关联，但又与当权者的教化紧密相关，尤其是一县之长的作风、做派、好恶等对当地民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封建社会信息闭塞的时代，县令代表的是天、是地，是皇帝。郑文暹他牢记：“任而至守令者，盖亲民之重任也”“然则是官者，司乎民，任牧民之责，不亦重乎”。他鼓励民众发展生产；组织兴修水利；打击盗贼，倡导幼而学，勤劳致富；要求民众“敦四民（即士、农、工、商）之业，崇五事（即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之利”。使潜江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花村月明”的景象。

第六件是清正廉洁。郑文暹上任后，之所以能“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割断如流”，是因为他心底无私，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不受任何一方的贿赂。无欲则刚，无私则无畏。安惟怀先生对郑文暹清正廉洁品德，在碑文之尾引用了一典故予以记载，“揆之于惜：时苗为寿春令，去而留犊”。说郑文暹像汉朝有位叫魏时苗的县官，他去寿春任县令，带的是布被囊，乘的是一辆黄牛拉的破车。岁余，牛生一犊，而魏时苗也要离任了，大家都说这牛犊是苗的财产，要他一同带走。苗说，我来任令时并无此犊，此犊在寿春所生，应归寿春人民所有。时人皆为之感动。也就是说郑文暹像魏时苗一样，在潜任职四年，清正廉洁，来去空空，有“去而留犊”之风范。于是潜江人不得不“以其实而镌于石！”

这就是潜江人民敬仰的“爱百姓如己子，处公事如家事”的知县郑文暹。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明•

史纯一

——明朝潜江第一任知县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南京）登上皇位，国号明，年号洪武，史称洪武元年。大明王朝建国初，即不分民族、身份等，诏征天下贤才充实朝廷和地方文武百官。明朝潜江首任知县史纯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潜主政的。

史纯一是何方人士，以举人、还是进士身份授潜江知县，旧志上没有记载，只“称其有才干”。因为明朝开国初官员奇缺，加之战乱多年，并没有依科举取仕，只要有才能者，不拘一格均可选拔任职。如辅佐朱元璋开创帝业的刘伯温，开国宰相胡惟庸，开国大将军徐达等都没有科举身份。明洪武三年才正式开设科考，史纯一入史志时没科考功名记载是十分正常的。

史纯一莅临潜江后，看到这二十多年来各地因起义造反不断，纷纷自立山头为王，战火漫延华夏大地而造成的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县署、学校、祠庙、神坛、驿站等残缺不堪，民众流离失所的荒残景象。他深知要做到上不负皇天，下不负黎民责任重大，唯有实干亲民才能赢得不辱使命。从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等古籍中得知他在潜江至少干了这样几件载入史册的事。

一是修县衙。潜江县署从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由安远（今高石碑镇蚌湖一带）迁至斗堤（即今园林办事处），古县衙一直建在城北堤街北头一高岭处（今北门面粉厂一带）。元末战乱后，县衙已近荒废。他依前县衙规格重建的县衙：“中为正堂，堂前为卷厅、露台，堂后为穿屋，后为宅门。门内为仕学堂、为县廨（xiè，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寝室，左右厢小房及包疈（pì，破开）之所，后为楼”。同时，在衙署内重修了“戒石亭”，将宋太宗赵匡义颁示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刻石立于大堂前。

二是始建察院司。明朝的都察院（相当于今中纪委、监察部）其机构延伸到州县，都察官员由中央直派直管，其办公场所由地方提供。史纯一在县衙东面始建都察司，后任知县吕文、汪志、史华、朱熙洽等又重修。

三是始建（救）济院。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赤贫流乞等弱势群体，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存在。史纯一将助贫济困作为要务之一，在“县治南大街十字街右”（今老财政局一带）始建济院，“后改迁县西城隍庙左”（今物探公司一带）。

四是建储粮仓。旧时县衙左儒学街内，设有粮仓，“有验粮官廨”，史纯一到任时官廨前只剩“丰民亭”匾额不能储粮了，他在洪武元年重建了储粮仓，取名“广储仓”。随后，他又主持“在县左大十字街”始建一粮仓，名曰“常平仓”。

五是建铺舍。明朝的税额除了由种田、植桑等百姓纳粮或缴银收取之外，再就是地方官府在辖境内水陆要道设“铺舍”（即税收站）对途经本地的各类商户征收。史纯一将潜江通往荆州府、安陆府、荆门州、沔阳州、监利县的水陆要道新建了永兴铺、班家铺、杨湖铺等十九个铺舍，各铺派兵两三人，徭役一名，全县“各铺司兵徭役编制五十九名”。

六是建驿站。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或来往官员食宿、换马的场所。《县志》载：潜江白洑驿，是荆（州）安（陆）及竟陵、沔阳方圆近二百里的重要驿站，“旧署在泗港，洪武初，知县史纯一创”。建有正厅、耳房、鼓楼，驻有驿丞，配有船只、马匹等设施，常年有馆驿人员二十名左右。

七是建斋堂。旧时县城东北隅是潜江儒学，儒学内建有大成殿（后改为先师殿），“知史纯一创建殿庑（wǔ，正屋周边连着建的房子）斋堂”，供官吏和学子拜谒先贤。

八是建社稷坛。洪武二年（1369），礼部敕告，每年春秋二仲之时各地举行祭社稷（社，指土地神，稷，泛指农作物之神后稷）。古代上至君王，下至地方官吏，每年都会采取不同形式举行祭社稷，祈求风调雨顺。洪武三年史纯一在县署西边修建了“社稷坛”，同年，还在县署对河南岸修建了“风云雷雨山川坛”。

九是建城隍庙。城隍庙是官府在城池内建成用于祭祀活动的固定场所。朱元璋登基后下诏：“朕立城隍庙，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矛妄为”，“城隍庙敬的是城隍老爷”。史纯一依诏在县署西北面创建了“城隍庙”。

现以《县志》（卷十二•秩官志下）知县宦迹篇，对其作结论：“史纯一，洪武初除，旧志称其有才干。邑池兵燹（xiǎn，火）凋残之后，官署、学校与坛壝（wéi，祭坛四周的矮墙）、祠庙皆所创建。草昧更革时而能如此，可知其志矣。万历初祀名宦”。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初进忠

——卒于知县任上遗产仅够买一副薄板棺材的清官

（一）

初进忠，潜江（今高场一带）人。明朝洪武年间任沙县（今福建沙县）县令。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简称《大辞典》）在第三百零五页是这样记载的：“初进忠，明潜江人。少持刚正。里人多就之折是非。洪武中以怀材抱德举……”康熙《潜江县志》（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的记载与其相同。史志对初进忠的记载虽然很是简要，但认真琢磨，我们还是品味出了这位著名清官的人生轨迹和宦迹。

从笔者收集到的初智强所主编的《初氏通谱》得知，初进忠之父初信之，于明洪武年初（1368）由山东博兴（今山东博兴县）迁徙于潜江高场一带。初信之属崇文尚德之人，他既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又重视其品德培养。初进忠年轻时就形成了品行端正，为人处世公正刚直的良好品德。邻里之间，若有什么扯不清的是非曲直，都要找初进忠去评理。《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初进忠，少持方正，里人多就之折是非”，这与《大辞典》的记载完全一致。

明洪武年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期（其在位共三十一年）。由于元末的战乱及开国早期科考选仕并没有完全正常化，加之朱元璋反腐肃贪及不断清出丞相胡惟庸等类“谋反”重臣，一次就诛杀及革职上万名官员，使朝廷官员时常匮乏，这个时期朝廷采取“荐辟”（即由地方推荐，或朝廷征召）选拔官员较多。初进忠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以怀才抱德，秉公办事，品质超群被朝廷选用。

（二）

朝廷对初进忠十分器重，入选后即被授予了进士才能享有的七品官职，即“授河南卫辉推官”（正七品），亦称司理。今河南卫辉市，明洪武年间称卫辉府，辖境相当于今新乡、辉县、淇县等县市。明朝时期的推官，相当于今法院院长，主要掌管刑狱、断案，典籍、礼祀等。

初进忠在推官的岗位上不阿权贵，廉洁奉公，秉公用权，深得民众的爱戴。尤其是在刑狱诉讼办案之中，他疾恶如仇，对贪赃枉法、恃强凌弱者，依法断定，从不迁就。卫辉的百姓将他视为“包青天再世”。《县志》和《大辞典》皆记载：初进忠“直公能断，嫉恶至无所能容”。由于他刚介自立，秉公办事，不随波逐流，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上司知府大人。加之知府本来就属于趋利媚俗之人，他时常受托请干预办案，并还有不少违规枉法行为。初进忠既从忠君爱民考虑，也处于对同僚的关心，多次对知府进行提醒和规劝，要他奉公守法，否则，上对不起皇天君上，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可知府并不领情，却以初进忠办案失度、断事简单、人缘欠佳等为由，向上告了阴状。《县志》记载：“数规（太）守不法事，守中伤之。调福建沙县令”。

好在初进忠的品行、品德朝廷和上峰早有所闻，经调查了解，上峰认为只是政见不和而已，来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初进忠调到福建沙县任知县。从官职来看好像属平级调任，实际上是对他的贬损和不公。因为当年福建是南蛮荒僻之地，这一任职有点类似发配充军；加之沙县又属贫困山区小县，而卫辉是中原丰饶之地，这就是常说的初进忠这次的“从米槽里跳到糠槽里”去了，有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之常理。但初进忠心胸坦荡，善解能容，对这一调任他毫不怨天尤人，并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荒蛮边陲之地，正是他施展抱负所在。这正如汉高祖刘邦所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大明江山也需要有人去“守四方”，他义不容辞就任了。

（三）

初进忠在沙县知县岗位上的宦迹虽然史志记载不详，但从《县志》写他：“卒于任，俸仅足具棺殓，妻儿几不能归”的文字中可以推断出他两袖清风，为政以德，勤政为民，正字当头，激浊扬清的清官形象。“卒于任”，一方面说明他在沙县知县岗位上劳累奔波，不辞辛苦，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说明他恪尽职守，孝忠君国，热爱沙县这个地方，眷念他治下的百姓。因为历代官吏生病都是可请假治疗和休养的，可初进忠却没有因病提出“病乞”之请；同时，也可以证明他恪尽职守不“病乞”不是迷恋权力和金钱，因其死后遗产仅仅是那点没用完的俸银，仅够买一具薄棺下葬入土，连妻儿老小回到故里潜江的盘缠都没有了。一个知县死后窘迫到如此境地，其为政清廉之德行，洁身自爱之品行的确令人敬仰而感慨。

古时候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俗语。这也是封建王朝官场上的潜规则。这里说的是即使不贪赃枉法的清廉知府，三年任期满，仅就应得的各项陋规收入也有十万两银子，至于说贪官那就不用说了。因为，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古时候的府、州、县除了为国家征收钱粮外，地方也都附加了“火耗”“斗耗”“鼠雀耗”等归地方官员支配的银两；同时，辖境内民众、衙役等有事没事，对府、州、县行政长官及官员的父母、妻妾、子女等，每当逢年过节，生日嫁娶等都有名目繁多的“敬礼”。如冰敬、炭敬、生日敬，年礼、嫁娶礼、乔迁礼等等进项。这样算下来，一般县及以上地方行政长官，三年下来“十万雪花银”只多不少。因而古时候就有“当官发财”之说。

当然，古时候也有一大批注重名节，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清官廉吏。如三国时期的蜀国臣相诸葛亮，唐朝的谏议大夫魏征，宋朝的开封知府包拯，明朝的尚书丞海瑞，清朝的郑板桥等等。初进忠与他们一样，属正直刚毅，为政清廉者之一。他是现代版焦裕禄式的人民好公仆、百姓好知县，是官场、职场做官做人的好榜样！

（四）

初进忠是潜江初氏家族簪（zān）缨（簪缨：古时候达官贵人的冠饰，亦指头顶上的冠饰）仕官的奠基人，其祖孙十多代在朝为官。《初氏通谱》记载，山东烟台芝罘（fú，芝罘：山名，在烟台市北）西陀（今西口村）其初氏先祖古茔碑碑文上就写有“周楚武始，卅世系承；晋时移业，潜江升平；二十一世，古地江陵”等内容。初进忠是迁潜的第二世，也是芝罘岛初氏先祖初慧安的二十八世，还是初姓始祖叔堪（楚王第八代孙）的第九十八代传人。仅从《县志》就得知，初进忠之子初灏，家贫养母，授清河县主簿，时人称“孤松傲雪”；孙初珍，乡试第一名，却安贫守道，不仕；曾孙初杲，官至监察御史，史称廉吏；曾孙初旦，大竹知县（今四川大竹县），致仕空囊而归，不名一钱；玄孙初学易，官到邠（bīn）州（今天陕西彬县）知府，归里时，仅书数箧（qiè，小箱子）。还有初言、初学易、初芸、初华、初升、初章、初发祥等潜江县志上都有其功名记载。

这正如《初氏通谱》所言：世代名显，清正孝廉，丁繁户荣。愿初氏重名节、励操守、甘清贫之遗风世代相传。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李宗信

——皇上特旨“廉能不在考列”的交趾按察使

李宗信，明，潜江（今园林办事处马家台居委会一带）人。他入仕、任职受嘉奖主要在明洪武年间，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

（一）

康熙《潜江县志•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等史志上对他系统的记载较少。诸如其名的字号、生卒年月、任职时间等等都难考究准确。虽世远年漂，详情难考，但《大明一统志•保宁府》（简称《一统志》）、《湖广通志•楚记》（以下简称《楚记》）、《山西通志•职官》《四川通志•名宦》等都有其一两句记载。尤其是他在保宁知府任上，当吏部组织每三年一度对官员进行的廉能业绩大考核时，皇上对其特下御旨：“李宗信，廉能，不在考列！”能让皇上如此赏识，可见李宗信其廉能业绩非同一般。于是我从史海里淘金，希望能还原李宗信宦海原貌。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李宗信由府、县层层选拔，以“贡生”身份入京城国子监（亦称国学、太学）就读。古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事实上朝廷也明确规定，贡生在国子监三年学习期满，可直接参加会试考贡士；中贡士者再参加殿试考进士。没能考取贡士、进士者，只要成绩合格，便以“监生”之名入官册，送吏部分别选用。

李宗信以监生身份入都察院（相当于今中纪委、监察部），授监察御史职。这是一重要任命，明代的监察御史那真是“管官的官”，官职虽然只是正七品（清朝为从五品），但他掌管监察百官，巡礼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当时，全国共任命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分道（省）负责监察工作。

朱元璋当政时，吸取元朝及历朝贪污腐败误国的教训，治理国家实施的是猛药去疴、重典治政之策。面对污腐案，他真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六亲不认之气概。如诛杀贪赃枉法的侄子（养子）朱文正、女婿欧阳伦，结党营私的丞相胡惟庸、开国功勋李彬等成千上万的贪官佞臣，并将贪赃枉法官员剥皮充草在殿堂前示众，以儆效尤。李宗信作为监察御使，他牢记“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古训，在落实朱元璋整肃吏治、惩治腐败方略时，尽忠尽责，政绩卓越，并多次荣获皇上嘉奖。《县志》记载：李宗信“授监察御使，多有建白，累赐玺书，改大理寺评事”。这其中肯定是他多次在惩治贪污受贿的大案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才得到了“累赐玺书”的奖励。

（二）

因其在都察院监察御史和大理寺评事岗位上的卓越表现，洪武二十七年（1394），李宗信出任四川保宁（辖境相当于四川今阆中、南部、苍溪、广元等县市，治所在今阆中）知府（正四品）。他深知作为地方官，只有为政清廉才能不负皇天，取信于民；只有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安定黎民，因而他将“勤、廉、公”三字作为座右铭悬挂于案头，指导自己工作。

为了体现公正公平，他到任后，首先核定辖境内户籍、人口、丁壮及田亩，凡是税赋及劳役任务下达，他都依据重新核定数，亲自核验后均衡下达，广大百姓都交口称赞，大为叹服。《一统志》这样写道：“洪武中保宁知府，廉干正直。凡有赋役，必亲检册验户，高下遂得均平，小民得所”。《四川通志》记载也基本相同：“每治赋役，必亲检图籍，使贫富轻重各得其宜，民无不均之叹”。

明朝规定，行省、府（州）、县及各部司官员三年为一届，吏部对官员业绩每年一小考核，三年任满为“大计”（即满届全面大考核）。李宗信在保宁知府任上三年满后，吏部拟与其他官员一样对其进行考核，朱元璋颁特旨免除对李宗信的考核。一位知府能得到皇上的如此信任，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当李宗信奉旨离任时，保宁的老百姓万人相送，牵着他的手悲泣不忍释。《统一志》《楚记》《四川通志》等对此送别场景都有类似记载：“任满而去，郡人悲泣不妨释”。

离开保宁知府岗位，在洪武帝末年（1398），李宗信擢升山西按察副使。《山西通志•职官》有这样记载：“李宗信，洪武时任副使，湖广潜江人。

明永乐年间（永乐三年，1405年），李宗信擢升交趾按察使。古时候的交趾，泛指今五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言的交趾（郡）是指今越南，署所在今越南河北省仙游东龙编县，当时属明王朝的一省。此任命使李宗信擢升到了正三品。按察使与布政司一同是一省最高长官。按察使主管一省刑狱、诉讼事务，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派出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的大员，亦称臬台、臬司。

当时交趾刚臣服并归顺大明王朝不久，其地域、文化等差异很大。李宗信在明王朝南方最边远的行省，他铭记皇恩，尽职履责，教化民众崇尚“礼、义、仁、智、信”儒家文化；劝导农耕，发展生产；整肃吏治，维护稳定。几年下来，官民对他都敬畏不已。《县志》记载：“永乐间擢升交趾按察使。交趾初附，宗信忠义激劝，吏民畏服”。《楚记》等史志也有同类记载。

（三）

李宗信远离京城和故土，在交趾按察使职位尽忠尽责，殚精竭虑，最后“以老乞归”。明朝规定官员六十岁即老，应该退休，不到六十岁主动辞官者也可提前退休。李宗信可是光荣地退休。《县志》记载，他退休时，朝廷还专门给他奖了一大笔银子，并按在职的一半发给他俸禄。原文是“以老乞归，赐钞，仍予半俸优养”。

李宗信居官于朝，爱民如子，尽忠报国；辞官于野，则赋闲自娱，颐养天年。他与乡邻和睦相处，位尊而不骄傲；教子孙读书，注重品德修养；自己多垂纶自娱，享受田园风光。由于他思想开朗，淡定自娱，以80高寿而终，死后葬于县城西门外。

《县志》（风土志•墟墓）载：“交趾按察看使李宗信墓在县西门外。有碑”。康熙三十二年（1693）《县志》的编著者朱载震先生真是惜墨如金，碑在西门外的具体方位和碑文都可入志书交代清楚，可就用“有碑”两个字弄得如今我等就不知所云了。为寻找此遗迹，2013年9月9日，我请已年过八十八岁、著名的考古专家罗仲全老先生一同再次踏访“县西门外”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市办事处刘岭村在搞农田水利建设曾发现过“李宗信墓碑”的地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碑址，只能是无功而返。

万历元年（1573），时任知县李之珍在县衙前门右建有“乡贤祠”，供奉的乡贤从宋朝的绍圣元年（1094）的毕渐状元起始，至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潜江县志》刊印止，跨时空整六百年，经历了四个朝代，总共才入选二十二人，李宗信就在其中，且排名在第二位。原文如下：“李宗信（贡士。交趾按察使，前御使）”。

生死有名、谥号至尊的李宗信随斗转星移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忠君爱民、恪尽职守、奋发有为、敢于担当的操守却永远铭刻于史册。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李　镛

——有功民社　史称能吏的县丞

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着潜江上下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人物等，这其中在潜江这块版图上生生死死的人和在潜江历史舞台络绎不绝演绎人生者数以千万计，但能留名载入史志者寥寥无几。《县志》（卷十二•秩官志下）记载的是“知县宦迹传” “县丞宦迹传”，还有“典史”“教谕”“训导”宦迹传。潜江建县一千多年来，历经县丞应当在百人上下，但唯有为李镛一人立了传。

县丞即知县的副手，相当今天的副县长，官职从七品或正八品。旧时潜江因滨江临河，水患频频，在明清时期其版图、税赋贡献等都属中等县。按只有大县、强县（主要是税赋贡献）才配县丞之规定，因而潜江有时配县丞，有时又不配，全凭朝廷认定。《县志》载：“李镛，太平（今浙江温岭市）人，正统年间（原文此处有误，应是成化年间）以监生授潜丞”。这时正是明宪宗帝朱见深在位，明朝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期，潜江也出现了仓满民丰的短时繁荣，这时就有了县丞李镛。李镛在成化六年（1470）到任，成化十五年（1479）离任，他在潜干满了三届（明清三年为一届）共九年。

我认真研读《县志》相关章卷后，得知李镛在潜县丞岗位至少干了以下四件事。

一是建便民南仓。明洪武元年（1368），时任知县史纯一在“县治左儒学街内”（今粮油加工厂一带）建储粮官仓三十六间，取名“常平仓”，后任知县又先后建了“预备仓”“便民西仓”。这些粮仓到了明成化年间有的已逾百年，有的要修缮，有的随着县城人口增长，既不够用也不便民，于是在成化七年（1471）时任知县李崇恩将增修城南粮仓之事交给了县丞李镛去操办。李镛吃住在工地，精心组织，精打细算，一个冬季就将城南粮仓建成。《县志》（卷四•建置志）载：“便民南仓，成化七年，县丞李镛建”。

二是修筑城郭。潜江宋乾德三年（965）建县，县署在安远镇（今高石碑镇蚌湖村），元至元三十年（1293）安远县城遭洪水冲毁后即迁址斗堤（即今园林办事处）。安远县城有无城郭无法考证，迁址斗堤后建了一土城。《县志》（卷四•建置志）载：迁县筑城之始为土城，“高一丈五尺（约四点五米），袤（长）四百余丈（一千四百米左右），名‘田舍城’，东临河（即今县河）”。到了明成化年间县城还是一座土城，只是城郭面积有所扩大。直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潜江县城才有砖彻城墙，并有“东汉滨、西郢郊、南迎薰、北望洋”正规四城门。成化六年县城又遭水冲，很多地方损毁严重，次年李镛带领百姓重新整修城墙（土墙）。《县志》载：“明成化七年，大水，城坏，县丞李镛修筑”。

三是修县衙戟门。戟是一种柄很长、头上戈矛相间的古兵器，古代帝王外出插戟为门，后泛指官府或显贵之家的大门，有的与院墙相连作大门用，有的建在院墙与正堂门的中间迎宾通道中间，象征着权贵。明清时期潜江的县衙建在迎宾通道中的戟门有三楹（即三间开），明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一场狂风骤雨将戟门几乎摧毁，县府当年没有这笔支出预算，拿不出钱来对戟门进行整修。对此，李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动牵头，与几位吃皇粮的同僚商议，拿出自己俸禄银两对戟门进行了重修，让县衙这道飞檐翘壁、辉煌森严的戟门重显庄严。《县志》载：县衙“前中戟门三楹，成化十三年五月，为猛风摧裂，县丞李镛、教谕曾恺、训导叶善捐俸重修”。

四是筑花封堤。此事也发生在成化七年。成化六年五六月间全县普降暴雨，白洑垸（王场一带）决堤一千余丈，洛江（今城东河城区一带）也决堤，县城被淹，加之汉江支流也涨水，县境一望千里，渺无畔岸。这年冬季，知县带人修白洑垸堤防去了，将修筑县城东边的这段古堤（名为花封堤）的任务交给了李镛。李镛首先拜访知名的耆老、黎民、纯吏，与他们商讨修堤之策并形成共识。于是“民欢趋之，李侯听夕循行，劳来其间，旬月落成”，一条长两千多米的护城长堤修筑而成。《县志》载：“成化七年，县治决，县丞李镛筑堤防御之。广三寻（一寻等于八尺，即堤宽约八米），崇二仞（一仞等于七尺，即堤高约三点三米），袤八百余丈。沿岸夹树榆柳，通车马往来，名花封堤”。当时安福（今江西安福县）的张司业，华容（今湖北监利县）的黎学士分别对李镛筑堤的事以赋和诗的形式进行了记载。（《县志》有全文，略）

《县志》还记载有李镛修学校、神厨、神库等宦迹，在此不作赘述。农耕时代的一位不远千里的外乡之人能不图名利在潜任职九年，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而能干出这些一般知县都干不了的事，更是让吾辈佩服万分。这的确如《县志•县丞宦迹传》所言，“潜甚赖之”“有功民社，盖一时之能吏也”。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袁允行

——九载知县空囊而归的清官

袁允行，字克修，明，潜江（今浩口镇）人。明正统十年（1447）考中举人，官至铅山（今江西铅山县）知县。

（一）

袁允行任职的铅山位于江西东部，靠近福建，属武夷山脉多山地带，因盛产铅而得名，明朝乃至今日仍属于偏僻较落后地区。据有关史志记载，他到任后，得知铅山贫穷落后，府衙欠外债，民众多贫困。为了减轻黎民百姓负担，他经常脚穿草鞋，身着便服，不坐轿子，更不要衙役们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打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下乡察访民情。明朝时期的一个县衙胥吏衙役少则一百来人，多则三四百人。知县出衙门履行公务，坐轿子、鸣锣开道等是必需的。这既是朝廷规定的职级待遇，也是为了体现当官的威严，还有人身安全的考虑。这就相当于现代的县（市）长下乡不要秘书、办公室主任和办委局等陪同，下乡调研视察却脚穿布鞋、不坐小车一样，这份清廉和亲民之举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察访后，他得知胥吏太多，既横行乡里扰民，也增加了府衙和老百姓的负担，于是他从大量裁减辞退衙役胥吏、肃整政务开始治理铅山。他特别亲民，每当他发现老弱病残及孤苦伶仃者，常常拿出自已的俸禄去济贫扶困，弄得自己穿了三年的官服破旧后却无钱更换。对高山深处的山民，他还劝导靠山吃山，多种茶叶；对丘陵平原地带的百姓，他敦促农耕。铅山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民富人安。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对他在铅山的政绩，用“吏习民安”一句话予以了高度概括。

（二）

袁允行在铅山任知县九年后，到了退休养老的年龄，他乞老归里之疏获准，即率妻儿老小乘船举家回潜。当船过鄱阳湖时，遭遇大风，一叶扁舟既轻，而吃水又太浅，面对波涛浩瀚、汹涌澎湃的风浪，他找来了十几片石头放入舱底以增加船的稳定性，战战兢兢地驶过了鄱阳湖。次日，当船行至九江关口，进行税赋征收和稽查的吏员发现他的船荷载异常，要求其靠岸接受检查。当袁允行靠岸拿出告老还乡通关文书后，税吏得知他是一知县后，眼睛一亮，大喜过望，认为舱内肯定装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更是坚持要开舱查验。袁允行解释无效，只得让他们去查舱。税吏们查清船舱的确是十几片镇风浪的石头后，非常愧疚地低下头致歉，灰溜溜地离开了。《县志》是这样记载的：“舟过鄱湖，运大石以压风涛。次九江，榷关者与允知有嫌。见其载重，使人启视，惟大石数十片而已，无他物也，惭谢而退”。

当了九年知县的袁允行囊空如洗地回到了故里，过着隐耕于田、杜门读书、辅教子孙的淡定日子。尤其是自己一生形成清廉简朴，清白立世之风范一刻也没忘记，仍然过着清贫甚至有点苦行僧的生活。《县志》记载：“归田后，杜门读书，萧然若寒士”。同时，他不断将此家风向子孙灌输。这样就有了他任临桂（今广西临桂县）知县的儿子袁珣，在肥沃富裕之地当官，而“所居仅诛茅避风雨”的美谈；后来又有了他的曾孙袁国臣，奉命出使楚藩，对亲王所赠重金而不受，亲王也为之钦佩不已，后为其建了“却金亭”。

（三）

由于袁允行的言传身教，袁氏一族六世显荣。除了上述所说的子袁珣、曾孙袁国臣外，他的孙袁纪是吏部给事；他的玄孙袁昌是赣州通判，袁昱、袁昂是太学生；袁昌之子袁调又任了怀远知县等等。家乡人民对九载知县、廉洁奉公、归里时囊空如洗的袁允行十分敬重，万历元年（1573），时任知县李之珍主持修建“乡贤祠”，祠中供奉潜江有史记载以来的乡贤共二十二人，袁允行就在其中，并排在第三位。为彰显其德行，后来家乡人民又为其在县城西街建了“丹桂坊”牌坊。他去世后，葬入其出生地“县西六十里，广福乡长乐寺”。

袁允行为官之道，不仅传承于子孙，也为中国古时候的官吏树立了榜样。据悉清乾隆期间以诗、书、画（竹）三绝而闻名的知县郑板桥，其巡乡不坐轿，常年草鞋布衣，体察民情，时刻将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这与袁允行同出一辙。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正是袁允行为官的心境；郑板桥罢官辞别潍坊时有一首诗的前两句：“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tuó，袋子）萧萧两袖寒”，这也正是袁允行乞归时的感受和境况。

“一枝一叶总关情”是心系民众、清廉为官者的写照，也是中国民众从古至今的期盼。愿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袁允行式的清正勤廉之官。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史　华

——最具特色的勤政爱民名宦

据《湖广通志•名宦卷》载：“史华，渭南（今陕西渭南市人）监生，弘治间知潜江，劝课农桑，葺理学校，诸所废坠，罔不振兴，一时讼简盗息。”通志的“津桥卷”“学校卷”都有其政绩记载。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卷四、五、六等多处有其在潜的宦迹记载。史华主政潜江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学位低，主政时间长。史华在明弘治五年（1492），以监生身份任潜江知县。明清两朝走上正轨后，科考任官是比较严格的（晚期例外），正常情况下进士、各行省举人前几名者才初授知县、推官，编修及六部给事中等七品官。皇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毕业的监生，一般先入吏部候选，最初只能授从七品及以下的县丞、教谕之类的官员，且晋升十分困难。对于特别优秀，且有人举荐的少数监生也有直接授正七品官职的，史华就属此类。明清两朝府（州）县官员任职每三年为一届，一般干满两届即会平调、改任或擢升，史华在潜干满了三届，共九年。其任期近乎于清乾隆时期任知县十年，而最终因开仓赈灾被罢官的郑板桥。

二是恤民惠民工程多。史华“劝课农桑”且不论，仅就《县志》载所干实事就有十多件：到任当年，即遇夜汊河（即今东荆河）涨水决堤，他率主簿刘正常一班人与潜江百姓昼夜奋战将决堤筑牢；潜江县城当时只有两口井很难满足居民使用，史华“在县治内戒石亭左”开新井；水网湖区的潜江，桥梁对百姓出行显得十分重要，史华先后修建“县西八十里蒿口（今浩口镇）的通仙桥”，此桥既是连接荆州的要塞桥梁，也是当地百姓为纪念道仙吕洞宾曾经此处的纪念桥；弘治十四年（1501）还修建了“县西五里”的广济桥；明洪武十七年（1384）潜江在县衙东始建有官办医馆，历经风雨，虽多次修缮，但到了史华主政时，已是破旧不堪，难以满足百姓看病求医所需，史华即主持对医馆进行了重修；洪武年初知县史纯一始建了全县永兴铺等十九个铺舍，旧时的铺舍既是官办税赋征收站所，也是重要的集镇、集市，史华像如今领导重视乡镇建设一样，对所有铺舍进行了重修；在县署号舍前有一专供兵勇练习骑马射剑的射圃，“弘治十年十月，为猛风所摧，弘治十一年十月，知县史华重建”；县衙右侧大成殿后建有一高大（高约九米，相当于今三层楼高）的明伦堂，明伦堂西养心斋破损，“弘治十三年（1500）知县史华重修”；同时将儒学左边的文昌祠也进行了重修；史华在任期间还对县衙、察院司进行了重修。一位知县能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干出这些能载入史册的惠民实事，实属了不起。如今我们又有多少主政者能洞悉民间的疾苦，不唯上峰、不图名利，沉下身、潜下心干一番得民心、顺民意的事业呢！

三是宦迹传字数少。这样一位勤政为民的名宦，《县志》上对其宦迹记载包括标点符号才七十来个字符。全文如下：

史华，渭南人，监生，弘治间除。劝课农桑，葺理学校，诸所废坠，罔不振兴。尤敬神恤民，诚意笃志，一时讼简盗息，号称治邑。九载致仕去，人追思不置。万历初祀名宦。

令人更为惋惜的是，我手头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版本的《潜江县志》，其中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版《潜江县志》和清光绪五年（1879）版《潜江县志续》对其宦迹记载，都沿用了一个错误的传承，即在“纂修姓氏总目”这样记录的：“明成化壬戌年，纂修史华，字文美，陕西渭南人，知潜江事”。明宪宗朱见深当朝年号为成化年，其在位是1465年至1487年，共二十三年，其间没有“壬戌年”，而史华是明弘治五年至十四年在潜任知县，他组织纂修县志在弘治十三年，成书在他离任的第一年，即弘治壬戌年（即弘治十五年，1502年）。也就是说“明成化壬戌年，纂修《潜江县志》史华”年号是错的。

不管《县志》此处编年错误如何，可以肯定地说，有史记载的潜江第一部县志是史华主持纂修的，湖北、潜江的名宦史册中有史华，潜江民众心中铭记着这位勤政爱民的史华。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李崇信

——七十年后民众仍要重新为其建祠祭祀的名宦

2013年10月8日，笔者请市博物馆原馆长、八十八岁高龄的罗仲全老先生当向导，一同到了泰丰办事处莫市村十三组，寻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罗老带队抢救性发掘明朝正德年间曾任过丰县（今江苏徐州辖）知县，后擢升汉中同知的李崇信父母墓、墓碑遗址。时过境迁，其地形地貌变化太快了，我们在荒郊野外踏寻了一大圈，罗老和当地群众居然都说不清楚出土墓碑及墓冢所在地了。好在两块高大的墓碑被移至了市博物馆后院内，另结合其他史料，终于弄清楚了历史上著名的循吏、名宦李崇信的有关情况。

教子名不落孙山

李崇信（1494～1577），字贞甫，明，潜江（今泰丰办事处莫市村）人。正德十四年（1519），秋闱中举。这对李氏家族而言还是一件大喜事。其父李銮也是一位发奋苦读，并立志要通过读书谋取功名的人，最后他虽然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贡士（举人或监生参加会试被录取者），但不知何故却终身没仕隐居乡野而终。后因子贵父荣，在他入土后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其子李崇信任丰县知县，李銮被皇上敕封“文林郎，丰县知县”。

李崇信中举后并没有马上去任领教谕、训导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他立志考中进士后高起点步入仕途，先后历经十二年，四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还是没能登上进士皇榜。好在他品行端正，其“策论”之言还是被爱才的考官赏识，嘉靖十年（1531），已年过三十七岁的李崇信破格被授丰县知县。他在知县岗位上干了十一年，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冬迁升陕西汉中府府丞（即副知府，亦称同知或司马。正六品），结果他在府丞岗位上干了不到一年即嘉靖二十六年，不知何故他突然提出辞职不干了。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载：“历汉中府丞，寻（旋即、不久）致仕归，闭门课子”。

《县志》载，李崇信五十四岁归里后“律身治家，刚正严明，子孙凛不敢犯。一言一动，乡人引以为式。昔万石君（万石君，西汉大臣，历史上教育子孙成才最著名人物）一言，而子孙肃”。这里说他一生刚正严明，在用孔孟之道严于律己治家教育子孙的时候，对子孙要求十分严格像万石君，子孙们见到他都肃然起敬。他治家教子的一言一行，乡里都作为典范学习推广。尤其是他经常训导子孙要发奋读书，力争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入仕一定要做一名正派贤明的好官之策，成效显著。

李崇信次子李鸣，刚二十岁时，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夺魁（即举人第一名），被授西乡（今陕西西乡县）县令；其长孙李之皞（hào），万历十七年（1589）在直隶南京参加乡试又是夺魁，先授宣州（今安徽宣州市）教授，后擢升南（京）国子监博士，最后官至南（京）户部主事（正六品）；次孙李之洵，中举后授通城（今湖北咸宁市通城县）训导；曾孙李庚，以贡士身份授蕲水（今湖北蕲春县）训导，指挥防贼犯蕲春载于史册；曾孙李焕，授无极（今河北无极县）知县。

这正验证了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皇上在对丰县知县任上李崇信的父母的一篇敕文（此文被刻成墓碑，1990年出土，现存于市博物馆后院）上所言：“朕闻君子视履考祥故不在其身，而必在其后人者，皆必履祥之应也，岂可以无褒嘉之典哉尔”。即朕听说凡君子应该经常审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并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好的规划，就算自己不能实现，也会在子女中实现。你们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朕怎么能对你不进行嘉奖呢。

居乡足不履公门

李崇信身居官场多年，对官场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可以说了如指掌，他这一级别的官员回地方，当地也会敬重三分。当时，一般在外地为官者回到故里，其级别等于或高于县令的，当地一些官员对其都要十分敬重。一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官本位”潜规则，凡官员都高人一等，必然受到尊重；二是即使致仕了的官员，其在当地影响仍然很大，时任官员要出政绩还需要得到这些人的理解支持；三是这些官员利用其影响力，还能为地方办不少事。因而很多致仕归里的官员，仍然热衷于当地政务或民间活动难得清闲，有的甚至门庭若市。

李崇信却不落俗套，《县志》记载：他致仕归里后，“闭门科子……足不履公门三十余年”。现在当我们认真审视李崇信的人生轨迹，发现他“足不履公门三十余年”是其对官场及官员内心充满多重矛盾所致。一方面他可能在汉中府丞岗位上受到了上司的排挤，或者是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与上司矛盾白热化，由此他看透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于是急流勇退；同时他也看破了尘世，甚至厌恶官场，不愿与官场上的人打交道；另一方面，他又闭门教子育孙发奋读书，努力奔竞于官场，求取福禄和功名；当然也不排除李崇信品德高尚，不愿去扰官劳民。当有官员慕名要登门拜访时，他首先是婉言谢绝，实在推辞不掉，当官员要至时，他却借故避而不见。《县志》载：“有司造庐欲见之亦不可得”。

一位六品官员回到故里三年五载闭门谢客可以理解，而三十余年不履公门（官府衙门的统称），不见各级官员这就让人在费解中多了几份敬佩之情。他虽不履公门，但他并不自闭。除了前述闭门科子教孙，与文士饮酒赋诗之外，他还特别乐善好施，积极投入公益事业。从《县志》等史料中发现至少做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好事、善事。一是置义冢。明清两代朝廷都谕示各地官员和富裕的乡绅置义冢掩埋无地或无人安葬死者。李崇信回到故里后，发现很多穷人死后无处安葬，于是将其俸禄节余捐出，在城东河的黄汉垸买地十三亩五分，“俾之葬埋，泽及枯骨”。二是隆庆四年（1570），他已是七十六岁的耄耋之人时，筹资重建马伏波将军祠，并写下了文采飞扬的一篇重建记（见前述《马援——潜江人未能遗忘的马伏波将军祠》一文）。

李崇信归里居乡在“不履公门”的同时，还有一重大爱好，即《县志》所载，“间与一二文士饮酒赋诗”。他小酌雅饮或开怀畅饮之态我不得而知，但从《县志》收录的《重建马伏波将军祠记》（以下简称《记》）和甘鹏云先生《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收录《李府丞》两篇诗文中，可得知他文笔如椽，功力深厚，厚仁贵和，敦亲重义。《记》中有这样一段：

嗟乎，将军英名伟烈，振耀汉京。南服驰驱，老且益壮。千载而下，想其裹尸之语，据鞍之状，犹足以激凡起懦，凌然九霄。

《李府丞》一诗写的是他任丰县知县时，以德教化民众，用一首诗化解了兄弟之间的诉讼。诗文如下：

五伦有夫妇，长幼非细故。

一为物所移，骨肉永弗顾。

从一以俟死，孑然见裙布。

北堂美仪型，勿俾须眉恶。

诗中说：你们的父母亲遵守“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好榜样，你们亲兄弟俩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小利背离了亲兄弟的骨肉之情。你们母亲为你们兄弟俩含辛茹苦，寡居今日，是以贞节当旌书典范，她像古时候的君子，最讨厌、憎恶不守诚信的男人，你们没有必要再诉讼了。据悉，他这一首诗使亲兄弟感泣，为之罢讼。

主政民不忘其恩

李崇信主政时勤政爱民，秉公用权，敢于担当，其政绩主要在任丰县知县岗位上。

《旧闻》收录了一篇《丰人重修李公祠》一文，此文记述的是万历十八年（1590），山东监察御使刘寅（潜江人，后面有传记）奉旨巡抚徐州、丰县等地。当刘寅到达丰县后，当地的缙绅、耆老等拜见他，要求重新为嘉靖年间的县令修祠祭祀。刘寅掐指一算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感到十分奇怪，他问到：令是谁？既有祠，奈何重修？这些人回答：“令，乃潜江李公（崇信）也”；他“尝有大造于丰也”；“地易祠堂墟，民不忍，而思俎豆之也”。于是刘寅差人找来《丰县县志》和遗碑碑文认真阅读，再踏访当地百姓，才知李崇信常怀于民，确有重新为他修祠祭祀的理由。刘寅批准他们的请求，并写下了《重修李公祠碑记》（以下简称《碑记》。从这篇《碑记》中我们得知七十年后百姓不忘其恩的主要有以下三件事：

一是重建县城。嘉靖五年（1526），黄河堤溃，洪水冲毁了县城，城池已不适宜居住，老百姓大多逃离，已是一座废城，前任知县只是对署衙小作修缮而当维持县令。嘉靖十年李崇信到任，他征求当地乡绅耆老意见后，顺从民意，决定将县城东迁至“华山之阳”。在县城的搬迁过程中，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删蓬藋（diào），披荆榛而处”。在他的率领之下，新县城建成了，老百姓也有了新的安居乐业之处。

二是修建丰县儒学。旧时，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自己忍饥挨饿、受苦受累也要供其子孙读书求仕，因为这是他们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所以他们特别看重官府的儒学。李崇信看到黎民子孙无处安心读书时心急如焚。他“莅兹土，独殚心经画，日夕图所以修举废坠”，在修建县衙的同时，就将儒学建成，新的学宫建成。使丰县科举中榜者络绎不绝，即“新夫子之宫，文学之士兴焉”。

三是创建养济院。古时候的养济院相当于如今的福利院、收容院和孤儿院之类。扶贫济困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当时的明朝县级政府并没有这类财政预算支出。李崇信牢记“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之古训，一方面捐献自己的部分俸禄，另一方面倡导富豪、乡绅及民众捐款建成了养济院，使许多孤寡老人及流乞人员有了一处安身之地。

李崇信知政丰县除了上述政绩外，“其他安民厚下之政，不可殚数”，“丰人感而歌恩”，在他离任后不久即建祠祭祀。《江南通志》的“公署”“学校”篇及《徐州县志》等史志均有记载，并被誉为一时“循吏之冠”。但在李崇信离任二十年之后，丰县又遭遇水患，县署被迫再次西迁，而李公祠则“莽为禾黍（shǔ）”，孤立于已废弃县城荒郊野外，“父老过之垂泣而叹息”。因而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言“以是群然走百里，求复其祠祀”。《碑记》还记载，当重建的李公祠竣工后，“丰缙绅父老及弟子鼓舞欢欣，人人不啻获申其家祀也，而又恐岁久而废附也。复设守祠，置祭田，以规深入久云”。

家乡人民十分敬重李崇信勤政爱民的品德，时任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亲自收集李崇信的资料并为之作传。《县志》认为李崇信有东汉人的遗风，说他可以和东汉时教书育人的先圣万石君和义行乡里受人尊重的王彦方相提并论。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黄学准

——潜江古城四门的缔造者

黄学准，字三平，号皞子，明，南海人（今佛山市南海区）。嘉靖二十三年潜江知县。

（一）

笔者通过查寻广州《黄氏家谱》，准确地说，黄学准是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朗头村人。其先祖在南宋时期（1140）先从湖广（湖北）江夏郡（今武汉市江夏区）迁往江西，几经辗转，最后定居今朗头村。从第七世黄仕明立村开始，黄氏家族逐渐成为书墨飘香，科甲鹊起的名门望族。有史记载，仅明、清两朝中举者十人，高中进士者十五人，有“七子五登科” “公孙八科甲”“父子两乡贤”之美称。这“父子两乡贤”就是指黄氏十四世黄暤（黄学准之父），进士、乡贤，十五世祖黄学准，进士（家谱记载是进士，其他史志记载是以举人身份入仕）、名宦，乡贤。旧时的南海县属广州府辖，其版图可能包括今花都区。

《广东通志•名宦》（以下简称《通志》）、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二•秩官志。以下简称《县志》）等史志对黄学准的记载都基本相同，《通志》记载得更为翔实。从这些史志中得知黄学准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中举。中举后的黄学准并没有马上求职入仕，而是继续寒窗苦读向进士进发，先后多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通志》记载：“嘉靖间授崖州学正”。崖州即今海南省三亚市及周边区县，明朝中期其偏远、荒莽、落后景象可想而知。当时这地方“士不知学，民不识字”，黄学准潜心办学，以朝廷钦定的“四书五经”为教义，认真传道授业，教化民众，培育士子，士子“多成就者”。

（二）

因黄学准在学正岗位上业绩显著，嘉靖二十三年（1544）迁升潜江知县。潜江滨江临水，旧时，水患是潜江县令和百姓的心头之患，每年夏秋两季大多“潦岁至没城，公署中可舟也”，黄学准即率民众“筑堤捍之，患遂息”。时常的水患使有些人流亡为盗匪，当时有一名叫夏三的流窜巨盗，烧杀抢掠，横行于鄂湘之间，闹得商贾不敢至，百姓不得宁，“郡邑兵不能制，学准密计擒之”；同时，本县皇庄（今后湖一带）人与夏三相勾结行劫也十分猖獗，也一并被黄学准缉拿归案，确保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黄学准在潜知县任上，特别注重抗御水患的相关工作，做了力所能及的诸如筑堤、浚河，将水啮浸损的城墙北边抛石筑矶，固城抗洪之外，并遵循当时民俗修建庙宇敬俸神灵以保平安。《县志》载：旧时县城正街有一座祭水神的水府庙，成化六年（1470）知县汪志迁建于东门河岸，嘉靖二十四年（1545）黄学准迁建于北门外的河岸（今康馨花园北边一带），以石镇城墙北边水冲之险。同时，他还觉得城北不够坚固，在水府庙左侧建一楠栂（楠栂，水神之妃）庙以镇河妖，实则是“添三矶头”以杀城北水势，保城池安稳。楠栂庙建成后，他提笔撰写了一篇《楠栂庙记》（《县志》卷六有载，略）。此举现在看来虽然唯心不可取，但当时黄学准能将“楚俗尚鬼”的民俗用于办实事，不乏智慧之举。

（三）

特别值得潜江民众称颂念记的是黄学准主持修建了潜江城墙四门。宋乾德年间所建的潜江县城在安远镇（今高石碑镇蚌湖村一带），遭遇一场大水后，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迁至今园林城区建城时，名曰“田舍城”，顾名思义即在田园房舍之地建起的一座城池。旧城为土城（也就是用泥土筑成的一周堤堘，今南门河游园尚存的西堤就有旧土城的雏形），没有确切的城池四门及名称。黄学准莅位潜江后，总感觉进出县城不便，没有四门街道拓展不开，市井零乱，经多次实地踏勘城池，征求耆老乡绅意见后，决定修建四门。

城门建成后，黄学准请其老乡，时任南宫礼部尚书湛若水（今广东增城人，明代哲学家、名宦）撰写了一篇《新修城门记》（《县志》有载）。湛尚书写道：修建城门时，“议财用，措糇（hóu，干粮、食粮）粮，不伤公帑（tǎng，府库里的钱财），不劳民财”，四门告成时，“民若不知有兴作，官若不知有鞭挞”。他还盛赞这是“闻政事之门，又得心术之门”，“潜尹黄子政暇之所讲闻，必将以宇宙为家，以天地为城郭”。并给四门各取了颇具诗意的名字，东曰“汉滨”之门，即汉水支流经城东入沔阳；西曰“郢郊”之门，即承天府为郢，西护潜江，潜江言之郢之郊；南曰“迎薰”之门，即迎财祈福，似薫香以为民悦；北曰“望洋”之门，即汉水、排沙河北环如洋似带。此四门为潜江城门之始，虽为黄学准主政修建，但他却十分谦恭地将功绩让给了承天府分巡道佥事柯乔檄（字双华），因而湛尚书修城记中的好多溢美之词都给了柯乔檄。

（四）

黄学准在潜知政六年，为政公正廉明，作风正派，处事坚持原则，不阿权贵。当他智擒夏三以及与夏三狼狈为奸的皇庄人，皇庄总管廖斌索要夏三去邀功请赏，黄学准怕夏三的余党买通官府后逃脱打击而不予，令廖斌十分难堪不悦；分巡道的兵备使者认为他缉拿夏三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抢了他的功劳，对黄学准也心生忌妒，四处诋毁。勤政务实、一心为民的黄学准办事讲原则，高风亮节，不理会这些，也不顺应官场的潜规则，结果遭到这帮人的暗算，两届期满考核后不仅没有升职，还降职改任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教授。《县志》载：黄学准“去之日囊箧（qiè，小箱子）萧然”，“历今士民犹能颂之”。《通志》载：此后黄学准又升任贵县（今广西贵港市）知县时，里甲日供堂千钱，他说：“此皆民脂也，一切不受”，百姓称德不忘。

黄学准是一位学识渊博、颇有文学造诣的官员，《潜江明清诗选》收录有他在潜的两首诗。第一首是《题妙庭观》，其中前四句写道：“汉水周环百尺楼，尘踪竟日此淹留。牛横牧笛云生陇，艇卧渔蓑月映洲”。第二首《题元真观》，这是他遭贬临别潜江时专程去城南二里（今潜江中学一带）的元真观，拜访了道士之后感叹官场黑暗，作往事不堪回首而题的一首诗，后四句是这样写的：“一宦忽惊千里别，六年无暇片辞留。不堪回首成尘迹，日暮云生杜若洲”。

因其才气和教学的名气，后来被调往京城任国子监助教。再后来官复七品，任浔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通判，后官复原职任了贵县知县，待他最后致仕归里时已是朝廷五品命官。

《通志》载：黄学准归里后与同乡何维柏（字乔仲，号吉林，曾任礼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是明代不畏权相、刚直敢谏的名宦之一）、霍与瑕（官至兵部职方，广西佥事，明代政治人物）等人在南海“结诗社于盍簮（hézān）楼”，著有《家园诗稿》，后被供奉于南海乡贤祠。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初　杲

——遭廷杖不死而擢升云南参政的名宦

《中国人名大辞典》对初杲（gǎo）是这样记载的：

明，潜江人，字启昭。正德进士，嘉靖初授御史。议大礼，引经抗疏，忤旨廷杖几毙。后劾都御史席书，憸（xiān，奸佞、奸邪之人）邪侧目。寻转河南佥事。擢云南参政。乞休。

这段记述好像一幅人物简笔画，从中只能看出初杲的大致轮廓和官宦轨迹，要还原这位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让他丰满起来，还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及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去探究。

初杲，今潜江高场一带人。他是我前面已写到的明洪武年间卒于任，死后其遗产仅够买一具簿棺材下葬，妻儿老小无盘缠回潜江的福建沙县知县初进忠的曾孙。他的父亲名初珍，是明成化年间乡试的解元（即举人的第一名），因要尽孝养母和教子而放弃了仕途的孝廉。明洪武年初从山东博兴县迁徙潜江的初氏家族，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祖训。初杲是迁潜的第四代，他从小遵祖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良好教育，加之他耿直聪颖、博学强记，二十来岁就中了举人。

（一）

明正德十六年（1521），也就是历史上最荒淫暴虐、怪诞无耻的昏君明武宗朱厚照暴死的那年，初杲考取了进士。他在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cōng）登基的那年，即嘉靖元年（1522）被授都察院监察御史。明朝的监察御史虽然代表都察院监督百官，但官职只是正七品，比清朝的监察御史从五品官级低很多。初杲刚被授正七品不久，满怀忠君爱国的激情，参与了明嘉靖年初轰动朝野的“议大礼”，惨遭廷杖，差点丢掉了小命。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孝宗朱祐樘唯一的儿子，正德十六年朱厚照“崩驾”，由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继位。朱祐杬是宪宗赐封在安陆府（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也是朱祐樘的弟弟。说简单一点也就是堂弟继位。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不久，要把自己的生父朱祐杬封为“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皇），并将明孝宗朱祐樘改封“皇伯考”。这本是朱氏皇族内部的事，可朝中部分大臣和一些官吏在对朱祐杬封号的问题上形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派，态度截然不同，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史称“议大礼”或“大礼议”，历经三年。

以明武宗时的首辅杨廷和、刑部尚书金献民等大臣为首，引经据典，上疏坚决反对，嘉靖皇帝不改初衷。在杨廷和等大臣的影响之下，嘉靖三年（1524），愚忠无度的初杲和二百多位朝臣、官吏跪伏于皇宫文华殿门前放声大哭，上疏请愿，要求嘉靖皇帝改正“错误”的封号。嘉靖一怒之下，下令将杨廷和等为首的大臣削职为民（有的充军戍边）；对四品以上者夺俸；对五品以下者（一百八十人）实行杖谪，其中十七人被杖毙；对一百一十名顽固不化者下大狱。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对初杲在这次“议大礼”中的行为是这样记载的：“引经抗疏，同百官赴文华门，哭声彻内。上震怒，廷杖几毙”。

（二）

值得庆幸的是初杲命大，他不仅没死，后来又慢慢官复原职了。据初智强所著《初氏通谱》（2013年版，以下简称《通谱》）所言，初氏宗族人有“忠孝正直，倔强执着，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等特点。官复原职后的初杲，没有因“议大礼”遭廷杖而变得圆滑世故，继续大胆地履行御史监督百官之职责。这一次他上疏弹劾是都御史席书。结果“上疏不当”，弄得“憸邪侧目”，人们将他视为奸佞小人，遭众人不齿而侧目。

此时的初杲的确正直、愚忠到有点不识时务。席书在“议大礼”前还只是贵州的副都御史，“议大礼”时他上疏，以宋英宗赵曙入继大统为例，认为议尊皇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顺理有据。此疏正合帝意，赐召见入宫，并成了嘉靖皇帝的红人。初杲明知这些情况，他却不信邪，非要秉公参奏不可。席书不仅没有被参倒，反而升任。《县志》记载：“（席书）骤转礼部尚书”。马荣华先生所编著《潜江文史精华》一书，依此句话之意，确认是初杲立即转任“礼部尚书”，理解有误。倒是万历《承天府志》对初杲有这样的记载：“诏赐葬祭，谥端愍，赠兵部尚书”。

好在初杲正直忠孝名声还不错，皇上并没有为此治罪于他。嘉靖四年（1525）冬，朝廷授他代理按察使司佥事（正六品）职，出京城“巡视山西河东（衙署在今山西运城）盐法、浚渠、筑堰”。初杲到任后，首先整治盐务，严厉打击奸猾盐商和私盐贩垄断并扰乱盐市之劣行，商民拍手称快。《山西通志•文艺志》收录了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康海（明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的状元）的一篇《初公建冰蘖（niè）堂记》（以下简称《堂记》），其中写到了初杲“经营河东察院，匾其莅事之堂曰‘风纪’，退食之堂曰‘退思’，私寝之室曰‘冰蘖’”。文中还记述了初杲整治盐务的情况：“以简命治盐于地，即吾狭所逮见者，视之何尝索索然，但以琐细苛察加官吏，升斗合勺责市曹，纤微特较于未犯，纲纪反略于横鲸者哉”。整治盐务市场，规范对官吏的管理后，接着督导地方官员疏通河道，筑堤防，老百姓万分感动，并为其建祠堂为后人纪念。《县志》记载：“鹾（cuó，盐）政大举，商民便之，立祠以祀”。

从《堂记》还得知，初杲在山西任职不到一年时间，即调任河南按察使司佥事。文中记载“按山西数月，政通事获，百度聿贞”，“寻（立即、不久之意）转河南佥事，分巡睢陈（今安徽宿州、江苏的沛县一带）”。明朝全国分为河南、浙江、湖广等十三个省级机构，每省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号称“三司”。布政使司掌管一省行政；按察使司掌管一省刑狱、司法，兼监察职能；都指挥使司，掌管一省的军事及用兵。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名（正三品），副使两名（正四品），佥事无定数（正五品）。佥事负责分道（一般一至两个州府）巡察。

初杲在按察佥事任上，干得最有影响而载誉史册的事是剿灭“流贼”王长子和洪辅。嘉靖五年（1526）开始，顺天（今北京）、山西、河南等地大饥，死者甚多，山西、河南等地饥民纷纷起义造反，王长子是其中之一。还有广西瑶民聚众闹事、云南土司兵变、山西大同兵变等等，连续十多年嘉靖朝没有平安过。初杲善于用兵，《精华》一书中的明朝《分省人物考•乡贤》（以下简称《乡贤》）记载：初杲“分巡睢陈，擒灭流贼王长子、漆辅等数千人”。

（三）

嘉靖八年（1529），初杲擢升云南参政，即布政使司的辅佐官或副职（从三品，相当于今副省长）。他在这一岗位以王道为本治政，慑乱治恶，奖励农商，多次受到朝廷表彰。因年龄等原因，据《县志》记载，初杲没有达到退休（明朝也是六十岁）年龄，即“上疏乞休归田”。

初杲回到家乡后他没有闲着，办起了一所学堂，除了教授其子孙外，还接受了本县很多慕名而至的聪明才俊。初氏家族后来又出了安徽灵璧知县、才智高雅的初言，邠州（今天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初学易等等，与初杲这位崇文厚德、奋发有为的私塾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很有关系。对此，《乡贤》写到初杲“惟课农训子。择邑中有才子弟，延私塾教育之，士多所成就林下”。

嘉靖十九年（1540），初杲寿终正寝，葬于“县南崔家垸”，即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一带。随后，家乡人民在县城西街专门为其立了“恩荣坊”牌坊，并在万历年间经朝廷确认为乡贤，进了供后人敬仰祀奉的乡贤祠堂。

《湖广通志》《河南通志》《山西通志》等古史志对初杲这位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名宦都有其不同形式的记载。愿我们这个时代多出一些初杲式的人物。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敖　钺

——为民请愿果敢任事的贤侯

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卷十二，有一章“知县宦迹传”，其中对本文要写的“敖钺（yuè）传记”，文字十分简练，全文如下：“敖钺，字秉之，高安人（今江西高安县）。嘉靖初，以举人除。果敢任事，甫莅潜治，大水为灾，钺疏于朝，得免民租之半；又疏开新河，以杀邑治水，号曰恩江。邑有强横者力为芟（shān，铲除杂草）夷，民甚快之，至今感恩祀名宦”。结合《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大清一统志》等其他史志资料，敖钺勤政爱民、果敢任事之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为救民乞减税粮

明嘉靖元年（1522）农历八月初三敖钺莅任潜江知县，此前他曾任直隶安庆府宿松县（今安徽宿松县）知县，这是他丁忧其母，辞官守孝3年后的补前职。入潜后，他微服私访一番，看到四野禾苗葱茏，林木茂秀，黄豆、棉花皆丰收在望，心中正为皇上给他调任富庶之地而欣喜。谁料到任后第三天，县太爷的太师椅还没坐热，就遭遇特大洪水，河堤决口，水漫县城，淹没田地仓厫（áo，仓库），一时，满目疮痍。为抚恤民生，以甦残命，他在八月初九即上报灾情，请官踏勘，可是到了九月初七，上司才委派通判赵景銮临县督办查灾。于是他恳切地写了一份《大灾乞减粮疏》（载于《县志》和《旧闻》，以下简称《减粮疏》），这份奏折给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农历八月初五，襄河（今汉江）发大水，洪水经芦洑河入县河冲决了县城东边的柘林堤（今泰丰办事处葛柘村一带）岸，一下子郑家、沱埠、崔家、黄汉等四十八个田垸俱被淹没成一片汪洋。初六夜二更时分，洪水冲倒县城土城墙，汹涌而入，顷刻之间县城内高屋封檐，矮屋没脊，呼救哭喊连成一片。敖钺马上要人通告百姓骑屋或向高处转移自救，同时命人打开牢房，将囚犯转移至城区最高的谯楼以保其命。人刚被转移出来，旋踵间墙垣倒塌，县厅衙舍俱被淹没，牢房尽行浸倒，官吏、皀卒等只得攀爬房屋而逃命。等到次日天明，敖钺才找到一艘小船驾行于波涛涌动的街市之中踏勘水患。放眼见到的是坍塌的房屋，不少百姓骑屋待救，布政分司并府馆、儒学及教官衙舍、文庙及祭祀器皿或被淹没或浸倒，货物、用品漂流于街市之中，尤其惨重的是预备粮仓水封屋檐，二百七十五石（担）稻谷尽数淹没，县城之外，茫茫似海，人迹不能相通，十八天后大水才退落，最终统计全县共淹死九十六人，冲走官民房舍一百四十间，近二十万亩农田严重受灾。

敖钺在《减粮疏》其情意殷殷地写道：

本县库藏既空，仓储又竭，无可赈济，秋冬及春，存活尚难，前项京库折银、南京、襄阳、本县、本学等仓米何从办纳？况本县自正德十一、十二、十三连年遭水，前该县官未曾与民申奏，因是钱粮并累，小民逃移者至今未归，田土荒芜者至今未辟。此非常重灾，陛下若不宽宥之，则催征令一出，荒残之民举逃，非惟臣不能为陛下催科，臣亦无所于催科也。

一串恳切朴直之言，道民情甚哀，让人悱恻而感叹。

按当时朝廷的规定，核减“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他十分害怕这份过时的奏折按常例不准，在《减粮疏》中特别写道：

本县水灾八月初五方遇，九月方得委官踏勘，又且路途遥远，奏报不及，难以按常例拘之。伏望陛下野悯怜民疠（lì，恶疮），一不以常例为拘，二不以免五为惠，特赐恩恤。

皇上应该是看了这份奏折的，户部代皇上的回复有“奉钦”等文字。《县志》中有《户部咨略》一文，此文开关写道：“看得知县敖钺所奏，恳切为民，词非虚饰，固就准理”，接着将此事交由“行（湖广）布政司转行该道守巡官员，照本部节次奉钦依内事理，先将淹死男妇之家，加以赈恤，或多以赈济银两……俱派灾轻州县代纳，以候丰年派补”等。依此操作，潜江人民大灾之年的确得到了实惠，避免了新一轮为逃征超额税粮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灾难。

动皇庄开挖新河

这场大水之后，敖钺站在高处，向城东决口处望去，因高家垴（今泰丰办事处护城村一带）的一高洲阻水，才使城东的排沙河、县河下泄不畅，柘林河堤决口淹没了城池和田垸，他痛定思痛决意开新河导流而避免潜江人民再遭此类水患，工程开工之前他征求父老乡绅意见说道：“此不河之，乃河是我县乎？”父老说：“洲属皇庄，奈何？”他果敢地说：吾来“恳乞天恩，开挖皇庄淤洲，消除水患”。于是在当年十月他给当朝的嘉靖帝朱厚熜（cōng）上奏了一篇《请开新河疏》（以下简称《新河疏》）的奏折。

要知道敖钺当时上这份奏折，是要有为民请命不怕丢官杀头之勇气的。封建帝制时代皇权之大不能冒犯，皇土之重是不能动弹的，否则都是杀头之罪。明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叔叔朱祐杬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被封为兴献王，其封地主要在今钟祥市，但他看上了潜江县河东岸高家垴这块风水宝地，划为王庄（还有今后湖的皇庄等地块）。正德十四年（1519）兴王病死，即由其子朱厚熜袭爵理事。两年后正德帝驾崩，无子继位，即由其堂弟朱厚熜继皇位。朱厚熜一下子由兴献王变成了皇帝，其潜江河东的王庄也变成了皇庄，试想谁“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敖钺为了“图存县治，急救生灵”，还是奋笔疾书呈上了《新河疏》。

《新河疏》先如实地写了秋天水灾情况：

本县建治，实当襄汉下流，地势最低……今东堤一决，水即内灌，一川之泻，势若天来，虚腹受侵，岂能吞纳，首冲学舍，次冲县衙，布政二分司以及府馆迎浪而倒，居民屋庐，悉不能存，而一邑生灵皆为鱼鳖”。

接着情真意切且不怕触怒龙颜地写道：

“臣往复相视，惟有将高家垴淤洲挖开取河，流顺下方，可杀水势，舍此不为决，不能以固存。但沿江一带淤洲，尽属皇庄掌管，不敢擅便，臣窃伏思之，陛下飞龙当天，四海一家，尺地莫非其有，何少此洲？且一洲之子粒，视一邑之生灵孰重？爱子粒而存一洲，视爱生灵而存一邑孰大？伏望准臣所言，特旨降下，许臣即于冬前水涸之时，并工开挖，则水势可杀，县治可存，生灵可保，臣等幸甚，生灵幸甚。

唯恐户部拖沓办缓和皇上御批太迟缓，又写了一段特别急迫之言：

若仍循故事，委勘覆奏方许动土，则来春水发，缓不能及矣！此盖数十年积患以遗于臣，今日之事，万分迫切，不敢缄默坐视。臣敢欺诳，臣甘万死。

一个新上任的知县，能如此殷切地为民请愿，不仅让世人感动。皇上阅览后即准奏，户部在农历腊月“初九日奉旨”复书道：

所据知县敖钺建议前因相应准，理合无侯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湖广巡抚右都御使张琮转行该道守巡官员……即令该县照查，见在乡户市民佥点夫役，及此冬春之交，并工开挖……（湖广）布政司就行安陆州转行管庄内外官员照数除豁。

不图虚名有恩江

敖钺疏奏获准后，“于是集民夫，开皇庄河。逋（bū，逃跑）人闻之，归者相于途，争持畚锸（běnchā，用竹篾编织的盛土器具）而至”。嘉靖二年农历二月十四皇庄河破土开工，四月初四竣工，全长七百丈（约二千三百米）。河成后民众编歌唱道：“转危为安兮，敖公有江；公如可借兮，我终无恙”，并一致要求将此河取名“敖江”。敖钺闻之后说道：“皇天在上，恩若属自朝廷，惠我潜人者圣上，宜名‘恩江’也”。

恩江河建成后，水顺其道，邑固人恬，潜江百姓为敖钺在恩江河上立了一块碑，题名为《潜江敖侯新开恩江碑记》，以旌其功德。此碑文被收录在民国二十六年（1936）刊印的《潜江贞石记》和鲁铎（天门人，明嘉靖年间国子监司业）《鲁文恪公集》之中。

三年之后敖钺擢升离任，潜江民众自发十里相送，“攀卧涕涟不已”，后报朝廷准可，让他进入了潜江的名宦祠供人们祭祀。甘鹏云先生在《旧闻》中说道：“若非敖侯建开河之议，引水东行，潜城沉没久矣，我甘氏焉能累世宅居于此！潜人受贤侯之赐无穷”。“恩江”碑虽不见踪迹，但“恩江”之名民众至今没有忘却，我近年在走访泰丰办事处解放村、葛柘村及仙桃市深江村一带居民时，他们都能知道恩江河一事，并能指出其大致方位。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　勋

——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河东运同

潜江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清官，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他的名字叫刘勋，字建伯，号北华。康熙《潜江县志•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对刘勋的清廉有这样一句记载：“迁河东运同，却商人赂，三历财贿之地，并以清端闻”。这里我们来再现一下这位清官的人生轨迹。

（一）

刘勋是今园林办事处深河居委会一带人。《县志》记载他少负异才，敦厚诚实，聪明好学，善写文章。明嘉靖七年（1528）乡试中举人。乙丑年（1529）由“南宫授裕州学正”。这里的“南宫”是指明朝自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以留都形式保留，同样有在皇帝统领下的“吏、户、礼、兵、工、刑”等六部。这有点像欧美国家设立的影子政府。即一旦北京遭遇外敌入侵等重大变故失去职能，则由南京（南宫）承担中央政京府的职能。“裕州”在今河南方城一带。一个人乡试中举后即授州级政府的学正，说明他当年才学品行俱佳，应当是乡举前三名之列。因为，在明朝中期，举人一般都是等候若干年后才能授县级政府的教谕、训导之类的初始官职。

刘勋不仅以举人身份授了学正，因其文墨功底深厚，随后被朝廷统一调度，参加了四川、山西等地乡试的阅卷工作。又因其工作认真，公正廉明，作风正派，教学及行政管理能力很强，后被选拔进京，擢升国子监（明朝官办最高学府）学录（正七品）。学录主要执掌学规、学生训导和学业考核等工作，既是老师，也是教学行管人员，一般情况进士也很难谋到最高学府的这个职位。

刘勋由于勤于政事，严于律己，清廉过人，后升迁任刑部主事（正六品）。这正是刘勋仕途一帆风顺、如日中天的大好时机。刑部是明朝中央机构的六部之一。一般情况，在刑部有了主事这个岗位，再向上升员外郎、郎中、侍郎就有希望了。而就在这期间，《县志》记载刘勋却“以亲老（父亲）疏乞终养”，即以父亲年老多病需其尽养，向皇上上奏，辞官回原籍养父。笔者从清末潜江最后一名进士、甘鹏云先生所著的《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找到了一篇《刘北华先生言行记》。这篇文章中收录了刘勋当年《乞恩终养疏》（《县志》也收录了此文）的奏折。其孝悌之情，父子之爱，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现照录如下：

臣本一介菲才，滥叨仕籍，适遂遭逢之愿，每深感激之。私正宜勉效及时，以图报称切。缘臣有父刘巨秀在家，见年八十有五，老病侵寻，日益衰弱。臣母氏早丧，二兄俱亡，更无以次一人可倚托。迄今违旷将及六年，隔远三千余里，臣父亦缘念臣成疾，望切倚门。臣近得家报，心如焚灼，思若癫迷。诚念臣一父一子，相依为命，效忠之日犹长，承欢之日苦短。臣若隐忍不归，恐风烛之人，致贻终天之恨，则臣不孝之罪，何所容逃！仰惟皇上以仁孝化成天下，凡灵蠢有生，咸使各适分愿，如臣情悃（kǔn，诚心诚意），似可矜悯。伏望圣慈恢天地生成之仁，怜父子茕孑之命，放臣回籍终养。俾乌鸟之私，稍伸于今日，而狗马之力图报于将来也。臣无任悚惧，恳切祈恩之至。

读完这份奏折，想到了明万历五年（1557），刘勋在朝廷任礼部员外郎的儿子刘垓，因反对皇上对张居正父亲死后“夺情”之事，而遭“廷杖”被贬放云南之事（另有传记），原来是受其父亲的孝道之情所感化。《旧闻》记载，刘勋“既回，左右尽养”，“父大欢，疾顿愈”。不过风烛残年的刘巨秀，还是没能抗拒死神的召唤，没有享受孝子刘勋多少的敬孝之情就撒手归天了。其父死后，刘勋“一恸几绝，居丧一秉古礼，不茹荤，不入内，三年如一日，人以为难”。

（二）

刘勋葬父守孝期满后回朝，重新被任命工部员外郎（从五品），官职没降反而还升了一级，任河东运同（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的广大地方，府署在今山西运城）。无论官职如何升级，但他清正守廉，粗衣素食，俭朴处事之风始终没变，这样就有了《旧闻》：他“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记载。

一历，在工部员外郎任上。明朝的工部掌管全国各地由朝廷投资的工程，包括皇宫修建，堤防、河防、水利、道路、桥梁、屯田、垦荒等工程概算投入，款项拨付，及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督察巡礼等。工部员外郎是专门负责朝廷投资工程管理等工作的。各地官员都免不了要巴结刘勋，并千方百计贿赂他，寻租他手中的权力，以求得多拨款项或中饱私囊，刘勋不为所动，他“司节慎库”，“出资巨万，无所染”，并严格工程管理，没浪费朝廷的一分一毫银两。

二历，朝廷派他负责督修涿州北的琉璃河（今北京市房山区西南的大石河）大桥。当时这座桥是通往京城的官道上十分重要的一座桥梁，投资巨万银两，工程竣工验收通行，刘勋一尘不染。当人们称赞他是清正廉洁的好榜样时，他却笑着回答：“此何足称也，自吾分耳！平生不肯苟于自待，敢临财而丧其所守耶？”也就是说刘勋认为：大家不必这样称赞我，这是不足挂齿的事，是为官做人分内的事！我平生从不曾贪图享乐优待自己，岂敢见财而丧失自己的操守底线呢？

三历，在升迁河东运同任上。运同是掌管一方盐运、盐场、盐务的长官。明朝的盐是奇货，实行的是国家专卖制。是奇货就有暴利可图。大家都知道明清时期，最富有的就是盐商。对贪官来说，这可是一个肥差。身为朝廷四品官的刘勋可不这样想，他认为钱财是身外之物，为官清廉守节最为重要，这样才对得起皇天和良心。过去在盐运监管过程序中，盐商对运同行贿进贡已形成了许多潜规则，可是刘勋却一两额外银子也不取。盐商们认为可能是给他进贡太少，他看不上。于是，他们绕弯子，私下上门送去重金，想收买刘勋为他们徇私偷运开方便之门，这下不但遭到了刘勋的断然拒绝，还领教了刘勋义正词严的训斥：“岂吾之素行尚有未能信于人者耶？胡不义之言入于吾之耳，不义之物入于吾之门也？”（见《旧闻》）即我从来都是粗衣素食，不受礼受贿，难道你们还不信吗？我绝不允许不义之言入我耳，不义之财入我门。这段话也是在自醒：难道是我平常做了没有取信于人的事，说了没取信于人的话吗？从此再没有人敢对刘勋行贿送礼了。

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刘勋操守清廉，严于律己，的确非同一般。到他“去职之日，囊橐（nánɡtuó，指行李财物）萧然，不能具资斧”。也就是说当刘勋当了那么多年管钱管工程的官，到他致仕回归故里时，囊中却拮据得连路费盘缠都不足数。

（三）

刘勋致仕回到家乡后，他以其清廉俭朴作修身立世之本，教化引导乡党拒绝奢靡，勤俭办一切事业。他对俭与廉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十分精辟和深刻，并确认“俭以养廉”。他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归故里养老闲居，从不讲究吃穿打扮，一切从俭，一生宁俭。《县志》和《旧闻》都记载：刘勋常年“拂衣萧然，饭粝衣垢，耄修不倦”。

回到家乡后，发现乡邻朋党崇尚奢靡，“庶民墙屋被文绣，少年驺（zōu，这里指骑马的侍从）从拥道途，越罗蜀锦照耀舆台，山珍海味脍炙绮筵”。（见《旧闻》）见此，刘勋忧心如焚，他认为“俗弊于奢”，仕官将失去民心，民众将失去田产。为了改变这种陋习，他自告奋勇到县城书院去“引申宁俭之学，劝告族党比闾（古时候二十五户为闾，五户为比。比闾：泛指乡里、乡邻），斤斤而不厌”。即专门为乡党豪绅讲授“节俭”之学。《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收录了他当年的一篇《宁俭学》。

刘勋在《宁俭学》中讲道：“俭者，质也。质者，本所在也。”“俭也，亦礼也。知宁俭之意，则知礼之本。”“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视之以礼。”“士之所以失恒心，民之所以失恒产”都是奢靡所致。如此，“又奈之何民不穷且盗耶？”

由于刘勋“名德清望，孚于乡里，故乡里多信从其说焉”。在他的教化影响之下，乡邻朋党没负其一生所修的宁俭学说，拒奢崇俭一时在潜江蔚然成风。《旧闻》记载：“潜江襟江带汉，与江陵、监利、沔阳、竟陵诸邑密迩，而质朴之风较胜者，则先生提倡之力也”。甘鹏云先生最后说：“昔人曰：以俭养廉，信哉！信哉”。俭朴会使人“居家为孝子，处世为仁人，立朝为清官”。刘勋“以俭养廉”的思想和理念，正是今天倡导清廉俭朴的正能量。

刘勋年七十而终，他逝世后葬于“县东北二十五里竟陵古垸”。（今天门张港一带）从他入仕开始，长子刘垓是云南学政，次子刘埏是太学生；长孙刘若金官至刑部尚书，次孙刘南金，恩贡士；还有曾孙等五代都是朝廷命官。刘勋因政绩突出，清廉闻名遐迩，因而《山西通志•人物》《湖广通志•乡贤》等史书中都有其记载。刘勋在嘉靖年中被选入河东的名宦祠，万历二年又入潜江的乡贤祠。

家乡人民更没有忘却刘勋。他逝后，除了进入“乡贤祠”之外，在古县城西街（今天建设街一带），专门为他们祖孙三代立了一座“累朝赐命坊”。只可惜这么好的传承潜江历史文化的古迹，现在已不见其踪影了。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张居正

——明朝万历首辅与潜江的情愫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明，湖北江陵人。他五岁入学，七岁能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考中秀才，少有“神童”之美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仅二十三岁即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成为明朝最年轻的内阁成员。万历元年（1573），明神宗朱翊钧登基后，因其年幼，国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他为人善谋，独揽朝政，前后当国十年，著有《太岳集》《太岳杂著》《书经直解》等书，现在有关他的传记、小说、影视作品不断涌现，荆州市政府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城墙根下还为其新建了“张居正故居”。笔者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么一位位极人臣、权重位高、显赫一世的首辅，与潜江还有难解的情愫。

探亲悯涝

嘉靖三十三年（1554）已是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生病不能正常工作，获恩准告假回老家江陵休养。是年深秋时节，他乘舟来到潜江探亲访友（也有人说他当年到潜江是探望其挚友、同榜进士，时任嘉兴知县张师载的父母。此说法其可信度更高），到达亲友家时，恰遇襄河（汉江）发大水，其上游沙洋段和境内的夜汊河（今东荆河）决堤，四野大水茫茫，白浪滔天，他夜晚只能与亲友们一同住在晒渔网的高台上（旧时，潜江人都建有“躲水台”）。

夜深人静，涛浪如鼓，加上绵绵秋雨，张居正对遭遇水灾的潜江人甚是同情，于是写下了一首《潜江悯涝》诗，此诗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明清诗选》均已收录，现全文转录如下：

水啮（niè，啃、咬）平堤沙岸回，野田空见荻花开。江涛挟雨秋仍壮，旅雁冲寒暮独来。岁晚风霜欹客枕，夜深灯火傍鱼台。悲时亦有《江南赋》，愁听荒城鼓角哀。

诗文说的是：他看到大水平了江堤，风裹挟着浪还在啃噬着堤岸，田野里空旷已没有了庄稼，只偶见荻花开放。江涛挟着秋雨水势仍然很大，南飞的大雁不惧寒露在暮色中独自来到，在这深秋的夜晚，客居船上斜倚床头，看着傍靠在晒渔网台边忽明忽暗的灯火，听到荒弃了城池鼓楼上传来的更鼓声更显凄凉，不禁悲上心头。诗文中对遭遇水灾的潜江民众，亦有南北朝时期庾信所作《哀江南赋》的深深怜悯之情。

《县志》载，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开始，潜江遭遇水患特别频繁，每隔一两年，要么遇汉江沙洋段决堤，要么是夜汊河倒口，要么遇通顺水决口，时常境内是一片汪洋。旧时潜江民众苦于水患世人皆知，而像张居正这般身居高位发自肺腑地体恤民情的官员却不多见。

慰藉初言

初言（1523～？），字幼嘉，明，潜江（今高场）人，比张居正长两岁，《中国历史人名大辞典》《县志》等不少史志对其都有载（后面有传）。他从小聪颖，“生而能言”，故得此名，但他考运不佳，多次参加乡试不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已年过三十五岁才考中了举人，而张居正十年前就中进士进了翰林院，此时他已以文著称，名震京城，得嘉靖帝赏识，成为《永乐大典》的分校官。

中举后的初言根本没有想以举人身份入仕，他拼命向旧时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梦寐以求的进士塔顶奔进，他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能中榜。于是，初言在其家人的支持下，拜名噪京城的湖广老乡张居正为师一心备考。初言十分勤奋，对父母十分孝顺，对老师十分尊崇，这让张居正十分感动并倍受赏识。张居正对初言没有老师之架子，更多的是兄弟、挚友之情愫。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一书中有一篇《初幼嘉之高尚》文章，文中说到：“初幼嘉孝廉言以孝闻，与张江陵（即张居正）交最笃”。

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十岁的初言第三次参加会试而落榜，加之家中父亲去世，庶母和异母弱弟需要照护，打算放弃仕途的奔竞，决意回到故乡，临别时，张居正为慰藉落榜初言，写了一首《壬戌七月望乡》诗相送。诗文写道：

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秋光此再游，纷纷凉月玉觥浮。关中寒杵星河动，塞外清笳几席秋。二妙相过怜北极，双鱼宁惜滞南州。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当初言与张居正临别时，张居正又写下《送幼嘉还郢》（当时潜江属承天府即今钟祥所辖，此前承天府称之为郢州，即对潜江也简称郢）诗三首，这里选录其中一首：

秋深鸿雁落汀洲，嘹亮西风动客愁。月下绿尊同郢曲，天涯青眼对吴钩。萧关笳鼓惊寒柝（tuò，打更的梆子），泽国芙蓉念敝裘。爱尔明珠罗万颗，逢人莫向暗中投。

这首诗既写出了离别时“嘹亮西风动客愁”的凄楚之情，也表达了对初言“爱尔明珠”的惜才之意，同时还提醒他日后“莫向暗处投”。

送别师载

张师载（1513～1573），字巨卿，号少渠，明，潜江人。《大清一统志•名宦》《明清进士录》、康熙《潜江县志》等史志中对其都有记载（后面有传）。他比张居正大十二岁，但他与张居正却是嘉靖二十六年的同榜进士，再加之又是湖广同乡，因而他们成为难得的挚友。

张居正与张师载深厚的情谊表现在与嘉靖年间当国二十年首辅严嵩的斗争中。《大清一统志•名宦》等史书这样记载张师载遭严嵩监视打压的：“时严嵩柄国，师载上疏劾其党，出为莱州知府。嵩令人伺其隙，竟不可得”。严嵩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权奸之一，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首辅，此时，嘉靖帝沉迷于道教，基本不理朝政，严嵩以首辅把持朝政，买官卖官，排除异己，残害忠良，致使边防废弛，财政枯竭，国家岌岌可危。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是严嵩一言九鼎的巅峰时期，时任南京吏科给事中的张师载居然不畏权贵，上疏弹劾严嵩“居津要”的姻亲，说他们仗势欺人，横行霸道，搜刮珍宝。其结果可想而知，严嵩的姻亲没被弹劾，张师载被贬到离京城千里之外的莱州任知府去了。即便如此严嵩还不放过，令其党羽盯住在莱州的张师载，时时处处找碴儿，好在张师载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让他们无懈可击，躲过了遭陷害的劫难。而此时与严嵩同朝为官的张居正也时常受到严嵩父子的打压，他对其专权以令天下之行为，也心存不满，在看似和睦的逢迎之中，张居正也早想严嵩父子倒台，由此，他们有了更多的惺惺相惜之情。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严嵩终于彻底失宠被夺相抄家，这时一批被严嵩打压的官员得到了启用或重用。严嵩倒台五个月后，张师载即“迁淮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兵备副使（从四品）”，此时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张居正，已调吏部履右侍郎（相当于今中组部副部长）之职，他对为官清正廉明的张师载极力推荐，随后张师载拜“佥都御使”（正四品）。

嘉靖四十五年（1566），张师载调任浙江巡抚，即将履新，张居正特作《送张少渠师载之鄞》（鄞，今浙江鄞县，旧时对浙江的简称）送别诗：

客路悲千里，离旌指四明。风烟连泽国，秋雨缓王程。迢递双凫远，翩翻一鹤轻。碧云摇落候，相送若为情。

诗句说道：你要到千里之外的浙江四明（山名，今浙江宁波一带）山去了，离别之情让人倍感悲凉。一路风尘连着江南泽国，秋雨让你延缓了奉命出行的旅程。我们传递信件就是双凫鸟相助也觉遥远，要是能像道人骑仙鹤通信往来该是多好。在这碧云摇落秋叶的时节，相送只为了那份厚重的情谊。这种纯真的情谊让历来官场尔虞我诈者为之汗颜。

遗石建桥

今潜江境内东荆河西岸红军闸（旧地名叫“留虎渡”）西边，旧时有一村庄叫陶村，《县志》载，陶村古时有一条通往荆州的河，河名叫“茭芭河”（今田关河有其雏形），河上建有一桥，桥名叫“陶村桥”，亦称“张相桥”。此张相桥就因张居正身居相位而得名。

明万历年初，张居正为相当国时，其父张文明已年过七十，体弱多病，已是风烛残年，张居正安排家人为父亲造墓。某日，一支从外地运送造墓巨石的船队，经襄河，入夜汊河，过留虎渡进入茭芭河。船队在茭芭河上行至陶村时，突遇狂风暴雨，其中一艘船突然沉没，满船巨石沉入河中，没能打捞上来，遂弃之。等水落石出时，当地人将巨石取出在茭芭河上建了一座桥，名曰“张相桥”。这件事情，明朝崇祯年间被誉为“潜江四大文人”之一的张承宇对其有较翔实的记载。

有一天，张承宇到达陶村，看到茭芭河上有一座桥，其建桥石头巨大，感到很奇怪，于是走访当地老人得知详情，写了一首《江陵张相遗石诗并序》，他在序中写道：

邑有陶村，有桥。其石颇巨，余怪，问土人。有老父攒眉太息曰：‘此水旧通荆州，张相当国时，治其茔墓，载巨石连艘而至，忽沉一艘，石不起，遂弃之。水落石出，乡人取其为桥也’。不数年，而相公死，难作（即落难），抔土且不可保矣。嗟乎！相公为政时，奸豪敛手，吾侪小人安堵无虞也。

此桥虽不是张居正直接建造，但其遗石间接造福潜江百姓，潜江民众还是十分感激的。尤其是他主政十年，勇于任事，锐意革新，整肃吏治，清丈土地，行“一条鞭法”，重用戚继光抗倭，任潘季驯浚治黄河等，百姓受惠后留有口皆碑。昏愦的万历帝在张居正死时，假发慈悲，给其最高荣誉，赠上柱国，谥文忠；但葬后尸骨未寒，即遭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的攻讦，家人抄家问斩被流放，自己也被掘墓戮尸。老百姓对万历帝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除了寒心也齿冷悲愤，所以才有张承宇在诗中的至高评价：“夫何贤达士，而为世俗缚。终焉社稷臣，雨露新复爵”。诗文饱含了写不尽的崇敬、佩服与惋惜。

掩卷而思，张居正的为官、为人的品德以及与潜江人的难解之情愫，实乃一笔难尽。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周　延

——嘉靖潜江之贤令

周延（1499～1566），字南乔，号崦山，明，吉水（今江西吉水县）人。《湖广通志》将其列入名宦；《江西通志》将其载入名人卷的“人物”篇；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二•知县宦迹传。以下简称《县志》）有其传记。研读这些史志，了解他是一位体恤民情，爱民如子，敢于担当，为民请愿不畏丢官难得的贤令。

（一）

周延在明嘉靖元年（1522）中举，次年春闱即荣登进士榜，嘉靖三年（1524）授潜江知县，时年二十五岁。嘉靖八年（1529）的状元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官至右春坊赞善，因冒犯嘉靖帝被撤职，隆庆初赠光禄少钦，谥文恭）为周延撰写的《墓志铭》记载了他主政潜江三年的三件事。

一是除奸吏。上任伊始，周延在明察暗访中，得知不少胥吏贪赃枉法如蠹虫损害衙门形象，有的仗衙门之威时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他对经查实有问题的奸蠹胥吏进行大刀阔斧的清退。《墓志铭》写道：“始至潜，未试吏，据律擿（tī，挑出）发奸蠹”（dù，蛀蚀器物的虫子）。老百姓对这位年轻有魄力的新知县无不钦佩敬仰，而滑吏、奸豪莫不惧怯万分。

二是筑堤防水患。水患在旧时一直是潜江官民的心头之患，防襄河（今汉江）外江之水自不必言，夜汊河（今东荆河）、芦洑河（今汉南河）等襄河支流东西夹带县城及全境。嘉靖二年芦洑河在柘林垸（今泰丰葛柘村一带）决堤，县城等二十多个民垸被淹，时任知县熬钺上疏占皇庄土地开新河获准，新河名曰“恩江”（今葛柘村至仙桃剅河镇蔡河村一带的一条古河道）。恩江维系潜沔两县民众安危，周延上任后的第二年（嘉靖四年），潜江发大水，他带领百姓风餐露宿日夜防守在江河堤坝上，秋后对恩江两岸整险加固十多公里，使潜江百姓至此能感受到收获的喜悦，沔阳也没有了水患之忧。《墓志铭》记载：周延“破露常堤，黄汉垸三千丈，防恩江，潜得常稔（rěn，庄稼成熟），而沔无水患”。

三是打击盗匪。常年的水患和贫困，使有些人流亡为盗，旧时盗匪有时猖獗到驱逐百姓占地为王，有时甚至袭击县衙。周延请调兵勇对盗匪进行强力打击，将匪首擒拿归案，其余归良从善，潜江民众得以享太平，对周延更是颂扬载道。

（二）

最让潜江人难忘的是周延不怕丢官，上疏为灾后百姓减免钱粮。《县志》载：“嘉靖四年秋，大水，民多殍（piǎo，饿死的人）”。这是周延知政潜江的第二年，他虽然率领民众全力进行抗洪抢险，但这场秋洪特大，人力不可抗御，潜境内多处决堤，四境皆淹，加之当年春季阴雨连旬，禾苗俱淹，麦亦无收。“潜民之命，不过寄生于枊皮茭叶之末而已”，而上峰让周延催办收缴当年税赋。面对洪水淹没后荒凉的田野：逃荒讨米、流离失所的子民，哭喊求食、饿殍遍野的惨景，他顾不了顺从上司晋级升官去征收钱粮，情真意切地写了一份《水灾题免钱粮疏》。

此奏疏《潜江旧闻录》和《县志》均有收录。写秋汛情况道：

讵意四月内阴雨连旬，河水暴涨，将各圩垸尽行冲倒。水退之后，臣亟行检踏，照得潜江地势有如锅形，一缺其口，不能复出……低者蓄水成湖，殆不有其根矣！百里之内，颗粒无收，该年秋粮将何出？

写灾后之惨状道：

有升屋逃命，连屋漂流而死者；有住旷野，无舟救渡而死者；有舟小人多，载至水中而死者。啼哭之声，入耳寒心；困苦之状，触目夺魂……臣不忍太平之民，至于逃移死亡之尽，遂竭力抚恤，经培植国本。然臣但能抚之，不能以无征之田而为有征之粮。

最后写道：

伏望陛下察臣言之不妄，悯民困之益深，敕行户、工等部，将本县该秋粮毋拘兑运，尽行蠲（juān，免除）免；其各年未缴未完额，办岁办等科暂且停征。

并乞求圣上“发给内帑（tǎng，国库的钱财），前来赈济，庶几垂毙之民，尚有甦之望”。

（三）

周延如此据实真情呈奏潜民之灾苦，的确“入耳寒心”“触目夺魂”，由此打动了圣上及京师官员，不久户部奉圣旨《复题》：“准免秋粮十分之七，岁办等科，依拟停止”。由此，潜江民众暂时获得了活命安居、喘息重建家园的生机。

一位知县尚且能如此关心民众疾苦，抚恤民生，直言上疏者寥寥，对比那些为官者但知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小民之苦时常充耳不闻者，周延的确高尚。同时，这种为民请愿也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知县郑板桥知政山东潍坊县时，就因为为民上疏赈灾而惹怒上司被罢官。周延之举不仅令潜民不忘，也为世人所称道。

因其主政潜江政绩卓越，三年期满即调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任知县。周延晋升较快，不久便调入京城擢升兵部给事中。《江西通志》载：嘉靖七年（1528），有人对死后不久被新封“建伯”（古时高官获封赠的称呼）的王守仁（又名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称中国之大儒，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进行诋毁要问罪夺爵，周延“抗疏为讼”而遭株连，被贬任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通判。其间其妻病亡丁忧三年，复起补宿州（今安徽宿州市）通判，再擢升扬州府同知、南京礼部郞中。嘉靖十七年（1538）擢升广州布政司参议，转按察司副使等要职，最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后有《简肃公遗稿》行世，六十七岁而终，赠太子太保（明朝对一品大宦的封赠），谥简肃。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张师载

——皇帝御赐祭葬的巡抚

张师载（1513～1573），字巨卿，号少渠，明，潜江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翌年京师春闱高中进士。官累至右佥都御史（相当于今监察部副部长）、浙江巡抚。

授知县政绩斐然

《大清一统志•名宦》载：“张师载，字巨卿，嘉靖进士。擢南京给事中，时严嵩柄国，师载抗疏劾其党，出为莱州知府。嵩令人伺其隙，竟不可得”。真正能入国家史册的名宦是很少的。据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潜江明清两朝（至康熙三十二年，即1693年）止，朝廷确认的潜江名宦才十一人，张师载就是其中之一。其谋事、主政、为人等各方面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师载中进士后即被授嘉兴（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市南）知县。他初到嘉兴，通过走访调查，听到百姓反映最多的四件事：一是官府对百姓管得太死，农商发展受阻；二是税赋不均，富人有田不纳税，穷人无田也要纳粮；三是官府胥吏横行乡里，横征暴敛；四是海盗倭寇经常杀掠扰民，民众纷纷逃离故土。

上述每一件事，以知县之职权做起来都十分吃力。上涉及朝廷的大政方针，下涉及富豪乡绅及衙役胥吏的利益，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馋言参奏罢官，甚至丢命。但张师载满怀忠君爱民之热情，牢记“为官避事平生耻”之古训，下定决心在其位必谋其政。于是他委下身子说服豪绅受皇恩纳皇粮的道理，亲自到田间地头清理丈量土地，均衡税赋；重新核定人口，编定里甲；组建乡勇，武装民团，联合防匪抗倭，保家卫国；动员百姓安心故土，对撂荒土地采取减免税赋等措施组织耕种，鼓励发展农商，使嘉兴“民安如堵”，出现了难得的兴旺，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交口称赞。《嘉兴县志》载：张师载“知嘉兴县，政务宽大，会编里甲，委屈调停，使贫富均适。先是，以海寇杀掠，人心汹汹思遁，师载晓以去止祸福，民安如堵”。

张师载敢于担当，勤政为民，夙兴夜寐，施政有方，在嘉兴政绩斐然，但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他深知为政者清正廉洁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的道理，时常用素服便装，过着“一腐（乳）一饭”十分简朴的日子。他常说：“一丝一粟，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在其擢升离任时，除了几本书籍外行囊空空，因而也以廉吏而著名。《嘉兴县志》还载：张师载“廉介自守，行囊萧然。擢给事中，终巡都御使”。

擢给事中劾奸相

《县志》载，张师载由于在嘉兴知县岗位上“以宰邑‘异等’，擢南吏科给事中”。“南”是指明王朝的南京，这是明朝政体的一个怪胎。明成祖朱棣夺位后，于1403年迁都北京，南京成了留都。迁都北京的主要理由便于防患北方外戚侵入，留都南京的主要理由也是一旦北京失守，皇宫可退移南京。

张师载说的是“擢升”，实际上是平调，因为明朝的给事中也只是一个正七品。当然，京师六科的给事中可是职低而位高，令百官敬畏的要职。《明史》载：“六科，掌侍从、规谏、补缺、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实际上充当的是皇上的侍从官，也是谏官，是御史的一个补充。他不仅能够稽查六部百官，另外还可充当各级考试的考官，各部要职参加的廷议等他们也能参加。不过张师载在留都并没有多少实际职权，属于挂名给事中。

就是这样一位远离京师的供职给事中，张师载也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竟然不惧权贵，上疏弹劾当朝首辅严嵩的“姻戚居津要者”，即严嵩在天津（比今天津市的辖区要大）任要职的姻亲。严嵩可是一位极会媚上、深得嘉靖皇帝宠信的权臣，也是后来史书定性为“窃权罔利”最著名的奸臣、奸相。当时正是严嵩专国的第十年（前后达二十年之久），对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士大夫都侧目屏息，不屑者远离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因而他排除或戕害异己是易如反掌之事。对这些张师载心知肚明，但他不忘给事中参奏、进谏之职责，居然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英雄气概上疏弹劾严嵩的姻亲。

其结果可想而知，严嵩虽然网罗不到张师载的什么罪名对其施行戕害，于是假借皇命，将张师载派到离京城千里之外的莱州任知州去了。对这一下派严嵩仍不放心，还私下嘱咐其党羽时时盯住张师载，总想找他的岔，抓他的辫子，对其实行打击报复。《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嵩衔之，出为莱州守，密属私人吹毛求疵不可得”。好在张师载历来廉洁自律，为官清正，深得民心，让他无懈可击，总算躲过了这一劫难。

升佥都御史建功勋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严嵩失宠，翌年被夺相，抄没全部家产，被赶回江西分宜老家。这时被严嵩陷害和排挤的一批官员得到了朝廷的重新任用。据《明实录》记载，在严嵩倒台的当年五月，张师载“迁淮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邳州、宿迁、睢宁、泗阳等市县）兵备副使”（从四品）。随后拜佥都御使（正四品），“巡抚真定（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

明朝的巡抚由立朝初的朝廷派亲王或高级官临时下到各行省巡察工作，安抚军民，到嘉靖年间已常态化、制度化了。一般都是派朝廷六部侍郎和高级别监察官下到各行省协调三司（即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提督军务，“往来巡察，抚安一方”，也就是常说的钦差大臣。张师载能作为巡抚下派，这是皇上对他的器重。这一职务都是“宜得重臣往莅之”。

张师载针对真定“各部税粮，多有逋（bū，拖欠、拖延）慢，奸民豪户，为弊滋甚”的现状，他施德政，抚民众，从教育感化奸民着手，褒奖扶植良善，出重拳整治拖欠税粮的豪门大户，“一切税粮，从尔没有区分”，解决了真定“百姓徒费，仓廪未充，税粮多有逋慢”的老大难问题。皇上悉其奏闻，龙心大悦，予以褒扬。

嘉靖年末，福建、浙江一带倭寇猖獗，攻城掠地，烧杀扰民时有发生，有时倭寇甚至攻占一城池几个月而地方无可奈何。朝廷派去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到福建，倭寇大败。浙江的海宁、台州、嘉兴、湖州等州县因倭寇入侵告急，朝廷想到了曾在嘉兴任过知县，又任过兵备副使的张师载，于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朝廷将他调任浙江巡抚。

张师载到位后，协调“三司”，统一号令，从整肃军队开始，挑选精兵良将，奖惩并用，攻守结合，步步为营，迫使倭寇不断退缩海边。只可惜出师刚捷身染病，他巡抚浙江不到一年，因病而告退休养。浙江抗倭又交给了倭寇闻风丧胆的戚继光。

张师载养病三年身体逐渐康复后，于隆庆三年（1569）二月又“起佥都御使”，巡抚陕西。他在陕西巡抚岗位干了一年半，又因老病复发，不得不于隆庆四年七月病乞回乡。

张师载为大明江山社稷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了。他回到故里时，隆庆帝朱载垕（hòu）拨专款赐建了“宝翰楼”宅第。他在这一宅第于隆庆五年（1571），受时任潜江知县梁栋增捐俸金修县署的精神所感动，为其写了一篇《重修县署记》，被收录在《县志》之中。只可惜张师载福大命薄，他在宝翰楼读书、著述、养病不到三年，在万历元年（1573）刚进六十岁时就与世长辞了。万历帝朱翊钧悉获此信后，亲提朱笔写下了“大明良臣”四个大字，并谕传予以厚葬。一位朝臣受到三朝皇帝褒赏和恩赐这在潜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师载死后，皇上谕赐的墓葬及碑文竖立于“县西北巴家洲”（今潜江开发区信心村一带）一处高岭之上，县城府衙前正街、西街等地分别立起了朝廷、湖广行省及府、县先后为其建的“三代坊”“大谏议坊”“大中丞坊”“督抚三关坊”“总制三省坊”等多座牌坊。《县志》记载，其在县衙门左边的“总制三省坊”，康熙三十二年（1693）都还存在。旧时潜江“乡贤祠”供奉的就有他，排名第五。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初　言

——潜江孝友第一张居正的挚友

初言（1523～？），字幼嘉，明，潜江（今高场一带）人。他是明洪武年初初氏从山东迁潜的第六代；是著名的清官——曾任福建沙县知县初进忠的玄孙，是安徽灵璧县令初芳之子；还是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七——人物志•孝友（以下简称《县志》）排名第一者。《中国人名大辞典》一书中也有其简要传记。

生而能语

《县志》记载，初言天赋异才，“生而能语，故名言，字幼嘉”。虽然“生而能语”是唯心主义生而知之的夸张写法，经不住科学推论，但初言智商高，聪颖过人是肯定的。不然，府、县两级学官不会在他还没达到入儒学的年龄，就破格将他补录诸生（即秀才）。明朝规定，一般年满十五岁方可参加州、县秀才（亦称生员）选拔考试，优秀者才能入县府官办儒学。一般县一级，每三年一次才招录新生三十名左右。

常言道，天才的十分之一是灵感，十分之九是汗水，从《县志》的另一段记述中，得知初言这位廉吏之后、县令之子，并非是达官贵人家中养尊处优的纨绔弟子，他从小就孝敬父母，喜欢读书学习。或许是家庭并不富裕，或许是其父要培养他热爱劳动、独立自强的能力，在他刚达到初入私塾的年龄，家里就要求他“负薪自给”。

初言在勤劳自给的同时，求知欲望特别强。有一次，他出门拾柴，很晚没归，家里人以为他走失了，十分着急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在儒学东边耳房里找到了手捧一本《论语》，看着看着睡着了的初言。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听说儒学是县城最高学府，那里面都是很有学问的秀才，想一睹儒学及秀才们的风采，事先藏到了县衙通往儒学的一房间内，后来悄然无声地溜进了儒学，在窗外偷听老师授课。《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廉吏之后，负薪自给。一日忘归，觅之，则手持《论语》一书，卧儒学东庑下，始知言之行藏在朱会稽间。嗣补诸生”。

孝友感人

古人曰：“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即指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好事迹特别感人者，才能以“孝友”之名载入史册。旧时人们特别重视孝道、友善。常言道“孝为百行之首”。如在乡试中举者称之为“孝廉”。一个人你才能水平再高，如果你不守孝道，则“朝廷敬谢而升诸期”，即永远不对你录用。因而上至宰相朝臣，下至衙役百姓，是否养老敬孝，成为评判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尤其是想步入仕途者或已在朝廷所任九品以上的官员，对“孝友”这一荣誉十分看重，并会竭力践行。初言就是其中之一。

《县志》（孝友传）记载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初言。其中写到，初言的父亲初芳，父为子纲思想十分严重，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初言奉养其左右，时时处处都让其父十分开心。原文是这样写的：“父芳（即初芳），性最严。言（初言）左右手尽养，无不得其欢心”。

初言一边奉养父母，一边勤奋苦读，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终于在乡试中考取了举人。“生而能语”的初言其奔竞仕途的目标不在举人，而在进士。明清时期的举人最初一般只能授八品或九品官，如学正、教谕、主簿等，再干若干年，政绩特别突出者才能擢升知县等七品官。而中进士者，最初就会被授七品县官等官职。他为了考取进士，最初在家乡耕读备考，两次赴京应考都名落孙山。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近四十岁的初言来到京城拜谒湖广老乡张居正并以之为师。此时张居正已名噪京城，虽然比初言小两岁，但他比初言出名早，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仕途和举业一帆风顺。初言不善作八股文，尽管十分努力，一心备考，结果当年又没中榜。

正当初言雄心勃勃准备潜心苦读在仕途竞技场上再做最后一搏时，他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噩耗。悲痛欲绝的初言，顾不了与挚友告辞的礼节，慌乱之时，赤脚上路，扶着空棺材（旧时，因信息、交通不便，在外得知其父母亡故后，不能及时赶到安葬时，讲孝道者，先置一具空棺材扶棺随行）赶回家乡安葬其父，并在其墓冢前搭建一小屋，守孝三年。《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初言“京邸闻讣，徒跣（xiǎn，光着脚）就道。扶榇（chèn，空棺材）归，庐墓三载”。

初言的父亲病故后，其继母王氏又得了病，他视同亲母一样精心照护侍候，亲自为其熬药喂汤，弄得自己身心疲惫，几乎“饮食俱废”。继母死后，他又与异姓兄弟同住一屋，并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绝无私营”。《县志》还记载，有一年他路经淮河，见河里有一具无人收殓的女尸，询问当地人这女人何以死？有人告诉他，是其“母利客金，强女不从而死”。初言叹惜曰：“有是哉？其天地之正气乎！”然后自己掏腰包在市场上买了一具棺材，将女尸埋葬后而去。

挚友情怀

初言的老师加挚友张居正对他是十分赏识的。甘鹏云先生《潜江旧闻录》一书中有《初幼嘉之高尚》一文，开头写道：“初幼嘉孝廉，言以孝闻，与张江陵交最笃”。张江陵即张居正（江陵人）。古时候的名人，除了用字、号称呼外，常常以其祖籍或出生地命名称呼。他们感情笃实的程度从张居正为初言所写的三首诗可以见证。嘉靖四十一年（1562），已领翰林院事（官职正四品），并任《永乐大典》的分校官（即副主编。总校官是矍景淳）的张居正，对落榜后的初言写下了这样一首《壬戌七月望乡》慰藉诗相送：

壬戌秋光此再游，纷纷凉月玉觥浮。

关是寒杵星河动，塞外清笳几席秋。

二妙相过怜北极，双鱼宁惜滞南州。

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当初言回到潜江后，张居正又为其写下了《送幼嘉还郢》（嘉靖十年，将元朝时称之为郢州的钟祥等地改为承天府，潜江当时属承天府。人们习惯简称郢）诗三首，字里行间表露出交情之挚后的离别而眷念之情。这里选刊其中一首：

黄鹤楼中忆旧行，白萍（水中浮萍）江上此离肠。

天边日气残鳷（zhī）鹊（楼阁名，在江苏南京），帝里重华照骕骦（sùshuāng，骏马）。

燕士从未先郭隗（燕昭王欲得的贤士），汉庭那得老冯唐（汉武帝时敢于直谏的良臣）。

思君何处堪情切，草色青青满建章。

初言葬父守孝三年后，虽然已年过四十岁，但他要想在仕途奔进还是很有条件的。此时的张居正仕途如日中天。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已擢升吏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今中组部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后又迁升吏部尚书。尤其是到了隆庆六年（1572），穆宗帝朱厚垕（hòu）死，万历帝朱翊钧继位，张居正任了首辅（即宰相），万历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定。初言本身有举人身份，找张居正举荐先任一个七品、八品官，再酌情擢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初言淡定在家，闭门教子，最后“未仕卒”。其子初学易也不负父望，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了举人，后来任陕西邠州（今彬县一带）知州。

甘鹏云先生对初言的高尚品德评价说：“自江陵当国，幼嘉甘淡泊，不求仕进，不迩权势，修身厉行，闭门课子终其身，其雅志高怀，不可及也”。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郭　嵩

——直言受挤遭贬的憨直潜江人

郭嵩，字叔中，号少冈，明，潜江（今竹根滩镇）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秋乡试中举，次年春赴京会试高中进士。他是潜江郭氏家族的唯一进士，也是潜江当年唯一的中榜进士，初授杭州府推官。

守杭州城建功

明朝的推官主要“掌理刑名、赞计典”等，即相当于现在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也是知府的助手。当时，全国有一百五十九个府，每府设知府一员，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因事而设，无定员（一般各一两员）；推官一员，正七品。杭州推官可是一个肥缺，世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明嘉靖年间浙直（包括今上海全境，江苏、安徽大部分地区）向国库提供的钱粮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能谋到杭州推官一职，只能说明郭嵩当时考试成绩属优等之列，因为，一农家子从潜江考入京城，毫无上层人脉关系，能任此职确属来之不易。

郭嵩任杭州府推官，有些生不逢时。康熙《潜江县志》（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适倭寇乱境”。嘉靖年间（1522～1566），正是日本的战国（1467～1573）末期，当时日本藩侯割据，战乱不息，一部分在国内战乱中败落的封建主、豪强、武士和不法商人乘明王朝海防废弛、朝廷腐败之机，侵入我国东南沿海实施抢掠，老百姓称之为倭寇。倭寇乱境是嘉靖帝最头痛的事之一。倭寇除了对东南沿海大肆烧杀抢掠，还与浙闽势家和以海盗为生的中国人相互勾结劫掠百姓，猖狂到如入无人之境，有时占领沿海很多城镇半年至一年之久，使民众有家不能归，更使明王朝在西洋市场十分走俏可供出口赚大钱弥补国库亏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不能出海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六月，倭寇侵略苏州，转掠嘉兴，无人能拒。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倭寇掠浙江桐乡，转而欲攻杭州，百姓四处逃难。当年六月，一心信方术、经常闭关清修想长生不死的嘉靖帝终于清醒了一次，命著名的抗倭功臣胡宗宪为浙直总督，统领东南沿海（包括福建）抗倭军政要务。这期间郭嵩在杭州推官岗位上干了两件载入史册的事。

一是督办军饷有功。胡宗宪在总督并统领浙直军政要务，全力组织抗倭保家卫国战役中，很能发现和使用人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就是这时期在胡宗宪的统领之下立的战功。大兵团的抗倭，少不了后勤保障。《县志》载：嘉靖三十五年胡总督到达杭州调兵遣将抗倭时，“择嵩督饷，进军海宁”。郭嵩受到总督的赏识后，不辱使命，这次督办军饷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使海宁之战明军获全胜，因而，郭嵩受到了胡总督的嘉奖。

二是开城门救逃难民众。嘉靖三十六年春，倭寇报复胡宗宪，再次疯狂反扑逼近杭州城。这时，知府下令守城的官兵将城门上锁紧闭，不许城外逃难的民众入城避乱，民众哭天喊地求救让其进城。《县志》载：“倭寇再逼杭城，守者戒扄（jiōng，门闩、门环，或关门、上闩）钥，勿入郭（城）外民”。郭嵩看到此情景后，既心酸又愤慨，他找到知府说道：“郭内外皆吾民，奈何弃之，以供屠戮？”（《县志》载）此番话说得知府无言对答，即命打开城门接纳难民。《县志》载：“悉开纳，全活亿万”。

参首辅严嵩受贬

郭嵩在杭州推官岗位因宦迹卓越，在胡宗宪的推荐之下，从杭州调京城“擢兵（部）科给事中”。虽然这个“给事中”还只是正七品，但他官小权力大，直接向皇帝负责，有权弹劾百官；同时，能从地方七品进京师并到兵部任职，已属擢拔了。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一书中有一篇“嘉靖朝潜江四直谏”文章，他们分别是时任四川道监察御使后迁云南参政的初杲；时任工部员外郎后迁河东运同的刘勋；时任吏部给事中后任莱州知府的张师载，这三位先贤本书都有传，第四位就是兵科给事中郭嵩。《旧闻》写道：“一朝有四直臣，亦足为吾潜志乘光已”。

进入兵部后的郭嵩，更清楚地了解到北面鞑靼（明代将中国西北部蒙古族称之为鞑靼，后泛指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进犯山西大同等地并直逼京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打得也十分艰难；朝廷官员贪腐成风，争权夺利的党争闹得你死我活；嘉靖帝沉迷于求道成仙中，时常闭关清修不理朝政；国库空虚，前方保境抗倭军饷紧缺，而嘉靖帝在宫墙内滥用民力和财力建宫观却丝毫不减额。忠君爱国意识极强的郭嵩耳闻目睹上述时政，心急如焚。尤其是严嵩独揽朝政、欺上瞒下、杀害忠臣等行径，使他“位卑没敢忘国忧”之情怀更浓，并时常直指时政，参奏首辅严嵩。

有些好心的同僚对郭嵩直言严嵩的行为十分担忧，提示他别太“憨直”，他却佯装不知。堂堂首辅怎么会被一个憨谏的给事中所吓倒呢，但又难以找到整治郭嵩的办法。一日，京城发生了风霾，顿时飞沙走石，白日昼昏。严嵩借口这是郭嵩等一批言官说错了话，上天感应而降罪下来。《县志》载：郭嵩“奏议多讥时政，分宜相惮其憨，以风霾，更置言官谪华亭丞”。“分宜”是严嵩的籍贯，即今江西分宜县；“惮”即害怕；“憨”是同僚对郭嵩憨直进谏的一俗称。于是严嵩以“风霾”招天应将郭嵩贬到了华亭做县丞。华亭在甘肃东部，地处陕甘宁边区，这和发配到边疆没什么两样。

中国几千年的官场史无数次证明，凡刚介耿直的官员，无论你多有才华，无论你忠君爱国激情有多高，无论你为民请愿的主观愿望有多好，最终都没有好下场。郭嵩的这段经历与嘉靖末年所出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清官海瑞十分相似。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在户部主事（正六品）的岗位上就直接上疏指责世宗“久不理朝，专事斋醮，误国殃民”而被打入死牢，幸运的是当年嘉靖帝崩，而继位的明穆宗十分欣赏海瑞而免于死刑后获得重用。而郭嵩在朝野均没有什么根基，仅凭一腔爱国热情去犯上直言，没定罪下狱已算是幸运了。后几经辗转郭嵩调任安庆（今安徽安庆市）府推官。

再降家丞为孝友

郭嵩到达安庆后，严嵩叮嘱安庆知府说他好找茬上疏，工作中要予防范。知府及一班人肯定听命于朝中权臣之言，对郭嵩时时处处设防，并对他进行刁难和排挤，使其根本无法工作。《县志》载：“擅权者犹恐其大用，仍挤之为藩相归”。即将郭嵩排挤到藩王府做丞相，也就是王室的一家丞。这时，郭嵩真切地看透、看破了官场，年龄刚到五十岁在被逼无奈之中，愤然弃官归里了。

郭嵩还是潜江历史上著名的“孝友”。他的长兄郭岱是嘉靖年间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也是一位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循吏。一日，郭岱不幸得了急症病危，有猫头鹰聚集到公堂上不离去。古人把猫头鹰看着不祥之物，认为它的出现必然带来灾难。于是郭嵩写了一篇祭文，祈祷愿以身代兄赴难，并请来道士做法事，结果第二天猫头鹰死了，郭岱的病也好了。《县志》载：“嵩性孝友，兄邓州守岱病，剧枭（xiāo，猫头鹰）集于庭。嵩为文禳（ráng，道教祈祷消除灾祸的一种法术）枭，愿以身代。翌日，枭毙而岱亦立瘥（chài，病除）”。

满腹经纶、一腔报国激情的郭嵩，正值人生壮年而被逼弃官归里而报国无门，使其郁郁成疾，五十四岁即在忧愤中离开了人世。《县志》称：“人谓嵩有隐德，年位俱弗称也”。明万历年间家乡人民在县城正南街为其立了牌坊并进入了乡贤祠以供祭奠。

他的“隐德”带来了家庭的兴望，其子郭之祐万历三十一年中举，官至巩昌府（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当时属陕西布政司辖）知府，《县志》载：“祐为人敦伦睦族，好善乐施予，居官有声，至今巩人犹重修其祠以祀”。郭嵩死后，朝廷最终认可了他，为其父亲郭世朝敕赠“徵仕郎兵科给事中”，他本人也因子贵父荣，被朝廷加赠“中宪大夫陕西巩昌府知府”。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喻　晓

——自撰墓志铭的知县

喻晓（1516～1601），字子义，别号觉庵。自号钓叟。明，潜江（今竹根滩镇泗河村）人，嘉靖年间官至广东海丰知县。

（一）

为寻访喻晓后人，2014年10月16日，我约市人大预工委主任张军、竹根滩镇副书记熊元金、人大办副主任贺才友一同走进了泗河村，访问了村支书刘玉、喻氏后人八十一岁的喻德银老人等，对喻晓有关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回到书斋，我查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等史志，得知喻晓并非潜江本土人，祖籍四川绵州（今绵阳市）。其祖父喻武勋，没有功名记录；其父喻经翰，明正德年间顺江而下入楚经过潜江，在三汊河口（今泽口东荆河口一带）上岸时，看到这里舟楫便利，土地肥沃，民风朴实，便在泗河岸边结庐为舍，落籍为家了。即《县志》上所载，喻经翰“过潜江，乐其士土而家焉，遂籍于潜”。

从喻晓《自撰墓志铭》（以下简称《志铭》）得知，喻经翰落籍潜江后，娶徐氏为妻，生下喻晓。喻晓从小聪颖过人，喜欢文学诗赋，并能熟练地背诵唐宋很多诗歌词赋，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早期在乡下私垫读四书五经，明嘉靖九年（1530），十四岁就考取秀才（亦称庠生），进入县儒学读书那真是凤毛麟角。笔者从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贞石记》一书中，找到了一篇《明洪武学校格式碑》文，文中明确：“生员额数：府设四十员，州设三十员，县设二十员”。对生员入学选拔规定也十分严格，要求“各处府州县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秀才）及官员子弟选充，必须躬亲视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及十五以上，已读论孟四书者，方许入学”。

喻晓入儒学后，寒窗苦读，与封建社会所有读书人一样，追求的就是科举入仕目标。但他求学应考入仕的这条路走得十分艰难困苦。十四岁时以俊秀入儒学的确了不起，按常规在儒学学满三年后，就可以参加三年一度秋季的乡试，向举人目标冲刺。喻晓在儒学一学就是二十二年，先后参加了六次乡试，但都名落孙山，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才考取举人，这时他已三十六岁了。

（二）

喻晓不满足以举人的身份等待朝廷授“教谕”“训导”之类的最低级学官。接着，他又向进士奋斗。耗用了九年时间，先后进京三次参加会试，均以不及第而告终。于是《志铭》中写道：“年十四，补邑庠弟子员。三十六领乡书，三上春宫不第。年四十三署浙江嵊县教谕事”。

也就是说，喻晓最后还是不得不以举人的身份接受朝廷的任命。嘉靖四十一年（1561），他年四十三岁时，被授浙江嵊县教谕。喻晓在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的嵊县教谕任上，工作干得还很不错，三年期满，即“越三年，升广东海丰知县”。

喻晓在知县任上，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爱民好士”，十分注重发展生产，解决老百姓之疾苦，注重教育事业和对有志之士的选拔培养。他在海丰执政四年有余，政声颇佳。但话锋一转，喻晓在《志铭》中却写道：“不善奔竞，以论罢归，欣然解印挂冠，作《鹦鹉喻》”。“不善奔竞”很好理解，即他不是那种政客式、一心只想往上升迁，只做表面文章，搞形象政绩工程的官员，也不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讨好巴结上司，奔走在求取擢拔升迁的征途之中的人。而“以论罢归”这有点让我们现代人难以琢磨了。明朝时期考进士时，考生都要写一篇针对时政及中榜之后主政之见的《策论》之文，显然他任知县后，不会因此“论”悖时政而遭贬了。有可能是他因对地方某些工作或对朝廷的某项政事不满，以知县的身份在上疏皇上的奏折之“论”中，惹得龙颜不悦而“罢归”。究竟是何论，喻老先生也惜墨如金，没交代清楚。也可能是《志铭》中说了一个“作《鹦鹉喻》”，但《鹦鹉喻》的原文现在也无从找到。

（三）

喻晓“归田之日，年五十矣”，回到了他泗河（今泗河村）边的别墅。五十岁正是人生黄金期，他壮志未酬而挂印归田，刚开始郁郁寡欢，胸中多有不快，以至于百无聊赖之际去欣赏家乡的湖光水色，当看到家乡熟悉的泗河，河面上成群飞翔起舞的鸥鹭；看亲近热情的乡邻及亲友，及他们平淡充实的生活，他心境慢慢平静下来了。于是他“日垂纶（guān，即垂钓之意，亦借指隐士）自娱，与渔夫为侣”，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从此自诩为“钓叟”。

喻晓自述的另一个鲜明的个性特点，即“性嗜酒，喜吟诗”。古时候归隐田园，忘情于山野田原之中的名人雅士，都有好酒、嗜酒，并将酒融入诗中，用诗抒发心中的喜怒哀乐的风范。李白在仕途连蹇后，常借酒豪气纵横，诗兴大发。杜甫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苏东坡不仅爱酒，还自酿酒，曾为中华文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持杯遥劝天边月，此欢能有几人知”。喻晓看破红尘后，居泗河岸边也有先贤们的同感和情怀。他豪情坦荡，喜欢交朋友，讲义气，并时常游历四方，还常常与钓友、渔夫、高士等对酒当歌，咏叹作诗。日积月累，他著有《归来草堂纪年稿》，只可惜此诗集早已失传。我从《县志》中发现了他吟咏家乡风情的三首诗，现摘录如下：

游高氏堤（今泰丰办事处黄垸村一带）边马伏波将军祠后写下《咏将军祠》一首：

高氏堤边汉将祠，具瞻犹见汉威仪。

丰功不独题铜柱，遗爱于今载碑石。

古木凌空枫叶落，寒烟满地夕阳迟。

将军已殁千年后，尚走村童伏腊时。

登城东河（现东门城投公司一带）潮音阁后赋《咏潮音阁》诗一首：

丹阁凌霄倚夕阳，白云渺渺树苍苍。

半江沙壅成初地，下界阎浮出上方。

月满中天时击磬，烟火寒渚夜焚香。

往来湖海孤舟客，却喜登临望故乡。

登城北（现城北徐角变电站一带）妙庭观后留《咏妙庭观》诗一首：

闲登高阁入云霄，目极烟云万里遥。

江上渔人来举网，岩前仙子坐吹箫。

应怜清景红尘远，却叹浮生白发飘。

往事觉来浑似梦，但将醒眼看回潮。

他笔端下的诗句音韵铿锵，和谐悦耳，清新自然，写家乡的景观与抒发怀才不遇而自乐的情感有机结合，颇有意境。《游高氏堤》表现出抚今忆昔，壮志未酬的情怀；《登城东河》写处江湖之远，自在逍遥的心境；《登城北》表露出未尽之志尤在，有遗憾之嗟叹，有寄望之悲悯。

喻晓七十岁时，他谦虚地说被“南王公以儒学谬举乡饮”，即在七十岁时，作为显贵的乡贤、前辈，被选入儒学的榜样人物之中。他觉得受之有愧，于是“杜门谢客，不履城郭，盖十四年于兹矣”。到了八十四岁这一年，他自认为离阎罗王召集之日为时不远，便在泗河岸边他妻子胡氏的墓前盖了一小茅屋，取名为“止邱”，并欣然自得而豁达地写下《自撰墓志铭》，在墓志铭最后写道：

富贵浮云，如我何有？

奇迹江干，乐而且久。

长笑而归，死而不朽。

喻晓写下《志铭》后的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作为入仕为官者，其进不求名，退不避世，淡泊名利，坦荡处世，自得其乐，淡然融入家乡的山水人文之中的情怀，的确是“死而不朽”。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　寅

——官至监察御史编著潜江县志

《大清一统志•名宦》记载：“刘寅（1532～？），字敬甫，号直庵，潜江人，嘉靖举人。官山东道御史，有《经理川湖》及《饬从俭》二疏，剀切精详，以直谏名于时”。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对刘寅也有类似记载。古时候的“名宦”“乡贤”不是民间确认或自封的，那是朝廷根据其政绩或突出表现而敕封的。这有点像现代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等国家级的荣誉称号，是层层遴选分级上报确认的。能被朝廷确认列入名宦之中，名垂史册是很荣耀的事；能入原籍乡贤祠让后人供奉也是极其难得的。刘寅享有如此殊荣，他的艰辛、卓越也是非同一般，是值得称道的。

年轻备尝艰辛

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以下简称《县志》）收录了刘寅在临终前的《自撰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一文，据此可知他家住“城南十里许”。城南十里应该是现在园林办事处紫月村一带。我很想将刘寅与紧邻的刘岭村“蜜湖刘”联系起来，让其人才辈出的“蜜湖刘”家族再添一历史名人，但我查遍了“蜜湖刘”民国九年（1920）和1990年重修的《刘氏宗谱》，就是没有找到刘寅及其父亲刘廷贵的大名。

刘寅在《墓志》自述是潜江土居编民，始祖名叫刘彦；祖父名叫刘镛，虽然与清朝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刘镛同名同姓，但没有功名，属于世代种田过日子的人；其父刘廷贵在家排行老四，也是农耕之人。刘廷贵娶吕氏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其子一是刘寅，生于嘉靖十一年（1532）。他是家中长子，八岁入学，苦读十年，到了十七岁才取得“庠生”资格，入县儒学学习。

刘寅与古时候大多数应考入仕者一样，走的“耕读治家”之路。他十八岁即娶了汉中同知李豹台的三女儿为首任妻子。成家后，刘寅一边读书，一边操持着家务。二十二岁那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汉江上游的沙洋决堤，淹没了潜江。《县志》（第十卷•河防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沙洋均决堤。沙洋在潜江的上游，地势高差几十米，只要沙洋决堤，汉水定会像脱缰的野马，从潜江的西北面高地，向境内东南低处狂飙而来，潜江经常是一片泽国，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防治水患，县衙每年都要组织全县劳动力去抢险筑堤。当时，刘寅的父亲年岁已高，其弟又年幼，均不能上堤劳作，他一个人要支撑全家的劳役任务。筑堤挖河等是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之一，一般常年劳作的壮劳力都会疲惫不堪，而处于半耕半读状态下的刘寅，其艰难痛苦状可想而知。《墓志》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适逢沙洋之水，里役差重，赠君既老，弟尚幼，予一人支撑，十载辛苦艰难，予与李孺人盖备尝之”。

劳役和种田再辛苦，刘寅一刻也没有松懈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的决心。虽几经乡试而不第，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三十二岁时中了举人。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拼命苦读，到了这个年龄才考取一个举人，好像不值得。旧时的科举制度就是这样，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王朝，对考生是不限年龄的，“唯文取仕”。从《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一文中得知，范进考到六十岁才中了一举人，以至狂喜而疯。现代人就可以想象到古人求仕途的悲怆与凄迷。

刘寅虽然考取了举人，有了入仕的资格，但并没有马上被朝廷授予官职。举人只是一后备官吏，如果在改朝换代的开国年间，朝廷急需人才，则可能被及时授予“教谕”“学正”等八品的初始级别的官。嘉靖年间正是明朝中期，朝廷科举取仕后备、或候缺官员已是十分之多。刘寅一边劳作，一边等待着皇上的“委任诰敕”。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十六年，这期间刘寅几度考进士名落孙山，到了万历八年（1580），他才如愿以偿被任命为直隶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学博（州县分管教育，教授学生的学官的别称，即学正、教谕）。这年他已是四十八岁了。

入仕政绩卓越

刘寅年近五十出任巨鹿的学博，十分珍惜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朝廷官职，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并多处显露出有较强的领导才能。他当学官时，组织当地乡绅捐资修缮学校，使过去风雨飘摇的学堂焕然一新；对贫寒有为的学子捐资助学，使学员安心学习无一逃废；深入乡野张贴告示劝学，使巨鹿境内送子入学成为一种风尚。《县志》还记载了一件彰显出刘寅军事才能的事：巨鹿县令偶尔有其他事外出，刘寅在衙署办公。看守监狱的衙役突然跑来报告：囚犯越狱，有的已经翻越城墙出城了。刘寅听清情况后，处突变之事而毫不惊慌，他招来捕快和衙役，分多路追击。不到一天的时间，越狱的二十七名囚犯被他派出去的人员全部缉捕归案。此事，惊动了州府，上级呈报朝廷对他进行了特别褒奖。刘寅自述在巨鹿任学官三年，得“五荐、八奖”。

因政绩突出，刘寅在万历十一年（1583）擢升华阳（今四川双流县）县令。刘寅任县令期间，明王朝正处内外交困期。内部：杭州兵卒因减饷发生兵变；浙江民众因反对推行甲保制闹事遭镇压；首辅张居正逝世（万历十年），朝廷内党争白热化，皇上先是对张赞美谥封，接着听信谗言夺其生前所封的官衔，诏以“罪状”“剖棺戮尸”，并将“党附张居正者”全部罢官为民，包括戚继光在内的一批忠臣良将也没能幸免。外部：北有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部族在辽、沈攻城略地，且明军节节败退；西南面有松藩部落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骚扰作乱。加之苏、松（今天江苏、上海）一带大水，房舍倒塌、农田受损无数，淹死二万余人无人救助；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时发旱灾和蝗灾，民不聊生，人怨载道。明王朝衰败的征兆已经凸显。

刘寅到华阳上任伊始，就遇到了松藩部落对县境的抢夺进犯，他即与当地驻军认真谋划，并亲率衙役等兵卒一同对进犯者进行打击，捕获其首领，朝廷闻此捷报，皇上下诏对刘寅进行嘉奖。《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时松藩梗化，寅赞画军机，捷闻钦赏银币”。

刘寅在任县令期间，建昌（今四川西昌）发生叛乱，巡抚下令要刘寅同四川总兵李仁宇率兵一同平乱。刘寅即与李仁宇认真谋划，研究行军路线及攻打战术。他们率军渡过泸州河，取道岭柏，集中兵力，一鼓作气，直捣巢穴，平定了叛乱，百姓欢呼载道。这时，朝廷对刘寅又“捷闻钦赏银币”。《墓志》写道：“癸末（1580）春，擢升华阳令，四年间荐者二、奖者三”。

万历十六年（1588），刘寅擢升南京山东道监察御史。明朝时期的道御史，是中央都察院（相当于今中纪委监察部）派往各地的监察御史。当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道（即片区），都御史分区掌管各地监察工作，亦称“巡按御史”。道御史在巡察时有弹劾建言权，被称为“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主断，他们官位虽不高，但权势颇重。刘寅任道御史在巡视江淮一带凤阳、京营、京仓粮库及粮食转运工作时，发现一粮仓离河岸三十多里，转运粮食的劳役人员十分艰苦，有时不小心将粮食弄损，这些苦役则破家赔偿。于是，他责成当地官员将粮仓移建于河滨，解决了多年的积弊。《县志》原文为：“寅一清积弊，移白虎仓于三十里外滨浒建立，南运之困，至此一甦。”

刘寅在监察御史岗位上干满了三年，在万历十九年（1591）迁升江西南安府（今江西大余县）知府。不知何故，他“遂决意告归”。刘寅自撰《墓志》曰：告归时“年五十九，不复有功名富贵之念矣”。按明朝官员的任职年龄，五十九岁正当年；按刘寅早年中举后苦候了十六年才被朝廷选用，而他入仕至今也只干了十一年，其“告归”之意很令人费解。我们对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稍作了解后，从《湖北文徵》（第二卷）选录的刘寅两篇奏折中，就知道刘寅急流勇退的原因了。

朱翊钧十岁继位，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任辅政十年，二十岁亲政。他狂妄自信，好听谗言，随意罢免杀戮官员，并从万历十七年开始，沉迷于后宫，基本上不上朝理政，让权臣结党营私，搅得朝廷乌烟瘴气，使明朝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刘寅的第一篇奏折是《经理川湖事宜疏》。他要皇上“爱民如子，从谏如流”，朱翊钧是做不到的；他参与平定建昌叛乱后，建议将过去驻雅州的兵道移居于建昌，可“控制蛮夷，安抚百姓”，没被采纳；他说汉江常决堤闹水患，是因为“府州水利之官，坐视而不救” “徒费日月，靡费官钱” “旗校威如虎，横行州县，骚扰百姓”，一下子将地方官员得罪尽了。第二份奏折是《请崇俭厚疏》。刘寅说：现在举国奢靡成风，官员吃穿用都“尚奇巧” “玩山游水，则举国如狂；酣歌娱乐，则醉人如市” “今士风日下，急功利者轻道义，喜奔竞者而厌恬退”。一下子将大明王朝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自负而心胸狭隘的万历帝绝对不会高兴，也不会采纳其谏言。刘寅面对如此皇上和朝政，按他刚介正直的个性，已看不到做官的前途，而他又不愿卷入党争旋涡之中，因此，其荣升时而“告归”完全可以理解。

归隐造福家乡

刘寅看破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隐退回到故里后，过着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墓志》中写道：“归来，天赐以清闲之福，予亦斤斤自守，不干求有司，与人争竞贪图田产。即亲友宴会，亦多未赴”。但家乡人民对他格外敬重，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上他。后来，刘寅被家乡人民的厚爱所感动，自主或不自主地参与了造福家乡的一系列公益事业。

编著万历《潜江县志》，这是刘寅为家乡人民所做的贡献之一。潜江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县志，是在明弘治壬戌年（1502），由知县史华（陕西渭南人）主持纂修的，编著是江西丰城时任潜江教谕的崔崟（yín），只可惜年代久远，片纸无存。时隔近一百年，到了明万历庚子年（1600）间，知县潘之祥（江西婺源人）又主持修编县志，编著就有刘寅，另外两位潜江人是欧阳柏（曾任云南副史）、李鸣（曾任陕西西乡知县）。万历县志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康熙《潜江县志》的蓝本。康熙县志很多内容都引用了万历县志。如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关于潜江风俗是这样记载的：“成弘以前，邑俗朴俚尚义，有太古风”，“村有老死不识吏者，畏官府，无敢梗拒，宁饿死，不俯伏龌龊”等，朱载震等编著者特别明确写到见《万历旧志》。这是刘寅为家乡人民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刘寅十分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旧时因战乱、水患、饥荒等天灾人祸，常常出现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尸横遍野，而无人认领掩埋的情况。从明朝洪武三年（1370）开始，朝廷就号召各地“择近城宽阔地为义冢”，掩埋那些无人认领和被遗弃的尸骨。但朝廷和县府都没有置义冢的预算支出，各地都只能靠乡绅和富豪出资购买田地捐置义冢。《县志》记载：刘寅“在南门外横堤头”购田五亩，“在县西渡夜汊河”（今东荆河深河段）购田十亩，建了“南郊义冢”“夜汊义冢”。

古时，达官贵人、商贾富豪都热衷于修庙建寺，既是为了信仰和精神寄托，也是为了积善行德，祈求神灵保佑。刘寅归隐后也不例外，出资参与了寺庙修建工程。他一生特别崇拜忠勇侠义的关羽，于是“在县南三里”（今潜江中学一带）修建关帝庙一座；他对堤防和河神特别有情感，他“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今红军闸一带）重修了万寿寺，还为僧尼置田打井，“以供赡养”。同时，还为重修万寿寺作了碑记。碑记写道：“此地大江环绕，一望平原，野花芳草，四时竞秀，樵夫牧子，日夕讴歌，夜半钟声，器然于尘俗之外，亦夜汊之奇观也。彼挂帆而过者，望之，呼曰：万寿。”

刘寅这样一位名宦乡贤，朝廷没有忘却他。他的父母、两任妻子死后都得到了赠封。其父刘廷贵敕封文林郎、四川成都府华阳知县；母亲吕氏，妻子李氏、继妻蒋氏均被敕封孺人。家乡人民更没有忘记他，刘寅去世后，除了进乡贤祠供人祭祀外，县府还在县城内正街为其修建了一座“监察御史坊”。

时空荏苒，岁月蹉跎。刘寅最终实现了他在自撰《墓志》中所言：“余自愧鄙薄之人，所得于造物者已厚。天下无不尽之数，生死寄归何憾之有”！

是啊，何憾之有！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隗邦衡

——里人为其建亭立碑的济南知府

隗邦衡，字月潭，明，潜江（今周矶办事处黄场村）人。其父隗滋，祖居今黄场村（旧时称隗家台）。隗家是当地比较殷实的农耕世家。据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所载，隗滋没任何功名可载，后因子贵父荣，死后诰赠“奉直大夫工部屯田清吏司员外郎”（这是隗邦衡任济南知府之前的职务）。隗邦衡承载着隗氏家族世世代代的重托发奋苦读，终于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乡试中举。接着他又是坚守寒窗七载，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高中进士，荣登皇榜。

拾券还人

《县志》中没有隗邦衡的传记，这让潜江清末最后一名进士、著名的方志学家甘鹏云先生十分不解，他在编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一书时，依据《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收录的万历十一年（1583）时任知县王建中撰写的《隗公还券亭碑记》（以下简称《碑记》）一文，写了一篇《还券亭》。这篇文章详尽地记载了隗邦衡在中举后考取进士的前一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做了一件拾金不昧而救人性命的大善事。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某日，隗邦衡在行路时，突然捡到了一张数额超过千两银子的巨额银票（相当于今天的银行现金支票），他私语曰：“是非我所有也，取之不义，岂可见利昧吾本心哉！”并想到遗失者知晓后肯定会心急如焚，于是他坐在捡拾处耐心地等丢失者前来取遗失之券。

过了一会，他发现一人“急趋至，气咻咻（xiū，嘘气，喘气），左右顾，状甚惨”，忙上前问道：“子何人？若重有忧者，何也？”这个人焦急而气喘吁吁地回答道：“寻遗失券耳。我姓名为任大邦。不幸吾父被盗诬，系狱数年矣。（他）病欲死，而罪不可脱，论罪当罚锾（huán，古代货币单位，相当于六两）数甚巨，罄产不足抵，遍丐戚友，假贷千八百金，取券上官府，不幸遗失之”。任大邦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哭天喊地道：“天乎——死矣，不可救矣！”

隗邦衡听后安慰他说，你别太悲伤，券还在。边说边将券取出递给了任大邦。任大邦手捧失而复得的银票，如梦初醒，喜出望外，感激而泣，在泥泞之地就地跪拜不停，并说：“长者活我父，我父赖长者而活，此恩何可忘？请问姓名！”隗邦衡淡淡地说，我岂望图报，问姓名就没有必要了，随后不告而辞。而任大邦总想感谢救其父之命的恩人，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并询问了很多人，方知此人就是中举后备考进士的隗邦衡。

居官为民

次年，隗邦衡高中进士，上了皇榜，乡邻们都登门予以祝贺，并说这是他好义之福报，他却不以为然，并认为“百行以德为首”，君子就是应该与人为善，授人之美，在善行中积累道德。

嘉靖四十三年（（1564）隗邦衡入京城在工部被授给事中（正七品）之官职，相当于今国家部办委的处长。他在此岗位上工作兢兢业业，很得上司赏识，没过几年就擢升工部主事（正六品）。明朝的工部主管农工商及朝廷拨款的工程建设、垦荒屯田等。后来他又擢升工部屯田司员外郎（从五品），主管直隶及顺天府垦荒屯田工作。垦荒屯田在嘉靖末年、隆庆及万历年间是一项十分艰苦难做的工作。明朝中晚期，君昏臣庸，官贪吏凶，国库亏空，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民众不堪层层加码的税赋，很多人弃田外逃。如嘉靖四十三年，顺天府尹刘畿（jī）上言，“因额外加税，宛平、大兴二县民户多逃，有全里无一丁者，有仅存二三户者”。（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卷）

隗邦衡在隆庆年间接手垦荒屯田工作后，他建议朝廷采取回里重新耕作，逃费税粮不咎；新落籍耕种者与原籍者一样，享受减免税赋政策；向耕种者租耕牛、借种子等行之有效的举措，使直隶和顺天府各地弃田外逃人员逐步减少，耕种面积大为增加。因其在此工作岗位上卓有成就，隗邦衡在万历年初擢升山东济南府知府（正四品）。那时的大明王朝全国只有一百五十九个府，能任知府是一个很多官员都向往而又难得的职位，隗邦衡是得幸者之一。

在济南知府岗位上他勤政爱民，遍施仁政。当老百姓有争讼，“击鼓即见，辄求判正，争讼双方退而无怨”。除此之外，老百姓如有其他事要找他，他也毫无官架子，都尽力接见，倾听他们的诉求，为其解忧排难。他对属下也是十分关怀，属下对他也是爱戴甚切，十分敬重，大有一呼百应之影响力和号召力。他廉洁奉公，推却有人以各种名义送的礼金。《碑记》写道：“太守公勋业在朝，闻望在野。余晋接间（见），其平恕（怨）有陈太丘（东汉颍川人，在任太丘县令时，以德施政，千百年来为县令之典范）风”。“其却馈金后，先关西睦族，党比范文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宋名宦范仲淹的谥号）”。《旧闻》记载：“出为山东济南知府，勤政爱民，循声翕然（翕然，指一致称颂）”。

隗邦衡居官为民，民爱吏戴政声产生了功高盖主之态势，弄得时任山东巡抚李世达都觉得自己没面子，于是他上奏言：“邦衡羽翼甚众”，“以安民为职，贪酷害民”，弄得他差点丢官下狱。

里人建亭

明万历十一年（1583）秋，潜江新知县王建中（江西上饶人）到任后，他在“观风问俗，采民谣、询巷议”时，缙绅耆老时常说起隗邦衡好义还券的拾金不昧之事，父老乡亲们并提出自筹资金为隗邦衡修“还券亭”，树碑褒扬并教育后人。同时，恳请王知县为还券亭撰写碑文，王知县听后也深受感动，欣然答应，并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地写下了《隗公还券亭碑记》一文，此文先后被收录于《湖北文徵》《县志》《闻录》《潜江贞石记》等古今书籍之中。

《碑记》中说：“公以陕令方为国保障，而其范于乡者又卓哉，可为典型！”隗邦衡曾任陕西某县县令，并为国家提供粮税保障，此事除这里有一句记载之外，其他地方我暂没找到类似文字。这些官衔并不重要，重要的让老百姓“久而忆公之德”是他拾券还人之事。《碑记》写道：“唐之裴晋，公无少逊也”。即王知县认为隗邦衡此举与唐宪宗时期著名的宰相、杰出政治家，封爵晋国公的裴晋（名裴度）在入仕之前拾宝不昧，因而救人性命，最终得中状元（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曾写有《裴度还带》之作）的故事极为相似，且毫不逊色，故必须立碑树德让人不忘。

《碑记》中还写到隗邦衡“施义冢，有掩骼之仁；给贫困，有涸辙之惠”，“公之大节不胜书，今俗施钩简，设机穽（jǐng，深坑）者日益甚，闾里所欣艳者，此还券之事耳！”即隗邦衡在家乡接济贫困人家，买地设义冢，用于解决穷困人家死者无地下葬和无主、流乞者遗体掩埋之事。他的义举大节不胜枚举，在世风日下的当今，潜江出现了隗邦衡此类人物，这是家乡人民的荣耀。

里人为其立碑的目的“盖欲彰德以扬林，亦得师世而范俗耳”。《县志》（卷四）还记载，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县西门内，为赠郎中隗滋、知府隗邦衡立”一牌坊。另《旧闻》还收录了隗邦衡在致仕归里后，于万历八年（1580）为即将离任的潜江时任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是潜江有史记载政绩最突出者之一）写的一篇《昆山朱公潜政略》，此文《湖北文徵》第二卷有录。

2014年9月25日，我约上市人大预工委主任张军，王场镇副书记黄卫东、镇志办主任谢先阔老师等人走进黄场村，访问了其后人八十七岁的隗作富老人和六○后的隗团年等年轻人，他们都知道其先祖有这样一位名人，现在黄场村六队的一古潭就是依他的名号命的名，叫“隗月潭”，《隗氏家谱》也在1941年日本鬼子侵占并火烧黄场时被烧毁了，给笔者深入探究隗邦衡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他德才兼备、济世理政之德行，永远是潜江人民的骄傲。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初学易

——为政干练居家尽孝清正廉洁的知州

初学易（1536～？），字时卿。明，潜江（今高场一带）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举。是名垂史册的孝友初言之子，是安徽灵璧县令初芳之孙。他历任荣昌县（今重庆荣昌县）知县，陕西邠（bīn）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永寿等四县地）知州，均政绩显著，只可惜潜江现有的清康熙、光绪年间的两部《潜江县志》均没见他的传记。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志学家甘鹏云先生在疑惑中也愤愤不平。我研读甘先生所著的《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乾隆《直隶邠州志》、光绪《荣昌县志》等史料，才大体弄清其宦迹。

为政干练敢于担当

从《旧闻》得知，真正比较全面记载初学易宦迹的是明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他编著了一部《大泌山房集》（共128卷，其中有传志、墓表、行状、金石之文等。以下简称《山房集》）。其中收录了明万历年间庆远（今广西宜州市）知府郭之干（潜江人）为初学易所撰写的墓表。

初学易中举后，先后两次（约六年时间）参加进士考试，均落榜。明隆庆二年（1568）年过三十岁，他接受了朝廷的任职，初授教谕等低级官员。万历十四年（1586），年近五十时被授荣昌知县。他为政理事，牢记其“忠厚清白，吾家门风，守之惟谨”的座右铭。在荣昌知县岗位上，修学校，劝课适龄子弟入学，使中举登贤者辈出；他重审死刑犯，平反冤狱，使十名死囚获得了新生，近百名囚犯被释放。对于释放近百名囚犯，有人担心不好向上峰交代；有人认为失之过宽，恐有后患。他却明确指出：凡屈打成招者，证据不足者，坚决释放，有事我负责。他严保甲，慎封守，擒巨盗，开荒地。事无巨细，深得民心，百姓立碑刻石纪之。

他上任一段时间后，听百姓反映，当地有名叫汪清、敖贵的两位“强悍”（相当于今天黑恶势力头目）者，常年欺行霸市，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前任县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去惩治。初学易了解情况后决定采取教育感化之策，亲自召见这两人，“温言化诲”，终于使两头目“垂涕悔宿过”。有一年，荣昌暴发洪水，百姓的房屋和田地大量被淹，饥民嗷嗷，初学易决定开仓赈灾。有吏员劝阻他说：你还是报请“当道”（即上峰）后再办吧，否则，会带来撤职或杀头之祸的。他却说：“待报必旬日，民非死则逃矣”。救命要紧，你们开仓吧，上峰追究下来，由我承担全部责任。灾民奔拥相告，叩拜谢恩。三年任期满，因政绩卓越，明隆庆五年（1571）擢升邠州知州。明朝基本上实行的是省、府、县三级行政体制。也有实行省、府、州、县四级制的地方。州又分直隶州和散州，州的行政级别比县要高，比府要低，知州一般是从五品。

初学易在邠州的政绩《旧闻》写道：“邠土瘠民顽，公治之一如荣（昌）”。一如既往核定荒地七千余亩，给予减免税赋等优惠，招募民众去垦种，“力能自耕者还其业”；“修太峪水帘（即水库）及各镇渠，灌田累千亩”；某年旱灾，请赈一如荣（昌），不待报而行”。他严惩害民乱邦之恶人，对浪荡不孝及不顾家业者，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让其改邪归正，对杀人逃匿犯均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他重视农商，平抑市场物价，解除害民的诉讼师爷等。在他六十岁致仕而归时，“邠州人走诸台，攀留不可得，相与立祠生祀之”。

居家尽孝乡党称赞

《旧闻》记载，初学易有庶母及三个弟弟，他还有两个姑姑，“公（即初学易）事叔姑尽礼，家众千指辑睦无间”。他的叔父死时，堂弟年幼，不能为叔父找到合适的安葬地方，他主动找其父初言商量，将父亲的墓地让给其叔。“叔父、王母（即祖母）卒，综合殡殓周至”。

未过百日，其父病逝。初学易正在京城，闻此噩耗，“匍匐奔，不知饥寒。及门，头抢地而毙，久之苏”。他对仲父（紧挨父亲的叔父），“时往候问，衣食与共”。他的一位姑姑逝世，年过七十的初学易“哭之哀”；另一姑姑年轻时就守寡，生养死葬，都是初学易操办的。其堂弟学茂、学礼、学书，与自己的儿子一同由他请先生教授，先后二十多年。

其父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位未满月的妹妹，他“爱之尤甚。长为择婿，妆奁（lián）必悉具”。其庶母生病的时候，正是夏天，虽然暑热难当，满身癣疥，燥热瘙痒难忍，但其为便于侍候而不脱衣冠，为庶母送汤药皆亲自尝后，一勺药、一勺食喂养。离他母舅宅基地很近的地方，有户人家有十来亩地准备卖给他人，得知母舅家急于拿到手，可惜没有钱，他遂动员其夫人郭氏将簪珥首饰变卖后买田“以分诸舅，母大悦”。生母身体不佳怕潮湿，他专门为母亲造了一小楼，时任山东参政的袁国臣（潜江人）为其题名“聚顺”。

致仕居家后，在乡里倡导崇俭，他常说：“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回乡所居是几间修补后的茅草屋，用具等“无所增器具，衣履无长侈”。有一年他生日，子孙们为他制作了一件绣花的衣袍，他很不高兴地说：“此奢靡欲，奈何溷（hùn，肮脏）我”。但他对敬老慈幼“则不惜费”。他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并常说“家人嗃嗃（hù，严酷的样子），终吉”，而对乡邻、朋友却十分和蔼可亲，“殊有晋人风致”。乡邻们有什么大事、难事都找他出主意，尤其是争持不下的矛盾，常常请他出面调停公断，人皆服之“解构”。

《旧闻》对初学易是这样评价的：“内行修饬（chì，谨慎），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居乡仁而有礼，盖乡先生之有德者”。

清正廉洁后世传诵

潜江初氏家族有“忠厚清白，守之惟谨”之门风。从明洪武年间任福建沙县县令的先祖初进忠算起，初学易是其家族延绵不断在朝为官的第七代。代代都以清廉、孝廉而闻名。初进忠卒于任，死后的节余仅够买一具薄棺材下葬，其妻儿老小回家的盘缠还是同僚资助的；曾任清河（今山东临清县）知县的初灏，清廉得被以“孤松傲雪”载入史册。

初学易传承并发扬光大了其门风。他在邠州任上的第六个月，弄清楚了府库之外还有一千余两小金库银子后询问衙役。衙役告诉他，这不是县府的库银，是过去收税纳粮时克扣下来完全由知县掌管使用的银两，天知地知，您拿去用吧。他却说道：清慎勤廉乃居官之要领，而廉为本。一丝一粟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吾不能染指，应用之于民。《旧闻》是这样记载的：“甫六月，除掊克（收括民财之意）羡赋（多余的）千余金。修学社，教童子……”于是他将这些银子拿来修缮学堂，衙役宿舍，监犯狱舍等。尤其是历来不被当人看待的监犯的狱舍他都能如此关注，其爱民如子之情怀可见一斑。怪不得他去职二十多年后，邠州父老乡亲还在不断传诵这位干练为民的好州官。

初学易年幼时，家里就给他定了杭州推官郭嵩（进士，潜江人，后擢升兵部给事中，是潜江历史上有名的谏官之一）之女这门亲事，他在杭州岳父处与郭家小姐喜结良缘。杭州有人巴结郭嵩，在他们成婚时送礼千金，被他断然拒绝。当他离开杭州回潜时，“箧（qiè，小箱子）中图书数卷，杭人有冰玉之目焉。其廉自天然也”。

这就是潜江历史上为政干练、居家尽孝、清正廉洁的州官初学易。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莫汝嘉

——一代“儒行之宗”

莫汝嘉（1549～1604），字德卿，号崇吾、增生。明，潜江（今总口农场张家湖分场）人。写莫汝嘉颇费苦心，是笔者在故纸堆中好一番挖掘，在现今莫氏后人中好多次寻访出来的。

寻访宗师后人

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对他的《传记》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共七十多个字。现全文照录如下：

莫汝嘉，字从吾（族谱是字德卿），隆庆庚午副榜。精敏好学，重然诺，轻施予。拯乡井之危，賙（zhōu，同周意，如周济）遗族姻无倦色。凡树德畏人知者，罔弗为也。其检身直方，训子弟以礼让，为一时儒行之宗。

最后一句“儒行之宗”，是官方盖棺定论进了史册的记载，但其“儒行”从哪些方面表现出来，当时《县志》的编撰者真是惜墨如金，再也没有下文了。于是，我从要写到的清朝顺治年间的高邑知县莫与先等人着手去探究。我知道莫与先是总口张家湖人。此时，我想起高中的一同学，现任总口农场工会主席的莫士方就是张家湖人，且又姓莫，是否是莫汝嘉的后人。当我电话联系上他时，他告诉我，听老一辈人常常说起，明清时期他莫氏一族在朝廷出了很多有名的官员，具体有谁就说不清楚了。于是，我要他先给我寻找一套莫氏旧族谱，我再抽时间去现场踏访。

2013年10月23日，我在市人大预工委主任张军的陪同下，约上莫士方一同到了总口农场张家湖分场莫家湾。上车前士方给我送上了一本他寻找到的民国七年（1928）的《莫氏族谱》（第一卷），我在车上随便翻了一下，惊奇地发现莫汝嘉、莫与先等我要写的几位莫姓潜江历史名人均在其族谱之中。只可惜族谱的收藏者保管不善，页面、字句残缺不少，人物关系有些不清。

到了莫家湾，士方告诉我：他在莫家湾土生土长。莫姓在张家湖分场是大姓有三百多户，占分场总人口约三分之一。莫汝嘉等这些历史名人，现在能说出一二三四五的人已很难找了，他从祖居隔壁侄子莫茂荣家找来一套完整的莫氏老族谱。

笔者将莫茂荣用旧牛仔衣包裹的两捆族谱打开一看，更是惊喜不已。一捆是我又希望能找到完整版的民国七年的《莫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共五本六卷，此族谱除每卷封面破损、纸张发黄之外，文字内容毫无损伤，我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另一捆共七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修的莫氏族谱。《族谱》记载每个人物虽然文字简短，但我从中能弄清楚我要写的莫氏家族的渊源及人员的辈份关系等。另从“修谱记名”“跋言”“家传前志”等文字中，我终于弄清了莫汝嘉被尊称“儒行之宗”之来历。

儒行治家立谱

这套《族谱》从明洪武元年（1368）开始记事。莫氏先祖自“江西吉安府庐陵县膏泽乡膏泽里”，在元末明初为避战乱迁居“湖南长沙府刘阳县西门外”。明初，其先祖就有一人官至侍郎（正三品），两人官至郎中（正五品）。明“靖难之变”（即1402年，明永乐帝朱棣起兵夺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政变），其先祖是建文帝的忠实拥戴者，为逃避受株连的灭门之灾，一支子孙迁“安陆府潜江县乾心口落籍”（即今张家湖一带），一支迁到了今监利县。

莫氏家族历来崇尚孝悌耕读，从元朝开始就人才辈出，“科甲鹊起，宗门赫奕”，元朝有常州知府，大理评事等朝廷命官。同时，对子孙十分注重“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理论教育。如《族谱》中“立孝约”开头写道：“百行莫大于孝，居家莫忘于慈”，这就是莫汝嘉参与家谱修编时留下的名言。

笔者手头收集了潜江（蜜湖）《刘氏宗谱》、七湾《欧阳氏族谱》，仙桃范关的《郑氏族谱》等几部旧族谱，没有哪一部族谱能超过莫氏《族谱》，有系统的儒教治家立世之理论。从史料中我得知万历二十年（1592），莫汝嘉就是其族谱修编主导者。现存《族谱》中很多“家规”“戒约”就是源于他之笔。如《家训十二则》，分别是“辨尊卑”“明亲疏”“务勤俭”“习礼义”“戒酗酒”“戒赌博”等十二则。“辨尊卑”中写道：“我为人子，旋为人父。我居人幼，亦居人长，我不能事父母以孝子，又安能孝我”；“务勤俭”中写道：“勤而不俭则财不能守，俭而不勤则财不能生。读书不勤则业荒学废，治国不勤奋则入少出多”；“戒酗酒”说道：酗酒“败德丧义，乱伦废事，丧家亡身。纣王以酒池而丧邦，太白以酒多而捉月。卯饮酉醒而百事俱废”等等。凡有违这十二则者之一，轻者“扭家祠重责”“杖二十”，重者“立斩立绞”。

据莫氏后人介绍，《族谱》中收录的《沱潜莫氏约言》一文，其原文就是莫汝嘉之作，后世修谱只是转录重刊而已。共有“立户支各长约”“立孝友约”“立律身端范约”“立肃修家政约”“立奉修祀典约”“立御外侮约”“立绩取名派约”等七约，其中要求子孙“必以礼让为先，天下无礼不是之父母”；先“正已而后正人，若身不端，严何能起人钦敬”；“务要戒赌、戒色，以远僻行，修德学文以期上进，耕地力农以供衣食”。

上述文字里行间都体现出儒行始祖孔子所提倡的周礼，倡导的以礼让仁义治邦的理念，也渗透出老子崇尚清雅，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这样自然就有了《县志》对莫汝嘉“儒行之宗”的赞誉。

几代朝廷为官

莫汝嘉是迁潜的第十世，他的父亲名莫柟（nán），字豫材，生汝嘉、汝楫、汝翼、汝彦四子。他在二十一岁时，即明隆庆四年（1570）参加乡试，取得副榜。这副榜只能说考试成绩接近中举者，可是还没有取得入仕的资格。之后他多次应考终没能及第，他的三位弟弟也都以庠生（即县儒学的学生，亦称秀才）中止了仕途的奔进。莫汝嘉最后不得不选择在乡下当了一名私塾先生。正是他“检身直方，训子弟以礼让”，言传身教，使莫氏家声名鹊起，人才辈出了。

莫汝嘉生六子，分别取名莫若仁、若义、若礼、若智、若玉、若珍。若礼早夭，剩下五兄弟。他的四子莫若智，字元达，号楚江，生子莫与先。莫若智明崇祯年初在葭州（今陕西佳县、吴堡一带）太守袁冕门下任过城守。他的五子莫若玉，字石伯，号厘峰，庠生，也是诗歌文辞过人的儒生，但学历不够，只能成为贤达之人，壮年时受潜江时任知县陈梦珫（chōng）赏识，入县衙任幕僚，生莫与颉（jié）、莫与颃（háng）二子。

莫汝嘉孙子、曾孙、玄孙辈就光宗耀祖了。孙莫与先，字大岸，号顾回，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任过高邑（今河南高泌县）知县，是《县志》中留下诗文最多者之一。曾孙莫之翰（莫与颉之子），字紫来，号嵩皋，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任贵州提刑官，陕西西安太守、陕西布政司参议（相当今副省长），死后诰授通议大夫（正三品）。莫之翰之长子（莫汝嘉玄孙），莫其遇，字雷岁，贡生，授当阳教谕；莫之翰六子莫彦京，字皇士，号帝都，国学生，授县丞，后补知县。

正是莫汝嘉一代“儒行之宗”崇儒重教，崇文厚德，虽斗转星移，春露秋霜，历经岁月沧桑，但莫氏宗室名门望族之遗风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袁国臣

——亲王为其建“却金亭”的清官

袁国臣（1541～？），字惟邻，明，潜江人。官至山东布政司参政（从三品，相当于今副省长），但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有关他的宦迹记载却很少，我从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还有《明史列传》《汉阳旧志》等书中，淘出了潜江历史上又一位志向远大、秉性不群、刚正不阿、清廉闻名的名宦。

出使却金

潜江袁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真是宗门赫奕，科甲鹊起。袁国臣的曾祖父是明正统年间在安徽铅山任过九年知县、告老还乡时囊空如洗的清官袁允行，祖父袁珣是明嘉靖年初广西临桂（今广西临桂县）知县，父亲袁纪也是明嘉靖年末的吏科给事。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袁国臣从小就立志高远，承载梦想，发奋苦读，想成年后干一番事业。明隆庆五年（1571），他三十岁高中进士。在古时三十岁而中进士属年轻有为之人了。中进士后，最初被授予吏部“行人”。明朝的“行人司”的行人一般以优秀的进士充任，凡颁诏、册封、抚谕征聘等皆归其掌管。在京官中地位虽低，而声望较高，升转子极快，初中进士，皆以此为荣。因而他很快擢升吏科给事。

袁国臣所任吏部给事虽然只是一位七品芝麻官，但他是稽查衙门政事的官。这有点像今天中组部某干部处的处长，他们都手握各省区及国家部办委高级干部的升迁、任用考核、考察权，见官都好像高一级。明万历五年（1577），他“奉使楚藩”，即今武昌。明朝时期，皇帝的子孙都给藩地封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分别封为秦、晋、燕、周、楚、鲁等王，亦称“藩国”，并可以世袭、加封、嗣封。后来继位的皇帝又对其子孙封王，因而明朝成了一个亲王（藩国）林立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北就有明太祖对子封的楚王（第七子朱祯，武昌府）、湘王（荆州府）、郢王（安陆府，今钟祥市）；仁宗朱高炽封的襄王（襄阳府）、荆王（蕲州府）八位亲王，世袭加封的就无法统计了。藩王在其封地内可一手遮天，有的甚至凌驾于藩地州府官员之上，于是亲王便与州府执政者时常发生矛盾，当出现矛盾后，就得朝廷派员来调查调停了。袁国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使楚藩的。

据《县志》和《汉阳志》（旧志）记载，袁国臣到达楚王府办完公差后，楚王（讳瞻鹄。是一位世袭的王爷）即馈赠他金子，他坚决不受。袁国臣认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为你亲王，还是为平头百姓办事，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上对不起皇天，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和列祖列宗。楚王对他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十分钦慕，随即给他赠送了一块“君正清风”的匾额。待袁国臣回到京城后，楚王还觉得一块匾不足以表达对这位难能可贵的清官之敬仰，于是又出资在大别山通往京城的道路旁专门为袁国臣建了一座“却金亭”（“却”即拒绝、推谢的意思），并树碑立传，让世人传诵。由此，袁国臣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清正德行被传诵至今。

平寇建功

袁国臣受儒家教育，不畏权贵，忠君爱国意识特强。万历十年（1582），他已擢升刑部给事中（五品）。这一年六月，万历皇帝的首辅（即丞相）张居正病逝。张被谥封“文忠”下葬不久，袁国臣出于对皇上的愚忠，对社稷的负责，对张居正在辅政期间诸多施政失策的不满意、不理解，不畏其亲信党羽、权倾朝野的影响，与几位言官一同对张居正提出了弹劾奏疏，使张居正在死后的第二年即被夺其封号，戮其尸骨。

明万历皇帝执政期，政治日趋腐败，民不聊生，各地豪强争霸，盗贼蜂起，社会动荡不安。万历十六年（1588），湖北的黄州、黄梅、蕲春，安徽的宿松、太湖一带天大旱，民大饥，可官府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对饥民横征暴敛，毫不手软，黄梅、蕲春等地的农民抗粮遭镇压，于是武术教头出生的刘汝国挺身而出，他仿效水浒英雄做法，自称“顺天安民王”，率众起事造反，破仓放粮，接济饥民，跟随者数万人。朝廷先派安庆指挥陈铖进剿，结果陈铖战死，全军覆灭。后朝廷又从应天（南京）、湖广（湖北）、江西等处派重兵联合进剿，官军仍溃败告退。

危难之时，朝廷任袁国臣为“徽宁（即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今安徽宿松、太湖、潜山和湖北的黄梅、蕲春等广大地区）兵备佥事”，“督剿巨寇刘汝国”。我从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的一篇题为《潜江袁使君平寇碑》（以下简称《碑文》）的文中，得知他在这次“平寇”战役中功绩卓著，人们为他立了一块七尺高（二点一米左右）的“平寇”丰碑，其碑文是时任兵部侍郎（正三品）的汪伯玉所写，并收录到了其所著的《太函集》一书中。

《碑文》先是写了“寇首”刘汝国如何之凶残，官军接连两三次败下阵来，并死伤惨重的情况，慢慢引出“戊子（1588），荆舒吴越遍凶，郢都袁使君则自掖垣出分部”。“先是袁使君发秋浦，直趋太湖，率守备万鹿年、材官郎子机部兵七百先至开府”。这里是说万历十六年，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寇贼四起，郢都人（当时潜江属承天府，府署在钟祥，旧名郢都）袁国臣受皇命从京城来到徽宁督办一部分“剿匪”军务。他从秋浦出发，率七百多机动的精锐军士，经太湖（县），先进发到达了开府（即今安徽的金寨县）。

接着写到“使君躬率魏丞深入近垒觇（chān，窥视）寇”，他巧妙地安插密探和利用“寇属”劝降，分路防守，各个击破等战术，击败“匪寇”，擒获“寇首”刘汝国的过程。“剿匪”胜利后，碑文又写道：“诸父老郊迎守令，诵使君功，使君谢曰：‘是役也，开府壮猷，诸将士努力，国臣有何焉？’”。碑文还是写道：“东南不岁，殍以泽量……恒恒使君，文武具足。批亢捣虚，矢不遗镞（zú，箭头）……丰碑七尺，以象太常”。

因其为政清廉，“剿匪”有功，随后迁升江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后又擢任山东布政司参政（从三品）。

家乡留墨

袁国臣对家乡眷念之情十分浓厚，他无论是在京城身居要职，还是告老还乡后，只要是家乡父母官求其写记、题字之类的事，他都欣然应允。他所留下的《清田记》《重修儒学记》等墨宝，至今在《县志》《旧闻》及《湖北文徵》等史志中都能找到。

明隆庆年间，潜江入儒学读书的生员愈来愈多，原有校舍已人满为患。隆庆六年（1572），知县梁栋在儒学旁新修两间教室，取名“明伦堂”，堂前的面墙上就留下了袁国臣草书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墨宝。后来“勒石于学宫”前，以昭示读书人时时处处要修身慎行，知书达理，忠君爱国。

万历五年（1577），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在潜江进行清田，重新丈量土地，以便均赋税。这一举措抑制了豪强劣绅不当得利，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当年他出使湖广（古时湖北的称呼），听了朱知县清田均赋有关情况报告后，写下了近两千字的《清田记》一文（收录在《湖北文徵》第二卷。以下简称《文徵》）。今人在研究明朝土地制度时，很多都引用《清田记》的内容。其中写道：“自嘉靖以来，汉水数涨。涨则田没民徙。田没则经界淆，民徙则故业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蚕食。之间渔田、屯田与民田，犬牙错如。而民田之税，较渔田所输不啻十之七八”。由此形成“乃潜之民，田者不税，税者不田”，“国计之逋，民用之诎”，税赋不均，国家钱粮收不上来的混沌局面。“朱侯破百年积弊，与民更始，群射四至”，使“潜民之休，不佞幸矣”！

万历七年（（1579），知县朱熙洽重修了儒学（即县里最高学府），请在吏部给事职位上的袁国臣写一篇“重建记”类的文章。当他收到函件后，并没马上动笔，次年，他因公出使湖广，借道回到家乡，亲睹了焕然一新的儒学后，于是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潜江重修儒学记》，被收录在《文徵》《县志》（卷五•学校志）之中。“记”中写道：“国臣适以使事过里门”，得知“朱侯以甲戌（万历二年，即1574年）上第来令，爰谒庙，清田赋，创城守，未之有暇”，很是钦佩。当参观了重修的儒学，感到“侯独雅意殷殷，是邦人之幸也！”“夫国家治安，托重乎人才。学也者，所以养士而待用者”“吾潜故号多贤，其文行往往有闻，惟即所为文，而日敦勉于实行，使国家坐收养士之效”“国臣不佞，谨与多士共勉之，以酬侯云”。

袁国臣死后葬于“县南崔家垸”（今杨市刘岭村一带），时任吏部尚书周嘉谟（天门人）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可惜志铭没出土，不知其所云）。袁氏一门，前后七世显荣。其长子袁昌，贡士，赣州通判；次子袁昱、三子袁俱太学生。长孙袁调，贡士，怀远知县；次孙袁向谏，举人，公安教谕。曾孙袁俊龙，贡士。

清廉自守、修身慎行、忠君爱国的袁国臣，家乡人民十分敬重他。《县志》多处提及其名，清康熙年间潜江的“乡贤祠”中供奉就有袁国臣。

愿有更多的现代从政者，继承发扬“却金”之美德，扬我潜江名宦之古风。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　垓

——直言犯谏遭皇上廷杖被贬的潜江人

《大明一统志•人物》曰：“刘垓，潜江人，隆庆辛未进士，授太平司理，有声。转礼部，恳求吴、赵二史，廷杖。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谢政归，创同仁书院讲学。置义田仓冢。卒，祀乡贤。”

（一）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亿万之多，一个人能参与国家重大事件并在国史上留下一笔，说明这人是当时很了不起的风云人物。刘垓就是其中之一，他字达可，号肖华，是今园林办事处深河居委会人。其父刘勋（前面有传）是明嘉靖七年（1528）举人，最后在河东运同任上，留下“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美名。

刘垓做官和为人，受其父亲影响很大，他乐善好施，清正廉洁，忠于职守，刚介自立，敢于直言，为人仗义被世人称道。明隆庆五年（1571），刘垓中进士后，仕途一路通达顺畅，授太平司理（都事的别称，正七品），到了万历五年（1577），短短六年时间，刘垓已授礼部员外郎了，官衔从五品。他在礼部主要从事言官工作，就在这一年，因为首辅张居正父亲之死，为“夺情”一事，刘垓直谏犯上，仕途和人生发生了急骤变化。

事情是这样的：1573年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继位，始称万历元年。因皇帝年幼，江陵人张居正以托孤重臣任首辅辅政。在皇太后和皇后的信任和支持下，张居正一方面教朱翊钧读书背经，研修帝王学说，另一方面主持朝政，大胆推行改革创新，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清理丈量土地，改革税赋，推行“一条鞭法”等等，使衰败的明朝出现了一些复兴景象。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江陵老家病逝。按明朝的礼制，张居政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实际规定是二十七个月），期满再另行复起。除非皇上特别下旨“夺情”不许辞官丁忧。明朝自立朝以来，除投身军队，军务在身外，朝中大臣很少有被“夺情”的。那年，万历帝朱翊钧年仅十四岁，的确还不足以独掌朝政；同时朱翊钧认为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如果他离职丁忧，改革将前功尽弃。张居正除了有以上认同外，他最担心的是时过境迁，大权旁落他人之手。因为，当他接到丧信的第三天，内阁僚属、翰林院学士等就纷纷到次辅吕调阳府上去朝拜了，让他深切地感到人还没走茶就凉了。于是，张居正使用了一些权术，活动好了皇太后和皇后及部分朝臣，他向皇上故作姿态呈上《乞恩守制疏》折子，痛述了一通父子人伦、乞求守制丁忧的心情。朱翊钧未能悟出其中奥秘，在皇太后和皇后的授意下，下达圣旨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必具辞”。

朱翊钧的“夺情”圣旨一下好像捅了马蜂窝。率先上疏反对“夺情”的是翰林院修编、张居正的师徒吴中行，他的《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认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符义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张居正辞官奔丧归葬。接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要张居正回籍丁忧守孝。这下惹怒了张居正，更使皇上龙颜大怒。朱翊钧认为吴中行等四人的矛头不仅仅是对张居正，更是犯上作乱，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于是朱翊钧决定效仿祖上，对直言犯谏者进行廷杖，达到以儆效尤，以正视听目的。

朝臣中竟还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这时，刑部观事邹元标义无反顾地呈上奏折，矛头直指张居正，认为皇上对张居正“夺情”正中其私营之心，他张居正学术偏隘，涉事乖张，自用太甚等诸多过错。皇帝十分恼怒，又下令对邹元标廷杖八十，并将其送进了监狱。这时，礼部员外郎刘垓更是不识时务，愤不能抑，他再次上疏，认为上述五人都是忠君良臣，是正人君子，极孚众望，廷杖太冤，不计后果地上奏疏论施救，结果同样遭更惨重的廷杖，差点丢了性命。随后，保下小命的刘垓被流放到边远的云南当了提学佥事。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的记载。

（二）

明朝对朝臣的廷杖是实施最多最严酷的。万历帝朱翊钧的爷爷嘉靖帝朱厚熜，因以堂弟身份继承明武宗朱厚照的位，在嘉靖三年（1524）为其父朱祐杬封“皇考”（即皇父）之事引起朝廷近臣争论不休，史称“大礼议”，有二百多臣僚哭谏反对，一怒之下二百多人全遭廷杖，其中下狱者一百一十人，被杖毙十七人。刘垓没被杖毙已经是够幸运了，围绕张居正的这场“夺情”风波，看似争论“伦理纲常”。其实不然，此仍明朝中后期君王无能或不贤明，朝廷党争泛滥成灾的集中表现，也是明王朝走向没落和灭亡的开始，更是张居正辅政时期过于刻毒专横，不能虚己待人，得罪人过多，刚愎自用性格悲剧所在。朝臣们早已看不惯张居正独搅朝政的做法，都希望他早点滚开走人。这次其父死让其辞官丁忧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刘垓仗义执言犯谏救人只是助推了这场风波。同时，也为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被万历帝下旨“开棺戮尸”埋下了伏笔。

刘垓被贬云南所任“学宪”或称“佥事”（正五品），是提刑按察司在各省所设的提学、督学，即专门负责巡察全省学政，考核教学优劣工作。大多是朝廷四品官或翰林院修编一类的官员充任。可能朝廷认为刘垓的确是一难得的人才；同时，也可能是皇上欣赏他的秉公仗义之举的铮铮铁骨，才只将他由朝臣贬为了外官，并没有像其他犯谏廷杖者被削职为民，或获牢狱之灾。《县志》记载，刘垓在云南督学期间，“精鉴拔，滇士被其风教，文运为之一变”。也就是说刘垓在云南非常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选拔工作，注重教化民众和学风、教风的整顿，使云南形成了重教崇文的好风尚，其社会风气和文化教育事业焕然一新。可以说刘垓为我国边远地区教育文化事业是作过巨大贡献的人。

（三）

刘垓致仕回到家乡后，没有一点官架子，回乡随俗，与乡邻和睦相处，并十分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县志》（卷十五•人物志）记载：刘垓“致仕归里，睦乡党，善风俗，益以明道为己任。建同仁书院讲学，以掖后进。邹公元标、刘公元卿皆有记。置学田、设义仓、施义冢，乐施不倦”。

进一步查考《县志》，梳理刘垓致仕归里后对家乡的主要贡献有：在县城西（即今深河居委会一带）建同仁书院，让乡邻学子都能入学读书，并亲自为学生讲学；在黄汉垸（今杨市黄垸村）、道仁垸（今竹根滩三江村一带）买田一百二十亩，取其租金收入，供家庭贫困的寒门学子读书；买地数亩，在县城西门外置义冢一处，为那些无名、无人殓死者留下一片安息之地；受知县曹珩之托，为重修的城隍庙写记刻石，教化官吏和民众“非礼莫行”。

甘鹏云先生在《潜江旧闻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万历三年（1575），潜江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开展声势浩大的“清田均赋”工作，请在京城为官且颇有声望的刘垓写点东西，以便震慑豪强和刁民。当时刘垓正在礼部员外郎任上，他深知家乡“频年洪水为害，田是用圮，疆湮井没，户移赋易，有无田而粮者，有无粮而田者，有田与粮不均者”的现状，立即提笔写下了《清田碑记》一文，洋洋千字，将清田均赋可“安民生而斗争端”，“富人得免他日患”，“贫民得免今日患”的好处及“夫赋不患者多，患不均”，“夫田不患寡，患不清”的道理论述得十分明白。无论是豪强劣绅，还是黎民百姓，谁看了都会积极支持清田均赋工作。这样使朱知县在潜声望极佳，随后得到了升职。

刘垓历经官场磨难后，致仕回乡在这些公益活动中感受到了人生在世的价值，并从中找到了快乐和幸福。一日他游了县城东北隅（今徐角变电站一带）的妙庭观后，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空中楼阁隐云窝，为避炎蒸载酒过；望去山川连紫极，摘来星斗控银河；槛前影挂三江棹，天外香分十丈荷；乘欲凌云飞且在，杏坛谁与赤松多。

从此诗文中可以看出刘垓在家乡晚年时光的惬意。

刘垓育一子，名刘南金，恩贡，没有入仕记载；其孙刘泌如，高隐不仕；曾孙刘效曾，贡士，他还真效仿了曾祖父刘垓，历任谷城教谕，后擢升怀宁（今安徽安庆一带）知县。刘垓死后，随其父刘勋葬于“县东北二十五里竟陵古院（今天门张港一带），并与其父刘勋一同入潜江的“乡贤祠”，一同进了古县城西街的“世署清华坊”。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欧阳柏

——礼部尚书为其写祭文的名宦

欧阳柏是后面要写到的明（南）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德庆知州欧阳东白的叔叔。他是明万历年间都察院给事中，也是收录于本书中的潜江欧阳族氏的第一人。

整治衙役

万历《义乌县志》记载：“欧阳柏，字惟承，号茂野，湖广潜江人，由进士隆庆三年（1569）任义乌”。他是明朝中期从江西安福县迁潜欧阳氏的第三代（即第二十九世）。古时候外迁入新籍者大多是两手空空，得靠勤劳白手起家。他的爷爷名叫欧阳叔谦（二十七世）是迁潜始祖，生有四子，欧阳柏的父亲名纶，号浃源。欧阳纶生六子，分别是欧阳栋、柏、析、渠、檄。欧阳柏在家排行老二。其父亲欧阳纶是一位非常重兄弟情义，而敢于担当的人。据《欧阳氏宗谱》记载：其兄欧阳浃海被外族诬陷怕受牢狱之灾逃匿，他代兄入狱受酷刑而无怨无悔，并留下了“家和福自生”五字家训世代相传，乡里有“义门”之称。

欧阳柏的先辈属于勤劳而又受过一定教育的耕读世家后代。据《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所载：欧阳柏“系出文忠（欧阳修）之派，徙潜仅四世”，即他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的江西吉州永丰（今吉安市永丰县）人欧阳修是同宗同族，是迁潜的第四代。这个家族入籍后垦荒置田，建房做屋，安居乐业之余，也继承了先祖耕读之遗风。欧阳柏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潜心苦读，在明隆庆二年（1568）高中进士，为迁潜欧阳家族争光耀祖了。

欧阳柏中进士的第二年任浙江义乌知县，他上任后即深入民间调查走访。当时，老百姓给县太爷反映最多、最强烈的一是胥吏、皂捕胡作非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二是盗贼猖獗，老百姓没有一点安全感。古代当官，最难平衡的事之一就是对衙役的管控。以一个县为例，朝廷任命有品级的官就十来人，要保证府衙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胥吏、衙役。胥吏一般都是自己带来的班底人员和选用地方有一定文化的人充任，而衙役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古时候成年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一般每年三个月左右，如当兵称之服兵役；筑堤、挖河、修宫殿、陵墓等称之服劳役；到官府衙门当差，称之为衙役。衙役一般都没什么文化，甚至多是无赖懒散闲人。早期衙役是服役式，是临时轮换式的，也是没有报酬的。从宋朝开始，衙役慢慢则固定化、职业化了。衙役是官府衙门的勤杂人员，没有官方身份，主要负责站堂、缉捕、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以清代大兴县衙役定额为例：门子两人，皂捕（隶）十六人，马夫十二人，禁卒八人，轿扇夫七人，灯夫四人，库卒四人，仓夫四人，民壮五十人。实际上都大大超过此数。据清代四川巴县知县刘衡记载，他上任时衙役竟有七千多人。民壮、库丁等属良民，皂、捕、禁卒等属贱民。衙役一般没有薪俸，到了清朝为“养廉”，每人每年才给六两左右银子，每天则两文左右，仅够一天饭钱。他们的薪水主要来自陋规，即办文、办事、办差、办案等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车马费、鞋袜费、跑腿费、茶饭费等“正常收费”和索取的贿赂。更有甚者，衙役下乡就假借官府之名，对老百姓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官府不给衙役薪俸，往往默许他们胡作非为的做法。这种陋规，使有的衙役一年收入上百两或几百两银子。旧时，老百姓惧怕官府，实际上最怕的就是这些衙役。

欧阳柏一上任就从管控衙役开刀，这是要相当大的气魄的。衙役都是地方土生土长之人，人际关系复杂，很多都在衙门混了多年，类似于地痞无赖，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恶势力，而知县都是外来的，人生地不熟，还必须要依赖这些衙役当差干活，稍有不慎，府衙可能会运转不灵，弄不好还会遭闷棍、甚至伤命，所以旧时，新官上任一般都不得罪衙役。欧阳柏来自乡下，知道衙役横行乡里的危害，他在家就曾受衙役欺压之苦。听了所治辖境内老百姓之言，他下定决心，治县府先治衙门。于是，他对衙役全面重新考核，对老弱病残者先清退一批；对凡老百姓举报查实者，坚决开除；对剩下衙役重新约法三章，坚决不许扰民。

因此，万历《义乌县志》记载：“甫下车，省利病：皂捕肆毒，痛惩之；缉盗锄奸，不遗余力；奸猾战栗，庶务毕张”。

善办实事

据《浙江通志》《义乌县志》记载，欧阳柏在义乌知县任上干了不少实事。

一是修缮学校。旧时，官府重视修学堂，老百姓重视修庙堂。因为朝廷十分重视教育，在县一级可以没有农商官员，但每县朝廷必任一名学官——教谕，这是关系国家后继有人的大事。所以明智的县官都必须重视教育及学堂建设工作。但旧时县一级又没有用于学校建设的财政资金，学校的修建都得靠知县出面筹措资金。很多知县上任后都是在考虑如何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捞取钱财，不会顾及学校建设。欧阳柏可没顾及个人利益，最重视和关心的就是学校的维护和修缮。万历《义乌县志》载：欧阳柏“尤垂意学校，门堂庑（wǔ，廊屋）垣（矮墙），时加修饰”。也就是说欧阳柏连学校的门堂、廊屋、矮墙都去修饰，那学校肯定修缮一新。

二是重建名宦乡贤祠。明清时期，朝廷规定每个府（州）、县都必须建有乡贤祠、名宦祠。这两祠一般都与孔庙、学校建在一块。乡贤祠是供奉本地德高望重，对地方有特殊贡献，死后经民众推荐，县府认可的名人。一般都是本籍在外为官宦迹突出者。名宦祠则供奉的是外籍在当地做官，政绩特别突出，死后报经朝廷认可的官员。对名宦、乡贤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在任官员之德行。很多官员对他们搁置一边，弃之不闻不问。欧阳柏的前几任义乌知县就属此类，弄得他到任时，“乡贤、名宦二祠废弛已久”。欧阳柏看到破败不堪的两祠后，万分感叹地说：“诸君生于斯、仕于斯，固法施于民者也。人方仰高风、怀遗泽，而莫奠无所，咎将安归？”于是他“乃度地建祠”，供每年春秋两季后人来祭祀和瞻仰名宦乡贤。

三是平反冤狱。据《闻录》上的《欧阳柏义乌政迹》（以下简称《政迹》）一文记载：义乌有位名叫金效良的人，其兄被仇家杀害，金效良为兄告状到州府。知府李夙与金家早有矛盾，而仇家又行贿李夙，最后判金效良入狱。金不服判决，上诉到御史那里，御史听信了李夙一面之词，确定“狱不能反”。之后有一天，新任御史谢公巡察到义乌，欧阳柏“涕泣为效良白见冤狱”，谢公重审此案，金效良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四是整治私募兵勇。《政迹》记载：说义乌有些豪门，为了壮大自己的家族势力，私招兵勇，有的甚至将“东南倭寇征为兵”。这些人，为争田地、争水源等，“武断乡曲”，经常组织械斗，无视地方管理。欧阳柏到任一月，得知此事后，即下令“良家子故巽耎（xùnnuò，身体坚强），冒称膂（lǚ，体力）力，习技者，有刑；私召募者，有刑；罪入窜入者，有刑”。一下将多年沉积的疑难问题解决了。知府、府丞及前任县令听闻后，对他大加赞赏，并上书对他表彰。

五是据实丈田均赋。欧阳柏任知县时，上级确定重新丈量土地，以均税赋。而义乌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市井繁荣，税赋均能按数如期缴纳，老百姓没有因土地面积不清而抗税、欠税的情况，于是他大胆上书御史周公，提请没必要劳民伤财重新丈量土地，维持现状而治。他在上书中曰：“物不得其平则鸣，义乌民之平久矣，奈何导之使争？不然者众实有口，其可防乎？”御史同意了他的请示。后来派员来考核政绩，士民都一致认为他“以风示诸人”，省利病，抑豪强，惩皂捕，悯百姓，重儒学，政绩斐然。

直谏被谗

欧阳柏因在义乌知县任上政绩斐然，大约在万历元年（1573）即被召回朝廷拜都察院给事中，其官职也由正七品逐步擢升正五品了。明朝吏部对官员考核后分为“卓异、优良、中平、不及”几等，只有考核业绩“卓异”者才能得到擢拔，而就是才干出众，清正廉洁，政绩卓越者也不一定能被评为“卓异”，因为一个届满考核“卓异”者名额是有限制的，一般二十个左右府、州、县才给一个名额，一个省才两三人。由此看来，欧阳柏得此重用，一定是在义乌知县任上“卓异”中的佼佼者。

他在给事中的岗位，主要从事言官工作。据明代礼部尚书李维桢（京山人）《大泌山房集•云南副使欧阳公墓志铭》（卷八十，以下简称《山房集》）中记载：欧阳柏直言从谏，“不曲学阿世，又不以搏击为名高，要归于正直忠厚”。如他进谏，要禁止“浙江私阉”；要严防漕运使中饱私囊，均斟酌国体民情，计划久远，非一时随意直言。一次他在朝堂忽然上奏福建总督治边境无力，让倭寇累累在沿海滋事扰民，乞请弹劾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随后遭谗言，差点丢了官帽。这正是明万历年间皇上无能，致使朝纲混乱，党争激烈，群臣互参的一个缩影。正直忠厚且带着浓厚“潜憨直”味的欧阳柏一心忠君爱国，不谙官场这些复杂诡异的人际关系，无形中被卷入忠君进谏而遭谗的旋涡之中。

《旧闻》有一篇《欧阳柏被谗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文中记录了欧阳柏参奏要弹劾闽藩（总督），有忤时任宰相的意图，不仅没奏准，而自己确被疏远孤立。但欧阳柏“利不能诱，威不能屈，遭谤不怒，锢之山林而不怼（duì，怨恨之意）”，继续履行其言官职责，参奏吏部侍郎等。由此欧阳柏在朝廷被排挤，遂移任云南按察副使（亦称佥都御史），民间简称“副宪”，官职从三品或四品。

《始末》记载：欧阳柏到达云南后，得知一位名叫杨惟中的低级武官，因犯事，曾被中丞（都察御史的副职）鞭打后愤走川东，并与川东的夷匪勾结，挑动夷匪反朝廷，并说欧阳柏下云南，“实欲歼尔曹”。欧阳柏授计将其擒拿，投入大狱。杨惟中的同党得知此信息后，重重贿赂御史，御史将杨释放了，且“众唯唯”，而唯独欧阳柏万分气愤地与之抗声争论。他说：“累岁之功坏于一旦，万人之命拂于一言，胡为者！”御史说：“是执政（指皇上）旨也”。他说：杨“狱甫三月，何得即闻京师，殆诈耳！”。弄得御史语塞。明朝的御史，是朝廷派出监察各地官吏的官员，官职不高。但有“见官大一级”之说。欧阳柏的确威武不屈，他一个副职，面对赫赫有名的御史大人也敢抗争。同时，他还发现御史左右有几位宠吏，受御史指使，开后门注册学生，送往京城太学（即国子监）。御史对欧阳柏恨之入骨，又找不出办法整治他，于是使阴招，授意陪同进京的省巡抚，上奏弹劾欧阳柏。就这样欧阳柏在云南副宪岗位上工作不到两年，即遭谗陷弹劾归里。

按李维桢在《山房集》中所言：“世丧道，道丧世”，欧阳柏“仕未竟业，学未竟用”而遭谗罢归实在令人惋惜。但欧阳柏是那种“不以搏击为名高”值得敬佩的超然名仕。他回到家乡后，先是居家“以孝悌、忠信、贞节、退让训诫子弟”，并将祖上遗传下来的“家和福自生”五字家训悬挂于堂，教育后人。同时，他也十分热心于家乡公益事业。万历十一年（1583），知县王建中重修儒学后，他欣然写下了《潜江重修儒学碑记》（见《湖北文徵》第二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县潘之祥重建关帝庙后，他写下了《汉关夫子祠记》碑文（见《潜江文徵》第二卷）；他是潜江最早的《县志》（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编著者；也是入“乡贤祠”者之一。

怪不得在欧阳柏过世后四十年，明礼部尚书李维桢对其乃敬仰不已，在其《山房集》，专为他写的祭文其中结尾为：“余附先生骥尾垂四十年，于朝野必以先生为典型，今将安仰安仿哉”！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郭之藩

——以主簿之职祀名宦入乡贤的潜江人

郭之藩，字介卿，号培冈，明，潜江（今泰丰办事处）人。其父郭嵓（yán，岩的古体字）是明嘉靖年间朝廷的推官。

（一）

郭之藩在明隆庆四年（1570）作为选贡生入国子监就读，学业期满已到了明万历元年（1573），授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主簿。

明朝时期县级机构设知县一员（正七品），县丞一员（正八品），主簿一员（正九品），典史一员（从九品）。主簿是知县的辅佐官，也是最低级的官员，主要协助知县掌管水利、农桑及粮马等事。

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一书中，有一篇《郭主簿之藩政迹》的短文，此文开头是这样的：

（武进）县设主簿司水利，旧矣。能称其职者不少，概见何也？岂以官微权轻，展布为难欤（yú，表示疑问、感叹、反诘等语气）？抑亦留心民瘼（mò，瘼：疾，疾苦。民瘼，即人民的疾苦），奉公尽职者无其人欤？

这里说的是，授主簿之职主管水利者从古到今的不少，但真正能称职者又有几位呢。不要以为官微权轻就难以施政干出成绩，只要你像郭之藩那样心中有老百姓，留心人民的疾苦，奉公尽职，没有干不好的事。根据各种史料，我们可知郭之藩在武进任职的主要政绩就是尽心修堤，疏浚河渠。

（二）

武进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是太湖平原的中心地带。太湖翕聚众水，下泄河渠渐致闭塞，使县境经常处于泽国状态，民众深受水患之苦。从江汉平原潜江走出去的郭之藩深知“民以田为命，田以水为命，水不利则为害”的道理，并很有治水之经验，是武进历史上治水没有见到过的能人。《旧闻》写道“乃知县倅（cuì，倅：副、辅助）有以自见者，又未尝无其人也”。郭之藩在明万历八年（1580）主持修筑“芙蓉湖圩塍”二十余里，使“熟（今常熟）本邑田三万亩，并熟无锡田六万亩”，由过去常遭水淹的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腴之地。

明末兵部尚书、古代最著名的水利巨著作者张国维在其七十多万字的《吴中水利全书》“水治篇”中对郭之藩尊称“兄，武进县丞、永安知县郭之藩”，此篇中记载“武进县丞郭之藩筑芙蓉堤（濒湖腴田苦潦，筑堤捍之），围可二十余里。筑武进、无锡二县界（堤），堤长十余里，北障江湖，南捍湖水，自是皆成腴产”。

明末著名水利志专家张内蕴在其所著的《三吴水考》中也记载了明万历六年（1578）郭之藩“督浚孟渎、白鹤（河）、舜河、太平河”，使过去“劳勚（yì，劳苦）为多”之地，尽成田园的宦迹。

怪不得《旧闻》和《武进县志》均记载：“迄今言县佐之贤者，必首之藩”，并“视周文襄（明永乐年间工部侍郎，以巡抚身份督办江南堤防而成循吏）芙蓉堤遗迹”有过之无不及。由此武进县的百姓对郭之藩爱戴有加，报请上峰批准，将他祀名宦供奉。《常州府志•名宦》有其传。武进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先后诞生了十九位帝王，九名状元和一千五百四十六名进士，可进入名宦祠的不知有多少人，也不知有多少比郭之藩位高权重者，而一个主簿能进入名宦祠者的确是凤毛麟角。潜江至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其名宦祠供奉的也只有十六人，而有史可查知县以下祀名宦者也仅有明成化年间的县丞李镛（太平人，即今浙江温岭市人）。

（三）

郭之藩因在武进治水有功，万历十年（1582）擢升永安（今广东紫金县，当时属惠州府）知县。他在知县任上，又是兴学校，课农桑，修水利，并在万历十四年（1586）组织编写了《永安县志》，还为这部县志写了序。甘鹏云先生《旧闻》称郭之藩为这部县志写了两篇序，我只找到了收录在《湖北文徵》（第三卷，第三十六页）之中的一篇序，其序文不作赘述。

《广东通志》对郭之藩在永安以“所至以清惠闻”定论。由于他爱岗敬业，废寝忘食工作，使之积劳成疾，不幸“卒于官”。为了让客死他乡的郭之藩九泉之下有叶落归根的归属感，其族人还是将其遗体运回家乡。《县志》载：安葬于“县东黄汉垸”（今杨市与泰丰办事处的十号湖村与莫市村一带）。

《旧闻》引用了李超琼的《石船居杂著胜稿》一文，这篇文章记载：武进人民在阳湖东北芙蓉圩建有一座周公祠，这里的周公即周忱，谥号文襄，是明永乐年间的江西布政使、兵部尚书，曾有功于常州、武进人民。在周公祠里供奉的还有海瑞、夏吉、欧阳东凤（潜江人）、郭之潘（潜江人）。周忱、海瑞、夏吉、欧阳四人都不失为朝中重臣，唯有郭之潘以主簿职位与其他四位大臣排列一祠，享受武进人民香火伺候。

不仅如此，在郭之藩已入土五十年后的明崇祯十五年（1642），无锡人高世豪到湖广任督学，得之郭之潘没有入潜江乡贤祠，大力称赞郭之潘在武进治水功绩，并征集他的事迹，将他纳入乡贤祠。如是先贤甘鹏云大为感慨地说：“以是知官无大小，果能尽其职、勤其事，未有无功效可言者”。

这里言外之意是说，只要居心为民，无论官职大小，都可以做出让百姓肯定的善政，离开后百姓都会经久不忘，正所谓“功德大道，所在民思”。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郭之干

——宦迹卓越吏爱民戴的庆远知府

郭之干，字宗卿，号恭冈，明，潜江人（今泰丰办事处），是郭之藩之弟。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对其记载只有简短的六十余字，“万历癸酉（即万历元年，1573年）举人”。“初任卢氏，多惠政，祀名宦。擢刑部郎，出守庆远（治所在今广西宜州市）府。入觐，请告居乡”。居乡后“急赈贷，设立义学义田。年六十三卒，祀乡贤”。这份传记只能算作郭之干人生之速写，好在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对其有比较系统的记述。

《旧闻》所记载郭之干的宦迹来源于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之下的郭正域所著《黄离草》一书。郭正域是今武汉江夏人，与郭之干是同族、老乡加挚友，他官至礼部侍郎（正三品），著述颇丰，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因不满首辅沈一贯被罢官还籍。郭之干死后，郭正域甚是悲痛，并为郭之干写了一篇墓志（以下简称《墓志》）。

卢氏知县　尽施仁政

郭之干在万历十五年（1587）任卢氏县（今河南卢氏县）知县。卢氏县位于河南西部（当时属陕西布政司辖），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深山穷县，全县共有大小山峰四千零三十七座，平均海拔一千二百二十一米，这里十年九旱，盗贼频出，民众生活十分穷苦。郭之干上任伊始，即遇卢氏县苦旱，乔禾枯萎，田地不产颗粒，老百姓都靠吃草木来维持生命，很多人被活活饿死。《墓志》载：“岁有大旱，人食草木，饿骨如丘”，郭之干“即遣人之家（回老家），收麦数百斛（hú，古时候的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相当于今天一百斤），济卢氏”。新任知县能如此作为，视百姓如己子，爱百姓如父母，让卢氏百姓感恩戴德，当作普度众生的观世音广为传诵。

万历年间，正是明王朝末年，朝纲混乱，国库亏空，官场腐败，社会动荡，各地民众不断出现抗粮（税）造反，军队也时常因粮饷不足、吃不饱发生兵变，尤其北方女真人已正式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并不断进犯京城。在这种大环境下，卢氏的治安状况好不到哪里去。卢氏地处深山，饥民、流民为盗甚多，贼寇占山为王盛行。郭之干针对这一现状，以礼教化这些人改邪归正，以德感动这些人立地成佛。如，他发出“招流移”公告，只要他们下得山来，改邪为良，可以分给他们山地，落籍为民。这些流寇盗贼，得知有这样贤能仁爱的知县，纷纷改邪归正。因而《墓志》载：“招流移”“为条数事请于当路，盗以宁”。

郭之干的仁政无处不在。如，对于县衙监狱的罪犯，他不允许衙役狱卒滥用刑具。《墓志》载，对囚犯“于是省敲扑（敲扑，古代鞭打犯人的刑具，短杖曰敲，长棍曰扑，亦指敲打鞭笞）”。又如，卢氏再遇大旱，他不仅放粮赈灾救济贫乏百姓，还怕饿死人，就连滞留在监号里无血债的轻罪囚犯也都予以释放。

郭之干为解决赈灾粮食的来源，他在卢氏重新丈量田土，均衡税赋，让耕者有其田。从水网湖区走出去的他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建了一些节流储水抗旱工程。卢氏贫穷教育基础差，三年一次的乡试总难出人才，他没有责怪读书人的愚钝，总是自责自己重视教育不够。为了鼓励卢氏学子发奋学习，他与乡绅名士商议，在学宫东南建了一座“奎楼”（奎楼，俗名拐角楼，又名魁星楼，按照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或名人相对应的说法，即可出人才），至今百姓都还在传诵。他在卢氏任职五年调入京城时，皇上下诏对其在卢氏的政绩进行了一番褒扬，老百姓万人十里相送，并说，如果不是皇命如天不能违抗，我们一定要将他留在卢氏。《墓志》载：郭之干“治卢五载，其意在均田亩，修水利。卢文事稍不振，公曰‘责在有司’。乃聚知名士月试之，建一奎楼以示风励。秩满，纶音（guānyīn，指帝王的诏书旨意，或至高无上不得违抗的命令）褒美，征入京”。后来卢氏人民将他供奉到了名宦祠堂。

刑部郎中　平反冤狱

在明朝能从知县岗位上进京做官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么政绩卓越，要么要朝廷有十分过硬的关系，即受内阁、吏部、行省等某重臣赏识而被举荐。如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从淳安知县高速调入京城，就是湖广道御史黄立阶举荐给裕王（即后来明穆宗朱载垕）府的，而得到了徐阶、张居正赏识才被重用的。郭之干属于前者，当然肯定也少不了有人举荐。从《县志》所载“师事吴悟斋先生”推测，他的提拔可能与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吴悟斋有关。

明清两代的刑部是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郭之干入刑部先任员外郎，后升郎中，负责对两京（北京、南京）十三省上报的重刑犯进行复审终结工作，虽然他没有直接决断权，但他前期审查提出的意见十分重要。这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国家部办委，一个处长管全国”的道理一样，那时六部衙门的权力更集中、更大。

郭之干在刑部牢记“省刑慎狱，仁心为质”的古训，认真甄别每个案件卷宗，严把可能产生刑讯逼供的冤假错案的关口，《墓志》载：“公刑部郎五年，释轻重囚犯六十余人”。郭之干“省刑慎狱”并不是和稀泥对违法犯罪的放纵，恰恰相反，他公正廉明，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墓志》记载：宫中有一个名叫刘进忠的内相（即宫内辅佐皇帝的要员，有时也是对掌印太监的尊称）打死了人，审案者受贿并屈于权贵，诬陷是他人作案，郭之干知道后十分气愤地公开说：“得知众口，杀人者进忠也，安得累他人？”他态度坚决地非要治刘进忠死罪不可。这时，吏部派人来给他行贿说情，并讲到看在刘进忠服侍皇上的份上请网开一面，他拿出大明律法予以回应不可赦免。他的刑部上司受外界压力，也给他说道，此事你网开一面后即给升官，他也态度坚决没有答应。并说“（为）杀人者得官，如天道神明何？”刘进忠被处极刑了，但郭之干由此得罪了吏部和刑部的长官，他被排挤出皇宫、挤出京城，任庆远知府。

庆远知府　吏爱民戴

庆远是大明王朝西南边陲荒莽的贫穷之地，这里居住着以壮族为主，瑶族、仫佬族、毛南族、苗族、侗族、水族、土家族多个少数民族，属于边远难治之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庆远的百姓听说从京城派来了一位勤政爱民、不畏权贵的清官，“七邑之民千里相迎”。郭之干万分感动，面对类似流放的任命，有人说：“庆远远去京师万里，苦也，公为何？”他却笑着说：“万里非远，顾所树立耳！”

郭之干到庆远后没因朝廷权臣打压、排挤而悔恨气馁消极，也没有因这等穷山恶水之地而怨天尤人马虎对待工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治安，打击盗贼，让其闻风丧胆。第二件事是清理狱讼，平反冤狱，开门接讼，让老百姓告状伸冤有门。他常下到所辖各县，当听老百姓喊冤或有状书要递交时，他立马停在路边接受并审理诉讼。《墓志》载：郭之干“常自行县，有疑讼辄就路旁决”。由此，“僮（zhuàng，壮族旧时称“僮”）贼不敢犯，民不忍讼”。

郭之干不仅勤政为民，为官也很清廉。南丹土司将他们私藏的粮饷上百金送到府上，说我们这里穷，府上库银亏空，这点钱您就留着用吧。他却说：“为郎而白，为守而墨耶？吾实禄渐厚，吾志乃下耶？”这段话说得送礼者无地自容。后来台司（指三公等宰辅大臣，后对巡抚、各省布政使亦称台司）知道此事后，也对郭之干敬畏三分。

郭之干在庆远有“吏爱民戴”之美誉，其政声朝野闻名，吏部将他作为最优秀的知府之一，推荐皇帝接见，他却不以为然，不仅没进京城朝觐，而且上疏以老乞休归里。《墓志》载：“比入觐，铨司（主管选授官职的官署，即吏部的别称）以最闻，慨然曰：‘仕官不止车生耳，百年鼎化为乌有，安能以六十老翁，奔走万里外耶！’遂上疏乞休”。

居乡待邻　慷慨好义

郭之干一生慷慨好义，喜欢成人之美，周人之急。特别乡邻和族人大事小事找到他，只要他能办到的，他定会慷慨解囊，不惜余力去办理。《旧闻》中记录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置义田。当时居住黄汉垸的郭氏家族称得上名门望族，但郭之干“念宗族不乏贫窘者，为置义田百亩于黄汉垸”接济族人。这百亩田都是黄汉垸最好的田，“常稔（rěn，庄稼成熟），不虑水旱”。

二是设义学。他归里后，看到家乡不少人家因贫穷，子弟不能上学读书。于是，他利用自家的房屋，请来了老师，免费让“家乡里贫苦子弟”上学读书。

三是捐仓廪赈灾。某年家乡遭遇大灾，他亲自到灾民聚集点，端茶递饭“以哺饥者”。当看到粥棚赈灾粮不足时，“则捐仓廪以赈灾，陈年之积，几为一空”。

四是帮乡邻。乡邻有事进京找他，他即放下手头事热情接待。对进京的贫者，他“为僦（jiù，租赁，租屋而居）室授爨（cuàn，烧火煮饭）”；病者他“延医疗治”；不幸客死者，他“经纪其丧，为椟（dú，棺材）车以归”。居乡，当贫困乡邻家里婚葬缺钱找到他时，他“酌多寡以贷，或折券不问”。

乡邻对他慷慨好义之举交口称赞，在他六十三岁过世时，乡邻特地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并请他的好友费尚伊（今仙桃人，万历五年进士，翰林学士，官到陕西按察佥事）撰写了墓志铭。《旧闻》最后特别说明：“汉碑多门生故吏所立”，“唐宋以来，墓碑率子孙所立，他人这之者绝少。恭冈郭公有德于乡，乡人为之立碑，自是一创举”。

郭之干致仕归里后居城内西北（今北门转盘一带）“万元书屋”的别墅内。据《县志》记载：“中有桃花洞、五老峰、翠柏亭、琅玗（yú，一种稀有的玉）坞、开均洞、长春堤、芙蓉岸、莲花池、天香道、汇清亭诸胜，题咏甚众”。可惜这些诸多让人浮想联翩的胜景我们现在都只能在故纸堆里回味了。明万历承天府知府王禹声为郭之干位于潜江城西北的书屋赋诗，诗名《万元书屋汇青亭》，其中有一句“树杪夜声巢一鹤，池边月落静孤琴”。知府月夜在郭之干家抚琴吹笛，月落之际，琴声方息，足见郭之干当年盛名满誉朝野。

入九泉之后的郭之干不知何故葬于“县西七十里荆门彭冢山”（今积玉口镇借粮湖一带）。他葬于何处不重要，重要的是潜江人民没有忘却这位宦迹卓越、吏爱民戴的庆远知府，后来人们将他供奉到了乡贤祠堂，传诵至今而不衰。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朱熙洽

——果毅刚直敢于担当的知县

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一书中有《昆山朱公治潜政略》（以下简称《旧闻》）一文，此文开头写道：“潜江自元明以来，不无循良之吏，其尤啧啧人口者，莫如昆山朱公”。即从元朝到明朝三百多年期间，任潜江知县者近百人，清官能吏不少，而真正让百姓百世不忘，交口称赞者独数朱熙洽。这里说的朱公就是明万历三年（1575）中进士后初授潜任知县的朱熙洽，字鸿甫，号明山，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从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和明朝晚期著名诗人娄坚（今上海嘉定人）所撰写的《故贵州按察司副使朱府君墓志铭》（此文收录在其所著《学古绪言》一书中，以下简称《墓志铭》）等史料中进一步佐证了朱熙洽的确是一位果毅刚直，敢于担当的好知县。

清田均赋

《旧闻》中有一篇朱熙洽所撰《潜江修城碑记》（以下简称《修城记》）一文，从文中得知，他收到授任潜江知县文书后，即问计于在朝廷任职的潜江人（右通政刘道隆等），大家告诉他：“潜政无他，二事急耳，曰筑城，曰清田”。他到任潜江调研走访时，父老乡亲告诉他的也是：“（潜）岁苦水，又苦田之无畛（zhěn，界限），粮渔冒乱，豪强猾吏因缘为奸，民多逃亡”。同时，也有不少人进言“筑城之议颇急”。

朱熙洽经听取多方面意见，果敢决定：“欲筑城，先清田。田清则粮无赝（yàn，假的、伪造的），粮无赝则人不逃，乃可驱而役耳”。于是他将清田均赋之事上报湖广总督、巡抚、布政司。《旧闻》记载其上书中开篇写道：“本县之弊，莫甚于钱粮不清。岁稞之亏，实由田地相混，豪强乘利便连阡陌，而赋无升合之输，贫民以赔赋无立锥，而岁受诛求之苦……”并详细陈述，过去按旧时的籍册、田亩收取钱粮，而户口籍册仍是“洪武之旧”，有的是数人共一户，有的田在人逃，而收钱粮时“多甲逃乙代”，豪强、大户、奸民沃土接畛连丘而少交或不缴租赋，良民无计可免，则以逃窜为良图。因此“欲民有定居，须赋有定额。欲赋有定额，须田有定形，则非清丈不可”。

他的清田均赋上报批准后，民众积极响应，而豪强猾吏却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朱熙洽“欲以清田谋私利”等。清田还没开始这些人甚至借故寻衅滋事想阻止其推进。朱熙洽是一位“性果毅刚直，凡事所当为”，他认定只要是利民之事，纵然刀山火海也会一往而前的人。他坚持初议，不惧流言，并说：“吾信吾无他肠耳，安能怕彼群嚣，鱼肉我民哉！”

他张榜公示了隐瞒田亩者、伪造户籍者、干扰清丈者的处罚公告，遴选出公正无私的刘尔宇负责具体清田工作，并亲自率领这批人员，不惧严寒酷暑奔波在清田第一线。有时，他“颇虑其赝，时复出不意，履亩抽丈”。从万历四年（1576）夏天开始，到万历五年秋，历时一年多功成田清，最后朱熙洽“仍亲总潜赋而均之，俾与亩称”。当时的礼部员外郎刘垓（潜江人，有传记）在《清田碑记》中总结了清田有四利：“田均则赋平，赋平而人争输焉，上以裕国计基化理，利一：……安民生而杜争端，利二：……富民得免他日患，利三：……贫民得免今日患，利四”。一时，逃亡民众纷纷扶老携幼回到故里种田纳粮，豪强富民也俯首帖耳按田亩承担税赋。

修城保安

冷兵器时代，所有的府、州、县等地方政权为保其府衙平安，都建有城墙。潜江县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3）从旧安远镇迁至斗堤（今园林办事处），最早的城墙“旧为土城，高一丈五尺（约4.5米），袤四百余丈（约1300米），名曰‘田舍城’”，到明万历四年近三百年来，多任知县虽不断扩充修筑，但终究还是一土城，每遇汉江、东荆河、城东河等决堤，土城即被冲毁。朱熙洽完成清田均赋之首务后，在万历五年冬即启动修城工程。

这次修城遇到两大难题：一是钱从哪里来；二是修缮土城，还是新建砖城。从朱熙洽自撰《修城记》得知，他最初想到的是修城的钱可按田亩增加税赋来解决，可调查得知“粮（即税银），故多虚数，即正供且不给，矧（shěn，况且）额外之征耶？”如是他谋划出“清田所以筑城也”一举两得之策。他想到的不是简单修缮土城，要建一座坚固的砖城。当时很多人都“彼以为谬”，他胸中却早已盘算好了。

清田后的结果是：那些被强猾者侵占的田，民众争着出钱购买；那些被私自隐占了土地，确权后县衙又增加了一笔税银；那些有田而借故长期不缴税者看到官府均赋税动真格，其他人都补交了税银，自己也主动交银子了。于是“购城之需，鸠木石甃（zhòu，井壁类石块）瓦甓（pì，像砖的石头），盖经一年而城用裕如也”。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清田，筑城所需的购买砖石等材料的钱全部到位后还有所结余。后经他率领民众四个月的修筑，潜江首座巍峨坚固的砖城竣工了。

《县志》记载朱熙洽在万历五年新筑的砖城，“周围九百二十八丈（2700多米），高一丈七尺（五点一米），厚一丈五尺（四点五米）。增建城楼五：东曰“襄渚东闱”，西曰“潜阳西廓”，南曰“汉别南兴”，北曰“沱圻北钥”，西北曰“万象归辰”。水门二：一曰“百川环注”（即朝宗门），二曰“三楚周行”。（即通会门）从此“门柝（tuò，打更用的梆子）启闭，足备暴客，潜至是有保障之固”。

善政累累

朱熙洽在潜任知县六年，除了上述清田筑城之外，另专务利民，有善政累累。

修筑河防闸剅。潜江地处汉江中下游，属江汉平原腹地，旧时汉江贯穿县境（今天门市的张港、多宝等三个乡1954年前均属潜江辖），两岸民众受汉江洪水决堤之灾苦不堪言。朱熙洽曾说：“吾安忍鱼鳖我百姓哉！”即痛下决心修筑汉江大堤。每到修堤季节，他亲自上堤督阵。《县志》中有一篇隗邦衡撰（潜江人，明万历年初官至山东济南知府）写的《朱侯祠碑记》，（以下简称《碑记》）其中写道“修缉河防，亲至其所，未有不如令者”。《县志》还记载了“万历五年，知县朱熙洽建乾河口石剅（名潘家剅，今徐角居委会一带），城流以浚，马猖（今梅苑所在地马昌湖）负郭之田，岁无潴者”。

裁白洑驿，建迎宾馆。一个地方驿站的建筑规格、供养官吏兵役及经费支出相当于县衙。潜江旧时（明朝初）的白洑驿站在泗港（今天门市张港一带），建有正厅、耳房、鼓楼，配有船只四艘，马五匹，民夫四十名。明弘治年间迁至策口（今泽口）。朱熙洽认为县衙和驿站相距不远，迎来送往多一套机构和人马，多一份百姓负担，于是他决定撤销驿站，在府衙旁建“迎宾馆”，《县志》载：“迎宾馆在仪门外东南，馆宇三盈，题曰‘广益堂’。万历八年，知县朱熙洽建”。

重建月泮池、状元坊等系列惠民工程。《县志》记载，万历四年，朱熙洽重修乾门前的“月泮池”，并新垒彻了石块；重修儒学前为宋朝状元毕渐所立的“状元坊”；重修儒学右的“文昌坊”，儒学左的“儒林坊”，并留下了“江濆（fén，江边、河边）式化”，即汉江之滨的样式之坊；新建“道义门”，提倡道义当先；在县东十五里（今莫市一带）重建“永兴桥”；扩建“广储仓”三十六间；重建“察院司”“布政分司”等等。

朱熙洽在潜六载不饰名誉，不图声华，夙兴夜寐，心系民众，政绩斐然，后晋升南昌府同知，再改任辰州（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辖境比今怀化、吉首大）同知，又入刑部山东员外郎，再后任福建按察司佥事，最后任山西布政使司参政（正三品），八十三岁而卒。

时隔近百年，到了清康熙五年（1666），潜江民众还念念不忘朱熙洽之恩德，“潜民请之官，愿复为公建祠，以永厥祀”。时任知县王又旦尊崇民意在县城南正街忠义庙之左为朱熙洽重建祠堂。清朝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徐乾学（江苏昆山人，清朝名臣）撰写了《昆山朱公祠碑记》，其中写道：“公改官去邑，民攀留不获，乃立祠像公以致慕思”“公才识明练，精神强固……服官任事，干办有方，凡他所难，公皆优为”。

这就是对一代循吏——朱熙洽盖棺定论的评价。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李之皞

——屡建功业君爱民戴的兵备副使

李之皞（hào）（1549～1610），明，潜江（泰丰办事处莫市村一带）人，字克醇，号莘尧。明清两朝李氏家族文墨深远，宗门赫奕，科甲鹊起，居官受封者绵延不绝，是与潜江当时的黄汉垸的明万历年间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欧阳氏、崔家垸（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明万历年间的右通使刘道隆的密湖刘氏是齐名的三大名门望族之一。

少有的名门望族

据康熙《潜江县志•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记载，李之皞的曾祖父李銮是明政德年间家贫而立志读书取仕的佼佼者。他为了寻找一僻静之处读书，居然想到了将离他家不远荒废了多年的马伏波将军祠进行清扫整修作为读书处，一方面以示对先贤的敬仰祀俸，另一方面面对东汉的开国大将军马援潜心苦读，以求其开恩护佑子孙平安，功德圆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銮虽然最终只是以岁贡身份入国子监求学而没有入仕，但他仰慕先贤潜心苦读的精神潜移默化激励后世奋发读书，博取功名绵延不绝。

《县志》载，李之皞的祖父李崇信，明正德十四年（1519）中举后，被授丰县（今江苏丰县）知县。因在知县岗位上勤政爱民，颇受民众爱戴，后擢升陕西汉中府丞（前面有传记），在他离任七十多年后，当地缙绅耆老仍请求巡视丰县的御使刘寅为其重建祠堂祭祀。

李之皞的父亲李鸣，聪颖早慧，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十岁不到时就中了举人，且名列第二，虽然后来他考进士历经九次均以落榜而告终，但朝廷还是认可了他的才干，后被授西乡（今陕西西乡县）县令，一般中进士者最初大多也只授七品知县之类的官职。《县志》载，他在知县岗位上政绩卓越，直至“奏最入觐”，即作为最优秀的知县，受到皇上的接见。

李之皞的大弟李之洵，举人，任通城（今湖北通城县）训导；李之皞的长子李庚，清初岁贡，授蕲水（今湖北蕲春县）训导。《县志》载，“会贼犯蕲，设伏于浠水上，贼宵遁”，即李庚组织指挥抗贼有功，受过抚军的嘉奖；次子李焕，被授无极（今河北无极县）知县；侄子（李之洵之子）李贶（kuàng），清顺治五年（1648）举人，在康熙年间先后任过柘城（今河南柘城县）、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知县。李之皞长孙李世乾，“风流儒雅，惜四十而卒”；次孙李世兑，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

正是这种崇文厚德的良好家风，成就了皇上喜欢、民众爱戴的一代名宦李之皞。

谦逊的对答出道

《县志》载，李之皞“生而早慧，复得庭授，故所为制举业卓然名家”，即他从小就聪明伶俐过人，加之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因而他在万历十三年（1585）乡试中举人时，所写出的时论答卷就像是一位久经世事磨砺的名家。万历十七年（1589）他赴南京（明朝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分别在皇都北京和留都南京两地设会试考场）参加会试而夺得第一名。这就是《县志》所言：李之皞“万历乙酉登贤书，己丑魁南宫”。

万历二十年（1592），皇上召集中榜进士举行廷试（亦称殿试），会试第一名的李之皞本可借此机会对皇上歌功颂德献媚一番，高谈阔论献治国安邦之良策来展示自己的才干，博得龙心大悦而首肯重用，但他在参加廷试时策论结束后，皇上问他日后愿任何职时，他却十分谦逊地说：“臣不幸有犬马疾，幼郁于聪，惧负驱策，请得旧业自矢”。（《县志》载）即李之皞说，我从小就如狗马一样野惯了，身体又不好，脑袋瓜子也不灵活，干不了大事，请皇上批准我去从事我的旧业教书吧。皇上恩准了他的选择，即授宣州（今安徽宣州市）教授（七品）。

一位“魁南宫”的新科进士面对皇上的封官之问如此谦逊，这的确是亘古未有。这也是从古至今潜江民风淳朴，民众憨厚笃实的遗风所在。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说的是“做官的事情做好了还有余力，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还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封建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寒窗苦读的目的无不是为了读书当官，出人头地。学业优异的李之皞此时已是大明王朝仕子中的顶尖人才，却不想去当官而要去当教书匠，让人匪夷所思，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受其祖父李崇信和父亲李鸣当官为民而不迷恋官职和淡泊名利思想的影响。

李崇信在丰县知县岗位上勤政为民干了近十年，好不容易荣升汉中府丞，他却致仕归里，闭门课子了。李鸣熬到四十多岁才授了西乡县令，当省州将他评为县令最优秀者皇上要觐见时，他听说儿子李之皞会试“魁南宫”，即辞官“驰归里门矣”。古今中外当官者只有看淡了官职、官位，看透了官场，他才能凭良心、才智去扎扎实实为地方、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和好事。否则一心只想到升官发财的官员，他们必然时时处处唯上、唯官，去干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从而捞取升迁的资本，奔竞于官场之中。

卓越的建功立业

李之皞对答皇上说自己“有犬马疾，幼郁于聪，惧负驱策”，看上去颇有几分书呆子气，实际上他是一位睿智而又富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他总结了自家几代人读书奔波仕途的经验，结合自己在入仕之前当老师的体会，运用于宣州教授岗位之上，无论是管理州县教谕、老师，还是教授学生读史论经、作文应考等等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得到了知府、州县的普遍赞誉，三年之后，李之皞擢升南京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是官办最高学府，明朝有北京、南京两处学府。明朝国子监的博士既是精通古今史事和四书五经的大学问家，也是学府的一职官，品级一般是六品或从六品。由此看来李之皞不是他入道时谦逊地说自己是脑瓜子不好使之儒生，不愧为“魁南宫”的出类拔萃之人才。不久，李之皞又擢升南京国子监监丞，其官位是仅次于国子监祭酒的二号人物。

这时，经人举荐万历帝发现李之皞不仅仅是只会教书育人的教书匠，还发现他处事缜密，管事有方，且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能，于是皇上调他任南京户部主事。此时，李之皞这位户部主事的官职虽然只是六品，但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十分难办的差事，即“督扬州钞关”，也就是要他去督办催收扬州的关税。

扬州从隋唐开始就是鱼米两熟、走盐贩丝、商贾云集的富饶之地，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之地，更是官商结党、豪强劣绅勾结、各种势力范围难以摆平之地。李之皞“督扬州钞关”时间大约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左右。这时大明王朝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末期，北面的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已受编不受调，并对京师虎视眈眈；各省不满朝政腐败、苛政的兵变、民变不断发生；朝廷财政支出浩大，年年亏空，工商业主及民众的税赋不断增加。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部侍郎吕坤曾上疏“催科繁重，人民将悉成寇仇”；万历二十七年（1599）湖广的沙市、黄州的民众为驱逐税监官而发生民变；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腾越（冲）人民反抗苛税，烧死税监官张安民。这时李之皞到扬州督税其风险和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有一种不惧艰险知难而进的精神。他到达扬州后严肃税关风纪，确保公平纳税，同时诚挚谦和地游走于豪强富商之间，与其交友，并用他当教书先生练就的口才宣讲大明税律，很快完成了上峰交办的督税任务。

李之皞由于督税有功，很快就迁升南（京）户部郎中（正五品）。他被任户部郎中不久，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川发生了土藩反叛之乱，这时经人举荐，皇上马上下旨将李之皞调任四川兵备副使（亦称兵备道）去参与平乱。《县志》对李之皞这段时间的任职有一处记载“任兵备道”（副使），而有一处却记载任使布政司“参政”。如果是任参政应该是从三品，如果是副使应该是正四品。从“传记”及他最后的官级是四品来看，应当任的是兵备副使。

当时四川西部地区“巢猓出没”（巢，即鸟及蜂、蚁等的窠；猓，一种长臂猿类动物，亦称猓然。巢猓，即明清政府对川西少数民族地区聚众反抗政府人员的贬称）。李之皞受命后即率“建昌六卫出蜀西徼（yāo，拦截），阻大渡河”，并亲临前线，“坐邛雅间遥制”。他一边“壁垒改观”，形成出兵剿灭的高压态势，一边对“巢猓”首领采取“申明奖赏”，招降纳叛之策。并亲自到杀气腾腾、森严壁垒的“巢猓”老窠（kē）“宣朝廷威德”，劝其改邪纳降。当他进山去谈判时，“大帅负橐鞬（tuójiàn，橐鞬，即马上装弓箭的袋子）郊迎”，山旁“蛮落率丑类伏道路左”，李之皞毫无惧色，大义凛然之举及诚挚的招降游说之言，使“巢猓”心悦诚服，表示愿止戈休战，从此解决了建昌民众多年的兵祸战乱之苦。

爱民的超常举措

李之皞在建昌的这场平乱之中没按常规去兵戎相见，而采取的劝降和谈之策，这充分表现了他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运筹帷幄的军事统领才能，也凸现了他爱民如子的为官之道。《孙子兵法》开篇就说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世界几千年的战乱史诏告世人，无论是民族之战还是国内之战，战争最终的结果都是生灵涂炭，民众遭殃，两败俱伤，遇矛盾不战而和谈解决争端是对民众最大的爱，将士和民众都只是统治集团征战中随时牺牲的一颗棋子。他作为封建王朝的军政大员，手握重兵而能以“中庸”之道去和谈，这就是一种超常的爱民之举。他的睿智之举免除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是免除了成百上千的老父母丧子、弱妻儿丧夫失父之痛。

李之皞更超常的爱民之举是他在任南户部郎中时。明朝的户部职责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民政部之和，主要是为朝廷征税纳粮，管钱拨款。《县志》记载，当时南（京）户部差他到陕西去“征诸路粮至陪京（即南京）”。这次征粮户部要求各地老百姓将粮食要集中交到指定的太仓（即国库），既不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还要求“曝之三，汰之三而后纳”。他下到州县进行督征皇粮的过程中，发现州县纳粮的百姓对此策怨声载道，州县的官员对要求百姓舍近求远去交粮也颇有微词。于是他大胆地上书户部，提出“农得改输便廒（áo，粮库）”，即州县可增设一些简易的收粮仓库，粮农可就近交粮，粮农自家仓储里是什么粮就交什么粮，没必要“曝晒三日，整理三次”后再入国库的建议，并被采纳。李之皞如此爱民之举，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桑梓造百世之利”。虽然他的征粮之策管不了百世，但朝廷的粮税高官，能如此体恤百姓，当然会得到百姓的爱戴。

李之皞不仅爱护为朝廷交税纳粮的百姓，也眷恋家乡人民。万历三十二年（1604），潜江时任知县潘之祥对县儒学进行了重新修建，工程竣工后，潘知县代表家乡父老乡亲想请他作碑记，李之皞没有丝毫推辞，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欣然提笔写下了《儒学碑记》一文。甘鹏云先生所编纂的《潜江贞石记》（1936年雕印本）卷四收录了碑记原文。碑记从潜江旧属荆州，明嘉靖年间改属安陆府（即承天府）的历史沿革起笔，接着叙述了修建儒学是为了“尊崇圣道，教育贤才”并介绍了诸位先贤修建潜江儒学的历史，随后详细地记述了新落成儒学布局和殿堂亭阁名称，主要建有“名伦堂”“敬一亭”“启圣祠”“乡贤名宦祠”等，最后告诫诸学子要不忘圣恩，发奋学习。

古人曰：“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李之皞勤政爱民，以百姓之心为己心的为官之德行，值得今人认真反思和学习。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柴　恪

——无辜遭贬的兵部主事

柴恪（1560～1621），字子舒，号慎庵，明，潜江人。他从小聪颖过人，十岁能识文断句，有神童之美称。自古英雄多磨难，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他十一岁时成为孤儿，靠外公抚养并供其读书。十七岁以诸生身份入县儒学就读，后以选贡生入京城国子监读书。万历七年（1579），他回湖广参加乡试而中举。中举后又是十年寒窗苦读，终于在万历十七年（1589）如愿以偿高中进士。

知无锡政绩斐然

柴恪在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即被授无锡（县署在今江苏无锡市，当时属常州辖）县令。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一书中有《柴恪无锡政迹》《柴职方无辜被谪》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柴恪任无锡知县六年，政绩斐然。

一是均衡税赋。无锡北倚长江，南濒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京杭大运河贯穿其境，自古就是有名的粮仓。经济繁荣带来的商贾云集，也滋生出林立的豪门大户、奸商巨富，古有“三吴号最”之称，是一个富裕而又相当难治理的地方。当时，很多富豪虽无官爵，但他们用钱买通官吏后可以免除税赋，并公开与官府抗衡，将其应负担之税赋转嫁给当地中小户及穷人。为此，无锡中小农耕之家十有八九破产，有的穷得都快成了奴隶，还敢怒不敢言。《旧闻》载：无锡“奸利猬奋螽（zhōng，身体绿色善跳跃的昆虫，即蚱蜢）起，公开诚布公，人不忍欺。故事摊赋者以窭（jù，贫困）人隶役，名若附庸而实一切倚办，无不立毙”。柴恪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拿出了重新丈量土地、均衡税赋之策。《县志》：载“恪首厘剔更令”，“有田必赋”，“家不千金，田不百畮（mǔ，同亩意）者不长赋”，反之则必长赋，谁要是不执行则“不入籍”，即取消他的无锡之籍（明朝人们对户籍也是十分在乎的，否则会被认定为流寇），诸“豪猬”都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了此政令，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二是拒绝增加税赋。柴恪实施了均税赋政策后，无锡税粮资源丰而有余，每年都能按时缴清国家的税赋。而明万历年朝中晚期朝纲混乱，国库亏空，很多地方动荡不安，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很多府（州）、县采取寅吃卯粮或额外增加百姓负担收过头税之策征收，就是这样也还完成不了税赋任务。常州府的官员也遇到了此难题，于是想到了将缺口交由无锡县完成，并以留都（南京）用度之需要柴恪额外再征税，他断然拒绝，并将此事呈报于巡抚。巡抚肯定了他的做法，并下文以无锡为例抵制不正之风。《旧闻》载：“邑钞课金上府，府上留都，苦额外课求，复以委邑，邑委之行头。公曰：‘府且不胜，而区区者何以堪之？为计便宜，厘正其法’”。

三是审慎刑狱。柴恪上任后对前任知县审理关押在县牢里的二十多名死刑犯进行了重新审理，通过明察暗访、允许一一辩讼，并将大多无罪释放，同时对一般诉讼案他都审慎判定。《旧闻》记载几件事：其一，无锡一百姓得罪了邻县溧阳某官员，被诬陷以杀人罪获死刑。柴恪得知真情后，情真意切地上书“中丞”（巡抚或都察院副都御使的别称），并请他“试平心鞫（jū，审讯）之”。中丞重审后同意了他的意见，该民免死。其二，一农夫锄地偶得千金，被某豪强夺去，农夫告状到县衙，有人参谋如他们“不服，则请没为官赀（zī，同资意）”。柴恪审判曰：“锄者得金，宜锄者有。某何故夺？令何故没？”其三，因家庭琐事，父讼子、弟讼兄等案，他善于调解，常常是“谆谆谕遣之，释憾为欢矣”。

四是重视教育。柴恪在无锡知县任上对儒学“文昌阁”进行修缮，使其焕然一新，并在文昌阁前修了一座“清宁桥”，为学子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邻近的学子都慕名来此求学，每次乡试无锡县中举者最多。《旧闻》载：“旁邑若晋陵（今常州市）、荆溪（今宜兴市）负笈（jí，书箱）受经与邑等。辛卯（万历十九年，即1591年）分校畿（jī，古代靠近都城的地方，此处指南京）闱，得士为盛”。

五是带好官风。《旧闻》载：柴恪时常“御诸僚，掩过扬善”，要求县府官吏“不得一楮（chǔ，古时纸张的代称）寸筵（古时席地而坐时铺的席）取民”。在他的约束和影响之下，六年时间与他共事的县丞先后有三位提拔为县令，成为无锡官场史无前例之事。柴恪推荐出去的有两位县丞遭蜚语被逮，他“力拯乃免，卒（终了、完毕）不令两人知”。

升主事十天遭贬

柴恪在无锡知县六年任期内，受到朝野一致好评。第一届三年期满，他奉旨进京觐见皇上，老百姓怕他一去不复返，千人十里相送，并上书留任。其间朝廷先后有御史、开府、监司、巡抚及诸部使者到过无锡，其中有二十八人次具奏或向朝廷举荐对其重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一下子由七品知县荣升兵部职方司主事（亦简称职方或主事，正六品），这是政绩特别突出者的一种破格提拔。

柴恪进京入朝后，怀着忠君报国的满腔热情准备再展宏图大志，可是他的确生不逢时。早年励精图治的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面谢百官后从此不常临朝了，沉溺于后宫及酒色之中，有时甚至对大臣送来的奏章也不理睬。皇权旁落于权臣、阉宦等人手中，他们为了权力、禄位、金钱，各怀心思明争暗斗，有的时常借皇帝名誉灭杀对方；百官专务钻营，结党营私投靠权贵；国库亏空以增加税赋或提前收税来维持，民众苦不堪言，流民四起，很多人被逼无奈相聚为盗，并揭竿而起；北方的女真族不断南犯，日本对朝鲜虎视眈眈，倭寇不断袭扰东南沿海。清乾隆帝曾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这种背景下有良知的朝臣是十分痛苦而又危险的。柴恪任职基层多年，不太了解朝廷这潭水的深浅，在他任兵部主事的第十天，万历帝对明王朝出使日本的使臣搞了一个“廷议”。日本当时正在侵占朝鲜，前任使臣很不称职有辱使命，再派谁出使日本，由礼部和兵部分别拟出人选交廷议。柴恪是拟方案者之一也列席了当天的廷议。结果在廷议时一批臣子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议而难决，万历帝十分愤怒，责骂那些拿方案者懒惰，行动迟缓，怕得罪顶头上司，各自为政，拿的方案不好，是一帮无用的奴才，一怒之下，下旨罢免了包括柴恪在内的十九位官员。《旧闻》写道：柴恪“入省甫十日，上以封倭使辱命更遣科臣廷议，多同异。上怒诘宗伯（礼部尚书别称）司马（兵部尚书别称）属及给事中惰慢状，同时被斥者十九人，公与焉”。

就这么一件人事更替的小事，仅因朝臣意见不一致，万历帝就大发龙威，责贬十九位朝臣，由此可见他昏庸荒唐到何等程度。真正原因是他自己长期不理朝政，对外交形势和朝臣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得知日本占领朝鲜威胁到了大明，自己却没有了主张。为此，有人想为才上任十天的柴恪鸣不平，他在致谢的同时却不同意申辩，《旧闻》载：“同人将草疏申理，公不可，曰：‘是愈矶也’。遂除陕西延川（今延安）尉”。

柴恪被贬谪到延川已没有了官位，史志上记载的是“添注典史”。“添注”即等候委用之意，等候委任也只是一个没有品级的“典史”，即记录史事的小吏。此时，柴恪对祸福荣辱已十分淡然，并全都置之度外，《旧闻》记载，“柴车赴谪所，处之怡然，貌加丰闲”。他到延川后“走榆林（今陕西榆林市），略延绥（今陕西绥德），观虏（明朝指长期侵扰边境的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出没处”，居然有鸣剑跃马、杀敌报国之想法。他乘兴登太华山，坐莲花诸峰，与游客和同伴斟酒赋诗，陶然自乐，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被谪贬流放的迁客。

居家施善无怨

柴恪被贬到延川一段时间后回到了故里潜江。他归里后在城南构一屋，名曰“寤（wù，睡醒，同悟意）言”，谢客而居。平常他“灌园学圃，角巾布衣，逍遥物外”俨然一老农。他虽素食粗衣，但他乐善好施，每遇贫穷者他都尽其所能进行施舍和救助，时间一长，自己当官的俸禄积累全部用完，这时家里人颇有微词，他却向家人讲他年少成为孤儿后，还是诸生（县儒学学生）在县儒学读书时，穷得嗷嗷待食时的情境。

他说：“汝等不记（万历八年）乃为诸生时乎？方清田时，（县）令君朱（熙洽，今江苏昆山人）曾欲授田以疗余饥，谢不敢当者，惧以不义污吾躬也”。（见《旧闻》）同时，他还讲到，万历十三年，先母辞世他成孤儿后，时任知县王建中得知他是一位刻苦耐劳，上进好学的难得人才，欲在府上腾出一间房屋让他居住，“以赈余乏”，他诚挚予以谢绝，怕这样养成惰性今后对不起亲人，并说“今虽趻踔（chěnchuō，跳跃）于时乎，赖主上恩贷，犹窃升斗自润，即善贫，固愈诸生时，乌用嗷嗷为也”。也就是告诉家人，我们现在虽然穷一点，但比起我读书时穷得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好多了，你们还说什么呢。

当人们都认为他如此受贬实在太冤，他却不以为然说道：“士之仕止当折中于孔子，故得时而驾，则为鲁司冠（朝中大臣）摄相事不为亢。不得，则乘田委吏不为卑”。意思是说当官的人要像孔子那样，入仕做了鲁国的大臣也不骄傲，受贬种田当了胥吏也不为耻。

当人们问道，你受冤后难道不怨恨皇上吗？他却说：我比起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因受朝臣排挤，被楚王流放到湘、沅流域的情境要好多了；比起西汉初著名的政治家贾谊也要好，他二十一岁就破格封为中大夫，后遭群臣忌恨被贬到长沙当教书先生，三十四岁就郁郁寡欢而死了。他们都没有怨恨，难道我还怨恨皇上吗？《旧闻》是这样记载的：“湘累（指屈原）之辩，长沙（指贾谊）之怨，忌无牢骚抑郁之感？为臣而怼（duì，怨恨）其主，则罪之大者”。以上这两件事费国聘（今仙桃人，明末著名学者）为柴恪所撰写的墓志都有记载。柴恪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万历《潜江县志》写过一篇序文，此文收录在《湖北文征》（第三卷）。

万历帝驾崩后，天启二年（1622），此时柴恪也辞世一年。柴恪任随州训导（后升今安徽颍上县知县）的儿子柴一真向明熹宗帝朱由校上书《为父请恤疏》，熹宗帝为柴恪进行了平反昭雪，并赠封玺丞（掌管皇帝印章的官员，亦称尚宝寺丞），时任礼部尚书李维祯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虽然死后的这种赠封对柴恪来说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对生者是一种慰藉，对世人也宣告一段冤案终于尘埃落定了。嗣后，柴恪进入了供后人祀奉的乡贤祠堂。

甘鹏云先生最后对柴恪评价道：“不贪非义之财，见其守身。为逐臣迁客，处之泰然而不介于怀，见其养真。所谓临财毋得，居易以俟命者，我辈当以为法也”。

吾辈认为柴恪面对祸福荣辱能淡泊对待，这种坦然的胸怀看人生、看世界，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居官场惩恶扬善，全心为民，遭谪贬以德释怨，淡然立世的人生观的确是奔竞于官场者的楷模。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道隆

——官至三品的通政使

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旧时名叫崔家垸，是清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舆地志”所列的一百五十三个民垸之一。崔家垸在明朝万历年间出了一位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的官至三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省级）的通政使——刘道隆。他是县志出现频繁，现在有据可考，而官品显赫的潜江历史名人之一。

五世荣显的官宦世家

刘道隆，字麟原，号起南。明，潜江（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人。他自幼性情率真，聪颖好学，读书不倦。明万历十三年（1585）秋参加乡试中举，次年春他进京参加会试、殿试，又高中进士。这可是崔家垸刘氏家族出的第一位进士。

崔家垸的刘氏这一族支，并非是当地土居之民，他们的祖籍在今江西省安福县蜜湖，属于汉景帝刘启第七子赵王刘彭祖的世系。元末明初，湖北是农民起义的红巾军与元朝军队厮杀的主战场之一，加之元军败落后，红巾军内部朱元璋与陈友谅（今仙桃市沔城人）又在这里进行了争夺皇位决战，杀戮惨烈，血流成河，致使湖北包括潜江这一带因战乱人口锐减。明太祖朱元璋定天下后，即采取捆绑用船押运，或鼓励垦荒减税等措施，将当时人口相对稠密的江西民众，大量向湖北迁移。史书上有“江西填湖广”“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等记载。潜江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洪武开坎”之说。刘道隆的先祖刘必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明初扶老携幼，远途跋涉，随着这批移民大军，举家由蜜湖迁居到了潜江崔家垸。为了与当地刘氏族人的区别，刘道隆这一支族被称之为“蜜湖刘”。

“蜜湖刘”有“耕读治家”好传统。他们入籍潜江后的第五代刘缘即中举人，任了南阳知县。从《湖北文徵》（卷三）所收录刘道隆的一篇《先赠君恭湖隐行述》文章得知，他的父亲是蜜湖刘的第七世，名淯，字志扬，别号恭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贤。第八世刘道隆中进士后，那真是光宗耀祖了。笔者查阅《县志》，仅从刘道隆中进士的明万历十三年（1585）算起，到清顺治六年（1649）这六十三年的时间内，崔家垸“蜜湖刘”就先后出了四位进士，依次是刘道隆、刘国柱（广东惠潮巡抚）、刘肇国（国史院掌院学士，即翰林学士）、刘广国（陕西关南道副使）。而此期间，潜江高中进士者有据可考的也只有十七人。同时，还前后出了四川遂宁知县刘菖、广西新安知县刘徽、临桂知县刘信国、河北河间知县刘宾国等。

刘道隆这个通政使在潜江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明朝朝廷设有通政使司，他是负责“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官署，与明朝的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等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等国家一级机构并列，相当于现在的中办、国办。通政使司的长官为通政使（相当于现在中办、国办主任），官职二品，亦有三品者，下设左、右通政（即副职，官职从三品或四品）。其主要职责是职掌出纳皇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议，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并参与国家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等朝廷大事。如此要职，有史记载潜江人不多，这应是潜江人的骄傲。

敢作敢为的知县

刘道隆中进士后，在万历十四年（1586）被朝廷授任江都（今扬州市下辖的江都区）知县。县志记载：他在江都“作令五载，约己爱民，风裁自砥”。

江都历来富饶，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要冲所在，从隋炀帝杨广开始这里就是最有名的风花雪月之地，因而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同时，又是贪官污吏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福地，还是冤狱频发之地。刘道隆上任伊始，接到举报，查到贪污县国库钱财的是主簿及衙役后，即依法对其施行杖刑，并杖杀了一贪吏，这样使过去诸多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官吏再不敢狼狈为奸，贪赃枉法了。县志载：刘道隆“下车即杖杀帑（tǎng，古时府库里的钱财）吏，诸蠹不敢因缘为奸”。接着，他对因盗窃入狱的范学仁等十人，其家属不断击鼓喊冤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原来是一富豪为侵占范学仁等人的土地，设局制造的假案，买通官府办案衙役造成的冤狱，他即平反昭雪，百姓都称刘道隆是江都的“包青天”。

刘道隆在江都任知县时，很注重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商贾不要受身份所限，可以给县府进言，确有才能者，可向朝廷推荐入仕。当时江都县河渠瘀塞比较严重，下雨即受淹，天晴即干旱，他一方面组织民众疏挖河渠，筑堤护岸，另一方面，他“凿陂堰以捄潦困”，即开凿堰塘蓄水抗旱或缓解水患。

从县志中我们还得知，当时，安徽歙（shè）县有很多人侨居江都经商，其中有一位叫杨介的人，倚仗着女婿是朝廷中书省官员的背景，欺行霸市，横行江都，没人敢问、敢管。为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刘道隆却毫无顾忌，他抓住其侄藏匿盗贼赃物、侵扰驿站等问题，将其缉拿归案而治罪，并上书朝廷夺了杨介女婿的职，其他相关人员也一并做了处理，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忠义直言的谏官

万历二十年（1592），明神宗朱翊钧决定在郡县中选一批循吏良臣充实朝廷，刘道隆因政绩卓越被提拔进京任了兵部给事，接着又转任刑部给事中，其主要职责是充当言官。

朱翊钧可是一位难伺候的主子，当他的言官一般都难有善终。他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岁继位，二十岁亲政，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登基时面临内忧外患局面，即委托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朝政，并出现了短时的“万历新政”。明神宗是一位心胸狭窄、好听谗言而又自以为是的人。他亲政当年（万历十一年，即1583年）听信谗言，即对刚死去不久的张居正追夺官阶，接着将张的长子张修敬下狱严刑拷打，致其自杀，同时，封锁张家门，使张家饿死十多人，并对张居正“剖棺戮尸”“党附张居正者”均罢官为民。这样诱导言官攻讦大宦成风，就是吏部尚书王国光、兵部尚书熊廷弼、刑部尚书潘继驯等朝中重宦也都遭遇谗言被弹劾，有的甚至被杀头，尤其是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开始，朱翊钧就经常不临朝理政了。这样让不同派系的党争愈演愈烈，使朝纲混乱，士气低落，民心涣散，也让北方迅速崛起的女真族不断攻城略地。史书上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出了三种不同的言官。一种是为江山社稷，不畏杀头罢官之风险，忠心耿耿劝谏皇帝亲政、安民强国之言官；一种是为了一己之私或某个利益团体，借机恶意贬损异己，排挤对手、欺君误国的言官；还有一种是公私利益相间，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言官。

刘道隆属于第一种言官。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勤奋认真，审阅四方言路，认真甄别真伪，或转呈疏奏。《湖北文徵》（第三卷）收录了刘道隆的奏疏三份，体现了他忠君报国、冒死进谏的胆识和气节。刘道隆在《感触时事陈愚忠疏》中，直言皇上经常不理朝政，使国朝现有“四点时弊”。

“一曰用舍太偏”。他暗中指责神宗不理朝政，将“选授之请，一概停阁”，使有些弄权之人，“请官则官，请敕则敕”，请皇上“毋以喜怒为用舍，倒施而逆行之也”。

“二曰纪纲太僭（jiàn）”。他指出，现在各地“明旨概置不理”，有的人借皇上的名誉，参奏弹劾“一抚臣，两按臣，旁若无人”，这样“可谓有纪纲乎”，这简直是“轻朝廷而辱天下”。

“三曰奏扰太烦”。他说，现在奏章太多、太滥，又不按程序呈报，请皇上要“尽防小人以私意言事而流毒天下”。过去奏章必须由通政司把关后呈送皇上，现在“俱自会极门直上”，随时可报，随时可传，“将来从效尤，而其风日长，贻害海内”。

“四曰进奏太亵”。奏折反映，现在朝廷下去的官员，每到一地方，“必大索一番土物，皆指称进御”，“此辈利其实，皇上当其名”，有些人甚至将“虎兔鹦鹉”“革鞭羽帚”之物，也说是敬奉皇上，在下面搜括。我知道“明主不贵异物”，请皇上严加管束，惩一而儆百。

最后，刘道隆还强调，“以上四事，皆时政所当急为更张者”，并劝说皇上“腹虽甚至饥，当思所以致饱之由”；不能说地没耕好，责怪奴仆，布没织好，而责怪婢女；不要“贪一饱一饶之娱以自幸也”。

此奏折，每一条都是暗指皇上疏于朝政，致使朝纲混乱，民怨甚多。不说封建帝王一言九鼎，皇权至上谁也不敢冒犯，就是在民主文明的现代，也没有官员敢这样对最高当权者进谏或提意见。还有刘道隆的《感时效忠疏》《纠参奸邪疏》，其率直怒斥时弊的言辞和内容与《愚忠疏》基本相似。大家知道，一旦圣怒爆发，随便一条都可治刘道隆死罪。对自我感觉良好、自负而又很容易被偏见谗言所左右的明神宗朱翊钧，刘道隆比我们清楚得多。朱翊钧在万历二十年（1592），一次罢黜谏官十一人的历史墨汁没干，刘道隆也是清楚的，而他还要冒死如此进谏，除了言官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刘道隆忠君报国的忠义情结所致。

更可贵的是刘道隆三次上奏，救尚未谋面的兵部尚书熊廷弼不成而辞官不做的仗义之举。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对此事有所记载。熊廷弼，字襄愍（mǐn），江夏人（今武昌），是明代很有名气的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1597）年乡举第一，戊戌（1598）进士，历任御史，大理寺丞，兵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官职经略辽东，时任辽东巡抚是王化贞。王化贞不懂兵法，但他又不服从、不配合熊廷弼的用兵调遣之举。因为王化贞是时任首辅叶向高的亲信。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勇猛进攻，加上部分明军叛变，辽东失守。明政府将熊廷弼、王化贞逮捕听候审理。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都袒护王化贞，将罪责推向熊廷弼。这时，已经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相当于今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的刘道隆，两日之内，三次上书皇上喊冤救熊廷弼。而此时，刘道隆与熊廷弼并不相识。他只是为朝廷主持公道，为国家爱惜人才。熊廷弼死后有人为其刊印了一部《熊襄愍公文集》，其中熊廷弼在狱中写的一篇文章有这样内容：“廷弼当死，平时不识刘麟原（刘道隆）为何人。今下狱且死，举朝皆投井下石，麟原排众议救我。我今日方知有麟原，廷弼当死久矣”。由此可以看出刘道隆的确是仗义执言之正人君子。刘道隆上书救熊廷弼无效，还被诬陷是党争之人，他愤然辞官回到了潜江老家。到了崇祯元年（1628），包括隐退在家的刘道隆和在职的工部主事徐尔一等再次为熊廷弼伸冤，熊得以平反昭雪。后来刘道隆也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并授了“光禄少聊”（正四品）衔。

乐善好施的乡贤

刘道隆辞官回到潜江老家后，在县城西郊外（今深河居委会一带）建了一别墅，取名“秀野园”，其名取自苏东坡《咏独乐园》“花竹秀而野”之句。他外甥张承宇的《秀野园记》将此园记述得十分详尽。文中说：秀野园“距西城数里”“西南甚空阔，大堤（即东荆河堤）在望”“西北去半里许，即大佛寺”，其园“引水环屋，寻桥面渡”“亭楼错峙，竹树荫森”“垒石为山，杂植海棠、芍药及玉兰、松桂、枣杏之属”，有“枕流轩”“定舫亭”“藂（cóng，丛生的草木）碧斋”等。书中记述这里就是一方碧波环绕、林竹掩映、渔舟唱晚、牛背笛声、夜静钟鸣的世外桃源。

刘道隆想过上隐居秀野不闻时事的生活，但其盛名在外，还是身不由己参与了回馈家乡的一些重大事项。县志载：“邑中兴除大政，不辞艰，不避谤，如议浚河、筑堤事宜”都习惯请刘道隆出场。就是新到潜江任职的知县，上任时必先拜访刘道隆。刘道隆也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县志上有多处记载他主动建学校及建桥、修庙的事迹。

崇祯三年（1630），刘道隆筹资在县东仁和垸（今竹根滩镇仁和垸村一带）修建了“文昌阁”，这个阁楼既是潜江县当时的一座藏书阁，也是供乡邑学生学习的学堂。崇祯九年（1635），他又筹措资金，在县城北护城堤旁（今北门辉煌居委会与三江村交汇地带）新建“大乐庵”。他在秀野园通往县城的一河道上（百里长渠五孔桥一带）修建了一座桥，当地百姓万分感激，根据刘道隆的官职，取名“通政桥”。此桥建成后，引来不少文人骚客题诗作赋，流传最广的是清初朱继智的《题通政桥》：“西城桥石水依城，通政潜阳旧有名；罾罩各寻深浅处，素鸥惊起捕鱼声”。

尤其是让家乡父老乡亲及官吏们都十分感动一件事，那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竟陵（今天门市）县的昏官劣绅为了本县免受汉江水患，将汉江自古以来一条泄洪的支流——泗港河（今天门市多宝一带，1954年前属潜江辖）堵塞，使居汉江下游的潜江承受更多更大的水患之灾。两县协商无果，府台两级明知应疏通此河道，但是又怕得罪圣上，不予裁定。因为天门人就以开通泗港河，有可能淹没葬在钟祥嘉靖皇帝的父亲的陵寝（明显陵）为借口堵塞的河道。时任潜江知县的王念祖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请在朝廷为官的刘道隆，请他上书“疏通泗港河”。刘道隆接到王念祖有关托请后，他出于公心，主持公道，遵循常理向朝廷上呈疏开泗港河之书。他在上奏中写道：“王道本乎人情，此河之开，从来称便”“夜汊河（今东荆河）之通监利，芦洑河（今汉南河）之通沔阳，泗港之通竟陵，开则俱开，何故为竟陵塞此河以贻害也”。力陈开通泗港河之道理和必要。虽然遇到的是皇本位意识极强而又昏庸无道的万历皇帝没有准奏，但家乡人民对刘道隆能不避以权谋家乡私情之嫌，敢于站出来为家乡说话办事还是万分感谢的。

刘道隆对家乡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万历庚子年（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知县潘之祥主修了有史记载的第二部《潜江县志》，刘道隆当时还只是兵科给事中，官职从五品，潘知县请他为县志写序，他毫不推辞，洋洋千字文尽显拳拳家乡亲情。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刘道隆，旧县衙署前门右边建有一“乡贤祠”，刘道隆就在其中，他死后几百年一直享受家乡人民的香火供奉祭奠。

清朝初，潜江官民为了纪念刘道隆，将东荆河东岸和汉江南岸（即今称汉南片）的四十三个民垸组成的乡改名为“道隆乡”，以后又以他最后的官职，更名为“通政乡”。古时候的通政桥遗址现在已无处寻觅，家乡人民为纪念他，2003年，在建南门河游园广场时，又在湖中重新建了一座石孔桥，命名为“通政桥”。

刘道隆卒年六十七岁，县志上记载，葬“在县东北仁和垸”（今竹根滩镇仁和垸村）。可能史载有误，为收集刘道隆的有关资料，2013年九十月，我先后两次拜访市博物馆原馆长，八十八岁的罗仲全老先生，他给我看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岭村村民挖渠时发现的现在存放在博物馆院子里刘道隆的墓碑，并带我到了杨市办事处，现在潜制药院墙西南角当时挖取墓碑的地方现场所确认。

站在昔日的崔家垸这块故土上，抚今忆昔，此时，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崔颢《登黄鹤楼》的一句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刘道隆先生已驾鹤西去近四百年了，岁月不可逆转，故人亦不可见，愿天际白云千载悠悠，带去对刘道隆的永远怀念。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应同

——不惧鬼神的知府

1921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对刘应同是这样记载的：

刘应同，明潜江人。字襟河，万历进士。知汉中府。郡有张桓侯庙，里岁为神娶妇，一不应，则多水灾、疾疫。盖妖物凭之。应同至，火其庙，一郡震惊。是年，亦殊无故。里人感德，立祠祀之。

《大清一统志•名宦》（以下简称《一统志》与前述记载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辞典》照录的是《大清一统志》的内容。这也是正常现象，《辞典》不可能凭空杜撰历史人物。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了八十三个王朝，有五百五十九人当过皇帝或国王，而朝臣、州府官员等那就寥若繁星，难计其数了。一个人能名垂史册，且被朝廷认定为“名宦”，说明这人为官多有独到之处，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刘应同出生在今潜江市竹根滩镇荷湖垸（古地名，今罗赵湾、田湖、田店村一带）。2014年10月16日，田岭三组的刘氏七十九世孙刘升洪（竹根滩镇学区干事）老师拿出他主编的《刘氏家谱》（安成世家）向我介绍，刘应同是他的直系先祖，他们的祖上是汉景帝刘启第六子长沙定王刘发的支系，元末明初从江西安福县密湖（今安福县竹江乡洋口村）迁徙入潜江的。由此，《四川通志•职官志》就依此记载为：“保宁知府刘应同，安福进士”。

（一）

万历十一年（1583），刘应同荣登进士之榜，最初任刑部郎。刘应同在刑部郎任上，针对当时各地呈报刑部伸冤状较多的情况，他上奏皇上“请开豁凝滞”。得到了万历帝朱翊钧恩准后，他即对陈年疑案进行复审，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一下子平冤昭雪了一百零六桩冤案。他还根据审理这些冤假错案的感受和体会，撰写了《昭狱录》一书，以此告诫后人。只可惜此著作失传远久，只能让我们在想象中感知刘应同面对堆积如山的陈年案卷一一认真审阅的情景；面对喊冤叫屈的案犯，他公正客观、秉公而断的包公形象。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卷十五•人物志，对刘应同传的开头一段是这样记载：“官刑部郎，疏请开豁凝滞，重辟百有六人，有手著《昭狱录》”。

刘应同因公正无私，廉明清正，又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胆识，他升迁为汉中知府（今陕西汉中市）。《县志》记载：刘应同上任伊始即遇汉中闹大饥荒，他除了奏请开仓赈灾外，将自己的俸禄银和积蓄也全部捐献出来为老百姓买米施粥。就是这样饥荒仍没缓解，于是妻子戴氏将娘家陪嫁的金银首饰也拿出来全部卖了捐赠赈灾。虽然此举无宜于杯水车薪，但汉中的老百姓得知此事后，口口相传，感恩不尽。

虽然刘应同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全力投入赈灾救灾之中，但是由于饥荒面太广，饥民众多，仍有很多人食不果腹，卖儿鬻女，境况凄惨。当时朝廷派出的一位巡视灾情的监司到了汉中，饥民闻之朝廷派来了官员，纷纷跑来上访求食。由于饥民对监司没带来赈灾的钱粮而不满，突然发生哗变，差点要了监司的命。监司恼羞成怒，认为刘应同治政无方，赈灾不力，欲构罪将他下狱。有良知的百姓和官员为其鸣不平，纷至沓来向监司呈情。监司知道其清廉无私，倾其所有进行赈灾的事迹后，亦受感动，随即将其释放了。

（二）

最能表现刘应同超人胆识才能及爱民如子情怀的是他不惧鬼神，怒斩神像一事。

此事发生在刘应同从汉中知府调任保宁（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市，辖境相当于今广元、剑客、南部、巴中等七县市）知府时。本文开头《大辞典》所言“知汉中府，郡有张桓侯庙”有误解，应该是保宁府。保宁是一个历史沉淀很深厚的地方，除了是古巴国别都外，三国蜀汉时期曾是开国重臣、五虎上将之一——张飞的领地。公元221年，刘备平定益州（三国时期的益州辖区甚广，包括四川折多山、云南怒山、甘肃武都、湖北郧县、保康等相连地区）后，派张飞为巴西（即相当于明朝所说的保宁府辖区）太守，领军驻阆中达七年之久。张飞为报结拜兄弟关羽被吴军所害之仇，在阆中率众东征吴国前因鞭打部将范疆、张达而被杀，死后追谥为桓侯。阆中民众慕其忠勇，在其墓前建了张桓侯（张飞）庙，以礼祀奉。

一千多年过后，到了刘应同驻阆中任保宁知府时，张桓侯庙却被巫婆把持，弄得完全变味了。《一统志》和《县志》都记载有：“时郡有张桓侯庙，岁娶妇于巫”，“里人醵（（jù，大家凑钱）钱买女，合鼓吹笙帛纳庙。越三日，出其骨”。即巫婆假以张飞灵魂附体，说每年八月二十八张飞的生辰，都要给“他”娶一名年轻貌美的民女为妻，否则，就给这里降下水火和瘟疫灾难。巫婆装神弄鬼，夜晚将画有一些鬼怪的纸符悄无声息送到有女子家门口，早晨人们开门时见到这些有咒符的纸牍十分害怕。时节一到，保宁地区的民众就纷纷凑钱买女，敲锣打鼓带上金银财宝绸缎，将姑娘送到庙里。凡送进去的姑娘，时过三日就成为尸骨被抛出庙门。黎民面对此淫虐都害怕遭报应不敢违抗。

更荒诞无稽的是，巫婆一手操纵的“桓侯娶妻”之闹剧，居然闹到太守（即知府）头上了。《县志》记载：“至期，太守主之。太守不欲举行，则殃先”。即巫婆还说：桓侯娶妻典礼，要太守亲自主持，太守若推诿不去，将最先遭杀身之祸。过去，巫婆的话在保宁有点像圣旨，各任太守都诺诺照办了，从来没有人违抗。

刘应同到任听说此事，他不仅不信这一套骗人的巫术，还想下令将那巫婆一杀了之。但转念一想，杀了这个巫婆，还会再有新的巫婆继续装神弄鬼。他认真调查研究和谋划后，决定从庙和神像上做文章。于是他精心准备，筹办了一次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桓侯娶妻”祭祀活动。祭祀开始，他面对各地纷纷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民众，宣读了自己亲自撰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告桓侯》檄文。檄文说：你千古英雄的桓侯张飞大将军，“生为亲兄弟杀妻子，曾甘心于妇人否？死留香火祀春秋，肯失躬于淫祀焉？”。你是黎民百姓心中的神，你本应该护佑他们，但你如今被一妖孽操纵，肆意糟践民女，欺凌百姓，请你自读《汉律》，犯下的是何等大罪！我今天代表民众要斩你身首，火烧其庙，严惩妖孽。如果有罪，我将“谨按天诛”！

刘应同的这篇檄文真是惊天地、震鬼神，好不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参加祭祀的民众肃然起敬，巫婆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说完这些，他将巫婆投入了牢笼，将桓侯神像给推倒了，并将大庙烧毁，同时还将“桓侯”的头颅高挂城头示众多日。最后“藁（gǎo，古代行刑）悬其首，一郡震慑，妖遂以平。郡人戴德，立祠以祀”。

（三）

笔者在2007年元月，为梅苑及古街设计之事率队考察阆中时，曾进入过“汉桓侯祠”，即当年巫婆在此糟蹋民女的“张桓侯庙”。其雄伟壮观，幽雅精美，香客如织自不必说。由山门进，正中的敌万楼，左右的牌坊，大殿、后殿及张飞墓我都驻足过，尤其仰视殿内头戴王冠、手捧玉笏、竖眉瞠目、怒而生威的桓侯神像，给人是一种雄壮威猛的震撼感。现在想起刘应同的确让笔者佩服不已，在封建迷信观念盛行的旧时代，不惧鬼神，不怕“天诛”，斩杀神像，尤其是老百姓崇拜的忠勇之神张飞，并将巫婆下狱，是要有大无畏精神和卓越胆识的。

怪不得《县志》的编著者朱士尊先生在编写好了《刘应同传记》后，总感觉还有话没说完，如是特别在其传后加了一段评语：“桓侯事，大意与‘河伯娶妇’同。而投巫于河与藁悬神像则难易霄壤，非胆识卓越，鲜不为祸福所动矣……异人异事，应有异报焉！”

刘应同为了护佑一方黎民卓尔不群，诛妖孽、斩神像后，得到的“异报”是善报。他的长子刘贞吉中了举人，任职于北闈；再后，他的小儿子刘昌吉与昌吉之子刘璔（zēng）、侄子刘璹（shú）三人，在崇祯十二年（即1639年。其《刘氏家谱》误刊为1579年，而这一年是明万历七年）科同一榜中举，成为潜江乃至中国士林中罕见之事。刘昌吉任黄陂教谕，刘璔任德兴知县。刘应同的父亲刘尔顺被敕封为承德郎刑部广东清史司主事；母亲郭氏，妻子戴氏被敕封为安人。

《县志》载，刘应同辞世后，葬于县东北菏湖垸（今罗赵湾二组与田店小学交界处），后其子孙袝葬于此处。据刘升洪介绍，刘应同之墓和墓碑毁于“文革”时期，其高大的墓碑先是被挖去做了桥板，后又被砸碎填了公路。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应钶

——勤于检身疏于防人的知府

写刘应钶我很费一番周折。最初手头仅有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卷十五•人物传）对他一百来字的简介，及听别人说过他为《嘉兴府志》写过一篇序文。后来，我查到了他遭小人陷害、革职归田后，其好友——明万历年间御史、著名直臣，江西吉水人邹忠介（现有《邹忠介公奏疏》五卷，传承于世）对他有这样一段评语：即“勤于检身，疏于防人；锐于慕古，暗于涉世；粹乎穆乎？如金未爌（kuàng，未开采之意），如玉未凿”。（《县志》载）由此，我感觉不书写存念，有点对不起这位颇具现代法制理念的先贤。

（一）

刘应钶，字平叔，号衡螺。明，潜江（荷湖垸，古地名，今罗赵湾、田湖、田店村一带）人，他与前述刘应同是堂兄弟。现在我手头有一部2014年刘升洪主编的《刘氏家谱》（安成世家），其旧谱收录有刘应钶写的《志序》，最后留名处写了一句“安成刘应钶撰”。刘应钶纂修《嘉兴府志》撰写的序文后也留下同样的署名，弄得嘉兴人至今也搞不清楚他们刘知府的籍贯。“安成”是江西省安福县隋唐时期的古地名，早已废用，如今安福当地人都很少知道还有其古名，以至弄得《浙江通志•职官志》也不知所云，对刘应钶籍贯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错误记载，原文如下：“嘉兴知府刘应钶，安福人。（湖广籍）”现在其族谱以示与其他刘姓的区别，将其族系统称“安成刘”。

刘应钶从小天资聪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尤其是性格文雅，心地善良，慈善孝顺，对乡邻和亲友都和颜悦色，很讨大家喜欢。他在万历十七（1589）中的进士。古时进士上皇榜那是十分荣耀、威风的事。仅就乡试中了举人，就有很多人上门巴结你，给其整修厅堂窗子，称之为“改门换庭”；还有大户人家来相女婿；读书人来拜师等等。中了进士那就风光至极了。先是县令宴请接风，再是县令亲临府上贺喜。上任做官时，车啦、马啦、轿啦都有了；跟班的、引路的、撑伞、打扇的前呼后拥都来了；衣服、用具，饮食、费用都有人支应。朝廷对中进士者还给免役、免粮（税）、免罪、使奴婢等许多特权。《县志》载：刘应钶中进士后却不是这样趾高气扬，到处耍威风，他“官服所至，以恺悌著”。即他穿上官服后，仍然态度和蔼可亲，让人很容易与他接近，其没有一点官架子的风范被世人所称赞。

（二）

刘应钶进京为官时，先授刑部主事，再升刑部员外郎（从五品）。因其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他从京城派到太平府（明初直属京都南京，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辖境相当于今安徽马鞍山、当涂、芜湖、繁昌等县市）任知府。在太平府知府任上，他兴修水利，开挖河渠，干了不少造福当地百姓的实事。另，他在鼓励民众务农固本的同时，倡导习武健身，保家卫国，使当地尚武成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量军队人才。因为自刘应钶万历十七年中进士以来，大明王朝就内外交困，政权岌岌可危了。当年的万历帝朱翊钧已不听群臣苦谏，沉溺酒色，不常上朝理政了；随后北方努尔哈赤受编不受调，明目张胆与明朝分庭抗礼了；内地省份也不断起兵、哗变、起义；朝廷内党争你死我活白热化。刘应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心效忠皇上，倡导尚武为其培养忠勇军士。同时，他在太平府上还十分重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重视学校建设。辟地建成“青山书院”，并亲自请当地诸多名士与自己一同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刘应钶“由刑部郎出太平守，开河振武，辟青山书院，与诸士讲肄其中”。

刘应钶在太平府任满约三年后，万历二十七年（1599）调任嘉兴知府。他到嘉兴后，也勤奋工作，干出了几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第一件是修葺烟雨楼。我从嘉兴南湖的“烟雨楼大事记”得知，万历二十八年（1600），知府刘应钶对烟雨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qi，指修理房屋），并留下了诗一首，现原文录载如下：

《烟雨楼次屠赤水韵》

高阁晴空飞落霞，间随鸥鹭问蒹葭。

水光清浅尘缘净，树色参差野眺赊。

江上歌弦延客棹，林间砧杵动谁家。

矶头凝望思何极，欲把金戈挂日斜。

我不太懂诗，但从中我除了感受到诗的优雅外，更多地感受到了刘应钶清静典雅，淡泊名利，向往湖光山色，农耕居家生活的超然情怀。

第二件是修缮城池和府衙。嘉兴在明朝之前就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富饶之地，从明朝早期所建的府衙就极具江南特色和巍峨气势，现在嘉兴南湖边伫立的谯楼、鼓楼就是当时的原型。但刘应钶到任时府衙已破败不堪。他不顾“官不修衙”之古训，多方募集资金重修了谯楼、鼓楼及府署衙门。同时，对三国时期就有的嘉兴城墙及城门也进行了修缮加固，增强了城池的攻防能力。

第三件是主修《嘉兴府志》（以下简称《府志》）。修志对于急功近利的官员来说，一般都不会去涉足的事。一是从修编到刊印要一大笔钱的，当时地方财政没此预算，得靠知府去化缘。很多官吏都将可能化缘的人脉用着为自己谋私利去了；二是耗时较长，少则两三年完稿，多时十年八年也成不了书；三是有编撰水平且能耐得住寂寞的人难找，同时，修撰不好还会留下褒贬不一的诟言。刘应钶可不管这些，想到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将人文荟萃、历史悠久的嘉兴历史文化传承于世。他多次登门拜访告老还乡的嘉兴名仕沈尧中。沈老先生曾任过苏州府府丞、南宫（即留都南京）刑部尚书等朝廷要职，他晚年闭门著书，撰述甚富。但要求沈老出山修志是很难的事。沈老被刘应钶的真诚所感动，当了《府志》的编著者，并在刘应钶任知府任上让《府志》刊印发行了。只可惜旧志原稿现在嘉兴图书馆也无藏本，我所知道的是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方志旧书》有其重印本。好在我手头还有一套《湖北文徵》（共十三卷），在第三卷中我找到了当年刘应钶为《府志》所做的序文。知其“闻郡先生瀛台沈公（即沈尧中）”，“先后数返，然后舍于帐中”。“自夏徂冬，凡六月而工竣，为图十，为卷三十二，为目六十”，《府志》终于脱稿刊印问世。

（三）

最让人称道的是他下令撤出监狱刑具一事。

刘应钶在嘉兴知府任上，某日，他视察府署监狱，狱卒向他展示狱中陈列的各种刑具，并眉飞色舞向他介绍这些刑具如何之厉害，让嫌犯闻风丧胆，视之即魂飞魄散，没有犯罪嫌疑人看到这些刑具后而不招供的。刘应钶边看边听，胸中翻江倒海难以平静，他突然停住脚问道：你们用这些让人难以忍受的刑具去对待嫌犯和犯人，逼迫其屈服招供，难道不怕形成冤假错案吗？这是你们的长吏（即监狱长）安排的吧！

狱卒听知府这么说来，个个面面相觑都不好正面回话。接着刘应钶下令全部撤去这些刑具，并明令：今后凡关押到嘉兴监狱的嫌犯和犯人，府丞、狱卒等再不得对他们使用刑具。《县志》对这段事是这样记载的：刘应钶“移守嘉兴，狱卒列陈刑具，钶怅然曰：‘恶忍以难人之痛，迫自诬服，而快长吏者耶’。尽撤去之，并禁丞卒以下，洎（ji，到、及之意）属邑勿得用”。

刘应钶颇具现代“尊重和保护人权”理念，对嫌犯和犯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办案做法，本该得到称道和发扬，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即“忌者以此中之”（《县志》载）上奏皇上，说他包庇罪犯。圣旨到，刘应钶知道自己生性耿直，改革办案做法得罪了人，遭小人中伤，百口难辩，随后即被革职回乡。

刘应钶被革职回乡后，将自己的俸禄节余全部拿来“分惠族人，少长无遗”。（《县志》载）他本来就是一位淡泊名利，进不求名凭良心办事，退不避过任世人评说之人，归隐田园后，他甚为优哉，潜心闭门著书，“订刻《朱子语录》，疏圣谕以训子弟”。（《县志》）载）

刘应钶子孙都继承其衣钵，再走读书致仕之路。子刘达善，崇祯末被选为岁贡，进国子监深造；其孙刘珏，“能诗、爱谈，笃嗜朋友，于艺无所不通”，（《县志》载）曾被清顺治帝宴请过，并在顺治十二年（1655）被授山西闻喜县知县，到任后因前任知县债务所连累而罢官归隐，卒年五十一岁。其曾孙刘逴俊，字暇瞩，号掌园，康熙三十九年（1700）就是乡试第一，但朝廷派来的学使对他多排斥和抑制，他愤然弃举业，归隐田园，成为清康熙年间潜江著名雅士之一。他晚年居潜江城南，在其宅邸旁辟一畦地，命名灌园，自耕自食，写下了不少诗文。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文徵》记载的刘逴俊留下《掌园诗略》《聿修诗草》等，并受县令之请，还担任了康熙《潜江县志》的校正工作。《县志》编撰者朱载震在“编撰说明”最后还特别补了一句：“刘生逴俊之勤，不可没也，法得备书”。

《县志》载，刘应钶辞世后，葬于县东北仁和垸（今竹根滩镇仁和村一带）。他的挚友、江西吉水人、明朝之名宦刑部佑侍郎（从二品）邹元标为刘应钶墓志铭曰：“钟子吉温以纯守吴越，惠以循。少年而专城，方强未艾，而乞身勒。我铭湘水之滨，论世者曰：此吉之人，吉之人。君神奕奕，江楚如生”。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欧阳东凤

——潜江享受国葬礼遇的名宦

潜江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今火车站一带），明朝时期的古地名叫永兴铺。在火车站东约三百米的一片水田里，有十几尊经过四百多年风雨洗涤虽斑驳陆离而屹立不倒的石人、石马，这些石人、石马就是本文要记述的明朝天启年间，享受国葬礼遇的（南）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陵墓的墓道神物。

人才辈出的家族

欧阳东凤（1563～1622），字千仞，号宜诸，明，潜江（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人。为了弄清欧阳东凤本人及家族情况，我除了查阅清康熙、光绪年间的两部《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湖北文徽》（以下简称《文徵》等史志外，曾先后无数次深入十号湖村，寻访欧阳家族的后人，以期从中找到欧阳东凤更多的史料，这其中既有遗憾，也有收获。

我从该村欧阳家族第四十五世孙、现任支部书记欧阳庆丰那里了解到，欧阳氏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文革”前庞大的欧阳宗祠就建在现在的欧阳东凤陵墓旁边，“破四旧”时拆除建了左桥公社的办公场院，其族谱也在那个时期被抄出全部烧毁了。他还带我看了明朝时期官府专门为欧阳东凤用青石板铺成，从其“归鹤洞”通往古县城的大道，名曰“官道”。据悉这条全长五华里的官道，旧时有“五里三碑”之说。我们沿旧时官道认真踏寻，路面的青石板早已没了踪迹，但终于在五组一小水塘旁见到了当年官道旁边一块巨大的立碑用龟形基座，当地人根据其碑形，称之为“乌龟碑”，路碑可能沉没在水塘之中了。

为寻找欧阳东凤的家谱，时任潜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孙士清（其母姓欧阳，就是十号湖一带的人），带我寻访了与十号湖村紧邻的七湾村五组，退休在家七十二岁的欧阳福春老师，可惜他们与欧阳东凤并非同一祠堂，但他告诉我可能收藏有欧阳东凤族谱的人。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欧阳黎明也给我找来了一套十二卷《欧阳氏宗谱》，这套族谱系“六一堂”，可惜他们也不同谱，不过我在第一卷中发现了欧阳东凤万历二十九（1601）为这部族谱写下的《欧阳氏通谱序》一文。费尽周折，我于2013年11月26日，还是在十号湖村七组欧阳茂盛家中，找到了民国五年（1926）欧阳东凤族谱的一部分。其族谱应该有十卷，而我只见到了其中有欧阳东凤等上下十世记载的唯一一卷。从这份家谱等相关史料中，我了解到欧阳东凤家族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五世在朝廷为官。

族谱中记载，欧阳东凤这一支，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从江西安福县迁徙到今十号湖村的，此处古地名叫永兴铺。迁潜始祖是安福欧阳族的第二十七世，名叫欧阳叔谦，到潜后他娶妻生四子，分别取名浃涧、浃渊、浃源、浃海，由此繁衍出了今天十号湖村的欧阳大家族。欧阳东凤的伯父欧阳柏，是欧阳氏迁潜的第三代（即第二十九世），在明隆庆二年（1568）就高中进士，曾任浙江义乌知县、云南副使；其堂兄欧阳东白，是万历十六（1588）举人，曾任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知县、广东德庆知府；堂兄欧阳东升，举人，曾任四川合州通判；侄子辈的欧阳，乡试举人第一，曾任乾州知州、廉州知府、兵备副使；侄子欧阳爌，简州同知，欧阳燧，盱眙知县；孙子辈出了通判欧阳壡（ruǐ），训导欧阳坪、欧阳墀；曾孙欧阳瑊（jiān），成县知县。十号湖村（永兴铺）明清时期欧阳家族在《县志》中有功名记载的二十多人。

欧阳东凤的爷爷名浃海，是迁潜的第二代，生有三子，即欧阳檄、欧阳相、欧阳栱，长子欧阳檄生一子，即欧阳东凤。因子贵父荣，赠封为中宪大夫、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从小聪慧好学，孝敬父母，《县志》（人物列传）对欧阳东凤其开头是这样写的：

字千仞，号宜诸。十四而孤，母卧病弥年，晨夕汤药，有咯血阻，跪而食之，吁天而泣，祈以身代。居母丧，服未阕三日，不与县试。后卒以补童子遗，俱拔第一。

即他十四岁那年父亲逝世，不久母亲又病卧于床，东凤“晨夕侍汤药”于母亲病榻前。其母在弥留之际，咯血啖不畅，他跪下吸之，并悲痛欲绝哭泣地祈求以身替母而死。母亲辞世后，三天丧期未满，正赶上县里选秀（才）考试，他守孝而弃考。县令闻之此事，十分钦佩其孝道，又得知其家庭十分贫寒，而求学还需银两，决定赠田二百亩于他，欧阳东凤以“非自力得之”而婉言谢绝。后学使得知这些情况，决定让其补考入学。入儒学后的欧阳东凤更是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万历十三年（1558）欧阳东凤乡试中举人。次年他入京城春闱不第，又过了三年，在万历十七年（1589）他再次赴京参加殿试，终于如愿以偿高中进士，实现了古时候中国读书人“金榜题名时”的最高梦想。他是永兴铺欧阳家族相隔二十一年后的第二位进士（第一位是他伯父欧阳柏），也再次为欧阳家族后人树立了读书致仕的榜样。随后，堂兄欧阳东白、侄子欧阳中举者络绎不绝。

为民请愿的知县

欧阳东凤中进士的当年（1589）即被授兴化知县（今江苏泰州兴化市）。从他主政兴化主持修编的《兴化县志》及所撰的《兴化县志序》（见《湖北文徵》第三卷，以下简称《文徵》）文中得知，当年滨长江北岸的兴化县，“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穷，物力少绌”，水患频频，是一个时常靠朝廷赈济过日子的穷县。

《县志》和《文徵》记载，他到兴化不久就遭遇到了特大水灾。为了救灾及走访慰问灾民，他乘一艘小船横渡于湖中，突然狂风怒号，惊涛骇浪，岸上的民众惊恐万状，有的甚至被惊吓得哭喊起来了，可“凤怡然不动于色”。当他看到“大水困城”，“二百里竟成湖海”，老百姓“或移居城头，或借楼佛舍，或寄身树杈，或结葑（fēng，指芜菁、杂草）水面，而熏蒸风日之下”，还有很多人因水灾“扶老携幼，流亡载途”等情景后，心中满是悲悯之情，回到衙署即向知府和巡抚呈报灾情，请求拨粮赈灾和减免税赋，可州、省府长官却以“江北（今扬州、泰州一带）州邑被水淹者众” “或谓蠲（juān，免除、除去之意）停过多，恐他邑援例以请”而搁之不予理睬。

这下可让爱民如子的欧阳东凤急坏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奋笔疾书越级上书皇上，请求拯救灾民，减免粮赋。我在《文徵》中发现了欧阳东凤当年写下的《奏请拯援灾民疏》（以下简称《奏疏》）一文。这篇二千多字的奏折，悲悯灾民情真意切，请求赈灾说理充分，要求减免粮赋煞费苦心，甚至有不少可能丢掉官帽或引来杀身之祸的犯上直言，现简要摘录其中几段。他暗指皇上赈灾迟缓时写道：

皇上非常之恩或有所待，愿小民身处汤火，以日为岁，望皇上拯援如望上天之膏泽，日复一日，恨不旦暮遇之。此何等状，而尚可以揖让雍容处之也。

写老百姓受水淹三个月后的悲苦之状：

欲刈（yì，割草）草而无草可刈，欲罟（gǔ，用网捕鱼）鱼无鱼可罟，欲卖儿而谁买其儿，欲鬻田而谁受其田。有屋者拆屋卖其薪，有牛者杀牛卖其骨。

老百姓现在是“医疮剜肉，苟延旦夕”。

兴化百姓受水灾后，朝廷不仅没有下拨钱粮拯救，州府官员以“皇粮不可蠲”为由，还派税吏下来催收缴纳当年和历年所欠钱粮。欧阳东凤不予配合，并为老百姓呈情，公开论理抗税。税官请示上峰要求革其职，他全然不顾。并在奏疏中坦陈其利害：

若复追催钱粮，则轮纳后期不足为异，逃亡接踵不足为忧。臣所大恐者，绿林、赤眉、黄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此频遭饥馑，复疲税敛，穷困无聊之大众耳。万一东啸西聚，日滋月蔓，不亦乱哉。

接着他又写道：“以大邑所不能担之重赋而诛求弹丸之穷邑，臣又知其必不能也”。他还列举昔日尧舜之世，老百姓遭洪水后，税赋可宽限十三载；文景之朝，老百姓都很殷实，但凡遇灾害者，田租也还减半征收。要求皇上下诏蠲免兴化此前欠钱粮，待三年后，再量力征收，并请皇上将他的薪俸一并拿去救灾。

欧阳东凤为拯救全县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越级直言上书之气魄的确令人佩服不已。皇上可能被他的耿直忠心所打动，终于获准“减浮粮二万担，蠲积逋一万余两”，使兴化大批犯逃税罪的农民获得了新生，也使兴化老百姓终于能回到家园正常生产生活了。同时，他在兴化还修了永兴仓，其《重修永兴仓记》一文收录在《文徵》中；明万历《兴化县志》还记载，为减轻兴化水患，他还上书州府开石达之河口，并留下了《开石达口书》一文。

功垂史册的知府

欧阳东凤因在兴化知县岗位上大得民心，政绩卓越，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京城刑部任职，后擢升刑部郎中（正五品）。明朝的各部郎中，一般都赋予其“谏官”或称“言官”之职责。欧阳东凤在这一岗位上，不畏权贵，将其职责发挥得淋漓尽致。（南京）国子监祭酒（即明朝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职从四品）冯梦祯，浙江嘉兴人，是当时极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是诗人和书法家。欧阳东凤参奏他“贪污淫荡”，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弹劾罢归”。两广（广东、广西）总督陈大科，也是朝廷重臣，陈“毁家募勇”想振兴大明王朝之威风，但他也骄横自负。欧阳东凤就直言上疏他抗倭保民多有失误，应受责罚。由此东凤直言忠臣誉满朝野。

从顾宪成所著《明史•欧阳东凤传》得知，万历二十七年（1599），欧阳东凤由京官调任广西平乐（辖今广西平乐、荔浦、蒙山、昭平、钟山等九县市，衙署在平乐）知府，官职由五品擢升从四品。平乐是一个以瑶、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山而贫困，且教育落后，民性野蛮。他主政平乐后，先是“东跨凤凰山岭，南瞰大江，西北带乐水”进行广泛地走访踏勘。每到一地，他对少数民族“皆相亲如子弟”，劝他们识字读书，教他们讲仁义、知礼节，并挑选一批“俊秀者入学”。一时平乐重教兴教成风，重文崇礼之风尚广为传播。当他得知，税吏横行于乡里，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时，自己亲自出面调停，对收过头税和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之作法，“东凤力抗之”。从《广西通志•城池》中我们还得知，“欧阳东凤见南门右、北门左马道城垛逼窄，动支库银督工增高城垛，开马道四百三十四丈，重建三门城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东凤是一位能干事、肯干事的人。于是朝廷将他从偏僻落后的广西调到江南鱼米之乡常州府任知府。

万历二十九年（1601），欧阳东凤履新到达常州任时，这里官场上此前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下辖知县都要备上一份厚礼迎俸新任知府大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东林党的八君子之一高攀龙在《毗陵欧阳守纪略》（以下简称《纪略》）中写道：“新守到任，五县饰供帐，所值千金，公至尽撤，还之。自制布帷瓦器，日费钱不满百文”。毗陵是常州的别称。欧阳东凤上任伊始就别具一格，不为官场陋俗所困，即以清正廉洁之举立于常州。

欧阳东凤对自己苛刻至极，但对常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等却十分舍得投入。《纪略》写到欧阳东凤“积公用千金复修龙城书院”“东林书院”。龙城书院是明初常州人为纪念北宋著名的理学家、龙图阁大学士杨时所建。欧阳东凤复建后，既用于祭祀乡贤，也用作学子读书之地。东林书院旧时就是常州士子们聚会讲学的主要场所。欧阳东凤重建这两个书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万历年初，皇帝朱翊钧年幼张居正任首辅时，为禁锢天下学士议朝政，曾要皇上下诏“尽毁天下书院”。虽然这时张居正已悲怆地倒台了，但皇上是很不喜欢学士们议政的。欧阳东凤却认为书院是教书育人、士子议政、课徒讲学所必不可少的场所，岂能以一人好恶而兴废。这两个书院复建后，成了常州失意士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一大批江南名仕讲学、议政的中心，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党”的阵地。欧阳东凤也时常应邀去书院讲学。东林书院学子聚会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议论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的是开放言路，整治吏治，廉洁奉公，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于是东林书院“往来酬答，商榷辩论，闽、浙、江西且有远来之朋，一时彬彬称盛”。这样就有了万历末年，皇帝宠幸的佞臣、宦官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诛杀。好在崇祯帝给东林党人全部进行了平反，后来士子都以是东林党为荣。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期间，不仅建书院、倡学术，而且还兴修水利，造福民众。常州东郊有个叫芙蓉圩的地方，原是湖泊之地筑堰而成，常因水患无收，多是贫民在此耕作。后经几代人修筑，成了旱涝保收的丰腴之地，这时一些官员和豪强抢占圩中高地，危害民田。老百姓为此“投牒告状”州府多年，而前任都“俱畏惧不敢言”，欧阳东凤“激浊扬清，抑强扶弱”，判定官户、豪强拆除内坝，并组织民众疏通低处渠道，“内圩围埂、坝岸、石洞、石闸，靡不备举，圩民赖焉，相与颂公之仁，载公之德”。常州人宋寀（cài）特地写了一篇《欧阳东凤芙蓉筑堤记》，描绘出了当时筑堤后之胜景：“余观蓉湖一周，圩内之田尤为沃壤，夏秋之交，黍谷垂花，麻桑遍野，至于枕山带河，绿荫千顷，堤柳汀葭，池荷掩映，此亦湖中之胜概也”。

欧阳东凤治理常州时还做了一些至今人们都称道之事。从《纪略》等史料中得知，一是断案如流。“每受讼词数百页”“皆以崇朝发出，民无伺候之苦”，小案则告之利害予以调解，凡大案“其不行者必破”；对地方的“大窝大猾，悉擒锢囹圄”；对“积年大盗灭赃”者，也绳之以法，使常州出现了极为祥和的景象。二是严管胥吏。他不许胥吏横行乡里，盘剥百姓；不许增加苛捐杂税或收过头税而扰民。有次，县里上解官银入府库，他“至吏秤座右”，一眼就看出其中有几包银子过秤有诈，“立抶（chì，用竹子或鞭子打人）吏人”问罪，大家都以为他是神人，弄得“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巨盗且尽”。三是勤政好学。他特别爱读书，每当饭毕他就“手不释卷”；处理公务时常夜不多寐，“文移往来，日至夕发，不滞信宿”；接待乡绅礼貌待客，和蔼可亲，大家都十分敬重他。因他正气凛然，所有人对他“无敢干以私”。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职四年，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离任。当时，常州府在明朝末期能成为全国议政中心和舆论中心，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欧阳东凤居功至伟。他的人格魅力在常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当魏忠贤来剿杀东林党人时，常州人民奋起反抗，这与欧阳东凤正直的为官态度、开明的治理方式及开启民智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奔波故里的乡贤

欧阳东凤在常州离职后，即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任颍州兵备副使。此次任命欧阳东凤官职并没有上升，但将他从文官改任武官是对他的器重和重任。因为此时的明朝已内外交困，政权处于岌岌可危之时。仅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内忧就有江西景德镇民众为瓷窑而民变；云南人民不满苛税而反抗；河南睢县杨思敬率众起义；武昌发生“楚宗之乱”；军队因军饷不到位或克扣等累生哗变。外患有鞑靼从西北不断侵袭陕西、甘肃；女真基本占领了东三省，并不断进犯山海关长城。还有朝廷内党争你死我活。动乱之时，朝廷就更重视选派优秀人才充实军队。《县志》记载，欧阳东凤“旋备兵颍上，勤简练，禁包折，清驿递，墨吏望风解绶，幡戟所至，风霜肃然”。也就是说，他在兵备副使这个岗位上，工作认真负责，也是卓有成效的，军队被整治得纪律严明，威风凛然，就令史记官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欧阳东凤在兵备副使任上大约四年，因身体欠佳的原因，他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辞官归里病休了。

欧阳东凤因病致仕归里养病后，他并没有一蹶不振避世隐居，首先是“杜门著述”“辄引避之”。据《文徵》和《旧闻》记载，他病休时，在黄汉垸其三层楼阁的“一枝斋”别墅里，写出了《我乾篇》《说易》《素风居士集》《自在居偶笔》《一枝斋腐谈》《闲中漫纱》《蝶轩漫书》《毗陵闲话》《昭州暇笔》等十四部著作，有些文章现今《四库存目》《湖北通志》《湖北文徵》《常州府志》等史书上还收藏在册。

欧阳东凤虽然潜心著述，有杜门谢客之意，但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县志》记载：“惟事关邑利害者，则不殚力争”。即他对事关家乡利益的大事，一定会据理力争，甚至殚精竭虑。诸如清丈田地，疏河筑堤，议赈救灾等事关民生的事他都十分关注。因其德高望重，县令也都很尊重并采纳他的意见。为缓解每年夏秋之季汉江洪水对县境南岸淹没等侵害，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也就是病休回潜的第二年，与知县王念祖分别上书承天知府（明朝嘉靖年间潜江从荆州府改由承天府辖），要求开通县境汉江北岸（今天门张港、多宝等地当时属潜江，1954年才从潜江划归天门辖）的泗港河。泗港本来就是汉江在潜江段分流的一条支流，仅万历二十六年、二十八年，潜江知县曹珩、潘之祥等先后多次就筑堤、疏挖、整修过泗港水道，但万历二十八年后，当地豪强为保自己不受水患侵扰，在奸吏的默许之下，将泗港水道竟陵（今天门）段给堵塞了，让潜江民众遭受更惨烈洪涝灾害。

从《文徵》（第三卷）收录的欧阳东凤《与承天太守议开泗港书》文章中，真切地了解到他对故土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在《书》中对承天知府说，潜江滨临汉江“上流澎湃，下口壅塞，水一入潜，永无出路，而泗港一河原为宣泄故道。适奉按台批词，方在勘议”，水流有其自然规律，“我阻其来，谁肯独当其往乎。况且来也，不过以竟陵应泄之上流还泄于原有之故道，非潜江之水以竟为壑也”，“潜江四面皆洿池，与竟陵半壁皆沃壤者熟苦熟乐”，道理很清楚，恳请你们“从公分剖，力为主持，以解倒悬，以息嚣争”。

雍正《湖广通志》有他的一篇《与两院议开泗港书》。这是欧阳东凤为开通泗港河再次向省府的上书。他写道：“尝闻水无全利，亦无全害。通之则利，壅之则害”，泗港之河再被堵塞，系“附港市豪有利而筑口，以停商船而私垄断者”，“实为太府司马校为祟”，“豪民见太府虐焰稍衰，遂改而倚竟陵为重”，“水之经行自有故道，由承天（钟祥）而下，一支从泗港通竟陵，一支从夜汊河通县西而通监利，一支从芦洑河经通潜沔”，如果潜江人也将夜汊河（今东荆河）、芦洑河（今通顺河）河口堵塞，那岂不危害下游了吗？“况潜竟同为台宪赐履之地”“凤自忘葑菲，粗陈梗㮣，伏乞台宪委官查勘”。竟陵官员认为开通泗港之河将危及城池，那么，“相去百里之竟陵既恐危城，而二十里之潜江，何以独无户牖之忧。如一语无验，凤当与父老子弟受斧钺之诛”。一病休在家的四品官员，如此关心黎民百姓之疾苦，而屈尊直言上书府台、宪台呈情，其为民请愿的赤子之心的确令人感动不已。

欧阳东凤还十分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他在县河东岸的黄汉垸建“正果庵”，为佛教信众及僧尼提供修炼场院，可惜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县河溃堤，正果庵被洪水冲入深潭之中。《县志》还记载，他对时任县令以小弓（古时一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丈量土地，将丈量后多出的土地据为官有之做法十分不满，“凤条陈置于法”“计改朱侯熙洽清丈额弓”“民害以除”。即他向县令宣讲法度，要他学习前任知县朱熙洽（前面有传）的做法，并促使其改变了错误做法，为百姓除去了担心田地被侵占的心头之患。

《县志》还记载，他在现在的陵墓不远的豹湖之滨（今十号湖）建有一栋三层楼别墅，他的同年挚友、时任湖广按察副使董文敏为此楼题名为“归鹤洞”，他自己还另取一名，称之为“一枝斋”。别墅一楼用于“聚群徒子弟之秀者课艺其中”，二楼是他起居、著述之地，三楼用于藏书。其用于教书育人、著述的别墅《县志》记录了其中的雅致：别墅“在河东，亭榭参差，台沼逶迤，环古木千章”。他曾自题《曲柳铭》保留在《县志》中。铭曰：

谁铸尔形，鞠躬道周；含烟拂草，迎飔（sī，凉风）弄柔；尔游尔钓，我纶我钓；意不在鱼，爱尔风流。

当时《县志》的编撰者朱士尊写完《欧阳东凤传》后，仍然感觉意犹未尽，在其传后又专门加了一段约一百字的“按语”，按语最后写道：“公清望在朝，慈惠在野，算仅服官，数同伯道。造物者尚可问耶？又何怪乎庸碌高位，薄刻永年者之援以自解也”。

死后国葬的名宦

欧阳东凤因病致仕归里正值他的盛年期，大约年近五十岁。我从多方史料查证，欧阳东凤得的是肺结核病，俗称“痨病”，当时是不治之症。且这一病是他孝顺其母亲，亲自为得了痨病的母亲吸所咳血痰传染上的。按常规得此种病休归里，就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静养，从上述他致仕归里后的言行，我们知道他除了潜心著述之外，还是一位忧国忧民、闲不住的人。

1621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寿终正寝，熹宗帝朱由校继位了。封建帝王每当登基都会施行平反冤狱，大赦天下，招募名人雅士、奇才贤德之人，封赏名宦良臣。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病休在家的欧阳东凤因“公廉卓异”被皇上看重，“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而“凤三疏乞休”。也就是说欧阳东凤被熹宗帝任命山西布政使司副使（相当于现在副省长之职），并授太仆寺少卿衔（四品），他却三次上奏皇上推辞不就任。这既有其身体欠佳的原因，也有其淡泊名利的想法，同时，也不排除他对党争激烈、岌岌可危明末王朝丧失了信心。

欧阳东凤当时名扬四海，县府、省府的官员对他也极为敬重。从《县志》上得知，潜江县令特地从他所居住的归鹤洞，修了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通往县城五里长的官道，而当时县城内的街道也还未全部铺上青石板，五里长的青石板道路，其造价远远高于现在五里长的柏油路。可见县令及家乡人民对他的敬重之情。

从《文徵》（第三卷）上看到了欧阳东凤当年写下的《辞两台建坊书》得知，当时，省上的“两台”（“抚台”“宪台”，或“藩台”“臬台”合称。明清时期指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即湖北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即省长和监察官）为表彰他的功德，决定拨专款为他建设功德牌坊。欧阳东凤知道后，不愿图一己之虚名而劳民伤财，态度坚决而又恳切地予以推辞。他向两台呈情，反映是年潜江灾重民饥，城池倾危，请求上峰用此资金修城赈灾，为广大民众造福。书中写道：“况敝邑以昨岁稼穑之无秋，米价昂贵，今春淫雨连月，二麦难望，万口嗷嗷，莫必其命” “县城西南一带，城脚塌陷，危于累卵，而北隅有捍水石矶，亦渐次崩颓，离城不满二十丈，失今不治，将来金汤化为垮池” “愿如下主持于上，俾令君得展布于下，共成此千秋之业。”而“两台”又坚持要为他建坊，欧阳东凤不得不又写了《再辞建坊书》。此书再次说道：“敬三熏三沐，百叩百祷，佈（bù，意同布）此鄙悰（cóng，心情）。伏乞俯察畴昔无违心之言，收回成命”“惟台慈垂谅”。

欧阳东凤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的确令人钦佩。他在晚年，自知抗拒不了死神的召唤，不久将离开人世间，最后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无头无尾的墓志铭，题目叫《浮休老人墓志铭》，全文三百多字，没有逝者的姓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对在世所做之事的溢美之词。铭文写道：“吾自有真面目，无籍他人刻书为也。请载名氏，曰：名何常有，呼之天地也” “请记生卒，曰：忘乎其来者谁始，昧乎其往而谁止” “欲以功业自见于世，未竟所表而归” “世俗志法一切汰去，惟存吾名。铭曰：浮休子”。这篇铭文，如果不是收集到他的系列作品中；如果不与当时历史背景结合；如果不认真研究他的一生，一般读者根本看不出这是为谁写的墓志。

天启二年（1622），病魔缠身而年仅五十九岁（注：《县志》记载他“卒年四十九”有误）的欧阳东凤遗憾离开了人世。常州等地的士民听到他的死讯后，不少人自发地千里迢迢跑到潜江进行悼念，常州、承天知府，湖广行省等分别上疏请朝廷祀其名宦。他在常州时的学生、时任礼部尚书的孙慎行上疏熹宗帝，建议给其国葬礼遇获准。朝廷拨专款，并赐按大明王朝王公的墓葬规格安葬。孙慎行还为其写了墓志铭。按当时的原貌，其墓道前还应该有“两台”为他立的功德牌坊。据《县志》记载：清初顺治十五（1658）傅家湾（今十号湖与莫市村交界处）县河堤决，大水将一枝斋和归鹤洞冲没为潭，仅余欧阳东凤自题“曲柳铭”一石于断堤间。水退后留下了今天的石人石马的墓冢。

在明朝只有皇帝或经皇上下诏后的亲王、公侯才能在陵墓前修墓道，摆放比真人真马略大一些的石人石马，不是有钱就能享用此墓葬礼遇的。这正像在封建社会黄色只有帝王家才能使用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参观过北京的明十三陵和钟祥市的明显陵，就知道欧阳东凤的陵墓前的这些石人石马与前述陵墓前俑道上的石人石马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其规格略小，数量略少。2014年1月15日，我在欧阳庆丰的陪同下，再次踏访欧阳东凤陵园，我仔细数了一下，石人、石马、石羊、石狮各两尊，共八尊，相向约十五米对称摆放成墓道，墓道最前面是两根华表柱，墓冢高出地面约三米，占地约十亩。在墓道东面，潜江市政府2009年6月所立“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不知被谁毁坏推倒在地。从我所掌握的史料得知，在明朝享受过此国葬待遇的官员除了欧阳东凤之外，还有两人。一是明洪武年间的兵部尚书王敞，葬于南京今江宁区，朱元璋赐予其国葬，其墓前的石人石马至今还保存着；还有一位是明崇祯年间，重庆府巴县知县段高选，朱由检赐予其国葬，其墓葬前的石人石马早被人毁掉了。

欧阳东凤去世后，《大明一统志》多处有其宦迹记载；《广西通志•名宦》，《江南通志•名宦》均有记载；《湖广通志》《潜江县志》等多处有其记载；《东林列传》称他为“明三百年来循吏第一”；百度百科“人物”有专栏；《中国历史大辞典》（第四卷）、《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史志书上专条。江苏常州旧时的名宦祠有其位，武进县（今常州武进区）将他与著名的海瑞一同供奉祭祀，亦称之为“三百年来第一循吏”；潜江乡贤祠将他作为“后贤蔚起”之榜样。他的父亲欧阳檄也被诰赠“中宪大夫直隶常州知府”，母亲许氏和他的妻子李氏均被赠封“恭人”。

附注：一代名宦生卒年月都不清楚就这样与人面世，我总感觉意犹未尽。这里我将欧阳东凤的生卒之年及辞世年龄再作一点补充论证。首先，我认为康熙《潜江县志》的编撰者朱士尊先生所写《欧阳东凤传》（以下简称《传》）中说他“卒年四十九”有误。按此《传》所言：欧阳东凤万历年间病休在家，“熹宗朝，以公廉卓异，特起南太仆寺少卿”。就算是熹宗天启元年“特起”，或“卒”，这年是1621年，依此减四十九年，他应该出生于1572年。而同《传》记载：“万历乙酉举孝廉”，这年是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也就是说欧阳东凤十三岁就乡试中了举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古时候规定十四岁才能参加县里选秀考试，考中者才能以秀才身份入儒学（县级最高学府）。一般在二十岁左右中举人就是奇才了。《传》中的这类矛盾还有多处。按欧阳东凤的挚友高攀龙《欧阳守记》（以下简称《记》）所言：“欧阳东凤万历辛丑守常州”，这年是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万历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者，共四十八年。如果按《记》推算，到熹宗天启元年（1621）“特起”，相隔整二十年；就按《传》推算，欧阳东凤在万历十三年，二十岁时中举人，到熹宗天启元年“特起”也是五十五岁了。经多方查阅史料，我认为欧阳东凤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于熹宗天启二年（1622），享年五十九岁。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阳东白

——民戴如天　政廉如洗的循吏

欧阳东白是明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的堂兄。他们都是潜江（今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欧阳家族人，其父名叫欧阳模，号桂轩，母亲许氏。他们生有三子，长子欧阳东岱，以选贡身份，授荆州府儒学训导；次子欧阳东儒，任卫镇抚；老三是欧阳东白。

任学官名扬天下

欧阳东白，字纯之，号参宇。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第二年春赴京参加殿试没中。嗣后，他终止了读书应考生涯，以举人的身份先授清河（今襄阳县）教谕，没过多久改补任江夏县（今武汉市江夏区）教谕。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载：欧阳东白“函丈讲论，虽剧不辍。一时名贤贺公逢圣，熊公廷弼，皆出其门”。这记述的是他在江夏任教谕时，以其广博的知识，精深的理论教育门生，无论寒冬酷暑从来不叫累，也从不停滞不前，被天下士人和当地民众广为传诵。他的学生贺逢圣（即贺文忠）、熊廷弼（即熊襄愍）都成了明朝著名的循吏良臣，前者是明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后者是明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

欧阳东白教书育人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对学生怜才好善，不啻己出，既能因材施教，又能因人施教。兵部尚书熊廷弼少年时“肮脏任气”，玩世不恭，欧阳东白经常对他耐心训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正色箴言曰：“子为诸生，不可使人不知有子；子服官，不可使人知有子”。从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的《欧阳先生教术》一文得知，三十年后，当欧阳东白逝世时，熊廷弼、贺文忠分别为他送来了“墓表”和“墓志铭”。墓表即墓葬碑，是放在地面墓头的；墓志铭是刻好字后与棺椁一同埋在地下的。我在市博物馆见到过出土的明朝时期墓志铭，八十厘米见方的正方形石碑两块，一块刻死者姓名、籍贯、官爵等，一块刻铭文。

熊廷弼在“墓表”中说：“先生以丙寅（注：应当是庚寅年，即万历十八年1590年。因为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没有丙寅年）署教余邑时，贺子逢圣、胡子之宁、汪子之彦、葛子大同、吕子时焕皆在馆下，而余方宅礼，亦谬以文字见器重”，“靡不质任其自然，以合于古人之真率和厚”，“循循善诱中，双严切有如此”。由此，他教过的以上学生除葛大同在乡试中举人外，其他熊、贺、胡、汪、吕等几位都考中了进士，其中贺逢圣殿试时夺得第二名（即榜眼）。一时，“门弟子畏其神，服其教”，天下人都称他“因才而笃，诚正而教”，是天下之名师。贺逢圣在“墓志铭”中写道：“一日偶教逢圣：‘凡名下断无虚士，只最难在有以自下’”“今去之已三十三年，追忆上下师生之际，爱以德，教以正”“先生生平大致忠信纯笃，不负君父，不负家邦，脚踏实地。虽司马文诚一之感，不能加毫末于此也”。

从摘录上述当朝两位重臣、名宦的“表”“铭”，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施德育人的感激之情，世人对欧阳东白任教谕时的称道之意。

当知县皇帝嘉奖

欧阳东白因在江夏教谕岗位上成绩卓著，万历二十七年（1599）升迁宜山知县。宜山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明朝属广东，居广西中部偏北，多山，平原占总面积不到十分之一，是壮、瑶、苗、仫佬族等少数民族居集地区。现代人看这里山清水秀，原生态自然风光优美，是刘三姐的故乡，还是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之一，但十六世纪，这地方的荒蛮、偏僻、闭塞、落后是可想而知的。《县志》载：“宜山于粤最僻，蛮烟毒雾之区”；《旧闻》载：“宜山在西粤，号为荒僻，民瑶杂处，故称难治”。

欧阳东白到任后，即告示于民：“不以操切从事，不误毙一命于杖下”。并实施“与民休息，一用宽和为理”治理之策。他乘坐竹轿一台，巡视全县后，发现当地老百姓只会在陡峭的山地上种水稻，山高坡陡，稻田引水灌溉十分艰难，很大程度只能靠天收。于是，他时常深入田头、山间，告诉老百姓，哪儿适合种小麦，哪儿适应种黄豆，哪儿应当栽果树、林木，并亲自为百姓引进种子，教授栽植技术，使当地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民众大得实惠，“迄今赖知”。一年，宜山遭遇大旱，他与民一同引水抗旱的同时，还亲自“斋沐步祷”，于是，“士女皆欢呼载道，谓：匪我侯，吾侪（chái，同辈）几无噍（jiào，同嚼）类矣！”

每当忙完公务后，欧阳东白总忘不了教书育人起家之业，时常亲临县儒学，为诸生传道授业，讲经论古，使宜山重教尚文者愈来愈多，士风学风世变日新。因其治政有方，颇得民心，朝廷要他同时任相邻荔波（今贵州荔波县）县的知县。一人同时执掌两县，这在明朝的确不多见，说明他的确爱民如子，治政能力特别强。欧阳东白任宜山兼掌荔波县令四年，教导农耕，宽徭薄敛，清正廉洁，其政声远扬，士民交口称赞。此时，他的堂弟欧阳东凤正在平乐（辖今广西平乐、荔浦、蒙山、昭平、钟山等九县市，衙署在平乐）任知府，两兄弟都政绩卓著，时下，粤人美称“大小欧阳”。官评欧阳东白：“民戴如天，政廉如洗”。桂林知府的司理（辅佐知府掌管狱讼的官员。相当于现今的法院院长）连行部得知他的事迹之后，赠他俪语，其中有“四年清白有天知”之句。这“有天知”，既是对欧阳东白的高度赞扬，也真让“天子”万历皇帝知道了。于是皇上发来嘉奖“诰敕”，对他进行表彰。我从《旧闻》中找到了《欧阳东白诰敕》一文，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朕忧劳天下，每念小民饥寒辛苦而泽不能给，冤抑沉痛而情不能达，故慎简仁慈通敏之吏，使之字之，而褒嘉因以及焉。庶几贤者乐事劝功，勉力以为治耳！尔广西宜山知县欧阳东白，温心粹品，博识宏才，以知新温故而为士师，以学道爱人而为民宰。邈然宜山之远，看昔日治之难，而尔能口喣手靡，扶养小弱，削去烦苛。会绩来闻，朕心嘉悦。业擢尔住守德庆，而仍授尔阶云云……

同时，还对欧阳东白已逝的父母诰敕封赠。其父欧阳模敕封“文林郎”，其母封赠“孺人”（这是明清时期对七品文官已逝父母统一的封阶）。一位七品知县，能得到皇上如此嘉奖，说明他忠君爱民，政绩的确突出。

升知州政廉如洗

万历三十一年（1603），欧阳东白任德庆（今广东德庆市，旧时辖郁南、云浮等县）知州。从《湖北文徵》（第三卷）收录他的堂弟欧阳东凤在欧阳东白逝世时写下的《先从兄德庆公传》（以下简称《传》）一文得知，当时德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盛产珍宝，“固广东名郡，犀象珠玉，何求不得”。但《旧闻》也记载，德庆偏在海隅，当时这一带民风很差，“土沃民偷，六博群饮者相望于市，多因缘为奸”。

如果是贪官得此任，那可真是一肥缺；如果是一位忠君爱民者，治理这个地方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欧阳东白到任，先遍访民情，深知赌徒豪强富而民贫且苦，于是他就兴学、禁赌等百姓关注的七件事，制定规章，公告于民。为兴学社，他募集资金不修衙门，先修州儒学，并教化民众送子读书，倡导尊师重教；对赌徒及为首者，他严惩不贷；对偷盗者，他“立保甲”，采取群防群治之办法治理。《旧闻》写道：“公至，条上兴学社，立保甲，明婚礼，禁博戏七事，当路韪焉”。

最值得称道的还有他在德庆知州任上清廉从政，削去烦苛，不私贪一丝一毫的举措。过去德庆州府收税已有一潜规则，即每征收税银十两，必附征一两，交由知州支配，一年下来，知州可很自然地得千金。欧阳东白深知对这些附加征收的税银，老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他在任时废止了这一做法，并“竖石门屏著为令”，向全境民众宣告依律收税，不额外增加分毫。他还当着老百姓情真意切地说道：“朘（juān，缩减）民之膏以肥己，吾不忍为也”。使自己在知州任上“毋得私一钱”。当他与同僚相聚和休假回到家乡时，人们都知道德庆盛产象牙、珠宝，找他求土产，他两手空空，并笑着说：“珠宝处民脂膏，焉敢润公肥已也”。

正值欧阳东白仕途如日中天，且皇上在他去德庆任知州的嘉奖令上最后还写道：“尔益免哉，朕又将大用耳”的许诺时，他与他的堂弟欧阳东凤一样，没等到退休年龄“乞赅骨”致仕，又是“引疾而归”。《县志》记载，他“引疾乞休，囊中无郁林片石”。（“郁林石”即居官清廉之意）六十而卒后，《传》中写道：“公出则为名师、为循吏，居则为端人、为长者”。

一代名宦，千古循吏在人们扼腕叹息中生命终止了，但朝廷没有忘记他，死后皇上又封赠他“刑部郎中”；家乡人民没有忘却他，旧时“乡贤祠”里供奉了让人们祭祀的牌位；子孙没有忘却他，他们将其葬于出生地黄汉垸（今十号湖村），并承先辈之志入仕均有宦迹记载：长子欧阳云南兵备副使，次子欧阳爌（kuàng）简州同知；长孙欧阳壡（ruǐ）通判；次孙欧阳坪、欧阳墀训导；曾孙——欧阳瑊（jiān）成县知县；玄孙欧阳锡畴副榜拔贡。如今潜江人民还在传诵其“民戴如天，政廉如洗”的业绩。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吴从诚

——从政如流升参政克己济人祀乡贤

吴从诚，字虚舟，号形衷，明，潜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官职累至云南参政（从三品，相当于今副省长），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其传记较为零乱。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一书中的《吴参政从诚别传》（以下简称《别传》）一文我慢慢品读，其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更为丰满，并有令人掩卷难忘之感怀。

任学正学子望风而至

吴从诚先祖并非潜江人。他爷爷名叫吴奕，祖籍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今江西高安市宜丰县），明嘉靖年间举人，授潜江教谕，不知何故在其岗位上被罢职。罢职后的吴奕没有回到原籍，他十分留念舟楫便利、土地肥沃、民风朴实的潜江，落籍潜生下吴从诚的父亲吴立成。

《别传》载：吴从诚“幼歧嶷（qíyí，即幼年聪慧），喜读书，才高而性朴，有古君子风”。他中举后没能考取进士，即走他爷爷的老路，被“授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陕市陕县老城）学正”。学正即州府的学官兼官学老师，在明朝属正八品的芝麻官。就是这么个芝麻官的吴从诚却干得政绩斐然，风靡一时。他在组织和实施教学中摒弃传统的要求学生埋头于四书五经之中，读死书、死读书的做法，认为读书应“以明理为先，以应试为重”，注重学用结合，更注重从应考的角度练励学生。在他的教授和训导之下，陕州学风、士风为之一变，每次举人、进士考试中榜者高居行省之首。《别传》记载：“其分校川闱，得王毓宗（翰林院学士，其文章名扬京师，后有专著多部）等十七人；隽南宫，跻清华者相望”。

一个偏居一隅的州府儒学，一次乡试中举者达十七人这的确十分不容易。潜江有史可考的顺治八年（1651）一次中举者有莫与先（后中进士，授河南高泌知县）等六人，这在潜江儒学史上那可是破天荒一事，这还与清王朝立朝不久，亟须补充官员队伍有关。吴从诚所教授的学子就是到留都南京参加会试，中榜跻身清华宫者也是“首尾相望，络绎不绝”，这也应当是陕州科举史上的奇迹。由于吴从诚“考校训导”和教学有方，“邻邑学子均来授业”。吴从诚教学管理声名大振得到了朝廷认可。万历二十二年（1594），朝廷命他“兼两房同考”，可见其在学官中的地位，在国子监（明朝的学正是国子监与地方共管）的影响力。

擢府官为民从政如流

我认真研究潜江明清历史，潜江人入仕后在外做官有据可考的出任州官干的地方最多者就是吴从诚。他一生在七个州府任过要职。先是他在陕州学正岗位上业绩斐然擢升袁州府（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市袁州区）推官（亦称司理）。推官虽然只是知州的辅佐官员，但他管刑律、计典，还是十分重要的，且官至七品了。

吴从诚在袁州推官岗位上，对诉讼案件受理、审理十分认真，能耐心听取原告、被告的呈情，对以前的冤假错案能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真正做到了让狱中不关冤假囚犯，当地人称之为“良士之师”。于是《外传》写道：“其司理袁州也，听讼务得其情，多所平反，狱无系囚，有良士师之目”。接着升迁湖州府（今浙江湖州市）同知（即副知府，相当于今天的副市、州长，正五品）。

因其公正严明，在湖州同知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转浙江运同”，即转任督察浙江盐场，辅助盐运使或盐法道管理盐务的分司长官。吴从诚专署盐运之事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以政绩“卓异擢守处州府”，即任处州知府。处州府治所在今浙江丽水市。《外传》载：吴从诚上任时处州发生民众哗变之事，“聚众数千人，几祸地方”，稍有不慎这些人就可能揭竿反朝廷，官员们都束手无策避而远之。吴从诚闻之此事，调查了解情况后，“单骑往开谕”，与哗变首领和民众会见。见面后，他“晓以大义，动以祸福”，要民众不能一时冲动误了身家性命，对民众合理的诉求他现场予以答复，对有些不在他权限范围内的事，他承诺上奏朝廷。就这样一场难以收拾的哗变在他的真诚劝导之下平息了，“地方幸免于祸”。

吴从诚从政如流，胆大心细，尤其是在处理民变等方面棘手矛盾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万历中晚期朝廷为维护其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各地以抗苛捐杂税为由的民变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陕西、四川尤甚。这时朝廷想到了治乱能吏吴从诚，先转任浔州（治所在今陕西洵阳县）任知府。治政稍稳后又转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任知府。在这两地知府职位上，吴从诚不仅治乱有功，《别传》还写道：“率经文学饬吏治，兴学校、察民稳，谋教养、端习气，所至以清惠闻”。

吴从诚的治政有方不仅民戴，官也爱。《别传》载：“两省巡抚露章交荐，推为治行第一，遂有长芦之命”。也就是说在两省巡抚一致褒赏和推荐之下，吴从诚才被任命为长芦（今天津、河北渤海湾沿岸一带，运司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盐运使司盐运使。盐运使官职品级虽与知府是相当的，但他却是很多同级官员垂涎欲滴的肥差。吴从诚屡历财源之处却一尘不染。有不法盐商馈送巨金，他断然拒绝，不仅如此，还对营私舞弊的不良商贾和官员队伍中的贪赃枉法进行铲除，《别传》载：“其居盐司也，处膏不润，惟务剔弊铲奸。食盐利者苦不便，关说百端，馈以巨金，峻却之，法卒行，人以为难”。

吴从诚升任云南参政后，又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与他相处的人都因其一身正气不敢徇私枉法，谋取私利。《别传》载：“同官怙（hù，依仗、凭借）权者惮（dàn，怕、畏惧）公严重，阳交欢，阴散流言挤之，公不为动”。即这些人对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表面上对他刚正耿直、廉洁奉公赞赏有加，暗地里却散布流言蜚语排挤他，他却说：“读圣贤书，所学何用，肯为权势屈耶？”后来，吴从诚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这些贪腐现象，不愿同流合污，慨然辞职归里。

辞官归乡邻皆受其惠

吴从诚辞官回到家乡潜江后，虽“杜门谢客，不妄见一人”，但他并不是看破红尘而避世脱俗，贪图安逸享乐，而是克勤克俭，广行义举，大做善事，使乡邻得到了不少实惠。据《别传》记载，我将有据可考的善事义举简要罗列如下：

一是办学堂，择优秀子弟亲自授其课；

二是倾其俸禄积蓄置义田，接济困难族人和乡邻；

三是广行义举帮助一批窘迫者。故交黄履厚因贫而被迫出售其家产，吴从诚签约买下，后又故意烧毁契约归还了黄的家产；宗亲吴仁卿耕种他所购买接济困难乡邻的义田，他闻知后不与其计较，后来吴仁卿得知其宽宏大量愧疚而负荆请罪；姻亲萧明楚家贫得病无钱医治欲死，他将其收养并送终；乡邻郭林宇蒙冤祸，他为其代诉还其清白；乡邻田大德因水灾，欠下了巨额的官田租金，他代其缴纳，等等。

吴从诚帮贫济困“倾其俸禄”，十分舍得，但自己却克勤克俭，“自奉殊薄，大布之衣，粗粝之食，甘之而不厌”，有人甚至认为他矫情并进行讥讽，他“潸然曰：吾少也贫，吾母无身世，一日之欢而伐之年，吾服食何忍过腆。”（tiǎn，丰盛）（《别传》载）

吴从诚六十九岁而终，临终前嘱托家人棺材从薄，予以俭葬，并自刻铭文曰：“下而蝼蚁，上而乌凫（fú，水鸟，即野鸭）。原以蔽丑，岂以饰观”，同时，在棺首书道：“云南大参吴形衷之柩”。当时，有贤明者作《瑞荆篇》对吴从诚予以赞美。崇祯十四年（1586）祀乡贤。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朱宗望

——感人孝子智勇知县

朱宗望，字遇甫，号渭瞻，明，潜江（今泰丰办事处）人。万历年间任四川江安知县。据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等史志记载，他能闻名于世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洪水中抱棺葬父；二是智勇坚守孤城平叛。

（一）

朱宗望从小聪慧好学，出类拔萃。万历年初，湖广行省督学陈霁岩主持在全省范围内招收一批优秀学子到省城儒学读书，年少的朱宗望以“诸生第一”入学，并享受官府补助的廪生待遇。万历七年（1579）乡试中举，次年参加进士考试没能入第中榜。但是为了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又以“选贡”身份进入国子监就学。

以八股文为定律，以儒学为纲，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除了公平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偶然性和投机性。很多俊才能人虽有满腹经纶，文韬武略，可就是不会应考。朱宗望在京城几年拼命苦读，可最后还是进士榜上无名，只能以举人加监生身份备案于吏部，等待朝廷的启用。在等待启用期间，他仍游学于京城，与后来任布政使司的李本宁、南户部主事汪冀夔及知名的郭明龙、陶石篑等唱和往来。

万历十七年（1589），其父朱侃病重，朱宗望回到了潜江东门外的家里尽孝伺奉老父，但孝道没能抗拒死神的召唤，没多久其父便撒手人寰了。朱宗望想到这十多年来，自己远足游学，老父劳碌奔波，含辛茹苦全力支撑自己奔仕途，可事不遂人意，至今功名无果，让老父亲遗憾而去，甚是悲痛。偏是守灵的那天，潜江遭遇特大洪水袭击，东门外的洛江溃堤，朱宗望的家一同被淹，《县志》写道：“父侃殁，甫殓，巨涛撼屋，棺几欹（qī，歪向一边）荡。（宗）望奋跃水中，抱棺号泣”。朱宗望的孝道之情，感天动地，亲朋好友及乡邻们都被感动得一同哭天抹泪，洪水也好像被一片悲恸的乌咽声所感动。《县志》写道：“波臣为之退舍，遂得牵挽就葬”。朱宗望安葬好父亲后，随后在墓旁结了一草庐，自己日夜执守于墓冢。

（二）

万历十九年（1591），朱宗望终于等来了朝廷的任命状，即授四川江安知县。他到任后，首先感觉到的是人们不重视教育，思想观念落后，安贫乐道。于是他从教化民众崇文重教开始，四处募集资金迁建儒学，劝导民众以送子入学，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荣，使江安崇文重教成风，各项事业推进得十分顺利。据《县志》记载，朱宗望离任后被选入江安的名宦祠堂。祠堂的德政简介写道（以下简称“德政简介”）：“邑士夙安于鄙，公至，首迁学延儒，文风骎（qīn，比喻事业前进得很顺利）振”。由于朱宗望夙夜在公，工作勤勉，老百姓都十分爱戴敬重他，且时时事事都听从他的指挥调遣。如朝廷安排从江安采伐一批木材北运，虽然江安辖境内涯岸栋梁之材很多，但伐木是一件十分艰苦而又风险很大的差事，过去这种差事是很难完成的。当朱宗望将任务分解下去后，民众积极响应，“而民忘其劳”。

万历二十年（1592），四川都指挥使、兼任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市，明朝属四川行省辖）世袭（第二十九世）土司的杨应龙，因不满四川总督李化龙私自给播州增加税赋任务，不但杀害了其前去谈判的儿子，还发兵讨伐李化龙，最后演变成反朝廷的一场叛乱。杨应龙的将士个个训练有素，人人骁勇善战，前几年四川总督李化龙、贵州巡抚江之东率兵平叛均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朝廷派总兵刘綖（yán）出守綦江，总兵吴文出守合江，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等，兵分十八路，共二十余万将士围剿杨应龙。

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应龙的部属借刘綖带兵出征之机，攻破綦江城，离朱宗望执守的江安县城仅数里。江安城中的老百姓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过着和平安逸的日子，民众都没有尚武征战的本领，而剿匪大兵又未能集合。“德政简介”写道：江安“是时承平日久，人不习斗，大兵未集，闻应龙先声，无不溃散，（杨应龙部属）视江安孤城犹腐鼠耳”。但朱宗望爱民如子，护犊心切，他不畏强敌威胁，沉着机智勇敢地施策应对。他知道杨应龙的兵卒骄横轻敌，纪律松散，于是秘密调集乡勇，在城南的峡谷地带设下埋伏。当叛军进入伏击圈时，他一声令下，火枪、弓箭、乱石齐发，叛军猝不及防，一下子狼奔豕突，落荒而逃。“德政简介”写道：“公（朱宗望）知（杨）应龙兵骄无制，乃密调乡勇设伏城南谷，俟酋薄城伏起夹击，酋大败，追奔三十里”。朱宗望率乡勇和百姓坚守江安让叛军不敢进犯，后刘綖率军回守綦江，保住了江安免受叛军践踏。万历二十八年，杨应龙被围困于海龙囤老巢，走投无路之下自杀而亡，其叛军将士和家族两万多人被诛灭。

朱宗望因抗匪守城有功，郭子章上奏朝廷对其给予加官晋爵的奖励。“德政简介”写道：“督抚郭公子章上幕府功，拟公关中转粟，晋四品服（封刑部员外郎），俸赐以银觥，镌太平鼎铭”。皇帝所赐银酒杯上刻了一段如下铭文：“播酋撄（yīng，扰乱）险，吠尧助桀。三宥（yòu，宽恕）罔悛（quān，悛：悔改），一怒授钺。计蹙（cú，蹙：紧迫、困窘）投缳（huán，缳：指绳索的套），是绝是忽。讌（yàn，讌：聚在一起叙谈）喜受祉，载歌六月”。后调回京城任刑部员外郎（从四品）。

（三）

万历三十年（1602），朱宗望“以疾乞休”，回到了故里潜江。他在城东洛江河畔（今泰丰办事处莫市村一带），辟地为园，植柏树数株，先建茅屋几间，后建“拥万阁”，专门用于藏书，取名“止园”。这“拥万阁”是明朝潜江最著名的两大藏书楼之一（另一藏书楼是欧阳东柏家族的“大业楼”）。《旧闻》记载：“拥万阁，则创自渭瞻（朱宗望），比部（朱）宗望，其子止园文学之佩，继之经史百家，储藏赅备。传至石户（朱士尊）、悔人（朱载震），父子遂得以恣其涉猎”。

止园在朱宗望长子朱之玉（任广西桂林知府）、次子朱之瑚（南康训导）、季子朱之佩（荆州府学教授）等三子的打造下，庭园建得日臻完美。园中除拥万阁之外，还建有索笑堂、引桐居、墨粟斋、云声阁、即心庵等。使之成为潜江乃至郢楚的一名胜之地。

据《县志》记载，明清两朝很多文人雅士参观止园后留下了不少诗篇。如明崇祯年间淡泊名利的嘉定知县（麻城人）曹胤昌，参观止园后，即赋诗《客止园》和《同止园先生憩坐》两首。第一首诗写道：

沱潜不肯山，止园不矜水。河影非园中，水气侵园里……孤桐壁立秋，营营古人耻。

竟陵著名的雅士（著有《闳览楼诗集》等著作），吴贽在《题止园墨粟斋》写道：“竹林初辟地，棐（fěi，辅助）几石床连。墨似金壶汁，书成雨粟天……”只可惜著名的止园，闻名的拥万楼，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高家垴决堤（其居所不远的洛江决堤），园和楼一同被冲入了深潭之中，仅留下收录于《县志》中的一些诗文。

朱宗望年八十二岁寿终正寝，他去世后葬于县东北的义丰垸（今蔡湖村一带），竟陵人王鸣玉（给事中）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其中写道：

人莫困于不知已，莫辱于不知止。公之出而为廉吏也，孰不有公之名贯其耳。处而称达尊也实，不但以其爵而重其德与齿……

崇祯四年（1631）家乡人民将其作为“师表后进”者之一供奉于“乡贤祠”；江安县也将他作为名宦，为其树碑立传供奉于“名宦祠”，让后人祀奉。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曹　珩

——立官箴石自励的吏之典范

曹珩（héng），字佩廷，明，石阡（今贵州石阡县）人，万历十八年（1590）以举人身份任潜江知县。康熙《潜江县志•秩官下》（以下简称《县志》）对其传记十分简略，全文如下：

“曹珩，字佩廷，石阡人，举人。万历十八年除，赋役有法，听断精敏，士民信而安之。作《守官箴》，勒石于迎宾馆之广益堂，真可为作吏之范焉。

仅只言片语便称之为吏之典范？我不得不再查找《湖广通志•城池》《贵州通志•乡贤》及研读《县志》等史志，以便吏之典范的赞誉能够深入人心，栩栩如生。

官箴刻石自励

旧时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上都悬挂有“正大光明”“公正廉明”之类的匾额，这是官箴（zhēn，劝诫）的一种表现形式。官箴是封建帝制对官员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所做的规诫，有朝廷统一频布的《颁令箴》，如宋朝各衙门统一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官箴，明朝对各衙门没有统一的官箴要求，各地官员会自立一些官箴戒勉自己，激励下属。

在潜江有史可考的只有两位知县立过官箴戒石铭，第一位是元朝至正十年（1350）时任知县明安达尔所立，官箴内容是上述宋朝的《颁令箴》中的四句话，此戒石立在县衙正堂南甬道上。明洪武年初，第一任知县史纯一重修了此戒石亭，内容没变。第二位立官箴自励的就是二百四十年后的曹珩，其内容如下：

循朝廷之公法，不循左右之私情；畏君子之清议，不畏小人之横谤；恤良善之监察，不惧刁嚣之诬玷；求百姓之利益，不求一己之便安；积无穷之阴德，不积有限之凡财；论人品之高下，不论官职之崇卑；为上古之循良，不为今世之俗吏。

此官箴戒石立在县衙仪门外东南迎宾馆的“广益堂”内。

曹珩是一位务实重践的官员，其所立官箴完全是针对当时官场的一些陋习，诸如徇私枉法、攻讦诋毁、欺凌百姓、贪污受贿等世人痛恨之事提出来的，是自己和属下都应遵循、必须做到的事，后述他在潜江为百姓所干的一系列好事、实事，可得知他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吏之典范，没有眼下我们官员的浮躁之气，每当履新一地，则高呼一番口号，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某某市（县）精神”“某某市（县）奋斗目标”等豪言壮语，一切都是要求下级或别人去做，自己行政过程中乃是言不由衷，我行我素。如“公生明、廉生威”之官箴，现代没有哪位官员不知晓，不讲到，而又有几位官员身体力行呢？否则就没有百姓对当今官场、官员之诟言，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也说明了这等官场之陋习的泛滥。

修城疏河保安

《县志》对曹珩的传记虽然很简略，但当认真研读《县志》的其他卷章，发现曹珩践行其官箴为潜江民众所做的事确实很多。

古时潜江县城三面临水，尤其是城北排沙河环城如带，汉水从芦洑河（今竹根滩镇杨林洲村一带）直泄入排沙河，时常波涛汹涌冲啮着城墙墙基，有的知县采取抛石固基加固城墙；有的在城墙北边修筑水府庙、楠栂庙一方面加固了城墙，另一方面借助“神力”保安。万历二十六年（1598），曹珩更进一步，“于北关水府庙石矶上流，增筑石矶”，以固县治，保民平安。《湖广通志•城池》记载：潜江旧为土城，万历五年知县朱熙洽建砖城……“万历二十六年知县曹珩又增修堡舍旗台”。

旧时潜江县境内的汉江北面有一条经天门、过应城、沿汉川入长江的泄洪河道，名叫泗港河（今天门张港镇泗港村一带），从嘉靖年间后期开始，天门的豪强劣绅为保自身免受水患，贿赂在钟祥为嘉靖帝之父守陵（今钟祥的明显陵）太监，假借保皇陵安全名，时常堵塞泗港河道，使分刹汉江洪水的自然河流不畅，致潜江人民遭受更频繁的水患，潜江民众和官员为疏通此河道不断上书朝廷和州府，多数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曹珩不惧圣怒，不怕丢官，万历二十六年，他与宦官和临县豪强据理力争获胜。之后，他亲率民众浚修泗港河，这才大大减轻了汉江洪水对潜江的威胁。

万历二十四年，汉江车垴垸（今高石碑镇长市村一带）决堤，水退之后的冬季，曹珩组织劳力堵决口加固堤防，工程竣工时，江堤加“高十丈（约33米），广倍之，九百余丈（近3000米）”，并将车垴垸更名为“长垴垸”。次年八月，汉江又发洪水，“河水震荡，池井俱溢”，但所筑江堤安然无恙。

建庙置冢为民

旧时，有的人穷得的确死无葬身之地；有的人流落异乡乞讨而亡成为无名尸。明清两朝号召人们置义冢葬埋死者。曹珩捐出自己的俸禄在城北东岳庙（今徐角变电站一带）后买地四十亩，置义冢一处，兑现了自已“积无穷之阴德，不积有限之凡财”的官箴。

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都敬畏神灵，敬奉神灵，乞求神灵保佑健康平安，袪灾添福，升官发财等，因而很多人节衣缩食也会去捐资修缮寺庙，务实有为的地方官也都会顺应民意组织修建庙宇。《县志》载：曹珩在万历十九年，对县城内西北面的城隍庙进行了重修；万历二十六年，重建了县城外北面的东岳庙；对县城北面十五里处策口的万寿寺（今泽口汉江边谢湾闸一带）进行了重修。

从《县志》得知曹珩在潜知政八年，为民办的实事、好事多，他为政公正廉洁，怪不得《县志》记载到“载赋役有法，听断精敏，士民信而安之”。遗憾的是关于他“听断精敏”的这一块没有找到更翔实的史料。贵州通志•乡贤》记载：曹珩“致仕归，事亲交友，咸尽其道”，被祀乡贤。由此看来，曹珩作为吏之典范正是名副其实。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朱孔昭

——弃举业默如石的隐士

朱孔昭（1556～1645），字晦之，晚年号默石子，明，潜江（今竹根滩镇泗河村）人，享年八十九岁。他一生虽没考取功名，但通古博今，深谙兵法，对道术、易学亦有研究，是古时潜江最著名的隐逸之士。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卷十七是人物志，本卷主要是为潜江历史上杰出的“忠节、孝友、隐逸、义行”者立传。“隐逸传”只写了三位人物，第一位就是“默石子”（朱孔昭）；第二位是“东岸居人”（王启远）；第三位是“塞翁”（刘泌如）。

先祖不凡

朱孔昭第八世祖名叫朱亮祖，是安徽六安人，因其勇悍善战，先是元朝授“义兵元帅”，后降于明洪武帝朱元璋并与其一同打天下，他是创建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洪武三年（1370）被封为永嘉侯，是明朝开国少有的外族人被封侯者之一，但晚景不佳。据《明史•列传第二十》记载，朱祖亮后来督理屯田，巡海道和镇守广东，倚仗自己功高而“不知学，所为多不法”，并骄横霸道，滥杀无辜，在洪武十三年（1380）与其任府军指挥使的长子朱暹一同被鞭死。朱元璋念其开国之功，亲自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并仍赐以侯葬。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追论朱亮祖与“谋反”的胡惟庸是同党，其次子朱昱又株连而死。这期间，朱亮祖的后人四处逃散而躲过了劫难。这样就有了《县志》对朱孔昭的传记开头做出如下记载：“默石子，明永嘉侯八世孙，名孔昭，字晦之。其先祖自钟（祥）陵（明显陵）徙潜”。

朱亮祖的第几代孙先定居明显陵所在地的钟祥，其又恋及潜江舟楫便利，鱼米两熟，民风淳朴而迁移到潜江没法考证。但今“搜狗百科”对朱亮祖的“后裔名人”，就只列入“朱孔昭，明代潜江人”等相关内容。这除了说明朱孔昭先祖不凡之外，也说明朱孔昭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文字可考证的名人之一。

言忤弃举

朱孔昭的先辈落籍潜江江汉边的泗河（今竹根滩镇泗河村）之滨，沾先祖的名气，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将其家庭经营得十分殷实。《县志》（卷八•风土志）记载了朱孔昭躬耕处的“紫庄园”，对此园是这样写的：“濒河筑室，流水绕舍，嘉树千章，庭植紫薇，一本八杆，干俱二十丈许，中可置几，七八人环坐呤啸。花时蔚蔚若紫霞，故以庄名……”依此记载，说明其先祖入籍潜江已过百年，家景十分好，否则庭院内不可能长这么高大奇异的紫薇，也不可能有此优雅的庭院。

有这样好的家庭背景，其父辈自然忘不了先祖“不知学”而鲁莽行事的教训，希望朱孔昭发奋学习博取功名而入仕途。朱孔昭牢记祖训，嗜学如命，加之其聪慧过人，“童子科”（入县儒学的考试，考取者为秀才）成绩优秀，但幸运之神并非青睐于他。他年少即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支撑着这个家庭。

血液中流淌着先祖豪放基因的朱孔昭，加之他早慧好学，对时世认知早熟，因而在县儒学读书时有时提的一些问题让老师也无言以对，成为非循规蹈矩之生。一日，学官巡视学堂，闻之朱孔昭言行后，厉声训斥他不守师道尊严，骄傲自负，成不了大气。他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即与学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言语多有忤逆学官。

古时的学官是不能冒犯的，事至如此，一气之下朱孔昭放弃了考举人、奔进士的梦想，回到家中耕读养母，研读经史、兵法去了。《县志》载：朱孔昭“少孤嗜学，初应童子科获后劲，以言忤有司（有司，泛指学官），遂弃制举业，湛思经史……”

朱孔昭在耕读养母时，除了研读经史外，天文、地理、服饰、饮食等书籍均读，尤其是对《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细嚼慢咽，达到融会贯通的境地。《县志》载：“天官、舆地及服食、导引之书，罔不搜讨论列，而于孙吴（兵法）尤精焉”。这为他后来到东林书院讲学及以兵法建功打下了良好基础。

兵法建功

朱孔昭躬读侍母并将其送终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近四十岁时即开始云游四方，遍访高士名人，先结识了吏部分选司郎中、明末著名的思想家顾泾阳（即顾宪成。以按察史入吏部，终不得志。后革职归里，成为东林党领袖，号称“东林先生”）；与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后来官至太仆卿、刑部右侍郎，东林党次首的高攀龙（号景逸，东林党领袖之一，后谪官外放并遭宦官魏忠贤诬陷投河而亡，崇祯年初平反昭雪，赠兵部尚书）成为“学友”，其才学得到了一批达官贵人和名人雅士的赏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川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宣慰使司第二十九代世袭土司杨应龙正式率兵起义反抗明王朝。万历帝经常不理朝政，朝廷高官为权利之争尔虞我诈，官兵将士气不振，杨应龙率领的以苗族人为主的将士，个个英勇善战，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占领了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部广大地区，并已侵扰湖广部分地区，朝廷震怒，先后派多路兵马进行围剿，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很多官员为此而被革职或杀头。这时，万历帝钦命兵部右侍郎（当时兵部尚书空缺）魏养蒙率部出师讨伐，出征前他得知朱孔昭深谙兵法，礼贤下士聘请他作为军事幕僚随行。朱孔昭在其幕府为魏养蒙出谋献策，累累让官军出奇制胜。

上述《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既终养，遨游四方，与顾吏部泾阳、高总宪（按察左都御使的别称）景逸为道学友，著《圣学正脉》二卷。播酋反，大司马（兵部尚书或侍郎的别称）魏养蒙出师，礼聘至幕府，出奇制胜。功上，钦赏参谋”。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叛胜利结束，朱孔昭献策所立战功上报朝廷，皇上钦赏魏幕府参谋，他却笑着拒受，并说：“吾读书、识将略，行天下、谙形势，贮胸中无益，用助廓清耳！岂为是区区者哉？”（载于《县志•默石子传》）

东林讲学

明代晚年，即万历末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批人物，聚集在常州府下的无锡县东林书院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很多朝臣也遥相应和，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两位主要创始人都是朱孔昭挚友。一位是顾宪成，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无锡人。顾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已任吏部文选司郎，掌管官吏的升迁改调等事务时他们就相识。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神宗在主持的推选内阁大学士的廷会上，顾所推荐的人选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人，由此被革职回到故乡。顾回乡后即设馆讲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农历十月与高攀龙等人一同发起成立“东林大会”，创建东林党；第二位是时任常州知府的潜江人（今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欧阳东凤。东林党的基地就是东林书院，而东林书院就是时任常州知府的欧阳东凤为支持顾、高等讲学所需而筹资重建的（《明史》及搜狗百科等多处均有此记载）。欧阳东凤与朱孔昭是县儒学同学，后来也成为东林党的重要成员之一。

正是这些渊源关系，朱孔昭云游访友、拜师求道之时，很自然地到了无锡投靠到同学加老乡欧阳东凤之处，聚集在顾宪成、高攀龙的门下。朱孔昭也与这批失意士大夫一样，针对神宗长期不理朝政、政治日益腐化、宦官擅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等时弊，主张改革朝政，任用贤能，澄清吏治，减轻民众负担，并成为东林书院主讲者之一。一个举人身份都没有的人，能入东林书院讲学的确是了不起，这有点像现在的高中生到北大、清华上台讲学一样，非一般才华者是不可能登堂讲学的。

朱孔昭在东林书院一边讲学，一边著述。《县志》记载他此段时期著有《圣学正脉》二卷。另，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收录了高攀龙为朱孔昭所著《札记》写的《默然公剳（zhá，同札意）记序》（以下简称《序》）。从这篇《序》中我们了解到朱孔昭曾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先后两段时间在东林学院讲学著述，并受到了东林党领袖高攀龙高度赞赏。其《序》开头写道：“岁己酉（万历三十七年）潜江朱翁默石来东林。越七年，乙卯（万历四十三年）再至，其于学益孜孜焉”。结尾处写道：“翁知默乎？言亦默也。使夫世之懵懵者，由翁之言，知翁之默，而人得所归也！又岂多乎哉！”

率情智者

朱孔昭在东林学院是一学者，居乡是一智者。每有新知县到任，下车伊始即会拜访于他，请教治政之策。《县志》写道：“邑侯陈公梦珫（chōng，陈梦珫，山东蓬莱人，在天启三年即1623年任潜江知县）甫下车，就咨利病，昭条议数千言，惜轶其稿”。他观同里黄凤文之品行学识说道：“望东方有真人气，三十年后当出。吾去远矣”。后来黄凤文崇祯六年（1633）举于乡，在清顺治年间任青州（治所今山东青州市）知府，官至兵部右侍郎。

每当朱孔昭躬耕于亩时，他又是一执着的农夫，就是达官贵人来访，也要等到他将手头农活干完并回家整理衣冠后才去接见。接见后他经常粗茶淡饭款待这些来客，大家都不好意思拒绝或不吃饱。《县志》写道：“每理田事，虽有巨卿造访，稼毕乃衣冠延人，出麦饭盐藿（huò，指粗劣的食物），诸公不敢不饱”。同里名仕张承宇拜访种地的朱孔昭后写了一首《访默石子诗》曰：“清流抱短篱，细雨幽长夜。白发主人翁，把锄亲种豆”。（见《潜江明清诗选》）

朱孔昭中晚年虽云游四方，但他“生平慎交，严许可类”，而所交之友又能真情对待。当他闻同乡挚友欧阳东凤病逝哭诉着生前友情，为其守灵，并撰文曰：“呜呼！先生敏而好学，矜而不争，二百年来，一人而已！”（《县志》载）《县志》还记载：明天启六年（1626）某日，朱孔昭的两个儿子大宴宾客，正在为他七十岁生日祝寿，席间他得知高攀龙的讣信，即“辞宾撤筵”，将高攀龙赠送他的“手书、诗扇陈堂，拜奠哭五日不休。尅（kè，快速做完某事）期买舟东下，二子留之不可得”。

朱孔昭一生贮卓绝才华于胸而不求功名，或遨游四方，或隐居于乡野，为的是传道授业，将自己所学“用助廓清”。但晚年的大明王朝这座大厦因皇帝昏庸，政治腐败，党争激烈，贪官横行，宦官擅权，国库亏空，民不聊生，老百姓不堪重负到处揭竿而起，清军不断南犯等使之成了一座风雨飘摇的破房屋随时都会坍塌，朱孔昭想以己之能悬壶济世已是不可能了。饱读经史的朱孔昭当然也清楚这些，其高隐不仕之举就是他看破红尘而避世方略。

晚年他云游到不知所终。《县志》载：“崇祯末，有人邂逅匡庐（即今江西的庐山）之麓，数语辞别。又，方士相传：遇默石子于洞庭山寺云”。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王念祖

——“罪在官中功在民”的好知县

官场有一句俗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事实上这句俗语只是老百姓对官员的一种期盼，从古至今真正诚心为民做主，尤其是提着乌纱帽为民请命的官员真是凤毛麟角。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政体奉行的就是上级选官、任官，或官选官，不是老百姓选官，因而官员绝大多数都只会唯命是从、唯上为大，对百姓之疾苦和诉求一般都只是听之任之，敷衍了事，很少潜心竭力去办理，而明万历年末潜江就来了一位为民请命而不怕丢官的知县王念祖。从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和《湖广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等史志中得知，王念祖，字孝先，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万历年间进士，万历三十九年（1611）任潜江知县，任职不满五年，因其一意为民，多次为民请命或抗命上峰，无意之中得罪了上司和朝廷重臣，损害了太监和巨贾富豪的利益，最终遭人谗言陷害而被免职罢官。我仔细琢磨他为民请命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上书疏通泗港河

明万历年间今汉江北边的张港、多宝等乡镇二十个民垸（占潜江版图约三分之一）属潜江所辖。旧时汉江在潜江境内有三大支流，即南岸的夜汊河（今东荆河，经监利、洪湖入长江）、芦洑河（入口在今竹根滩镇杨林洲村一带，亦称三江口，经沔阳、汉阳入长江），北岸的泗港河（今王场镇杨湖村对岸的天门张港镇泗港村一带），河口在潜江境内，经竟陵（今天门）、京山、汉川入长江。这三大支流自古就存在，汉江洪水季节其自然泄洪，潜江会少很多水患。据史志记载，明嘉靖至万历年初三大支流通畅时，潜江很少受汉江决堤之灾，但万历年以来，朝廷的阉宦和天门的官吏、豪绅为一己之利，将泗港河堵塞了，由此潜江岁岁修筑堤防，岁岁决口，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王念祖到任后，将治水当作第一要务。通过调查走访和实地踏勘，得出“今之治水，当疏不当塞，塞不当专务畚锸（běnchā，指盛土取土器具，泛指挖运泥土的用具）”，即必须将天门人堵塞的泗港河疏挖开，而不是年年去筑堤防洪。他将疏通泗港河防洪之策口头向上司汇报，没有谁理会王念祖的请命。因为明隆庆年间，守陵的太监就以保护钟祥的明显陵（嘉靖帝之父朱祐杬）为名，奏准皇上才将自钟祥下游汉江北岸的所有分流口包括泗港河封堵，实际是朝廷的阉宦在这一流域有沃土腴产，加之朝廷重臣、当地官吏和富豪的一己私利，这些包括湖广行省和承天府的官员都清楚。于是王念祖在任潜江知县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年），避开顶头上司承天府（治所在今钟祥市）和湖广巡抚、布政司，直接向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钱椿上书，强烈要求疏通泗港河。

他在上书中说道：泗港之河通竟陵，夜汊之河通监利，芦洑之河通沔阳，如果竟陵可塞泗港河，则监利何不塞夜汊？沔阳何不塞芦洑？芦洑在潜而潜不塞，泗港也在潜潜也不塞，竟陵凭什么代塞？“且竟陵护城堤较潜更为高厚，竟陵之河之巨潜之芦洑，即开之何害竟陵？”原因何在？王念祖毫不惧上，直截了当地说：“一由府总之营私；二由经纪之专利，以逐末之贾而妨务本之农，以一人之私而戕万民之命，不太毒乎？”

“府总之营私”，既指承天府高高在上，不管下游潜江黎民百姓的死活，也隐指太监府地当政者（简称“太府”，泛指承天府）一心讨好皇上，与阉宦勾结假借护陵之名营私。“经纪之专利”，指阉宦和地方官吏与豪强狼狈为奸，堵塞泗港河既可保他们的腴产旱涝保收，又可阻止潜江的谷物经泗港河流通，让沿岸的“有力之猾”囤积居奇，低价买高价卖。并说“正人君子甫至而即开”，“其塞也，仅奸人一丸泥耳”。最后动情地说道：“余今隐下民剥肤之痛，体上司爱民之心，据一己耳目之所及，意在必开，虽有后患，吾不畏之矣”。

明知直言犯上会带来祸患，但王念祖目睹灾民遍野、流亡载途、哀鸿嗷嗷之惨景，此时一心为民请命心切，什么身家官帽他全然不顾。钱椿被其动容之书所打动，同时也想当正人君子，欣然同意了其请求，并同意在万历四十一年春开工疏通泗港河。正当疏挖工程全面展开时，天门人竭力阻止疏通泗港河，找到了时任工部尚书的周嘉谟（天门人，明末重臣，历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并说开疏泗港河周家的“田产宅第尽受其害，先人遗骨亦遭其毁”。周嘉谟偏听一面之词，驰书钱椿是“误听王生言，妄为开掘”，你若坚持己见就引咎辞职。钱椿看到“直指覆书，引咎不遑”，早就吓坏了，一面命令赶快堵塞，一面复信周尚书请罪，空留下王念祖的遗憾和潜江人民诉不尽的人祸天灾。

拒绝外出筑永镇决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府永镇决”，也就是钟祥护陵太监的府地决口，承天府要潜江派役修筑。

永镇河口在汉江北岸的钟祥，地处潜江的上游，也像泗港河一样是汉江的一条分流河，对潜江而言，永镇观决口减轻了下游潜江的水势压力是一件好事。更有潜江人奔走多年要求疏开泗港河的请求，承天府长期不予解决，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疏开又被复塞，本来就让王念祖窝火万分，现在还要潜江人去筑远隔二百里的永镇决口，这种不公使他十分气愤，于是，断然拒绝出役修筑，并向上送了“揭帖”（明朝的揭帖早期是内阁直达皇帝的一种机要文件，后来使用比较宽泛，下级向上反映问题也使用揭帖）。

其揭帖开头就斩钉截铁地写道：“潜江之于永镇，不当筑，不必筑，不能筑，不决不行”。接着说了不筑的理由：永镇决将减缓汉江下游水势，乃潜江之利；筑永镇，则汉水建瓴而下，潜江将不可保。如是他又说：“岂有兴工筑堤，以自速其害者乎？”，并说，你们为保永镇一隅，却要举潜江一县之力，这与为保一指而失去肩背有何异。我潜江有七十二民垸，境内有很多堤塍亟待要修筑，“潜民筑潜，不出门庭”，如果强行要潜江派民工到二百里外筑永镇决口，其费用则只能按田亩摊派银两，这必将增加百姓负担，而潜江百姓连年遭遇水灾，已不堪重负。“况永镇之役，旋筑旋溃，亦无必固之方”。又说，如果不堵永镇决口让它分流汉江洪水，而在决口两岸筑堤，这样既可保永镇安全，又对潜江有利，“则本县所愿心协力也”。

王念祖的这一揭帖不知上送何位大人，反正《县志》和《旧闻》都记载：“及揭上，上以为然，乃止”。也就是说承天府的上级，比知府要大的官，认为其揭帖说得有道理，否决了太府征役潜江百姓筑永镇口的决定，承天府和太府一班人气急败坏之囧态可想而知。此事，王念祖赢了，潜江人民大受其益，免除了出钱而受害之苦役，但也给王念祖遭谗佞者攻击而罢官又多埋下了一祸根。

抗命拒修堤塍

王念祖为了潜江百姓的利益，在拒绝出役永镇之后，又两次抗命修筑堤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县河东岸（今城南河潭子总口一带）总口决堤，沔阳（今仙桃市）西南面大片土地被淹，沔阳人自己不出力修筑，却鼓噪承天府下令委托潜江人去修筑。王念祖认为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你沔阳的事与我潜江的有什么干系，我潜江境内的堤怎么没谁代修。于是，他再次抗命去修筑总口东岸决口堤。《旧闻》记载他上书说道：“堤实潜之地也，潜之堤固不能令沔人代筑。然既为潜之堤，沔人何能强潜之必筑乎？如以为不相关，则于沔无与。如以为有关，则止论利害，何分彼我？沔人自贻伊戚，于本县何尤？”应该是谁受益，谁修堤。此事上书后，上级也认为王念祖所言有理，《旧闻》记载：“议上，上以沔害实甚，责沔全役筑之”。王念祖此次抗命又获成功，潜江人民又免去了一次强加的劳役之苦。

万历四十四年，太府决议修筑汉江北岸即泗港河河口处赵林垸的堤塍，责令潜江人完成此任务，王念祖再一次提出潜江不出役，并上书说道：“赵林之役，全以为竟（今天门市）。太府之于潜，有分土无分民也。安得舍竟而全责之吾民乎？且此役费力多而成功寡，成则竟受益其利，败则潜当其害，不若姑待之”。也就是说赵林虽是潜江辖区之堤，但太府筑堤是为竟陵着想，不是为了潜江百姓的利益，并且费力而堤难修成，而无论成败潜江百姓都受其害，潜江人只得姑且待之，不能出役修筑。这其中还流露出王念祖对太府不主持公道疏通泗港河之隐怨。王念祖的一番话太府无言以对，只得隐忍同意潜江不出此役。

拒贿严惩盗匪

明朝晚期的万历年间是朝纲混乱，吏治腐败，阉宦当道，民不聊生，各地义民奋起，盗贼猖獗的非常时期。潜江也无例外，因地势低洼，每年都遭遇洪水，百姓流离失所，很多失业者受大环境的影响聚而为盗，盗而为匪，其中有一匪首叫沈希望。沈带领这些盗匪烧杀抢掠什么都敢干，就是大白天也敢抢劫过境旅行者和商人，弄得百姓和地方毫无宁日。王念祖慨然自责地说道：“此长吏（知县）之责也”，于是他设计将沈希望捕获入狱，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沈希望有点像如今的黑恶势力人物，红黑两道都很有市场，他入狱后仍指使其部下出巨资买通官府人员和受其保护的豪绅，由这些人出面找王念祖说情，但据《旧闻》记载：“沈以万金贿豪绅求缓颊，公不以为动”。这些盗匪得知王念祖除恶必尽，执法如山，个个胆战心惊再不敢操鸡鸣狗盗之业了，从此，“余党远去，潜境无盗踪，潜民莫不颂公之仁明也”。

罪在官中功在民

刚介无私、公正廉明、爱民如子的王念祖在潜干到第五年时，他屡屡为民请命不断得罪上司，冒犯阉宦党羽，损害豪强劣绅利益等言行的“隐患”得到了总爆发。有人上疏谗言说他藐视皇上，损坏皇陵；有人说他目无大明律规，我行我素，经常抗命不遵；有人说其滥用职权，冤良民为巨盗等。这其中只要是一条属实，对王念祖来说不死也是重罪。当然常年不理朝政而昏庸无道的万历帝朱翊钧根本不会朱批参奏一县令的奏折，这些事大多是结党逞威的宦官魏忠贤等人来处理。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竟敢对太府说三道四，不需核查，对王念祖便就地免职，发回原籍了。

特恤民隐、敢于为民请命的好知县就这样被颠倒黑白、以功为罪被罢免，现在想来没被问斩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此时朝政已是昏天黑地，过去直言为江山社稷的言官也多勾结贵戚近侍，结党为朋，广纳贿遗，挟持百僚，排斥正人去了，又有谁来、谁能为王念祖主持公道呢？王念祖在回武进的途中作了一首《遗潜知己》悲切的五言长诗（见《潜江明清诗选》），其中也说道：“大权谁得假，公论竟难持”，抱憾而去。

有道是公道自在民心。当时潜江著名的高隐不仕之人张承宇（后有传记），在王念祖离开潜江时写下了几首赠别诗文，现全文照录其中《送王孝先明府左迁还毗陵》一首，权作潜江人民对其爱戴的父母官之钦佩、敬仰、爱戴之情。

拟向君门借寇恂（寇恂，东汉名将），胡然顿起庾公尘（庾公，南宋重臣。庾公尘喻指权贵的气焰）。躬身吴下名还楚，罪在官中功在民。一郡泪随千里水，三年恩剩百花春。浮云宠辱何堪问，可奈苍生属望身。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潘之祥

——勤政爱民的著名贤令

（一）

今江西婺源县（旧时属安徽辖）西北部的鹅峰山下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千年古村寨，名叫坑头村（旧名叫桃溪村）。坑头村（包括今孔村、豸峰）又因始迁者潘逢辰建居后其家族人才辈出而出名，尤其是从明朝中期开始，潘氏家族科举鹤立，冠冕云集，先后出了潘珏（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潘珍（明弘治五年，1502年）、潘錡（明正德六年，1511年）等荣登皇榜的九位进士，出任七品以上文武官员二十三人，有“二科六举人，两榜四进士”，“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美誉。潘之祥，就是九进士之一。

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是这样记载的：

潘之祥，字伯和，婺源人，进士，万历二十八年除，下车初，税珰（dāng，宦官）煽焰，邑里骚然，之祥括赎应之。暴益甚，民将不堪，之祥缚不逞数人，投之阳侯之波，群凶敛迹。莅任四年，均徭役，理学校，修邑乘，建浮梁，掩遗骼，有保厘之实，无更张之扰，循声著闻。以征召去，越数年，后令安尚礼纪其绩而勒诸石。

另从甘鹏云先生《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等史志中得知，潘之祥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进士，他主政潜江时间不算长，但政绩赫然，是潜江有史记载的著名贤令之一。

（二）

潘之祥的政绩，主要表现在重视各项基础建设。

一是筑石矶固城。旧志曰：“吾邑水徙无常，今日之势，西高而东下，数年后，危在邑治矣”。他上任伊始，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潜江贞石记》记载的是万历二十七年任知县），巡视县城，发现经洪水冲击，临河城墙即将倒塌，即筹资筑石矶固城墙。《县志》载：“自水府庙，下至干河口，计一百二十五丈（约四百一十六米）”，同时，他将前任知县朱熙洽修建的干河石剅进行扩修，“长阔倍之”，大大减缓了环城之水对城墙的冲刷。

二是修建“戒石亭”。县衙南甬道中，在元朝至正十年（1350）时任知县明安达立了一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戒石铭”，万历二十八年，潘之祥在戒石铭上建了一亭，名曰“戒石亭”，以此作为官员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三是建“阴阳医学馆”。旧县衙东边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建有阴阳学（馆）和医学（馆），后任知县因失修而废止，到了潘之祥任知县时已时隔百年，即名存实亡。他上任的第五个月，即将两馆合一进行重建。当时辞官在家养母的李鸣（曾任陕西西乡知县）为此写了一篇《合建阴阳医学碑记》（详见《县志》和《潜江贞石记》），其中写道：“邑治东，旧有阴阳医学，岁久馆废，署鞠为囿（yòu，养动物的园子）”，“潘公莅政甫五月，度便兴利，与民休息”，“合两学创一署焉”，“诵者载道”。

四是开“一字街”。旧县城有正街、东街、西街、十字街等街衢。正街从县衙门前由北直达南门，商铺、馆舍、民居十分拥挤，潘之祥在县衙前新建了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左之儒学，右之城隍庙”，取名“一字街”，这即解决了正街拥挤问题，又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为学子求学，民众敬香提供了通达之道。

五是新建“致斋所”、重修“状元坊”，添置学田。潘之祥崇文重教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县衙前之左是县儒学，他在儒学前的泮池东为官员和学子新建一斋戒沐浴场所，取名“致斋所”；同时，对儒学前为宋朝潜江的毕渐状元所立的“状元坊”进行了重修，为学子树立求学至仕的标杆；旧时县儒学除了教谕、训导吃皇粮外，还有斋夫、膳夫、门子约干人，这些人的薪饷除了收取的学杂费外，大多数靠官府购置的粮田租金支付，“边江垸（今杨市佘口村一带）三十三亩（学田），万历二十八年，知县潘之祥置”，由此免除了师生的后顾之忧。

六是重建“关帝庙”，移建“元祖阁”。三国大将军关羽曾率兵驻守过潜江，被潜江民众视为忠义武勇、拯弱扶危之神灵在供俸，旧时潜江县境内的关帝庙十多座，其中城内就建有两座关帝庙。潘之祥在任时重修了县城西北面（今泽口信心村靠东荆河的陶朱铺）忠义铺（祠）旁边的关帝庙，并亲自撰写了一篇《汉夫子祠记》，被收录于《县志》之中。县城南二里（今潜江中学一带），在明正德年间由道士李通庆募建有元真观，几度重建而历经风雨又毁损，潘之祥主持移址到三元阁重建元真观，并重新命名“元真阁”。

七是浚修泗港水道。今天门市沿汉江的张港镇、多宝等乡镇1954年之前属潜江所辖，其今泗港村有一条分流汉江之水的自然古河道（与今东荆河相似）名叫泗港河，天门的豪强仰仗钟祥守皇陵的太监之势，为保自己免受汉水之患，经常将河道堵塞，使潜江人承受汉水泛滥之灾，为此潜江人与天门人为疏塞泗港河道时常对簿公堂。能将泗港水道进行浚修说明时任县官是一位为民做主极有作为的好官，《县志》载：“万历二十八年，知县潘之祥浚修泗港水道。近港市豪强阉竖为奸，塞之”。为此潜江人民对潘之祥勒石称颂。（见《贞石记》）

（三）

潘之祥因在潜任知县政绩卓越，即被调入京城升任监察御使。他荣升离潜后，潜江人民专门为他建了潘侯祠，并列入名宦祠供俸。其故交，时任礼部司仪司主事的袁宏道（后世所言明朝著名的“公安三袁”兄弟之一）在他离开潜江时写了一首《送潜江潘明府伯和入计序》，其中写道：“尚玺卿潘去华，忘齿交，余兄弟深相知”。潘之祥在监察御使的任上秉公办事，仗义执言，南昌知府周起元曾遭遇小人诬陷被罢官，由于有潘之祥为其鸣不平，免除了牢狱之灾。

他在任山西道监察御使巡视长芦盐区（今河北沧州市）时，廉洁公道，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者，并上奏朝廷要任用贤能，重事权，改革官盐专卖体制，严厉打击盐官的不法行为。后又升任江西布政司参政（相当于今副省长），分巡南昌、上饶、九江三郡。后因新增“捐湖关税”与巡抚意见不合，无奈之中称病辞官归里。

潘之祥归里后朝廷屡派使者劝其重新出任他职，他均决意辞绝。他在故里婺源坑头村，除了隐居著述之外，再就是利用自己的馆舍教书育人。

2010年我曾走进了建于明万历晚期的潘之祥故居，其故居粉墙黛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前后两进屋，前后堂之间有太师壁相隔，正堂三间两房，深幽的天井，青砖铺地，方格门窗，梁枋雀替等雕刻图案十分精美，后堂是三层楼，中为小天井，两侧有廊房。从其布局摆设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刚正不阿、果敢办事、勤政为民一代循吏的形象。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欧阳鐯

——与国同归的循吏

欧阳鐯（1579～1643），字诚夫，号湘茹。明，潜江（今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人。是本书记述的欧阳家族第四位历史名人。

一官多任

欧阳鐯是我前面已记述过的欧阳东白的长子。康熙《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传），以下简称《县志》记载，他十六岁时，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先后参加县里的童生考试，州府里的选拔考试，提督学院的复试，成绩“司咸冠中”。以上三种考试都是取得生员（即秀才）资格，进入县儒学的入学考，第一场是正试，后面两场考试是复试。欧阳鐯在这三试中都得了第一名，亦称“案首”。随后他沿着父亲入仕的路径，潜心苦读，终于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乡试中了举人。这年他已经三十岁。

以四书、五经等史书统领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就是有些让人琢磨不透，童试的“案首”，居然14年后才中了一举人。不仅欧阳鐯想不通，了解他的人都想不通。更想不通的是，《县志》记载，他“赴天宫试第一”，即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会试”中了“贡士”，并还夺得了第一名（即会元），接着他参加皇上在宫廷主持的“殿试”却榜上无名。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他以“贡士”第一，“除乾州知州”时，已经有孙子欧阳瑊（jiān，后来任成县知县），也就是说欧阳鐯潜心应考，参加会试至少三次以上，走上仕途已年过四十岁了。

欧阳鐯第一任是乾州（今陕西乾县）知州。这是一个没有下辖县的散州，官职从五品。当时，乾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社会治安秩序不好，尤其是民众好“嚣讼”。他到任后，清廉自爱，勤政爱民，教化民众遵纪守法，引导民众注重农耕，并不辞辛劳，亲自带领老百姓刈草垦荒，施行轻徭薄赋方略等，使乾州的民风大为好转，民众安居乐业。《县志》载：“至，携长孙瑊誓于众曰：‘有不洁己自爱，以一事累乾民者，殃及此孙’”。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赌血咒”“赌死咒”，如果不是铁心廉政勤政为民者，是绝对没有勇气发此毒誓的。士民听到后，甚是感动，大加赞赏并为他“剪棘”开道。他带领老百姓“撤蔀（bù，遮蔽）、伐樷（cóng，丛生杂乱的草）、拔薤（xiè，多年生宿根草木），凡利乾民，不惮心力”。

由于他在知州岗位上凡是有利于乾州黎民百姓的事，都尽心竭力去办，因而官民“九膺荐剡（shàn，指用剡溪纸写的公文）”推荐重用，于是他被提拔到庄浪府（今甘肃庄浪县广大地区）任府丞，即副知府。这是他的第二任。第三任是他从府丞的岗位上调入南京，“擢南户部郎中”，即升任明朝的留都——南京户部郎中，官职正五品。他在户部郎中这个岗位上，很注意平衡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下和睦，人缘关系甚好，《县志》上有“盘错益利，雷电合章”之褒。

欧阳鐯在明崇祯年初有了第四任，即从吏部郎中迁升廉州（辖今广西合浦、浦北及北海市等地）知府，官职正四品了。此时，明王朝已到了风雨飘摇、病入膏肓之期。北方的后金（清）政权已建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造反，并不断攻城掠地；而朝廷内的党争愈演愈烈。欧阳所统领的廉州属明朝南疆也并不太平，海盗群起，时常烧杀抢掠，百姓毫无安宁之日。他整顿兵勇，对海盗给予毫不留情的迎头痛击，随即“以平海功”迎来了他的第五任，即“调守韶州（今广东韶关市）”知府。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岌岌可危的明朝时局日益混乱，各地急需人才主政，尤其需要督导整饬军队的大员。于是欧阳鐯又有了第六任，即调云南任兵备副使。兵备副使即掌管督导一省（或分道）兵备的按察（监察）副使之一，是一省总督、巡抚的属官。副使又按兵备、提学、吏治、刑狱等分事项或区域（即分道）巡察，这次欧阳鐯分道“镇姚安”。姚安辖今四川的攀枝花和云南的大姚、永仁等市县，他主要是督导并统领兵勇“防土司之变”。他到任即认真整饬军队，想厉兵秣马振兴大明。但独木难支千疮百孔、即将倾覆的明朝大厦。军心泛散，弄得他精疲力竭而卧病。任职不到一年，他不得不“屡疏称疾”求归，并在上奏书中说：“某善自摄将，需后用异数也！”后准奏，病归故里。

与国同归

崇祯九年（1636）欧阳鐯回到了因他父亲而得名的“观察岭”（今十号湖村与戴滩村交界之处）。从马荣华先生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一书中，我找到了清•武昌龚芳的一篇《观察岭记》（以下简称《记》）。从《记》中我们得知，当时他归里后所居观察岭“面姚湖（今十号湖），邑河堤环其前，岭后为东沙港……殆形家所谓‘岳渎钟星宿之灵’者”。于是，他在水秀沙明的世外桃源之地，修筑了“沧浪阁”并居其中，与子孙们相聚，享受耕读之乐。同时《县志》还记载他时常在此“集宗党朋游，琴樽箫咏”甚是悠哉。但他以山水朋友为乐、吟咏移情的悠然日子，还是被无情的战乱所打破。

“壬午冬，寇陷显陵，公倡城守议弗翕（xī，收缩，不要放弃）”，即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襄阳，占领了象征皇权的钟祥明显陵。这时，欧阳鐯将家小安置在比较偏僻的乡下后进入县城，慷慨激昂倡导知县、城守要坚守城池，与之殊死搏战。知县等已知起义军攻势猛烈，大明江山已是风烛之势，孤军作战，苦作困守并没多大意义，所以并没采纳他的倡议。这期间欧阳鐯面临即将到来的国破家亡之灾，满腔悲愤而又万般无奈，只能时常“慷慨不平，每托吟咏”，作避难诗十首。

我从《记》中找到了其中两句，现照录如下：一句是“萑苻（huánfú，指强盗出没之处）未必千人敌，韎韐（mèigé，古代蔽膝的皮带，或赤色皮蔽膝）曾无一矢遗”。这是对知县等当政者所言。他认为李自成等“匪寇”怎么能敌千人呢，只要人心齐是完全有可能打败他们的，这就像蔽膝的皮带，不可能完全是赤色，“匪寇”的攻防也有很多破绽。第二句是“澄清若是为期杳，蒲质何须更假年”。这句是对自己写的。

欧阳鐯有着旧知识分子入仕后面对即将改朝换代时普遍存在的忧国、忠君、悲己情结。他效忠大明王朝近三十年，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元老，虽然他也感知皇帝的无能，朝政的混乱，官场的腐败，也希望再出现一位文韬武略、治国安邦的真命天子，重振大明王朝的雄风，但他绝对不愿看到亡国或改换朝代。崇祯十六年（1644），也就是崇祯帝吊死于北京煤山歪脖子树上大明王朝灭亡的这一年，他怀着对当朝皇帝的万般忠诚，对子孙的万分眷念，决意以死效忠皇上，以死而殉国。他把酒赋诗，挥毫提笔，悲痛哀号道：“吾犹得卒于明土，幸矣！”说完掷笔“赉（lài，赏赐；赠送）志以殁”，享年六十四岁。

子孙发达

一代循吏欧阳鐯死后的第二年，其夫人郭氏也遭“逆寇”残害而谢世，二人合葬于“县东黄汉垸”，亦称观察岭（即今十号湖村一带）也有人说在戴滩村，有待考证。观察岭真算是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仅明清时期《县志》有记载入仕七品以上的人物就有二十多位，其中欧阳子孙就有四位。

长子欧阳壡（ruǐ），字若木，号云崖，自称雪崖，他状貌魁岸，双眸炯炯，髭髯（zīrán，泛指嘴边的胡子）美发，性情豪迈，善结朋交友。他恩贡入国子监读书，明末官至通判，改朝换代归里后，他崇尚田园牧歌，江湖豪士生活，喜欢上了收藏图书、古书法、名画，且藏品十分丰富。每得一佳品，便邀高朋名仕一同欣赏，还会把酒相问，“酒筹歌板，永夕移日，不极兴不休”。《湖北文徵》（第六卷）收录了清国史院掌院学士刘肇国的一篇《欧阳雪崖先生传》一文，文中记载：“然自奉俭约，无靡丽之服，二罗袍二十年不易，无亭榭之观，一栖处地才十笏（hù，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上面可以记事），图书万卷而已。顾好客好施予，足迹半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他爱书、藏书、好友之状况。中晚年结庐其父亲欧阳墓葬侧，寿终正寝。次子欧阳坪，三子欧阳墀分别任了训导。

孙子欧阳瑊，字石，号介庵、壡子。清顺治戊子（1648）拔贡，授成县（今甘肃成县）知县。赴任途经爷爷欧阳任职过的乾州，特去回拜父老乡亲。当人们得知这就是三十年前，欧阳知州为表廉洁勤政为民决心，拿来发毒誓的孙子欧阳瑊，乾州的父老乡亲纷纷赶到名宦祠堂前泣拜于堂，追忆他爷爷当年为乾州人民所做的实事、好事，并指着祠堂前他爷爷当年所栽树说：“天实昌贤，刺史后也”。欧阳瑊到达成县时，正遇山崩地裂的大地震，压死人丁数千，瑊“力请除亡丁，蠲绝粮，灾民戴之，为志于石”。后又移任高密（今山东高密市）知县。当时，高密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贫苦，逃亡流乞人员非常多，前任对流逃人员采取株连族里的办法一同治罪，欧阳瑊到任后。“获逃即亲自为解送，杜窝家扳连之祸”。曾孙欧阳锡畴，康熙庚午（1690）副榜拔贡。欧阳的夫人郭氏死于清朝顺治年初，清朝也很敬重欧阳这样的循吏，封其为恭人（即四品官妻子死后的封赠）。

国殇换代已成历史，一代忠臣循吏英魂毅魄永存人间。与国同归的欧阳鐯不愧为忠君爱国士子之榜样！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张承宇

——科举奔竞不第文墨放达传世

张承宇（1590～1639），字幼宁，号启尔，明，潜江（今园林办事处城南居委会）人。我多方查找史料，才弄清他曾在明万历年间任过户部司理（即户部办公厅的八品官，相当于今财政部科员），这个司理可能也是走的“荐辟”（即推荐和征召）之路。因为张承宇的舅舅刘道隆（今潜江杨市刘岭人，前面有其传记）时任通政使司的右通政（相当于今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其父亲张夔没有什么功名记载。

少负异才

康熙《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记载：张承宇“孕十四月而生，六岁失怙（hù，父亲）。颖异过人，笃好经史，负爽朗潇洒之才。下笔辄千言，弱冠藉藉儒林”。这段简短的记述，可以看出张承宇年少时至少有三“异”。

一“异”是他母亲怀他十四个月而生。谁都知道人的孕育时期是十个月（实际不足十个月，即四十二周，二百九十四天左右），超过一月降生都很少。古今中外除了神话，就笔者所知只有张承宇十四个月出生。要么是其家族为体现其“异”而故弄玄虚，夸大其词；要么是其父母缺乏科学常识，将受孕期记错了。《县志》卷八•风土志中还收录了一篇张承宇《自祭文》，他自己也说：“孕于母腹，十四余月。乃娩厥身，五岁而孤”。现在说不清楚了，以一“异”而道之。

二“异”是年少就笃好经史。从古至今，中国少年大都爱好诗词歌赋，四书五经，故事小说。因为从隋朝开始，中国的选官用人废除了世袭和内部举荐制，取而代之的是科举考试取仕。在科举考试指挥棒的指挥下，以及二千多年来中国统治阶级一直推崇儒家学说影响，少年者都会去为应试读死书、死读书，极少有从小就笃好经史者，此二“异”之处。

三“异”是弱冠藉藉儒林。“弱冠”是指刚成年（古时指二十岁前），体未壮的人；“藉藉”意指纵横；“儒林”泛指读书而又很有学问的人，准确地说是儒家学者之群。这里说的是张承宇刚成年就赫赫有名，纵横捭阖，驰骋于儒家学者之群，这的确太“颖异”了。明朝规定十五岁进行入学考试，考中者为秀才，能入儒学；三年后优秀者参加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再就是会试、殿试，考中者为进士。一般最年轻的进士也要磨到二十岁。年轻的举人是不能称之入“儒林”的。当然，特负异才者参加考试年龄可以破格。如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张承宇的少年早慧为“异”之三。

屡举不第

张承宇幼年丧父后，家人将他送给了在朝廷为官的舅舅刘道隆。毛道海、刘承汉先生主编的《潜江明清诗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文简称《诗选》）一书中收录了张承宇《哭舅氏刘纳言公》一首诗，其中写道：“当时老父病燕（今北京）中，襁褓婴儿托付公。只道有甥酷似舅，何期此子不如翁”。舅舅对天资聪颖的外甥也十分喜欢，给他提供好了良好的读书学习条件，教他不少读书应考方法。张承宇年少就被人捧为“神童”，且“藉藉儒林”，他自己也豪气纵横，自视甚高，认为考一举人、进士应该不在话下。但他的才华在科举考试中并没有获得认可。

当然张承宇不中举人并非说他没有水平。从明朝开始科举考试中推行的“八股文”，也使很多英才士子被挡在科考入仕的大门之外。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是科考榜上无名者。“八股文”讲究形式，文章的段落、格式、字数等都有严格的限定，一篇文章必须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股。张承宇是一位博览群书、思想活跃、豪爽坦荡、率真狂放、磊落不羁的人，这种性格特征肯定难合八股文的路套，“屡举不第”完全在情理之中。

明天启元年（1621），三十岁都过了而又没有中举的张承宇，决意远离科举奔竞，他在《自祭文》中写道：“三十不第，决意远举。神情放达，烟云吞吐。十有八载，不出不处”。少负异才，才大气雄，“以匡济自许”的张承宇，既不外出求仕谋生，也不隐退于山野，仍然保持豁达开朗的心情，呼吸着天地间的新鲜空气，埋头经史、诗文之中，谁知这一待就是十八年。

这期间，他也等到了入仕做官的机会。《县志》记载：“崇祯间，徵贤良方正不应，仍就岁贡”。崇祯帝朱由检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明江山，下旨征召一批有才能、品行好、正直的人入朝为官（一般任八品以下低级官员），即常说的“徵贤良方正”，这也是古时候举荐官吏及后备人才的一种制度，但才气甚高的张承宇认为这不是入仕的“正道”，居然推辞不就，最后答应“就岁贡”，入国子监读书。他骨子还是想以举人或进士身份走“正道”入仕为官。他在《自祭文》中也写道：“圣主征贤，良朋荐汝。未肯轻即，寻其故步。再事棘闱，举而仍错”。

这里张承宇很坦率地说到“未肯轻即”的目的是为了再走科场奔竞的老路，中举或进士后一鸣惊人，结果在崇祯十二年（1639），他“复入乡闱，已获隽（juàn），又以‘策语’触时讳，乙之副榜拔贡”。说白了张承宇在科举场上奔竞到快五十岁，最后还是连举人都没考取。谁都不相信“启口纚纚（lílí，好貌）霏霏，烂然云锦”的张承宇竟是如此结果。这对才华横溢、谈吐语言华丽、出口成章，且一直很自信而自视甚高、傲视王侯的张承宇来说打击太大，由此他“遂染疾不起”，不久在遗憾中郁闷而终，享年不到五十岁。

文墨放达

张承宇虽然科举道路上奔竞至终都没能入第，但《县志》等史书上为何要多处写到他呢？主要还是他放达的文墨传承于世较多，为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如《诗选》收录有他的诗作十四篇；《湖北文徵》（第五卷）收录有他的《秀野园记》和《自祭文》两篇；《潜江书徵》列出了他的著作目录有：《三传合钞》《二十一史醵（jù，集的意思）》《墙东楼集》《四十以前诗集》《秋词集唐》《历代诗文选》《振古奇哭》《鱼腹斗龙舟》，并说“以上八种，县志、湖北通志均著录。《振古奇哭》及《鱼腹斗龙舟》二种则传奇也”。

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志专家甘鹏云先生在他所著的《潜江旧闻录》一书中，对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潜江学人进行认真考证后得出两个结论性的界定。一是可称学人者才二十七八人，张承宇在其中；二是将张承宇、刘阮仙、朱悔人、莫与先四人确认为潜江明清时期的“四大文学家””。由此可见张承宇在潜江明清时期文坛上是处于高山仰止之位的。

笔者读张承宇现存的一些诗词和散文，感受到他文笔流畅，华丽的词句中透露出朴实，其音韵铿锵和谐悦耳，清新自然；也看出当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其内心的郁闷、伤感、苦涩、无奈和愤懑；同时，字里行间还表露出他怀才不遇的悲愤、狂傲和放达。下面赏析他的几篇代表作。

先看《秀野园记》。这是他为舅舅刘道隆的“秀野别墅”写的一篇文章。对墅园的方位和景观是这样写的：

距城西数里，引水环屋，寻桥而度，亭楼错峙，竹树荫森，尤广种桃。春深雨霁，照野蒸霞……

写园内一“枕流”小品时：

西南甚空阔，大堤在望，疏柳映带，亦复不减山林。堤内有巨沼。渔舟唱晚，牛背笛声，可不越枕上而得之。碧光盘绕，掩映几席……

写“竹风”“荷气”二亭时：

城楼即在园之东北，坐此二亭，垂柳摇风，隐隔楼台，宛宛如画矣……

最后用一首五言诗结尾：

我有疏慵性，多君出世肠。闲身匿别墅，逸兴贮清塘。有客翻成静，无花亦觉香。寒林落叶处，四野总茫茫。

这样一篇写景抒情散文，最后却以“四野茫茫”收笔，加前面的“出世肠”“闲身”“逸兴”，甚而“无花亦觉香”，两相对比，流露出作者虽放达睿智，却也饱含清静无为的无奈和怀才不遇的落寞伤感。

再品尝其《送王孝先明府左迁还毗陵》：

拟向君门借寇恂（寇恂，泛指朋友），胡然顿起庚公尘。躬还吴下名还楚，罪在官中功在民。一郡泪随千里水，三年恩剩百花春。浮云宠辱何堪问，可奈苍生属望身。

这是他为万历三十年（1602）在潜任知县的好友王念祖（字孝先）回毗陵（今江苏武进县）的送别诗。离别的凄婉和对宠辱功名的不屑及豪迈之情尽在诗中。

另有《病中答和友人柴一德》一首：

为问长卿病有无（长卿即司马迁），床前数步赖人扶。曾非开幔如新妇，纵不雕虫岂壮夫。姓字无名征盛世，文章待卷入冥途。烦炎欲得葡萄解，千颗来当酒百壶。

柴一德是其好友，明，潜江人，博览群书，著作甚富，而又不屑以科举名世的隐士。已病入膏肓连帐幔都难撩起来的张承宇，仍放达自比司马迁；一生没有做官施展自己的抱负遗憾临终也还念念不忘；文章没有写完的遗憾只能留在冥途了；日常放酒豪饮狂歌，卧在病榻还有百壶酒也不嫌多。虽有不得志的遗憾，也尽显豪放豁达。

尤其是他快入弥留之际，以亦幻亦梦之躯写下的《自祭文》其率真狂放竟也达极致。其中写道：

十岁自命，何夸何愚。显则稷契（稷契，古时候的贤臣），隐则巢许（巢许，传说中的著名隐士）。逸气翩翩（才气超群，风度翩翩），柔翰栩栩（书法栩栩如生）。

就是这样一位科举不第、征召不就、放达豪迈的文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受到了世人的尊重。他死后，史志以“徵君”（古时候指为公家编写史料，而又不是史官的贤士，亦指朝廷徵聘而又不肯受职的高隐之士）尊称记述张承宇。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欧阳烝

——“即忤爷娘莫忤欧阳”的吏才

欧阳烝，字宪文，号系庵，明，潜江（今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人。欧阳烝的祖父欧阳栋，字惟隆，号南野。从其《族谱》中了解到他“性资温雅，操履端方”，孝廉仁厚于乡里，虽然没谋得什么功名，但是当地潜江极负盛名的乡绅。欧阳栋的四子分别娶了当时潜江县在朝廷为官者的女儿。长子欧阳东夏，娶提学刘垓女儿为妻；次子欧阳东鳌，娶御史刘寅女儿为妻；三子欧阳东渐，配陈氏，我暂没查到其家族情况；四子欧阳东元，也就是欧阳烝父亲，他娶山东参政袁国臣女儿为妻。

读书名言

欧阳烝聪颖敏妙，少负异才，涉目成诵。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读书目下数行，悉记无遗。年十三，为学使华亭文敏董公首拔”。按明清时期年满十五岁方能参加入儒学考试的规定，他十三岁就被赫赫有名、时任湖广按察副使、后任（南）礼部尚书的学使董文敏看中，而“首拔”入省城儒学，这的确属于破格了。

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有一篇《欧阳烝名言》文章，其中记载：欧阳烝“读书有独见，不随人言下转”。这里说的是欧阳烝喜好读书，喜好潜下心来真正读书，他特别厌恶科举取士之制度，弄得很多人读书浅尝辄止，读些无用书，培养出来的人“持论多迂”，缺少真才实干能力，当下“内寇外贼，皆以我辈为口实”，讥讽四书五经培养出了一批纸上谈兵或抱残守缺的庸才。由此，欧阳烝就读书曾有一段惊世名言。现照录如下：

平生作老蠹鱼（蠹鱼：即蛀食衣服的虫子，亦称衣鱼），不肯干死案头萤。私憾千古少真读书人，从来儒学者皆保阙守残，党枯护朽，以致成古不化，持论多迂。胪传发冢则诗礼为梯，白昼攫金则科第首祸。内寇外贼，皆以我辈为口实，而读书种子似绝矣！

甘鹏云先生对这一论断进行评说时讲道：自隋唐设科取士以来，其号称读书者芸芸无数，无一不是为了科举仕途。他们虽然日日在读孔孟之书，其行为与孔孟之道相去甚远。“试观明清两代以时文取士，人人读五经四书，果真庄子五经四书耶？亦不过读时文题目耳！是故欧阳氏恨千古少真读书人”。他的遗言名句再次告诫我们：不能为名利而读书，读死书，否则又将成为“千古少读书人”之一。这可真是“后学砥行砺名之药石”。欧阳烝不仅真正读书，在为官之时著述也很丰富，据《县志》记载，其著作有《舜问堂遗稿》《角及居文选》《春词集唐》等约干卷，万分可惜的是所著之书没能流传于世，笔者从浩瀚的史书中也只找出了其中的几篇短文。

明朝循吏

明天启四年（1624），欧阳烝乡试中举人，又寒窗苦读十三年，终于在明崇祯十年（1637）高中进士，随即授江都（今江苏扬州江都区）县令。

崇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在位不到十七年。崇祯十年正是大明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非常年代。崇祯九年北方的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庙号为清太祖；西部李自成在陕西起义；中东部的张献忠、罗汝才攻占安庆、桐城等地。是年山西、江西大旱，河南蝗灾，浙江大饥，而朝廷党争一日也没消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当县令，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既要有乱世治政的勇气，又要有安邦抚民的睿智。《县志》载：江都土地肥沃，经济繁荣，但也有两点是历任县令都头痛而没治理好的事。一是地处长江下游，“冲刷难治”，洪涝灾害严重；二是豪强刁民好事，诉狱甚多。

欧阳烝到任后，“饬躬以廉”，勤勤恳恳，谨言慎行开展工作。他走遍江都山水后，首先组织老百姓筑堤防江河水患，再疏挖河渠，防内渍涝灾。同时“驭民以静”，不增加老百姓苛捐杂税，让民众安心发展经济，过好自己的日子。在当时要“驭民以静”是十分难得的。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针对时局提出增兵扩军，追加“剿银”二百八十万两的奏疏获准，即每石折银增加八钱，都得要老百姓承担。由此，有的地方民众为避税赋，藏居“丰草深林”之中，致使田地荒芜。欧阳烝执政不仅不增税扰民，而且还神情自若地治理诉狱顽症。他清理县衙档案簿册，对所有疑难及争诉不断的案件重新进行审定，并“发决如神”，解决了很多讼诉之争，沉积冤狱；对违法“小故而不得讼，讼令跪于庭，不谢罪，明日复跪，久不自堪，辄叩头改悔”。他勤于治政，批阅往来公文“夕掩朝署”“风以电掣”，从无迟延之误。更难得可贵的是在那么个乱世中将江都治理得风平浪静之余，他还能静下心来“闲恣览经史百家之书”。

欧阳烝在江都任知县五载，这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明朝的江山社稷，鉴于“燕鲁之地多残破”的时局，他多次“奏最之觐”，向朝廷推举十余位良才被任用。他的治政才能被副都御史史可法发现，当即向皇上举荐，崇祯帝朱由检亲自召见，并在崇祯十六年（1643），将时下盗贼四起、号称最难治理的滑县（今河南滑县）交由他治理。到任后，他先以诚朴之心安民告示，教化所有人积善从良，对抓获的盗贼，沿用江都治政“约法小故，令跪于庭”的办法，盗贼个个闻风丧胆，并流传出一句“即忤爷娘，莫忤欧阳”的警语。他在滑县任职一年，使数万贼小个个服服帖帖，人人弃恶从善。

就在欧阳烝准备进一步大展宏图理政安民、效忠朝廷时，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的大厦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轰然坍塌了。李自成破城进京后即登基称帝。农历三月十九（公历4月25日），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明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吊身亡了。崇祯自缢死后，很多明朝的官吏和遗老都以死而表忠心，欧阳烝就是其中的一员，不过被人救起。《县志》载，“甲申（即1644）三月之变，烝仓促自尽，为同事者所甦（sū，苏醒），病弥月不起”。

清朝吏才

当清朝“歼寇定鼎”紫禁城，顺治帝登基后，对前朝的很多官员采取了招安、赦免、重新启用等怀柔策略。《县志》载：欧阳烝因以文学著称，又因其治政有方，在清顺治元年（1644）重新被封吏部主事，官职没降，反而由七品升到六品了。不久又迁“文选员外郎”，即吏部文选主事。顺治二年，清王朝首开科举取士，派欧阳烝到河南主持科考选拔人才。当年河南报考者五千余人，他“咸先搜阅，然后分房细评，得士九十五，成进士者先后七十人”。一个省一场考试下来，取举人九十五人不足为奇，因矮子中拔长子，一省录取举人多少是朝廷给的名额，而九十五人中，后来有七十五人中了进士，这说明欧阳烝有伯乐相马之才能，识人、选人非常准确。

不久，因其父死，欧阳烝即“以忧奔还”。丁忧毕后，他再没出山为官。《旧闻》中有一篇甘鹏云先生赞赏《欧阳烝吏才》的短文，文章称欧阳烝“大都以文学饰吏治，与古循吏合符”。我们从《县志》和《湖北文徵》（第六卷。以下简称《文徵》）收录的几篇文章中，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其“文学饰吏治”风范。

《县志》载：康熙年间，他为重建的“法云社”（在县河东岸，今东门城投公司一带的一座僧院）专门写了劝捐《募疏》一文，文章情真意切，文采飞扬，使耳濡目染不为其捐赠而感羞愧。《文徵》中有一篇他为滑县守备刘君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记载的是崇祯十六年（1643）夏，滑县守备刘君率民众、兵勇英勇抗击“贼寇”的事迹，洋洋千字之文，从二千多年前的楚相申包胥说起，讲到刘君面对国将殇亡的大势，当强敌进犯滑县境时，他毫不惧死而英勇抗御的英雄气概，其中尽显其文治之道。《县志》还提及，他曾为明清交替时的潜江高隐之士张承宇作一篇“墓志铭”，可惜我没能目睹其原文，那只能等张君墓志铭出地时再见了。《县志》还收录了他致仕归里后，潜江遭洪水之灾时，写的一篇《大水叹》诗。全诗二十四行，诗尾十行如下：

有人在下我不辅，几日平章课失度；

欲笑不得泣不可，怨之不敢孰敢诉；

水火刀兵劫等耳，杀人如草谁曾恕？

开落还随陌上花，沾霜亦有枝头露；

蘧（qú，惊喜的样子）然大觉仰视天，白鸟漠漠飞过田。

诗词字里行间隐喻着对时政的不满，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黎民百姓的同情，也流露出欧阳烝悲天悯人中的无奈。

一代真读书者，两朝循良吏才欧阳烝六十五岁而终。死后葬于其祖上的风水宝地——城东黄汉垸。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若金

——命运多舛的刑部尚书、国医大师

翻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第一千四百五十七页，书中写道：“刘若金（1586～1665），清潜江人，字云密，明天启进士。崇祯末，官至刑部尚书。寻归隐，自号蠡园逸叟。尤精于医学，有《本草述》”。“刑部尚书”在古时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官。当时朝廷的中央机构只有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等六大部和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平行机构。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加公安部和司法部部长的一部分职权。刘若金是有史记载潜江人古时在朝廷任职最高者之一，其所著《本草述》是现代重新校注出版的中国历史古籍并不多见的名著之一；还有“国医之手”的称号。

显赫的官宦家

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载，刘若金的祖父刘勋（前面有传），是明嘉靖七年（1528）举人，他在河东运同任上留下“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美名，入了河东名宦祠，也入潜江的乡贤祠。他的伯父刘垓是“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的名宦。

刘若金父亲刘埏（yán），太学生。太学生即由府、州、县选拔（当然也有出钱捐授的）到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史志上没见刘埏入仕及功名记载。后因儿子刘若金的名气，赠封了一个“资政大夫，闽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书”。这种赠封是明、清时期朝廷对七品以上有政绩官员的一种奖赏或恩赐，一般都是某官员的直系亲属（父、母、妻）死后，将某官员的职务加封给其直系亲属（官衔一般都是封给父亲，母和妻根据官员的品级，赠封淑人、孺人等。见附件一）头上。这只是一种虚衔，是一种光宗耀祖的虚荣誉，没有奉禄和实际权力。

刘若金有两个儿子。长子刘洸（guāng），举人，湖南沅陵县教谕。次子刘湜（shí），出仕前情况暂无据可考，《县志》上只有他在江苏涟水县任知县的记载。刘若金所著《本草述》得力于这位当知县的儿子才得以重新刊印，并逐渐被官方所发现，被社会所认同。刘若金孙子刘效曾，清朝安徽怀宁县知县，其宦迹不详。

黎民的好知县

刘若金虽然有较好的官宦家庭背景，但并非是天性聪慧早熟之人，他先后苦读了近二十年，多次参加乡试不中，到了明天启元年（1621）才中了一举人，此时他已三十六岁，并结婚生子了。次年进京参加会试落榜，接着刘若金回家后，又悬梁刺股，秉烛夜读，到了天启五年（1625），他已是四十而不惑的年龄，第二次参加会试才中了进士。

过了四十岁才步入仕途的刘若金，最早被朝廷派到福建古田县任知县。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田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也就是偏僻闭塞落后的地方。改革开放前，古田仍属“老少边穷”之地，到现在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十年前，我曾两度到过古田，古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群山连绵起伏，交通不便。现在人们可以想象到三百多年前古田荒僻的景象。《潜江县志》记载：古田“海堧（ruán，水边的空地）瘠邑，群盗聚丛，篁（huáng，泛指竹子）灌莽中，梗驿劫旅，人民苦之”。用现代语言简单一点说，古田是一个离海不太远，地势低洼、土地贫瘠而又贫穷的县，这里竹林灌木丛生，盗贼很多，拦路抢劫不断发生，官办的驿站也不能通畅，民众的日子过得十分苦楚。

刘若金上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古田之所以盗贼猖獗、贫穷落后，一方面是民众不重视农耕，很多人游手好闲，另一方面是赌博成风，同时，胥吏与盗贼勾结而官府打击不力，使其横行嚣张。于是他从强化最基层的保甲长责任抓起，鼓励并倡导民众种田植茶，从事农业生产，对懒惰游散者张榜示众；同时，下令全县禁赌，铲除赌博窝点，严厉打击赌棍、赌徒；对官府衙役与盗贼勾结者严加惩处。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古田民风大为好转，打牌赌博者少了，盗贼知刘若金当政，也不敢进犯古田境内，人民也安居乐业了。甘鹏云先生所著的《潜江旧闻录》中有《刘密云尚书轶事》（以下简称《轶事》）一文，文中记载：“公下车，严甲保，禁赌窟，戒游惰，痛惩蠹胥通盗者，盗远遁，不敢入古田境”。还有一段老百姓对刘若金离任时的评价：“自我公来，四乡无胥吏之迹，县庭无敲鼓扑之声，征敛以时，农功不扰，人有余力，岁有余赢，公德厚矣。公去谁拊（fǔ，同抚意）育我者？”民众对刘若金这段朴实而真挚的评价，吾辈现在看后都感动不已。一个县官让老百姓有如此高的评价，历史上的确不多见。

因为刘若金在古田政绩突出，上级向朝廷奏报后，调他到经济和自然条件稍胜一筹的浦城（今福建浦城县）去任知县。古田人民知道后，感到“如失慈父母”，坚决不同意。数万人滞留县衙门前，并堵塞了道路，数十日不得行。老百姓向前来督办移交的建宁（今宁德）太守哭诉道：“夺我好官去，古田人民独非朝廷赤子乎？”太守反复安抚并解释：“朝命也，年满再莅古田可耳。”刘若金临别前，也被百姓的真诚挽留感动得潸然泪下，他说：“诸父老厚爱我，我何忍遽（jù，突然）舍诸父老去，特朝命不可违耳。重来何有日”。刘若金到浦城后，治理方略亦与在古田一样，三年不到政绩斐然，一时舆论翕然，史称刘若金为“八闽循吏第一”。

仕途多坎坷

由于刘若金在福建期间政绩卓越，他被提拔到京城任吏部主事，随后转为郎中（正五品）。没过多久，朝廷又将刘若金官升一级，派他出京城，任淮海兵备佥事（从四品，比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职权略大）。

当时的淮海府辖区相当于今江苏以北的地方，治所在今扬州市。刘若金任淮海兵备佥事时，正是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这期间内有李自成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的“作乱”，外有金兵的不断攻城夺地的进犯。从《县志》和《闻录》中得知：淮海这个地方当时也不太平，流寇十分嚣张，而士卒纪律松散，骄横跋扈，粮饷匮乏，时不时就发生兵变。刘若金到任后，从整顿军纪开始。淘汰老弱者，清理冒领者，保留精壮者，随后增发军饷和更新军械，加强对军士的日常训练，一下子使士气大振，军中形成人欢马叫的局面。同时，他指挥广筑堡垒，坚壁清野，增设巡逻岗哨，做到有备无患，使民心和军心大为稳固。刘若金治军还有一套，他喜欢在军中物色人才，对有勇有谋者，举荐提拔使用，并传授其方略，这样更让将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与贼寇作战中，刘若金整训后的军队屡战屡胜。贼寇对刘若金真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对淮海进犯。

刘若金在管理地方军务的同时，也不忘记帮助地方解决老百姓的疾苦，维护地方稳定。他认为“民所以聚之（起义），如饥鸟之求食；民所患除之，如沉疴之被体也”。虽然刘若金对当时农民起义认识有些片面，但他看到了淮海这一带民众受淮河水患太苦了，于是他组织军民疏浚淮河，筑长堤，当地老百姓将刘若金组织开挖的河称之为“刘公河”，所筑堤称之为“刘兵宪堤”。

淮海这个地方自古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同时也滋生了一批欺行霸市，奸猾豪取的害群之马。他们平常横行霸道，侮民敛财，干政害政，谁都不敢冒犯。刘若金知道此事后，对为首者毫不留情地予以了严厉打击。对此老百拍手称快，当时，淮海市面上的豪猾之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撄毒龙，莫犯刘公”。淮海的大治，使刘若金声名远扬，朝廷对他又加封一级，并给“蒙白金文绮之赐”。朝廷对刘若金的一封一赏，竟招来同僚的嫉妒，同时，那些被他严厉打击过的豪强劣绅也寻机反扑，捏造事实，对刘若金进行诬陷。昏庸的崇祯帝不做深入的调查，就将其免职了。

刘若金回归故里后，杜门谢客，钻进了一批古医学著作中，开始了他繁杂的工作之余没能完成的《本草述》著述工作。此时刘若金闭户著书，还只是为排除被弹劾后胸中的苦闷，自遣而已。

崇祯十七年（1644），对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是灾难的一年，耻辱的一年，也是亡命的一年。这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十九（公历4月25日）李自成攻占了京城。勤奋努力却主观臆断的崇祯帝朱由检，面对岌岌可危、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后，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死得体面，他在故宫后面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了，撒手将朱元璋打下并维持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江山拱手让了出去。农历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忙乱之中在北京宣布登基。次日，即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军队逼近弃城西撤。十月，清世祖顺治皇帝在紫金城登基了，史称顺治元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厮杀和生灵涂炭的苦难，刘若金对他曾经忠心效力过的明王朝总还有几分难舍和希冀。这段时间他总是心神不安地在取名为“喟然轩”的小楼徘徊，再也难安然淡定地在小楼里读书著述了。

清顺治二年（1645），虽然北方紫禁城的明王朝的皇帝不在了，但南方明王朝的郡王和一些遗老遗少及不少民众反清复明势力还很强劲。当年三月，明神宗之孙朱由崧由凤阳总兵拥立在南京称帝，史称弘光元年；朱元璋第九世孙朱聿健，由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郑成功父亲）、礼部尚书黄道周拥立，六月在福州称帝，年号为隆武，史称隆武元年。朱聿健称帝后，深感朝中缺人，经人推荐想起了曾在福建任过职、对福建风土民情了如指掌且民众口碑很好、政声显著的刘若金，于是将其召入朝中。

《轶事》记载：刘若金在顺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进入朱聿健帐下后，最初任通政司右参议，“不数月，擢刑部侍郎，旋晋尚书”。也就是说刘若金是南明朝朱聿健皇帝的尚书。同时还记载：“时战守机宜悉郑氏为政，阁臣至三十余人，议论纷呶（náo，说话唠叨），国是不定。公建白不果行，遂请致仕归”。

刘若金再次出山服务的南明朝是一个流亡而又不完整的政权政府。阁臣仅三十来人，且阁臣并没有齐心努力，同仇敌忾共同对敌；对巩固岭南基地，反清复明的方略意见也很难统一，常常各怀鬼胎，勾心斗角。尤其是朝廷兵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又是一位极会保存自已、见风使舵的老江湖。刘若金的很多很好的建议，要么遭到其他阁臣的反对，要么隆武帝也不重视。刘若金再次出山本想在反清复明征战中有所作为的幻想，面对现实彻底破灭了。他在南明政权干了不到一年，就态度坚决地辞官回到潜江老家了。

朱聿健本来雄心勃勃态度坚决要复明，还曾想率兵亲征，但郑芝龙常以粮饷不足而推辞。就是在这种困境下，朱聿健后来收容了李自成的20多万残兵，短时间保住了福建、广东、广西，收复了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来郑芝龙看到清军一统江山已是大势所趋，即率部投靠了清军，朱聿健孤掌难鸣，最后还是败下阵了，他在逃出长汀途中被清军擒杀。可悲的南明隆武帝政权只维持十五个月就垮台了。刘若金远见卓识也表现在：当他进入南明朝辅政一段时间后，看清了朱聿健是位扶不起的阿斗，更看清了大明王朝的灭亡已是势不可挡了，于是他先行一步辞官归隐，否则，他的老命也可能与朱聿健一样丢在福建武夷山山中了。

怪不得清朝末年在朝廷为官的潜江人万穉（zhì）云、甘鹏云先生都曾纳闷，为什么《明史》《清史》都没有刘若金任尚书职的记载，到了清朝末年，史志上才有他所著《本草述》的记载。因为南明政权是一个短命且流亡的政权，不可能有完整系统的史志记录，更何况刘若金还没有等隆武帝倒台他就坚决辞职归隐了。

潜心本草学

顺治三年（1646年）夏，刘若金再次辞官回到家乡后，住进了他在县西门二里的（现深河居委会一带）蠡园别墅，自号“蠡园逸叟”。蠡园可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范蠡的别墅之名，这范蠡是在越国被吴国灭掉之后，随越王勾践在吴国卧薪尝胆当囚徒，又辅佐越王兴越而灭了吴国的越国宰相，重兴越国后，他即携绝代美女西施归隐山野之间，最后定居于太湖之滨，留下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世人仰慕的今蠡园居所。刘若金归隐时虽然没有携绝世佳丽，但他自比作范蠡，要从为臣至极，变成隐居荒江野湖寂寞之滨的钓叟。潜江西城外的刘若金蠡园别墅的确还是一个闹市之外的风雅之地：这里有潜江人为宋朝状元修筑的毕家山、状元坊；有明万历年间的通政使刘道隆的别墅——秀野园；有四季渔歌、菱荷飘香的千亩马昌湖；有咫尺之遥是潜江的八景之一——僧寺晓钟；还有逶迤蟒蟒的东荆河（当时称之为夜汊河）堤。竟陵的举人吴骥踏访蠡园主人后曾留诗一首：“兵戈间道入趋陈，追忆深恩顾才臣；留得黄冠衣故里，古来白杜托先民；荫松息竹俱流韵，积雪凿冰益爽神；自有龙门难望见，劳生犹作路旁尘”。

刘若金第二次归隐已是六十高龄了。他在蠡园一住就是二十一年。朝廷的更替，时事的纷争，让他看破了红尘，真切感受到自己过去所走的当官造福于百姓的那条路已彻底走不通了，同时岁月也不饶人，空有鸿鹄之志，自感力不从心。此时，他悟出了一个道道，自己在福建山区任职时，寻药问医为自己和百姓治病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何不结合已有医书进行研究，结集成一部医书，传世于后人，用于救死抚伤呢。悬壶济世，这也不正是造福于老百姓的另一条蹊径吗，于是，他下定决心，从此再不闻不问政事，潜心于本草学研究。

刘若金这次归隐后不问政事，潜心于本草学研究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旧闻》记载，刘若金杜门谢客，“日夕坐卧一小楼，治方书如故”，就是自家亲戚来了，也“罕见其面焉”。清顺帝定鼎中原安定天下后，对前朝阁臣遗老采取了不追究并给予礼遇优待的政策，随后经常有省、州、县府的官员上门造访，弄得他不胜其烦，于是又有了《旧闻》中的记载：“府县踵门造请无虚日，公力拒之，求一望见颜色，不可得也”。

这段时期的刘若金几乎到了“岁不出户，足不下楼”的境地。偶尔下楼，也是一个人手提竹篓，肩扛渔竿，走到小楼屋旁的马昌湖逸情闲钓。刘若金此时的垂钓，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趣，更多的时候是独钓寒江雪的意境。《旧闻》中写道：“公终岁楼居，足不下楼者，垂三十年”。就是过去的很多朋友也很少通信往来，只有少数三五故交遗老“时通尺素而已”。他们是：湖南益阳的郭些庵，他与刘若金同是天启年间的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崇祯年间的兵部侍郎，明灭后削发为僧；湖南衡阳的王船山，崇祯年间举人，明亡后，他在衡阳举兵起义阻止清军，兵败后入南明桂王朝廷，后隐居山中著述四十余年，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人之一；湖北嘉鱼的熊蘖（niè）庵，天启年间进士，曾任吴江知县，崇祯年间给事中，因朝会上直言被廷杖遣边疆，明亡后入南明唐王朝任大学士，后离职弃家为僧；还有湖南宁乡的陶密庵，湖北竟陵（天门）的吴骥等。

康熙三年（1664），已是八十高龄的刘若金，经前后三十年精研细撰，终于完成了三十二卷，八十万字的《本草述》。这年十月，竟陵（今天门）名仕吴骥慕名而来拜访刘若金，两人举杯开怀畅饮，交谈甚欢。最后，刘若金示意要吴骥为其《本草述》作序，两人在相互谦恭一番后，吴骥欣然接受了其托请。次年，刘若金安详地辞世了，享年八十一岁，葬于“县东东沙垸（今蔡湖村东一带），大中丞郭公都贤志铭”。

名声人逝后

刘若金虽然在明朝官至刑部尚书，宦迹卓越，政声颇佳，但如前所述，并没有入明、清“人物”史册，只有《湖广通志•乡贤》《县志》对他有很简短的记载。现将《湖广通志•乡贤》全文刊录如下：

刘若金，字用汝，潜江人，天启乙丑进士。初令福建古田，调浦城，摘奸弭盗，两邑惮之。迁南吏部主事，转淮海兵备，投劾归里。已而优诏起用，特擢副都御史，督抚闽广。晋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后以疾归。

他虽然辞世在清朝，但他的确是明朝的人物。只是当他所著《本草述》刊印出名后，清朝才将他作为名医收录在本朝的史志之中，并在刘若金名字前加了一个[清]字，以显清朝之荣耀。

刘若金生前著述颇丰，诗歌、辞赋、札记等。临终时，他曾对他的两个儿子说：“诗文杂著，虽我微尚所寄，不可刊布人间，恐触世所忌也”。这是一位经历改朝换代风风雨雨后的前朝老臣的经验之谈，也是他隐居避世二十多年的心灵写照。刘洸、刘湜遵照其父遗命，真的没有让刘若金的诗文传于后世。到了康熙五年（1666），也就是刘若金逝世后的第二年，其长子刘洸筹资第一次刊印了《本草述》一书，吴骥的序最早出现在《本草述》之中。这是《本草述》最早的面世之本，没有发行，仅限于家族内部和挚友之间传阅，现已失传。不过我在读《湖北文徵》（第五卷）时，偶尔发现了他为欧阳东凤写的一篇悼文，题目为《祭欧阳太仆文》。在这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字里行间看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力。

时隔三十三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刘若金在江苏涟水任知县的次子刘湜，已有能力将随身珍藏的《本草述》正式刊印发行了。于是，他利用其自身的人脉关系，先后请工部掌印给事中谭瑄、嘉兴名士高佑釲（sì）、海昌名士陈訏（xū）、遂安名士毛际可等人为再版作序。这四篇序文都收录在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本草述校注》一书中。谭瑄在序中写道：《本草述》“盖以去华务实为主，而精详研核，以轩岐《素》《难》为之根极”，先生是当代“神农氏之功臣也”，是“医国手”。随后，清嘉庆十五年（1810）武进的薛镐又将《本草述》整理后刻印。1932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又出了石印本，1933年上海万有书局见此书发行甚畅，也刊印发行。1936年黄冈兰陵堂也刻印《本草述》发行。一时间《草本述》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要盛行于世，真正实现了刘若金后半生立志悬壶济世之夙愿。

刘若金的《本草述》这部医学宏著之所以像一坛老酒愈陈愈醇香，让致力于发扬和传承中国中医事业的仁人志士爱不释手，是因为它科学实用。史书上记载，刘若金在与朋友谈到他所著《本草述》实用性时曾说：吾“壮而多病，以医药自辅，看题处方，良用娱慰”。也就是说他在福建山区任知县时，就依据古本草医书上的知识，结合自己的一些病症进行了实验，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2005年出版的《本草述校注》一书，在其《前言》中将刘若金这部医学巨著的特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第一是简约性。《本草述》全书收药仅四百八十种左右，与现代使用的中药品种大致吻合，而且现代《中医学》教材中的药物几乎全部收录在内，常见于其他本草书中的生僻或荒诞不经的内容则较少见，这与当时一些卷帙浩繁的本草书明显不同。

第二是实用性。《本草述》每药之下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等项，均是对临床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内容，方便实用。

第三是规整性。《本草述》对当时本草的药物分类及编辑秩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有助于药物分类的规整化和条理化。

第四是科学性。《本草述》关于药物功效主治的选择以临床实用为原则，不仅具有传统医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且还可以为现代药物的开发研究提供思路。

第五是探索性。《本草述》以“愚按”为标目进行药物探讨，基本是作者本人的见解，其中许多心得有独到之处，这与一些简单罗列诸家之说的本草书有很大区别。刘若金本人撰写的按语在书中占有一定篇幅，也是很有特色和富有参考价值的部分。

这些校注人员，都是中国中医学会的权威和专家，他们对《本草述》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这真是刘若金生前做梦和在九泉之下也都没想到的。据《县志》记载，他辞世后潜江旧县城还留下了不少遗迹，在西街（现在建设街一带），清朝时官府为刘若金建了“赐命坊”，旧西街刘大司寇（司寇，即刑部尚书）府第前还留有“刘公井”，“乡贤祠”里有他的牌位等。

这就是刑部尚书、国医大师的传奇人生。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清•

刘肇国

——两朝翰林学士　感人孝廉君子

刘肇国（1603～1659），字敏功，号阮仙，是潜江“蜜湖刘”第十代传人。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刘肇国是明末、清初两朝的翰林学士。《县志》卷十三•选举志记载：刘肇国“历任国史院掌院学士、祀乡贤”。掌院学士，那可是朝廷了不起的重臣，官级正四品（从后文中皇上对刘肇国的母亲赠诰命“恭人”，推断应当是正四品），相当于现在厅局级的官员。刘肇国的祖居在今杨市办事处刘岭村，即古地名崔家垸。现在通往潜江市食品产业园有一条道路，名曰“翰林路”，就是依刘肇国官职命名的。

望族后裔

为了弄清刘肇国的家世，我从杨市“蜜湖刘”的第二十二代孙、市人防办主任刘时军那里淘来了民国九年（1921）和1990年两次重修的“刘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从《族谱》中我再次确认了刘肇国这支刘姓先祖是元朝末年、明朝年初，从江西安福县郊的蜜湖这个地方迁徙到潜江今杨市事办事处刘岭村的。为了以示与其他刘姓的区别，因而称之为“蜜湖刘”。深入研究《县志》和《族谱》，从中了解到杨市“蜜湖刘”从第五世刘缘开始，就称得上官宦之家了。刘缘在明宪宗时期任过河南南阳的知县；第七世刘淯是明潜江最著名的乡绅之一；第八世刘道隆任过明朝万历年间的通政使。刘肇国是刘道隆的侄孙。

“蜜湖刘”有“耕读治家”的好传统。刘肇国的爷爷刘履道，也是一位寒窗苦读、乡试中举、取得了入仕做官资格的人，但他惦记着庞大的家业需要人经营等原因，并没入仕。刘肇国的父亲刘采是刘履道的第三子，以庠生（县儒学的学生）终止了仕途的拼搏，经营祖业。刘采娶了欧阳氏、李氏、郭氏三房太太。欧阳氏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生了刘肇国；李氏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生了刘信国。刘肇国十岁那年，刘采不幸病逝，留下了刘肇国、刘信国兄弟俩和三房太太，当然还有庞大的家业。最凄婉的是郭氏，刘采辞世时，她尚没生育，年仅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少，却终身没改嫁，而守节寿终正寝，由此，郭氏进了旧县府的“贞节坊”。

刘肇国虽然幼小就失去了父亲，但因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并没让这孤儿寡母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肇国的母亲欧阳氏的哥哥叫欧阳燧，即刘肇国的舅舅，是朝廷命官。当时，他以岁贡身份先授黄州训导，后迁升今江苏盱眙知县。刘肇国从小师从舅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少负异才，笃好经史，博闻强记”，拼命苦读，到了三十而立之年，终于中了举人。《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刘肇国“十岁而孤，其舅欧阳公燧授之学，燧博闻强记，忠节君子也。肇国亲承其教，文章行谊为有本云”。

刘肇国十分讨舅舅喜欢，当他成年后，欧阳燧又将其女儿许配给他为妻。欧阳燧既是刘肇国的舅舅，又成了他的岳父。《族谱》中收录了一篇刘肇国在其嫡母欧阳氏逝世后所写的《祭欧阳恭人文》（以下简称《祭文》），文中称：“予依于岳父，遂得良师。予少失父训，岳父教汝读书识字。予虽暴弃而不至沦落者，岳父之力也”。在欧阳燧的言传身教之中，刘肇国又经历十年寒窗，先后四次进京参加会试，终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中了进士。这年他正好四十岁，几经拼搏，刘肇国终于走上了中国古时候有识之士穷毕生之力，拼命想挤入进授爵禄的塔顶之中，这既实现了其光宗耀祖的夙愿，也了却了舅舅、岳父欧阳燧的心愿。《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刘肇国“崇祯癸酉（崇祯六年，即1633年）举人、癸未（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是明朝的最后一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刘肇国娶妻两房。第一任妻子是欧阳氏，肇国在《祭文》中写道：妻欧阳氏“屡生子而不育，仅存三女，老母以为忧”，于是他选择其弟刘信国的儿子刘侁（shēn）立嗣为子。后又娶王氏，生一子，即刘俛（fǔ），刘俛，举人，官至常州同知。

仗义偿逋

刘肇国之所以三十岁中举后，到了四十岁才中进士，这与他豪迈好客，仗义疏财，有“置驿投辖”（西汉京兆史陈遵特别好客，每有客人至他必在馆驿中热情接待宴饮，因恐客人中途离去，就令仆人将其车辖投入井中）的性格相关。

《县志》记载：刘肇国“家固贫，食客常满座”，“每贫交故旧，四方士怀刺远投，必竭情优遇”。从刘肇国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其所撰《学士阮仙公行状》（原文见其《族谱》，以下简称《行状》）一文中得知，刘肇国的父亲刘采为子孙是留下了可观家产的，他家除了在刘岭（古时称崔家垸）有百顷良田，在县城西郊还有别墅，并在离县城四十多里东南面的江汊垸（今渔洋镇拖市村）置有大片收租的田产，不然是不可能供刘肇国年近四十还去谋考功名，也不可能供刘信国去京城国子监读书的。就是这么丰厚的家产，因肇国两兄弟读书应考，尤其是刘肇国喜欢交友，豪迈好客，有四方志士、学友、文友都喜欢到他家相聚，时常高朋满座，吃流水席，弄得家里仆人都叫苦不迭。刘肇国人到中年时，已有“家固贫”的感觉了；从《族谱》中了解到，他在《祭文》中说道：“予少好浪费，门有索逋（bū，即欠债），家无晨炊，以至先世之产业典鬻几尽”，“代人偿逋至数万金，而汝无怨言”。

其疏财仗义之举，最让人佩服的还有一件事：一年，家乡遭遇大饥荒，很多人都被迫逃荒讨米去了，并有不少人被饿死。同里数十位前辈找到刘肇国，请他出面找沔阳钱庄老板贷款买粮度饥荒，待来年年成好了，大家再去还款。刘肇国仗义为乡邻签了书卷，借款一千多两银子。结果，到了第二年，家乡又遭受水灾，田舍被淹没，原有借款户谁也还不了钱。刘肇国二话不说，主动地变卖祖上传下来的田产，一下子还清了贷款，随后将乡邻们向他所打的欠条全部烧毁，并毫无怨言。《族谱》中《行状》一文有此记载：某年“岁饥，里人数十辈请贷于沔水钱中丞公，先君为书券贷千金给之，继而里人逋负（即欠负款物不还），先君鬻产以代，竟焚其券，无怨言”。

《行状》还记载了刘肇国从京城扶母灵柩回家乡安葬后，在“丁忧”的这三年时间里，他又仗义为家乡人民办了不少实事和好事。“甲午（即顺治十一年），王师进剿滇黔，取道潜水，供应不赀（zī，同资）。邑大夫难之，邦人大恐。先君亲诣师梁公军，令其以纪律约束，由潜入荆秋毫无犯”。这里说的是清顺治十一年（1654），朝廷有一支准备去进军云南、贵州，剿灭仍在那里活动的南明永历朝廷的军队，取汉水借道潜江，因军需供应短缺，需休整补济，士大夫及老百姓知清军入驻，都十分害怕。刘肇国得知后，即找到带军的梁将军，令其严明军纪，约束士卒。刘肇国的话还真灵，这支军队路过潜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行状》记载刘肇国向朝廷请筑沙洋汉江堤，准奏后，他又致书组织筑堤的马太守，要他“省朝廷金钱，惜小民膏脂”。同时，还记载有，当时潜江很多人弃田流落他乡，州、县官员极力阻止这些人外逃，并要治外逃者罪。刘肇国对这些官员说：“为政如张琴瑟”，你们要多关心老百姓疾苦，为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老百姓对刘肇国“至今颂德不衰”。

甘鹏云先生在他所著的《潜江旧闻录》一书中，记录了刘肇国更为传奇的仗义行为是“赎宫人”（即风尘女子，或曰妓女）一事。南京秦淮河畔有一姓徐的风尘女子，人长得十分清秀漂亮，并显得十分淑女，尤其是诗词歌赋文采飞扬。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后，徐氏流落京城街头，憔悴摧伤，甚是凄凉，“刘肇国挥金赎之，以赠友人邵某”。邵某携徐氏“归居泰州之枕村”，徐氏入嫁后又写了不少诗，并被刻入《诗观》一书。这里录其中几句；“昭阳遗孑谪人间，曾列龙楼第一班；杨柳折来风雨夜，芙蓉分得水云颜；不知世上无金屋，犹说台前赐玉环；薄命今生遥集处，伤心何地可容闲”。甘鹏云先生对此说：“曹瞒赎文姬（指曹操赎蔡文姬），千古传为美谈，以学士之较之，无多让也”，把刘肇国的行为与曹操相比。

两朝翰林

刘肇国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中的进士，随即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不是中了进士就可入翰林院的，只是其中有培养前途，有潜质能力的优秀分子才能被选入翰林院。入翰林院可是科举时代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就是朝廷的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为皇上起草诏书等机密要件，讲解经籍，记载皇帝言行起居，修编国史等；也是“养才储望”之所。入翰林院者称之为翰林学士。唐朝以来，朝廷的内阁辅臣大都来自于翰林院。如唐朝的杜甫、张九龄，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清朝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都是翰林学士出身。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它集中的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刘肇国就是潜江有史记载以来并不多见的翰林学士之一。

刘肇国入翰林院最初授职“庶吉士”（从七品），它是明清两朝对刚入翰林院学士授予的短期职位，也是起点职位。刘肇国入明朝翰林院时运极不佳。崇祯十六年是大明王朝最后一年。这年正月，李自成破承天（今湖北钟祥）、汉阳、襄阳等湖北全境，接着又攻下陕西、甘肃等地；十月张献忠又夺下湖南、江西、江浙等地。清军破山海关以北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并逼近紫禁城。面对内忧外患，崇祯皇帝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岌岌可危的朝廷已乱着一团。明朝灭亡也是大势所趋，就是孙武在世，用其《孙子兵法》去指挥应战，也是无力回天，何况刘肇国这些刚入仕的翰林学士，此时轮不到他们去进言献策了。刘肇国虽有满腹经纶，而难有用武之地，他在翰林院过着焦虑不安的日子。

次年三月，李自成攻占紫禁城，三十三岁的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四月李自成在京称帝。李自成皇位还没坐热，五月多尔衮即入京城，李自成弃城西撤。十月清世祖顺治皇帝登皇位，史称顺治元年。刘肇国等一大批前朝文武官员游离在改朝换代的焦恐不安之中。好在顺治帝采纳了一批有文韬武略之谋的汉人建议，当然，顺治也还算是一位懂得安邦兴国、抚民用人的明主，至少他比只会烧杀抢夺的李自成英明。如清军入关进京后，顺治帝下令严禁士兵抢夺财物，杀戮百姓；凡投诚前朝官员将量才施用；对其他还在抵抗的将领多采取劝降之策；厚葬崇祯皇帝等等，一下子稳固了京城，稳定了人心。

《县志》和《族谱》均记载：顺治二年（1645），刘肇国被选进清朝的翰林院。清朝的翰林院沿袭明朝建制，内设三院，即国史院（主要负责修编国史等）、秘书院（主要负责草拟诏书机要等）、弘文院（主要负责科举命题、阅卷、监考等）。这次刘肇国授弘文院检讨。随即1645年他奉命赴江南（指今苏南和浙江、上海等地）执掌乡试。刘肇国很注重为朝廷选拔人才，这次他经手录取举人一百四十五人，这些人次年春进京参加殿试，半数中了进士。《族谱》是这样记载的：“乙酉（1654），奉命典（典，即执掌、主管之意）试江南，得隽百四十五人。联翩捷，南宫半余以次年成进士”。同时记载：“丙戌（顺治三年，即1655年），复受命典武会试，取进士二百人，其为朝廷保障封疆者，亦不胜其数”。《县志》记载：“丙戌典武会试，所得多奇士，如提督梁公化凤，勋业尤著”。

随后，刘肇国不断得到升迁重用。因为他有伯乐识马的眼光，先被提拔任了监司业。主要掌管儒学、训导之政，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教育长（教务长），官职五品。在这里刘肇国又发现培养了清代名臣熊伯龙。后来又擢升国史院掌院学士，即国史院的最高行政主官。刘肇国主要负责纂修实录国史和皇帝言行等工作。《族谱》记载，他对“三代之是非不阿不激，时称信史”。

致仕葬母

刘肇国父亲娶有欧阳氏、李氏、郭氏三位太太，所以他称母亲的就有三人。嫡母欧阳氏在刘肇国没有进京做官之前就因病逝世了。李氏是临桂知县刘信国嫡母，只能算是刘肇国的养母。刘肇国的两个儿子刘侁、刘俛在《行状》中写道：先君“自居官之日，即迎养两祖母，郭祖母静理白业辞不就行，唯奉祖母李夫人入京邸”。

顺治八年（1651），随刘肇国居京城的李母病重。他除每天为李母敬香祈祷之外，自己还亲自给李母喂汤药，精心照护李母甚至“衣不解带者百余日”。刘肇国的孝道之情也没能感动佛祖，他在向皇上陈情拟告假以送李母回归故里，而圣恩没下时，李母撒手人寰了。悲痛欲绝的他日夕悲号。《行状》写道：李祖母弃世后，“先君痛不欲生，塑祖母遗像，长跪膝前，茹淡三年，日夕悲号，常居于神像前，亲观祖母坐莲花上笑若平生，谓孝思所致也”。

母丧后，刘肇国没能遵其遗嘱回故里安葬，使他心中总有愧疚之情和负罪感难以排遣。李母常托梦于他，念及家乡故人和子孙，使他寝食难安，常年处于悲伤之中，加之工作的劳累，以至“忧伤劳瘁，感而成疾”。于是，他告假回故里葬母。刘肇国“蒙圣恩，渥加优恤，钦予祭葬”。《县志》载：“生母李太淑人（此记载有误，生母是欧阳氏，李母是养母或称庶母）卒，肇国饭素茹淡三年。塑母像于佛前，长跪膝下，诚孝所感，尝有异徵。扶梓归，钦予祭葬”。

李母享年六十八岁，她辞世后，刘肇国在回故里安葬李母时，曾写了一篇《告李太恭人文》的祭文（《家谱》收录其中。以下简《祭文》）。《祭文》的确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现摘录几小段：

我嫡母晚年婴疾，一切内悉付我母。我母曲体其意，勤俭和顺，以相我父，慈严兼备以教两儿，期以慰我父”。“我母率两儿以奉我嫡母，视问调治阅十余年，犹如一日”。“两儿少时禀赋胆怯，资质鲁钝，我母日以为忧。及两儿稍习人事，复暴弃荒废，不能自振，我母又以为忧”。“当兵火之际，奔走流离，儿则远违膝下，母不当责儿远游，而犹以儿为念，汝何以报我母于万一”。“我母日念六弟（指刘信国）远在武昌不得常见，今六弟与儿并伏于前，而我母寂然也。呜呼痛哉。我母念诸孙子、诸孙女，恨不及一日见，且日以儿之子嗣祝于神明，儿今年八月亦举一子（刘俛），合诸孙八人，诸孙女九人围绕左右，而我母寂然也”。“我母之左穴，虚以待儿以为慰否耶”。

刘肇国回归故里将李母合葬于其父墓地，即荆门三汀里之东，土名巨家庄，随后在墓地栽树植草，结庐奉祭。刘肇国的这份孝道，让世人感动之余，亦为吾辈敬仰之。

葬母丁忧期满后，刘肇国以身体欠佳为由，奏请辞官，《行状》记载：“蒙赐温旨，候病痊起用”。也就是说顺治皇上恩准了其病休奏请，并明示待病痊愈，即重新启用。刘肇国在为李母守陵及闲居家乡后，写下了“圣恩放作山林客。世业留为田舍翁”等诗篇，后自号“田舍翁”，留下了不少诗作。《县志》记载，当时刊印有其自著《茭湄集》一书，共收录诗词一百二十多首，现在留传的不多。马荣华先生所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一书，收录有刘肇国《秋田叹》一首，摘其中几句：“禾苗犹在田，借贷输官税；积雨失堤塍，占天独望岁；临风无一言，望若挥长涕”。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苛税的不满，对黎民的同情。

从他上述几句诗文中，已经看出了刘肇国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朝政的不满。表面上他只是借身体欠佳的原因致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在朝廷锋芒毕露，擢升太快，多遭嫉妒，并闻之有人谗言对他不利；他甚至看到了他所从事的“典乡试”“典会试”及“实录史”等工作暗藏着杀机；同时，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清朝政权已趋于稳固，朝中汉人官员已开始被歧视、排挤，他已是被排挤之列，因而，他选择了辞官避世。

刘肇国这一睿智之举，让他避开了几场杀身之祸，不能不说他有过人的先见之明。顺治十四年（1657），因“科场案”，顺治帝下旨杀了两名主考官和两名作弊录取的举人；次年，又因“科考案”，惹发圣怒，杀了江南两位主考官及绞决了十八房的所有人，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考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顺治十六年（1659），刘肇国在儿子刘侁的陪同下宦游江淮，客居广陵（今扬州）石塔寺时，突然生病，卒于僧房，享年五十七岁。葬于“本县毕公乡，江汊垸”（今渔洋镇拖市村西）。《县志》记载：这个地方，他生前曾修建了一座“印心庵”，长子刘侁在康熙十五年又进行了重修。现任市住建设委副主任、渔洋镇原镇长余启新，他老家就在拖市村。他告诉我：听老人们讲，民国时期刘肇国的后人（十八世）刘昌英等，在拖市街上十重院落的房子，家业非常庞大，几乎占有半条街。二十世纪“农业学大寨”，公社在搞土地平整时，将刘肇国墓碑及墓葬作“封资修”的东西给毁掉了。另我从《县志》等史料中，还得知保留于民国末年县府前“乡贤祠”中的刘肇国牌位和碑文等，新中国成立后荡然无存了。

这给我等喜好访古探幽之人及刘氏后人留下了无限遗憾。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韩国玺

——离任时行李半肩的知县

韩国玺（xǐ），字晴岚，茌（chí）平（今山东茌平县）人。《山东通志•人物》（以下简称《通志》）记载他是“明天启甲子（即天启四年，1624年）举人，清初授湖广（湖北）潜江县令”。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二•知县宦迹传，以下简称《县志》）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韩国玺“授潜江令”，他也是满清开国的潜江第一任知县。

顺治三年，清朝虽定都北京，但战火并没熄灭，全国也没有完全统一。当年是南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云贵、两广基本上是南明的地盘；浙闽大部分地方还是明鲁王总兵王之仁把守着；江西明总督万元吉还率部与清军在作战；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也正与清军激战；郑成功率兵在海上抗清。

明末清初近十年，潜江成为兵家必经、必争之地。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攻下承天、襄阳、潜江等地，并在襄阳自称顺天王，明朝官员及家属很多都被诛杀，接着清军又剿杀李自成的人马，朝政和官员更替如走马灯式，几个月、几天都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因而大清定国之初，百姓经历改朝换代多年的战乱犹如惊弓之鸟。韩国玺这位知县，面对惊魂不定的民众，面对撂荒失种的大片土地，面对一贫如洗的衙门，面对百废待兴的城池，心急如焚。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力戒旧时县衙的奢侈浪费之风，他决定先不新修县衙，不添置贵重物品，一日三餐粗菜淡饭，他甚至亲自躬耕于亩，《县志》说他“恬淡植耕，简易为政”。

韩国玺带头过紧日子的同时，广施仁政，一方面推行清政府的安民、惠民新政，另一方面以减免赋税等策略招募、鼓励外流人员回籍复耕种地。此时不断有南下作战的清军途经潜江，有的要在潜江休整，有的要在潜江补充粮饷。《县志》载：“禁旅大师迭至，军之所需，难以计亿”，这些都要韩国玺去承办，而韩国玺深知经过多年战乱的潜江百姓极贫困苦之状，加之他此前已向百姓公告了鼓励农耕不乱收费的惠民政令，不忍心再向百姓收取额外税费，因此，军之所需的临时加派任务都被他一一推辞了。《县志》载：“国玺身当荼（tú，苦菜；古时同涂，涂炭，极困苦的境况）苦，必不以无名之费取诸民，故三年之内，潜人不知有兵”。

韩国玺体察民情，时刻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之举，累次借故不完成上峰交办的差事，无形之中得罪了上司，多次遭上峰指责批评甚至辱骂，但他爱民之心毫不改变，由此三年任期满，被罢官归里。

《县志》载：韩国玺“去之日，行李半肩而已”，前来送行的耆老乡绅和百姓无不悲戚流涕。此举打破了旧时官员“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敛财贪赃之定律，为为官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通志》记载：归里后的韩国玺杜门谢客，潜心著述，“著有《高士传》《大学衍义》行世”。

韩国玺简政爱民，廉洁奉公，不畏权贵，不图名利之德行，让潜江民众久久不能忘记，事隔十五年后的清康熙三年（1664），潜江的乡绅父老联名上书颂扬其德行，要求为其树碑立传，后获准“祀名宦”。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莫若玉

——贫而不忘知遇之恩师者

莫若玉（1595～1667），字石伯，号厘峰，明，潜江（今泰丰办事处）人。他是前述“儒行之宗” ——莫汝嘉的第五子，是康熙年间官至陕西布政司参议莫之翰的祖父。晚年破产为恩师建祠堂，成为古今尊师之典范。

（一）

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他“生而落落寡谐”，即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属于那种厚道寡欢，而又不太随众合群之类的人。由于其父崇儒重教，也希望儿子们好好读书，能正道步入仕途，因而鼓励他饱读经书，求得功名。莫若玉不负其父所望，从小在诗词歌赋方面就很有天赋，且有一定名气。

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有一篇《莫厘峰为师立祠》的文章，从中得知，莫若玉“幼以文辞受邑宰陈侯梦珫”。这里说的是他的诗文才能被时任潜江知县陈梦珫发现，并得到了陈知县的赞许和鼓励。其父莫汝嘉知道此事后，万分感动，于是带上莫若玉拜陈知县为师。《县志》载，陈梦珫是山东蓬莱人，进士，在明天启四年（1624）莅潜江任知县时“视民所安而为之处度”。“后迁南京考功司员外郎”，曾主持湖北的乡试工作，“一时名宿如夏鼎”，“所取皆名仕”。明末政治家曹景参（官至南京礼部给事中）等“皆出其门”。

（二）

正当莫若玉寒窗苦读多年、踌躇满志准备再次参加乡试时，遇明末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旧闻》写到，他“身丁国变”，不得不“弃帖括”。这里说的是，明崇祯年间，莫若玉曾参加过一次乡试，主考官正是当年赏识他的恩师陈梦珫。但考纪是十分严格的，科场舞弊都是杀头之罪。而历来十分重视声名的师生不可能去搞鸡鸣狗盗式的作弊。同时，评卷时卷子也是密封裱糊好的，当评卷后，老师发现入举人榜中居然没有莫若玉，感到十分惊异，于是从落榜试卷中找到了他的文章，再仔细一读，莫若玉辞藻华丽、见识独到的文章只能留在老师的遗憾之中了。

再后来的几年，一会儿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攻克襄阳、占了钟祥的明显陵、占领并杀了潜江县令；一会儿清军又杀将过来，打垮了李自成的队伍。明崇祯十八年（1643），至清顺治元年（1644）这前后三四年，明朝的统治力名存实亡了，清朝又只是名誉的统治，全国一片混乱，潜江也没能幸免。由此，莫若玉既失去了应考的黄金机遇期。同时，连年的战乱也让他看破了红尘；加之年龄偏大，儿子莫与颉、莫与颃都到了参加举人考试的年龄，于是就有了莫若玉的前述“弃帖括”之说了。

莫若玉弃考回到家里后，真正是“落落寡谐”了。年近五十功名无成，父亲莫汝嘉也已辞世，与兄嫂关系又处理不好，于是，他携妻儿来到了潜江县城东郊，“僦（jiù，租屋之意）屋东郊外，灌花问竹，怡情诗酒”，过上了半耕半隐的生活。自己靠祖上分得的田产养家糊口，读书应试并不富裕，却还“尔施无倦”，乡里称之为“善人”。

（三）

《旧闻》记载，晚年某日，莫若玉有一次梦见已去世的恩师陈梦珫：恩师想张口说话，而又不能言，似有求于他，此梦数夜缠绕着莫若玉。莫若玉在想，恩师的先世是明建文帝时期的尚书，明成祖朱棣在1402年发起夺皇的政变（史称靖难之变）时，其不降于明成祖，且骂不止，被断舌而死，是有名的义士，怎么恩师也张口不能语了呢？于是他率子孙去祭祀恩师，但到了此前潜江人为陈梦珫所建的祠堂和刻的碑帖之地，祠和碑均因水患冲入河塘，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祭祀场所了。见此情景，他备感凄怆。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对老师当年的知遇之恩终身不能忘于心。恩师托梦于我，口不能语，应该是立祠之事，这样触发了他重新为恩师立祠的想法。

想尽尊师之道容易，做尊师之事就十分艰难了。建一座像样的祠堂，至少占地要百平方米以上，投入不是一个小数，这对家庭本来就不富裕而又没有权势的莫若玉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在县城南二里的元真观左边选好址后，即四处求情、化缘，结果所筹资金仍不够起祠堂。于是就有了《旧闻》中所写到的“晚年破产，为立祠”。“翁家固贫，一瓦一木，破产而后成之”。

为一位仅知遇之恩的老师破产而建祠堂，这在潜江的历史绝无仅有，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没见文字记载，的确让吾辈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中国尊师重教的光辉典范。不怪《县志》在“陈梦珫传”最后还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康熙丙午（1666），其邑受知士莫若玉，更建祠于元真观左”。清康熙年间有位雅士被其精神所感染，写了两首很长的赞赏莫若玉的五言诗，这里摘录其中几句，算作对莫若玉先生的敬仰。

壶飧惠亦微，感激固难已。

鄙哉越石父，责备在知己。

陈侯有祠堂，乃自莫翁始。

无以酬知遇，终身肃拜跪。

……

明日诸门生，附会到传闻。

疑惑张吻者，必是噀（xùn）血臣。

正气窃所依，诞罔窃所嗔。

作诗扫云雾，庶用表嶙峋。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涂起鹏

——清顺治皇帝谕祭恩葬的潜江人

涂起鹏，字当世，清，潜江沱埠垸人（今园林办事处袁桥居委会一带），官职不高，生前任广西平乐（今平乐县）知县，但《清史稿》（卷五）、《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六）、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七，以下简称《县志》）等史志对涂起鹏都有记载，并受到清世祖顺治帝的谕祭恩葬，说明其非等闲之辈。

从《县志》等史志的记载得知，涂起鹏贡士出身，清顺治八年（1651）授广西平乐县知县，这是典型的受命于危难之中。

顺治八年满清王朝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当年是南明朝永历五年，即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朱由榔称帝于云南、广西、广东一带，并与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张献忠旧部联盟决意与清廷抗立；也是鲁监国六年，即明鲁王朱以海以监国身份，率领义军与清军作战，游击于浙江绍兴、余杭、宁波、温州、会稽、鄞县等地。清军南下每夺取一城、攻战一地即授命一知县，建立清政府的地方政权，涂起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马上任的。

平乐今属桂林市所辖，位于广西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清军攻战平乐等地后，南明朝残部即向西转移，涂起鹏即莅位于平乐。他在平乐广施仁政，安抚黎、苗、壮族等民众，引导他们发展生产，原先害怕清军、四处逃难的民众得知涂知县勤政爱民，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建家园。两年多的时间，一个新定之县在涂起鹏的治理之下，人心安定，民众逐渐殷实起来，上级来对涂起鹏进行考核时，他被列为优等，并上书举荐重用。《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涂起鹏“抚字残黎，远迩咸归，新定之邑，渐致殷实，以上考，列荐剡。”（yǎn，上书举荐）

顺治十年（1653），张献忠的义子之一、即史称“明末的杰出军事家，民族英雄”的李定国率部突袭平乐等地，涂起鹏带领兵勇奋力迎击，并派人出城搬救兵驰援，援兵尚未到达之时，他们经不住李定国以勇猛著称之师的攻击，孤城失守，涂起鹏被俘。

李定国的义父张献忠被清军所剿杀，其对清军及清政府的官员恨之入骨，于是，他将这次战役中抓获的府江道副使周永绪、知府尹明廷及平乐知县涂起鹏等一同斩首。

涂起鹏在被斩首之前英雄不屈，慷慨陈词，痛骂李定国等为“匪贼”“强盗”。《县志》载：“顺治十年，贼犯平乐，孤城坚守，援师不至，遂陷，鹏被执，不屈”。李定国复仇后，并没能守住平乐等地，《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定国走广西，所得地尽失”。

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清军攻入云南、两广，南明政权正式灭亡，清政府一统天下大业告成，顺治帝即采纳臣子们的建议，对涂起鹏等忠贞之士给予褒扬和封赠。是年，涂起鹏被“敕赠广西按察使司佥事”（正五品），并将一子以“荫生”录入国子监读书，“给造葬银一百一十两，遣官谕祭”。

《潜江贞石记》收录了一篇《清世祖谕祭赠按察司佥事涂起鹏文》，此文比较详实地记载了谕祭恩葬的有关情况，文章是这样记述的：“维大清顺治十七年七月十七，皇帝遣湖广布政司堂上官一员，分守荆西道宋之屏，谕祭于原广西平乐府平乐知县，今敕赠广西按察佥事涂起鹏之灵”。皇上的谕祭之文曰：“同仇者，义士之壮怀，殉城者，贞臣之亮节，惟尔职司守士尔。偶婴贼氛，乃能抗志靡他，以死明义，闻讣痛之，特赐祭、造坟，旌尔风烈，九原不泯，尚其歆此”。祭葬仪式在涂起鹏老家县南沱埠垸进行，时任知县率众参与了祭葬。《县志》评说：“臣下之高行，然其道不一，大忠”。

其子涂勖（xù）以“难生”入国子监学成后亦授县令之职，但他每每想到其父惨死之事，自己觉得此荣恩受之有愧，遂无意入仕，后思父忧郁成疾，贫困而殁。

事隔百年之后，到了清嘉庆六年（1801），涂勖（xù）以“难生”补赠恩骑尉（从六品），世袭罔替。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泌如

——潜江之“塞翁”

（一）

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七•人物志，隐逸传。以下简称《县志》）记载了清朝年初潜江的一位高雅隐士——塞翁。中国人大都知道，“塞翁”的故事，讲的是我国北部边塞有一位很会养马的老头儿，人们都叫他塞翁，有一天塞翁的马越过边界跑到了胡人领地去了，邻居们知道后都来安慰他，他却毫不难过地笑着说：这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过了几个月，这匹马果然自己跑了回来，还带回了一匹骏马，邻居们又纷纷来祝贺他，他却很淡然地说：白白地得来这匹骏马，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后来就有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成语。

潜江的这位塞翁名叫刘泌如，字邺侯。从《县志》和笔者手头收集到的《刘氏家谱》（安成世家）得知，刘泌如是汉高祖刘邦之后裔，即他是刘邦第四世孙汉景帝刘启第六子长沙王刘发这个支脉繁衍而来的，祖籍在今江西安福县竹江乡洋口村，家谱称其为“安成刘”。大约在元末明初其先祖迁徙到了今竹根滩镇的菏湖垸（今罗赵湾、田岭、仁和垸等村一带），因而现在人们又将这一支脉称之“菏湖刘”。刘泌如的祖父名叫刘勋，在明嘉靖年间官至户部郞中、刑部主事、河东运同；其父刘埏（shān），太学生，没入仕，后因其子刘若金名气被赠封“资政大夫，闽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刑部尚书”；其兄刘若金，任过南明王朝的兵部尚书，晚年隐居家乡著《本草述》行世于今，史称著名的国医大师。《县志》载：“塞翁，系出安成刘，翁高祖赠君巨秀，徙居潜江，生翁曾祖孝廉勋，官运同”。

刘泌如出生在明朝末年的社会动荡期，其家庭令他饱读经诗，期望他能弘扬先辈之遗风，入仕为官，但他“知世将变乱”，也看透了朝廷的腐败无能，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腐朽，对科考入仕毫无兴趣，却另寻精神寄托，喜欢上了琴棋书画，尤其潜心于水墨之中，对花鸟虫兽古之画技特别专注，并颇有成就，由此，逐步形成了他刚直不阿，孤傲不群，放任自流且洁身自好，安贫乐道自在的性格。当时，世人视他为战国时期齐国的著名隐士、思想家于陵仲子（原名陈子仲，先后坚辞不受齐国大夫、楚国国相等职，迁居于陵山中，终于灌园，以示“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最终饥饿而死）。《县志》载，翁“性狷介（juànjiè，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不伍于俗。时人有于陵仲子之目”。

（二）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灭亡的最后一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大清开国第一年），其兄刘若金已入南明朝隆武帝朱聿健帐下，任刑部尚书，特奉诏遣人来潜接刘泌如入朝为官，并和家人同到闽、粤与其兄同居海边。刘泌如却不以为然，拂袖对来使说道：“习见台阁（台阁，旧时尚书省的别称）故事，虽有黄琼（东汉名宦，初以其父之荫恩授太子舍人不就）、李固（东汉著名大臣），自甘恬退守节，岂少季札（春秋战国时期吴王的第四子，不愿做国君，希望四海一家的高隐之士）、子臧（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长子，成全别人当国君的贤雅之人），独奈何受任子封乎！”来使听了刘泌如讲的这些历史故事，对其人其志，甚是钦佩，不再勉强。

事隔两年，南明隆武帝被清军在福建长汀擒杀，其兄刘若金险些命伤闽、粤山中，他及时脱离南明朝归隐潜江故里杜门谢客，潜心著述《本草述》。有此经历，刘泌如和家人都有塞翁失马之感受，从此，他自号“塞翁”而面世，世人知晓其“坚德固性”之秉性，也都乐意称他为塞翁。他也是告诫人们只要有乐观向上的心态，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有可能向好的一面转化。

塞翁刘泌如秉性豪放，常常居无定所，喜欢与人饮酒吟唱自娱，每当酒过三巡至酣畅淋漓时，诗兴大发，画意丛生。泼墨且诗成后随手弃之，不愿示人。众人拾起自是当宝物收藏。尤其在他画意随酒兴而至时，甚而狂呼大叫，笔墨飞舞，即兴成画。偶尔清静下来，精于工笔画花鸟，三五天也不出一幅作品。当时他的作品已享誉荆楚并名震京城，以得其真品视宝物、为荣耀。有托人带书信求其画作的；有出重金买其作品的，“四方贤公卿造庐，就见者无虚日”，塞翁大都婉言谢绝，并迁居躲避。

愈是躲避，其画作愈是金贵，索求者愈多。《县志》载：塞翁“酒漓歌罢，微酣落笔，尺蹏（tí，本意指有角质保护的哺乳动物足趾，这里指很小的纸片）便画，笔墨飞舞，狂呼大叫，淋漓满志，得者争以为宝。或贻书致币，郑重请乞，摩抄缩瑟，经时不肯就一纸。四方贤公卿造庐，就见者无虚日，翁唯引分自谢，以是逃名，而名愈盛”。由此可见塞翁之画作艺术水平非同一般。

（三）

刘泌如虽然对其作品“不以示人”“不肯就一纸”，但有心收藏者还是珍藏了他不少作品流传于今。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目录》第十四册、第十八册等资料中得知，今国家级及省博物馆皆珍藏有其作品。广东博物馆收藏有刘泌如的《松鹤图》，藏品编号为“粤1—0422，清，刘泌如，轴绫，墨笔158X44.5”；天津博物馆收藏有刘泌如的《竹树鹳鹤图》，藏品号为“津7—1104。清，刘泌如，轴纸，101.2X36.7”；吉林博物馆收藏有刘泌如的《莲房水鸟图》，笔墨纸本轴，135.5X45。此画幅左端署“塞翁”，其下印两枚，一为“何得一身闲”，一为“刘泌如，字邺侯，号塞翁”。现代人评价这幅作品时写道：“此图以侧锋写残荷、莲房、水草、浅水及涉水鹭鸶。画中水鸟单腿站立，低首作注视啄食状。整幅画除水鸟眼、嘴、羽毛略施花青赭（zhě，红褐色）石外，余均水墨。笔墨写意不羁，放浪活泼，笔调简致，意境萧然，所写当为残秋之景”。

从古至今，潜江人的书画作品能有此不朽艺术价值者寥寥（民国时期出了一位“世上不可无”的金石、篆刻大师易均室。后有其传）。可爱的塞翁是潜江人的骄傲，他七十一岁而终，葬于县南砖桥垸（今熊口镇马场村一带），安陆府通判张汝瑚（今福建同安县人，清顺治十二年进士，初授清源知县，被罢官后复起安陆府通判，著作多有闻世）为其撰写墓志铭。

愿潜江再有塞翁闻世！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莫与先

——明清时期潜江的“四大文学家”之一

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甘鹏云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来潜江的名宦乡贤和文人雅士后，列出了张幼宁、刘阮仙、朱悔人、莫与先四人为潜江“四大文学家”。唯愿笔者的简要记述之中，大家能了解文学家莫与先之一二。

弃官养母

莫与先（1615～1697），字大岸，别号顾洄，清，潜江（今总口张家湖分场）人。他是前述“儒行之宗”莫汝嘉孙子；是莫汝嘉第三子莫若智的独生子；是前破产为恩师建祠的莫若玉侄子；也是清康熙年间通政大夫莫之翰之叔。

莫与先之父莫若智虽然只是一庠生，没能求得什么功名，但在潜江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一位人物。康熙《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就有他的“传记”，说他年轻时远游于“东乡（今四川宜汉县）学博刘馨宇署中”；“崇祯初，邑葭州（今陕西佳县、吴堡一带）守袁冕”的幕僚。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有一篇《潜江学人考》，说莫若智是潜江著名学人之一，是明代万历年翰林院修撰、皇子太师、著名学者“焦澹园门下士”，博学有述，“惜其书不传耳”。

莫与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勤奋好学，清顺治五年（1648）他以“拔贡”（古时候选拔进京城国子监读书学员的一种）入国子监学习。清顺治十五年（1658）以第四名登进士榜，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这年他四十岁，随后授高邑（今河南高泌县）知县。

他是以“孝悌耕读”起家，迁潜莫氏的第十三世，也是迁潜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朝廷命官，这是莫氏家族的荣耀。《莫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新老谱序言中都将他大书特书。不知何故，他在高邑知县任上不到两年，既没看到什么宦绩记载，也没查到他什么过失等变故，《县志》上即记载他“逾年而引疾”归。

当我再次认真研读《县志》和《族谱》等史料中的相关历史人物及莫与先的一些诗文后，才真正弄清楚他是为敬孝生母而借有疾而归的。莫与先是家中的独子，他父亲生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卒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享年四十七岁，这年他正好二十岁。留下的真是孤儿寡母。他母亲为了抚养莫与先这棵独苗成才，坚守妇道不改嫁，苦心操持着莫若智留下的并不丰厚的田产，并含辛茹苦地供养他读书求取功名。从小就受到“百行莫大于孝，居家莫忘于慈”家规熏陶的莫与先，对母亲这种无私的大爱是铭心刻骨的。也就在莫与先任高邑知县的第二年，年近七旬的老母病重，家中无人陪护，而她又不愿随儿子远离故土，于是他做出了弃官归里养母之选择。《县志》《旧闻》《潜江文徵》等史书及现存他的几篇文章中，多处写到“归隐养母”“躬耕养母”“归田奉母”“曲尽孝养”等句子。

县志作序

现在人们常说起的康熙《潜江县志》有两稿。一稿是康熙十年（1671），时任知县王又旦（陕西郃县人，即今合阳县）主持纂修的《潜江县志》，编著者是与莫与先居所一河之隔，时常作诗对答的好友、自诩“宜庄花农”的朱士尊。此县志快完稿付印时，王又旦擢升户部给事中，随后其志稿则束之高阁了。另一稿，是在过了二十年后，即康熙三十年（1691），时任知县刘焕（陕西清涧人）重启编撰的县志，即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我们常说的康熙《潜江县志》，编著者是曾任四川石泉（今北川县）知县、告老还乡的朱士尊之子朱载震。康熙三十三年，第二稿康熙《潜江县志》杀青付梓，其中就有莫与先所写的序。

这个序来历较复杂。莫与先多处称“吾友”两任《县志》编著者（朱士尊、朱载震）父子俩都是他的莫逆之交。莫与先比朱士尊年龄小十岁。朱士尊是顺治十一年（1654）的“贡生”（入京城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之一），莫与先是顺治五年的“拔贡”（贡生的一种），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两位同乡在京城就是至交，成年彻悟后对仕途都很淡泊，基本上是同时期回到了潜江张家湖。朱士尊是弃学归隐，莫与先是弃官归里。莫住古县河（今运粮河）许家口北岸，即今天莫家垴，朱住许家口县河南岸，即今渔洋新台村，仅一里之遥。两人都有高隐不仕之志，两人都喜好诗词歌赋、名文异曲，那真是情投意合，时常以诗文对答。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潜江及张家湖遭遇百年一遇大洪水，县城及张家湖等地均被淹没，“居民溺死者甚众”，莫与先写了一首《水上谣和韵》，用叙事长诗记述了当年潜江人遭水淹后的困苦悲怆景象，朱士尊马上为其写了一篇《水上谣并序》。由此，可见两人的感情。

朱士尊在编著《潜江县志》时，时常征求老友莫与先的意见，莫与先也爽直地进言，并为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这样才有了比较成熟的康熙《潜江县志》第一稿。可惜老友没等到《县志》付梓时，即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儿子朱载震刚接手编著《县志》时与世长辞了。这时莫与先本该为第一稿《县志》写序之愿没能实现，却为老友写了一篇文采飞扬而又颇有诙谐味的《宜庄花农传》铭文。

年龄比莫与先小十来岁的朱载震继续《县志》的编著工作后，更仰仗于前辈莫与先了。当朱载震编著之中遇到疑虑时，必是“献疑于予”，“予听然而释之”。当朱载震将志稿清样送他，并请他写序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他，欣然提笔写序，记录下了这部《县志》的成书历程。其中写道：“君侯（指刘焕知县）之汲汲为己任也固宜，惇敏肃括布施之优裕谧如也，乃时时屏驺御就馆局中与悔人（朱载震名号）敷袵（rèn，同祍，即衣衿）细论，参吾挈量”。由此看来，他是没署名的《县志》编审者之一。当有人看了清样后提出“文之过繁”的异议时，他却说：“司马子史记（指司马迁写史记）二千余年事，文成数十万言，班孟坚记二百余年事，文成亦数十万言”。其意是不能以文字多少看志书繁简，只要没有废话，志书字数多少没必要争论。

楼阁撰文

莫与先以潜江“四大文学家”之名流传于今世的文章主要来源于《县志》，另外，民国年初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文徵》以及由甘鹏云先生主编的《湖北文徵》（第六卷）收录了莫与先的几篇文章，也基本来源于《县志》。

莫与先当时属于潜江的文学泰斗。那时，潜江没有现今的“文联”“作协”之类的机构，要不他是当之无愧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知县建了一草堂请他去题诗；县城建了“文昌阁”，乡绅们请他写“记”；乡里修“云慧庵”，钱不够，要向信众募集资金，请他写筹资“募疏”；好友建别墅楼阁更是少不了他去赋文。我从《县志》上找出了他为楼阁撰写的诗文七八篇。

县衙东廨荒芜多年后成了马厩，这里榆柳数株，清荫幽静。康熙九年（1670），知县王又旦重修后拟作自己的寓所，名曰“得树草堂”。为此，请了包括莫与先在内的一些文人雅士来赏景小酌。莫与先酒过三巡后，即兴写下了《得树草堂新成郃阳王明秋夜召集诗》。现摘录其中几句于下：“寡营信所宜，疲俗徼理静……凉露稍欲泫，漾月相与永。巡檐数行疏，横亚影离离。野夫释倚薄，延旷百虑尽”。此文从月夜的宁静里流露出作者的超然淡定之心境。

康熙三十二年（1693），潜江人对已任职四年的知县刘焕十分敬仰，于是“邑绅士耆庶商民”在县衙东边（今朱坑一带）为刘焕建了功德祠堂——“文昌祠”，于是《县志》中就有了莫与先在八十岁时所写的《文昌祠记》一文。文章从潜江的风土人情开始：“自郢（钟祥）而南，潜当荆鄂之冲，士风朴茂，民殷殖有礼让，固咽颐之地也”。过去“潜民昔之田畴不时修，徭赋不时给”，皆因“前政或苛核，或昏弱”，“胥于潜悉索焉”。记述刘焕主政期间“知民而瘠在官”，“宿猾而利，贫民重困矣”，于是“涤除前令之繁苛，守洁政和”，“修堤防，清逃田；兴文教，严督课，修黉（hóng，古代指学校）官，浚泮水，近者两科登贤书者且四五人”，“劝耕作，警游情，宽商旅之征，平均输入价”，潜江人民均受实惠，民众爱戴情切，将其礼若圣人，自发地筹资为刘焕建了文昌祠。

明隆庆五年（1571），莫与先的爷爷莫汝嘉在张家湖边修了一座“云慧庵”，年久失修后，清康熙年间，信众拟定重修此庵，苦于资金不够，于是他受信众之托作《募修云慧庵疏》。文中写道，如果为之施舍，则如“涉泽求蹊，披楱（zòu，耙开））觅路，听香林之振壑，见白足之濯（zhuó，光秃秃）泥而已”；常施舍“云衲久磨，警钟晨发，软语夜阑”；施舍就如“割身奉鬼，闻半偈于涅槃；志髓祠天，能供养殖于磐若。将汲引四流，周圆五怖，波提东渡，子夜南翻”。此文佳句丽语连珠，让人浮想联翩。

悲天悯民

莫与先的诗文多反映当时社会之黑暗，民众之困苦，对黎民百姓常怀怜悯之情。

他在《文昌祠记》中，虽然从正面赞扬了勤政爱民的知县刘焕，但对当时潜江民众所受苦难记述得也是一清二楚。其中写到潜江“廿年以来，河伯冯陵，士德不固，茫茫陆海，岁岁鼋鼉（yuántuó，鼋，鳖的一种；鼉，扬子鳄的简称。即岁岁受水灾，百姓为鳄鳖之食）”，都是“云集渚宫，刍茭糗糒”（qiǔbèi，干粮），“城之狐、社之鼠、士之阴，鱼乔与为釜”，“胥吏索之”。“潜士苦水、苦贫、苦庸调”，皆因当政者平庸不理政。过去，民众举凡弃田不种，或不交赋税，都因“苛政刻核”，对将逃荒者的赋税也要“荒逃摊而随之”摊派到其他人头上，就是“无田则有赋役”。

《县志》记载，莫与先回到家乡后，过着半耕半读、半居半隐的生活。他在县河边的许家口（今莫家垴）下游酷似月牙湾的岸边，紧靠其父莫若智的墓侧，建了几间茅草房，躬耕养母，自己取名“月泮”。邻里“聚族比庐，上下三四里，诵读之声相闻”，常与“诸子弟啸咏其中”。在月泮他写了一首很长的叙事诗——《南坡诗》（南坡是其所居南面的一垅田），记叙自己的农耕生活。其中有一段写到丰收的秋后境况：

曷（hé，怎么）忍值胥弱，翩翩独抱为；先秋粜（tiào，卖出）新谷，阛阓（huánhuì，街市）塞筐籔；公私已多逋，争出听所估；忆当春耕乏，斛米千钱取；辛苦安足论，祁寒有悬釜；列市操奇赢，廉贾亦十五；嗟我愚农夫，丰凶竟岁苦。

这里说的是：“秋后谷物要上市了，胥吏纷纷下乡强征赋税，个个凶神恶煞，我一年老体弱的老农，只能独自抱头蹲在一边；我刚刚在集市卖出了几筐新谷，谁知上年所欠税赋和私人的谷物，他们都争着要我偿还，我只能听由他们裁定了；想想春上辛辛苦苦耕作，弄得人乏牛困，几斗米真是值千金；辛苦倒是无谓，大寒如头顶悬着的开水锅就要来了，我还不知怎么办；操纵市场赢利的是官府、商人，就是讲良心的商贾也要赢利十分之五；哎哟，官商都可愚弄、鱼肉我们这些农夫，丰收之年的日子也很苦啊”。

前述康熙十九年（1680）潜江遭百年一遇洪灾，汉江、东荆河及新洲堤等内河多处溃口，莫与先写了那首《水上谣》，对当时老百姓遭洪水淹没后的惨状及官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刻画得入木三分。现摘录其中一段，可见一斑。

之一：

只防民口莫川防，顾役钱乾费井疆；昨夜阳侯恶作剧，攀墙缚栰（fá，同筏意）太当郎；漂荡填淤利害悬，谁与私庇若为怜；白头逸老瘖（yīn，吟而不言）吞檗（bò，一种乔木），浦上愁吟清且涟。

之二：

流冗转多徭转亟，儿怜随母雉怜科；卖犊操船试逐波，给家鲜食饱无多；泥湖遂作归墟地，荞麦之茂将如何。

自传于诗

莫与先在县河许家口之滨的“月泮”那片世外桃源之地，自耕自足，垂纶自娱之中，晚年自称“顾洄老人”。他宛若一农夫，也似一渔民，但时刻没放松读书写作。据《潜江文徵》记载，他先后著有《南坡诗抄》《读史乐府》《郇笈》《今是堂集》等著作，并均有刻本，只可惜刻本没能流传至今，我现在从古书堆中能找到的零散诗文也就二十多篇（首）。另我从《旧闻》中还发现了他为钟祥张星伯所写的一篇铭文，载于《钟祥县志》（旧志）。其中写道“崇祯壬午（1642年，李自成军队占领钟祥），贼陷城，执之，诱以官，不屈……”《县志》中收录莫与先的诗文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十二篇之多，总字数超过一万字。对一部三十来万字的《县志》而言，能有署名的万字之言入书，可想而知他当时在潜江文坛中的地位和分量。

莫与先虽然与康熙年间两任《县志》编著者朱士尊父子是莫逆之交，但《县志》“人物志”中却没有“莫与先传”。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古时候的志书遵循的“生不立传”的规则。后来，我又查清光绪《潜江县志》（人物志），其中对他的传记也只有寥寥数语。《湖广通志•选举志•进士》也只有“顺治十五年戊戌孙承恩榜：莫与先，潜江人，知县”简短的记载。最后我还是在康熙三十三年的《潜江县志》卷十九（艺文志•上），从他的一首《吾生篇》诗文中找到了其“自传”。

这首诗共有九十六行，我摘其中开篇几行，让读者进一步感受一下莫与先的文采：

吾生一腐儒，抱经兼学穑（sè，农业劳动）；囏（jiān，同艰之意）虞（虞仲，古开国国君）迫颓齿，母也耄且耋；追惟牵丝年，婴疹动颠厥；卧视凋攰（guì，疲乏）民，念及肠内热；窃逭（huàn，逃避）尸位罚，潸然籍有黑；曰归稼下地，水潦谨坊畷（zhuì，地广道多）。

即他自我评价是一迂腐的儒生，抱着经书去学种地；年老的牙齿都快掉了，又艰难地学古时开国之君虞仲去耕地养母，母亲早已成了耄耋之人。追忆我年幼时，出麻疹弄得差点丢了命；现在看到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我心里难受得极不是滋味。当年我逃避当官好像犯了法而受惩罚，想起来潸然泪下自我慰藉到天黑。归里学种地后，田舍经常被大水淹没，水退后弄得街坊田地都难找到了。

酷爱读书写作、不为封妻荫子、博取功名而奔波的莫与先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享年八十二岁，葬于许家口上湾，即他的祖茔之处。他生育莫鹏飞等五子，可惜其五子都以庠生而终结了向仕途奔竞的遗憾，我分析这与莫与先淡泊名利也有一定关系。好在这位可敬的文学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百年之后他应该没有什么憾事了。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朱士尊

——高隐不仕的宜庄花农

朱士尊，字伟臣，又名石户，自号“宜庄花农”，习惯自称“石户之农”。清，潜江（今渔洋镇新南村）人。他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我在探究康熙《潜江县志》（简称《县志》）中的历史名人时，发现朱士尊的名字是这部县志中出现次数众多者之一。粗略统计超过三十多处。有他为纪念性建筑的题名，有他为名人写的传、评议、诗文，有他为知县提的建议，还有他捐建的寺庙，当然也有别人对他的记述、评议等等。看来不费一番笔墨，不足以陈述朱士尊先生对潜江历史文化传承所做的贡献。

（一）

朱士尊出生在一个官宦家族。其祖父朱宗望，在明朝万历年间任过四川江安知县，后授刑部郎中，官职正五品；父亲朱之佩，是荆州府学教授；叔朱之玉，任过桂林知府；叔朱之瑚，任过南康训导；堂弟朱士冲，进士，任过朝翰林院庶吉士；堂弟朱士达，进士，任过常州推官。他是清顺治十一年（1645）恩科的“选贡”。“选贡”是贡生的一种，是清朝时期选拔人才的一种形式。能够以贡生身份进国子监读书，这在当时比现在考取清华、北大还要难。因为除了在当地才智过人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一般的黎民百姓之子是不可能的。

据悉，朱士尊天资聪颖，从小就爱读书。早年他的祖父朱宗望告老还乡后，在县城东的洛江（现在莫市一带）畔建有“止园”别墅，这别墅里除了有“墨粟斋”“引桐居”“云声阁”等亭台楼阁外，还建有一座藏书万卷的“拥万阁”。朱士尊得此便利，在拥万楼读书“恣其涉猎”，常常废寝忘食。日积月累，朱士尊成年后即归属于那种读书万卷，学富五车之人。他的同里进士莫与先（曾任云梦教谕、高邑知县）在《宜庄花农传》（后文简称《花农传》）中曾写道：“朱君少负异秉，于书无所不读，极博而好沈湛之思”。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知识渊博，“岳负川淳，莫窥崖略”。

朱士尊虽然读书甚多，知识渊博，但他乡试举人却累试不中，最后只能靠其家庭背景，在年过三十后，以“贡生”身份选拔入国子监读书。不知何故，朱士尊入国子监学业未成即“归”。可能是年龄偏大，家有娇妻弱子难舍；可能是他认为时局不稳，看不到读书入仕后的希望；也可能是他早就踏入社会，受不了再当学生的束缚。《县志》（卷十五•人物志），在关于朱士尊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顺治初，学使天锡王公，崇高实学，徵耆旧通儒，讲艺江北书院，君为所罗”。这段传记是他后来在古泉当了知县的儿子朱载震所写，应当不会有错。说的是朱士尊在顺治年初就去江北书院当了老师。而顺治皇帝在位十八年，朱士尊是在顺治十一年作为“贡生”入国子监读书，“顺治初”应该是在顺治十年之前。

（二）

朱士尊回到潜江老家后，重操教书育人旧业时间不长，即“幽屏著述”。根据甘鹏云先生的《潜江书徵》和朱载震、莫与先主编《县志》所载，朱士尊的著作有：《治平要录》五卷、《史略》八卷、《遇钞》十卷、《异钞》十卷，还有《编柳学堂全集》《花农笔记》《宜庄录》等十多种。只可惜朱士尊先生的这些著作，目前还没有找到一部传世的真本。但我从《湖北文徵》（第六卷）中找到了他的《上邑宰请革除里排议》、《募修景峰庵疏》等五篇短文，另从《县志》中随处可见他的诗文、附记、短评等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诗文清雅，文采飞扬。现录他《宜庄绝句三首》，笔者认为有唐宋大家之风范。

其一

草没长堤水满塘，晚风竹笛度云庄。

月高夜起看牛犊，绝胜银鞍锦瑟扬。

其二

茸母初生百卉芳，双柑斗酒卧斜阳。

汉书一卷悬牛角，又听林中夏扈忙。

其三

莫将粲粲（càn）咏南山，消受荷花水半湾。

听唱一声牛背稳，悔教文锦列牺班。

据《县志》所载：“甲寅春，石户朱先生避乱，胥宇于此”。甲寅年，是康熙十三年（1674）。当时，满清政府并没有真正一统天下，吴三桂占据西南诸省，反清复明态度非常坚决。当年，清统兵大将军耿精忠反清；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叛清顺应吴三桂；吴三桂一路北上，攻占了湖南诸州，湖北的荆州（包括潜江）、襄阳、武昌、宜昌等地，而清军不敢“进犯”；浙赣等地也多处起兵反清等。朱士尊为避战乱，从兵戎相见的县城城郊，举家迁徙到了“县东南四十里，东浦之东”。

为了确认宜庄别墅旧址，2013年10月23日，我在市人大预工委主任张军、渔洋镇镇长吴清兵和宣传委员郑慧涛的陪同下，到“东浦之东”进行了寻访。根据与朱士尊同里的莫与先所写的《花农传》开头所言：“宜庄距吾邑一舍而遥，潜水东南流之”，也就是说莫与先与朱士尊的宜庄别墅很近，几乎隔壁。而莫与先是现总口农场九分场所在地的张家湖北边的莫家垴人。与莫家垴紧邻的是渔洋镇新南村二组。我们在不断寻访当地一些老人的时候，恰巧遇上了对当地历史、掌故知晓很多的新南三组的罗功绪老人。他告诉我们：新南二组旧时叫花家湾，它不是依花姓而得名，而是清朝时期有一位隐士在这里养花，并建成了一座花园而得名。他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一边将我们引到了新南二组的西头，即人们传说中的旧时花园所在地。我在此处伫足环视，一下子就真正找到了“宜庄别墅”的感觉。花园旧址现在只居住着一户人家，呈北高南低之状，坐落在高高隆起的古县河堤岸，北面的古县河（即潜水，亦称运粮河）常年向东南流淌，南面是开阔的田野，隔河即是莫与先的故居莫家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直萦绕我心头的宜庄别墅就这样让我们寻觅到了，只可惜茫茫荒草已淹没长堤，淹没了昔日的风雅，让人在兴奋中平添了几份凄怆。

回到书斋我再次细细品味朱载震在《县志》中载：“先世芜田数十亩，刈（yì，割）蓬藿，编槿条，而卜筑焉”。同时还记载：宜庄别墅“濒河构园庐，列卉长堤，种莲曲渚，茂林修竹，约五十亩。有编制柳堂，为读书处，又有盟霜舍、祝秋斋，汲堂、晚竹轩、览辉阁、悟牧居、月韵楼，为课耕遊息之地”。从这些优美的历史文句和雅致的亭台楼阁的名称中，让我们感觉到其宜庄别墅是一方世外桃源，是一块修身养性的净土，是隐士乐悠的精神家园，令人怀念、追忆、向往。

（三）

朱士尊虽然“吐弃贴括”，“幽屏著述”，种稼养花，属于高隐不仕之人，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位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热心者。《县志》（饷祀志•下）载：“在县东南四十里，康熙十五年（1676），邑人朱士尊建无学庵”；同年还“在县北三十里张截港”（今天门市张港镇），重建了镇乐庵；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建了元真阁等。又如，朱士尊针对顺治十六年（1695）知县叶臣遇推行“甲粮法”，“一田两税，已不堪命”，加重了潜江农民的负担的情况，于康熙四年（1665）给新知县提建议，力请学习邻县竟陵（现天门市）的经验，废除“甲粮法”“免除当年苛索”，知县采纳了，一下子使流亡在外谋生的老百姓纷纷返乡，农业生产重新复苏，潜江“父老犹诵述之”。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是康熙十年（1671）《潜江县志》的主编之一（之二是告老还乡的进士、曾任广西怀远知县的向大观。另有传）。当时的“纂修”是时任知县王又旦（后来擢升户部给事中，入选清朝“国史循吏传”的名宦。另有传）。一般情况，知县作“纂修”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具体编撰工作都是主编的事。事实上两年前，朱士尊就受知县王又旦之邀，已开始《县志》的编撰工作。只可惜当《县志》已基本完稿时，王又旦因政绩卓越，却在康熙十年擢升户部给事中而离开潜江，尚未付梓刊印的《县志》就束之高阁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一位很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新任知县刘焕上任后，重新启动《县志》修编工作。“纂修”当然是刘焕，“编著”却是后来在石泉（今四川北川县）任知县，前清时期中国著名的诗人，当时辞去京城正黄旗教习职务，赋闲在家的朱载震。这朱载震正是朱士尊的儿子。康熙十年修《县志》时，朱载震只是“校正”之二（之一是李世儒）。当时，刘焕请朱载震重修县志时，载震反复推辞不愿接此任务。朱士尊将儿子叫到面前说：这是我未竟之大业，也是传承潜江历史文化之大事，你应从命就任！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如获至宝的康熙三十三年（1693）的《潜江县志》。

（四）

朱士尊高隐于宜庄别墅，虽然只是“幽屏著述”，种稼养花，但却声名远扬。他“平生多千里客”，其别墅常常高朋满座。《县志》载：商丘的府丞宋牧仲先生慕名而至游住宜庄别墅后，竟然感动地承诺要将当地的奇花五色牡丹从千里之外送给他。知县王又旦做客宜庄别墅后，赋诗曰：“清溪一道水潆洄，高树千章绕屋栽；乱世避人君始筑，春时系马我曾来……”。竟陵的胡承诺、戴祁和潜江的李世儒等官臣名仕，先后“信住”宜庄别墅，常常与朱士尊先生彻夜神聊，各自诗兴大发，作诗多首。戴祁有一首很长的《宜庄信宿》诗，我只录前四句：“几曲缘江泾，千重绕舍林；门闲花自落，庭静鸟时呤”。

朱士尊爱花之情趣、养花之精深的确令人佩服。莫与先所撰《花农传》载：一次，他儿子朱载震几经周旋，从河南商丘为他弄来了“奇花数种及牡丹黄绿数色”，“花翁对之，色洒然喜也。亟召吾辈二三逸老，扬觯酹（zhìlèi，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花神傍，相与属和，中丞《漫堂绿牡丹诗》成帙”。由此朱士尊爱花雅趣之极致可见一斑。同时，朱士尊养花之技艺高超也非同一般。莫与先在同一文中还记载：“花农治花与稼师治稼等，攘之剔之，薅之蕴崇之”，“凡种家有好花，往往请花农鉴别”，凡萎靡不振花卉，经朱士尊先生精心养护，则“挛蹙者舒”。

朱士尊先生爱花养花，读书著书，会客交友，经营宜庄别墅二十余年，七十八岁而卒，葬于今天门市青山南坡（1954年前，这一带属潜江管辖）。生前，凡认识者都称朱士尊为“汉上隐士”，他却自称“石户之农”。（《史记》：“石户”是舜帝之友，舜年老后要以天下让给石户，而石户不受，并携妻儿老小驾船而去，隐居不归）

朱士尊一生淡泊名利，学着陶渊明隐居山野之间，悠然自得地过着闲云野鹤神仙般的日子，这是封建社会时期，一位有自己个性的知识分子，看破红尘而又逃不过现实，在无奈之中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也正像现代哲人所说：你改变不了风向，但你可以调整风向到达目的。朱士尊调整人生风向后，同样为社会做出了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大的贡献。仅就一部《县志》主编，就让人万般敬仰。笔者手头收集到了同时代的乾隆《荆门州志》、光绪《荆州府志》，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方志比起朱士尊所主编的康熙《潜江县志》，无论是传承历史，还是文学艺术都相对逊色。我的手头还有光绪《潜江县志》，这部县志基本上将康熙《潜江县志》重抄了一遍。另现代版的《潜江县志》《潜江市志》，比起康熙《潜江县志》，其历史传承、文化底蕴更是逊色不少。

已载入潜江史册的朱士尊传，让我读而不倦，并相信他将永远铭刻在潜江人民心中。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向大观

——民族工作先驱著述编志专家

向大观（？～1680），字望湄，号进舫，清，潜江人。官至怀远知县，是《潜江县志》和《湖广通志》的编著者之一。

（一）

史志上有关向大观及先祖和子孙的记载甚少。目前，我所能找到也只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有其一些零散记载，再就是二○○○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文徵》（第六卷）收录了他的一篇题为《传经书院引》的文章，还有则是《县志》的编著者朱载震为其写的一篇《向大观传》。其实《湖北文徵》收录的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照转《县志》上的记载。

向大观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考中举人。次年春赴京城参加会试正榜无名，值得安慰的是上了“副榜”。即明清时期，在乡试、会试科举考试时，正榜以外还录取一定名额的“副榜”。不过，乡试的副榜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会试的副榜亦不能直接参加殿试。随后“除（授之意）桂阳（今湖南桂阳县）教谕”。教谕是学官名，掌管并教诲所属生员。相当于今县教育局局长兼重点高中学校的校长。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重视让子孙接受教育，读书搏取功名。古时候朝廷在府、州、县一级，工、农、商等朝廷均没有直接任授官员，唯独对教育工作设了学官。一般府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两人。

向大观在桂阳任教谕三年。他学识渊博，胸襟开阔，举止庄雅，谈论高远宏大，是一位难得的教书育人之典范。他勤勉敬贤，并时常以古代圣贤先哲之言行为准则，向学生传授孔孟学说、儒家思想，颇受家长和学子敬重。《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大观举止庄雅，议论崇闳（hóng，宏大、宏远），禔（zhǐ，同“只”，恰好）躬范士，一以古贤为则”。不仅如此，他还四处筹资，“葺（qì，修理房屋）修濂溪书院”，支助家庭贫寒而成绩优秀的学子读书，并时常鼓励他们发奋学习。由此，培养了一批俊秀之才。于是“洞庭（湖）以南，向风者不远数百里执经来学”。

向大观文墨深远，短暂的三年教谕，其声威影响如此之大，所以在他致仕归里后，省、县官员请他再次出山修编《潜江县志》《湖广通志》，除了慧眼识英才，也是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

（二）

向大观一边当教谕“掌管并教诲所属生员”，一边挤时间备考。顺治十五年（1658）他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殿试，终于登上了进士皇榜。接着被授广西怀远知县。怀远是今广西柳州市所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是湘、桂、黔三省交界处，有侗、瑶、苗、壮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清初，这个地方交通闭塞，地势险恶，经济落后，文化脉络不清，侗、徭、苗等多民族杂居，社情十分复杂，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人们的生活习惯还处于蛮荒时期。

向大观到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了解了社情民意后，决定革除侗、徭、苗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陋习，按大清的律典实施“改土归流”。其改革措施有：

一是税赋按占有耕地的田亩数征收，劳役负担按田亩税赋分担。即“科必按亩，丁必随粮”。

二是将一定数量的村落划定为社（区），每个社区设立官府的办事机构，并引导社区民众选出负责人，每个社区旁边建设一所学校，并选派老师分民族对学子进行教育，即“村为置社，社立官厅，旁建塾，遣社师分峒设教”。

三是每年春季组织全县民族联欢大会。联欢大会上，分山寨选出老师以“怀豳（bīn，古地名，在陕西今彬县一带）”为名，设坛让老师们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演讲比赛，童子咏诗，老人击鼓，各族儿女行酒欢庆，载歌载舞，芦笙互答，推行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即“取《豳风•七月流火》诗演为俗诂（gǔ，用通行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字义），名曰‘怀豳’。岁仲春，按行峒野，命社师分席讲说。童子歌诗，耆老击鼓，为野农行酒有欢，芦笙互答，以别男女之嫌”。

四是严格按大清刑律整治社会秩序，惩治罪犯，禁止家族的私刑代法和不同民族间的私斗。即“严抵偿法，以儆同类残杀”。

五是在县城建学堂，取名“明伦堂”，供奉师圣孔子外，要求大家顶礼膜拜，用以教化学生，同时也教化民众知孔孟之道，懂仁义礼智信，对优秀学子予以奖励。即“移建学宫于邑中，朔望（初一为朔，十五为望）集民耆苗长，率各峒师生于明伦堂，教以拜跪，阅其优劣行赏”。也就是说，每月初一、十五，由各民族德高望重的长者和族长率领本族师生集合到学堂，教习礼仪，然后视其优劣，予以奖惩。

怀远在向大观的明经礼术之策的治理之下，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民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但宦海多有风浪，其祥和的景象，在他“丙午（康熙五年，1666年）分校粤闱”时，即按朝廷的指派去广东主持乡试考试时被打破。当时，部分侗、苗首领在妖僧的蛊惑之下叛乱。即“峒苗拥妖僧癫巫惑众犯顺”。当他得知情况后，即请朝廷派兵讨伐。在这次平叛讨伐战之中，向大观随军监督纪律，督运粮草，并提出实施“剿抚并用”之策，三个月不到，叛乱平息。

（三）

满怀文韬武略治政之道的向大观，正将怀远治理得政通人和，自己也是官运亨通之时，却在他任知县后的第八年突发叛乱，虽然他慑乱有功，但无论他怎么申辩，一县之令也算在责难逃，更无法向皇上交待，于是他只得引咎“乞归”。当老百姓得知他引咎辞职离别时，数千人赶到县衙前送行，有的牵着羊、有的挑着酒、有的扯着他的衣袖、有的牵着他的手，离情悠悠，哭泣着依依不舍。即“牵羊担酒挽衣泣送者数千人”。后来，怀远的百姓为他建了一祠堂，将他在怀远的宦迹记录下来。一个知县在荒蛮的异族他乡，能融入侗、苗等少数民族之中，并建立这么深厚的情谊，其忠君爱民、披肝沥胆所做的工作肯定是艰苦卓绝的，付出也肯定是巨大的，这里包括他将中央的民族政策与县情的结合，包括他本人在不堪劳碌中所做的工作。

向大观回到故里后，他闭门谢客，潜心读书著述。据《县志》和1936年北平金华印书局印行的甘鹏云先生所编著的《潜江书徵》（以下简称《书徵》）记载：向大观一生撰述甚富，是潜江历史上著作最多者之一。著有《周易体象》《诗经古序解》《礼记续朱》《史论》《金刚经相解》《楚辞解》《汉魏乐府题解》《过舫文集》（五卷）、《西村诗说》《怀豳》《望湄集》《圃谭问答》等十二部著作。这批著作的目录《湖北通志》等史志上也有收录，只可惜正文如今都已失传。

“壬辰与修邑志”。此处原文有误，“壬辰”是顺治九年，即1652年，向大观还没中举，此时潜江也没有修志。应该是“辛亥与修邑志”，即康熙十年（1671），时任知县王又旦（陕西郃阳，今合阳人），主持纂修《潜江县志》，他请声名远扬、知识渊博、文墨深远的向大观任主编，向大观因其潜心著述便真诚谦让，并荐举当时潜江闻名的隐士、号称“宜庄花农”的朱士尊任主编，他当了副主编。据《书徵》记载：向大观编写了“田赋志”二卷，“户口志”一卷，“河防志”二卷，“铺驿志”一卷，“经费志”一卷。好在《县志》中还收录有他撰写的《白洑驿记》《传经书院引》《清田记》等文章，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其文采。《书徽》还说：“创稿粗毕，而王（又旦）公经内擢去（即升吏部给事），书迄没刊印，此种为大观所撰，今（1936）京师图书馆尚有钞本残稿”。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康熙十年的《潜江县志》。而我们现在常用的朱载震主编的康熙三十三年《潜江县志》，就是在此志书的基础上快速成稿付梓的。

因其通古知今，学识渊博，文笔如椽，向大观在“癸丑（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与修楚志”。在人文荟萃的康熙盛世，所有官员至少是举人出身，都精通诗文，会著述写作，但能被选中参加省志修编，说明此人在一省之内肯定赫赫有名，文笔如椽，能扫千军。后来我在湖北省图书馆找到《湖广通志》，查到其中编撰人员有向大观，但具体编写了哪一卷，目前我还不得而知。

向大观于“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年），筑‘萍野庄’于邑东南六十里（今渔洋镇五洲、荆河村一带）”，过上了真正隐居乡野的生活。他在“萍野庄”度过了六年世外桃源日子，于康熙十九年（1680），手捧一卷书，立于“萍野庄”一水亭，“倚槛吟曰：‘水上鱼鸥称社侣，山中木石认居人’，吟罢，隐几而逝”。他死后葬于县北唐家湖（今天门市张港一带）。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王又旦

——有史可考潜江最著名的知县

王又旦（1636～1687），字幼华，号黄湄，清，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初授推官。康熙七年（1668）就任潜江知县，在潜任职七年，其传记、宦迹、诗文等《清代人物大事纪年》《清史循吏传》《中国人名大辞典》、清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潜江明清诗选》（以下简称《诗选》）和“搜狗百科”等网络媒体都有记载。从清光绪《潜江县志》有史可考的历任潜江知县一百四十七人中，其政绩最为卓越者当数王又旦。

清田均赋税

清康熙七年，王又旦到任后，在走村串户察访民情时，了解到百姓“赋徭偏累”，民众已苦不堪言，不少人被迫弃田远走他乡，有的村子人口稀少难见烟火。《旧闻》载：“人民转徙，田畴淆乱，有人去田存者，有田已沈塌无可究诘者，有贫弱之田为豪欺占者，有贫弱鬻（yù，卖）田遗租存户者……有以本户腴产诡名尾粮以避差徭者。于乎，殆哉！奸人之利，贫弱之害也”。田亩不清已成为百姓之害，国赋之忧。为此，王又旦慨然曰：“求上安下全之道，舍清田均徭，殆难为力矣”。

于是，王又旦上任伊始即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田工作。清田是一项艰难细致而又触及土豪劣绅、衙役胥吏等既得利益者的工作，他唯恐衙役胥吏阳奉阴违拖着不办，或在其中作梗谋利，在县衙门外张贴了自己亲自起草的“清田誓言”，并在城隍庙采取祭神宣誓形式申儆六役，誓言道：

今受朝命之荣，窃欲自附于委吏乘田之义，岂能以七尺之身躯，帣鞲鞠卺（juǎngōujūjǐn，即卷束衣袖并加臂套躬身喝酒），奉豪右之悦乎？自今以往，如有快己之私，泄世之愤，受人之托，畏人之势，编佥不公，乘乱取利，伏愿明神立加诛殛（jí，杀死），以为人徇私戒。如有奸胥舞文，增减任意，或猾里诡计多端，冀望巧妙卸，愿神即行发觉，使得立置于理。开百年之乐利，崇奕世之馨香，当在是也。

王又旦亲自带领胥吏“区画疆里，检定户籍”，对土居者必核查到人，对逃亡者必须详细弄清他们逃到何处了。清田账册出来后，他“躬身编校”，确定“以乡规田，经田均亩，以亩定赋，里准于田，长准于赋”，并将全县重新划为“长乐、长安、太平、太和、道隆、毕公”等六乡、二十三里。清田册审定后，即公榜于潜江县城四外，接受家喻户晓的监督，充分体现其为政及清田的公平、公正、公开之策。定下清田均赋之策后，“里长之穷无告者，甲首之欲鬻妻子田宅者，皆落其名籍，如脱桎梏，如解倒悬”（《旧闻》载）。《县志》同样记载：“期月内归者接踵，垦田二十万亩”。潜江人向大观（举人，曾任怀远知县，康熙九年《潜江县志》编撰者之一）等撰写了《清田碑记》，勒石立碑于县衙门外，此文收录于《潜江贞石记》之中。

筑堤防水患

潜江地处汉江下游，是江汉平原腹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旧时“潜之大患在于水”“十年淹九水”，是对水之患的真实写照，为消除水患不知苦煞了多少知县。

王又旦明白要保潜民长时间地富裕安康，必须下决心防御汉江水患。他没有像时下有些当政者以浮躁的心态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是制定了缜密且长久的治水方案，动员并组织全县百姓在春冬农闲时全部修筑汉江长堤，堵塞决口处，加固险工险段，连年不与间断，并亲自上堤督办检查工程质量。如他在《屯营堤叹三首》写道“一日筑一寸，十日筑一尺。校计尺寸间，民力无轻掷”。若遇特殊年份，他甚至与老百姓一年四季忙于堤防之上。这是他“为政缜密而不苛，慈惠而善断，凡施行必期永久”的写照。

康熙八年（1669），也就是王又旦任知县的第二年，潜江又遭遇特大洪水威胁，他率领百姓日夜守护在汉江大堤上，就是患了足疾和忧劳弱身也督阵指挥防洪抢险，在风雨交加之夜拖着病躯也仍在巡堤安民。《旧闻》载：“公则亟亟谋堤防，岁事版筑，虽冲寒触暑，不以为苦。每值大水，公必冒雨行堤，筹抵御之方，即忧劳成疾弗悔”。

王又旦与民同甘共苦抗洪抢险勤奋工作之情景，从当年（1669）王又旦邀请来潜采风的清初著名诗人孙枝蔚（陕西三原人）在潜留下的两篇诗文可见一斑。其中一首《雨中大水决堤闻王幼华又旦明府奔走堤上忧劳已甚诗用相宽》（见《诗选》），题意表明王又旦在大水决堤后，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堤坝上指挥抗洪抢险，忧劳成疾，诗人非常担心，写下这首诗用来宽慰自己，也是祈祷安慰王又旦。诗中写道“梦讶波涛险，忧兼簿倾深”，说前几日幼华向我述梦，颇以大水决堤为忧，王知县忧的还有清田入册的人口、田亩、账册等将遭受覆灭的命运。另一首《大水后呈王幼华明府》（同上），全诗如下：

年少长安得意人，于今憔悴复清贫。竟同饭颗山前叟，那识河阳县里春。自决新堤诗更怨，相逢旧好酒须醇。可怜常抱文书寝，谁解轻裘覆尔身。

诗文说少年在长安春风得意的王又旦，大水过后形销骨立，憔悴不堪，清贫的如缺衣少食的山间老叟，他勤奋努力工作，常常抱着文书批阅着就睡着了，一位勤政为民知县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兴学振文风

潜江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授儒学学官设立书院开始，先后建有石桥、阳春、白鹤、同仁等四大书院，这些书院让潜民子孙受到良好的教育，形成“人文科第甲郢楚”之美誉。而这些书院有的因主政者不重视文化教育而让其颓败荒废，有的因朝代更替和战乱而被毁灭，有的因洪水等自然灾害浸渍无存，到康熙十年时，除“同仁书院尚存废址残碑，余俱古迹莫考”了。

清康熙年间社会逐渐稳定，民众也都安居乐业，潜江人读书奔仕途的热情高涨，而已经破旧窄小的县儒学难以满足士子读书求学所需，不少学子被迫流学邻邑，于是王又旦决定重建学署——传经院。建学署资金不足时，王又旦除了募捐于富贾乡绅外，他甚至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当时潜江高隐之士朱士尊在传经书院落成时的一篇“记”中写道：

康熙辛亥（1671）岁，郃阳王公又旦，捐俸创建传经书院于南城内后西街。院门三间，中为传经堂，堂左为说诗台，筑基高一丈，上翼以亭，秋可邀月，冬可眺雪也。堂右为操缦轩，基稍逊左，亭亦如之。设琴瑟柷敔（zhùyǔ，古时可敲击的乐器，即编钟）于中，用以导各也。堂后为文昌阁，上祀帝君并藏经史若干卷明主敬也。阁东西号房各七，为诸生月课处……”（见《县志》卷五）

书院建成后，为了让诸生潜心读史学经重节明理，王又旦制定了对诸生戒勉奖罚的“七约”，即课期约、讲期约、先志约、辩非约、明戒约、治诗约、习乐约。同时，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中时常挤出时间到传经书院说诗讲经，传道授业。“使诸子各以所业进”，让学子明“其大要，尚实行，绌诈伪，究经之义，反其所喜而导其所可，安夫当其可”。

除此之外，王又旦在县衙东一片废圃地上还修了一会馆，依杜甫“老树空庭得”之意，取名“得树草堂”，作为县内外文人雅士雅聚创作之地；在马昌垸（今交通局一带）建“三元阁”，为佛陀信徒提供场所；在县河东岸（今泰丰办事处青龙沟一带）重建“法云社”，一时成为潜江一胜景；恪遵礼制修葺“乡贤祠”，让圣贤薪传；为诗人孙枝蔚寓所题书“焦获楼”，以示对文化人的重视，等等。

王又旦重教兴学之举使潜江科场及人文出现了鼎盛局面。如康熙九年京师会试潜江中进士者就有莫之翰（官至贵州兵巡佥事）、涂铨（官至山东兵巡佥事）、方来（候补内阁中书）等三人，之后的几次湖广乡试，潜江每科都有中举者，邑人莫与先（进士，曾任高邑知县）当时记道：“公兴文教，严督课，修黉（hóng，古代学校的别称）宫，浚泮水，近者两科登贤书者且四五人，拨茅连茹，蒸蒸未艾”。（见《县志》卷五）《诗选》中收录了明清两朝一百零四人的三百五十九首诗文，而王又旦在潜七年期间的文友，出现在书中就有十九位，留下诗文六十八篇。

廉政治胥役

王又旦主政潜江七年之久（《县志》记载六年有误。《旧闻》及王又旦也曾说“臣七年楚吏”），为子民的安康福祉他劳累奔波，不图名利，乃至将自己的俸禄也捐献出来为民办实事，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积劳成疾也在所不惜，得到了士民的一致赞颂，他廉洁从政，严治胥吏更让老百姓交口称赞。

王又旦建成传经书院后对诸生“七约”的同时对自己也立约：潜江“之兴以行不以言，以实不以名，以静不以躁，以公不以私”。“以私者，如投步羽渊，欲观日月而睹青天”。并说“假公济私，贼也”。他主管并启动了那么多民生工程，没贪污受贿半点嫌疑，自己平常仍着粗布便服，食粗茶淡饭。他在记述《法云社》的一首长诗中有“劳形岂遑恤，飘零惧有渐。泽国比年饥，官舍食常歉”（见《诗选》）两句，说自己忙忙碌碌，没时间顾惜身体，地势低洼的潜江连年闹灾，衙门也缺粮常常吃不上饭，可想而知王又旦清贫到何种程度。

旧时衙役胥吏狐假虎威、横行乡里、敲诈勒索、假公济私是公开的秘密，但凡勤政爱民的主政者都会采取一些约束措施制约这些人。王又旦在清田时对衙役胥吏就约法三章过，《旧闻》中收录了他严禁胥吏采办北瓜一事。事情是这样的：潜江沿汉江一带因江堤经常溃决形成的油沙土壤，非常适应种北瓜。从前，每到中秋时节北瓜成熟后，纯朴的老百姓都会将上好的北瓜作中秋礼物敬奉给县衙，慢慢形成了惯例。每年中秋，不管各村、垸是否种有北瓜，胥吏到时都会下去催收，没有种瓜者或是买瓜上交，或是折银两上缴。《旧闻》写道“胥役恣意索，发饱其私囊，而民之受害者不可胜言”。王又旦弄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即取缔此项进贡，严禁胥役沿村采办。其弊始革，民众感恩戴德。邑人朱载震将此事收录到了《潜江风土志》之中。入细微之事更突显王又旦廉政爱民之精神。向大观当时记载道：“夫传经远行，使四境内外有风所示，非剞劂（jījué，雕琢刻镂）不为功。人知名义之传则廉节重，廉节重则利禄苟且之徒不刿（guì，割）而自去。侯之所廉立百世者，将与潜土亘绵邈也”。（见《县志》卷五）

升官情系民

王又旦在潜就人文传承还做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一是他“痛前贤湮没不彰”，在康熙九年（1670）为纪念北宋时期潜江的状元毕渐，在毕渐故里（西门燃料公司一带）重修“状元坊”，并将附近的乡里更名为“毕公里”，使“后人口口毕公不休”。二是康熙十年，他说服潜江著名的高隐之仕朱士尊，请出辞官归里的向大观等名人雅士纂修《潜江县志》，虽因他荣升后此版本县志没能刊印，但事隔二十三年，即潜江现存能找到纸质的，我们常用、常说的《潜江县志》（康熙三十三年版本），他主持纂修的内容基本上都被采纳了。

康熙十四年（1675），朝廷在对知县进行考核时，王又旦被确认为优等之最，即调往京城入吏部擢升给事中。清朝的给事中相当于言官，有较大的建言权，王又旦升官后情系潜江百姓，特别担心汉水对潜民的侵害，他上疏改各县联合管修汉江堤防为分县划段管修。

《旧闻》收录了王又旦这份奏折，其中说道：“湖北荆安（荆州府、安陆府）诸郡负汉水以居，百姓以堤为命，一经决口，各官照黄河例革职，立法亦系严也。然黄河堤工岁支国帑（tǎng，国库里的钱），而湖北堤工皆问百姓”。首先是为湖广（即湖北）包括潜江的官员和百姓自行承担堤防鸣不平。接着他陈述：“安陆府自铁牛关以下，皆钟祥汛地，扳潜江、景陵矣。自长老渊以下，皆潜江汛地，扳江陵、监利、沔阳矣……”并说，这样跨境筑堤管修带来五害：一是百姓百里之外筑堤，天寒地冻，“多有冻绥而死者”；二是胥吏乘机“包折需索，势所不免”；三是百姓远去筑堤，使本垸之堤荒废；四是当夫役不足时，采取收银代工，即会“苞苴（bāojū，贿赂之意）既入私囊”；五是文牍纷争，相互推诿，将影响工程质量，延误修筑之期。“臣七年楚吏，备悉此情。诚有见荆安百姓之苦，大半由此”。为此，“臣主上敕谁也没有想到禁协济之例，使州县各筑汛地，不得彼此扳扯”。

康熙帝闻之有理，即予准奏。由此便有了一直沿袭至今“分县划段管修辖境内堤防”的治水之策，于是“潜民之安，而通郡各属之民举安矣”。潜江百姓不忘其恩，镌诸贞石，感谢王又旦升官后仍忧民患的爱民之心。

擅诗名载史

“搜狗百科”对王又旦的“简介”最后写道：“擅诗，善絺（chī。修饰文辞）章绘句，文采风流，官声诗名并重，时与诗坛领袖王士禛（祯）并称‘二王’。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后面还写道：“与京师王士禛时相唱和，交谊尤契”，是清初“关中名士”之一。

王又旦的诗写得如何我暂不举例评说，先看看他与当时中国诗坛的几位巨匠的关系及他们的评说，就知王又旦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上述说的王士祯，字子真，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今山东桓台县人，清初杰出的诗人、学者、文学家。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从扬州推官干起，被康熙帝召为侍读，官至礼部尚书。他一生著述达五百余种，作诗四千多首，其诗范水模山，批风抹月，清新俊逸，是清初诗坛公认的盟主。他曰：“幼华诗一变而汪古谈，而变而为奇恣雄放。及归龙门，读书太史公祠下，而其诗益溣泫（lùnxuàn，形容水中摇船及雨点落水状）澄清，渺乎莫窥涯涘（sì，无边）”。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并称“南北两大宗”的清初的诗人、词家、大儒朱彝尊（号竹坨，今浙江嘉兴人）谓：“又旦诗能兼综汉宋人之长”。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明史》的编撰者之一、名重一时的著名书法家姜西溟（今浙江慈溪人）曰：“今京师以诗名家者，称‘两王先生’，一为新城阮亭少詹，一为郃阳黄湄给事也。公平生与阮亭周旋最久……然公诗与阮亭溪径自别，古体老而放肆，外露奇倔而内涵静穆，非学醇而功力深至不易臻斯境界，宜阮亭亟称之也”。

王又旦的诗作能并称“二王”，并受到王士祯等上述泰斗级人物的如此评价，可见其在诗坛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他虽英年早逝（五十一岁而终），但其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在短暂的人生中还是留下了不少不朽之作。王又旦著有《河渠》《黄湄诗选》《黄湄集》（十卷）等传世。《诗选》就收录了王又旦的十九首诗，明清两朝用为外籍在潜主政者，其诗作之数当数第一。这里选其中几首诗作的部分词句简作评说。

康熙七年（1668年）汉江屯营湾（今王场黄湾村一带）决堤，当年农历十一月他率民众兴筑成功，结果康熙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九又决，他作《后屯营堤叹并序》一诗。全诗三段十六句，其中第一段四句写道：“四月月晦北风急，十日淫雨地轴湿。堤上人家愁相向，渺弥一陷嗟何及。须臾坼裂去散乱，蛟龙震怒波涛入。搴（qiān，拔、取）茭沉壁吾不能，低头堕泪江头立”。表达的是他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对百姓的同情怜悯和无奈痛责。

康熙十一年（1672年），班家湾（今杨市刁庙村一带）大决堤，不少民居被淹没，县城也淹了一半，他写了一首《民居已坏》诗。“民居今已坏，民力诚可惜……里人狎骇浪，冥然卒被格。有如抱贞疾，偷生恋茵席。小吏议防御，筵撞亦何益。无能叩九阍，俯仰愧夙昔”。诗中反映也是王又旦面对百姓的房屋被洪水冲毁后的痛惜无奈及深深自责。后四句说的是：村里有人愚昧无知在惊涛骇浪中戏耍，结果被淹死了。有的苟且偷安活了下来的，好多人都得了疾病，并且褥垫、被子也没有了。胥吏们议论防御洪水之策如用小竹竿撞钟，是不起作用的。可惜我不能叩开龙王的宫门消除灾难，低头思抬头想，有愧于我早年立下的抱负和志向。

王又旦有《五月憩于堂》一诗，写他在县衙工作的情境。诗题下原注：“憩于堂不能退食于室也”。说的是因阅批文函等公务太多，只能在办公室里吃饭时休憩一会。全诗二十二句，其中后三句写道：“展我蕲州簟（diàn，竹席），欲憩还复止。薄俗善谣诼，纷纷无一是。中怀谁能知，请谅荷子（荷子，指农人）”。写他废寝忘食忙于公务，还遭受别有用心俗人的谗言，自己似一农夫，胸怀坦荡无所谓。

王又旦离开潜江，先任吏部给事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擢升户部都给事，即掌印给事。后到广东主持考试，奏准盗匪常用出没的南海花山建城设县，遂得长治久安。

政声人去后。王又旦离潜后，潜江人民在县城西街传经书院内建了“王邑侯祠”，同时祀名宦，使其显名远驻潜江人民心中。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李　贶

——淡泊名利不善奔竞廉静清雅的知县

李贶（kuàng，1626～1692），字君右，号书城，清，潜江（今园林办事处城南居委会）人。他的曾祖父是明嘉靖年间的四川汉中府丞李崇信（前面有传记）；祖父李鸣是明嘉靖年间陕西西乡县令；叔父李之暤官至明万历四川兵备副使（前面有传记），父亲李之洵是明崇祯年间湖北通城的教谕。李贶在清康熙年间先后任过两地知县近二十年，最后还是以知县官职告老还乡，这在中国封建王朝官场是很少有的。

应试数困公车

李贶从小聪明好学，天性朴实文雅，待人真诚，有其独特的崇尚清雅，与人为善的情操。康熙《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列传，以下简称《县志》）载：李贶“天性朴雅，敏于学，与人无畛畦（zhěnqí，畛，田地间的小路、界限；畦，田园中分成的小区。畛畦即规定的范围、界限）而特立之操”。

敏于学的李贶不负家族之盛名，他在满清王朝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原，各地不断出现反清复明的清顺治五年（1648）就中了举人。这是清政府为稳固其政权，笼络儒生和广大知识分子举行的第二场科考，中榜者相当少。潜江当年应试三十多人，而中举者只有李贶和向佶贤两位。

李贶中举在李氏祖孙几代中奔竞科考属于一路顺风，中第最早者，时年二十二岁。他的曾祖父、祖父中举都在三十岁以上，尤其是他的父亲李之洵先后九次参加举人考试，考到了五十岁仍名落举人榜之外。《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李之洵“九赴举竟困于有司，五十岁以贡士除通城训导，期月弃归，益博览经史百家”。古时每三年一次举人和进士考试，这样算下来李之洵考了近三十年也没中举，就是其中遇皇帝登基等可开所谓“恩科”，应考也在二十次以上，这比六十岁中举而疯的范进差不了多少。

年轻即顺利中举后的李贶并没有终止科场的奔竞，他决心要向叔父李之皞学习奔驰于进士之林。这期间他有时足不出户数月，研读“四书五经”；有时在浩瀚的史经之书苦读废寝忘食，将自己置于锥刺骨、头悬梁的境地；有时带上行囊求教于京城的名师高仕，但是主宰进士大门的幸运之神始终没有青睐于他。《县志》载，李贶后来“数困公车”。“公车”早在汉代便有了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应考的传统，后指举人进京应试，亦特指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言事。清顺治八年皇上下诏：“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予盘费”，即应试举人的路费由各省府供给，路费的多少，因路程远近而不同。李贶“数困公车”，这说明他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已经不是两次三次了，至少应该在五六次之间。虽然赴京应试朝廷给了盘缠费，但是对一壮年男人，十几年不中进士榜，也不种地养家糊口，这是十分沮丧和郁闷的事。

廉静任职柘城

明清两朝规定，举人凡三次应试进士不中者，其优秀者可直接授知县。李贶就是举人中的优秀者之一，熬到清康熙六年（1667），已年过四十岁即向吏部申请不参加进士考了，皇上即授其柘（zhè）城（今河南商丘柘城县）知县。李贶入仕起点是较高的，举人初授职知县，这在明清两朝并不多见。就是中了进士，最初授官职少数也不过任七品知县，如中国最有名气的知县之一郑板桥，他四十四岁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到了五十岁才授河南范县知县，后改任山东潍坊知县，最后也仍在知县岗位辞官归里。大多数进士都是授六部都给事、翰林院的编修、各行省和州府的七品配角。

柘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上古时代炎帝朱襄氏曾在此定居并建都，夏朝时期称“株野”，商朝时期称为“秋地”，西周时期为“三恪”之一的陈国开国之都。柘城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与山东、安徽接壤，古时这里民风彪悍，邑民习武好斗，属于难以治理之地。李贶到任后，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将柘城闹腾得轰轰烈烈，他采取的是以静制动之策治县。如他下乡巡访从不搞“鸣锣开道”，也不要衙役举“肃静”之牌，更不要百姓“回避”，将下乡巡访当作走亲访友去对待。

李贶做得更廉静的事：一是鼓励百姓农耕，但对税粮的征收，不许胥吏下乡催征扰民，一张知县告示张贴于乡里，让百姓自觉自愿交税纳粮；二是不额外增加百姓负担，带领衙役一班人过清贫的日子。尤其是他不依附于当地豪强劣绅，不参加这些人的宴请，不受他们的任何礼物，自己一套官服除了登堂审案用之外，大多数时是布衣破衫。

李贶以仁政治县，用仁爱驭民，使一方经济繁荣、民心稳定的业绩得到了巡抚、藩台衙门长官的赏识。康熙十二年（1673），也就是他任柘城知县的第六年，巡抚和藩台已拟好了上奏的公文，准备将他以循吏良臣上报朝廷嘉奖表彰，并有可能得到提升，可恰恰就在这时他的父亲李之洵病故，他不得不辞官回故里为父尽孝守墓。《县志》载：“贶廉静，与民宣，台使已列剡（shàn，水名，剡溪，曹娥江干流，流经浙江省绍兴市嵊州一段称剡溪，旧时公文纸多用剡溪纸誊写，称剡牍），应循良徵，会以父忧去，不果”。明清两朝特别重视忠孝二字。就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其父母亡也必须辞官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十六个月）。对李贶的嘉奖、提拔都因他辞官丁忧其父而没有了结果。

清雅治理丹徒

李贶为其父守孝三年期满，重新回吏部报请复职，这一等又是两年。好在经人举荐康熙皇帝对他在柘城的政绩已有所知晓，康熙十七年（1678）对他委以重任，即“补丹徒知县”（今江苏镇江市的丹徒区，清朝所辖版图要比现今大很多）。丹徒自古就是江南闻名古县，建立县制已有近三千年历史。这里山河雄奇秀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商贾云集，鱼米两全，经济繁荣，官富民丰，又是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和中转地，当然也是很多贪官垂涎之地。《县志》载：“丹徒为南北水陆要枢，又时军供繁剧”。

李贶深知“民惟官本”道理，他到任后又是从容不迫了解社情民意。在访谈中他了解到辖境内胥吏敲诈客商，搜刮民脂民膏十分猖獗。于是他从整顿吏治入手，对那些贪赃枉法、作梗客商、欺压百姓者一一罢免毫不留情。《县志》载：李贶在整治吏治时“寻絓（guà，阻挠、绊住）吏议罢”。他对老百姓却亲善和蔼，以德而治。他鼓励农桑，使不少过去为避税赋而弃田流乞的农户也纷纷回到故里，重新种田纳粮了。《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民德而事亦无废”。

丹徒自古以来便以人文荟萃而著称，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南朝），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南朝），还有《梦溪笔谈》（北宋）、甚至《康熙字典》的编撰者俱系丹徒人。有这种文化的熏陶，加之李贶天性朴雅，又爱好诗文，使他在丹徒知县岗位上时常游咏于山水之间，其接人待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志》载：李贶“爱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古名称，也是镇江府衙和丹徒县衙所在地）……每春夏风日恬霁或雪积木落，月波浩荡，招友摇小艇，载酒登临，累日忘返。兴至，辄吟诗挥翰，僧舍酒楼，墨迹尤多”。

现代人对治理一方的知县去“招友摇小艇”“吟诗挥翰”可能不太理解，甚至于简单地认为这是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事实上李贶的上述行为是知县分内的工作之一。在农耕时代的知县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传播知识文化，教化百姓知“天地君亲师”，懂“礼义仁智信”。知县吟诗挥毫，尤其请上名人雅士吟诵或题写当地风景名胜那可是知县的政绩。这就是古时人们常说的文治或雅治，亦称仁政。李贶都是“与名流文酒纵横，清言献酬”，而从来“未肯以私干谒人”。也就是说李贶从来没有为一己之私用公款去游乐，会友吃请。

诗文留存故里

《县志》还载：李贶“尤不喜与俗接”，只有“佳客至，必命酒”。李贶在咏叹挥毫之中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县志》记载他遇名流雅士至，文酒相待，“移日分夜，愁罍（léi，酒樽，或有来盛酒的器皿）耻不愁甑（zèng，古代蒸食炊器）尘也”，即以没有酒的日子为耻辱，不愁甑中生尘家里断炊的日子。李贶对酒的爱好有点像唐代嗜酒如命的浪漫诗仙李白；李贶文酒治政与知县郑板桥颇有几分相似。

郑板桥在南范、潍坊两地任知县时也是十分重视农桑，体察民情，使百姓安居乐业，但他一刻也没放弃对诗文、书画的爱好，他在任范县县令时就开始订定诗、词集，由此才有传承至今的郑板桥诗画名作。李贶虽然与郑板桥一样两地任知县，任职也都在十年以上，并都爱好诗书，只可惜他的作品多留在了“僧舍酒楼”没能传承下来，当然他也著有《含桃轩诗稿》《百城烟水集》等著作雕印并闻世，不过我至今没有找到其原著。好在《潜江明清诗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收录了他的两首诗，弥补了其中的遗憾，现将两首诗转录如下：

其一，《次答遐瞩》。遐瞩是潜江当时沉酣于经史、诗文中的名仕刘逴俊的字号，他与李贶是同里好友。刘逴俊在此之前曾在李贶的读书处（即城南晒网台）为其写过一首《网台》诗文，于是就有了这篇“次答”。

留滞南徐为局残，却回来伴子陵竿。

源从洞口寻偕隐，梦渡江涛险似官。

长夏疏篱摇老绿，短衣曲槛俯回澜。

此中著述浑闲事，偏耐幽人冷眼看。

这首诗第一句是说他在南徐（即丹徒）任知县多年，是因为他不善奔竞于官场，有人说他主政有缺失之处，回到家乡想学汉•光武帝的好友子陵（即严光，字子陵）垂钓自娱。整首诗表达的是李贶洞察了官场的黑暗和凶险，感到立功天地，滋养子民的抱负难以实现，不得不归隐的心境。

其二，《过荩卿故居》。荩卿是潜江当时对易经学说很有研究的雅士万国谏的字号，也是李贶的同里好友。

月阴松影翠如鬟（huán），忆听仙翁指上闲。

操罢不知何处去，只见流水咽高山。

这首诗是借用俞伯牙善弹琴志在高山，钟子期善听音志在流水的典故，表达出他与万国谏之间是难得的知音知己。

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贶的儿子李世兑以《礼记》一文荣登湖广乡试榜魁，喜出望外的他，告别了执政十多年的丹徒，带着些许眷恋，回到了故里潜江，余生都在城南晒网台祖屋度过的，享年六十六岁。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　焕

——现存康熙《潜江县志》的纂修者

刘焕，字文山，清，陕西清涧（今陕西清涧县）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秋季以监生身份授潜江知县，主政潜江五载，其任职期间政迹炳然，为潜江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被誉为明清时期潜江三大杰出知县之一（另两位是陕西合阳人王又旦和江苏昆山人朱熙洽）。

纂县志传史实

现在潜江市档案馆珍藏着一部原版线装（清）康熙《潜江县志》，其纂修者就是时任潜江知县的刘焕。康熙年间有两任知县纂修过《潜江县志》，其一是康熙十年（1672）的知县王又旦主持纂修的，编著者是当时潜江的高隐之士朱士尊和辞官归里的怀远（今安徽怀远县）知县向大观。志稿形成即将进入终审阶段时，王又旦受命擢升吏部给事中，他“徵车而去，继者无暇披览”，这部志稿即被束之高阁了。

时隔二十一年，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已在潜任知县三年的刘焕在与乡绅耆老谈论潜江历史时，“今论邑史，则人尽卓鲁”，能知道潜江历史沿革等事宜者只有二三人。他弄清楚了自宋乾德三年（965）建县迄今（刘焕在任时）六百多年的历史，有史记载的《潜江县志》有三稿，其一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县志》记载有误，表述的是明成化八年，即1472年）时任知县史华（陕西渭南人）主持纂修的版本；其二是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时任知县潘之祥（江西婺源人）主持纂修的版本；其三就是前述王又旦主持纂修而未付梓的县志文稿。准确地说，到刘焕执意要纂修县志时，潜江已有九十三年没有刊印闻世的县志了。近百年没有新版县志，百姓大多不知潜江历史沿革、贤士名人等事，于是刘焕决定“承家学，修旧典，新邑乘”修编潜江县志，将史事具载于史册，昭信于来世。

纂修县志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位好的主编。经多方踏访和名人举荐，选定了“少曾涉猎经史，长游京洛”，“天下通志，无不浏览”的潜江名人朱载震（字悔人，后面有传记）。可是朱载震多次逊谢不就，刘焕以三顾茅庐之精神，不骑马，不带随从，徒步到朱载震府上以诚相邀，其诚意让朱载震的老父亲朱士尊很是过意不去，劝导说：二十年前我受王知县之请修编县志，成稿后因王知县高升没能付梓，你现在去修志也算是成就了我的未竟事业，了却我的一番心愿，你为何要违刘知县之命而不就呢？加之县里一批学士大夫也劝他说：“百年典章，君所习谙”，你不干还有谁更合适呢？这样才就有了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的“编著，朱载震”。

据《县志》载刘焕所撰写的《重修潜江县志序》所言，这部县志编撰工作“始于癸酉（康熙三十二年）春，讫事于甲戌（康熙三十三年）夏”。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跨时空千年有余，囊括潜江历史沿革、疆域地貌、风土人情、饷祀赋役、河防关隘、名人贤士、文学艺术等内容二十卷、三十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如浩瀚史诗诉说潜江千年历史。这其中有王又旦主持纂修而没有刊印的“亦白璧微瑕”之《县志》文稿供其采集外，也用了“取三志损益折中之”策，更重要的是刘焕的精心组织和潜心纂修。据八十叟翁莫与先（进士，曾任今河南高泌知县，前述有传）和朱载震在重修《县志》序中写道：刘焕在传经书院开设“县志纂修专局”，为朱载震等人提供雅静的撰修场所；他“时时屏驺（zōu，古代给贵族养马和掌管车马的人）御就馆局中，与悔人（朱载震）敷袵（rèn，衣衿）细论，参悟挈量”；他除了亲自募化撰修刊印资金之外，还“余捐薄俸，以寿梨枣”；悔人曰：“侯与予必反复点勘而后授梓，未尝瞻顾于楮墨之间”。刘焕自己也说：“搜索精严，间有疑义，余不惮往复质论，不市恩，不恤怨”，有时甚至与朱载震等人为某一问题放弃晚饭讨论到次日天明，这样才有传世于今的康熙三十三年版《潜江县志》。对后世者知晓潜江历史，此文献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修堤防固城池

据《县志》（卷十•河防志）和《潜江旧闻录》（《清涧刘公治潜政略》，以下简称《旧闻》）等史志记载：“潜江频年汉水横溢，城郭田庐悉委巨浸”，尤其是“潜城东西北三面皆濒水”，每值汉水泛涨，护城堤倒塌，“城堞浮洪涛巨浪中，肆廛（chán，指城市中的房屋）倾圮，漂流殆尽”，县署也无例外地经常被淹没。刘焕到任后将修筑护城堤作为第一要务去办理。

正当刘焕雄心勃勃欲推进工程时，有人提醒他：“城周环一堤，袤延十余里，为城障护”，过去筑此堤派役于民，而豪绅、大户、胥吏等十有七八都以各种理由减免出资派力，“赴工者皆编户赢稚，不习版筑，但挟畚（běn，本意是簸箕，这里指运土的工具）土，应故事而已”，累筑累溃。尤其是“工房（即县衙工科房）蠹胥，藉口公协，夫辄派至数十万人，以恣行其买垸脱垸，到工完工，卖夫票之弊，不必利害相及也”。有人甚至泼冷水建议，如果没有新的办法，就不要劳民伤财了。

刘焕弄清情况后，采取“全县乡区合力捍城之法”，即凡有修筑堤防之事，分乡区堤垸划分责任段面，以田亩为依据计算出役、计工数进行修筑，“其隔河隔堤，利害不涉者，永禁攀协”，并一概不予减免。百姓因各筑保自家安身之堤，也是激情高涨“俾各自为急，而民忘力役之苦矣”。采用此法，一季工程完工，护城堤增高筑厚很多，并延长了十多里，“数年不始无溃决之虞”。刘焕所修的护城堤今南门河游园南边的旧“西堤”就是其中的一段。

康熙三十二年，刘焕在城墙“北关、朝宗、通会”三处城门外修筑防洪设施，分杀水势，并在妙庭观址亘筑长堤，绕城东以阻遏水患，使“县治庶无冲啮之患难与共矣”。

多善政惠于民

据《县志》《旧闻》和《潜江贞记》等史志记载，刘焕主政潜江惠民善政甚多，现罗列几件如下。

一是清逃田抵虚租。旧时的潜江地处汉江下游，地势低洼，田土崩淤无常，故“民无百世恒产，家无屡世素封”，每遇水涨堤溃，田产即被淹没无界，有些人弃田逃亡，豪强大户则借机收占逃弃田产，私自扩充领地，并借故偷逃原土地税赋或田租，更有甚者胥吏弄权与豪强大户为奸，将税赋田租转嫁给大多贫弱百姓，使“贫民重困，豪强丰膄，官府贫瘠”。刘焕到位后遵“有地亩则有赋役”之法则，清理丈量逃弃土地，依田亩重新计算赋役，将过去胥吏弄权以农户新垦洲滩或荒地的赋役用来抵上缴税赋租金的做法全部废止，使“潜民乃有更生之乐”。

二是重修县衙和迎宾馆。康熙三十二年，刘焕募集资金将县衙东首的承发房及吏科房、户科房、礼科房和西首的兵科房、刑科房及久毁的工科房全部翻修一新；同年，他还将县署仪门外作驿站用的迎宾馆进行了修缮。

三是重修阴阳学、医学、泮池。旧时紧靠县衙东边建有文昌祠，文昌祠大门左边是阴阳学馆，右边是医学馆，自明万历年末之后逐渐荒废，刘焕于康熙三十二年在原址之上，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阴阳学、医学馆筹资进行了重建。县衙戟门屏照（壁照）前有一泮池，池面周长二千四百多米，年久池面淤积并被刁民不断侵占，刘焕在康熙三十一年“复疏泮池，重修石栏于外屏，左右建下马禁牌，庙貌一肃焉”。

四是新建恒丰仓。明朝时期潜江县署就建有“广储仓”“常平仓”“预备仓”等粮仓，因年久失修以及改朝换代，到刘焕任知县时，“一切征收之粮，捐输之谷，俱假贮佛宫道宇，无论地势卑下，红腐堪忧，而且零藏寄储，典守难兼，扃（jiōng，门闩）钥弗严”（《县志》卷四•建置志）。康熙三十一年，刘焕捐出俸禄，买下县城正西街刘氏家族的宅基地，建粮仓十六间，取名“恒丰仓”，并亲自撰写了《新建恒丰仓碑记》载入《县志》）。

五是新建东斋和马神庙。康熙三十年，刘焕在县衙内廨（xiè，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楼左新建一楼阁，并栽花植竹，取名“东斋”。康熙三十二年，刘焕在县衙仪门左则，新建“马神庙”，用以满足当地百姓对济贫之神马祖的祭祀。

从《县志》中收录的莫与先所撰《文昌祠记》一文得知，刘焕知政潜江的五年里，他夙兴夜寐，勤政为民，宦绩斐然。康熙三十二年，乡绅耆老和商民等自发筹资在县城古沱潜坊之东新建三盈门的文昌祠一座，其后楼特塑刘焕像供于其上。由此可见潜江民众对刘焕的爱戴之情非同一般。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朱载震

——诗人与知县并存县志与省志同编

朱载震是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历史名人”之一。辞典原文如下：“朱载震（？～1707），清、潜江人，字悔人。知石泉县。有循声。著《东浦集》”。简短的二十一个字，像一幅简笔人物速写，将朱载震的外貌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了。

拜名师学诗文

康熙《潜江县志》（卷十三•选举志上，以下简称《县志》）对朱载震是这样记载的：“朱载震，补国子监正黄旗教习，考授知县。贡士朱士尊子，刑部郎朱宗望曾孙，翰林朱士冲、常州推官朱士达侄”。这告知我们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光绪《潜江县志•人物志》（以下简称《光绪县志》）能知道他的大致人生轨迹。他父亲朱士尊是饱读经书，知识渊博，在清顺治年间虽取得了入仕做官资格（贡士），而又看破红尘，“吐弃贴括”，归隐著述的名人。先后著有《治平要录》等十余部著作。朱载震在其父亲影响下，幼承家学，博览群书，能诗善文，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就小有名气。

康熙七年（1668），清初最著名诗人王又旦（字幼华，别号黄湄，进士）到潜任知县。他在潜知政七年，除了重建儒学、修筑堤防、清田均赋等斐然政绩外，在康熙十年（1671）启动了《潜江县志》的编撰工作。朱载震的父亲朱士尊应邀出任县志的主编。王又旦与朱士尊在县志的编审过程中诗文酬答往来，既投机又投缘，十分亲密，其间他发现了诗情才气过人的朱载震，并将其收为门生（古时的门生或门人，指学生、弟子或指食客、门客）。

在王又旦的指导下，短短两年时间朱载震诗文水平提高很快。如康熙十二年（1673），王又旦募集资金在县城河东岸（今东门城投公司一带）修建了一处名为“法云社”的寺庙，并题了一首四十多句的五言诗，朱载震马上和了一首三十多句的五言诗，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层林披烟霭，河流带郭明。招堤临彼岸，梵放度远声。幽径草茸茸，苦竹篱边荫”。他们的两首诗同时被收入《县志》之中。

朱载震虽然诗文很好，但参加三次乡试均没能中举人，这让很多人都想不通。清朝称之为“南北两大诗宗”之一的朱彝尊（亦称“南诗宗”）在《曝书亭集•东浦诗抄序》（以下简称《诗抄序》）中也愤愤不平写道：“以悔人之才，亦沦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箫氏之《宅经》、郭氏之《墓图》，五姓各有禁忌，当其不利”。

康熙十九年（1680），朱载震只得以贡生身份入京城国子监（亦称太学）求学（亦称监生）。他入学后，忘不了拜访在吏部任职的恩师王又旦，并送上了离别恩师后新作的一些诗稿。王又旦阅览后甚喜，认为门生诗文的水平已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平，于是将朱载震推荐给（清朝）“南北两大诗宗”之一的“北诗宗”王士禛（山东新城人，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官累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诗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士禛在为朱载震所作《东浦诗集序》中写道：“盖予始知朱君，以黄湄（即王又旦）云。比予官国子祭酒，朱君适贡于太学，日与其游处，尽发其诗笔数百轴，益知黄湄非婉妄叹者”。从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中得知，康熙十九年，“王又旦门人朱载震入太学，日游公（即王士禛）门下”。这年，朱载震正式成了“一代诗宗”王士禛的门生。

康熙二十年（1681），王士禛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相当于今北大、清华的校长）。我从贺亮先生提供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得知朱载震当年参加考试情况。王士禛写道：“时太学人才太盛，（我）秋试力持公道”，朱载震“考取八旗教习，以文章为甲乙……教习例得通判，故公尤慎之”。正是恩师的这一精心调教，使朱载震成了正黄旗（皇家子弟学校）的教习，这为他日后被授四川石泉县知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载震在京城以王士禛门生身份与其交往甚密。王士禛邀诗友、门生郊游唱和诗文，也常常邀上朱载震。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暮春时节，王士禛邀诗友、门生六七人，在雨中游圣善寺，看桃花，同游的就有王又旦、朱载震、吴雯等。朱载震当时就作了《王阮亭先生招同诸公集圣善寺分韵得处字》一首诗，收录在其《东浦诗钞》之中。又如，同年冬，王士禛登舟邀饮诗友、门生赏景作诗，朱载震也在其中。

回家乡编县志

朱载震在京城一边当八旗子弟的老师，一边紧跟诗宗王士禛研究诗文，同时激情飞扬地不断写诗。但诗文在当时并不值钱，而当老师职位的薪俸本身就不高，加之他拜师交友应酬甚多，作为一文人在京城日子过得并不惬意，甚至于有些潦倒。如他在《雪中呈黄湄先生》一诗中写道：“闭门有客还僵卧，岁暮羁愁未得归”。于是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了为已故恩师王又旦收集整理诗文，取名《黄湄集》并筹资刊印；同时请诗宗王士禛作序，刊印出了自己的《东浦诗集》后即回到了家乡，住进了父亲朱士尊在县河边所造的“宜庄别墅”。

京城里回来了一文才、一诗宗弟子，加之其父朱士尊又是当时闻名的贤达隐士，于是，刚到任不久的知县刘焕便礼贤下士登门拜访朱载震父子。朱载震与刘焕一见如故，谈时政、谈诗文，情趣相同，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当刘焕转向问计于朱士尊治潜之要务时，朱士尊除了建议治水、兴学、均赋等之外，特地从楼阁之上拿出了二十年前受时任知县王又旦之托，自己所编辑而没定稿付梓的《县志》初稿，建议重启修编付印。刘焕对这些建议都一一铭记于心。

康熙三十年（1691），即刘焕任知县的第三年，他忙完了重新清丈土地、均赋税、修儒学、修县衙、建仓廒（áo）等工程后，决定重启修编《县志》的工程。对编著者人选刘焕当然想到了朱载震，谁知他却多次“逊谢不就”。当刘焕“三顾茅庐”时，其父朱士尊发话了：“而不忆郃阳公（即王又旦）修志乎？于役搜讨老人有一日之劳，大业未竟，将恐遗憾地下。今得贤使君修志，夙愿可售，而奈何逡巡不赴乎？义不再辞也！”（见朱载震《重修潜江县志序》，以下简称《县志序》）。如此，朱载震才接受了县志的编著工作。

朱载震年少时曾广泛涉猎经史，加之他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远足游学于京城，因而凭其才学和阅历，编著一部县志应该是信手拈来的事。但他深知史志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对此丝毫不敢懈怠，又向他的老师王士禛请教，老师曰：“海内邑志最善者无逾义乌”。于是朱载震“上而坟典邱索，下而志传表记”“检旧志寻绎”“类参家乘（即家谱）”，拜访贤达雅士，踏看地形地貌，“阅寒暑而竟事”，先后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其父康熙十年（1671）所编撰的《潜江县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我们今天如获至宝的康熙癸酉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潜江县志》。

这部县志共二十卷，三十多万字。我感觉，他比起我手头收藏的乾隆《荆门州志》、光绪《荆州府志》和近代、现代的很多地方志，无论是传承历史，还是记载人物；无论是史实性，还是文学性都要高出很多。就是这样一部致臻完善的县志，在即将刊行时（康熙三十三年），朱载震在《县志序》最后极其谦逊地写道：“苍蝇千里附骐骥而致之者，殆公与之谓与”。他把刘焕比作“骐骥”，自己能编著出这部县志，只不过是附着骐骥而行千里的“苍蝇”。

任知县改土司

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分赏识他的恩师王士禛任了刑部尚书，他得知十九年前考取“教习”并在吏部入官员名册就具备任“例得通判”（即州府管刑狱的官员，七品）的朱载震，至今仍游离于官场之外，于是他不断向朝廷推荐给他任职。在恩师的极力举荐之下，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载震赴四川石泉县（即今北川羌族自治县）任知县。

石泉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东连今江油市，南邻安县，西靠茂县，北抵松潘，是一个山多人稀，羌、藏、回、苗、壮、土家、满、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杂居的贫困县，是成都平原与西部高原的接壤地带，也是国家通往西部的战略要地。朱载震到任之前，这个地方羌族土司势力极其强大，土司都有其“土规”“土法”，一般不服官府管理。形成“上不听朝廷之命，下不理羌众之怨”的“独立王国”格局，弄得民怨积结，社会动荡不安。一介书生的朱载震赴任时面临这样一种难堪局面，要治理这个地方，上对得起青天明月，下对得起士民良心其难度可想而知的。

据清道光《龙安府志》（古龙安府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的北川县、江油市、平武县、青川县等地，府署在平武）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土司唐德峻袭职，数月，番民以番冤莫伸，事讼于邑令，朱载震详情黜之，并黜永平土官。于是石泉有抚夷无土官，番民大小讼狱归县办理”。这里记载的是朱载震在石泉任知县的第二年，便有如此气魄废除土司及土司治政断狱习惯，说明朱载震的文韬武略确实有治国安邦之雄才。

朱载震将由土司控管的羌族地区改由国家州县官辖治的举措，载入了史册，并有了清朝早期的“改土归流”一词。据贺亮先生提供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刊载的李绍明先生的《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和《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刊载的龙大轩先生《羌族诉讼习惯考察》两篇文章都引述了朱载震“改土归流”的做法，并对其平定羌族内部冲突、纠纷，废除土司，依照清朝法令治理辖境的做法大加赞颂。认为这既加强了朝廷对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又顺应了民心，服务了民众，说明朱载震是一位雷厉风行、敢于担当、躬亲为民、“在其位谋其政”的循吏。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川总督启动编撰《四川通志》工程，他在全省搜索了一通人才后，最终还是选定了石泉县知县朱载震担当主编工作。于是他将知县之事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取期赴局”，全身心地投入了编撰工作之中。已有了编撰潜江《县志》的经验，编撰省志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但要从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踏访四川的山川河流；要考证名宦先贤、名人雅士、志士贞女的事迹也是极其劳神伤身的工作。马荣华先生编著的《潜江文史精华》（简称《精华》）一书，收录了当年（1706）朱载震为总督治理都江堰写的一篇《修建太平堤记》，这篇文章也载入了《四川通志》。正是他不惮劳瘁，夜以继日的操劳，导致其在如日中天的壮年（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积劳成疾，猝死在四川通志主编的岗位。

垂史册亦诗文

对朱载震壮年早逝，他的恩师王士禛十分痛惜。王士禛在其《渔洋诗话》中再次评点朱载震其人其诗时写道：“朱悔人特工五言，尝为余作《阶前花木六咏》，最佳。昔王筠为沈约赋《郊居十咏》，约曰：‘此诗措物呈形，无假题署’。今之视昔，殆为过之。官石泉令，卒于蜀，可为惜也”。1709年，王士禛在评点时任台湾海防同知孙元衡的诗集《赤嵌集》时，发现其中的一首《寄答石泉明府朱悔人先生》诗，他睹诗思人，深情动人地写道：“悔人，吾老门生也。其诗必有闻于后，入蜀不还，遂也。长夜读此，掩卷破涕久之”。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一代诗宗对其门生赞誉、追缅之情，读之令人动容，也进一步说明朱载震的诗文、品德非同一般。

朱载震除主编康熙《潜江县志》《四川通志》传于今世外，更出名的是“善诗”。据清道光《大清一统志•文苑传》记载：“潜江刘肇国、莫大岸，无人过载震者”。刘肇国、莫大岸是潜江明清时期的文豪之一（这两位潜江的历史名人传前面有述），并有不少诗文传承于今世。国史志书上说潜江的这两大文豪都没有超过他，可见朱载震文才诗篇的确超群。他一生写有上千首诗，并先后集结刊行有《东浦诗钞》《京华集》《濯缨集》《和山堂集》，同时，当年他的诗友刊行的《春霭堂集》《莲洋集》等很多诗集中也收录有他的诗。据悉，《东浦诗钞》《京华集》这两部诗集仍有存世或馆藏，可惜我没能亲眼饱览，后两部据悉在清末就散佚无存了。现在，我选录当年诗坛名人为他诗集作序送别的几首诗，让世人再睹其诗人的风采。

清朝誉为“诗宗”的朱彝尊在为朱载震刊行《诗钞序》时，对其诗是这样评价的：“悔人之诗，其初诵之，或郁涩不舒；徐而绎之，则温厚悱恻，皆合古人之矩矱（yuē，标准、尺度之意），使浮薄之气不得接焉！”“悔人之诗，不若时文之蹭蹬（蹭蹬，失意潦倒的样子），不必上竢（sì，等待）之后世。以群公之所许，又何虑不传也乎！”

从《精华》一书得知，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官至福建按察使的赵执信，在送朱载震回故里时写了一首《送朱悔人归潜江》（收录在《因园集》之中）送别诗。全诗如下：

霜信风高尘满衣，征人遥与雁南飞。凄凉客向秋深别，珍重身当乱定归。松竹从添三径合，江山无恙十年违。翻愁未抵他乡乐，去日亲知有事非。

凄凉的离愁与担忧跃然于纸。

从甘鹏云先生的《潜江旧闻录》得知，有一位与朱载震仕途之路十分相似的山西蒲州（今永济）人，名叫吴雯，字天章。他中举后，几次进士应试落榜，最后滞留京师拜王士禛、梁熙等为师学诗，有点像如今的“文学北漂族”。他有一首《过悔人》的诗，诗云：

长安艰旅食，望门足先敛。惟有就君舍，慷慨屡呼饭。得匪五阳术，获此数丰腆。君家汉之渚，种兰闻九畹。梅花一百树，日日劳望眼……明日海门道，悠悠自凌缅。

此诗写出朱载震豪爽坦荡、喜好助人结友的品格，也表现出两人意气相投，情感之真挚。

潜江现代文史专家毛道海先生和古汉语专家刘承汉先生所主编的《潜江明清诗选》，共收录了朱载震的诗文八篇不再赘述。这里将朱载震所作《建兰》一诗，并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197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乾隆年间刊印本），咏兰名作诗文转录如下：

丛兰生幽谷，莓莓遍林薄。不纫亦何伤，已胜当门托。辇至逾关山，滋培珍几阁。掉头忘闽海，倾心向京洛。轻飔（sī，凉风）昼回芳，清泉晚宜瀹（yuè，浸渍）。玉轸一再弹，天际如可作。

诗人笔端指物成形，形象生动写出了兰的高洁雅致，至今被古诗文和咏兰爱好者视为名篇佳作。朱载震的诗文与他的才干，将永载史册，世代传承。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莫之翰

——时至今日仍被当地百姓翘指称赞的循吏

莫之翰（1639～1707），字紫来，号嵩皋，清，潜江（今后湖莫岭）人。清康熙八年（1669）举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他是入本书的潜江莫氏家族第四位名人；还是潜江古时有史记载的朝廷高官之一。

史志找不到传记的名宦

据康熙《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莫之翰的曾祖父莫汝嘉是明隆庆年间被称“儒行之宗”的潜江名人；祖父莫若玉是清顺治年间为报恩师知遇之恩，破产为其建功德祠堂的著名乡贤；父亲莫与颉虽没什么功名，但知书达理，好善乐施，是当时有名的乡绅；叔父莫与先在清顺治年间曾任高邑知县，是明清时期潜江的四大文学家之一。

笔者从现有的《县志》等史志书上能找到莫之翰先辈的一些传记类的文字记载，却没有关于他的传记。《县志》中没有其传记，尚可理解，因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志书付梓时，他正在礼部仪制司郎中岗位上，古人遵循“生不立传”的规则，不宜立传。但时隔一百多年，而光绪年间的《潜江县志》中的“人物志”也没有其“传记”，这的确让人费解。论官职，他是康熙皇帝亲自赐封的“通议大夫”，官级正三品，相当于今省部级的官员；论业绩，他从知县干起，肯定是政绩卓越才能从七品擢升到三品。如今我只能理解为当时编著《县志》者的疏漏。不过我从他曾祖父莫汝嘉的传记中，还是找到了有关他三十来字的记载，全文照录如下：

之翰，字紫来，号嵩皋。玉孙，嘉曾孙。历刑部河南司员外郎，礼部仪制司郎中。膺才能选，迁贵西兵巡佥事。翰登第之日，玉犹得目击，积累之报，尤称罕靓云。

虽然《县志》上没有其传，但他还是入了我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之列，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1991年后湖农场发现莫之翰的墓碑，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是近年来他曾任职过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县）人民对他的赞誉和怀念有加，让我等对他平添了几分敬仰之情。

出土的碑文略知其宦迹

早先，笔者曾多次进出后湖农场招待所，目睹其庭院正中竖立的一块墓碑，知其墓主是清康熙年间的通议大夫莫之翰。当时就很想做些研究，可惜那时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工作的确太忙，没能挤出时间对它做系统地探究。当莫之翰进入我的“名人传”目录后，我又多次到后湖进行了实地踏访。

2013年9月17日，我找来了当年发掘并移地安放这块古碑的许先才老人。许老告诉我们：1991年仲秋的一天，后湖农场场部西南面约一公里的莫家岭，几台推土机正机声隆隆在搞土地平整，喀的一声，一台推土机碰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于是师傅停下车来，一看是一块墓葬碑。施工人员一起凑近，抹去其浮土，看到碑上有“通议大夫”几个字，有点文化的师傅即报场领导，场领导再报市文物部门，于是就有了今天招待所院子正中的墓碑。许老还将当年他拓下的碑文送了我一份。这下正好解决了我现场研究古碑文，很多字迹已模糊不清的难题。

碑文字数不太多，正面竖排的只有两行字。一行是“皇清诰授通议大夫莫公偕妣淑人何太君之墓”；另一行是“康熙肆拾捌年己丑冬十月彀（gòu）旦”。古碑的背面刻有：“莫之翰，号东来，字松嵩，文科进士，郎中，任贵州提刑官，陕西太守，布政司参议，加三级晋阶通议大夫”等文字。古碑中莫之翰的“号东来、字松嵩”与《县志》的“字紫来，号嵩皋”略有差异，我分析可能是他入仕后的改动或者是立碑者的疏忽。

笔者反复研究有关史料后，大至弄清了莫之翰的宦迹历程。他在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后，即被授上高（今江西上高县）知县。在知县岗位上，他廉政爱民，重典治乱，鼓励农耕，疏浚河渠，得到了上高县妇孺老幼的称赞。四年后，他擢升刑部河南司员外郎（从五品）；在刑部员外郎岗位上，他督审要案，平反冤狱，工作也十分出色，于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升迁到凤阳府下的泗州（今江苏盱眙、泗阳一带，州署在今盱眙）任知州（从五品）；在知州岗位上干了五年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移贵州提刑官（正五品）。再后来，他任礼部仪制司郎中、陕西太守（实际是陕西西安知府，正四品）、陕西布政司参政（从三品，相当于如今的副省长）。

碑文的背面还刻有莫之翰生卒年月、墓葬规格、遗嘱等内容。从中我了解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他去世时，先后娶何氏等四房太太，生子七子五女。其长子莫其遇，以贡生身份，授当阳教谕；六子莫彦京，以国学（生）身份，授县丞，后补任知县。墓冢是土围，砖石结构，周长“一百七十七弓（约三百七十四米），广六十七弓（约一百四十米）”。另墓地还附建有寄享堂，三重楹牌，一铁铸香炉，两尊石材花瓶。由此看来就是在清朝，其殡葬规格也是非常高的。可惜斗转星移，春露秋霜，墓及墓地附建物早已不知去处。碑文是他姐夫的弟弟、时任福建布政司参议、本县人涂铨所撰。建墓人还有管家维茂、吕祥等。

不知何故，碑右侧还刻有他不许袝葬的遗嘱。其遗嘱文是：“先公遗命，茔城内处，不许下葬，勒石以示子孙，违者各房砸碑记鸣，公以不孝论。其遇，泣血谨诚”。

盱眙人民对他翘指称赞

莫之翰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百度百科”就有他的简介。从现今我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他干得最出色是在泗州（即今盱眙）知州任上。盱眙人民至今念念不忘的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他纂修了《泗州志》。1985年台湾成文出版社重新刊印，总共三百六十二页，这为盱眙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盱眙现在探究历史文化，进行古泗州城考古、追溯历史等，使用最多的就是这部州志。

第二件事率领民众抗击百年一遇的洪水坚守州城。据《泗州志》记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淮河流域连续七十天降雨，形成“淮黄并涨，有滔天之势”。莫之翰不畏洪水之凶险，率领民众迎风冒雨日夜坚守在大堤上。但人力无法抗击天威，六月底，黄河决堤又夺汴河奔流入淮，于是淮河、洪泽湖大堤多处溃口，一下子洪水冲进了滨临淮河和洪泽湖的泗州古城。志书上这样写道：“淮大溢，外水灌入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dié，城墙上的齿状矮墙）口。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第三件事至今媒体都在大力宣传。面对城池、州府尽淹水中，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境，欲哭无泪的知州莫之翰没有逃离，更没有被灾害所吓倒，莫之翰先是将衙署移至城墙上，搭棚驻守，现场指挥救灾；当洪水漫至城墙上后，他又将衙署移至河堤高处，继续坚守。对莫之翰在这场抗灾中的表现，笔者先后读过三篇文章，从中可窥视其做官的风范。

第一篇是2012年6月6日《扬子晚报》记者路叶写的一篇题为《包容天下，创富裕未来的人文姿态》的文章。文章共有三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莫之翰般的执着”。此文也是从这场水灾写起，赞颂莫之翰面对洪水淹城，他以执着之信念，坚守自己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此段开篇写道：“泗州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淮河水下，与此同时沉入水底的明皇祖陵，双双守护着盱眙。莫之翰的‘执着’，在三百多年的传承中，成为盱眙人性格的一部分”。当地人对莫之翰的这种执着精神翘指以赞，并成了信息化时代盱眙人民的一种精神。也正是莫之翰这种矢志不渝的执着精神，使盱眙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前列，使“盱眙龙虾节”和盱眙龙虾走向了世界，更使盱眙走向了辉煌。

第二篇是2012年3月5日《深圳特区报》记者王小平的一篇题为《古泗州城的前世今生》的文章。文章主要写沉没于洪泽湖三百多年泗州城的考古发掘。其中也写到了这场洪水之灾，有这样一段：

水漫泗州城后，知州莫之翰欲哭无泪。他感到了自己失职，搭棚驻守在还未完全淹入水中的防洪堤上，现场办公，设点赈济灾民。后来又在泗州城外筑两道新堤，以保护防洪堤上的州署和棚户居民。莫之翰及后任的官员一直守护着水下面的泗州城……让丢失的城池重新回到他们手中。

作者同样依据《泗州志》所载，对莫之翰勤政为民、恪尽职守之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

第三篇是2011年12月3日有位网名叫“顺其自然我独有”的博主，他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为官应学莫之翰》的博文，他的文章是从电影《美丽的中国结》说开的。其中写道：

临危受命的莫之翰大人，在那个洪水肆虐的年代，大堤上的草棚就是他的府衙，每日里从赈灾粥棚里，给饥民发稀粥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就是你为官的榜样。你只说对了一半，我更想告诉你，这位栖身于草棚府衙的莫太守，每天夜晚，在他那盏摇曳飘忽的油灯下，带领着一帮饥寒交迫的读书人，用他们泥汗淋漓的枯手，完成了一项编修（州）县志的浩瀚工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由莫大人亲自主编的县志里，洋洋大观，包罗万象，可是他对自己的政绩竟然只字未提。这在当时钻营趋附、沽名钓誉、自我标榜、邀功请赏的官场上，他的人品和官声，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由此，一位不为名利所困、一心为民的清官跃然纸上。这应该是我们当下为官者的真正楷模。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万　琨

——万氏家族之儒宗

万琨，字剑光，号月峰，清.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是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刚，中国现代文坛巨匠、戏剧大师曹禺的第七世祖。

（一）

据清光绪《潜江县志续》（卷十七，以下简称《县志续》）记载：万琨是太学的上舍生（古时候将入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生分为外、内、上三等舍生，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年、月考逐渐升为上舍生）。他虽饱读经书并入了太学，但累试不第。嘉庆元年（1796）即仁宗帝登基，他获得了一次入仕的机遇，被荐举“孝廉方正”（相当于举人），这是明清朝特设的一种取士方式，即每遇新皇帝即位，将由各省、府、州、县、卫荐举一至二位有文化的“孝廉、贤良、方正”的人士赐官服，报朝廷备用，取中后可授知县、同知、州判之类的官职。嘉庆十二年（1807）“恩科赐副榜”。受举荐后的万琨年岁已高，“备用”到八十二岁而辞世，也没被授官职，却以教书育人之儒业终身。

清光绪《潜江县志稿•氏族》（以下简称《族氏》）记载，万姓是潜江的名门望族。其中写道“万姓族氏自春秋毕万始。明季始祖邦自江西南昌县迁潜，至今十有三传。七世恩赐副贡锟，精敏好学，为一时儒宗”。从其他史料进一步弄清楚了，明朝万历年末，天下攘攘，战乱频频，江西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一位叫万邦的武官，他厌倦了戎马生涯的日子，宦游到湖广安陆府的潜江县，看到这里林木葱茏，土地肥沃，河渠纵横，舟楫便利，决意定居潜江县城西北面的马昌湖边（今园林城区北门妇幼保健医院一带），娶当地杨氏女为妻，生儿育女有了潜江万氏第七世万琨。

（二）

潜江城区的万氏家族由武转儒起始于万琨。他虽然有了入仕资格，但朝廷并没有启用授官予他，他的满腹经纶只得靠设学堂传道授业。《县志续》载：万琨受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理论的熏陶，立身直方，注重修身养性，“寡交游（同友意），终日端坐如塑”，形成了十分端庄严谨性情，他教育子弟严而有法。如他对“富贵子弟，必使习勤苦，知稼穑艰难”。对童幼尤为尽心，常常说道“子弟成败，关乎蒙养”，也就是说读书人读书不能仅仅只是为了登科入仕，在启蒙时就要使其懂得做人之道，要注重“诚敬、孝悌、廉耻、名节”等德行修炼，并贯穿教学始终。他在对学生施教过程中做到有教无类，分类施教，对聪颖者“不致流为狡诈”；对愚鲁者“亦可勉为善良”。在他的教授之下，他的学生和“里中少年，必正衣冠而后过其门”，成才者辈出。

万琨不仅仅用儒家理论教化其学生，还将孔孟的仁义道德、孝廉名节等儒教学说编印成《感应篇》教化民众，劝诫世人，使之成为当时有名的“好善之士”“儒行之宗”。时任知县陈焕世（字唐园，进士，福建惠安人）十分看重万琨的高尚品德，常徒步来到万琨授课的学馆之中，与其讨论儒家的仁义礼信等问题。万琨讲到为官者当依儒家教义，经世济民，为民请命，慈悲为怀，最终都归结到人要有“德行道义”。每次相见万琨只与县太爷谈学问，除此不言及其他。陈知县每次交谈后触动良多，大受教益，对万琨推崇备至，他在接见士子时，每次都必然会问：“汝往拜见万先生乎？”并在很多场所讲道：万琨乃“此今之澹台子羽也！”。即陈知县对万琨的道义品行十分佩服，将万琨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因长相丑陋、被孔子瞧不起后成宰相的澹台灭明（澹台dàntāi，复姓，名灭明，字子羽，后发奋求学，严谨修行，任了宰相，并成为门徒如云的大学问家）。

（三）

万琨作为孝廉方正之士，以仁爱、孝悌为立世之本。《县志续》记载有两件事：一是县城有一所房子，“屡易主，多有不祥”，万家买下后，万琨“恐祸及兄弟，自请居之”，当他住进去不久，墙壁突然倒塌，好在万琨和妻小安然无恙，后来他请来巫师驱邪，一家人得以安住。二是万琨母亲去世后，送葬于天门的龙尾山，灵柩在行进中停下歇息时，忽然见“二白兔突出柩前，竞逐及窆（biǎn，埋葬）所而没”。有人问道，兔子以胆小而闻名，它们为何能在鞭炮锣鼓喧天的送葬队伍前互相追逐呢？后来人们得出了答案，实为万琨的孝悌而感动。

万琨处事公正，品行高尚，备受里人尊重。县里修文庙，他年近八十岁时，大家请他出山做督修。他不花费修庙所筹集到的一分钱，“自备糇（hóu，干米食）粮，筹费于乡”，乡邻们被这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的德行所感动，纷纷解囊捐资。因有万琨出面，没费多少时日修庙资金即筹齐，文庙在他的督修之下也如期竣工。正当庙宇要竣工开光时，他自感死神已然走近，于是“卒之前夕，结算工料帐，评阅孙辈课艺毕，书遗嘱。次日早起，端坐而逝”。

《县志续》称万锟为“儒行之宗”是这样写的：康熙《潜江县志》称赞莫汝嘉（后面有传）“精敏好学，简身直方，训子孙以礼让，为一时儒行之宗，尚矣。继起者，其惟万公锟乎”。潜江城区的万氏家族自万锟以教授生徒为业后，人才辈出。万锟次子万廷琇，号云槎，任直隶州州判；孙万时喆（zhé），号槲（hú）历任徐闻、龙川知县，官至广东德庆知州；曾孙万际云，榜名骏，甘肃知县；曾孙万夔，陕西淳化知县，等等。

《族氏》也记载：“已故世（指万琨）传儒业，掇科名登仕者不一而足。先世居北城亚侯街（亦称衙后街）其居北城门外者骏（万际云，榜名骏，曹禺曾祖父）之孙德尊（即曹禺父亲万德尊）等，履洋饷学，具有壮志”。

一代儒宗万锟，生前没有官封功名记载，死后因其孙万时喆任龙川知县等职，被敕赠文林郞（七品），夫人郑氏亦被敕封儒人。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万时喆

——仁政虎渡河孝友家兴望

（一）

万时喆（zhé），号槲（hú）香，清，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是万琨之孙。其父万廷琇，由恩贡就直隶州州判，万廷琇生有七子，万时喆是廷琇的次子，是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叔高祖。

光绪《潜江县志续》（卷十七•人物，以下简称《县志续》）记载，万时喆“幼诚笃，与兄叙俱善读”。并说他年少时在传经书院读书，时任老师刘雨村十分欣赏他的文笔，认为“其文有元度”风格。清道光五年（1825）乡试以第一名（解元）中举，之后先后四次参加会试，结果都以落榜而告终。道光十七年（1837）他以举人身份接受了皇上任命，最初授广东连平州知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平县），后任今广东徐闻县、龙川县、乐昌市知县，德庆（治所在今广东德庆县）知州。

这里史志记载有误。一个举人最初授官职最高是七品，不可能“初授知州”。明清两朝“知州”（就是没辖县的散州）都是从五品。万时喆应该是先任徐闻等三个县的知县后，再任知州。这里暂按错误的史志原文脉络记述。

（二）

《县志续》和《潜江旧闻录》（《万槲香先生言行记》）等史志记载，万时喆知政连平时，以“勤廉、善结积案得民心”，并说他在职时，每天鸡鸣即起床治事，清晨人们看到这样勤政为民的知州无不关切地问，您为何要这样起早忙碌，他说“夜气犹存”，正是静心审阅文卷之时。当时平州有位在云贵很有名气的绅士名叫颜鲁愚，对万时喆经世济民，勤政爱民之举十分佩服，将他的主政连平的业绩“述其治行，为僚属劝”刊印。

之后，万时喆主政徐闻、龙川、乐昌时，更是“不竞名、不喜功、勤政爱民，廉而能平”，每到一处吏爱民戴，循声远扬。他尤其是注重教育，“勤于课士”，《县志续》载，他主政时“襄校秋闱二次，所得士五成进士，二人祠馆”，并说“今陕西（巡）抚冯誉骥（广东高要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晚清著名书画家之一），其门下士也”；晚清著名诗人张南山（广东番禺人，进士）乡举出自其门下；翰林院修编梁国瑚（广东番禺人，清道光年二十一年进士，翰林院修编，其书画作品现海南博物馆有藏）也是其乡试门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已是翰林院修编的梁国瑚从京城回到家乡，知老师万时喆已是家乡人民传诵的循吏，专程去拜见擢升德庆知州已有一年之久的万先生。梁国瑚问先生道：“为政之要”主要有哪些？万时喆很平淡地回答道：“不外乎得民情，恤民隐，尽牧民之责而已”。梁国瑚为之所感动，作了一篇《虎渡河记》以表先生之仁心德政。

这篇文章记述德庆依山傍水，过去常有虎患害民，当万时喆莅任后，老虎便渡河而去再也不扰民了，并把先生比着“昔汉宗均迁九江太守，虎东游渡江；刘琨擢宏农太守，虎负子渡河”。这里所说“宗均”、“刘琨”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宦、循吏，传说他们以广施仁政，爱民如子，减免税赋，惩治贪官，重用忠良，使时常伤人的老虎也为之感动渡河远离，此事成为百姓千古之美谈。文中说道：“夫民不畏真虎，畏吏虎。真虎之害，不及城市，吏虎之害，无地可逃”，这正如孔子所言“苛政猛如虎”。最后写道：“先生操司牧之权，惠政及民，禁网疏阔，猛虎不扰，宜哉！”

（三）

万时喆有兄弟七人，他在兄弟中排名老二。老大万时叙，生而颖悟，虽屡试不第，以廪生面世，但和气蔼然，喜扬人善，并与“兄弟叔侄相授受”而倍受里人和亲友称道。《县志续》记载：万时喆求学、当官在外时间较长，每“远出归，偕兄弟六人左右承欢，尝谓人生天伦之乐，不可多得”；他当官在三千里之外，虽然因廉而贫，但“每函示诸弟，嘱善为侍奉，语极恳挚”；时常“以海滨民俗歌谣，冀博老人（父母）欢”；兄万时叙英年早卒时，他赴考在京，回家后“哀恸邻里，抚教诸弟及两侄，勤恳出于至性”，并训导弟侄“文章必根至性出，始可经世”。

在他的影响之下，万氏兄弟及侄子们都勤奋读书，人才辈出，且颇有成就。老三万时绳，号谨堂，贡生，在率领乡勇与太平起义军作战，保卫潜江城池中成为英雄；老六万时睿，又名万时芾，号九华，岁贡生，乡举“孝廉方正”，候选训导，著作有《禹贡图解》《春秋地理今释》等十多种，受知县之托以乡贤身份领修西堤、赵家潭，颇有声望；老七万时乂（yì），字穉云，恩贡生，候选教谕，任过万时喆幕僚。万时叙长子万际云，榜名骏，举人，授甘肃某知县，因上任途中染眼疾瞎而归里；次子万际韶，榜名夔（kuí），举人，以同知衔任陕西淳化等县知县；万时睿长子，万际轩，清光绪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农工商部郎中。

从《潜江书徵》得知，万时喆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写作，著有《梅花馆古体杂集》《芸香阁试帖》等。他一贯清正廉明，勤奋工作，卒于任，家人去办理后事奉柩回归时，其“行李萧然，所存宦囊，（仅）各州县德政碑额，感恩衣盖而已”。其祖父母诰赠“奉政大夫”（正五品的封赠）。

晚清时期，潜江城区北门的万氏家族真可谓人丁兴望，是潜江少有的名门望族。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万际轩

——淡泊名利的农工商部员外郎

（一）

万际轩（1849～1912），号云荪，清，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他是今全国政协副主席万纲的曾祖父。从毛道海先生所著《曹禺家世》得知，他是潜江城万氏迁潜的第十世，是万氏家族入仕学位最高者（进士）。他是前述万时叙七兄弟中老六万芾（又名万时睿）的长子，年幼时因老三万时醇没子，按族人议定被过继给万际醇，际醇五十八岁得子后，继嗣关系没变。

万际轩的父亲万芾，字圣思，号九华，虽饱读经书，是岁贡生，人们皆以为他会乡试夺魁，但结果屡试不第，熬到咸丰元年（1851）才被乡举“孝廉方正”，后成为一名终身没有入仕的“候选训导”。他一生设馆授徒，是当时潜江闻名的私塾先生，其“制艺、诗赋、书法皆精，著作尤丰”，是光绪六年（1880）《潜江县志续》（以下简称《县志续》）编撰者之一。从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书徽》（以下简称《书徵》）得知其著作有《禹贡图》（四卷）、《春秋地理今释》（十二卷）、《经字摘异》（四卷）、《存诚齐见闻》（二卷）、《九华随笔》（一卷）、《重辑潜江县志》（二卷）、《芸香阁散体文》（二卷）、《芸香阁骈体文》（二卷）、《茗香馆诗抄》（十卷）等十多部，只可惜均是手稿藏于家，以示后人，现在没见其作品面世。甘鹏云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从潜江人姜华英所藏手抄本中“采数十首（诗）入《潜江诗徵》”。

万际轩自幼聪明好学，读书入仕比他父亲顺利很多。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举，时年二十六岁，次年会试即中进士。中进士后的万际轩即在京城为官，初授工部主事，后擢升农工商部员外郎（五品，相当于今国家部办委局的司长）。这个职级的朝廷命官按常理是应该很有作为和宦绩的，但从我手头能收集到的《县志续》《书徵》《曹禺家族谱牒》（以下简称《谱牒》）等史料得知其政绩平平。当然，再细细品味其在朝的政治生态环境，其待人厚道、淡泊名利的性格特征，万际轩能平稳干到郎中已属很不容易。

（二）

清光绪到宣统年间（1875～1909）是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这期间三十多年正是满清王朝朝纲混乱，官场腐败，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危机期。慈禧为一己私利，弄权让年仅四岁的光绪帝继位，皇帝只是一傀儡，朝政完全由垂帘听政的慈禧掌控，二十岁时光绪亲政之后，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议，曾下诏“推行新政，变法图强”，结果被慈禧囚禁瀛台直至三十八岁而亡。因慈禧的昏聩独断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国列强武装占领瓜分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从光绪二年（1876）开始，清军与入侵者开战，都以战败而告终，清政府签下了不少于十个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卖国条约，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5年《中法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等等。在这种背景之下，久居京师的万际轩常常忧心如焚，而又不知所措。加之朝堂上多数重要岗位都是满族人为主，汉官多是闲职，经常遭到排斥和歧视，难得有所作为。而清末的农工商部本来就属“冷曹”（职务清闲的部门或闲官），是典型的清水衙门。

甘鹏云先生1922年在编著《书徵》时，从万际轩的次子万仲敷（毕业于京师法学堂，民国时期历任检察长、法院院长，公设辩护人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手中征集到了万际轩所著《纫秋山馆诗集》（四卷，手抄本。以下简称《诗集》），从这部诗集的“按语”中进一步得知，这位比万际轩小十多岁同在朝廷为官的老乡甘鹏云，他视万际轩为先辈、为先生，并敬仰其不图名利，淡然处世的内心世界。

（三）

《诗集》“按语”开头写道：“云荪先生性恬退，能自守，不迩名利，不奔走权贵，已故。浮沉郎署三十年，才一迁外郎”。文中这样写万际轩淡泊名利，“禄入薄殊，不足自给，八口嗷嗷，泊如也”。一位五品官其俸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仍淡然到不去折腰弄权谋官和贪污受贿。在时局每况愈下而又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万际轩每日下班后“则闭户读书，或小酌自遣”。甘鹏云赞赏万际轩的诗，他写到：“其诗则取径梅村（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今江苏太仓人，著有《梅村集》）、渔洋（清中期著名诗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山东聊城人），而上溯乐天（白居易，字乐天）、放翁（陆游，号放翁），旁及遗山（元好问，字遗山，今山西忻州人，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青丘（元末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号青丘子，今江苏苏州人）。用意微婉深至，但取自适性情而已，不规古人格律也”。万际轩作诗甚多，只可惜他“懒不自收拾，辄随手散去，间有存者，又久未写定，以故不成书”。当然，其诗文没能集成刊印，与其淡泊名利及经费的匮乏也有关系。

万际轩“待人极厚，而诱掖后进尤为勤恳”。甘鹏云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后即被派水部“观政”（明清时期，仕子中进士后，先派到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称之观政），水部的掌印人是满人，汉人很少，他无所事事，认为“国家立法定制，胡名实不相符”，很是苦闷，专程去向万际轩请教，万先生以过来人之经验说道：“子毋然水部之习俗，相沿盖二百余年矣！积重不可返，然亦未尝非我辈之利也。部务希简，方有宽余岁月容我辈读书。否则，夙夜在公奔走之不暇，奚暇读书哉？以读书消闲，其益当倍蓰（xǐ，五倍为蓰）。冷曹无事，可用自幸，无容自阻也”。一番谈话，使甘鹏云茅塞顿开，对万际轩身处庸碌繁俗的抱负之旷远，宅心之沉静，佩服得五体投地。

《谱牒》还记载，万际轩“笃于孝友，族中子弟，无论亲疏，都命进京求学，多方扶掖”。清末民初，潜江城万氏家族的子孙正是有了万际轩这位朝廷的员外郎的“多方扶掖”，才先后有近二十人进京求学，他们在京城的名校毕业后，大批万氏后人或任职或迁居于我国的北京、上海、天津、四川、重庆、山东、浙江、湖南、河南、内蒙古、台湾等省市，或侨居美国、德国等，且都卓有建树。

正是万际轩的恬淡睿智，使自己及家族在改朝换代的风云时期全身而退，才有了曹禺的父亲“中华民国将军府将军”万德尊；才有了民国时期在政界、军界颇有名气，曾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汪精卫秘书，冯玉祥集团军上校秘书，重庆军事委员会《扫荡报》社少将副社长兼总理，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的万钢亲伯父万枚子（万德涵）；才有了1913年毕业于中央陆军测绘学校，后成为台湾著名的教育家、教授的万徽（又名万足吾）；才有了享誉世界的戏剧大师曹禺（乳名万家宝）；才有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乳名万家钢）等等。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傅慈祥

——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六日，潜江城东北五里左右的杨家嘴（今竹根滩镇三江村）的傅家，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后来被孙中山嘉许“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的“民族英雄”傅慈祥。

“发逆之孙”遇“恩师”

傅慈祥（1872～1900），原名元臣，字良弼，潜江杨家嘴人。他的祖父母都参加过十九纪中期洪秀全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政权的太平军。太平军失败后，他们一家被列入地方严加监管对象，其祖父和姑母不堪凌辱先后投河和投环自杀，年幼的傅慈祥心里报仇雪恨的种子就此生了根。

傅志祥自小聪慧异常，在乡里有“神童”之誉。读四书五经，他虽然不沉溺于诗书经文之中，但因有过目不忘之功力，偶尔下笔，立就千言，让老师和老学究们都叹为观止。他尤其喜欢舞刀弄棒，健体强身。少年时期在县试中考取秀才第一，原以为再发奋苦读，今后就可科考得意，前程似锦，不料当地官绅以“发逆（即指太平军）之孙”为由上告官府，被免去了秀才身份。在清朝科考时代，那意味着他终身不能入仕做官，这在他心灵上再次增添了对满清政府愤恨的情结。

傅慈祥从小就真诚善良，敬师孝老，颇有侠肝义胆。他在潜读书时，曾在风雨之夜疾行五十里为祖母买药；还为得痢疾的老师熬药洗裤，深受乡邻和师生们的赞赏。尤其是交友真诚，热情异常，无论是生人熟人，无论是至交还是初交，只在一席话能情投意合，便肝胆相照，肺腑洞见，情同手足，因此，深得同学、同仁的信赖。对此，其好友黄复在《潜江傅君良弼墓表》写道：“其孝悌根于天性，善行称于家邦，学业推于侪辈”。

傅慈祥被取消秀才身份时，正是清朝晚期朝廷腐败无能，外敌不断入侵瓜分中国，四方有识之士不断觉醒，各种社会矛盾交汇之际。光绪十五年（1889）底，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了他主政湖北的生涯。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力者，他主政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为实现其“求人治国”，维护既得利益和清朝统治的目标，励精图治，大力推进湖北新政，兴建钢铁厂、枪炮厂、机械厂、纺纱厂等；重视培养和网罗人才，开办新式学校；请洋教官培训新军等等，使湖北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1890年4月，张之洞在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1891年，他令湖北、湖南学使通饬各属，选调“才识出群，志行不苟”的人才入考两湖书院。这对有另类背景不被旧体制所接纳的傅慈祥来说，提供了如枯木逢春的机遇。光绪二十年（1894），傅慈祥由县儒学训导杨保泰保送，考入两湖书院，入学者基本上是官费，每月每生有四两银子的生活费。学制五年，学业期满，合格者“择优咨送请奖录用”，部分优秀者官费出国深造。

两湖书院那时真是藏龙卧虎，群英荟萃。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维新派领袖、自立军领导唐常才等都是两湖书院学生。傅慈祥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他不仅接受了改良派的维新思想，还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如拳术、剑术、棍术，甚至游泳他样样精通，可以单人敌数十上百人，这样文武双全的学生，深得张之洞的赏识。1894年中国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还要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要打败日本，必须自强军武。1896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请来德国军官执教。满怀“抗外侮，洗国耻”激情的傅慈祥决定弃文习武，改考了“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也是人才济济，辛亥革命乃至民国很多政要，如吴禄贞、蓝天蔚、吕大森、陈范、朱和中等都出自武备学堂。傅慈祥在武备学堂，有机会接触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知识，逐渐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洗礼，成为中国较早提出用革命手段振兴中华的觉悟者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8月18日，清廷下诏各省督抚挑选学生，以备派往日本留学。当年10月，张之洞挑选了他的得意门生傅慈祥、吴禄贞、刘百刚、万廷献、吴祖荫、吴元泽等二十人留日，由此，他成为湖北首批留日学军事的学子之一。傅慈祥能进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学习，均得益于张之洞推行新政，不拘一格选人才，至死他都义气地认为张之洞是他的“恩人”，行刑审判时还称张之洞为“恩师”。

歃血追随孙中山

二十五岁的傅慈祥留学日本时，已是家有父母娇妻及两岁多的爱子傅光培和出生不久的傅光植等子女，真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想到跋山涉水远渡重洋，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孝敬父母、照护妻儿，他考虑再三，情真意切提笔给妻子留言道：“吾已以身许国，吾知汝贤孝，善视翁姑子女可也。”带着满腔爱国热情的傅慈祥到达日本东京后，先入成城学校读日语预科，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该校是培养军官的学校，对学习教学操练十分严格，无论是冰天雪地，炎天暑热，都要学生赤膊短裤，进行翻、爬、滚、打操练，连皇太子也不例外。中国不少留学生因体质弱，苦不堪言，而对从小就练就一身武艺的傅慈祥来说如鱼得水，很快他与同学吴禄贞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这个时期，孙中山正式组织成立了反清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先后领导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广州起义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已成为海内外报刊的新闻人物，他流亡到日本后，将这批留学生作为革命队伍的发展对象。当吴禄贞、傅慈祥、万廷献、吴祖荫、刘道仁、吴元泽六人谒见孙中山时，受到了孙中山的热情招待。在孙中山的鼓动之下，这帮苦于亡国之恨，急无强国之策，亦无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受到了革命洗礼。尤其是当看到中兴会的“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创立合众政府”等革命宣言后，无不热血沸腾。傅慈祥对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坚信不疑，当场对孙中山说：“中华一蹶不振，任由鞑子卖国，非排满无以兴中华，非推翻专制统治无以拯斯民。我炎黄子孙要倾覆清朝，非广为联络汉人不可。这就必须有共同拥戴的领袖，领导我们行动，我愿意追随先生投入旨在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强我中华的革命”。于是大家激情高涨，剪掉长发，歃血为盟，秘密宣誓加入了兴中会。

此后，傅慈祥多次会见孙中山，针对孙中山长期依靠会党力量开展革命的弊端，他提出了不同意见：“革命要动员学生参加，要吸取太平天国教训，多吸收文人参与政事才好”等，孙中山不大以为然。虽然有些意见不合，但孙中山对傅慈祥却十分器重，并说：“慈祥，你年岁长我，具有文武双全，应该多负责才好”。根据孙中山指示，1899年冬，傅慈祥与吴禄贞广为联络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创立励志学会，名义是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实则是联络志同道合的中坚力量，组成兴中会的外围。

就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革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898年“戊戌娈法”失败后流亡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派主张“维新变法，保皇救国”，并大力提倡起兵勤王。中兴会和励志学会成员中也存在革命和保皇两派。此时维新派领袖唐才常时而倾向“保皇救国”，时而又与孙中山及吴禄贞、傅慈祥合作愿“反清救国”，由此，他成为康、梁和孙中山两派都倚重的人物。

1899年秋，孙中山在日本镰仓召开会议，决定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发起反清的武装起义。傅慈祥、吴禄贞奉命负责长江流域方面的起义筹备工作。是年冬，唐才常经与康、梁商定，他也回到上海，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准备发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重新当政。而傅、吴回国后苦于无经费，一时无从下手，后获悉唐才常手中有华侨捐款两万元，经孙中山批准，便决定与唐合作起事。当时好友黄复劝道：“以君子之才，何施不可，何必躬蹈危险？”傅慈祥慨然答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拯救民族，当为己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庚子起义惨蒙难

正当他们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1900年（农历庚子年）初夏，北方爆发了“反清灭洋”（后被清廷利用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是年5月，傅慈祥再度赴日，给孙中山报告有关工作，参加由励志学会九人组成的回国请愿团。他回国后，一方面公开宣传革命，一方面利用武备学堂校友关系，邀约带兵的同学艾忠琦、朱敦五、黄忠浩、方友升、吴元恺等在清军中发展力量一同起事。同时，他们先后拜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们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刘、张表面上赞同与清朝脱离，但他们盘算的是如何当好得利的“渔翁”，并且暗中派人监视请愿团和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的动向。尤其张之洞，对青年学生一向示好，深得学生喜爱，唐才常、傅慈祥、吴禄贞等都将张之洞看作知己的“恩师”，并将成事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洋务派官僚的身上，放松了警惕，其后果可想而知。

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之际，傅慈祥、林圭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并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七军，兵力约两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汉口，由傅慈祥、林圭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今淮南市），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浚指挥；“左军”在湖南常德，由陈犹龙指挥；“右军”在湖北新堤（今洪湖市城关），由沈荩统领；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并负责总指挥，节制诸军。

唐在起义前几天才到汉口，实际准备工作均由傅慈祥在统筹部署。他直接指挥从日本购运枪械，并安排同乡万宗孔将由长崎购回的千余支快枪、百余支手枪和数门小炮，分别转运至汉口刘家庙、后湖、硚口和武昌舒公馆、杨公馆存藏。原计划8月9日（阴历七月十五），湘、鄂、皖各地同时起兵，但康有为不满唐才常与革命派的合作，原答应将华侨捐助的六十万元经费分期拨发有意扼发，起义被迫一再延期。

由于交通、通信不畅，秦力山、吴禄贞等人没接到延期的通知，于9日准时起义，一举捣毁大通盐局，占领县城。刘坤一及安徽巡抚闻讯，急派兵全力围剿，秦、吴兵少无援，苦战七天七夜后败退九华山。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到武汉，加之湖北各地已有零星暴动，引起了张之洞的高度警觉。革命派决定不等经费，于8月23日起事（史称“庚子起义”），但张之洞和湖北巡抚于荫霖接到奸细的密报后，抢先一步，于8月21日夜（被捕日期有多个版本）下令清军包围了起义军首领在汉口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的自立军总部，逮捕了唐才常、傅慈祥、林圭等二十多人，查获了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和宣传品等，起义军七路首领，除安徽的秦力山、吴禄贞外，几乎被张之洞一网打尽。

傅慈祥入狱后，受到了滚钉板等各种酷刑，要他招认运送枪支弹药人的姓名及同党等，他一概自担，旁无牵涉，并慷慨激昂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须多言！”使得参与武器运送的万宗孔等革命党人得以脱险。8月23日凌晨，傅慈祥、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年仅二十八岁的傅慈祥就义前大义凛然，高呼道：“救救四万万同胞！”并伸直脖子催促清兵“速杀！速杀！”令刽子手胆战心惊。

前赴后继英名传

“庚子起义”失败后，张之洞在两湖（湖北、湖南）地区大肆搜罗、捕杀、关押革命党和会党人员上千人，就是“逆党”家属也不放过。傅光培1980年在回忆《缅怀先父傅慈祥》一文中写道：“布告贴到了潜江，要捉拿‘犯人’家属。我和哥哥、姐姐随曾祖母逃难，弟妹随母亲逃难。到了癸卯（1903）那年，我父亲的同学盟友刘道仁到潜江找到我们，说我们是学生家属大赦了，并告知，我的曾祖母和我的哥哥、姐姐在逃难中死了。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光植，什么也没有，幸亏刘道仁、吴禄贞给我们母子凑了五百块钱，才得以生活下去”。这就是晚清著名的党狱之一。

“庚子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清朝政府造成了巨大震动，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湖北、湖南）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如张难先（今仙桃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说到：庚子起义给我们的教训，“一不能全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中痛下功夫，而不以文武官员为缘”。这对孙中山主要依靠会党闹革命是一个警醒，为十年后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

1912年4月，孙中山卸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应副总统黎元洪之请，在百忙之中来到了湖北，为表彰庚子死难烈士的历史功绩，安抚烈士遗孤，他提议修建“铁血精神庚子烈士之墓”，将唐才常、傅慈祥等二十一人合葬于武昌洪山北麓，并建了烈士陵园。已是十六岁的傅光培在接受孙中山的接见时，激动地大叫一声“大总统”，孙中山即打断说：“不要这样叫我，你父亲是英雄，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第一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志，你应该叫我伯父才对。”孙中山还送给傅光培一百块大洋，让他去读书，并亲自与清华大学联系，后来，由于袁世凯窃国，政局动荡，傅光培未能实现去清华读书的愿望，就读于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毕业后的傅光培在其父好友、潜江老乡李书城的提携下曾在陆军总部当过秘书。与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结为兄弟，把自己的住处作为李汉俊的落脚地，1927年李汉俊和詹大悲牺牲后尸骨无人敢收殓，是他买通了特三区巡捕，于第三天与詹大悲的女婿一起，收殓了两位烈士的遗体。很多共产党员如董必武、吴德峰（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第一任市长）等都是他的挚友，并时常将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资助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傅光培曾先后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省政府参事。

傅慈祥蒙难后，其潜江的恩师杨保泰挽联道：“十年流血，一旦成功，谁知楚客招魂，早挟胥涛抒义愤；两世从公，举家实报，所恨班超投笔，莫随介子取侯封。”其友黄复在《潜江傅君良弼墓表》言：“吾鄂奔走革命者甚众，潜江一县，得两烈士（另一位是刘静庵），是惟邑乘之光，实张楚风之劲也。”

傅慈祥今天能安息了。他为之奋斗的共和之国早已建成，其子孙现有六代一百多人，先辈虽然没给他们留下什么财产，但他们因傅慈祥精神都很富足。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刘静庵

——日知会总干事辛亥革命第一铁汉

刘静庵（1875～1911），名敬安、大雄，字贞一，号静庵，潜江（今园林办事处梅嘴村）人。他早年投笔从戎，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后创办“日知会”革命组织，并任总干事，开展一系列反清救国行动，将湖北革命推向高潮。后因叛徒出卖入狱，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于辛亥革命首义前夕病死狱中。被赞誉为“辛亥革命第一铁汉”“武昌革命唯一先哲”“革命完人”“活着的耶稣”，董必武称之为“心中的英雄，革命的启蒙师”。

投笔从戎露锋芒

潜江城西南约六公里的东荆河岸，清末民初有一个十分繁华的集镇—梅家嘴。梅家嘴滨东荆河，入田关河破长湖西达沙市、宜昌，北入汉江上至襄阳，下达汉口，通四海五湖，是一个车辆船只往来如梭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旧县城的西南屏障，清县衙在这里设过团练局、驿站、厘金局等。繁华的商贸，开化了人们的思想。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庚子起义烈士傅慈祥，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

清光绪元年（1875），刘静庵出生在梅家嘴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父刘淇是科举贡生，没能入仕做官，则继承祖业，设私塾授徒。母亲金氏，纺纱织布，相夫育四子。刘静庵是家中长子，他自幼天资聪慧，沉毅好学，三岁开始，在家中私塾随父亲读书。刘静庵思想早熟，十二岁时，在读书闲暇之余，常与伙伴在梅家嘴码头玩，听船家、客商说古道今，讲述清朝的腐朽，官府的黑暗，列强的残暴，民众的困苦，江湖的险恶，就萌动要改造世道的思想。他喜欢在家中阁楼上面壁而读，不到家人叫他吃饭就不下楼。晚上闭目温故，父母以为他累了，催他早睡，他却如老僧打坐一般。

刘静庵学习兴趣广泛，诗、书、礼、经、佛、道及程朱理学，诸子百家他都潜心研习，窥其精要，并托人稍带当时查禁的书籍偷偷阅读，还结识了大他三岁在梅家嘴私塾读书的民主革命先驱傅慈祥。他十四岁开始拜一位学贯中西、能文善武、阅历丰富的隐士为师，习文练武，并接触了佛教，后随师游学长江流域数省，耳闻目睹国家民众遭受的深重灾难，放弃了科考为官之念，萌生了革命思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静庵到达武汉，告诉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乡李书城（辛亥革命功勋，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想当兵革命救国的想法。李书城很是赞赏，立即将他介绍与其同学、好友吴禄贞（云梦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相识。李、吴当时正在组织秘密反清的“花园山聚会”活动，需要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吴即写信给护国军马队第一营管带（营长）黎元洪，由范腾霄（利川人，辛亥革命志士，时任一营文案）引入见黎，黎见刘静庵体质较弱，最初不想接纳，后看到吴禄贞在信中反复陈说刘静庵很有学识水平，能吃苦耐劳等，便让他以“刘大雄”为名署了军籍。

刘静庵入伍后，勤奋操练，遵守军纪，并教战友读书识字代写家书，其文才很快被黎元洪发现，调他到身边任了文案（秘书）。刘静庵热心追求真理，关心时事政治，经常在士兵中灌输反清救国的思想。一有空闲他就去参加花园山聚会，聆听吴禄贞等宣讲革命救国之策。1904年5月，张难先（今仙桃人，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和原华兴会会员胡瑛（早年投入革命，后参加红军，1940年在延安与敌人作战牺牲），联络反清志士刘静庵、吕大森（建始人，民主革命家）等十二人，发起组建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刘静庵还是补习所教员，他们以讲习科学知识为掩护，一方面进行反清宣传，另一方面不断输送经培训的青年加入张之洞创建的新军，储备革命力量。

1904年7月，经上海圣公会长余国光介绍加入了日知会的黄兴（湖南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从日本留学回国，经上海到达武汉，告诉刘静庵、张难先等人华兴会准备11月16日在慈禧七十岁大寿时起义，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并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同年10月23日，湖南起义事情泄密失败，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得到信息后，张难先及时通知成员躲避，刘静庵马上销毁所有文件和宣传资料等。10月28日，科学补习所被张之洞派兵查封时，成员身份基本没暴露。但此前刘静庵已随黎元洪进入混成协（相当旅）整理文件，黄兴与其通信往来仍寄马队，被马队接任文案刘稚亭所获，即呈送给黎元洪。黎一看甚是惊骇，虽然信中许多都是暗语，但综合一分析，与湖南的反清起义一脉相承。深受张之洞器重的黎唯恐革命党人牵涉到自身影响前程，而又不忍心加害革命志士刘静庵，经与范腾霄商量，决定网开一面，销毁信函，让刘静庵以生病为由脱离军籍，一走了事。

白皮红心“日知会”

刘静庵脱离军籍后，临时寄身在美国人在武汉开办的基督教圣公会教堂。刘静庵住进圣公会后，受孙中山也信仰基督教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救苦救难的理念，并接受洗礼加入了教会，取名为保罗。西方的传教士亦多认同会友的爱国精神，同情革命，当时武汉圣公会出现过几位颇有影响的华人基督教领袖，时任会长胡兰亭（汉川人，圣公教牧师、会长，民主革命家）就是其中之一。胡兰亭对刘静庵甚是信任与器重，不久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他将刘静庵聘为日知会司理（管理员）。

此“日知会”即圣公会以宣传基督教和开启民智的一个阅读书报的阅览室，取“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命名。刘静庵任司理后，整理书报，重新订立规则，接待读者甚是周到。数月间，前来阅读的各界人士大量增加，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士兵甚至军官也慢慢聚集到日知会，刘静庵乘机宣传革命思想，并与有识之士探讨革命方略。随着日知会读者愈来愈多，刘静庵又从日本、上海等地订购大量革命报刊书籍，如《民报》《湖北学生界》《革命军》《汉声》《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让更多的人接受革命主张和思想。董必武就是在这段时间与刘静庵相识，并接触革命思想，因而，新中国成立后董老都称刘静庵是他“心中的英雄，革命的启蒙师”。

在刘静庵司理下的日知会读者与日俱增，1906年初，他有了利用日知会这个平台组建团体的想法，立即找会长胡兰亭商量并请他支持。胡兰亭一直同情支持革命，依基督救世济人之宗旨，同意了他的想法。当年2月，刘静庵在武昌高家巷（今崇福山街39号）圣约瑟教堂，召开了日知会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多人。推胡兰亭任会长，刘静庵任副会长。日知会下设干事会、评议会，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刘静庵任总干事。“日知会”一个新的反清救国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了。当时有人提议取新名，刘静庵认为有教会背景作掩护，对开展革命活动会带来更多便利，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称此名为“白皮红心”。

早年的日知会，由牧师每月对信徒进行一次基督教义的演讲会。新的日知会成立后，刘静庵将其改为每周周六、周日指定专人开展革命宣传演讲，场场爆满。刘静庵演讲最多，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讲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人要瓜分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救国之办法，以免永为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他号召要“开导民智，救中国亡危，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役为亡国奴，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顿时群情激奋，掌声雷动。南昌、九江等地牧师听了刘静庵的演讲后，回去后都创办了“日知会”。

随着武昌日知会声势日益浩大，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梁耀汉（汉川人，辛亥革命先烈）领导的“群治社”、熊十力（黄冈人，辛亥革命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委员）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当时，武昌军营、学校均有日知会的会员作代表从事革命联络工作。日知会分会、会员不仅分布在省内许多城镇，还延伸到江苏、江西、安徽、辽宁等省城，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曹亚伯、范腾霄、吴崑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盟会湖北分会又以日知会为活动基地，两会之间互为同道，进行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策应起义陷囹圄

同盟会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海外，而日知会自成立便立足国内，冒着比海外更多、更大风险开展革命活动，影响遍及国内和海外。1906年春，在日本被任命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余诚（麻城人，同盟会会员）回鄂准备开展相关工作。因刘静庵身兼同盟会长江上游组织工作职务，故余抵鄂后，依托日知会，实行“两块牌子”（同盟会、日知会）“一个基地”（日知会会所），与刘静庵同心协力不断拓展革命活动。

为聚集和储备革命人才，刘静庵一手筹办了江汉公学，还与余诚合作举办了东游（日本）预科班，大量吸纳训练会员。短短几个月，日知会在湖北军、学界发展会员达千人。1906年6月28日，孙中山与法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取得联系，协调法国军人欧几罗来鄂考察革命党的实力，以期中国革命得到法国政府和军界的支持。刘静庵亲率吴崑、殷子衡、李亚东等日知会核心成员渡江到汉口码头迎接。次日欧几罗考察日知会，日知会数百人在武昌圣约瑟教堂广场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宾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欧几罗从法国革命讲到中国革命前途，赞扬“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因当时华兴会已败散，同盟会、光复会重点在海外）。当天的演讲会场，清军统制张彪派秘探到场监视，并将会场情况拍了照，随后，将情报报告给了张之洞。张之洞认为这涉及外国人不好下手，于是部署人员暗中对日知会和刘静庵等“匪党”头目进行秘密监控，收集“乱党”证据。同时，请清廷派人对欧几罗后来在南京、长沙、福建等地的考察活动进行跟踪监视。

随着海内外革命势力在国内汇合，1906年12月4日，江西萍乡、湖南醴陵与浏阳起义全面爆发。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孙中山在东京召见梁钟汉（汉川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原政要，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文史馆馆员）说：“闻梁耀汉于军学界社会团体均有联系，宜大力帮助，并与刘静庵同志等商筹响应”。刘静庵即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积极策应。12月27日他在汉阳伯牙台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策应江西、湖南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全体同志投入军营，运动革命，待经费筹办到位择日举事。这时，投机革命的郭尧阶（今仙桃人，日知会成员）看到清廷悬赏万金缉拿湖南革命首领刘家运布告后，见钱眼开，将日知会情况告密，还捏造事实，诬指刘静庵就是刘家运。他假借某公司愿捐资十万元资助革命之名骗取大家信任，先后将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殷子衡、吴贡三等九位革命党人逮捕入狱。

坚贞不屈真铁汉

刘静庵等九君子被捕发生在1907年1月13日（农历丙午年），这就是清末震惊中外的“丙午党狱”，亦称“日知会丙午之狱”。刘静庵等作为“匪党”要犯被捕后，湖北巡警道（相当于今公安厅厅长）冯启钧立即组织人员会审，参与审讯的大小官员达十三人之多。审讯大堂盛陈刑杖，故示威严。冯为了避免因捉拿刘静庵引起政府与教会的冲突，首先在剥夺刘静庵教士身份上下功夫，逼迫他承认自己就是湖南会党头目刘家运，这样才好将刘静庵等人迅速置于死地，冯等人也好邀功领赏。

审讯官吏对刘静庵先软语诱供，并告之只要他承认是刘家运，可马上释放一同被捕的父亲和弟弟，他也可从轻发落。继而又威言逼供，如果对抗到底则株连九族。刘静庵慨然承认革命反清是事实；承认日知会的所有革命活动都是他领头所为，与旁人无关，但声明自已不是刘家运。审讯官恼羞成怒，下令当堂鞭打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几度昏死，但刘静庵仍坚贞不屈。被难友称之为“铁汉”；被同志赞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赞誉为“活着的耶稣”。在酷刑使尽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清廷官员捏造了七条“供词”，以“刘静庵即刘家运，图谋造反”罪名，判处死刑上报。

得此信息后，革命党人极力寻找各种关系，请到同情革命的圣公会美籍主教吴德施出面营救。吴德施旗帜鲜明地表示：“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碍了圣公会之名誉。”即电告驻京美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慑于美国的外交压力，又考虑吴禄贞等人曾向肃清王善耆提出“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的建议，下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刘静庵等九君子死刑。

直至真正的刘家运被捕，从湖南押解至武昌与殷子衡同关一室，才令对刘静庵的诬陷不攻自破。而当局十分惧怕出狱后的刘静庵如放归之虎东山再起，所以久拖不判，总想将他置于死地。直到1909年夏，清廷才宣判：刘静庵和胡瑛永远监禁；吴贡三解押原籍监禁十五年；殷子衡监禁十年；李亚东监禁五年；梁钟汉解回原籍监禁三年；在此之前，朱子龙已被折磨病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被保释出狱。

刘静庵先押于武昌臬司监狱，后转至“模犯监狱”。他在狱中始终坚持学习，真正做到己学不厌，诲人不倦。其所学内容有经学、史学，音韵、宋明义理等。他治学严谨，尽管保留下来的多是读书笔记，但也丝毫不苟。同时，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联络旧友以“中华铁血军”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指导革命同志努力奋斗，预言清朝不久必败。他不仅以乐观的精神将难友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甚至将狱卒也争取为盟友、为同志。他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在狱中生活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仍以诗明志，其《移新狱》诗曰：“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六月雪霜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又如《几回梦》：“几回梦里归家里，拜见阿爹和阿娘。绣帷慈颜依旧好，画堂春色未更常。牵衣握手咽难语，集喜丛悲感倍怆。忽儆谯楼更鼓紧，圆扉回顾泪阑干”。怆然泪下之余，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狱中生涯历时五年，由于环境恶劣和伤病摧残，刘静庵于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赍志而殁。难友以至狱卒抚尸痛哭，基督教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老母亲赶至狱中，看到他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曾任民国政府内务部长、司法院长的居正先生在《辛亥札记》中写道：“静庵沉练有深识，能持大体，识者许其有经世之才，为吾鄂人才之冠。其死也，有识者惜之，谓非独吾鄂之不幸也”。

刘静庵一生未娶，终年三十七岁。死后由胡兰亭料理丧事并赡养其老母，还将其言论整理成《刘静庵》一书铅印发行。1928年，经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议定，刘静庵移葬于武昌伏虎山山麓，由张难先作墓志铭。民国政府称之为“民国首功”。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民　国•

甘鹏云

——清末民初中国著名的财经专家史志学家藏书家

甘鹏云（1862～1941），字翼父，号药樵或月樵，别号耐公、耐翁，晚年自号“息园居士”“潜庐老人”。今潜江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他是近现代史志书籍、杂志和财经类专刊等文献史料中出现频率高，被现代人研究较多的中国著名财经专家、史志学家和藏书家。

生逢乱世　辗转求学

据《潜庐类稿》卷十《潜江甘氏世谱》（以下简称《世谱》）载，甘鹏云先祖居江西吉安，“明崇祯间有曰尚智者以避寇乱，徙潜江，居城北通政里（今城北石油公司一带）”。甘氏祖上是中国典型的耕读世家，特别重视读书治学。其祖父甘兴堂，字召南，是潜江耕读治家、教子有方的能人之一，《世谱》载：“离乱之余，力田给食，不遑诗书之业……公以勤起家，而自奉极俭。常曰：‘俭以养廉，勤则不匮，吾平得力如此而已’”，著有《家诰》《农家言》。其父甘树椿，字雨亭，号灵庵，晚号花隐老人，是当时潜江的一名贡生，擅经史大义，治学“不拘章句，要以致用为宿”，著有《家训》《灵庵集》（二卷）、《读史目论》《三余笔记》（二卷），他在《家训》中说道：“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良好的家风和教诲对甘鹏云日后读书、行政、治学、为人诸多方面的潜移默化和引领作用非一朝一夕。

甘鹏云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六岁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传经书院。少时，因家贫常借书抄读，意趣喜读经史，不爱时文，每日晨起，悬腕临碑，七年不辍。光绪七年（1884）经县试第一、府试第一、院试第一，取得博士弟子员。傅岳棻（fēn，武汉江夏人，清光绪举人，民国初曾任教育部代理部长，著名国文教授）先生在《潜江甘息园先生墓碑》写道：“（甘鹏云）生而颖异，弱不好弄。六岁趋庭受读，文天者何？天上更有何物？灵庵公奇之。十七岁得曾文正（曾国藩）《求阙日记》，辄逐日为之，且自立程课，奋志力学。值歉岁，苦饥，讽育琅弗辍也。家贫无书，从人假《困学纪闻》《日知录》，皆手自抄写”。

甘鹏云在传经书院与父甘树春同读，师从樊增祥（湖北恩施人，号云门、樊山，近代诗人。清末官至陕西布政使，民国初参政院参政），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在湖北任学政时推荐樊到潜江传经书院任山长（即院长），他精于诗词音韵。樊在主持教学讲席之时，发现两位得意门生，有“客舍经秋复历冬，读书常得两生从”之诗句。一位是“此君高洁非虚名”的索生（索云舫），另一位是“万事坐捐弃”好读书的甘生（甘树椿）。这为日后甘鹏云诗如泉涌，留下《潜庐诗录》等刻本埋下了伏笔。他在其所著《崇雅堂书录》序言中称：“予自幼别无嗜好，惟好书”。少年时因家贫买不起书，常借书抄读，有一年在武汉同乡长辈万际轩（光绪二年进士，曹禺的曾祖叔）那里见到一本《国朝诗钞小传》，爱不释手，而万即将启程进京，他以“今夕借书，明朝归还”为保证，用一个通宵抄完了全书一百四十页，四万七千余字，第二天拂晓还书，万尚未起床。父子同读，皆为翘楚，一时传为佳话。

甘鹏云二十二岁踌躇满志，在潜江设“深柳读书堂”授徒，“一时从游者众”。三年后他自感功力不够，同时他胸怀鸿鹄之志，也不愿当私塾先生在潜江平庸度过一生，在父亲的支持下，决定走出潜江到省城求学。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因其成绩优异被荐举到张之洞在湖北任学政时所建的“经心书院”，主修经解、史论、诗赋等。两年后（1890）四月，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建了“两湖书院”，甘鹏云转而考入两湖书院就读。这两个书院当时属湖北顶级学府，书院条件优越，如经心书院设“四斋，每斋二十人，人各一室”，便于学子学习、研究出成果。甘鹏云在这两个书院前后研读十一年，多次乡试举人不第，但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并初露锋芒，著有《两汉说易征存》（一卷）、《公洋学述》（二卷）、《菱湖日记》（六卷），与同学王葆心（字季芗，号晦堂，湖北罗田人，著名的爱国学者，方志学家，是甘鹏云一生的挚友之一）等十人创设“质学会”，并辑刻《质学丛书》。据悉，此学会和刊物是当时学院最早的社团组织和专刊。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写下了《记中俄密约》一文，揭露密约“十条最毒”，丧权辱国有六，引起连祸的有八，并责问道：“荡荡神州，拱手相让，谁为厉阶，祸我中国”。言辞犀利，皆为拳拳报国心。

光绪二十四年（1898），甘鹏云离开两湖书院，北上幽燕（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东历上海，西游宜昌，讲学荆门、沙市。是年，京城发生“戊戌变法”，正处幽燕的甘鹏云同情并支持变法者，当时他写下《梦题骏马图》一诗：“冀北有神骏，顾影自徘徊。孙阳不可作，鞭笞困汙莱。鞭笞不足惜，所嗟等驽骀。骐骥服盬车，千载有余哀”。变法失败后，他对维新派、守旧派均不甚满意，遂匆匆南返，途中他赋诗道：“浮云郁不开，晓日隐尘埃。沧海蜃成市，南山蚊聚雷。当途盛豺虎，吾道莽蒿莱。为爱鲈鱼脍，蓬茅归去来”。

光绪二十七年（1901），结束了游学生涯的甘鹏云，在武昌设“崇实学校”讲学，该学校是以他早期与王葆心等所创立的“质学会”，亦称“崇实学会”为基础而设立的，在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支配下，“以中学治其心，经西学应世用”开展教学，学校办学情况如他在其《潜庐类稿》所言：“力孱且孤，应求者和寡。为三五朋友，讲求荒江寂寞之滨耳。聚处两载，同人散学四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参加本省乡试，终于中举，次年（1903）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位居“二甲第三十名”。已是四十一岁的甘鹏云成为历时一千多年选官科举制的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从此他以进士之身跻身于清末民初士大夫之列。

壮年为官　政绩卓越

中进士后的甘鹏云即授工部主事（正六品）。初入朝廷其官衔虽不低，但并没有多少实事可干。这期间变法维新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者远遁，内忧外患频频的清政府终于也认识到一味守旧行不通，挑选了一批进士中的优秀者赴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研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甘鹏云就是其中的研习者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6）甘鹏云被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财经、法律。在日期间，他学习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与西化改革情况，并借机研习了中国在日本的一些经学古籍书目。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鹏云毕业回国。回国后从工部主事调任度支部（即相当于今财政部）任主事，同时兼任北京古学院教授，主讲经学。次年，受时任黑龙江省巡抚周树谟（今天门人，进士）之请，赴黑龙江任财政监理官。甘鹏云上任后，针对该省财政紊乱情况，提出“剔出中饱，化私为公”等六条措施，对全省税赋资源进行全面清理核定，果断提出核减“冗费银一百一十万两”，并将府、厅以下各级地方官的附征银两一一归省库，使黑龙江的财税收入年净增七倍之多，让“穷荒瘠苦之区，而财赋无虞匮乏”，收到了“纸币稳、物价平、市不扰、人心定”之效果。《潜庐诗录》有一篇1910年他所做的《客黑龙江答京师友人近状》诗文记载：此前黑龙江“岁入仅九十万两，此次清理乃达六百万两尔”。因其理财有方，宣统三年（1911）六月调任吉林省财政监理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应财政总长熊希龄之聘，甘鹏云任杀虎口税务监督。杀虎口地处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是中国西北历史上重要的税卡，是中原与内蒙古、外蒙、新疆、俄国等漠南地区互贸必经之路，也是公认的“肥差”。按当时官场潜规则每年监督官都有不少于“二三万金”的税收提成，他却认为“欲整顿税务，厘剔弊端，非本身作则，不可得也”，遂报请取消此提成。上任伊始即给自己立下了《监督办杀虎口税务书座右铭》（见《潜庐类稿》之十三）：“多藏可久耶，利心可有耶，汝生平自待何如，乃丧其所守耶”。后制定新的人事、税收制度，裁汰冗员，矫正浮滥积习，改善同地方的关系，开浚税源，打击偷漏税，使中央税收大幅增加。

这期间他针对杀虎口财政税收旧体制下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学知识，努力探索新的财税制度。《潜庐类稿续》有他任杀虎口税务监督官的两篇文章，其一是《上大总统整顿杀虎口税务书》，他向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取消监督征税提成；关署分设总务、审计、出纳三科；税票改为三联等十条建议。其二是《杀虎口榷税记导言》，文中除了如何革除旧体制弊端之外，特别提出了向民众公开税务，严防舞弊，他写到：“租税为人民负担，欲人民纳之，不使人民知之，非与人共信之道也”。甘鹏云的这些思想和做法，被现代学者认为“为国家百年之计”，是中国近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体制建设的奠基人，其贡献功不可没。

1913年6月，甘鹏云转任吉林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接着被任命为税务厅长。1914年8月调任财政部佥事（仿清官名，相当于今司长），同年冬特派赴察哈尔、绥远（民国时期的塞北四省之一二，即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调查垦务工作。甘鹏云不辞辛劳，常徒步于荒原湿地、穷乡僻壤之间，历时四个月，于1915年春写成了《绥垦调查记》，并以《绥垦刍言》十七条上书财政部，财政部认为其言之有理，十分可行，即任命他为归绥垦务总办。甘鹏云认为政府当局之意“不在实边，专在筹款”，因而力辞不就。后被任命为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

作为民国政府官员，虽有满腹经纶，并学有屠龙伏虎之技，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本想报效国家和人民，却生不逢时：满清政府虽被推翻了，但新生的民国政府也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军阀们都打着“革命”的口号，实则为权利地盘之争的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息，国民政府大总统走马灯似地不断登台更替。甘鹏云对政府和当权者完全失去了继续效力的信心。从《潜庐诗录》他此时的两首诗可以看出他壮志未酬的心态。其一《大同喜遇孔雯掀中将》写到：“斗绝云中古战场……平生壮志讬悲笳，坐对边城日影斜。热血满腔无处洒，劳君镇日读南华”。其二《哀鸿》写道：“听到哀鸿泪点多，不堪西望尚干戈。平生学得屠龙技，无补生灵可奈何”。1917年6月，刚入五十五岁，便带着无力回天的无奈心情以“亲老”为由辞职归隐。

建言未纳潜心学问

甘鹏云辞职后，因其渊博的学识和“历管税收诸要职，政绩卓然”的理财能力影响颇盛，1918年仍被选为国会众议员。他认真履职，以议员身份“为民代言”，干出了一些影响历史的大事。1919年，他在“国会”上极力主张并督促北京国民政府编制了财政预算，史称其为“中国近代财政预算之父”。事成后他写诗感叹道：“国用谁将出入权，八年预算幸成编。但循天职非奇迹，绝后空前十五年”。但后来国民政府在预算执行中常常我行我素，这让办事认真、执行计划严谨的甘鹏云甚是痛惜。

甘鹏云是湖北选区选出的国会众议员，他对家乡的父老乡亲特别关爱，对家乡的省长等父母官建设好湖北总是寄托着无限的期望。《潜庐类稿》（卷十二）收录有他当年致省长的两封建言书。其一《致夏仲鹰省长议整顿吏治书》（1920）。此书开门见山写道：“久没旋鄂，不料吾鄂吏腐败至此，吾鄂小民困踣（bó，跌到）至此”，接着他质问道“吾民疾苦足下亦可曾问”，他说“数年军阀恃权，一切民治为军阀左右”，强调一省之长必须摆脱此积陋，并要求省长“察吏安民”，尽到“民政长官之责”。其二《与刘浩春省长论湖北财政书》（1921）。这年湖北遭遇大水灾，省长召开全省财政工作会并聘请甘鹏云为顾问，其后他给省长的建言书，此书也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知爰聘鹏云为顾问，此来为灾民请命，此外非敢问聘书”。随后写到：我现在才知道“吾鄂财政紊乱极矣”，大小官吏“大都假军费为名，多方搜刮，以饱私囊”，你们“欲整顿财政，必先整顿预算收支”等等。两封为民请命建言书，直指时弊，对省长也是毫不留情直言质问，在那种时代背景下的省长肯定难以采纳其建言。甘鹏云忧国忧民毕生如此，上述两建言省长没采纳他也没气馁，到了1935年他仍然向湖北省政府建言，《潜庐续稿》卷七有他的《致湖北省政府论治汉宜开濬支流书》，其书说汉江洪水害苦了下游尤其是潜江百姓，潜江、沔阳、汉川等经常遭受汉江决堤之灾，是人为堵塞了泗港等河道，请省政府协调疏通等，当然又是没有结果。

甘鹏云真诚“为民代言”的幻想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使其意志日渐消沉守旧，逐渐远离政治，退居北京书斋潜心于藏书、读书，闭门于著书立说。他的门人刘文嘉在《崇雅堂书录跋》中写道：“年五十六即挂冠不复出，专心著述，垂岁不倦，而于乡邦文献搜罗尤勤”。甘鹏云一生著书等身，涉及撰著、纂述、校刻、编订等多种形式，有论述、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据不完全统计其主要书目有：《经学源流考》《谈经》《国学笔谈》《方志商》《质学丛书》《鲁文恪公集》《大隐楼集》《晋陵先贤传》《崇雅堂碑录》《崇雅堂书录》《花隐老人遗作》《素风集拾遗》《楚师儒传》《逸楼论史》《遗楼论禅》《进士馆听讲记》《山西征信录》《两汉说易征存》《公羊学述》《黄离草》《鱼山剩稿》《梅中丞选集》《潜庐类稿》《潜庐续稿》《潜庐随笔》《潜庐诗录》《潜江文征》《潜江书征》《潜江旧闻录》《潜江贞石记》《耐公言事》《尊经社讲演录》《塾语》《家诰》等，还有与王葆心等合编的《湖北文征》等约四十多部。近代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甘鹏云学术研究，包括其财经学、史学、经学、方志学、图书学、刻书学等等。尤其是台湾近年来不断将甘鹏云《经学源流考》《潜庐诗录》《潜庐类稿》等书目进行重新刊印发行。

藏书失传　思想流传

甘鹏云一生有“三嗜”：即嗜藏书、嗜碑拓、嗜书法。他在《崇雅堂书录序例》（以下简称《序例》）中写道：“予自幼别无嗜好。惟好书，朝斯夕斯，非书莫适也”。从1888年，他赴省城求学，到1902年乡试中举，这十五年时间他藏书十多万卷，并在潜江城北其老家建有一藏书楼，名曰“将庐书斋”。1923年汉江决堤，洪水淹没县城，冲走了书楼。得知此事甘鹏云十分痛心，他在《序例》中写道：“将庐藏书十万卷，尽会洪流矣，惜哉！惜哉！此十万卷皆予储积卖文钱，节衣缩食所聚，与有力购致者不同，可惜一也……”后赋诗一首：“潜阳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车书汗牛。可惜无人勤守护，金堤一决付东流”。

1917年他愤然辞职，寓居北京潜心学问后更注重藏书，并将自已的居所主要用于藏书，积书二十多万卷，取名“息园”，还自办刻印社，取名“崇雅堂”。从甘鹏云的小女儿甘世珊（2000年病故）发表在《中国老年报》和《雷雨文学》的一篇《回首息园》文章得知，甘鹏云当年居住在今北京北安里六号，房屋是老北京四合院布局，面积很大，有房二十多间，院内有假山、亭阁、花园、藤萝廊架等，文中记载：“从北面玻璃屋进到正房时候，迎面便是一排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往西一拐，又满是书。再进去到那边打通的四间耳房中，除了一张床，几把椅子外，还是书……几十万卷书渐渐充斥在这十二间屋子里了”。

甘鹏云藏书不只是为鉴赏或装门面，他是为方便读书写作而藏书。他的门人刘文嘉在总校《崇雅堂书录》后题“跋”中说道：“先生之言曰：赏鉴之藏书，非吾力所得。吾之藏书，但求便读而已”。他一生“以书为性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在不断的研读之中，才有那堆丰厚的著作。甘鹏云的碑拓、书法也是成就斐然。他收藏了自秦、汉到清末的碑文四千万余种，并多有跋注，后整理成《崇雅堂碑录》五卷，后又补四卷。其书法作品旁参各流，自成风格，极具收藏价值，据悉，现在他的一幅作品拍卖价已过百万元。天门市博物馆藏有其行书（“行神如空，往来千载；拱物自富，吞吐大荒”）条屏一幅。

甘鹏云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其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如《经学源流考》，历叙经学之源流变迁，从孔孟门派、战国流派一直到清末的学术流派，每个专题都介绍其流派特点，经学家、经学著作、成就等，是当时燕京古学院及现在台湾有些学校的教科书。又如《方志商》，他认为“史以纪事，一方史事，上下数千年，至繁矣，不详加记载，则湮没无闻而后人何从征考乎？”他强调“民为邦本”，修志要“以民为本，民事加详”，撰著要“据事直书，方为信史”。由此，他成为民国时期的大方志学家，先后被湖北省政府聘为湖北通志馆筹备处副主任（主任王葆心）、河北通志副主编，其《方志商》至今仍是很多大专院校的教科书。再如《国学笔谈》，他以通俗的语言，讲述经学、史学、舆地学、文学及读书方法等，以“守约施博为指归，以致用当务为究竟”。再如他与王葆心等合编的《湖北文征》，收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湖北乡贤遗作八千余篇，入选作者二千七百多人，洋洋六百余万字，成为湖北难得而珍贵的乡邦文献，笔者此次写作就借用了其中很多史料。

甘鹏云在1941年12月病逝北京息园后，家里就剩女眷和孙儿了。从甘铁生（甘鹏云三女儿甘世玲之子，其父赖正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国民党军队高级参谋兼日文翻译，新中国成立前去台，甘铁生随母姓，现任《台声》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背叛亲情》（报告文学）一文中得知：甘鹏云第一位夫人为其生有两子，“可惜两个都不给他争气，一个（老二，甘世琦）患肺痨（早逝），一个（老大，不知名）沾上吃喝嫖赌抽大烟的毛病”，当甘鹏云断绝他的花销后，这家伙竟然投毒欲害死全家得财产，事情败露后被逐出家门，后遭绑架索要十万大洋不成被“撕票”。老二给甘鹏云留下了三孙子（永思、永惕、永怀），永思、永怀早夭，永惕在甘鹏云去世时刚成年，但没见什么出息。甘鹏云在悼子诗中悲怆地写道：“凄凉身世都无限，但恨无人读父书”。

甘世珊在《回首息园》最后告之了书籍的归宿和息园的颓废。她写道：“父亲生前说过，所有书籍，由其孙继承。并且说，如果能读，当然好，如不能读，也不要卖给打鼓客（收废品的人）”。而其孙没能继承甘鹏云好读书之基因，加之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家人对这些书籍的价值认识也不高，“这二十几万卷线装书，在五十年代卖给了国家书店”。国家书店是否收藏，也只能打个问号了。“父亲一生的著述，在‘文革’时期，‘破四旧’，继承人害怕，一把火，化为灰烬”。甘铁生在《背叛亲情》中还写道：常听外婆讲“国民党跑到台湾时，怎么派人到我们家，来了几卡车，专门将他的著述及有价值的文物运往台湾……”

对息园的消失，甘世珊写道：“祖母去世，长侄早逝，亲友南归，空出的屋子，便租了出去。生活越来越紧迫，以致空出一间便租出一间，最后只剩下住的几间了”。甘铁生将其记述的更为翔实：“1956年，全国掀起公私合营运动，一切私人财产，均由产权人交给国家。我家主政的姨和我妈，自己家庭成分‘高’，国家要收，便拱手相让吧。就这样将整个大院交了出去，结果在办手续时，人家说，自己住的我们不收，还归还你们自己。这样才各自留下了八九十平方米的私房”。交出去的息园，后来就沦落成了北京北安里的一大杂院了。

掩卷而思，让人叹惜万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何总是这样让珍贵的人类共有的财产在改朝换代中化为乌有，让文化精髓在当政者头脑发热中化为灰烬？我们期盼着历史再不要以惊人的相似去重演。好在甘鹏云尚有先见之明，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办“崇雅堂刻印社”，将其大多数著述刻印发行，让其作品得以流传。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胡秉柯

——辛亥革命先驱同盟会元老

胡秉柯（1882～1914），字质斋，潜江（今积玉口镇太和场村）人。他是与孙中山一道初创同盟会的先驱，在辛亥革命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是著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家；是一位不应该被历史忘却的民国政治人物。

热衷革命　留学比利时

清光绪八年九月（1882），胡秉柯出身于今积玉口镇太和场的一个耕读世家。他自幼聪明好学，《三字经》《弟子规》等四书五经，老师一教即会。他读书不拘一格，喜欢岳飞等民族英雄，好为同学打抱不平，有时甚至不怕挨板子而冲撞老师，在乡里私塾读书有“神童”“顽童”之称。十五岁即以县试第二名入儒学就读。

光绪二十七年（1901），胡秉柯雄心勃勃参加乡试，走出考场自认为中举应该没问题，但因其文章忧国忧民意识太浓，直指朝廷时弊而落榜。好在清末湖北有一位致力于“洋务运动”、重视教育、较为开明的总督张之洞，他开办了两湖书院，要求各地学使选调“才识出众，志行不苟”的诸生入学，次年，胡秉柯被潜江训导杨葆泰保举入了两湖书院。此时，两湖（湖北、湖南）地区反清救国革命运动正处暗潮涌动之势。

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正式提出了反清救国的革命主张。当时，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潜江人李书城从日本留学回国抵鄂后，即与“庚子起义”（1900年，古历庚子年）失败后的首领袖之一吴禄贞（云梦人，时任鄂清军教官）会合，组织“花园山聚会”，宣传反清思想，武装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组织。两湖书院、武备学堂的胡秉柯、贺之才、魏宸组、史青、朱和中等进步学子都踊跃参加聚会。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一个出卖中国领土的《中俄密约》后，更是群情激愤，势成鼎沸。张之洞得知情况后，既不想让清廷知道湖广地区成为反清策源地，也不想直接加害于他招收的这批学子和器重的精英，于是，采取釜底抽薪之策，将吴禄贞协调北京任骑兵监督；将李书城、胡炳宗等再派留学日本；将胡秉柯、贺之才、魏宸组等送到比利时、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另一部分不予安排职务，让其自谋生路而解散。是年腊月十二，胡秉柯等二十四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比利时黎也什省开始了留学生活。

弄潮欧洲　加入同盟会

胡秉柯等学子身在欧洲，但心系国内革命。1904年冬，胡秉柯等欧洲留学生写信给留学美国的刘成禺（湖北武昌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1903年入中兴会，同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发表反清演说，被逐出东京，后入美国加州大学），想请孙中山考察欧洲并指导革命。刘给旅欧学生说：孙先生正在英国伦敦宣传民主救国思想，但其囊空如洗，请予接济。接到此信后，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胡秉柯将在比利时筹集到的四千余弗郎和德国、法国留学生筹集到的资金，一同汇给了孙中山，才使孙中山从英国起程前住比利时。

1905年春，胡秉柯率朱和中、贺之才等作为留欧学生代表在寒风凛冽的奥斯敦港迎接孙中山登陆比利时。孙中山随众多留欧学生到中国留比学生公寓后，便住在胡秉柯寓所。这些革命精英聚在一起商讨中国革命道路、方向、方法等问题，很多重大决定就在这些激烈的辩论中形成决议。

当孙中山问及“湖北会党情况如何”时，胡秉柯说道：会党散漫、趋利，乃至趋炎附势不可靠。革命仍需开通士子，武装军界。他还告诉孙中山，其家乡潜江民众对土匪等会党组织鱼肉百姓深恶痛绝，并以唐才常、傅慈祥等领导“庚子起义”失败为例，说明会党的摇摆性、不可靠性。而孙中山革命多年来大多依靠会党和游民无产者在进行，对运动军界和学界等志士参与革命重视不够，他甚至认为：清廷对军队控制很严，将官极为腐朽保守，很难接受革命思想；学生等知识分子闹革命大多是纸上谈兵。由此，当然很难接受胡秉柯的观点。于是孙中山与胡秉柯等留欧学生就革命方法等问题接连三天三夜进行了一场火星四溅的辩论。

在诚挚激烈的辩论中，孙中山回顾自己革命多年屡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不得不承认胡秉柯等学生说得很有道理，并基本形成了共识。讨论结束后，胡秉柯设宴招待孙中山，留欧学生十一人作陪，并在其寓所后花园留下了两帧极其珍贵的历史照。一帧是孙中山站立与十一位陪宴同学的合影，另一帧是孙中山坐在藤条椅上与留欧学生领袖的合影。孙中山居中，前排座左手边坐的是胡秉柯，右手边是魏宸组；后排站立者，左边朱和中，右边史青。

就在革命方略已定的当天晚宴后，大家革命激情高涨时孙中山提出了“立誓为盟”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孙中山问：“质斋、子英（朱和中的名号）意下如何？”他们两人对孙中山的问话心领神会，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同意立誓为盟！”于是胡秉柯递上笔墨纸张，孙中山欣悦地卷起衣袖，提笔写道：“立誓词。某某某当天立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等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主誓人：孙文。”接着胡秉柯、朱和中、魏宸组、史青等十六名留欧学生签名宣誓。第二天，又有鄂籍留欧学生王发科、王相楚等十多人前往胡秉柯寓所参加宣誓。

现在史学家称孙中山这次立誓是“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孙中山认为是“同盟会的开始”。他后来写道：同盟会“开第一会于比京（布鲁塞尔），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这样才有了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正式成立，命名为“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其“驱逐鞑虏”等十六字的誓词与比京的誓词也一字不差。

孙中山离开比利时后，便转入德国、法国宣传革命，发展同盟者。在孙中山离开法国赴日本之前，曾加入同盟会的留德、留法学生王发科、王相楚等四人反悔入盟，盗走了保存在孙中山住所的一批誓词和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文件等，向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告密，孙中山为之震惊。因比利时入会同志推荐，胡秉柯专程赴法国巴黎慰问孙中山，并表示旅比同志无一人参与盗约和告密之事，大家愿意重新立盟，以示革命之决心。随后他佯装不知此事，到驻法使馆会见孙宝琦，探明了盗约真相，并伺机对王等人提出了警告。好在孙宝琦不愿“惹麻烦”，将盟约和信件等退还给了孙中山。胡秉柯的赤诚之举让孙中山十分感动，并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此后，胡秉柯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反对独裁　声讨袁世凯

1911年（古历辛亥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辗转海外，为新政权的国际地位斡旋于欧美国家之间。11月，孙中山到达巴黎，法国政府刻意回避，不与他正式接触。孙中山即委托胡秉柯作为代表与法国政府交涉。11月24日，胡秉柯访问法国外交部，会见了亚洲事务处专员布瓦棱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胡秉柯此行，打开了新政府与法国政府间的外交通道。

是年底，胡秉柯受回国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之邀启程归国，参与新政权建设。他绕西伯利亚赴黑龙江，企图策动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今天门人）“反正”，虽没能完全如愿，但周树模表示不与新政权为敌，尽职守好中国北大门。辛亥革命后，周曾任北洋政府平政院（当时的行政诉讼审判机关）院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时，胡秉柯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并当选为临时参议员。是年2月13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省份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进行和谈。孙中山逊位，袁世凯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胡秉柯对缺少民主法治意识的袁世凯北京政权不感兴趣，他北游青岛，东历南京、苏州、上海，回归武汉等地，到处应邀进行演讲，宣传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宣扬西方的民主法制政治，抨击专制政权，提倡法治精神，致力于民主共和事业。

1913年春，胡秉柯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在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他受到袁世凯的约见。会谈中，胡秉柯向袁世凯提出“民主、法治立国之方略”，袁世凯无动于衷。由此，他识破了袁和他的北洋政府“并非忠于民主政治者，国家内乱之局将不免矣”。果然，是年3月20日，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因抨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袁派人刺杀致死，举国震惊。胡秉柯即果断离京返汉，以便做好反袁准备。刚抵汉即被捕，后经多方呼吁营救，才恢复自由。

胡秉柯出狱后即致书北京当局，援引西方政治事例，请袁辞职，以谢天下，同时积极组织参与反袁，史称“二次革命”。在反袁问题上，国民党高层意见不一致。孙中山认为反袁实力不够，欲亲赴日本求援；黄兴则认为求援日本，会给袁世凯向欧美求援的口实，于国家和民族不利，主张联合南方革命省份马上举兵。胡秉柯从中多次进行调和，最终推举黄兴为总司令，打出了北伐讨袁的旗号。7月12日，李均烈在江西湖口起兵，“第二次革命”的枪声打响。

胡秉柯当时在南京一面积极参与反袁，一方面力主再组南京中央政府“正名正位，以诏人心，号令天下齐心讨袁”。但国民党内部争议不决，讨袁无力，以致“二次革命”很快失败。1914年冬，胡秉柯忧愤成疾，咯血而死，年仅三十二岁。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李汉俊

——为建党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一大”代表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字人杰，号汉俊，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袁桥居委会）人。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是与李大钊齐名的公认的两大功臣。1922年，回武汉后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三十七岁。

思想进步信马列　发起创建共产党

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在潜江沱埠垸（今袁桥居委会）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金山（1844～1919），字凤亭，早年发奋苦读想走仕途，可到了三十八岁才中县里童试秀才，于是放弃了入仕之求，在县城西堤边开设一学堂，终身以教书为业。李汉俊从小聪慧过人，学习勤奋，五岁起就进入其父所办的私塾读书识字接受启蒙教育。

李金山虽然执教于穷乡僻壤，但他思想开阔，通达时局，时常给子弟们讲述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将相和陈胜、吴广、洪秀全、李自成等历史人物故事，这些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又培养了他们的建功报国之心，令所教子弟中出了多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巨子，如傅慈祥（1872～1900，字良弼，潜江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刘静庵（1875～1911，又名敬安，潜江人，辛亥革命先驱）、李书城（李汉俊兄，后有传记）。李汉俊受其父影响，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爱国知识，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李金山思想比较解放，没有让李汉俊久读于自己的私塾，希望他到新式学校里开阔眼界，学到更多的知识。李汉俊九岁时被送进县城新式小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十二岁时又被送到武昌新式高等小学堂读书。二十世纪初，中国被世界列强大肆侵占瓜分，各地仁人志士不断举起反帝、反封建统治义旗，满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次年夏天，其兄李书城（留日期间已组织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留学日本归国，即与吴禄贞、黄兴等在两湖地区从事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李汉俊深受影响，并认识了不少革命志士和前辈。

吴禄贞、李书城等在策反清军的革命活动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侦得，光绪三十年（1904）春，李书城再度被迫留学日本。十四岁的李汉俊在吴禄贞的资助之下，随其兄李书城一同留学日本。李汉俊到达日本后，先入明治大学的附设的经纬堂，主修日语。十五岁入东京天主教教会学校晓星中学，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土木工程科学习。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抱着救国、强国之梦而负笈东渡。李汉俊说；“我们求学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将来为国家和民族的扬眉吐气出力”。

李汉俊留日期间，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多人最初也是通过日本这座“桥”认识的。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均是从日文中知晓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李汉俊结识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和其他进步人士高津正道、宫崎滔天等，树立了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思想。他留日时学习勤奋刻苦，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并认真研读马克思原著，准备以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18年7月，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居上海其兄李书城的家。在上海他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结识了董必武、詹大悲等，向他们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的进步杂志借给他们阅读，共同探索救国新路。董阅后受益匪浅，董必武后来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建党的湖北支部”。

从1919年6月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李汉俊先后以“先进”“人杰”“汗俊”“潄石”“海镜”“海晶”“厂晶”“汗”等笔名在《星期评论》《建设》《新青年》《劳动界》《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共产党》等报刊上发了《怎样进化？》《劳动运动之指导理论》《改造要全部的改造》《社会主义是叫人穷么？》《浑朴的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英国大罢工的感想》《劳动制度研究》等九十多篇译文和文章。尤其所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在1920年9月出版发行，成为《资本论》最早译成中文的读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播种者。

1920年4月，与陈独秀一道同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在上海举行会谈，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5月与陈独秀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月19日加入李大钊、陈独秀发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8月与施存统等八人发起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陈独秀、李达等八人共同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起草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以“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8月15日与陈独秀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并以“汉俊”的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什么要印这个报？》。指导湖北建立共产党组织并介绍董必武加入共产党。当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担任教育厅长后，李汉俊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书记，全面负责党的工作，并与沈雁冰、李达主编《新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为共产党的诞生大造舆论。这些文章和刊物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重要传媒，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抵达上海，他们与李达、李汉俊等经过多次磋商，提出尽快召开中共“一大”建议，得到了多方热烈响应。随后他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李汉俊、李达发函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李汉俊负责落实会场等工作。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其兄李书城的“李公馆”（今兴业路七十六号，“一大”会址纪念馆）召开，毛泽东、董必武、李汉俊、李达等十三位代表参会。李汉俊在“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一是为建党大造舆论，提出召开“一大”建议；二是进行会议筹备工作，并提供会场；三是提出了一些经实践检验正确的意见（如共产党员经批准可以参加国会；共产党员经批准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党应该引导工人进行合法、公开斗争）；四是与董必武一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五是当会议进行到第7天，密探闯入会场，他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与租界当局周旋，掩护代表平安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是非难定说脱党　坚定革命遭杀害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为建党的有关问题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一是对党员是否可以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的问题？张国焘等人是反对的，李汉俊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的。后来，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在空房子做主人”，“是一大错误”。二是共产党是否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问题？会议决议“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李汉俊认为是可以合作。后来国共合作，中央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团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三是他主张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容许职业工会，而遭到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与否定”，“一大”决定只在产业工人中组织工会。加之此前他在代理上海党组织书记时，发现工会领导和青年团组织的腐败问题，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陈独秀的“公开的讥讽与反对”。

建党后的近半年时间内，“高傲”的李汉俊与“一大”选出的脾气暴烈的总书记陈独秀和自以为是的组织主任张国焘为党建问题的矛盾愈来愈深，加之在党内受到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据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李汉俊一份“报告”称：很多事情令他“更加灰心，于是年底（1921）卸掉一切责任地位返鄂，专心教授及劳工运动”。

1922年2月，李汉俊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后，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热情投入劳工运动。李汉俊从一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与中国工人运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与陈独秀创办工人自己的杂志《劳动界》，组织成立上海船务工会，在《民国日报》、《劳动界》等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我对罢工问题的感想》《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底教训》等支持鼓励工人运动的文章。为了掩护自己，李汉俊在汉口督办商场建筑事宜处挂名“总工程师”，同时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武昌文华大学（今武汉文化中学）任教，主讲《唯物史观》，并利用讲台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久，与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迫使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武汉第39中学）校长王式玉辞职。当年10月，李汉俊被选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执行主席，教育主任委员（林育南为秘书主任委员）。

1923年1月30日，李汉俊带领爱国学生和林育南、陈潭秋、施洋、林祥谦等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组织参加了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在汉口举行的举世闻名的“二•七”大罢工，亦称“二•七惨案”，林祥谦等三十二名工人惨遭枪杀，李汉俊也由此遭军阀通缉。随后他北上到其兄李书城处避难，在京常与李大钊及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并参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同时，他利用李书城的关系，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任职，为此，党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于是，当年5月5日，他在北京向中央递交了《退党申请书》。后来，不同的书籍中，有的说李汉俊从此时算起自动脱党，有的说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没有确凿的史料证实李汉俊退党申请书或开除党籍得到了中央批准。李汉俊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候补委员，他退党或开除党籍应当是中央决定的事。没见中央决定，后来都是某人回忆，有的说他退党，有的说被开除党籍。更有意思的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李汉俊没有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研究李汉俊多年的田子渝先生在他所著的《李汉俊》一书中还提供了一份重要而鲜为人知的史料，即“会后第五天，李大钊离开广州回北京时，一位领导人给他（指李汉俊）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托李交给李汉俊”。这位领导人（研究表明，“领导人”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信中写道：“……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我）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正因为这个理由，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你到这里来”。“关于（你）在北京接受一官职的通告，已被取消……”

从史料上看，1924年以后李汉俊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积极投身革命，成为国共合作政策的坚决执行者。1925年4月“五卅”运动后，他积极参与武汉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武汉“六•一一”惨案发生后，再次遭国民党当局通缉。7月6日，被湖北工团联席会议公推为“对汉案应提出条件”的审查委员。1926年初，应陈独秀之请，赴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当年7月，经董必武、张国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便以国民党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夏天，他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的副团长，随董必武抵长沙欢迎北伐军。9月23日，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接受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11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他的要求，讨论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上报中央没果。

1927年1月1日，他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2月11日担任刚开办的武昌中山大学的校务委员，同时在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任教，并积极参加毛泽东在武汉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学。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重新成立国民政府，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成立同样的国民政府，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由此北伐战争宣告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全面清理和血腥屠杀，国民党内部及各路军阀也陷入了你争我夺的混战之中。这时的李汉俊和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一道站在反蒋、反汪斗争的前哨。他根据中共董必武、李富春等人的意见，运用合法的地位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任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他和国民党元老孔庚及要员邓初民、詹大悲等人，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了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营救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后来，他又发动学生到工厂联络工人反对军阀统治，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共产党“赤色分子”罪名进行通缉。12月17日下午5时，他与詹大悲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街下段）四十二号同时被捕，当晚9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场（今单洞口内）被杀害，时年三十七岁。

两党公认为英烈思想文章得传承

李汉俊被捕后，董必武立即托朋友进行营救没果。其胞兄李书城惊悉，找时任西路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对卫戍司令部的电话打不通，即派秘书前住汉口济生三马路，可哨兵林立不让进，不一会即传来了李、詹二人被杀害并不准收尸的消息。次日，卫戍司令部发出布告：“照得詹大悲、李汉俊为湖北共产党首领，罪恶昭著，业经拿获执行枪决，特此布告”。

李汉俊牺牲后，时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胞兄李书城由此对国民党政权及当政者更是痛恨，同时，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为其鸣冤叫屈。1932年10月，经南京政府行政院交铨叙部议恤，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决定发给其安葬费，并拨专款在武昌卓刀泉劈墓地对李汉俊进行重新安葬，以“烈士”设奠。从毛道海先生收集到的《汉口中西报》（1932年10月23日）以《李汉俊灵榇定期安葬》得知，省政府“特定本月26日在抱冰堂下之表烈祠设奠，27日下葬”。

当时，前往祭奠的党政军各界人士达数百人，收到挽联近千余幅。“总司令”蒋介石赠挽联：“鄂北振弦歌，夏雨春风敷教泽；汉南安窀穸（zhūnxī，墓穴），远山近水慰归魂”。李汉俊是在蒋介石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后被桂系军阀杀害的，此时，他装着与己无关的样子送了挽联，联中只谈教育，避开政治。“监察院长”于右任赠联：“一死青光汉阳树，当年碧血卓刀泉”。李书城作挽联，上款题“亡弟汉俊览”，下款落“兄书城拈花一哭”，挽联云：“本自无生，今亦不灭，凭谁说彭殇，祝君如大梦初醒，即成正觉；冤亲平等，恩怨皆空，此日营斋奠，在我是乘机了愿，随顺世缘”。詹大悲的夫人陈希慧联：“痛朗月被翳晦光，横览神州；何从再觅革命杰；与先夫同日殉义，重过鄂渚，不堪对泣未亡人”。

李汉俊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死得伟大，也死得很冤。共产党是否承认李汉俊为烈士呢？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1期仅只发了一篇《冤哉枉也李汉俊》，甚至没有承认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有人认为李汉俊早年脱党，后又加入了国民党，使烈士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年不能含笑九泉。二十五年后的1952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了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纪念证”，上面写道：“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此时还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牺牲时，其遗孀陈静珠身怀有孕，为躲避反动派的“斩草除根”，她带着李汉俊前妻陈氏（1920年病故）所生儿子李声簧、女儿李声馥东躲西藏，终身守寡，抚育其一子两女（次年，小女儿出生，取名李声）长大成人。李声簧，继承其父未竟事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战线工作；长女李声馥十六岁就当上护士，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共产党；次女李声就读于她父亲战斗、工作过的武汉大学，并在武大工作入党。其外重孙李丹阳（居英国）自懂事起就收集李汉俊当年所发表的文章等，后将其收集到的史料与张玉菡（“一大”会址馆研究员）、田子渝（湖北大学教授）合作，主编了一百多万字的《李汉俊文集》，2014年4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让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汗马功劳，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李汉俊被后人了解传颂。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胡幼松

——中共潜江第一任县委书记

胡幼松（1898～1930），字荷山，谱名先铭，化名慎之、赤工，沔阳（今仙桃陈场镇坡场村）人。他是大革命时期潜（江）、沔（阳）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潜江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广大农友建立红色政权，发动武装暴动，为壮大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洪湖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寻找革命真理

清末民初，地处沔阳西部，与潜江、监利两县毗邻处有一个名叫坡段场（今陈场镇坡场村）的小集镇。1898年12月11日，胡幼松出生在坡段场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胡成栋以“胡亨泰”为招牌经营棉花、土布，往来于沙市、武汉之间，生意颇为兴隆，家境富裕。胡幼松从小开始读书便不太喜欢《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却偏爱《水浒》《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自然养成了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豪侠性情。十岁那年，父亲因生意受挫，肝病急发，死于沙市。其兄胡少松也因“私造钱币”入狱三年，死于狱中，从此家境日趋破落。

1915年，刚满十七岁的胡幼松就结婚了，为重振家业，挂起了“胡亨泰”的招牌，但那兵荒马乱的时代，生意十分萧条，家境每况愈下。他苦恼、愤懑之余，不断地思考，为什么穷人终年劳累却一无所有，豪绅不劳却得万贯家财？谁是穷人的“救世主”？1920年，他听说沔城来了天主教，天主教是搭救凡人出苦海的“救世主”。于是他步行百余里到沔城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并回乡办起了天主教，天天祈求上帝降福于劳苦大众。经过几年的祈祷，却发现上帝并没给穷人带来“福音”。

1924年春，胡幼松在沔城结识了共产党人娄敏修（沔城人，董必武领导的湖北早期共产党员、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娄修敏向他宣传马列主义，说明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等革命真理。他怀着革命信念回到家乡后，到与坡段场一河之隔的潜江东南重镇拖船埠（今渔洋镇拖市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先后串联拖船埠街上的皮匠廖林基、铁匠王厚福、赶马人方先德、裁缝周建新、酿酒师吴义直等人，发动他们与豪绅斗争。吴义直在拖船埠最大的豪绅刘昌駰（yīn）家做长工，如牛马般终日劳累，工钱待遇总是得不到提高。于是胡幼松发动吴义直等人罢工，要求增加工钱。罢工导致槽坊停业，迫使刘昌駰不得不答应给每个长工每月增加四吊钱。胡幼松发动的这场罢工，轰动潜、沔两县。

1924年7月，在娄修敏的安排和组织下，胡幼松、廖林基、王厚福、周建新、方先德等五人在潜、沔交界的东岳庙内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除胡幼松外，廖林基等四人是潜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这五名共产党员在潜、沔地区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将当地农民运动搞得如火如荼，让当局和当地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

出任县委书记

入党后的胡幼松以满腔的热情投入革命斗争之中，成为潜、沔地区农民运动中的一位杰出领袖人物。1924年秋，为唤醒贫苦工农大众，他出资在坡段场办起了“平民夜校”，每天晚上为农友上课，宣讲通俗的革命道理。1925年初，他在坡段场组织成立了沔阳县第一个农民协会——段市乡农民协会。在他的领导之下，潜江东南面的拖船埠、总口、中沟（今总口北东泓分场）等地农民协会也相继成立。1926年春，他在坡段场竖起了沔阳县第一面农民自卫队旗帜；是年9月，中共沔阳县委成立，他当选为县委委员；10月，国共合作，他任国民党沔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农运部长。

在共产党领导下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下，潜、沔地区的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胡幼松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地痞流氓，使潜、沔及毗邻的监利等地穷苦农友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土豪劣绅也纠集反动势力对农会进行疯狂反扑。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六，监利新沟嘴（今新沟镇）劣绅姚达孚，组织反动迷信组织“硬肚会”三百多人，血洗坡段场和拖船埠，烧毁了胡幼松等农会干部的房子，扬言要“活捉胡幼松，砍头祭天神”。胡幼松组织农民自卫队沉着应战，全歼“硬肚会”及会首姚达孚。

1927年3月至6月，胡幼松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教导。学习期满被省农协任命为潜、沔地区农运特派员。他回乡后即深入拖船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拖船埠地处潜、沔边界，河港湖泊交叉，水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明清以来就是潜江最发达的集镇之一。这个集镇那时由号称“西霸天”的刘昌駰所统治。刘在清末出钱买了一个“功名”，平素包揽诉讼，私设团防，横行乡里，霸占千亩垸田，鲸吞修堤公款，罪行累累，民愤极大。胡幼松发动农友揭发了他的十大罪状，刊登于汉口《民国日报》上，要求县长邓鼎臣对其查办。县长口头答应，暗地里却支持刘昌駰扩大团防力量与农会作对。胡幼松借刘昌駰为其子举办“满月”酒之机，化装成绅士深入虎穴，处决了刘昌駰，将查抄的家产全部分给了贫苦农友和渔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不久，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胡幼松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潜、沔农民开展武装暴动。他先后参加了沔南的戴家场（今洪湖市）暴动，又组织领导了坡段场和拖船埠的武装暴动，处决了当地民团头目和反响恶劣的土豪劣绅。

1928年1月，胡幼松在拖船埠建立鄂中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沔西区苏维埃政府并首任主席。2月4日，他率队伏击通海口常练队；18日，夜袭潜江县获得成功。9月，他带队到总口，帮助建立苏维埃政府；月底，他利用中共党员李明柱与川军手枪队长龙友清的学友关系，促成其起义，并将其改编为洪湖游击总队第三大队，他任该大队政委。这支部队在胡幼松的领导之下，打退过驻新沟坝土匪司令杨金龙率兵对拖船埠苏区的进犯，成为洪湖赤卫队最有名、最能战斗的队伍。后段德昌（湖南南县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官，军事家，“肃反”遭诬陷被杀）率部进驻拖船埠，将这支队伍编入了红六军，壮大了红军力量。

1929年2月，中共潜江临时县委成立，胡幼松任临时书记。是年11月，中共潜江县委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县委书记。由此他成为中共潜江第一任县委书记。

就义宁死不屈

1930年2月22日，在红六军前委的统一指挥之下，胡幼松率游击队配合红军攻打潜江县城，民国政府守城的团防武装三百多人立刻溃不成军，四处逃窜，县长潘祖信带领残部拼命往岳口、仙桃方向逃命。红军和游击队进城后，火烧了县政府，捣毁了财政局，没收了“德泰生”“朱公源”“张兴隆”等大资本家财产，并将一部分房屋财产分给了平民。段德昌和胡幼松在文昌阁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堤工局长、城防保安副队长及劣绅十多人。

同年4月24日，胡幼松和游击队长许承祯、区委负责人侯金早带领二十多名游击队员，来到谢场乡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同时，准备处决民愤极大的恶霸别天义。由于叛徒告密，潜江县城防保安大队事先做好了部署，派便衣混进了会场。正当胡幼松开始讲话时，保安大队和清乡团二百多人从南北向会场袭来。胡幼松立即指挥群众撤离会场，他和许承祯、侯金早指挥游击队员边打边退。由于敌众我寡，为了保存实力，胡幼松命令许承祯从东北边撤离，他将敌人引向南边。当他跑到程家榨台时，被一块石头绊倒，暗探和匪兵一拥而上将他用绳子紧紧捆住。

胡幼松素来机智灵活，被人们称之为“飞毛腿”，敌人多次捉他不成。保安大队长怕他又飞跑掉，当即脱掉了他的布鞋，用刺刀刺破了他的脚板，把他和被捕的四十名群众押送县城。当走到离县城不远的刁金庙（今杨市办事处刁庙村）时，被捕群众奋起反抗，敌人开枪打死了两农民。胡幼松挺身而出，挺胸对枪口怒斥匪徒，并说此事与这些人无关。在胡幼松的抗议和群众的斗争下，剩下的三十八人被全部释放，胡幼松一步一个血脚印被押进县城大牢。

翌日，潜江县长潘祖信和铲共团长陈樵松在火神庙审讯胡幼松。逼迫其退出共产党和供出党组织活动情况及同志姓名，遭到胡幼松的严词痛斥。接着对他施以酷刑，用铡刀铡断其双腿。当他苏醒过来后问刽子手：“我的血是红的还是白的？”其不解地答：“当然是红的！”胡幼松面带蔑视微笑着斩钉截铁地说：“那好！我的血没有白流！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完蛋！”

1930年4月26日上午8时，敌人将胡幼松双手钉在门板上，铁丝穿锁骨，一双残腿绑在门板上，抬着他在潜江城内游四门。胡幼松以钢铁般的意志，沿途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时时高呼：“共产党是杀不绝的，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最后他用已经嘶哑的嗓子唱着《国际歌》游行于四门。歌声每一字每一句饱含着烈士的血和泪，深深打动沿途群众，播种出革命的种子。上午9时，胡幼松在潜江城东门桥头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英勇就义。他死后，潘祖信等仍觉不解恨，用斧头将其头颅砍下悬挂西门城头。三天后的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胡幼松的遗体和头颅被游击队抢走，安葬于其家乡坡段场。胡幼松的牺牲，引导其战友钱瑛、廖林基、张光福等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投入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潜江县人民政府镇压了铲共团长陈樵松，并以胡幼松的革命事迹为原型，编演了现代花鼓戏《红色壮士》。为纪念烈士胡幼松，1978年由省、地、县三级政府拨款，在烈士的家乡——坡段场修建了胡幼松烈士纪念馆的纪念碑。碑上刻着毛泽东的词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就生长在胡幼松曾领导闹革命的拖船埠、坡段场之间的九合垸，小时候曾多次怀着崇敬之情，在坡段场凭吊这位人民英雄。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万德尊

——文武双全而被历史忽略了的民国知名将军

万德尊（1873～1928），字宗石，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世人更多地知晓他是中国戏剧大师曹禺的父亲，很少人知道他是被历史忽略了的文武双全的民国知名将军。

得惠洋务派　留学日本

清咸丰九年（1859）是潜江城万时叙家重喜之年，去年次子万际韶（官至今陕西淳化知县）中举，今年长子万际云（榜名万骏）又乡举题名。这万际云就是万德尊的祖父，他初授皇家觉罗官学的教习，后擢授甘肃某县知县，赴任途中因染眼疾双目失明，伤感而又遗憾地回到家乡操持起先祖的儒业设馆教书。万际云生有三子，从毛道海先生所著《曹禺家世》等史料中只找到了万德尊父亲万启文的简要记载，另两子甚至在家谱中名字都没有，只言万某某。万启文，又名綮（qǐ），字子邮，在县儒学读书是成绩优秀的廪生，因为家庭生计所迫，如要为瞎眼父亲笔录讲义，协助教学等原因，没有应考入仕。初娶当地杨家聋哑女子为妻，生下了万德尊，后续娶徐氏。万启文继承祖业，成了一名私塾先生。从他曾参与光绪五年（1879）《潜江县志续》的编辑和探访等工作得知，其当时在潜江也颇有名气和影响力。

据陈寿所著的《曹禺的家世》记载：徐氏“凶悍异常，杨氏和子女都受虐待”，这让幼小的万德尊萌发了发愤读书，出人头地，离家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万启文对万德尊从小家教严，要求高，总希望他能多读书、读好书，像他爷爷及万氏家族其他先辈和弟兄们以文入仕，而万德尊也不负所望，异常聪颖，其父所教《三字经》《千家书》《论语》等能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美誉，十五岁即为潜江城很有名气的秀才。

万德尊在家乡读书求学之时，初娶燕氏为妻，生女儿万家瑛（又名珍珠）和儿子万家修。此时，正是光绪中晚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朝野内外都知道了西方国家炮之坚，技之强，其失败挨打的原因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贫穷落后，全国正掀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新思想、新观点、新学堂等不断出现。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武昌设立了“自强学堂”，后改名为“两湖书院”（地址在今武昌实验小学一带），将西洋的数理化等都引进了新学堂，并从光绪二十二年开始，将书院的优秀学子公费选派到日本等欧美国家留学，这让思想活跃、关在县城儒学里读四书五经的万德尊再也坐不住了，决意要去省城上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已是二十七岁的万德尊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两湖书院，此时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很是贫困，但父亲望子成龙对他是鼓励支持的，妻子燕氏也是贤惠达理到了极点，甚至变卖娘家陪嫁的首饰等值钱的财物支持丈夫求学。

万德尊进两湖书院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极为优异，每月能得到四两银子的奖学金，就是这不算太多的银两，他每月省下一半寄回家里抚养老小，补贴家用。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万德尊作为两湖书院的优秀学子之一，被张之洞选派公费留学日本，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

勤于弄文墨　声名飞扬

日本振武学校创办于1900年，是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部所属，入校生初期修业三个月，后延长至三年，毕业后先下部队见习，再正式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或一年半即毕业。在国家图书馆我查到万德尊留日的同班同学李根源（号雪生，字曲石，云南腾冲人，国民党元老，朱德恩师，近代名士，被誉为“在世关公”）的《雪生年录》一书，其中记载，他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第六期中国留学生，于“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入学，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卒业”。即1907年底入学，1908年底毕业，1909年初回国。具体说，万德尊1906年7月26日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1907年1月14日分发到日本联队，接受陆军士官学校新兵入伍训练，1907年12月25日新兵训练结束；1908年1月4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士官生第六期步兵科学员；1908年12月23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分发到日本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1909年初回国。他与民国时期的很多风云人物都是同班同学，如程潜、阎锡山、孙传芳、孙武、唐继尧、李烈钧、赵恒锡等，蒋介石还是他的学弟。

从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奏派二人赴日留学开始，万德尊这期是历届人数最多的。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留日学生达一万三千人”。从近年研究万德尊较为深入的天津人王勇则2013年发表在天津《今晚报》和潜江人贺亮发表在《曹禺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上有关万德尊的几篇文章得知，万德尊留日期间在接受近乎残酷军事训练和紧张的学习考试的同时，还满怀爱国、报国的壮志情怀，发表了海量的诗赋和论文。

笔者从国家图书馆馆藏1981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中册）》（以下简称《汇录》）找到了万德尊的诗赋和论文目录。如1907年9月28日的《云南》杂志第九号，在“文苑”一栏中刊有万德尊的《壮士行》《从军》《从军•满江红》等诗文；第十号，“文苑”栏又刊有万德尊的《中秋月》。《云南》杂志于1906年10月创刊，滇籍同盟会会员李根源（同上）、赵伸（号直斋，云南嵩明县人，辛亥革命功勋）创办，该杂志在日本东京出版，系月刊，共出二十三期。

《汇录》还收编有万德尊在《南洋兵事杂志》发表文章的目录。第十一期（1907年7月10日），“学术”栏刊有《火器及筑城之攻击法》；“调查录”栏刊有《日本陆军之缺点（日本某参谋将校谈）》。第十二期（1907年8月9日），“诗歌”栏刊有《壮士行》《从军》。第十三期（1907年9月2日），“通论”栏刊有《论军队军歌之必要》。第十四期（1907年10月21日），“学术”栏刊有《包围攻击之利害及方法（附图）》《小部队行军之原则（未完）》；“调查录”栏刊有《南北大演习之批评》；“诗歌‘栏刊有《军国民（七律四首）》……一直到1910年12月的第四十四期，万德尊已回国任职，仍见“诗歌”栏刊有他的《军世界》《再重九生日感怀（四首）》。《南洋兵事杂志》1906年创刊于南京，由两江督练处主编，军事书报印刷所印行，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杂志，

《汇录•第二卷（下册）》还辑录有万德尊在《北洋兵事杂志》（又名《兵事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目录。第一期（1910年7月），“文苑”栏刊有《从军行》《旅行途次感怀》。第二期（1910年9月），“文苑”栏刊有《拟王摩诘老将行》。第三期（1910年10月），“论说”栏刊有《中国今日舍军事外即不能生存论》。《北洋兵事杂志》是相对南方军《南洋兵事杂志》的，由北洋陆军教练处1910年7月在天津创办的，其影响力也不亚于《南洋兵事杂志》。作为一名留日学员和刚回国职级不高的军人能在这类刊物上发表一两篇文章不足奇，而这些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万德尊的文章，且有时一期刊发其三四篇文章，从我查阅到的这些期刊，每期刊发的署名文章篇目最多二十来位，可见万德尊文笔及理论功底之雄厚，笔耕之勤奋，影响力之大。他对日本将军也敢评头论足，对南北军演也恣意批评，可知其才能非同一般。

这里我将从国家图书馆找到的万德尊发表在《南洋兵事杂志》第十七期（1908年1月）“诗歌”栏的诗歌《中国之武士道》（四首），选刊第三、四首如下：

（三）

誓吐如虹气，豪情孰与同。出门无别泪，报国有孤忠。鵰鹗经秋健，骅骝揽辔（pèi，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也叫辔头）雄。妖氛期扫荡，一剑倚崆峒。

（四）

王勒紫金鞍，芙蓉古剑寒。笛吹边月冷，袍裹塞花干。铁甲虬鬚（xū，胡须）健，黄云马足盤。营门歌舞夜，谈笑斩呼韩。

据不完全统计，仅已发现的《云南》《南洋兵事杂志》《北洋兵事杂志》五年时间的部分期刊目录，就刊发有万德尊的文章七十九篇，其中学术论文十九篇、调查报告三篇、翻译作品四篇、人物传记一篇、军事战史一篇、诗歌及杂谈六十一首（篇）。时年三十五岁左右的万德尊正处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之时，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了一位才华横溢、英武挺拔的成熟军人正向风云变幻的时代走来。因而，万德尊回国后即受到清廷和北洋军政府的重用，实属情理之中。

追随袁世凯　春风得意

万德尊是清政府公派留学日本，于清宣统元年春（1909）回国，他因留学时就已崭露头角而没有回湖北张之洞麾下，与很多同学一样留在京城效力清政府。据《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三十五册载；宣统元年十月十一（1909年11月23日），内阁奉上谕，对这批留日回国的士官进行考试，依成绩等级授军衔。当年公布的“验放陆军部游（留）学毕业生考列”名单，其中考列“优等”者三十六名，分别赏陆军步兵科、工兵科、马兵科、炮兵科举人，授“副军校”（清末陆军从大将军至下士，分为十四阶。副军校为第六阶，格同知州，从六品，相当于上校）；对考列“上等”者，赏同上举人，授“协军校”（格同知县，正七品，相当于中校），万德尊为八十六名步兵科举人第一名，从此以中校身份跻身于中国军界。当年十月，从湖广总督改任直隶总督的陈虁龙十分重视这批留日回国的优秀者，想用这批喝过洋墨水的军官拯救岌岌可危的满清政府，当得知文武双全的万德尊有关情况后，对他十分赏识和信任，即任命他为直隶卫队标统（相当于团长），从此万德尊定居天津。是年，他娶武昌商人薛氏女为妻，薛氏在1910年9月25日生下曹禺（原名万家宝），产后三天即患产褥热去世，万德尊再娶薛氏孪生妹薛詠南为妻，薛詠南抚育曹禺成人，1954年病逝于天津。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清廷于11月1日被迫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2月12日，颇有近代思想、极会投机钻营又能顺势而行的袁世凯，见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所以当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成立“中华民国”后，他即逼宣统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了清朝，袁世凯即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执政后，即组建内阁，招募精英入幕府。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织者之一李书城（潜江同乡，与万德尊是日本留学校友，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即在1912年秋被任命为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经李书城举荐万德尊也成了总统府军事顾问。1913年11月6日，万德尊在袁世凯的将军府即被授为“陆军少将”，并给予四等文虎章。据宁海政协2006年整理的《童保喧日记》（童保喧，浙江宁海人，民国初护国军军长，闽浙援粤军副司令，英年早逝）记载：1914年2月27日上午，他赴总统府觐见袁世凯后，至总统府军事处稍坐，“傍午，万宗石顾问招饮于醉琼林”。“军事处长李书城是湖北潜江人，幕府中不乏与万德尊等同为留日的同学”。

万德尊作为袁世凯的军事幕僚，深得其赏识和信任，从王勇则2013年7月发表在《人民政协网》的《曹禺之父万德尊的一封信札》（以下简称《信札》）得知，万德尊与袁世凯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这封信是1915年12月12日，针对袁世凯欲行帝制，准备择吉日登基写的。当时，包括万德尊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军政要员都一味拍马屁，不加分析地拥袁称帝。于是，万德尊给袁世凯写了这封效忠的劝谏信。信中写道：“大典筹备业经大致就绪，惟登极确期虽尚未明定”，后面他写到“闻要人云”，建议登帝位之日选在“明正月初四”。后来，袁世凯还真选定“初四为登极吉日”，只因在全国反袁称帝、讨袁护国的一片浪潮中，袁世凯才在1916年的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六年。袁世凯虽然被逼迫废除了帝制，但万德尊在此期间为他排忧解难，参谋运筹其军事和行政才能表现得很是突出。据1915年2月1日《大总统令》，万德尊“加陆军中将衔”。是年10月，万德尊将燕氏所生的长女万家瑛、长子万家修从潜江老家接到天津与新家庭成员团聚，并接受教育。

从陈赣一（民国著名政治人物）所著《新语林》一书中，得知袁世凯时常委托万德尊办理一些具有讽刺之意的棘手事。如欲称帝制期间，“群将靡不劝进，独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未置可否”，袁世凯忧之，遂“遣陆军中将万石宗假南下犒师名，讽示于郑”，但郑并不领情，弄得万德尊十分难堪而归。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最为忠顺的浙江军总司令、都督朱瑞的夫人六十岁寿辰，“特派鄂人万德尊为钦命大使，颁赐‘福寿’字两个，诰封一通，并押皇帝之宝，寿诏一轴。德尊莅杭，朱瑞跪接于车站……德尊高乘紫舆，朱瑞随后，全城文武齐集拱待……”因而在《曹禺访谈录》记载：“我父亲……虽不是高官，但毕竟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了。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后，他没有随之丢官，反而发迹起来了”。

凭仗文武才　驰骋军界

1916年6月6日，称帝仅八十三天的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因心理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交煎而悲戚离世了，是年6月7日，时任副总统、兼参政院议长的黎元洪继任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上任后在组阁用人上，对同乡万德尊不仅继续留用为总统府军事顾问，还以武官身份被任命为黎元洪总统的侍从秘书。

从《信札》得知两人交从甚密，且黎元洪对万德尊也是十分器重。1916年8月，朱瑞病逝于天津，万德尊受黎总统之托，为朱瑞送去了“鸿猷未竟”之挽幛。为拱卫京城，1917年4月，万德尊被黎元洪外派带兵任命为直隶第五路巡防统领，驻宣化等处。

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为“府院职权”争持不下，他请张勋（北洋军阀）来做调解，结果张勋到京后即发动政变，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企图恢复帝制。万德尊即以宣化巡防司令身份参与讨逆。据阎锡山《要电录存》载：1917年6月7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电请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转令宣化万司令，遇有缓急，就近节制调遣”。7月6日，阎锡山接曹锟电称：“已饬宣化万统领派兵赴居庸关，堵击逆勋”。7月13日，因晋军远道而来，阎锡山电告宣化统领万德尊：“敝路军附骥奔驰，当饬随时妥为照料”。

黎元洪虽然任大总统刚满一年即被段祺瑞借张勋之力将他赶下了台，但万德尊并没有因黎元洪的倒台而倒霉，此后他以其文武之才驰骋于北洋军政高层。1917年2月28日的《陆军上中将名册》统计表明，当时全国共有上将十人，中将三百二十九人，少将九百六十五人，此时的万德尊以中将军衔跻身于中国军界的高层。

1919年5月，高等军事法庭在对涉嫌犯罪军官李鸣凤进行审判时，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就圈定由“陆军中将贾德耀为审判长”，万德尊等为“审判官，会同司法官……拟具判决书”。

1917年7月27日，时任国务院顾问屈映光特任山东省长，万德尊随其赴鲁任山东省警务处长（相当于今省公安厅厅长）。当年秋，山东发生烈性传染病——霍乱，万德尊即按中央和省长之指令，组织全省警务人员“拔级消毒，稽查各队，厉行清洁，实施检查，取缔饮食，施送方药，凡人力可及之事，无不同时并举，仍随时会商军警，督饬员司，昼夜进行，不稍懈怠”。因其防疫有功，1920年7月30日徐世昌签发的（第1874号）《大总统令》载：“令国务总理萨镇冰，呈核内务部请奖山东防疫出力人员万德尊等开单呈鉴由，呈悉。万德尊等已有令明发”。7月31日的《政府公报》载，“大总统令，万德尊给予二等宝光嘉禾章”。

1920年6月，屈映光离鲁调京任大总统顾问，万德尊则与之共进退。《曹禺访谈录》一书中载：“我记得是住屈映光家里，请了一位先生，是为屈映光儿子请的，就我和他两个人，教得很好……那时，我父亲对我说，有这样一位老师教你，很难得啊，很不容易，你可得好好学！“说的就是这段时光。万德尊的祖母魏氏1918年百岁寿辰时，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因赏识万德尊才能，特为老夫人亲笔题写了“蔚为人瑞”的匾额相送，此匾额现收藏于潜江曹禺祖居纪念馆。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当年8月29日，黎元洪即“任命万德尊为将军府将军”。并在8月30日的《政府公报》和上海《申报》上刊发了公告。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万德尊为“将军府将军”的来历。1923年4月12日，由大总统黎元洪正式授其“陆军中将”职。一年之后，黎元洪再次被直系军阀冯国璋等驱赶下台。此时的万德尊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改朝换代，随后十年时间他先后陪侍了走马灯式的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六任大总统，真正看透了官场黑暗恐怖、无聊寡情，于是他决定退出官场，追随黎元洪、屈映光选择了寓居天津。

寓居天津卫　幽愤早逝

1923年6月，五十岁刚过的万德尊寓居天津意租界二马路二十八号洋房（今天津河东区民主路二十三号，曹禺故居）时，仍过着上流社会达官显贵的生活。据《曹禺访谈录》载：“我们家是个没落官僚家庭，相当阔绰”。“家里人不少，厨子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一个，还有一个佣人，一个保姆”。因万德尊在1913年授少将军衔后，月薪就达六百块（银圆），那时，十块银圆可维持一大家人的一年生活，由此可知万德尊在天津日子的阔绰程度。但富足阔绰并不能消除其怀才不遇的幽愤，前面说过，万德尊极具文学天赋，一生雅好诗文，能因物起兴，即景而作，这时他时常招饮酬和，以诗文排遣愁苦和在吟咏中寻找乐趣。1924年，其长女万家瑛出嫁后，日子过得很糟，郁郁寡欢早逝。

《曹禺访谈录》载：

我父亲有一本名为《杂货铺》的集子，有十几本，那可以说是我父亲的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我家非常珍贵的遗产，却没能保存下来。我父亲是五十六岁死的，这本《杂货铺》是父亲取的名字，收集了他的诗文、挽联、对联，他的诗词写得很好”。“《杂货铺》里……绝大部分是他的作品……可惜，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经知道了它的价值了，再找，也还是没有找到。从这本《杂货铺》里，可以看到我父亲的另一面——幽默感，也可以了解他的思想。我父亲赋闲在家的时候，常给人家做寿文，写骈体文。写篇寿文，人家给他二百块钱。卖文，他也很高兴的，他倒不在乎钱。

万德尊是土生土长的潜江人，曹禺所说的“杂货铺”，这是旧时潜江集镇上的一通用商铺名，意识是说这个铺子里疋头、五金、百货、文具、烟酒、副食等等什么都有，是地地道道的潜江叫法。从上文我们已知万德尊文笔之勤，文章之多，体裁之杂，是当时军界少有的文武双全之将才。随着时日的流失，满腹经纶，又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万德尊在幽愤之中开始演义其充满矛盾的晚年悲剧人生。

他多愁善感，像一个落魄的文人，写诗、作联又感觉没人欣赏，难解其怀才不遇之情怀，经常写了撕，撕了写，心情十分烦躁。时常约一些闲人饮酒赋诗。《曹禺访谈录》载：

当时和我父亲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爷（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还有一位叫饶汉祥。还有一位方先生，我称他叫大方先生，曾做过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老师，扬州人。他专长收集各种古钱币，把它围在腰中。他教过我几天书。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动我大哥逃走。

周七爷是破落买办官僚周学熙的弟弟；饶汉祥，湖北武穴人，曾任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黎倒台后亦不得志，随黎一同寓居天津；方先生是穷酸迂腐私塾先生。

那时，天津有不少吸水烟筒的烟馆，万德尊为排遣胸中的幽愤，打发无聊的日子，时常与这些破落官商、失意文人在烟馆中清谈国事，慢慢成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留过洋，接受过新式教育，也深知鸦片对人体危害的万德尊，却如此去作践自己，这是谁都不敢相信而又不得不正视的事实。

其留日同学阎锡山不忍心看着他当寓公时将时间、生命消磨在烟榻之上，1927年除了多次来电请他出山任晋军参谋长，还派其兵站总监黄国梁三次敦请，他却迟迟不决，最后居然婉言谢绝。由于没事，时常也把太太带去烟榻上打发日子。吸食鸦片不仅摧残着身体，也影响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有一次他发现长子万家修也在偷吸鸦片，追悔莫及，恼羞成怒之时，一脚将家修腿骨踢断，家修带伤出逃数月不归。据《曹禺传》载，后来，万德尊发现家修还在吸，他捶胸顿足，万般无奈而又悲怆地跪在儿子面前说道：“家修，你是父亲，我当是儿子，我请你不要再抽了，我给你磕头，求你行不！”

这是民国初期军界的悲哀；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名噪朝野的万德尊本人的悲哀，也是万家的悲哀。万德尊1928年2月9日除夕之夜，此前因债务纠纷心情不好，带曹禺去澡堂洗浴后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人世。此时，戏剧大师曹禺刚满十八岁。没过十年，其长子万家修（其子万世雄，今天津大学退休教师）也于1937年6月30日刚过三十五岁就病死了。父子二人都属早逝，表面上看他们都是“生病”而亡，罪魁祸首都是鸦片惹的祸。

这正如他在1910年12月发表在《南洋兵事杂志》第四十四期“诗歌”栏刊《再重九生日感怀》（四首）最后写道：

等闲犹是旧书生，负却韶华未请缨。

侠骨豪肠空自许，铜琶铁板赖谁评。

眼前世态如云卷，梦里诗心伴月明。

多少闲愁何处诉，梧风蕉雨尽含情。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万枚子

——从国民党少将到国务院参事的百岁老人

万枚子（1905～2005），原名万德涵，号养和，笔名枚子，祖籍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是前述清光绪年间朝廷农工商部员外郞万际轩之孙；也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的亲伯父。他在民国时期受过蒋介石训导，官至国民党《扫荡报》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周恩来、赵紫阳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仙逝时温家宝总理送过花圈，新华社发过讣告。是骨灰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资深名人。

传承祖志以文立身

万枚子的祖父万际轩，是清光绪二年（1876）以进士身份从潜江城区万氏家族走入仕途的最高学历者，他一生虽然宦迹平平，但教育培养子孙及家族后人读书立世尤为成功。万际轩育有三子，长子万枚（1873～1941），即万枚子之父。万枚从小随父在京城读书，民国初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曾任河南荥阳知事（县长），湖北夏口（今武汉市汉口城区，民国时期为汉口市）检察官，1941年病逝在湖南桂阳（今湖南桂阳县）寓所。次子万敷（1875～1957），清末北京法学堂毕业，初授吏员；民国时期，历任推事，地方检察长、院长、公推辩护人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三子万文鸣（1886～1916），民国初毕业于陆军测绘学校，曾任中央测绘局局长，因常年奔波在外染腿疾不治英年早逝。

万枚育有万德涵（即万枚子）、万德洪、万德浩（即万钢父亲）、万德泽、万德济五子。万枚子七岁丧母，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及叔叔四处求学。1913年随父在湖北夏口入读私塾，次年被送回北京随三叔万文鸣背读古文。1917年随父（时任荥县县长）入河南省立一小读书，1921年考入河南第一中法文班学习，1921年再返北京叔叔家，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补习班、高等师范学校补习班、北京大学甲部预科、北京大学教育系（肄业）。

万枚子勤奋好学，思想活跃，尤其爱好文学，1923年年仅十八岁，在北京《晨报》发表短篇小说《考试》，初露其文学才能。1925年7月，年仅二十岁的万枚子考入北京《世界日报》任编辑，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同年10月，经于右任（我国近代、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学家，同盟会早期会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7年英勇就义）的影响之下进行革命活动宣传。

民国初，山头林立，“革命”口号震天的年代，新的报刊层出不穷，万枚子办报已小有名气，并已以文立身于世了，受聘于各报。1926年2月任北京《民主晚报》及“民主通讯社”总编辑。1927年兼任天津《华北新闻》主任编辑。1928年1月，经友人推荐，任冯玉祥（民国时期的军事家，著名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处上校秘书兼《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同年10月任汉口《中山日报》主任编辑。同时进行长篇小说《半新儿女家》创作，1931年此作在《世界日报》连载（1948年出版单行本，1990年人民出版社再版）。

办报行文声名大振

民国时期报刊的生存发展，主要在于你有没读者，也就是说报刊的生命力靠办报人的市场开拓经营能力，党报之类靠的是有实力的利益集团的支撑。1931年12月，万枚子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这次调任主要得益于他办报时展示出来的经营能力被高层发现。在实业部的他廉洁耿直，刚正不阿。1932年夏，他在赴江西、上海调查两省的一宗煤矿诉讼案时，拒绝上海煤矿老板的贿赂拉拢，面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据实将讼案改成万言报告书报南京政府。这期间，万枚子还任过汪精卫（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私人秘书数月，因与汪妻陈璧君不和，仍回实业部。

万枚子对经商办实业兴趣不浓，1934年又回到了他热爱的报业之中，任汉口《大公报》总编辑。1935年9月任上海《时代日报》总编辑，积极编写新闻鼓动抗日。1936年回北平，被聘为冀察（战时行省）政务委员会参议兼新闻科长，次年接任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发表合作抗日宣言，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可是7月20日，处在抗日前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会议上，有“名流”主张向日寇妥协，见此情景，身为参议的万枚子再也忍不住了，他站出来吞声流泪，慷慨陈词，振臂高呼道：“现在敌我短兵相接了，卢沟桥血肉相拼啦！三十九军死了多少将士？日方来人不是谈判而是威胁，难道我们还能坐视等死吗？”促使徘徊在战与和中间的宋哲元将军挥拳做出了“打”的决定。当晚他激愤中作诗一首：

七七卢沟响炮声，挥戈抗日鬼神惊。

冲冠怒斥谈和议，血泪交流浸古城。

同年9月，远在汉口的万枚子，获悉八路军在山西大同灵丘县平型关伏击日军获大捷，甚是激动地写诗祝捷：“平型大捷振全局，八路英名果不虚”。

1938年1月，日军势如破竹在中华大地攻城略地，万枚子满腔悲愤，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抗日到底三原则和三运动》一文，积极鼓动全民抗日到底，不要气馁，更不能妥协。1941年8月，他到达陪都重庆，任《时事新闻》主笔，撰写了很多鼓励抗日的文章。1943年时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著名的爱国将领）为鼓舞士气，扫荡日寇，将1932年6月国民党为“剿共”所办的《扫荡报》进行改版重建，调万枚子任《扫荡报》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这年他三十八岁，也是他在国民党军政界所任最高职务。由于万枚子与这位爱国将领高度默契，他把《扫荡报》办得有声有色。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就是由万枚子最早推荐在《扫荡报》连载的。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欢迎会上，万枚子一睹毛泽东风采后，写诗赞曰：

魁梧奇伟冠同俦（chóu，伴侣或同类），大海长江又合流。

胜利和平谋建国，延天瑞气漫巴州。

9月5日，万枚子奉命去南京、上海接受日军在大陆发行的《大陆新报》，筹备出版宁、沪《扫荡报》。飞行途中，因抗战的胜利，重庆国共和谈初见曙光，为此他心情十分舒畅，写下七律一首：

万象昭苏紫气东，排云驭日驾长风。

河山历历归怀抱，学无止境忆梦中。

魔降已随三岛尽，光明复见九州同。

延天吉瑞宣重庆，胜利和平见巨功。

此时，年仅四十岁人生和仕途如日中天的万枚子在国民党政界、军界都是吃得开、叫得响的知名人物，如果顺从国民党的路线大步向前，可能很快升官发财，但他后来的人生并非如此。

仗义行事涉讼丢官

万枚子身为国民党党员，是国民党重要喉舌机构的主笔者之一，但他不随波逐流，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办报写文章，对共产党历来敬重和同情。

1934年万枚子任汉口《大公报》总编时，有情报称共产党人陈心泉（中共早期工运、学运领导人之一）、张执一在汉口被捕。万枚子认识陈心泉，不认识张执一，但因有关系人相托，便向担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反省院院长的同学黄宝实（后随蒋介石到台湾）说情，全力相救，使二人获释。张执一时任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1938年2月，万枚子任湖南省第八区专署秘书长，后又代行专员之职；10月任湖南省民众抗日统一委员会主任秘书；12月任湖南省桂阳县县长。他在县府前书了一副对联：

假我两年，将八千里幅员生色；

藐躬一宰，为三十万民众折腰。

上联表达了他积极抗日的雄心，下联表述的是他为民服务的诚意。

1940年3月上旬，他突然接到省政府注有“县长亲译”的加急电报，仔细一看，电文明示：“奉蒋委员长密电，处决共党分子。着将该县共党李典午、李醒园、李亚明秘密处死”。万枚子大为震惊，他曾出席过李典午主持的东镇乡自卫团干部训练班的结业典礼，又批准李典午请办的战时中学，暗中多次支持过他的抗日救国活动，也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后两位是国民党党员，心想我不能容忍别人借自己之手杀害无辜。于是他要秘书孙怡仁设法通知李典午出逃。后来，他去耒（lěi）阳（抗战时期民国湖南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面见省府秘书长李杨敬（1950年赴台，曾任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议）时表明了事出非义，不能照办，并义正词严地说道：“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不能有此举动。况且三李中后两李是国民党同志。”李杨敬大怒道：“你是受过总裁训练的老党员，总裁有令你不执行，当心你的脑袋！”面对省府领导的训斥，他仍傲然质问道：“这还叫国共合作吗？”

新中国成立后，李典午改名李木庵任司法部副部长。万枚子1957年任国务院参事时方知改名后的李木庵就是当年施救的李典午，而这一年秋他被错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待他1960年摘帽回京城时，李典午已于1959年逝世。后来万枚子在读《十老诗选》（“十老”，即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钱来苏）时，才知李典午没有忘记桂阳的这段往事。

为保护李典午等人而得罪了上峰，后来产生了很多麻烦。秘书孙怡仁因“泄密”被捕；李醒园、李亚明捕获后送保安司令部；万枚子被借口与县食盐运输公司舞弊案有关而涉讼罢官。1940年5月5日万枚子罢官时他写下了《挥红豆》两首诗：

其一

正是同仇敌忾时，燃萁煮豆自残支。

拼吹烈焰挥红豆，搔首不吟萁豆诗。

其二

暗杀明推到党争，人间正义难书生。

此时不去何时去，跳到黄河洗不清。

罢官后的万枚子开始继续他的报人生涯。

改弦更张参加民革

1945年10月，国共重庆和谈《双十协议》签订后，由张治中提议，将各地《扫荡报》更名为《和平日报》，万枚子出任南京《和平日报》（代）社长，当年11月12日出刊。次年1月1日，上海《和平日报》出版发行，万枚子任社长兼总主笔。他邀请上海的一批知名人士撰写《和平礼赞》等文章大力倡导和平建国。但好景不长，《双十协议》墨迹没干，蒋介石密颁“剿匪手本”，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和平日报》又恢复成“扫荡报”旧貌。见此情景万枚子十分黯然，于是，1946年5月15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的第十天，他毅然辞去了南京、上海两社社长之职，并留下了《哀和平》一绝：

才除扫荡起和平，盛会典终宇内惊。

忍看和平重扫荡，拔开浓雾觅光明。

1947年秋，万枚子回到祖籍潜江登记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竞选，当他目睹为争选票流血打斗、枪兵镇压、选票制假等情境后，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于是在当年12月25日，他毅然决然在上海《大公报》刊登启事，退出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仍是十分强势的执政党，且对退党等异己分子的暗杀十分疯狂。已有二十二年党龄，并受过总裁（蒋介石）多次、多年训导的万枚子，此时退党的勇气和智慧亦非常人所能比。

退党后的万枚子仍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反战争，要和平”，主张“不流血革命”。1948年4月15日，他与周一志（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等六十三人联名在《大公报》发表《对当前局势的主张》，积极倡导停止内战，争取和平。6月19日，又与周一志、鲁莽（民国政治人物）等六人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反抗日运动的基本认识》（抗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反共、反苏的基地，明目张胆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坐视不理，以上海大学生为主首先发起的这场全国游行示威运动）抨击当局。

1949年1月20日，他与周一志、鲁莽、程仲文等六人响应中共1月14日宣布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并于27日在上海《大公报》大幅刊出，成为当时上海的“六君子”之一。由此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为免遭迫害，当年4月化名前往香港，4月12日，经中共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夏衍（著名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向中央统战部荐举，获准正式加入革命战线。

1949年6月，万枚子携家眷返沪。他回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女儿万家堃、万家仁、曾祥芮（随母姓）三人同时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之中。当年8月持夏衍的介绍信，偕夫人曾竺明北上受到中央统战部热情接待。10月1日，他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当他再次见到毛泽东，亲聆他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为自己后半生投入人民的政治选择激动不已，并以《长相思•开国大典观礼》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车隆隆，炮隆隆，开国新华气势雄。浩然昭长空！喜融融，乐融融，高展旌旗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1950年8月，万枚子与夫人同在华北民革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一期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设在沈阳的文化部出版处。1951年3月，被调回北京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中央宣传部任主任秘书，8月经陈铭德（上海《新民晚报》的创始人，时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央民革委员等职）等人推荐加入民革。10月随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到四川渠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届人大代表。1956年6月，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曾任民革团结委员会、监察委员、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

蒙冤受屈铁骨铮铮

1957年4月，万枚子受周恩来总理接见，并接到了他亲笔签发的“国务院参事”聘书。这年6月10日，他的人生又突遇一次厄运。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那天作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的发言，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的发言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万枚子没有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储安平，而是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用常识去判断。6月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后，6月10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国务院参事万枚子毅然站出发言，他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并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就是这样几句几十年后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言论，万枚子当时即被划为右派、撤职。即使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他也没有动摇自己信念，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的建设成就而讴歌。1957年12月12日，他写下了：“开国八年，布政多端，万象盛隆。看工擎巨业，辉煌增产；农业大耕，合作成功；改造私营，资源公有，革命前程趋大同……”。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时，他写到:“开国新华前未有，矗立丰碑义气冲斗牛……”万枚子完成这首诗作后的5月下旬，工资由十二级降到每月二十八元，并与夫人一同被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7月，被调回北京磨石山全国政协劳动基地劳动改造，就是这样，这位五十四岁的老人也没有怨言，他在“自述”中说：这是“实际体验劳动创造世界的艰巨与伟大，利于加强思想改造”。

万枚子唯有的一点牢骚是被错划右派后迷惘之中对自己的一顿臭骂。1958年2月17日他的《钗头凤•春节感怀》一诗中流露出其对当时的苦痛、徘徊和迷惘。诗文写道：

恩情重，提升骤；应知破立挥陈旧。乌云布，红旗怒，已怀托庇，怎生迷路。误！误！误！勤研究，申愚陋；一心耿耿衷情透。年空度，花终负，自惭形秽，莫嫌人妒。怒！怒！怒！

“文革”开始后，厄运再次降临于万枚子。1969年9月，他同夫人一起被送到与其祖籍紧邻潜江的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已是六十四岁的万枚子，饱受肺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的折磨，拖着病躯毫无怨言地与学员们一同劳动，无所不干。在《万枚子诗词选集》中，留下了他和夫人在干校生活的诗词十一首。这里选刊其中两首，以领会他博大的胸襟和乐天知命的情怀。第一首写自己学手推车，题为《推拉手车》：

转轮轴承不特殊，老翁何敢作车夫。

力撑两月掌辕稳，前后推拉也自如。

第二首写夫人学插秧，题为《竺下水拔秧》：

七旬老媪勇拔秧，踏水涉泥顶日光。

只有亲身深体验，方知粒米不寻常。

两首诗里不无辛酸和调侃。历经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到1972年11月才回北京。

潜心文史资深参事

万枚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受聘为国务院参事，对国家的另一特殊贡献是潜心于文史研究，为后人抢救性地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1959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自己亲身经历和看到东西写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从此，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设立了“文史委员会”。这时大家想到了资深报人万枚子，1960年6月他还戴着右派帽子（当年11月25日才被摘帽）就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工作，其主要职责为约稿、审稿、改稿、编稿、校稿等，是一个没有官位的文案人员。凡从事过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默默无闻而吃力难讨好的工作，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承担，而对于已是国务院参事，多年前就是国民党《扫荡报》少将（副）社长兼总经理，年龄已有五十五岁万枚子来说似有不公。但他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敬业精神全身心地投入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

万枚子在1960年下半年正式接手《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当年底他就编出八、九、十二辑（十、十一辑为其他人主编），共三辑；次年编出了十三、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辑，共七辑；1962年也编辑了七辑；1963年和1964年共编辑九集；1965年编辑五十三、五十六辑，共两辑。据悉，“文革”前，全国政协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共五十五辑，万枚子一人就完成了二十八辑的编辑工作。这二十八辑文史资料，每辑仅以二十万字计算，总共是五百六十万字，平均每年编辑一百多万字。凡做过编辑或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一百多万字的编审的艰辛和分量。1966年，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编辑等工作停止，万枚子基本空闲下来了，这时，他受天津市政协之请，代为编辑《天津文史资料》一`辑，又是二十多万字。

万枚子在编辑出版文史资料的同时，自己笔耕不辍，认真履行国务院参事职责，常常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史资料选辑之中，如《金戈铁马历八年》《我和黄少谷及扫荡报的关系》（黄少谷，湖南南县人，台湾地区的政治家，曾任台湾地区“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司法院长”）等等。为仇鳌（湖南汨罗市人，与孙中山同时期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代写《辛亥革命回忆录》；为邵力子（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对台和对外侨文广播稿”等等。从万枚子的女儿万家仁、曾祥芮在《曹禺研究》（第三辑）发表的《思念父亲——报人万枚子》得知，第二次平反昭雪后，他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政协报》《亲所晚报》《团结报》《文史通讯》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七十多篇，同时受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之请，对汉语文字改革和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研究。

改革开放不久的1981年3月12日，万枚子再次任国务院参事，赵紫阳总理为其颁发聘书。参事一职从民国十年（1922）开始沿袭至今，国共两党中央、省、部级部门一般都设有参事室，它是同级政府或部门的直属机构，参事都是德才兼备，有名望之士。其中国务院参事多为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和有宏观管理经验的高级别干部担任，主要是出谋献策，从事咨询和审议各种法律、法规、重大事项等。此时万枚子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可见他名气和地位是何等之高。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才聘参事一百九十一位，一般在任也只有五十位左右。

晚年的万枚子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之中，他不仅写诗抨击“台独”势力，而且奔走呼吁并劝勉在台故旧投身两岸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他在香港报刊发表《岁首致台湾老友》的文章；1984年1月，读邓小平元旦讲话后，他赋诗一首：

团结则安分裂危，和平爱国共依归。

三番合作千秋业，留待子孙评是非。

1990年春节前夕，他给定居台湾的陈立夫（民国著名政治人物，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终身维护国家统一）致贺卡：“新春仰大陆，华夏展宏图。立在其中矣！夫子动情乎？”不久，陈立夫回信寄语：“华夏之盛，谁不动情！”

2005年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国务院参事、爱国民主人士万枚子先生因病于2005年5月18日10时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在他重病期间和逝世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何鲁丽、华建敏、周铁农等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5月24日，新华社为其发了讣告，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

这正如他在临终前喃喃自语道：“作为炎黄子孙，国务院参事，问心无愧，可以安睡了……”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田美棠

——民国首席检察官　湖北高等法院院长

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院长二十五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惩戒委员会委员，现退休居台湾的田美棠次子（排行老三）田济启先生所撰写的《浮生忆往》一书及我采访其相关后人得知，田美棠是张金河最后一名举人，称为田二爷；他任过多地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在大陆官至湖北高等法院院长；移台后成为“最高法院”检察官，是民国时期极负重望的“司法先行”者。

张金河最后的举人

田美棠（1885～1961），字劭甫，潜江张金河（今张金镇张金村）人。其始祖田浩公，原籍北平，宋朝为江陵尉，后居江陵县城西霸城寺（今张金镇霸城寺村），迄今已有三十余代。其父田才年，初娶曾氏、再娶杨氏为妻。他精明能干，勤劳仗义，善经营管理，田美棠1885年2月13日出生时，他家在张金河田家大湾（今张金村一组一带）已置有几百亩良田，是当地十分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当地人习惯称田美棠家为“田府”。

田美棠系杨氏所生，在家排行老二，其兄曾氏所生，名叫田美镛。田美棠自幼聪明好学，七岁入家庭私塾就读，1901年，考入张之洞在武昌所创办的两湖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清廷作为优秀学子选派留学日本学法律。他先入东京弘文书院普通科学习日语，两年后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

明治大学是日本十分著名的大学，以“权力自由”“独立自治”为校训，培养出许多时代英才。田美棠入校后如鱼得水，学习十分刻苦认真，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同时，受“自由、独立”校训的熏陶和孙中山在日本对留学生不断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等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对腐朽的满清王朝不抱希望，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1907年成为孙中山同盟会的正式会员之一。宣统二年（1910），学成归国。随后参加朝廷主持的留学生甄别考试，成绩优秀，授法政科举人。因政局不稳，清廷并没有授他实际官职。

虽然没有官职，但田美棠是张金河少有的留过洋的举人，田家甚是荣耀，从此张金河一带的人们都尊称他为田二爷。没过两年改朝换代了，田美棠成了张金河最后一名，也是潜江历史上最后一名举人。

民国司法的先行者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田美棠即被选任湖北省地方检察厅推事（推事，民国初沿用清代官名，七品，即担任案件审理的法官）。民国提倡“司法独立”，立法、审判与督察分离。新中国成立初省、地级城市一般设立了审判厅、检察厅（相当于今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后将两厅合并为法院，在法院内设检察处及检察官和首席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职权。地方司法机构的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发，人员由最高法院统一调配。不久，田美棠调任吉林省地方检察厅推事，后又调任直隶天津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直隶高等检察厅检察官。1927年6月任青岛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

民国的首席检察官，除独立行使监督职权外，他还有侦察犯罪、提起公诉、执行刑罚等职权。在独立行使办案职权的过程中，院长可陈述意见，但当院长与首席检察官意见不一致时，以首席检察官意见为准。田美棠在青岛任首席检察官七年，这期间，他依法履职，成为民国初少有的司法先行者之一。

当时，山东省高等法院在济南，青岛相距济南数百里，若有押解人犯至高院受审，因各地方法院限于经费困难，所以虽有铁路交通，但大多皆徒步经邻县辗转递解，犯人长途跋涉，既不安全，也苦不堪言。尤其是女犯常在途中受蹂躏，隐忍不敢言。田美棠多次与胶济铁路局洽商，争得铁路部门的支持，发给免费解押票。山东高等法院仿效之，交由田美棠与济南铁路局商定后在全省推广，嗣后，最高法院报行政院通过后，形成法令在全国推行。由此，田美棠有了“司法先行者”的美称。

爱国爱民的好法官

1934年，田美棠拟调任浙江宁波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青岛地方绅士和民众不愿他离去，时任市长沈鸿烈会同各机关首长及绅士、商人等，致电最高法院挽留。因为他在青岛办案过程中不惧日本人势力的干扰，全力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保护民众利益，受到大家的尊重。

当时，青岛日本人较多，他们常常无视中国法律，仗势欺压中国人，田美棠在处理刑事诉讼案中稍有不慎，即会引起国际纠纷。1929年2月，一位刘姓中国人力车夫被日本人脚踢腹部而死，已由青岛法院法医验明，日本人因持有领事裁判权，坚持由日本医生复验。田美棠即请德国医生三方共同解剖复验，使日本人哑口无言，不能无理取闹，让杀人者得到了应有制裁。

田美棠到宁波（浙江高等法院三分院）任首席检察官一年后，于1935年调任厦门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当时，厦门日侨较多，他们常常以法院法官不精通日语为由，寻衅滋事，藐视法庭，欺侮法官，捏造事实欺压中国人。田美棠到任后，不卑不亢，往返于鼓浪屿与日本领事交涉。由于他精通日语，又通晓国际法、日本法和中国法律，使狂傲的日本领事不得不臣服，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收敛其恶行，遵守中国法律。

1936年，年过五十的田美棠厌倦了辗转异乡任职的生活要求回鄂，调任襄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8年任襄阳地方法院院长，时值抗日战争时期，襄阳两度被日军攻战，他沉着应对，周密疏散转移全体役员，确保服刑人员生命安全和生活有保障。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调任武昌地方法院院长，当时他尚在长阳山里，陆路交通尚未恢复，水路土匪居多，他亲率同事四人，徒步五百多里赶赴就任。一个月时间不到，他带领人员即整修好了院舍，开始受理民众诉讼案件。

1949年4月，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武汉解放后，他带人逃往四川万县，在万县设“湖北高等法院办事处”。当年底四川解放，他即携家人飞往台湾。1950年起，他在台湾先后任“司法行政部”民事司司长、监狱司司长和“最高法院”检察官。

浓重乡情的田二爷

田美棠有着浓厚的乡情和亲情。据其现居张金村的重孙田应雄等给我介绍，1915年2月（民国四年）田美棠与兄田美镛为去世的父亲田才年所立的墓碑至今还保存在张金一组田氏祖坟地。田美棠在飞赴台湾时，为了让子孙不忘祖先，特地带上了《田氏家谱》，时常给子孙讲张金河田家的事和亲人，如此才有了其次子田济启先生于2000年编撰出的家史性书籍《浮生记忆》（简称《记忆》）一书。

《记忆》一书记载田美棠育有六个子女。老大（女）田济秀；老二（子）田济昌；老三（子）即前述田济启。以上几个孩子均出生在张金河。老四（子）田济漪；老五（女）田济金；老六（女）田济英。这些子女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颇有建树。田氏宗派为：美济辉应远，经传修本真，和鸣祥克发，有耀继前人。

田美棠1947年清明节曾骑枣红大马专程回张金河到田家大湾祭祖并给其父上过香。他在任武昌地方法院院长时，当时江陵（1954年前张金属江陵辖）学子赴武昌就读者较多，有些贫寒学子无住所，他以旅省城同乡会理事长身份，发起筹款兴建同乡会馆，收容江陵学子及贫寒公教人员和眷属入住，一直在江陵传为佳话。

关于田美棠的乡情故事，以罗森林老人讲述的最为动人。1947年罗森林从铁匠沟被抓壮丁随大部队到了台湾。到达台湾后，他因体弱多病被军方解除兵役沦为乞丐。1954年的一天中午，他讨米到了一大户人家，对门里面说道：“我饿得不行了，你们做点好事，施舍一点吃的吧”。这时，一位老先生听到熟悉的乡音，忽然从房屋里走了出来。问他是哪里人？当得知他是张金河铁匠沟人时，问他知不知道张金河的田二爷。罗森林说：“田二爷是大名鼎鼎的大法官，在我的家乡老幼皆知，可惜我只闻其名，没见其人”。当罗森林得知眼前就是他儿时崇拜的大法官田美棠时，如失散多年的子女见到亲人似的抱头痛哭。田美棠没有因为他是乞丐而轻视他，反而十分同情关心他。让他吃饱后，问他有何特长。罗森林说当兵前在家乡教过书。没过多久，田美棠将罗森林介绍到一所学校教书，让他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后，罗森林1988年回到家乡定居时，专门写了《田美棠先生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司法先进田美棠先生》两篇文章，先后被潜江政协所编的潜江《文史资料》所采用。

田美棠的子孙也继承先辈遗风，十分注重乡情。2012年5月田应雄在台湾探亲时，受到了其九十三岁的爷爷田济启及家人的热情接待，他将子孙召集起来宴请田应雄，并将在大陆投资（上海汉世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的长子田辉栋和在美国兰恩斯大学任教授的次子田辉焱等特意介绍给了田应雄。田济昌之子田辉鑫1980年曾从美国回湖北探过亲；田济漪之子田建新2007年4月5日曾回张金进行过寻根问祖的活动。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易均室

——“世间不可无”的大学问家

《潜江历史名人传》快杀青之际，一日，与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美术学院原院长、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钟孺乾相聚，闲谈中聊起潜江历史名人时，他问起我，您书中是否收录有民国时期潜江的篆刻大师、著名的大学问家易均室。我坦诚地告诉他，此前我曾收集过易先生的一些资料，但苦于没有找到切入点，至今还没有入书。他说，如果现代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少了易均室先生，那是您成书后的遗憾。近日，我再读徐无闻（易均室衣钵弟子，已故）《纪念易均室》和对易均室颇有研究的王万可《楚云天隔锦里留》及易均室的嫡长孙易水（笔名）《上网寻找爷爷》等文章，对易先生平添了更多的敬重和诚服。现主要依据王万可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成此文，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激起热爱潜江历史名人和敬仰易均室先生者的共鸣。

风云人物转治学

易均室（1886～1969），名忠篆，字均室、当均、箓伯、仙侣、号稆园、病因生、绾秋词人、沧浪散人等，斋号有静偶轩、十清室、桕风草堂、沧浪一舸等，潜江人。民国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篆刻学家、书法家、鉴藏家。现代人称之为“金石巨匠”。

清光绪十二年（1886）出生于潜江一个比较殷实的耕读之家。他从小聪慧好学，以县儒学附生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经心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派出大量学子留学日本和欧美国家，当年易均室作为经心书院的优秀生，官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政治、文学两科。

易均室留日期间，经同乡李书城（同盟会元老，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早易均室两年留学日本，是留日学生领袖之一，他组建“湖北同乡会”，首创《湖北学生界》刊物）介绍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11年易均室毕业回国时，正是满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还没等到清政府给他安排职位，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易均室以国民党县分部部长身份在家乡积极响应，使潜江成为最早降下“龙旗”的县之一，他被推选为县议会议长。

此后，他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国革命斗争之中，历任湖北靖国军参议、护国军湘西防务督办公署顾问、湖北省议会议员、陆军第六十六军秘书长等职，成为民国初的湖北风云人物之一。1913年3月，易均室响应孙中山号召，随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历时五个月之久，国民革命军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再度逃亡日本，易均室也因国民党党员身份遭北洋政府“通缉”。

讨袁事息后，易均室不堪政界的你争我斗和官场的贪弊污浊，毅然决然不问政事，转向考古艺术与古籍文献研究。他避居潜江老家十年之久，在古籍、金石、书画中寻求精神寄托。1928年1月，应湖北省主席张知本之请，出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一年后，因教育厅长易人，他辞去了馆长之职。

1931年，易均室创办湖北地区民国最早的书画篆刻社团“艺甄社”，同时创办《艺甄》刊物（月刊），汇编艺友创作或雅集的金石、书画和古印，面向全国发行，共编发六期。其首期刊头即为易均室手书墨宝。此刊物与当时北平的《艺林》、广州的《艺彀》（gòu）呈鼎足之势。一时间武汉成为海内艺友名家汇聚之重镇，其间互相考释印证，唱和切磋在当时传为佳话。艺友以能至易均室寓所观看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为一大幸事。海内外名家也乐于为易均室奏技，刻印作书相赠。易均室也常常亲自模拓并在拓片上题跋钤印答谢艺友。

辗转半生留四川

抗日战争爆发前，易均室先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女中，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易均室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从湖北辗转到陕西，再到重庆，最后定居成都，后一直住玉泉街六十九号。这期间先后任“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私立成华大学、私立西南学院等院校教授。

1941年，应“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教授之邀，易均室前往该校任教，兼任文学、历史两系课程。当时的西北大学在陕西城固（今陕西汉中市下辖的城固县），这里远离战场，易均室教学及做学问均属安稳。可是后来校长易人，校方对教员以“是否是国民党党员”为标准，实行了新了控管考核办法，无端地解聘了一大批教授，易均室就在其中。谁曾想到这位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元勋，在讨袁期间曾因国民党党籍遭通缉老党员，为此横遭解聘。

此时正逢抗战结束。1945年底易均室应聘于四川大学任教，开始是兼职教授，在中文系担任古文字学、词选、曲选、小说四门必修课的讲授任务，同时还在历史系讲授美术史选修课。按授课时间计薪，月薪达伍佰圆（银圆）。1948年8月终于转为正式教授。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1月10日，易均室在赶往学校授课的路上，所雇之车被某军阀司令部的座车撞翻，其左侧锁骨、肋骨骨折，眼、耳、面部也不同程度受伤。按常理这属工伤，本应受校方抚恤与优待，但校方未尽相关善后责任，既不优抚，也没续聘。直到1949年11月成都解放，四川大学改组，易均室也没列入“续聘”之列。

出四川大学后，易均室生活来源无着落，只得靠卖旧日藏品度日。后经成都建设局局长沈诚介绍，受聘到私立西南学院中文系任教，但月薪很低，难以维持一家人最低生活。1951年3月，成都镇压反革命，学校也被查封，易均室参加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的教职工集体学习，学习结业后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这其中可能因他此前国民党党员身份影响，也可能因他年龄偏大没被录用。这一时期，易均室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窘迫。据他自传所言，“仅食四号面粉”“不得油盐者七八日”，甚至写一封信“便觉邮费不够了”。

1952年，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整修完毕对外开放。在整修工程中，成都文管部门邀请当时成都文化名家帮助完成牌匾、楹联的修复和新题字画、镌刻等，易均室及学生徐无闻在应邀名家之列。这一年，他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才使这位老学究能潜心于他爱好的金石、篆刻、鉴藏事业了。

眷念故乡终没归

易均室一生漂徙坎坷，恋乡情结十分浓厚，曾几度决定回鄂，想将其所学奉献家乡人民。抗战胜利时，他无端被西北大学解聘后，收到了“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聘请准备归鄂任教。但从陕西汉中回湖北山遥路远，加之其他因素并不顺畅。他们先绕道于成都暂住，这一暂住就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成都名人了。

王可万在分析易均室当时返鄂未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湖北的家产居所在他入川前皆已变卖，如果匆促回鄂，难觅落脚安身之处；二是他们幼子此时不到三岁，又逢暑天，不便长途跋涉；三是湖北师范学院又因迁校风波正在闹学潮，持续三个月之久，无法正常开展教学工作；四是易均室的连襟等亲戚均在成都。加之蜀中好友林山膄（四川华阳人，曾任四川文史馆副馆长）等好友的挽留，并接到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便在成都安顿下来了。

易均室留成都后，林山膄为他赋诗道：“只愁千里江陵去，一曲余声不可回”。他在城固的学生舒潄芝得知其留蜀后，非常高兴地写信道：“欣悉吾川有福，仍留暂住。川人受楚师之惠，至今尚传法乳，兄当继湘绮楼矣。”成都文化人留下易均室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新中国成立初，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主任唐醉石（湖南长沙人，著名的书法、篆刻大师，曾任故宫博物馆顾问、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在筹建湖北省博物馆时，曾多次去函邀请易均室回鄂工作。而此时的易均室正值车祸受伤没得到四川大学的续聘，日子过得十分窘迫，无法筹措到返鄂路费等原因而没能成行。但易均室响应政府号召，将四十多箱文物典籍捐献给了湖北省博物馆和湖北省图书馆，另将自己所藏一百三十片甲骨捐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多方协调，湖北省委统战部已出具了商调函，可惜“文革”爆发。

1966年，易均室家被抄，他大半生的收藏及著述被红卫兵当面架火焚毁，悲愤中心身全死，回故乡的梦也被彻底摧毁，他避难离鄂时埋藏在家乡汉江边的一批文物也随他湮没于故乡的浪沙之中了。

易均室从1945年抵蓉到1969年辞世，前后在成都生活二十四年，这比他在故乡潜江居留的时间还要长，大家都将他当作成都名人，但他一生在作品署款落印时都是“潜江易忠箓”，其拳拳念乡之情，溢于言表。

文友弟子皆名人

易均室学识甚博，赏析甚精，无论是在传统的诗、词、曲、书画，还是金石、篆刻、古文字古籍版本、文物鉴藏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是民国时期一位素养十分全面颇负声望的大学问家。一生文友广泛，皆知名学者。

与易均室过从较密者除前述唐醉石、林山膄、徐无闻等外，沙孟海（浙江鄞县人，现代高等书法教育先驱，曾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章士钊（湖南善化人，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路朝銮（贵州毕节人，晚清著名画家）、谢无量（四川乐至人，不拘一格的诗书大家，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渻庵（浙江绍兴人，民国印坛泰斗）、周菊吾（四川成都人，著名学者，篆刻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誉为“西南第一”）、王福庵（浙江杭州人，近代篆书大家、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黄宾虹（安徽黄山人，中国近代山水画家，被誉为一代宗师）、王白与（四川蓬安人，曾任《新蜀报》总编、总经理，与郭沫若、黄炎培等皆唱和往来）、马一浮（浙江上虞人，现代思想家、书法家，曾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曾墨躬（四川成都人，诗文、书法、篆刻、绘画、医术、鉴赏无一不精，而以篆刻为最）等四五十人。他与这些名家除了通信联系，唱和往来外，不少人还为他镌刻自用印二百九十多枚，这样的规模和层次，在印学史上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易均室盛名在外，求其收徒者如云，但他把持极严，得其衣钵者甚少，其著名弟子如徐无闻、丁季和等。

徐无闻（1931～1993），名永年，字嘉龄，三十岁后因失聪更字无闻，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大学。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和书法教育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常委。徐无闻成为易均室的弟子颇具传奇。易均室定居成都的第二年，一日他在西玉龙街旧书店中淘宝，一位年未及冠的少年拿着一本古碑帖向他求教，他甚是惊讶，交谈中他们成了知音。少年得知这位身穿长布衫，眼戴老花镜的清瘦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石大师易均室，即行弟子礼叩拜为师。这年徐无闻才十五岁。在易均室的传教下徐无闻进步很快。1948年，易均室在刊印《稆园论画绝句诗》一书时，即命十七岁的徐无闻为其作跋。徐无闻十八岁就与路朝銮、谢无量、唐醉石等大名家同列并处。徐无闻的学生向黄曾感慨地说：“一个少年能遇上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真是他的福气！”此后二十多年，徐无闻追陪易均室杖履，尽得所学。

另一弟子是清同治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后裔丁季和（1927～1999），号野庵，四川成都人，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一生坎坷，终生未娶。丁少年爱诗，受谢无量赏识；新中国成立前夕是成都“四学士”之一，得张大千画扇；中年爱书法，被故宫博物院李心田称之“当世罕见”，纳为知交。易均室刚寓居成都不久，丁季和即成了向易均室执弟子礼的门徒，也是徐无闻的师兄。后来他们有了“父师子弟”间“仁爱孝悌”感人甚深的情谊。后人作诗描写师生三人关系：

古来圣贤皆寂寞，世事俗客说轻重。

静偶轩下有圣贤，歌商室内存弟兄。

弟是学林小李客，兄乃俗界老许仲。

丁季和1953年毕业于成都光华大学，即分配到西康省（后合并入四川省）商业厅业务科工作。1955年查出他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接受过陈立夫的聘书，担任国民党《重庆世界日报》成都记者站记者，由此定性为“文化特务”被开除公职，月发十六元的工会补贴。丁自感受不白之冤，愤然跳楼自杀未死，造成腰椎骨折，左髋节骨折。1958年“反右”时又被单位作除名处理，生活毫无来源，一度沦落为乞丐，以缝衣卖血为生。丁季和后来回到成都，恩师易均室收留了他，并将玉泉街六十九号房子腾出了九平方米让丁入住。丁季和在贫困潦倒中，靠易均室与他唱酬古籍翰墨和探究金石文物中寻得乐趣，让他有了做人的尊严和活着的勇气。1966年“破四旧”，易均室家被抄，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文物古籍及数十万字未刊著述均被红卫兵堆放在院中付之一炬。易均室悲愤地瘫坐不起，丁季和改唐诗安慰道：“鲰（zōu，对自己的谦称）生诵得前人句，刘项原来不读书。”让易均室在痛苦中释然。改革开放后，师弟徐无闻四处奔波为丁季和谋了个参与编纂《汉语大字典》的差事。丁季和后来隐居青城山后，再后来移居郫县团结镇以课少儿习字为乐，间有高朋造访，纵论天下皆名人，被誉为西蜀隐士。

世间不可无均室

易均室是一位治学严谨、博学宏通的大学问家，一生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面世的有六十多种（篇）。金石文字方面主要有：《金石徵初集》、《古籀诠中》（四卷）、《寰宇贞石图分类目录》《殷契拓册》《稆园十二础拓》《说文部首形成》（一卷）、《焦山周鼎铭考释》《三游洞题字考》《西门豹碑考》、《朝侯小字残石跋》《鹄矶印摭》（四种）、《文何印萃》《赤文青简》《铁书过眼录》《稆园印鲭》（四卷）、《均室鈢印》（二卷）、《明清名印集拓》《鄂中先哲印集》（一卷）、《锦里篆刻征存》（二卷）、《铁书冣录》（一卷）、《今印摭余》等；文物鉴藏方面主要有：《静偶轩藏古泉录》（四种）、《静偶轩集古录》（四种）、《古匋甄》《古泉甄》《古印甄》（四卷）、《古琴存》、《古兵留真》《金声谱》《印录》《武昌砖甄》《武昌城砖图录》（二卷）、《安阳考古记》（一卷）、《艺甄扇面集》《墨苑碎金》《邛窑青瓷拓本》《新绛帖目录》《译日本两书目志》《百年来艺海扬尘录》（二卷）等；文学诗词方面主要有：《稆园诗文稿》（二卷）、《隔云集》（一卷）、《沧浪一舸词》（一卷）、《静偶轩题目跋》《八代诗选述旨》《唐诗选述旨》《稆园论画绝句诗》（一卷）、《乐学三字韵》（一卷）、《均室文稿》等；其他还有《金石学讲稿》《词曲讲稿》《中国美术史讲稿》（二册）、《明代书画史稿》《稆园辞鲭》等。

易均室一生不慕荣利，狷介自守，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友人和业内对其评价甚高，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沙孟海的《沙邨印话》总共一百一十四条，说到易均室就有十三条二十六处，在论述搜罗印石时大赞“世间不可无易均室”，更言“（易均室）于历代金石之稔熟，当世几无出其右”，“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王福庵为他治印达四十六方，在“晴窗日日拟雕虫”一印中边款言：“均室道盟人品诗词似南宋白石道人”（白石道人，即姜夔，江西鄱阳人，南宋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超凡脱俗，转徙江湖，终生不仕），“精研三代文字”。徐无闻在《纪念篆刻家易均室》一文中言：“民国以后的四川人，一般都只晓得吴昌硕、齐白石。抗战以后，易均室先生来四川，许多人才大开眼界欣赏到现代许多名家典雅清新作品。四川的篆刻家沈渻庵、周菊吾、余轶凡等，更在与易先生的直接交往中获得教益”。王白与在《潜江易均室先生常过余西城角寓舍论诗说画，赋赠》道：“……赏析目莹三代上，研摩心注六书中。龙阳才子风流杳，更向骚坛识楚雄”；在为易均室准备刊印的《稆园论画绝句三十二首》题词一首，其中有“华亭董子潜江易”句，认为他可以与明代董其昌（上海淞江人，著名画家，官至礼部尚书）的《画旨》相媲美。

2015年6月6日、7日，我再次到湖北省图书馆，希冀查找到易均室解放初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的书籍和其作品，遗憾中也颇有收获。通过索引、目录等查不到易均室相关信息的情况下，经工作人员介绍，我找到了古籍部的管小枊教授。管教授很热情接待了我，并明确告诉我，在省图书馆他见过易先生的著作等，但年代久远，可能编目有误，亦有可能仍在库房没上目录等，现在很难查找。他给了我一部《湖北图书馆百年纪事》要我先查找其他资料，他帮忙查一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管教授从库房里给我找到了易均室的《古印甄》（四卷）、《锦里篆刻徵存》著作两部和易均室所捐献的《东林椊语》（三卷）一书。总算了却了我一睹易均室真迹之心愿。后来博友昌庆旭先生又给我发来了《武昌拆城发现一古砖》一文，文中介绍易均室所收藏的名贵端砚、石印及铜器等非纸质文物，在日军攻占武汉后埋藏于武昌城下的往事及文物至今没见天日的遗憾。

过去鲜为人知的易均室，现在在搜狗百科、百度百科、中国书法在线、中国篆刻家网、中国艺术图书网等众多网站上都能搜索到其条目和信息。一代金石巨匠、百年罕见之篆刻大师、“世间不可无”的大学问家终于可含笑九泉了！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周开成

——敢打硬仗的抗日名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

周开成（1906～1994），字涤洲，曾用名周鼎。潜江（今竹根滩镇前明村，古地名排石头）人。民国初期以满腔热血投入革命；抗战时血战台儿庄立下战功，参加中国远征军令日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率国民党荣誉之师第八军苦战，最后这位国民党的少将军长向解放军的（少尉）排长缴械投降；当战俘后最初死不认输，改造教育心悦诚服，要求重新做人。他是一位极有血性的职业军人。

热血黄埔

1906年9月9日，周开成出生在今竹根滩镇前明村二队一个比较殷实的耕读之家。其父周虎成以教私塾为业，由于治家有方，经营得当，慢慢置办了二十来亩良田，到周开成懂事时已雇工耕作。他八岁入学，先在其父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十二岁正式入县城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即回家务农。

1926年秋，国共第一次合作正闹得热火朝天，国民革命军到了潜江，他们在潜江大张旗鼓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1927年1月在潜江成立中国国民党县党部，并将全县划分为四个区党部，区党部再下设分部。这年春天，二十一岁的周开成即任第二区（竹根滩为第二区）三江分部常委。他们当时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打土豪，当年冬，他们请示县党部同意很快处决了恶霸地主赵光卅；二是分田地，将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耕种；三是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

当年夏天，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周开成自知有杀头之险，于是他找人借了伍元钱，跑到武汉找到在潜江任过教育长的张乔松，由张乔松介绍到高楚珩（今天门张港人，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办的警察教练所学习三个月后，到汉阳门当了一名站岗的警察。

周开成认为当警察实现不了他干一番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于是1928年春他报考了黄埔军校（亦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成为黄埔第七期学员。因有蒋介石任校长，周开成以及入校的青年学生都感到十分荣耀和自豪。1930年10月他毕业后，即被分到国民党第二师（当时顾祝同任师长）当见习排长，驻陕西潼关严落村。从此，周开成就走上了职业军人道路。

台儿庄抗日

周开成入伍不久，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1931年11月，他随部队开到河南后，被选送到南京高级军官学校受训一年。1932年东北沦陷于日军之手，次年1月，他任连长随部队开到长城古北口设防。在长城脚下的肖家沟与日军作战。战斗中周开成凭着一股勇气，总是带兵冲锋在前，不料因一颗子弹洞穿了右大腿，不得不被抬下阵地。作为一个血气方刚、训练有素的军人，第一次作战就受此伤辱，更令他胸中积下了对日军的血海深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开成任五十二军二师七团二营营长，他随部队开赴河北、山东等地，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当年12月10日，他率部驻防在枣庄南面的大运河北岸，攻防的是台儿庄外围。13日战斗打响时，日军炮火十分猛烈，一下子将他们右翼的两个团打掉了，被打散和带伤幸存的官兵一个也没有溃逃，纷纷向周开成他们靠拢。接着日军向他的阵地紧逼过来。周开成吸取右翼的教训，首先他命令士兵将房顶的茅草揭掉；将阵地周边的杂草全部清除，避免日军燃烧弹伤人；再命令士兵在日军离阵地四百米内才能开枪。当日军进入他们的射程范围时，他一声令下，万弹齐发，车轮式火力网，使日军伤亡惨重，仓皇逃跑。收拾战场时，见到了一百多具日军尸体，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关麟征军长和郑洞国师长视察阵地时，十分高兴，现场命他为中校营长。

不可一世的日军原计划三天即可拿下台儿庄，贯通南北战场，迅速灭亡中国，可是战斗进行到第十天，日军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遭受中国军队如此顽强抵抗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后来，疯狂的日军动用飞机大炮更加密集地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周开成的阵地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他们营三分之二的战士在这场战役中牺牲，剩下的官兵在周开成的带领下顽强地守住了阵地。这次战役，周开成因指挥得当，作战英勇，受到国民党国防部的嘉奖。

1939年秋，他随部队开到湖南岳阳一带抗日。日军占领岳阳后修了很多工事，架设了重重铁丝封锁线，铁丝网上都系了铃铛。他弄清情况后，命士兵们夜晚带上绳子，偷偷系到铁丝网上，退到安全地带后，用力拉绳子，不断引来日军炮火猛烈射击。这样消耗日军大量弹药后再组织攻击，端掉日军几个据点后就撤退。周开成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能力，受到上峰赏识，被提拔为代理团长。随后随部队开到滇西、滇南对日作战，他任第八军荣誉一师一团团长。

远征建功

1943年初，周开成随新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印度接受美国军训团训练。一年后回到第八军荣誉一师任副师长兼一团团长，驻防云南边境的龙陵、芒市、陆良、保山等地，为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1938年2月，由宋希濂任师长的荣誉一师，是国民党抗日中取得辉煌战绩的王牌军队之一，周开成到达驻防的保山一带时立志不能辱其荣誉；先前中国远征军在这一带多次被日军成团、成营地吃掉，说某团长战败自杀了，某营长逃跑了等。他们战胜天险渡过怒江后，行进的山谷都有日军的工事，交通中断，后续补给十分困难。他依靠当地老百姓，认真观察地形，侦探敌情，鼓舞士气，研究战术。一天，日军向周开成的防区进攻，开始火力很猛，他指挥官兵先是“不理睬”，当嚣张的日军进入他设定的四百米有效射程范围内，一声令下，一下子歼灭日军二百多人。宋希濂总司令、钟彬军长和李弥副军长等视察阵地后，大加赞赏，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后来，他又率部拿下日军十几个阵地，一直打到云南的龙陵城。这其中，他几次遭遇弹尽粮绝的困境，但都奇袭、巧攻日军重要据点和仓库，成功获得补给。攻占回头岭杀敌三十多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步枪三十支，获得大量牛肉罐头、饼干和手榴弹、子弹等物品。巧攻空树坡后，缴获日军步枪、轻机枪一百余支和大批罐头、饼干等物品。在攻打龙陵时，日军工事非常坚固，气焰非常嚣张。由于有美国空军配合，炸掉了日军指挥所，他们很快冲进龙陵，生俘日军二百多人。周开成率部北上占领龙陵后，卡住了腾冲和松山的咽喉，很快在大部队配合下消灭了日军的两个旅。为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率部攻龙陵的战役的战绩还被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拍成了电影播放。抗战结束时，周开成升任代师长，荣获“宝鼎”“云麾”勋章各一枚。

铁腕治军

周开成身材魁梧，相貌威武，虽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但也没有半点书生气，他眼神冷凝，满脸杀气，打起仗来是一股死拼劲，治军十分严厉。他对违纪官兵常常杀一儆百，部属对他畏之如虎。

周开成带兵打仗虽然没有共产党军队“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约束和爱护老百姓等军纪教育，但他对所带官兵都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每隔十至二十天都要集中严查一次部队纪律。他甚至亲自深入连队进行抽查，问有哪几条纪律，规定了哪些内容等，答对了奖励二十元，答错了出队关禁闭。无论官兵违纪都他都毫不留情进行查办。

在烟台驻防时，一个连长为买一包烟和老百姓吵了起来，连长动手打了老百姓两巴掌，拒不认错，他得知后集合全队人马，枪毙了这个连长；在滇西对日作战时，运输道路不畅，将士经常挨饿，有两个士兵饿得不行了，用军用毯子包走了老百姓两只鸡，一个士兵抱走了老百姓一头小猪，被检举核实后，他不容讲理、说情，一下子枪毙了三个士兵。

作战时周开成规定任何人不能在四百米以外对敌开枪，违者杀。在当团长对日作战时，一位跟随他多年的排长糊里糊涂开了枪，暴露了他的作战动机，被当场拉出去枪毙了。淮海战役中，有两个团长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炮火攻击，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撤退下来，其中一个还是他的老乡，被他当场挥泪枪毙了。

他特别痛恨逃兵，规定谁抓住逃兵赏五元，官升一级。被抓回的逃兵轻者割一只耳朵，重则枪毙。因而，他所带部队军纪严明，没有逃兵，个个英勇善战，他本人被誉为国民党军队的“常胜将军”，所带部队也被誉为“荣誉之军”“铁军”。

不过在淮海战役中，部队人马多了，整个国民党军队处于溃败之势，官兵常常吃不饱，士气十分低落，纪律也坏了，他的士兵常常抢夺老百姓东西，侵害老百姓利益，他也深感力不从心了。

淮海战败

1948年9月，周开成升任第八军少将副军长，同年11月任军长。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员能征惯战的干将，在参加淮海战役时，第八军是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战斗力比较强。淮海战役开始前，他所率第八军在李弥兵团指挥下驻徐州东的曹八集地区策应运河以东的黄百韬兵团作战。

1948年9月1日，李弥转达“剿总”刘峙命令，要周开成率部接替徐州城防和飞机场守备任务。不几天，又命他率部支援济南。9月底济南解放，他又受命率部回守徐州。周开成在这种作战目标不明确的途中奔波，胸中十分郁闷。大战开始前，上级洞悉了他的情绪，顾祝同专门会见了他说：“我这次带来了校长（蒋介石）口谕，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败共军。这一仗打胜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无量，打败了将死无葬身之地”。

当解放军向徐州进攻不久，黄百韬的兵团很快被打乱。11月9日，他奉命去救援碾庄黄百韬兵团，并部署由四二师为主攻部队；第一七○师、四十二师和五一○团在左侧前行截断解放军的归路和增援部队；第二三七师为预备队；保持与左翼的第五军和右翼的第九军联系配合并行前进。他的如意算盘在十二日黄昏即被解放军打破。第九军过不老河时遭解放军阻截不能前行，四十二师被解放军围困。13日晨，他又调二三七师攻占团山，结果难以前行。16日，在飞机大炮强大火力掩护下，才攻占太平庄、麻谷子，但他的人马已死伤三分之一，离增援黄百韬部相差甚远。

11月21日上午时，第一○○军军长周志道穿便衣带伤跑到周开成指挥部说道：“我们阵地全部丢失，碾庄也危在旦夕”；不一会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也跑来说，“碾庄阵地已被解放军突破，现与黄百韬跑散”。但他不为所动，仍以“铁军”之名艰苦地支撑着。22日上午，杜聿明、李弥等到他的指挥所，肯定了他为“党国”英勇奋战的精神，并还炮制了一个“徐州大捷”的大闹剧。南京派一行十几人的慰问团空降到徐州进行慰问，并给周开成本人授了“青天白日”功勋章一枚，给第八军授了一面“铁军”锦旗。

11月28日，李弥转达上级命令，“国军”将放弃徐州到涡蒙地区集结，要第八军作徐州总撤退的掩护部队。周开成受命后即调整部署。大部队在撤退时如鸟兽散乱作一团，严重影响第八军将士的情绪，他们自知淮海大战国民党军队失败已是大势所趋，其掩护部队已如螳臂挡车。加之经历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部队已近弹尽粮绝，很多战士饿死在战壕或行军途中。不少官兵仅为吃饱一顿饭纷纷投降解放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1949年1月9日凌晨，周开成的部队在向西运动中，被解放军发觉，一阵炮火将他的指挥所摧毁，他只好率副官、参谋长和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和警卫人员等向西逃，准备去找杜聿明和李弥。不料在行进途中，有人向他们射击。他的随从副官郑一峰错认为是友军第七十二军，就高喊：“不要射击，周开成军长在这里”。对方听到喊声后枪声更密集，他们这才知道开枪的是解放军。这时周开成突然想起了手中陈毅司令在此之前给他的劝降信。派郑一峰过去与解放军商洽投降事宜。过了一会，解放军派来了一位姓伍的排长接受投降。威风凛凛，驰骋沙场，身经百战而不败的国民党少将军长周开成，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命随行放下手中枪械投降，并将他用来防身保命的三寸白朗宁手枪也交给了解放军的（少尉，当时还没军衔）伍排长。

重新做人

被俘后的周开成不久被送到华东解放军军官训练团集中学习。尽管生活上很受优待，但几十年戎马生涯形成的“正统”观点，使他一时转不过弯来。“战犯改造表现”鉴定书写道：“该犯在关押初期，不肯认罪，不服从管教，拒不交代在反人民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公开坚持反动立场……”如在学习讨论会上，他常常毫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发表一些不同意见。讨论内战责任时，他却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国民党失败了，就将责任全推给蒋介石，这样说不公道”。虽然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持这种观点，但是训练团中能公开自己这种观点的人不多。

1949年暮春的一天，训练团请来著名作家夏衍给他们做报告。夏衍针对周开成等人的观点说道：“台儿庄战役是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打的，你们在座的包括周开成很多‘国军’将领都参加了战斗，难道说要中国人或你们这些将领与日本侵略者共同负担战争责任吗？难道说这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吗？……”夏衍的话，以其严密的逻辑，无懈可击的论证，使将军们包括周开成在内不得不低头认输。

周开成还说到：“淮海战役只是天公不作美，大雪使‘国军’的飞机、大炮、坦克和我的机械化部队展不开，原先制定的作战计划无法实施，从而导致了失败”。训练团的政工干部问他：“难道大雪只下到国民党军队阵地，不下到解放军阵地吗？国民党军队的大炮失去了作用，解放军的大炮为什么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呢？”如此反复教导，周开成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终于发生了转变。

1951他转到苏州解训团受训，后转山东禹城解训团学习；1953年转南京看守所学习；1956年转北京公安部看守所学习；1957年转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直到1975年3月19日特赦。这期间，他真正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在于严重脱离人民；悔恨自己不该与人民为敌。后来又“鉴定”道：“经过长期的改造教育，能交罪认罪，服从管教，劳动表现好，确有改恶从善的表现，建议特赦释放”。特赦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特赦后的周开成，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街19号，被安排在湖北省政协任文史专员，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他撰写了《荣一师光复龙陵之战》《临朐潍坊战役概述》《淮海战役中的第八军》《第八军进攻胶东解放区回忆》等大量的回忆文章在《人民政协》等报刊上发表。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周开成之子周远龙在黄石工作，女儿周远芝在武汉红十字会工作。晚年，周开成多次回到故乡，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巨变，他欣喜赞叹不已。在东门口（老财政局大院）他家祖屋“谦和泰”商行遗址处，有些惋惜地说道：“要是这栋房能留下来，也算是潜江城的古迹了”。据辉煌居委会八十六岁的龚开云老人回忆，周开成的祖屋从1948年开始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县委会、县工会、县农会、县妇联及城关镇都在此处办过公。参加工作后曾在周开成祖屋居住过的东方汽车零部件公司董事长邹家华回忆说：“谦和堂”占地约三亩，建有二十多间房子，城关镇搬走后，他当时所在的县农具修造厂即买下了这栋房子，他在此屋居住了两年之久。此房屋是当时县城的豪宅大户之一。

1994年8月，周开成病逝后，实现了其魂归故里之梦，葬入前明村二队。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万　敌

——民国潜江最后一任县长

万敌（1910～1987），又名殿元，字杰人。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辉煌居委会）人。是戏剧大师曹禺没“除五服”的叔祖。按潜江万氏家族“时际文德，家荷恩光”辈分排列，万敌应该是文字辈。他一生经历多次过山车式的翻转起伏，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名人。

少将任民国潜江最后一任县长

万敌的父亲名叫万际美，字子嘉，以庠生终极求学奔波，在城北设馆教学，兼种田为生，娶胡氏为妻，是曹禺曾祖父（万际云）七兄弟中的老幺。民国初，万氏家族中的人大多在外营生，曹禺祖居全赖万际美在家看守修缮，他逝于1932年。万际美育有三子，分别是万敔（yǔ）、万玟（wén）、万敌。万敌又是曹禺祖父（万綮）堂兄弟中的老幺。

万敌幼年入其父的私塾读书，十二岁入潜江县高等小学。1927年春，他考入黄埔军校（亦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两湖书院所在地）。当年2月12日的开学典礼上宋庆龄、董必武、孙科、吴玉章等都出席并讲了话。毕业后，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参谋、教官、营长、团长，少将旅长、少将高参、少将副师长等职。

1947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潜江后，民国县政府人员流亡于沔阳、应城、武汉、沙市等地。1949年1月潜江新任命的民国县长王子民（沔阳人）在武汉行使“按印授事”职权，五个月后，王因“渎职殃民”案，被国民党“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免职。这时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为了巩固所占领的沙市外围和搜集潜江军情，与民国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商议，决定派万敌任县长。

万敌受任于“危难”之中。他当时率绥靖第十旅，以少将旅长军衔驻守在沙市，旅部设在沙市交通银行楼上。潜江除浩口一部分地区外，其余均已解放，“县政府”实则是一个流亡政府，实行的是与旅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旅部总务科长舒赐福兼任县政府财政科长，秘书刘传生负责县政府的全部文书，民政、建设、教育科均由旅部人员兼任，同时任命各团、营军官任所谓区乡长。

1949年7月初，沙市接近解放，七十九军渡江南逃，万敌自知他的这点地方保安部队根本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任职三个月的万敌即向县政府人员宣布“自谋出路，各奔前程”，随后，他换上便装潜回潜江解放区，住进姐姐家中。潜回潜江的万敌仍对国民党卷土重来心存幻想，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原所在部队七十九军情况，一心想着归队。

两次被俘看前途渺茫起义投诚

1949年12月24日，万敌在四川郫县随军起义前，曾两次当过共产党军队的俘虏。

万敌第一次被俘是1930年底。当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江西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2月30日，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伏击“国军”十八师，歼灭九千余人，活捉师长张辉瓒，时任排长的万敌也在蒙蒙眬胧中做了俘虏。由于红军对放下武器的官兵实行了严格的“缴枪不杀”政策，保住性命的万敌后来又辗转回到了国民党军队。

第二次当俘虏是1949年春。时任国民党七十九军一九四师五八○团团长的万敌在荆门磨刀石驻防。元月底，解放军已对荆门形成包围态势，2月4日，驻荆门团林铺的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率部突围逃往了沙市，七十九军军长方靖和万敌等欲率部逃离时，即被解放军包围，他们不得不命官兵放下武器当了俘虏。被俘后的万敌趁解放军管理战俘不严的机会，两个月后的一天（即1949年4月）他逃出战俘营，到沙市投奔已补任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的门下，这就有了前述他任绥靖十旅长兼任潜江县县长经历。

1949年8月，困在姐姐家里的万敌打听到七十九军在恩施五峰山区时，便化装为小学教师从潜江出发，辗转一个多月，9月中旬在五峰再次回到了龚传文所率七十九军军部，随即被授七十九军少将高参，不久随部队到了四川忠县。当时，面对势不可挡的解放军，溃逃在湘鄂川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没有多少战斗力，但就是否起义投诚各部都在犹豫不决之中。龚传文即派万敌到重庆找十五兵团司令官（兼一○八军军长）罗广文。11月他到达重庆后，一○八军副参谋长黄德铸以“到泸州接家小”为由脱身，将其所带的两千多官兵交给了万敌。后罗广文即将万敌所带人马编为第十八师，任他为少将副师长，随一一○军军长向思明前行。

当他们一路溃逃到温江（今成都温江区）时，已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所剩都是残兵败将已没有了战斗力，罗广文等决定于1949年12月24日起义投诚。解放军命令罗部到郫县集中整编，因而，史志上也有记载，万敌“12月在四川郫县随军起义”。

1949年这一年，万敌真正经历了人生的过山车。在团长职位上当了俘虏；逃跑后升了少将旅长兼县长；解散部队潜逃后又回到部队，还升了少将高参；找司令官又“捡到”一队人马，被任命为少将副师长；最后随部队起义被收编。真正的跌宕起伏悲喜交集也未可知。

历经磨难苦尽甘来任省府参事

起义投诚后，万敌在接受解放军集中整训去资中县的途中，新兵团的副团长陈云与一副营长合谋，准备挟持军代表上山，被他发现使其阴谋错败。1950年4月，起义部队从四川资中县出发集中东下浙江整编，行军途中，首长将保护军代表安全之事交给了万敌，他左右不离，深得军代表信任。到达浙江华东军区整编地，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轮训队区队长。1952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3年在公安部苏北农场三分场工作。1954年10月转业回到了故乡潜江。

在万敌回到老家之前，他的妻子伍振华（安徽人）已在1952年带着他们的儿子万德馨（又名伍爱）回到了潜江。伍振华是一位知识女性，她带着万德馨先后在张港小学、左桥小学教书。

四十四岁的万敌回到老家辉煌村时，昔日诺大的家业已不复存在，其三进四出的祖居1939年被日军拆除烧毁了，所剩一点家产在土改时也分给了贫雇农，他们只能租屋住下。调整好心态的万敌为生计融入社会重写人生。他先到城区民办小学当老师，后受城关镇领导之邀去镇里当扫盲干事。因其声望高，影响大，1956年当选县人大代表。1963年万敌创办了城关中学（今文昌中学），并任校长，实现了重生之梦。

“文革”开始，厄运再次降到了万敌头上。红卫兵将他定性为“反动军官”，不断要他写交代、检讨，动不动就将他关押，各个造反派都争着将他作为最典型的“反动派”拉去批斗或陪斗，戴高帽子游街，“架飞机”遭打也是常事。这些人在批斗中找不到新鲜东西后，将他送到浩口田湖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作为“反属”的妻子伍振华也被送到了高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万德馨也在1969年被定性为“杀关管”对象，送到范新公社联丰大队插队落户。

1976年后万敌的人生噩梦才慢慢消退。三十而立的儿子万德馨回城被安排到县建筑公司当了工人，后被照顾调到市自来水公司化验室作质检员退休。万敌和妻子先后回城再次租屋过日子。1981年被选为潜江县政协委员并任常委。虽是政协常委，但日子窘迫、经济拮据。1983年他不得不向政府申请生活困难补助。当年11月，荆州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文，要潜江县政府一次性给了他五百元补助金。1984年7月，潜江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正式发文，将他工资由二十一级提高到十七级。

1985年他当选潜江县第二届政协委员，第五届省政协委员，同时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与他在国务院任参事的侄子万枚子（万刚叔父，前面有传）成了同行，工资也转由省政府拨发。

苦尽甘来的万敌这时才真正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和舒畅，他不顾体弱多病的困扰，满腔热情地投入撰写回忆录，其中《起义前后》《国民党最后一届潜江县政府》等文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只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87年7月，万敌因病在潜江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2015年5月26日，笔者在市自来水公司采访万敌的儿媳潘喜贵时，她告诉我：公公万敌性格温和、内向，待人和蔼、诚信，喜欢读书写作，不论时局是非，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的很多不公正待遇也从来不抱怨。晚年在任省政府参事时，工作特别倾情，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婆婆伍振华1975年病逝；丈夫万德馨是在2009年病逝的。她们的女儿名叫万家春，现在潜江驻汉办事处工作。公公去世后其骨灰先安放在辉煌居委会骨灰堂，后骨灰堂拆迁，移至现自来水公司院墙西边墙脚下。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

李书城

——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元老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

李书城（1882～1965），字晓园，又名筱垣、小垣，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袁桥居委会）人。他跨越了中国近代史的半个世纪，经历了满清帝制、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蒋介石独裁及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是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元老，也是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他平生择善固执，临事不惑，总与时代同步前行，一生颇具传奇。

探求真知投身辛亥革命

李书城的祖父李家明，一生务农，终年劳作，只求得温饱，生活颇为艰辛，但他们省吃俭用供其独子李金山（1844～1919，字凤亭，李书城之父）攻读诗书，期盼能一举成名。李金山寒窗苦读二十多载，屡考屡败，直到38岁才考取秀才，由此，他打消了读书做官的念头，到县城西堤外（今西堤一带）设一学堂，开始了以教书为业的漫长生涯。

李金山生三子四女，长子李书麟，早夭。二子李书城，三子李人杰（即李汉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书城六岁就在其严父又是严师的私塾开始读“四书”“五经”，十六岁赴县城参加考试，中了秀才。因他头后的长辫子常扎一根红绒绳，里人都称其为“红绒绳辫子小秀才”。李金山虽执教于穷乡僻壤，但他思想开阔，通达时局，因而他所教弟子诸多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巨子，如傅志祥、刘静庵等。李书城在其父影响之下从小就习文练武，抱负远大。

1899年入县城儒学就读的李书城，因其聪明好学的特异禀赋被省学使王同愈发现，举荐入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经心书院就读。他在省城读书时，正值清政府腐败无能至极，“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起义遭镇压，“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帝京沦陷，列强不断讹诈清廷割地赔款、签订卖国求和条例，激起人民不断起义反抗的动荡时期。当时，早他入读两湖书院的同乡好友、革命志士傅慈祥与湖南唐才常领导长江流域的人民起义时，傅不幸被清廷拘捕杀害，得此噩耗的他，义愤填膺，埋下了仇视清廷、救国图存的种子。

1902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秀学子三十一人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学习，定期八个月毕业，李书城就位列其中。他的同班同学有湖南的黄兴、浙江的周树人（鲁迅）等。同年，他在黄兴的影响之下结识了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对其反清的革命主张十分信仰，并与孙中山等一同从事反清、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

李书城思想十分活跃，留日期间他在原鄂籍学生创办的“励志学会”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湖北同乡会”，并于1903年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湖北学生界》，亲笔撰文宣传反清救国主张，成为中国学生在海外首创刊物载入史册，随后各省留日学生相继办起了《浙江潮》《云南》《江苏》等刊物。同时，针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行径，他积极组织并参与留日学生抗俄、拒俄义勇队。这年夏天，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开展反清救国活动。

回国的鄂籍同学大都参加了以吴禄贞（湖北云梦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先驱、民族英雄，时任清军教官）为首的武昌花园山聚会活动，李书城负责秘密联络湖北新军参加革命。张之洞侦知情况后，怕他们“惹麻烦”，采取釜底抽薪之策，将李书城、胡炳宗等再派日本；将胡秉柯、贺子才等派往德国、比利时；将吴禄贞调往北京任骑兵监督；另一部分人不分派职务，使其无生活着落离开武汉。

1904年李书城化名“丁人俊”再次东渡日本，由学文改为习武。他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他的胞弟李汉俊在吴禄贞的支助之下，一同赴日留学。1905年4月，孙中山在欧洲组建革命团体，李书城闻讯与黄兴筹集一笔经费汇给孙中山。同年7月30日，李书城出席在日本友人内田良平富家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成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李书城化名李唐入盟。

1907年，参与黄兴在士官学校选出的一批同盟会坚贞者成立“丈夫团”，准备回国后夺取兵权。同年5月，清军时任龙州边防教导团总理的钮永建（上海人，同盟会元老之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日本考察军事，看望李书城，约其毕业后到广西任教。1908年底李书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随即到了广西，担任由蔡锷任总办的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监督。1909年2月兼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成为其学生，并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准备为革命起事。5月妻子与幼儿玩枪走火，妻身亡。当年冬，李书城拟借陆军小学堂学生毕业典礼时刺杀广西抚台张鸣岐后举行起义，不料走漏风声，遭通缉离开广西。1910年2月，经吴禄贞推荐，担任清政府咨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4月与甘鹏云（潜江人，时任黑龙江省财税监理，前面有传记）之女甘世瑜结为夫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李书城响应南方革命军号召，携眷离京南下。11月2日由沪乘船抵汉。当时，湖北军政府总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地总司令，命李书城为总司令部参谋长。随即他们赴汉阳组织军队向汉口清军进攻，苦战十余日，由于敌强我弱，进攻失败，27日汉阳失守，他与黄兴先后离鄂去上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兼参谋长，李书城担任陆军部顾问，兼总统军事秘书。4月，南北议和后，南京临时政府撤销，黄兴任南京留守府留守，李书城任总参议。同年9月，李书城任北京民国总统府军事处次长，被大总统袁世凯授陆军中将衔。

洪流勇进反对独裁统治

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讨袁之声此起彼伏。1913年4月受孙中山委派，他赴南京发动第六师伐兵讨袁，至10月，讨袁失败，遭袁世凯通缉，不得不与黄兴亡命日本。后与黄兴赴美考察，继续宣传反袁主张。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李书城即出任北京摄政内阁陆军部总长，黎元洪总统顾问、国务院参事等职。

1917年10月，孙中山树起护法斗争的旗子，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南北战争爆发。李书城离开北京政府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在湖南津市成立了“湖北护国军”，李书城被任命为护国军总司令兼湘西防务督办，参加“护法战争”。11月妻子甘世瑜病逝，由于军务在身未归。1919年任广州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护法战争”的失败，李书城和孙中山等都感到革命前景有些茫然。当年5月，他回到上海寓所闭门读书，想在书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恰在此时，他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向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这使他思想深处为之一振，并支持李汉俊从事马列主义活动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因而，就有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他家里召开的这段历史。当年春，李书城在上海与薛文淑结婚。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李书城应黎之邀，再度赴京出任总统府顾问兼国务院参事。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成立临时摄政内阁，李书城出任陆军总长，支持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之后，他全身投入支持国民党改组及实行国共两党合作。

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的李书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所谓的“清党”，并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之后，汪精卫也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宣布和共产党决裂，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革命遂告失败。这时，他拒绝参加国民党重新登记。

大革命失败后，其弟李汉俊与国民党左派詹大悲于1927年12月一同在汉口遭桂系军阀杀害，李书城也以“亲共嫌疑”遭逮捕。1928年3月，经冯玉祥、程潜等人营救才获释。从此，李书城对蒋、汪之流感到愤恨，后来积极地参与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活动。

1928年他获释后，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议。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军阀大战，这年5月，他出任冯、阎讨蒋军事顾问，作为一名政客、谋士，原以为联合各方就一定能打败蒋介石，他的希望再次破灭。这时，他决心卧薪尝胆，另辟出路。

1932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夏斗寅任湖北省主席，为了装门面，特意请回老上级、民国元老李书城和孔庚（浠水人，黄埔军校教务长，民国元老）等到省政府任职。这年夏天，李书城从上海来到武汉，再次就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后因拒不执行蒋介石修路“围剿”鄂豫皖工农红军，被改任教育厅长。1935年出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任职长达十四年之久，并在1937年建成了湖北省图书馆，这座精致的仿古建筑至今仍然屹立在武昌蛇山脚下。

亦真亦幻耿直为国奔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书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其声望和影响，积极为国奔忙，做了许多别人难以做到事情。

1938年3月10日，国共在汉口召开了由李德全（北京通县人，冯玉祥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主席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宋美龄、史良、邓颖超等任常务理事。不久，李书城力主建立湖北儿童战时保育院，并推荐李伯刚任院长。后来这批难童中的许多人又进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成为国家之栋梁。6月，日军调集五十万兵力进攻武汉，一种意见认为北平、上海都放弃了，武汉没有保卫的意义。李书城力主保卫武汉，周恩来布置《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采访任务时，得知没有采访李书城，周恩来说：“不找李先生等人，如何反映当地上层人士的意见？”可见李书城在周恩来心中的重要性。10月，武汉沦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准备迁到鄂西恩施，有人劝李书城留在武汉，因为他的一些同学已是日军高级将领，不会有人伤害他，他却说：“宁愿去摆测字摊，也不留在武汉当亡国奴，更不会充当无耻的汉奸！”

1939年，举家迁往恩施后，积极投入抗日行列，除继续担任湖北通志馆馆长外，还兼任湖北银行董监会常务理事。当年秋，主持成立“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恢复发展鄂西经济，支持抗战。他曾多次与冯玉祥面谈，要冯积极抗日。一次，冯玉祥在重庆招待知名文艺人士的宴会上，紧紧握住李书城女婿冯乃超（中共党员，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现代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手说；“李书城先生真是一位大好人”。

李书城为人耿直，主持正义，他曾多次当面批评省主席陈诚，对省政府意见也是一针见血，搞得陈诚时常尴尬，但又不敢怠慢，还曾多次驱车拜访，听取他对抗战的意见。但李书城提出的建设新中国、新湖北的建议并未被国民政府采纳，相反国民党却加紧制造反共摩擦，消极抗日，对日进行妥协退让，破坏统一战线。对此，李书城表示极大的愤慨。1942年冬，为稳定军心，蒋介石来到恩施，听取国民党元老对抗战的意见，特请李书城出席，李书城却把请柬丢在一边。侄女问他为何不见蒋介石，他却说：“我见他干什么，见他还要换中山装，我多年穿长衫习惯了，不想费神”。1943年7月，董必武曾对《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说：“李书城是一个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的人”。

李书城德高望重，是民国少有的“怪杰”之一。他在恩施时，因民政厅秘书为理发打了理发师傅，还恶人先告状要抓捕理发师，他认为民政厅长张难先不察民情，不为民做主，滥用职权，上门“棍打张难先”，令所有公职人员肃然起敬，深受教益。民国元老、时任省政府参议会议长的石瑛（湖北阳新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身着布衣，俨然一乡下老头在菜地锄草，路过此处到城外探亲的恩施城防司令部罗参谋迷了路。罗对石瑛问道：“老头儿，请问你一个路”。为此石瑛大发雷霆闹到司令部，认为司令彭善对下属管教不好，不懂礼节，要司令作检讨，并开除罗参谋。李书城得知此事后，当天下午来到石公馆，他进门即模仿石瑛骂罗参谋的语气：“好大的议长，好大的官啊，要是当了省主席还不是和陈诚一样，骑在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一席话把石瑛弄哈哈大笑，并收回了成命。

1943年末，因对国民党抗战不力的不满，对陈诚不重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的愤慨，一气之下他弃职上了峨眉山，住在一小庙里拜能海法师学佛，临行前曾说：“陈诚一日不离开湖北，我一日不回来”。他离开恩施后，正遇大儿子病危住院，他托湖北银行行长周苍柏照料，不久儿子去世后，他也没回恩施，连后事都是由周苍柏料理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赶紧收拾行装下山，迎接新的战斗。回到武汉，当他看到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满天飞，一时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他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军事独裁更加愤慨。当时，中共南方局派李声簧（李汉俊之子，即李书城侄子）、赵忍安两人到武汉重建党组织，李声簧住在李书城家（今武昌武珞路五十一号），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李书城全力支持。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血腥镇压共产党和抗日功臣及民主爱国人士，暴露出国民党法西斯的真面目，李书城积极投入反蒋的民主斗争之中。1948年，他在武汉发起反蒋的和平民主运动，成立“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并以常务干事身份南下湖南劝说程潜率部起义。

1949年1月，他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封锁区，北上河南解放区，拜会陈毅、刘伯承两位将领，三个月后，他回到武汉，不顾当局的恐吓和威胁，多次在集会上宣传解放区的大好形势。渡江战役打响后，他又动员武汉各界人士组织成立“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力阻白崇禧败退武汉时的炸毁电厂等大破坏计划，为和平解放武汉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加建国永葆勤奋清廉

1949年9月，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与新中国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这位饱经沧桑、历经几个朝代的老人流下了热泪，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同年10月19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名六十七岁的李书城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并提请中央任他农业部部长。当时有些同志想不通，总理告诉大家：李书城是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而又投入孙中山讨袁护国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我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既首当其冲，又困难重重。李书城不顾自己年过古稀，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政策和农业技术知识。在家里，他对夫人说：我放在餐桌上的农业书籍不要随便拿走，让我吃饭时随手翻翻。他还风趣地说：过去我认识孙中山、黄兴、阎锡山、蒋介石，现在我又认识米丘林、鲁森科（两位均是苏联农业专家）了。

1950年10月6日，应湖北省主席李先念之邀回到家乡，参加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鄂开会期间，潜江的一些不了解中央土改政策的乡党、绅士、亲戚纷纷找他，想让他当“庇护伞”，他热情接待后，要他们主动向农民交出多出的土地和财物，使潜江的土改运动推进得十分顺利。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农业就有了可喜的转机，1950年，粮食较上年增产百分之十点八，皮棉增产百分之五十八点九。1951年3月他以农业部长的名义颁布了《农业丰产奖励试行办法》。次年3月，奖励了李顺达、吕鸿等全国劳模。

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长五年期间，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山西、山东、河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都留下了他深入田间地头的足迹。五年间，他组织在全国建立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国有农场一百一十多个，省、专区、县农场两千三百多个，国有牧场八十九个；建立农业科研机构八千三百多个，从事人员达十多万；广泛开展了群众性农技推广工作，如适当密植、合理灌溉、推广良种、改良土壤等，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好评。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书城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工作。

李书城身在北京，心系故乡，关注着故乡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关心故乡的教育事业。1956年4月，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到潜江视察。当他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后，在县（当时潜江还没改建市）招待所对汇报工作的县领导说：“我作为家乡的一员，应该感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再次证明了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力量的伟大”。1963年3月，他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再次回到家乡视察，特别提出了要到城南中学（今潜江中学）去看一看。看望了师生们，询问了他们学习生活情况，当看到有的学生做体操动作马虎时，亲切地说：“我也算是你们的校友，希望你们听毛主席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随后，认真打了一套太极拳给学生们看，并为潜江中学圈定了今校园用地。

李书城一生清廉。新中国成立前，他为官多年，当过总司令，任过政府部长，带过数万兵，但却没有一点私蓄。蒋介石当政后，他更淡泊名利，不献媚，不颂扬蒋政权。他除了有些古字书籍外，别无他样，真可谓一生清贫。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高位，享受国家行政五级的工资待遇，由于家大口阔，子女多，除大儿子抗战时病逝，小儿子新中国成立前被挟持台湾外，其余五子女均在国内，生活也并不富裕。他自费订阅报纸杂志。国家给他配的车，他不许家属子女乘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坚持与群众一样，以瓜菜度日。新中国成立前一身长袍衫，新中国成立后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伴他入土。

2010年，有人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收集资料，才知道李书城已九十岁的大女儿李声瑛祖孙三代住在武汉市百步亭小区三十七平方米左右房子里。父亲不为女儿以权谋私，女儿不向国家伸手讨待遇。1963年9月，李书城的三儿子李声芳从长春赶到北京看望生病住院的父亲，他要求儿子早点回去上班，并将当时《光明日报》刊登《年轻一代》话剧的台词剪下作赠言要他努力工作。1964年，他小女儿北京地质大学毕业，他没托人留在北京工作，而是鼓励他到祖国边疆广西去工作。这应该是如今共产党人和官员们的真正榜样！

1965年8月23日，这位活跃在中国近代史舞台半个世纪之久，为国共两党敬重、为中国革命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被胃癌夺去了生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董必武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主持了追悼大会。8月29日，在北京中山堂为其举行了公祭，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陈列室。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钱　瑛

——新时代“女包公” 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

钱瑛（1903～1973），号海霞、寒松，原名钱秀英，又名生桂，曾用名陈海萍、陈秀英、彭友姑、黄淑云、张秀文、陈萍。潜江（今周矶办事处）人，祖籍湖北咸宁。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继史良（司法部长）、李德全（卫生部长）之后的第三位女部长。被誉为新时代的“女包公”。

刚烈摆脱封建婚姻

今潜江市田关河与西荆河交汇处南岸的周家矶，在清末民初，东过田关经东荆河，入汉江通汉口达襄阳，西破长湖，至沙市通宜昌，与紧靠东荆河西岸的梅家嘴（今园林办事处梅嘴村）和汉江西岸边的黄家场（今周矶办事处黄场村）均为潜江境内商贾云集的重要市镇。十九世纪末，今咸宁市咸安区永安办事处肖桥村有位靠打草鞋、织芦席为生，名叫钱蓝田的商人来到了潜江梅家嘴。他诚信勤劳，很快由手工业者变成了当地有名的富商，先后在周家矶、黄家场买地建房，开了新的铺面。

钱蓝田生有三子，老大名钱汉臣，老二名钱训臣，老三名钱立中。在周家矶中街有名为“钱记杂货铺”“钱记钱庄”“钱记花行”“钱记篾货行”的四家店铺便是老二钱训臣主持的。当地人都称钱训臣为钱二爹。钱二爹生有一子三女。儿子名叫钱子英，大女儿叫钱兰仙（又名钱瑾），二女儿钱云仙（又名钱瑄），三女儿钱秀英。这钱秀英就是尔后在洪湖苏区威震敌胆，新中国成立后首任监察部长的钱瑛。

钱瑛1903年5月4日生于周家矶。她三岁时，家里突遭厄运，在周家矶的四家店铺毁于一场大火，损失惨重。1983年元旦，家住汉口友谊街太平里十七号的钱瑛二姐钱瑄，对前去访问的潜江县志办的李尧章、罗仲全等同志说：“钱瑛癸卯年（1903）生于潜江周家矶，三岁时随母亲回咸宁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潜江。我们是潜江、咸宁两头住”。钱瑛七岁时，就随哥哥姐姐在钱二爹给他们请的家庭教师所办的私塾读书，从《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入门，到四书五经，唐宋诗词她都涉猎过。钱瑛酷爱吟诗作文，作文极富文采。

钱二爹是一位“道德守旧，学问唯新”的人，对她们姐妹管教极严，绝不允许她们走门串户。但是由于其经商，时常游走武汉、咸宁、沙市等地，加之带着她们姐妹迁移也较频，使钱瑛有机会接触到新的思想和事物，慢慢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挑战和叛逆精神和倔强个性。她十一二岁，就向父母亲力争坚持不裹脚。十四五岁就悄悄地在周家矶街上交了“十姐妹”，在与这十姐妹的交往中，钱瑛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渴望独立的人格及向往自食其力生活的取向。

随着岁月的流逝，钱瑛渐渐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十六岁那年，由父母做主为她儿时定亲的黄家场大户的陈少爷病死，要钱瑛去吊孝。按旧时习俗，如果这时前往，她即要“吊孝守寡”。钱瑛坚决不去，这等于向父母宣誓，再也不要干涉她的婚姻大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慕名到钱家提亲者络绎不绝。钱瑛的母亲挡不住媒人的游说，经过反复挑选，收下了一张姓大户人家的聘礼，再次为女儿定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认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这种包办婚姻会导致种种人生悲剧，也会断送自己读书求学的前程，数次与母亲争论，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要求退婚。

钱瑛十七岁那年，在县城学校读了几天书的张少爷上门来认亲。钱瑛在绣楼上拒绝见面。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更何况这样退婚势必影响钱家的声誉，遭来乡邻们的冷嘲热讽。于是其母斥责她不孝，逼迫她接受这位夫婿。张少爷自认为有学问，胆大妄为地上楼从门缝中塞了一封信给钱瑛，其中写道：“看上去，你是一朵迎春花；只不过，一支烟来一杯茶”。性格刚烈的钱瑛读后，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这天深夜，她写下了《誓死不做男人的烟和茶》的绝命书，拿起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喉咙，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听到异常声音后，急忙赶上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惊吓之余急忙请来医生救治。钱瑛的命保住了，但颈部从此也留下了一块深深的疤痕，新中国成立后她还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起这段往事。这次钱母真正领教了她性子刚烈的恐怖，只好为她退了亲，再也不在钱瑛面前提及她的婚姻之事了。

通过这件事，钱瑛进一步认识到要摆脱封建婚姻的罗网，必须冲出家门，学到独立生活的本领。此时，钱家经济并不十分宽裕，加之钱二爹脑子里潜藏着重男轻女的意识，本不想再送钱瑛继续读书，但拗不过女儿的苦苦请求，终于答应她到县城职业女校学习。钱瑛进了职业女校后，成绩十分突出，修业期满即留校当了一名老师。但钱瑛并不以此为满足，决心赴省城深造，以求学得更多的知识。

坚定投入中国革命

1923年，钱瑛说服了父母同意她报考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湖北女师是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当时，中共“一大”代表、指导董必武在湖北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李汉俊正在女师任教，他主讲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史等。李在其家中设立了“武汉妇女读书会”，并为读书会主讲唯物史观和妇女解放。钱瑛就是读书会成员之一。她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她读了李汉俊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三阶段的妇女解放》、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等刊物上的大量革命文章后，思想积极倾向革命。

从1925年起，钱瑛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1927年初，二十四岁的钱瑛经吴瑞芝（中共早期革命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是年春，钱瑛女师毕业，接受党组织短期培训后，即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会工作。

1927年，钱瑛刚到九江开展工作不久，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一下子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九江的政治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7月，党组织通知她迅速离开九江，赶住南昌。尚未起程，她又获悉南昌“八一”起义失败，钱瑛即赶住广州，并参加了当年11月26日由叶挺领导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钱瑛只得化名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再次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征程。

钱瑛脱险心切，慌不择路地跳上了停在珠江边的一艘贩卖女人的黑船，得知情况后，她趁船老大和打手不备，一头扎进汹涌的珠江，幸被好心的渔民救起，才免于一死，躲过一劫。上岸后，投宿到一家小客栈，隔壁房间的两个男人见她语音不同，生得白皙灵秀，先是起了邪念，后又怀疑她是“赤匪”“共党”，打算抓她去领赏。她机警地逃脱了两个男人的盯梢，登上了火车。火车还没开动时，警察以查票为由，搜捕“赤匪”，当查到没票的钱瑛，怀疑她是“共党分子”，把她带到警察局进行一番搜查，结果只搜到了她事先准备好了的一首《木兰诗》。诗中说，她是一位恪守旧礼教的节孝女子，在随父外出投亲的路上遇到了土匪，随身携带的钱物被抢，父亲被打死，她誓死不从，死里逃生，落难至此。局长对这首诗大加赞赏，觉得这样一位“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党”，便放了她。就这样钱瑛凭自己的文才和机智，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历经千难万苦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

1928年7月，钱瑛接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达上海后，被分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做秘书和交通联络工作。在工作中，她结识了比她大七岁，时任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谭是广西贵阳（今广西贵港市）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后，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在大学即已入党，是中共早期的革命家之一。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当年10月结为夫妻。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的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前往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习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不久，女儿提前呱呱坠地。为了全身心投入学习，她将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1931年春，学业期满回国时，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他们夫妇都要忙于革命工作，于是把女儿留在了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她再辗转寻找孩子时，得到的是女儿年幼不幸夭折的信息。

钱瑛回到上海与谭寿林团聚不久，1931年4月初，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苏区工作。正欲启程时，上海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要钱瑛先走，他留下处理好善后之事再去洪湖会合。这一告别成了他们人生的诀别。4月23日清晨，谭寿林被捕，作为“重犯”由上海转至南京严刑审讯，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三十五岁。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并将在狱中与敌人作斗争的经历写成的《俘虏的生还》文稿通过秘密途径带出狱，1959年整理出版。钱瑛触书生情，写下了《再读〈俘虏的生还〉》一诗：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如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以表达对失去丈夫的伤痛和深情怀念。从此，她再没有涉足个人婚姻问题。

1931年7月，她到达洪湖苏区后，任湘鄂西省总工会秘书长。她在领导工运的同时，还主编《湘鄂西工人》刊物。中共潜江第一任和第二任县委书记胡幼松、张光福于1930年先后被杀害后，1931年11月钱瑛毅然决然接任潜江县委书记，继续革命。她任书记期间组织潜江人民恢复生产、抗洪抢险，竭尽全力解决贺龙领导的驻潜红三军二万三千多人住房、给养等问题，领导游击队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1932年5月，当敌人趁红军主力在汉水北岸行动时，欲偷袭洪湖中心苏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钱瑛沉着机智，临危不乱，率领一支游击队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我军驰援赢得了时间，从此游击队军威大振。二十世纪六十年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就是根据她和贺龙的妹妹贺英的原型打造的。钱瑛观看了该剧后曾写道：

回首湖滨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飙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古今，一曲名扬震五洲。

1932年12月，洪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三军主力突围撤离洪湖苏区，钱瑛化装成跛足中年妇女，化名突围至上海找到党组织。次年初，被任命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押入国民党的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她坚贞不屈，与同狱的共产党人帅孟奇（湖南汉寿人，女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夏之栩（浙江海宁人，女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轻工部副部长）等一起领导狱中斗争，为抗议敌人的迫害，曾与狱友四次绝食获胜。1936年春，被押解至南京的“反省院”。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经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钱瑛结束了四年监狱生活，回到了革命队伍。

钱瑛出狱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省委机关撤至宜昌，她代理省委书记。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1939年2月她又担任中共鄂中区党委书记，领导鄂中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调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书记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冬，调任中共中央重庆局组织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之下，昼夜操劳做了很多工作，深受周、董的器重和信任。1946年，重庆局随“陪都”迁入南京，改为南京局，她仍任组织部长，在敌特如网的环境中机警地开展了很多工作。同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钱瑛奉命转赴上海，担任上海局组织部长。在上海开辟第二战线和领导学生运动。1948年9月，钱瑛到达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务实无畏坚持真理

建国初期，钱瑛历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兼妇委书记、纪委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长等职。1952年11月，奉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部党组书记，任职达五年之久。1959年4月，改任国家内务部部长。1964年11月至1965年4月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这期间，1956年9月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钱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还是革命战争的非常时期，她都坚持真理，讲究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铁面无私的精神应对不正之风，以春天般的温暖对待群众和同志，受到中央领导、广大群众和同志们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

1932年5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她对夏曦“怀疑一切”的做法十分不满，当面表明了不同意见，说道：“创造苏维埃的人不会有那么多反革命！”由此，保护了一些蒙冤受屈的同志。1943年，她入延安中央党校后，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并接受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的“审查”。十年前洪湖苏区“肃反”扩大化血的教训让她记忆犹新，她不避风险，为蒙冤的白区工作同志进行申辩，写下了很多证明材料。她还多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我党一大批干部。

1953年春她到广东进行调研时，发现当时广东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问题严重，即形成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亲笔批阅转发了这份报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她有一半的时间下基层调研。在调研时，她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小队和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钱粮赈灾济民，拯救了一批濒临死亡的灾民。如1960年冬，她率工作组到甘肃调研时，发现甘肃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省委领导介绍是“群众思想有问题和坏人捣乱”，她弄清楚情况后，认为群众没有问题，出现这种局面恰恰是领导干部浮夸虚报，强行征过头粮造成的。她极为痛心，大胆直陈，急电中央迅速调拨粮食赈济灾民，并建议调整了领导班子。

也就在这次甘肃调研中，她在酒泉地区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发现大批“右派”知识分子因缺粮而饿死，没死的人也躺在洞穴和地窝棚子里奄奄一息。面对如此的惨绝人寰景况，当场给了农场主要负责人几耳光，并拿着拐杖指天戳地骂道：“如此待人，天地不容”，并马上给酒泉地区领导打电话，要他们把酒泉地区的公交车全部调来，赶快救人、救命。在当年如泰山压顶的极“左”大环境下，有几位高官能有如此大无畏精神受世人敬畏景仰呢？现在还有不少幸存者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情地对钱瑛表示感谢。

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的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进行案件的甄别工作。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冲破“左”的雷区，平反甄别了1958年3月就被“铁定”为“反党集团”的省委原书记李世农、“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张恺帆书记（书记处书记）案件进行平反。与此同时，对党内违法乱纪分子她也毫不留情。如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夫妇打击陷害群众案，她坚持原则，认为定性准确，不准翻案。“文革”中这对夫妇又投靠江青和康生，筹组“革委会”，“文革”结束后即被判刑，也验证了钱瑛的政治判断能力。

“文革”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纪委、监察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的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为肺癌，被送进北京日坛医院“监视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她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的老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时任日坛医院党委书记），借查房之机转达了其他同志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不准她继续治疗，改为“监视”出院，导致病情不断恶化，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1978年钱瑛被平反昭雪。当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悼词中称她“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党一位有威信的女干部”。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朱声达

——享受正兵团级的省军区司令员

朱声达（1914～1985），潜江（今张金镇土地口村人。1954年前张金属江陵辖，因而不少史料上称之为江陵人）。十七岁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官至宁夏军区司令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之一，因其在战斗中左臂伤残，后被人誉为“独臂将军”。他历经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生让人惊叹。

参军当警卫的放牛娃子

朱声达原名朱顺民，又名朱大生，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入私塾读书不到两年，十二岁即为地主放牛、干杂活。1930年贺龙领导开辟的湘鄂西革命队伍根据地拓展到张金河一带，土地口乡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七岁的放牛娃朱声达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之中，次年春加入少先队，参加查赌、禁烟、站岗放哨等活动。当年秋天，张金河一带苏维埃政权遭受敌人的摧残，朱声达报名参加了红军，为九师二十五团勤务员。

1932年3月朱声达加入共青团，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跟随红二军团军长（后改编为第九师，任师长）段德昌在荆（州、荆门）、江（陵）、潜（江）、监（利）一带，攻打沙岗、三官殿、普济观、郝穴、汪家桥等地，转战潜江、沙洋、荆门等地，攻克新沟嘴、文家墩、龙王集。由于他精明能干，参战英勇，屡立战功，深得贺龙和段德昌的喜爱，很快被调入九师警卫排任段德昌警卫员。

段德昌1933年5月在“肃反”中遭诬陷被冤杀，贺龙关照朱声达转任师部通讯班班长。1934年8月后，调入六师十八团，先后任副连长、连长。他随部队先后参加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先后转战湘鄂西、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在湖南的一次战斗中负伤。

1935年秋朱声达入红军大学第四分校学习，后随校参加长征。长征途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连连长，直到陕北。

贺龙两次救起的朱娃子

朱声达一生颇具传奇，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仅贺龙就曾两次将他从鬼门关救出。

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时。1932年，时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的夏曦，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顾军长贺龙的多次坚决反对，以杀“改组派”（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内部以文人为主新成立的所谓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名义，三次进行大规模“肃反”。1933年5月，九师师长段德昌遭诬陷在湖北巴东金果坪江家村被杀害，作为警卫员的朱声达受株连，被捆绑关押，要他交代段德昌的“罪行”。

一天上午10点多钟，他们将看押的朱声达及段德昌的“同党”集合起来，准备处决。正在这时，贺龙军长与时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二军政委的关向应来了。贺龙问：“集合他们干什么？”看守答：“处决！”贺龙又问：“他们犯了什么罪？”答曰：“他们是‘改组派’”。贺龙非常严肃地反问：“你们说他们是‘改组派’，有什么依据。比方朱娃子（指朱声达），穷苦出身，给地主放过牛，他能是‘改组派’吗？快将他们放了！”由此，他逃过了一劫。

第二次是红军长征途中抢渡金沙江战斗后。1936年3月下旬，红军在滇黔边抢渡金沙江时，师长卢冬生挑选了识水性的洪湖籍战士组成突击队攻占渡口，朱声达被选为队长，他带领六十多名勇士，乘风雨之夜，冒着枪林弹雨和惊涛骇浪先后攻占了海洛塘渡口和木瓜寨渡口，使红二、六军团在三天时间内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就在大部队渡江时，朱声达在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行走困难，被就地安排到老乡家治伤。他跟随部队心切，偷偷跑出来寻找部队。由于伤势太重，他晕倒在路边草地上，幸好贺龙率部队经过此处，听到呻吟声，过来一看，发现是英勇负伤的“朱娃子”，即命令四师卫生部长周长庚派担架将他抬了出来，使他跟上了部队。

身经百战的独臂硬汉子

1937年朱声达到达陕北时，年龄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军龄也只有六年，但他已随部队转战十多个省区，身经百战，成为一位英勇善战，深得贺龙等首长喜欢的指战员。

当年8月，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的部属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贺龙任师长率部奔赴晋西部抗日前线，朱声达即任一二○师警卫营营长。一年后，调任一二○师七一六团二营营长，带兵直接与狂妄的日军短兵相接作战。他参加了宋村、陈庄、黄土岭等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他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

1938年，他率部攻打北同蒲洛泥河火车站日伪军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左小臂被炸得血肉横飞，拇指、食指也被炸掉。由于医疗条件差，只是进行简单的包扎和救治，又去了前线指挥战斗。虽然他命大保住了这条胳膊没被截肢，但肘以下残废了。这就是他被誉为“独臂硬汉”“独臂将军”的来历。

1939年4月在齐会村战斗中，他率二营向日军水原旅团背后运动，实施反包围，进行夹击。经过三昼夜激战，歼敌七百多人，切断了水原旅团的退路，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奇迹。同年秋至1943年，先后任晋绥军区特务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他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及甄家店、田家会等重大战役。在田家会战斗中，他率部消灭日军六百余人。在甄家店战斗中，他设伏歼敌，遭日军五次反扑，最后率部与敌人肉搏，歼灭日军五百余人。

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1945年4月，朱声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1947年晋绥军区独立旅参谋长，后任独立第五旅旅长。他作风民主，工作细致，注重团结，调动指战员积极性，使其所率部属战斗力十分强劲，多次受到上级嘉奖。1948年任第一野战军二兵团三军九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绥包、晋中、太原、运城、荔北、晋西等战役，为解放大西北立下汗马功劳。

老红军变成“反革命分子”

1949年11月，朱声达任甘肃军区酒泉军分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第三军九师师长，后调任八师师长。随后被派往朝鲜战场观摩学习。1952年底回国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之一，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1957年朱声达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即任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军区司令员，并担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参加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军区的创建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方针，大力加强部队和民兵建设，经常深入基层与战士和群众打成一片。1960年，军区机关搬迁到荒无人烟的西夏区后，他大抓植树造林和绿化营区工程，受到各方赞誉。他尤其注重搞好军政、军民关系，贯彻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同宁夏地区党政领导和群众关系密切，为宁夏地区的建设、繁荣和安定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开始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及党政班子成员马玉槐、马信等均遭攻击，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无保障。朱声达实在不愿看到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他动用了军区警卫力量，将受攻击的党政主要领导安置在军区大院保护起来。

接着宁夏和北京的造反派相互勾结，将朱声达从京西宾馆劫持到北京水电学院一秘密据点关押批斗，并施以肉体摧残。后经周恩来指示，才将这位老红军送回。

自“文革”开始，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及宁夏的追随者就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给朱声达强加了“贺龙死党”“贺龙在宁夏搞‘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分子”等多项莫须有的罪名，遭残酷迫害。造反派还逼他证明“贺龙不是洪湖苏区创始人，是他杀死了段德昌”等，均遭朱声达严词拒绝。他还给中央写信，表达对贺龙的感恩之情。由此，朱声达在1968年1月，被撤销党政军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陕西蒲城县大荔农场强迫劳动改造。其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林彪“九•一三事件”（1971年9月13日）后，直到1973年10月朱声达才复出，被降职为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但对他的“问题”并没平反。其间他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和刚正不阿的品德让许多当事者汗颜。

弥留之际得平反的赤子

朱声达对“文革”期间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一直不服，并同康生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了申诉。经多次复查，直到1979年2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有线广播大会才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经中央批准，撤销中发[1967]407号文件，对由此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同时宣布：中央同意对文件中强加给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不实之词予以推倒。经中央同意，对1967年8月28日发生的所谓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

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的朱声达已年过六十五岁，1979年11月，中央决定让他任甘肃省军区顾问组组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10月，朱声达离职休养。

离职休养后的朱声达，对“文革”期间强加给他的“罪名”虽然平了反，但对将他降职的错误决定未予撤销，正军职并没有恢复仍心有遗憾，曾向组织提出请求。直到1985年1月中旬，他在病危弥留之际，中央军委才下达了撤销过去降职的错误命令，晋升他为正兵团职（从离休之日算起）的命令。然而，此时朱声达已处于人事不省的昏迷状态。但这对守候在身边的其夫人杨志坚及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的长子朱曙光等家属也算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1985年1月21日，朱声达在兰州病逝，享年七十岁。骨灰安放在西安革命烈士陵园。2015年5月12日，我在张金镇土地口村采访朱声达嫡孙女朱玉珍等人时，她们提出了一个极朴实的小要求，希望潜江市有关部门能在朱声达家乡为他立一块碑，让戎马一生的老将军能魂归故里。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曾祥煌

——潜江少有的共和国开国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对七百九十八位将领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这些将领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过重大贡献，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开国将军”，曾祥煌就是其中之一。

为求温饱参加革命

曾祥煌（1914～1981），1914年2月生于潜江范新八户台（今园林办事处所辖的工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曾凡富靠种四五亩薄田和打短工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生育祥煌、祥瑞两子。家境虽然贫穷，但曾凡富还是十分重视孩子读书。曾祥煌七岁即入周家矶刘登银先生所办的私塾读书。

曾祥煌十四岁那年，其父因病早逝，他不得不辍学以长子身份承担起种田养家的责任。十五岁时，遭遇土匪绑票，家里人找一徐姓富人借了二十大洋才将他赎了回来，随后他即给徐家打长工一年，抵清了欠债。曾祥煌从有记忆开始，常常过着难得温饱的日子，家里经常断粮，每年都得向富人借粮度日。

1930年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拓展到潜江，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在潜江展开，各区乡都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苏维埃政权”，成年人大都加入了农民赤卫队，青少年则加入少先队。十六岁的曾祥煌即加入了少先队，次年加入了共青团，先后任范新乡、黄家场区少先队的分队长和中队长、团支部书记。他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粮食，有田种吃饱饭”。

1932年8月，湘鄂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撤离苏区。此时，曾祥煌在荆门石牌加入红三军七师十九团，次年秋编入九师二十六团。先后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193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任连指导员。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他随红军经历了“两次长征”。第一次是为逃脱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他随部队撤离洪湖苏区时，经河南、陕西、四川，历时近一年，辗转到了湖南桑植。第二次是1935年11月，他又随大部队从桑植出发，转战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区到达陕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革命意志坚定，想到的已不是个人温饱问题，而是要跟着共产党推翻旧体制，建立新社会，为更多人求温饱。

能征善战屡建功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曾祥煌在八路军一二○师直属通讯营任教导员。部队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抗日前线时，他被派往山西神池县任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兼县委书记。他以抗战的合法身份，依靠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捐献活动，为部队筹措了大量的物资、钱粮和弹药。当时，阎锡山委派的县长要求所捐筹的钱粮枪支应由县政府统一管理和分配，他洞悉其奸，采取由动员委员会和县政府联系会的方式，武装进步团体和人士，用民主决策的方式争得了钱物，挫败了县长的阴谋。

1938年3月，调任新兵团政委，在山西寿县一带招收训练新兵。同年8月，改任师教导队队长兼政委。1939年1月，任一二○师独立游击三支队七团政委，他率一营兵力赴冀中敌占区唐河、沙河一带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他配合地方干部组建地方政权，发动群众采取游击战等战术开展武装抗日，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他认真侦察摸清日军活动规律，协同蒙汉游击队，多次神出鬼没伏击“扫荡”的日军，攻破日军的据点，时常打破其“扫荡”计划，让日军闻风丧胆。

1940年春参加冀南战役。4月随部队返回晋西北后，又参加晋西北军民夏、冬季反“扫荡”战斗和“百团大战”。他在指挥战斗中，利用自己多年率兵实战积累的经验，很好地协调配合指战员参与战斗，其所率部队和本人屡立战功。1941年1月，调任一二○师独立旅七一五团任政治处主任。

1943年冬，部队在陕西塞子湾边抗日边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同战士一道上山砍树，搭盖营房，开荒种地。他在日记中写到：“蓝天当被子，茅屋是毯子，脸盆当菜碗，树枝当筷子，真是乐在其中”。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5年8月任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政委。1947年7月任三五八旅副政委（后任政委），协助政委余秋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取得经验，彭德怀曾赞誉说：“整顿军队余秋里、曾祥煌功不可没”。他先后参加延安保卫战，参加攻克榆林、包头、沙家店、蟠龙、瓦子街、洋马河、清涧、宝鸡等战斗。在延安保卫战中，他所在的部队是掩护中央机关、学校、医院及陕甘宁边区机关撤离，他率部队先是采取阵地战狙击敌人，后来采取运动战保卫延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功不可没。

194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政委，与师长罗坤山率部进军青海，解放西宁。途经甘肃回民地区时，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之下，深入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调解了回汉矛盾，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策，很快剿灭了马步芳部，为青海的顺利解放做出了较大贡献。

积劳成疾抱病工作

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致使其神经极度衰弱。1950年春解放青海和甘肃后，在组织的再三催促下入住兰州医院休养。由于西北医疗条件差，一年多的治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1951年9月转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病情好转后即转入旅大（今大连市）疗养院疗养。

在大连疗养期间，曾祥煌仍然积极努力工作，承担起疗养院休干党支部书记的职责。1953年没痊愈的曾祥煌总是惦念着他热爱的军旅事业，多次向组织申请出山工作，当年10月被任命为旅大警备区副政委。八个月后，调任解放军锦州（57）速成中学校长。他在任校长期间经常与学生同吃同住一起听课，深得师生的爱戴。

1956年秋，曾祥煌调任三十八军政委。当时军部在吉林通化，在零下40摄氏度的情况下，他深入连队踏勘训练场地和防御工事，与战士一道参加军事演习。由于劳累过度，曾病倒在演习现场，硬是被同志们抬回驻地。回到军部后，他仍然关心军事演习，多次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原本就体弱，更由于冷热交加，患了严重的哮喘病。1959年冬，再次转旅大疗养所休养。

1961年任解放军雷达通讯工程学院政委。1964年7月因病离职休养。1965年入武汉军区休干所，1969年搬到荆州军分区休干所休养。1979年，被选为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曾祥煌一生，严于律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从严要求自己和亲属。他生育子女四个，都是普通百姓。弟弟曾祥瑞，至死也是潜江田关砖瓦厂工农队的一农民。

1981年3月9日，曾祥煌在武汉病逝，享年六十七岁。他在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他是潜江这块热土上走出去的少有的开国将军之一，也是潜江人民的骄傲。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周家美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打出来的将军

周家美（1913～1997），别名周义成，曾化名田川。潜江（今总口农场雷台分场红光大队，旧时称潭子总口）人。十三岁参加革命，是一位身经百战、凭其机智勇敢拼打出来的将军。

贫苦出生参加红军

周家美幼时家境贫寒，其父周国栋靠几亩薄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常常外出帮工以补贴家中不足，即便母亲常常带着他们兄妹几人四处逃荒要饭，一家人还得忍饥挨饿。饥寒贫困和疾病，先后夺去了他母亲和兄妹的生命，仅剩下父子相依为命。

周家美七岁时，父亲省吃俭用的将他送到乡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困，六年的私塾只断断续续读了不到三年。1926年10月，土地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潭子总口，周国栋被选为乡农民协会主席。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朦胧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十三岁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跟随父亲进行打土豪分田地。

1929年11月，贺龙率领的工农红军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拓展到潜江，中共潜江县委在拖船埠（今渔洋镇拖市村）成立，随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潭子总口的苏维埃政府相应成立，周国栋担任乡苏维埃主席。1931年5月的一天，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在没能抓到周国栋的情况下，抓走了周家美。他机智地应对了敌人的多次审讯，后亲友和乡亲们出一百块大洋将他保了出来。

1932年7月，在国民党疯狂“围剿”下，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转移。周家美父子先后躲藏到监利、石首等地。几经辗转，他们在荆门老洼窝找到了红军连长万正浩，报名参加了红军，周家美成为湘鄂西独立一师一团一连的战士，父亲在连里当了炊事员，后调到师部工作，随部队在贵州拓展苏区工作时牺牲。周家美从1934年起，随部队先后转战湘鄂西的鹤峰、五峰、桑植及豫西南、川鄂边等地，当上班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随部队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周家美随部队转战湘鄂川黔甘陕等九省，行程一万六千余里，经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及敌人的围追堵截，先后参加大小几十次战斗。长征出发时他所在营七百九十多人，过完草地后整编才九十多人。长征途中的战斗中，他机智勇敢的表现深得师首长赏识，先后在红二方面军四师、团、营任特派员，办理师首长交办的特别任务。1936年10月随部队到达陕甘苏区时，他已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特派员。

坚守冀东抗日八年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家美随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开赴晋绥抗日第一线。1937年底，在山西原平县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负伤。伤愈后，1938年3月被调到宋时轮（湖南醴陵人，抗战初任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后率部进军雁门关以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任雁北支队队长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授上将军衔）支队三十四大队任特派员。6月，随宋时轮和邓华第四纵队向冀东挺进。

部队过了昌平后，周家美奉命带四名战士到附近筹措军饷。由于筹款对象都已逃跑，筹款无获，他便带领四人依靠当地地下党的武装力量，乘敌不备，采取夜间突袭，速战速决策略，仅用半个月的时间，打掉了设在乡镇的二十多个伪警察局（所），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和一些钱物。同时，他们边战斗、边宣传、边扩军，很快组织起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晋察冀游击队。当他率部与大部队会合时，宋时轮称赞周家美：“灵活机动，筹款不成，扩军二百，干得好！”

1938年至1942年，一直随宋时轮转战在平西、平北及冀东一带，在日军盘踞的核心地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宋时轮支队骑兵大队政治委员，单德贵（湖南茶陵人，早年加入国民党，被俘后参加红军，抗战时在冀东任三支队长[团级]司令，后投靠日伪军）支队三大队队长、支队参谋长，十三军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十二团营长，参谋长，十三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十二团参谋长。

1943年6月，在冀东被任命为第八区队区队长。当月下旬，他率部进入滦东地区，先后袭击安山东站和大横河据点，消灭敌守军四十余人，俘敌一百八十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九十支。9月中旬，为避开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及伪军共四千多人对抚宁、昌黎、迁安、遵化等地的秋季“大扫荡”，将部队化整为零，并亲率二连跳出包围圈，端掉敌人横河据点，歼灭日伪军三十多人，缴获步枪三十余支、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支，还趁日伪军合围“扫荡”迁安地区之机，又率部直扑滦县，奇袭伪建设总署，击毙日军三人，俘虏伪军八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掷弹筒二支、长短枪十支。

1943年秋和1944年春，他率部在卢龙、昌黎、迁安一带奇袭日伪军，接连打胜仗，气得日军山田旅团长找来特务队长，限期一个月查明周家美的行踪并消灭之。3月28日，当日军得知掩护邻近县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的周家美部在营山附近消息时，山田亲率千余日伪军向营山进发，企图围歼周家美部。面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周家美指挥若定，先后打退敌人的十八次冲锋。当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他才率部于29日夜成功突围。为表彰周家美在冀东一带打击日伪军的功绩，中共晋察冀军区授予他“坚持冀东抗战八年纪念章”一枚。

横扫辽西战功卓越

1945年初，周家美被任命为第十六军分区第十八团团长。当年8月14日，日军宣布投降后，他即奉命率所部十八团与十二团组成东路挺进部队第一梯队进军东北。8月30日4时，十八团首先攻占山海关，日军以只向蒋介石政府投降为借口拒绝放我军出关，周家美即率十八团攻占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打开了解放军迅速进军东北的通道。

1945年9月4日，他奉命率部进驻锦州，先后任锦州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他一方面率部除奸反霸，剿匪安民，先后遣散伪军一个旅5000多人，消灭地方武装近万人，逮捕和镇压一批国民党反动分子、潜伏特务、汉奸、恶霸等；一方面招兵扩军，到了10月，锦州卫戍司令部所属部队由一个团八百多人，增加到五个团、五个营，一万五千多人。这些部队后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十二旅后，周家美任旅长。

1946年4月，周家美被任命为热东（十八）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9月6日，他率军分区独立团在杨家杖子成功地打退了锦西增援之敌，击毁敌汽车十余辆，俘敌五十多人。在堵截溃逃之敌时，俘敌三百多人，缴获机枪十余挺，步枪二百多支。9月21日，再战杨家杖子时，俘获敌师长于泽林及敌官兵五百余人，缴获重机枪二十余挺、电台十部。

1948年3月，率军分区独立团配合锦西县支队，在虹螺岘歼敌五百多人，击毙花子队（土匪队伍）大队长郭纯仁。5月，截击国民党中央军八百多人的抢粮队伍，夺得六十多辆大车和一批粮食。5月，接任热河东（十八）军分区司令员。下半年，组织分区所属部队与各县支队对残余土匪进行全面围剿。仅二十天时间，全歼凌源、凌建、建昌三县土匪。至年底，全地区绝大多数地方的土匪被消灭。10月15日，锦州解放，即被任命为锦州卫戍区司令部司令员。1949年1月，周家美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辽西省军区参谋长。

情系家乡捐资建校

1952年调任松江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年秋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在县长李富五的陪同下，看望与他一起战斗过战友，慰问保释他的亲友和乡邻。

1956年10月，调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少将军衔。1962年12月年仅四十九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因心脏病复发，不得不离职休养。1966年2月回到湖北，在湖北省军区元宝山干休所定居。

1977年12月，周家美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他特别关心青少年成长，经常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晚年的周家美体弱病多，很少能随心所欲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潜江，但他对家乡的眷念和关怀却有增无减。1981年他不顾家人劝阻，直驱故里，为家乡翻天覆地变化而由衷喜悦。1986年6月，他已是八十三岁高龄，不顾医院和家人劝阻，执意回到家乡，将多年积攒下来的两万多元，捐献家乡修建“希望小学”。

1988年7月，他再次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8月26日在武汉病逝。终其一生，正如他的老战友、老部下给他的挽诗那样：

将军浩气贯长虹，跃马挥师一代雄；

丰功伟绩垂青史，亮节高风启后崇。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廖诗权

——从放牛娃到铁道部副部长

廖诗权（1913～2007），潜江渔洋镇荆安桥村人。从我采访他的侄子廖书海等人了解到，他是典型的从放牛姓到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正部级待遇）的传奇人物。

参加红军历经长征

1913年农历九月十五，廖诗权出生在东荆河畔荆安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廖赐怀娶谢氏为妻，靠河滩边的几亩薄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得时常去大户人家打短工补充养家不足。廖诗权有兄妹三人，兄廖诗钱，妹廖其枝，他是家里老二。八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困，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早晚都得为家里放牛。十二岁即辍学给新沟嘴（古地名，今七一村）王姓地主放牛，求得温饱，分担其父养家之难。

1925年大革命的浪潮涌进了潜（江）、监（利）、沔（阳）三县交界的荆安桥一带，中共潜江第一个党小组在相隔不远的拖船埠成立，中共潜江第一任县委书记胡幼松在这一带领导的农民运动正轰轰烈烈，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新沟嘴乡农民协会成立，协会相继建了青年团、妇女协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赤卫队等组织。十二岁的放牛娃廖诗权被选为儿童团的团长，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段德昌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进驻拖船埠开辟革命根据地后，廖诗权革命干劲更足，革命信心更坚定。他带领儿童团参与打土豪、分田地，为红军站岗放哨比大人还认真积极。1929年底，他得知其堂兄廖诗钊加入了国民党，态度坚决地说服其加入共产党，廖诗钊不从，他即带领赤卫队将其抓获关押，其兄被逼无奈自缢身亡。

1930年初，不满十八岁的廖诗权在新沟嘴加入了洪湖游击队，当年5月初编入贺龙领导的红六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的斗争中被编入红六军第九师。1932年初，洪湖苏区大“肃反”，他险些遭杀害，幸亏遇上了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的关向应，关说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放牛娃怎么能成反革命。最后以开除他的党籍并罚做苦工一年（1934年才恢复他的党籍）而告终。1933年秋，随军攻打老新口的战斗中负伤，在洪湖瞿家湾养好伤后，被编入独立师任连指导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5年11月，随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被迫从湖南桑植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廖诗权担任收容队的副队长，他两次进入被称之为“死亡世界”的草地。第一次经过艰难的跋涉走出草地后，他又奉命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回到草地，收容那些掉队的战士。临行前贺龙嘱咐：“他们都是革命的火种，你们回去多带一个战士出来，就多了一颗革命种子，一定要尽力而为！”为了尽力挽救那些掉队的战士，他和收容队的同志想尽了办法。有的战士昏迷过去怎么也唤不醒，廖诗权将他自己用于驱寒的辣椒粉塞进昏倒战友的鼻子里，刺激他们打出喷嚏活过来。辣椒粉用完后，他们采取打嘴巴的方法。有的战友脸被打紫也没能苏醒，只得将他们草草掩埋，默默地离开。

红军大部队过草地后，收容队入草地时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方圆几十公里连充饥的野菜也找不到。廖诗权和收容队的同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被救起的伤病体弱的战友，自己找草根、牦牛粪等充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第二次入草地带出了近百名战友，得到了贺龙军长的高度赞扬，并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

转战晋陕红顶商人

1936年10月20日，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宁夏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即进驻陕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廖诗权被编入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二○师任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随部队开赴晋西北抗日第一线，抗击日寇并开辟抗日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武装斗争后，建立了晋绥军分区和晋绥边区行署，廖诗权先后任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后勤部长，负责战时物资供应。

1943年，晋绥边区行署和军分区将机关所有商店统一合并为“兴业公司”，以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特意将后勤部长廖诗权调任公司总经理，他一下子由军人变成了“红顶商人”。兴业公司下设营业、土产、财会、采购四个科，管辖三个货栈和十个分店、门市部。廖诗权担起繁荣边区商贸，保证八路军供给的这项艰巨重任后，他带领全体职员与敌人进行艰苦的经济斗争。一是消灭银洋黑市，严厉打击伪币，控制“法币”流通，提高边币信誉。对一些资本家、地主等不法商人暗地里使用银洋套购边区物资，倾销奢侈品，扰乱市场行为，他带领边区武装稽查队在兴县、神府县和岚县等地设卡缉拿，稳定了边区市场。二是大力发展商业，积极组织对外贸易。面对日寇的“扫荡”和封锁，他发动边区各县团体和个人开办商店，并筹资四百万元为新办起的一百二十一家商店铺底；安排采购科全员出动，开辟了边区与太原、大同、交城、榆次四条运输线，并主动联系十二家硝厂为军队生产火硝。采购回的大量军需民用品，不仅满足了晋绥边区的军需民用，他还往来于陕北，将部分物资用于支援陕北根据地；三是扶持群众合作社，帮助贫穷商人致富，打击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这些措施使最穷的晋绥边区成为商贸繁荣地区，有力保障抗战的军需民用，粉碎了日寇一次又一次对边区的“扫荡”。

1944年秋，他为打通与河北保定贸易渠道采购药品，险些丢了命的同时，还因祸得福带回了未来的妻子刘淑香。那次他到保定后，即与保定地下党刘书记取得联系，在药品交割时被皇伪军以“八路涉嫌犯”抓获。刘得知情况后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将廖诗权以“女婿”之名领回家中，当夜即将还蒙在鼓中的女儿刘淑香和廖诗权一同送出了敌占区，不久他们结为伉俪。

奔波铁道功勋卓越

1946年初，廖诗权调西满军区（后改称辽吉军区）任军区供应部部长，不久又调任嫩江军区后勤部部长。1946年7月，为了将东北解放区的铁路连通，迎接解放战争，中共东北铁路总局成立，开国上将吕正操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廖诗权调任总局经理部副部长，1947年2月，改任总局财务部部长，从此廖诗权的后半辈子就与中国的铁道结了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敌人派大量飞机对我铁路线进行狂轰滥炸，时任郑家屯铁路分局局长的廖诗权，带领铁路员工、家属和周围的群众，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日夜战斗在铁路线上：一昼夜修复了彰武四条站线和十条道岔；奋战六昼夜修建成木制供水塔，保障列车和部队供水需要；一昼夜抢修起被炸坏的彰武柳河铁路桥。10月8日，廖诗权接到情报，说敌人距他们所在地彰武县城只有十几公里时，他沉着应对，先组织将部队的伤员和后勤部门撤走，再撤家属，最后撤职工。1988年，吕正操在回忆录《挺进东北》一书中写到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必须暂时撤出彰武。郑家屯分局长廖诗权在彰武亲自组织撤退，疏散车辆。他首先组织人力将一千多名伤病员送上火车，转移到通辽，又将在甘旗卡收容的四百多名伤员及掉队人员的行李、物资，用四五列列车运到通辽，撤退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直到11日早晨，敌人的枪炮已打到彰武站，廖诗权才乘一辆轨道摩托车离开彰武”。这之后，他升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副局长。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联，所乘列车过山海关后，即转由时任锦州铁路局局长的廖诗权下属的司机开车，随行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十分担心车开得不稳等问题。廖诗权没像其他路段安排领导开车，而是安排技术过硬、信得过的老司机开车，毛泽东一路夸奖说这段行程车行最平稳。滕代远见到廖诗权后高兴地说：“你个廖瞎子（廖常年戴近视眼镜），搞铁路还真有两下子！”

1951年12月廖诗权从锦州铁路局调铁道部材料局任局长等职，这之后任成都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心扑在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事业上，立下汗马功劳。1956年，他在全国人代会议上建议“恢复1954年前的物资供应体制”（即将物资供应指标分配与销售分开）和“重视铁路建设”，很快得到采纳；1958年10月，他任成都铁道局局长后，成昆铁路线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有时他在工程建设第一线指挥协调一干就是几昼夜。

1977年12月任铁道部副部长后，中国铁路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他都亲自抓。1979年他带队到英国考察铁路设备建设情况后，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组织技术人员两个月时间生产出“减速顶”一千多台，让后来谈合作的英国专家无不折服。1980年4月，他先后到长沙铁道学院和株洲电力机研究所就中国铁路电气化和铁路机电设备建设进行调研和指导，并对电空接触器、风冷晶闸管元件指导检验。1982年7月9日，成昆铁路四川甘洛县利子依达沟爆发泥石流，造成机车颠覆，死亡、失踪一百三十人，一百四十六人受伤的特大事故，六十九岁的廖诗权不顾年老体弱之难，次日赶到现场，慰问伤员和抢险职工，指挥铁路抢修，保证了提前通车。同年，他在五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国家要将旅客运输摆在应有的位置”，为后来国务院综合协调有效地组织春运进行了提前预警。

1982年底离休任中顾委委员后，他仍然心系中国铁路建设。1991年10月，他在西安举行的中国电气化铁路通车三十周年的学术会上讲道：“中国铁路电气化的未来，硬件好上，现在薄弱的是软件，尤其是要注重人才培养。”其中就电气化铁路要使用铜质导线，他都如数家珍说道：“铜线看是一次投入高一点，但运行时间长，维护养护成本低，使用寿命长”。他讲得头头是道，被大家誉为中国铁路建设新时代的詹天佑。

心系家乡关注烈属

新中国成立后，廖诗权先后两次回到家乡。第一次是1953年，他从东北调铁道部工作不久出差武汉，特地挤出时间顺道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那时交通不便，他乘船到达沔阳后，找人租了一匹马骑回家，没上潜江县城。回家时，家乡正在进行土改，他问陪同他的乡镇干部，恶霸大地主袁良同杀了没有？他特关注与他一同闹革命的袁国林、李诗培、习善全、习善宜、杨光潜、周管全、廖诗武、谢耀文等一批故友，当得知他们都早已牺牲并成为革命烈士后，又在乡镇干部的带领下，一一上门问候烈士遗属和后人，对有些困难的烈属，他还从微薄的工资中（当时他月工资才四十多元）拿出十元、二十元钱进行慰问。同时，要求家里亲戚不要搞特殊，珍惜分得的土地，种好地。

1970年，老家渔洋公社拖拉机站想买一辆汽车，弄不到计划指标，即派其侄子廖书海找到他，他即给四川省交通厅领导打招呼，批了一辆重庆产“山城牌”汽车计划。他怕汽车长途从重庆开山路回潜不安全，特地从重庆用火车将汽车运到武汉，并派司机将车送到了潜江。后来，家乡又说缺农用机械，他即给四川省农机局打招呼，一次批了二百台手扶拖拉机计划。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期。煤炭是最紧缺也是潜江最需要的物资之一。县长在廖书海的陪同下，找到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廖诗权，他虽然不直接分管煤炭计划，但没打官腔，而是变通用火车皮运输计划置换出家乡需要的煤炭计划。他当即给郑州铁路局局长打电话，协调河南省煤炭厅一次批了两列车（五千多吨）煤炭计划，后来，每年都为潜江落实上万吨煤炭指标。

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11月30日，廖诗权再次回到潜江市（当年5月撤县建市）。他在时任市委书记马忠泉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家乡的城市建设和幸福集团后，对家乡的巨大变化称赞不已，再次告诫家乡的“父母官”，千万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日子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并多次问起与他一同闹革命牺牲烈士后代的有关情况，交代要好好照顾烈士遗属和后代。

2000年1月，市委、市政府在京举办“潜江籍在京同乡联谊会”，特地请来了年近九十岁的廖诗权。我当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在接送及接待廖老的过程中，感觉他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我们安排了请廖老红军讲话的议程。他乐滋滋地只讲了两句话。一是向家乡的父老乡亲问好！二是祝家乡的明天更美好！

清廉自律革命一生

廖诗权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职、高官时期，他始终保持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本性。在山西抗日时期，他身为晋绥边区行署兴业公司总经理，物资钱财经他之手无计其数，他没有贪占一钱一物，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被誉为“无产商人”。为忙于革命事业，1945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后，即交给山西一张姓地下党抚养，女儿至今名字都叫张业英。

新中国成立后，好几次要给他涨工资，他都以各种理由予以谢绝，而其党费交得总比同级别的人多。他常常说到，我能活到今天已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想起为革命牺牲的那些先烈和同志，再争地位和待遇于心不安。“文革”期间他在成都遭造反派批斗，一会说他是“肃反”的漏网之鱼，一会说是不关心政治的“当权派”被打倒，曾多次揪出去批斗。一次，造反派将他戴高帽子进行批斗时，说他态度不好，要给他“架飞机”。热爱他的成都铁路局的一批职工实在看不下去了，组织工人将他抢出会场藏了起来。他却担心为保护他的那批工人受牵连和迫害，又“主动”去接受批斗。

“文革”结束后，他将平反昭雪补发的四万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去交了党费。1977年12月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后，他只要坐火车，仍然坚持在锦州、成都等地当铁路局局长时养成的习惯，上车后即到车头锅炉间（那时大多使用蒸汽机）换下添煤工为机车添煤烧锅炉。

1981年，他侄子廖书海因为县里搞煤炭有贡献，单位按责任制结账发给其奖金三万元，他得知情况后，坚决要廖书海退回那份应得奖金，并对廖书海说道：“我清清白白为党和国家干了一辈子，为家乡搞点煤炭计划是从支持老区建设考虑，你如果为此得了奖金，那就变味了”。廖书海时常乘火车往返京城、潜江，有一次他上车后去补票，列车长得知他是廖部长的侄子后免费让他乘了车。此事让廖诗权得知了，他狠狠地教训了廖书海，当即给郑州铁路局局长打电话，批评了列车长，并安排夫人刘淑香汇去了车票款。

廖诗权育有二子、三女，他对子女从小要求就很严，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任何额外的名利。长子（老三）廖东升，成都铁路医院普通职工；次子（老幺）廖云升，铁道部公安局普通干警；大女儿张业英，铁道部天津物资处一般干部；二女儿廖海红，成都铁路局医院护士；三女儿廖京京，铁道部医院医生。他家没有一位现代流行的“红二代”或“官二代”。

1982年，县党史办派人赴京采访潜江籍一批老同志，并请他们每人提供一份自传和简历，想从他们那里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结集出版。廖诗权借故推辞了采访，并没有提供相关自传等，当时有些同志很不理解。他第二次回到家乡，接受市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再次采访时，终于解开了这个迷。他对采访的同志说道：“我很简单，个人没有啥讲的。无非是忍饥挨饿，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完成任务。我们这些幸存者不必大书特书，为革命牺牲的人很多，他们事迹更感人。你们要把这些先烈的事迹写出来，一代代传下去”。

他家里的家具是任副部长时，单位统一配发，自己出一半的钱添置的。一张皮沙发，用了近三十年，油漆已脱落，坐上去还顶屁股，子女们要为他更换，他说艰苦奋斗是共产党的传家宝，坚决不同意换新的。他第二次回到家乡时，上身穿的是的确良中山装，脚穿一双是旧旅游鞋，讲的还是一口浓重的家乡话，没有一点高官的派头，

2013年10月23日，我在渔洋镇镇长吴清兵及廖书海等人的陪同下，寻访到廖诗权出生地荆安桥一组。特地到廖诗权父亲的坟墓上去拜谒，其坟茔与普通百姓坟墓没有两样，就连记载其父大名、生卒年月的石碑也没立。廖书海告诉我们，其叔坚决反对为他父亲立碑，并说：“那是‘光宗耀祖’‘树碑立传’的封建做法，我当年闹革命就是为了反封建”。

廖诗权在逝世前曾留下遗嘱：死后丧葬从简，不要告知家乡领导和亲属，以免增加他们麻烦。2007年11月30日，廖诗权在北京逝世。家乡领导和廖书海都是在12月23日看到《人民日报》发了廖诗权病逝消息才知道其逝世的。

廖诗权病重期间及逝世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祁开仁

——从国民党上校军医到共和国将军

祁开仁（1908～1991），字仲达，潜江（今王场镇许台村三组）人。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国民党军队上校医务主任，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授少将军衔，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军少有的军事医学科学专家。

辗转学医为救国

1908年农历冬月十一（12月4日），祁开仁出生在许台村一个殷实的书香门第。其祖父是位秀才，有文化，会经营，在许台村附近为许家留下了一百多亩肥沃的湖田。其父祁运春是清末的拔贡生，民国初又入武昌辅通中学读书，毕业后以教书育人为业。1919年祁运春与同在武昌中学任教的董必武成为挚友。因教书育人很有名气，1921年祁运春还被选为湖北省议员。

祁开仁少年时聪明好学，是潜江县城少有的优秀学子之一。十二岁（1920）离开潜江，随父亲到武汉入武昌第一中学读书。四年后又入湖北省高级中学读书。高中毕业时，其父要他报考北京或上海的大学学工，他看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很多人因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早逝，决意要学医治病救人。1926年夏，祁开仁报考湖北省立医科大学被录取。入学不久，北伐军打进武汉，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而被迫回家等通知。

1926年10月，“国立武汉中山大学”（亦称第二中山大学）成立，医科大学并入其中，次年春他接到通知即入武汉中山大学学习。上课不久，学潮便风起云涌，武汉中山大学被迫停办。这时，祁开仁与同学们一起到时任国民政府湖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李宗仁那里请愿，后经李宗仁协调，医科大学的学生全部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前后学医九年，1935年他毕业即分配到国民党广西南宁军医院任内科医生，同时兼任广西医学院和南宁军医学校老师。从医的第二年即成了少校医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宗仁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员，广西是他的老家，他要广西派医务人员支援他。于是广西军医院就组织了一个战地手术团随李宗仁开赴抗战前线，祁开仁改作外科医生随团出征，先后在武汉等地救治抗战将士。手术团在武汉扩编，改成第五战区野战医院，后又改成军政部第八重伤医院，祁开仁升任上校医务主任。

1937年10月，武汉失守，医院撤到湖南。长沙失守医院继而又撤到广西阳朔。迁移到阳朔的战地医院很少有伤员可治，眼看前线的许多抗日伤病员因缺医少药得不到有效医治而伤亡，立志行医救国的祁开仁感到莫名的焦躁。他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内外政策开始失望，最后变为绝望，深切感到其治病救国的愿望在国民党军队难以实现。

改赴延安似华佗

祁开仁有的同学向院长辞职去了延安，之后给他来信，说那里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正搞得轰轰烈烈，非常欢迎医疗技术人员去工作。1939年夏，他秘密前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李克农主任，提出了要去延安、去前线救治伤员的要求，受到欢迎。几天后，他放弃在国民党军队的优厚待遇，秘密携怀孕的妻子陈智贞，带着两名医生，千辛万苦到达重庆红岩村。在重庆他们有幸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对他弃暗投明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赞扬，随后引荐给了叶剑英。叶剑英肯定他们从此找到了用武之地。随后安排搭乘宋庆龄在香港募捐到的一辆赠给八路军的新式大救护车前往延安。

1939年9月，祁开仁几经波折到达延安后，被安排设在柳茆镇的八路军总医院任外科医生。他白天为伤员看病、做手术，晚上当老师，给医生传授医疗技能。其讲义都是自编、自刻蜡版和油印，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他精湛的医术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受到领导和同仁的普遍好评，被很多伤病员称为“再世华佗”，不久升任外科副主任。后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副院长、第一分院院长，还兼任延安卫校和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教员。

“百团大战”后，他主动请缨要求上前线救治重伤员。1940年11月，被中央军委卫生部任命为战地手术团团长，他率团开赴晋西北八路军一二○师执行前线救治任务。途经三五九旅驻地时，他不顾鞍马劳顿，立即诊治伤病员，使王震旅长深受感动，亲自接待他，并馈赠他崭新皮上衣一件。

当时医院设在陕西神木县贺家滩，条件十分艰苦，医疗手术器材极度缺乏，他想尽办法改善医疗条件，亲自设计图纸，找当地木工制作夹板、牵引架、支撑架用于伤员治疗康复。将士们都赞誉其医术胜比华佗。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对他努力救治伤病员的精神十分感动。贺龙曾感慨地说：“祁团长放着国民党陆军上校军医主任不当，每月三百块的大洋不要，跑到这山沟沟里吃小米，嚼不易消化的黑豆，真是令人感动啊！”祁开仁却说：“能用我之所学挽救国家与民族于危亡，即便吃小米、嚼黑豆也香啊！”194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他率医疗队伍随西北地区野战军转战陕甘晋，参加过汾孝等多个战役，先后任晋绥军区手术医院院长、军区卫生学校校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西北地区军区卫生部驻晋南办事处主任、成都市军管会卫生处处长。

献身军医荣誉多

新中国成立后，祁开仁任西南军区后勤保障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第七军医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8年祁开仁拍板，在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成立烧伤救治小组，增设烧伤科，成为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个烧伤救治小组。他带领一班人结合军事烧伤的特点，在烧伤防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防治原子弹烧伤、复合烧伤和高原医学研究等成果显著。1962年第七军医大学在全军首次接活断肢，成为当时的重要新闻。在他的领导之下，第七军医大学成为全军的烧伤和肝胆外科治疗中心。

“文革”开始后，祁开仁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和批斗。造反派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动派”“投奔延安革命动机不纯”“军中反动学术权威”“不重视毛泽东思想宣传的走资派”等。隔离审查成为家常便饭，医学研究被迫停止。

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1969年祁开仁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疟疾和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研究工作。当时成立了由他负责，集国家卫生部、总后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组成的“全国疟疾和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办公室”。他带领一班人，深入海南、云南、江浙等疟疾流行区，调查收集治疗疟疾的秘方，基本攻克了“军事行动无形杀手”的疟疾；他协调各方，在全国成立了几十个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小组，分工协作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1978年祁开仁离休。他一生育祁凌、祁北平（女）、祁晋平（女）、祁安云、祁渝平（女）、祁建云、祁蜀云等七子女，他们大多继承父业，工作在医疗战线。祁开仁退居二线后，仍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顾问，关心中国军事医学事业。

1961年祁开仁晋升少将，先后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勋章等多种荣誉，是中国军中少有的将军级医学专家和专业行政工作者。1991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王正谦

——居功不傲回乡务农的老红军

王正谦（1900～1975），号益山，潜江（今总口农场北东泓分场刘桥大队，古地名中沟）人。他是我的同村老前辈。在小学、初中时期，学校曾多次安排我们学雷锋去过他家帮忙打扫院落等，聆听他给我们讲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及抗战打日本鬼子的战斗故事。其洪亮的声音和刚毅的面容至今都印象深刻。尤其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放弃留居城市生活的机会，带着伤病之躯回到家乡务农，其高尚的品德和精神让吾辈佩服万分。

（一）

王正谦，1900年出生在潜江潭子总口中沟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八岁入学，因生活所迫十二岁辍学放牛。十四岁时，其父亲因病无钱治疗英年早逝。他十八岁娶朱氏为妻成家。1920年与表兄合伙开槽坊，以期过上富足的日子。由于水灾不断和战乱不息，加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槽坊亏本倒闭，接着妻子也被病魔夺走生命。一连串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王正谦对旧社会和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恨。

1925年春，董必武根据中共四大会议精神，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农村开展农运工作。中沟乡居潜江与沔阳交接地带，其农民运动在沔西区委和潜（江）沔（阳）农民运动特派员胡幼松的领导之下成风起云涌之势。王正谦由此参加了中沟乡农民协会。当时，地方恶人王后香、袁尚杰经常与土匪勾结，绑架百姓，作威作福，民众苦不堪言，王正谦与农协会员将王、袁两人抓获游乡，并就地正法。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潜、沔边区农民运动遭到破坏，王正谦的房屋被烧毁。他根据党的指示，丢下老母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儿，同农友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时常与胡幼松、张光福等共产党领导人秘密联系发动武装群众。

1928年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边区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在湘鄂边前委领导下，胡幼松建立了沔西区苏维埃政府（驻址在今渔洋镇拖市村），王正谦的中沟乡也成立了中沟乡苏维埃政府，他任土地委员。同年9月，经沔西区委书记胡幼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正谦入党后，在中沟乡组建了青年团、妇女协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赤卫队。他组织贫苦农民分了黄大榜、刘奇传、王叶美等地主的财产和土地。1929年王正谦当选中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秋，沔阳小河口乡（今仙桃市陈场镇小河口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小河口靠近白区通海口（今仙桃通海口镇），这里敌情复杂，工作难度大，王正谦调任小河口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党的书记。到任后，他为了防止白军来犯，亲自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行动。有一次，他组织中沟、小河口等几个乡的赤卫队、游击队、先锋队四百余人，身背马刀、手持梭镖长矛，向通海口白军发起袭击，大获全胜，由此，白军再不敢轻易进犯小河口了。

（二）

1931年，国民党“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大举进攻洪湖苏区，加之党内“肃反”“左倾”错误的危害，沔西一带红色政权遭受严重破坏，贺龙率领的湘鄂川红军也面临撤离苏区。在这种背景下，1932年秋王正谦至龙湾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编在红军独立师，后与红三军汇合，编在九师新兵营当战士。

1933年与红六军团汇合后，王正谦先后担任二方面军四师十四团一营二连班长、连代理文书，随贺龙参加湘南桃子溪、中堡等战役。战斗中他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先后两次负伤，仍然坚持战斗。因其工作认真仔细，勤于钻研技术，1934年调团政治处任技术书记等职。1935年11月随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春与战友历经九死一生到达延安。当年秋季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无线电连政治指导员，随贺龙开赴晋绥抗日前线。1939年在山西五寨县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他冲锋在前，身负重伤，被及时送延安拐峁医院治疗，保住了性命。伤愈后任“抗日工校”（八路军创办的一所军事工业学校，今中北大学）总务股长兼商店经理。

1948年调山西省兴县专区民政科工作。此时，他已先后五次在战斗中负伤，受过五次嘉奖，军功章已挂满了胸前，但总担心身体不好，这样吃“公家饭”对不起党和国家，不如回乡自食其力。1952年2月，王正谦第三次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他多次谢绝了组织上欲安排他在城镇工作或居住的好意，带着二等甲级残废证书，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多年的拖市乡中沟村（当时，总口农场尚未建立，中沟村属渔洋镇辖）参加土改。

（三）

王正谦回到家乡后，从不居功自傲，待人和气友好，关心公益事业。最初，乡长并不认同这位老红军，为处理好与乡干部的关系为村里办点好事，他不摆架子亲自到乡长家拜年融通感情，争得乡里对工作的支持。土改时，分得八亩土地，他乐于躬耕自济，地种得不比别人差。1953年被选为拖市乡乡长。当年夏天，洪水高涨，长久不退，他带领群众到佛堂庙一带防汛抢险。忽然一段堤滑坡数百米，堤腰穿了一个窟窿，黄水内涌，人们惧怕决口不敢去堵。王正谦闻讯赶来，冲向洞口，指挥抢险。大家看到老红军身先士卒，纷纷按他的指挥抛石填土，排除了险情，保卫了一方平安。

1954年冬，潜江发大水后遇到了特大寒灾，拖市乡郑家台被封冻，台上住着郑光好一家五口，断粮七天不能外出。王正谦得知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扛起六十多斤大米送了过去，户主被感动得下跪谢恩。1956年，王正谦创办了拖市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选为合作社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1958年，国营总口农场创建，实行场社合并，中沟村划归总口农场，王正谦任总口农场三分场（今北东泓分场）总支副书记。当时农场初建，生活十分艰苦，王正谦白天坚持劳动，晚上深入农工之中，用自己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鼓舞农工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建设农场，深受农工爱戴。1959年5月，他出席全国烈军属复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三年困难时期，他严格要求自己，克勤克俭，吃穿用从不搞特殊，并将自己省下的粮食接济困难群众。从1958开始，他先后被评为国家、省、地、县农业生产红色标兵、劳动模范、甲等退伍军人模范等。过了六十五岁，他还要坚持工作和劳动。有人说：“你劳苦功高，政府应将你养起来了。”他却说：“我年龄还不算大，不应该增加政府负担。”有人甚至说；“你这样的老红军好多都当大官了，你现在不觉得亏了吗？”他却笑着说：“我出去闹革命，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当官。那些都是身外之物”。王正谦当选潜江县第三、四届人大代表。

1975年4月14日，王正谦因积劳成疾，伤病复发，病逝于中沟老家。当年9月2日，湖北省民政厅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曹　禺

——悲情的中国现代杰出戏剧大师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潜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学家，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其苦闷的灵魂于1996年12月13日凌晨3时55分得到涅槃，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

少年苦闷露才华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其92岁的祖母给他取名家宝。其父万德尊（1873～1928），字宗石，前妻（燕氏）为其生一女万家瑛，一子万家修，字少石，故给曹禺取字小石。另还请一阴阳先生给他取乳名添甲，取天干之第一位，独占鳌头，前程似锦之意。

曹禺先祖是一个名叫万邦的武官，祖居江西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明末万历年间宦游至潜江，留念此地舟楫便利，土地肥沃，便娶当地女杨氏为妻生儿育女，有了潜江城的万氏一大家族。从清嘉庆元年（1796），七世祖万锟（字剑光，号月峰）举孝廉方正开始，万氏家族就科甲鹊起，仕宦辈出。曾祖父万际云（榜名骏，号祥五），咸丰九年（1859）乡试举人，授甘肃知县，赴任途中染眼疾而瞎；曾叔祖父万际轩（字云荪），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至农工商部员外郎。曹禺的祖父万启文（字紫邮）为照护瞎眼父以设馆教书为业，但对其独子曹禺的父亲万德尊的教育培养却十分重视，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支持已有二十七岁的万德尊考取省城两湖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万德尊作为两湖书院的优秀学子之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公费留学日本，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8年12月23日毕业，1909年初回国。他与民国时期的很多风云人物都是同班同学，如程潜、阎锡山、孙传芳、孙武、唐继尧、李烈钧、赵恒锡等。他的文韬武略在留日期间和刚回国时二三年间表现尤为突出，先后在《云南》《南洋军事杂志》等刊物发表军事论文、调查报告和诗歌、散文八十多篇，有时《南洋军事杂志》一期上刊登他三四篇文章。回国后不久，在曹禺出生的那年，就被清廷授直隶卫队标统（相当于团长）。

曹禺的母亲薛氏十八岁嫁给万德尊，十九岁生下曹禺的第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万德尊遂娶曹禺的小姨，即曹禺生母的孪生妺妺薛詠南为妻。母亲早逝让敏感的曹禺灵魂深处苦闷一生。田本相、刘一军曾依此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书。曹禺回忆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常常陷于一种失去生母的孤独和悲哀之中”。他到了七十二岁的晚年，在给巴金写信时还念念不忘：“我的母亲生了我三天，便因产褥热死去……只觉得一切做母亲的都可怜，都伟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让人心痛”。

曹禺三岁开始，其姐万家瑛就教他识字念《三字经》，其母亲（即小姨，下同）是个戏迷，也特别疼爱曹禺，始终将他视为己出，经常带着他听京剧、看河北、山西梆子和文明戏。1915年，曹禺五岁时，父亲万德尊已是民国中将，但他思想仍有些守旧，没送曹禺上新式学堂，却将潜江老家他“稍知旧学的外甥刘其珂请来，做曹禺的启蒙老师”，后又请方地山（曾做过袁世凯长子的老师）做曹禺老师。七岁那年，曹禺进中南海黎元洪的总统府，为其“圆光”（卜凶吉祸福的一种巫术式的迷信活动），他即兴表演说黎能打胜仗等吉祥之语，让在座者又惊又喜。到了十岁，曹禺被送到天津官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开始接触外国文学。1921年，万德尊带曹禺在黎元洪总统府览胜，黎出“海豹”上联，曹禺即对下联“水獭”，黎夸他天资聪慧，赏其金表。

1923年6月，曹禺十三岁时，黎元洪大总统第二次被赶下台，刚过五十岁的万德尊看破红尘，即随黎元洪寓居天津。当寓公后的万德尊总感觉怀才不遇，时常招饮酬和，像个落魄的文人，以诗文排遣愁苦而幽愤，后来至吸食鸦片打发日子，连带太太和长子万家修一同染上鸦片烟瘾。曹禺回忆说：“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

1924年秋，曹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开中学的插班生，上初中二年级，并与同学靳以（章方叙）成了换帖的终身把兄弟。此时，“五四”新文化浪潮让他大开眼界，新出版的《语丝》《小说月报》《创造》《女神》及清末的《官场现形记》和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都如饥似渴广泛阅读，并沉浸在其中，颇具文采、文思独特、崭露头角的曹禺1925年3月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5月加入南开新剧团，从此开始了他的演剧活动。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名剧《娜拉》、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等剧目他都极具激情地去表演，成为剧团的主角，受到同学和当时各报刊的高度评价。

1926年9月，曹禺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开始用此笔名在天津《庸报》的副刊《玄背》（第六期）上发表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后又在《玄背》《南中周刊》等刊物发表《林中》《菊•酒•西风》《中国人，你听着》等诗文，受到郁达夫的赞赏与鼓励。期间，他还经常参加张彭春（中国教育家、外交家、艺术家，南开新剧团创始人，现代新剧编导）编导的新剧《压迫》等剧目的演出。在《压迫》中饰女房客，受到师生和观众一致好评，认为他是戏剧之明星。

1928年2月9日，曹禺刚进十八岁不久，其父万德尊在除夕之夜，为债务上的事着急生气，第二次脑中风猝死。他回忆当时情景说道：“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怎么待见，很冷淡……我第一次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真可怕啊！”父亲死后的冷遇，使多愁敏感的曹禺心灵又多了一份苦闷，也促使他更加发奋努力学习，在读书和演戏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这年夏天，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为实现父亲的愿望，曾报考协和医学院，未能考中，却被保送入南开大学政治系。此时，他因演《刚愎的医生》《压迫》《娜拉》等新剧目中扮演主角的演艺才华，并获“新剧家”美名。

青年登峰出成果

在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期间，曹禺更是迷恋文学、戏剧创作和演出。1929年暑期，他与张彭春共同改译并参与演出了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随后他独立改译了《太太》《冬夜》等剧目，出任《南开大学周刊》编辑部文艺组编辑。曹禺不喜欢政治系，他回忆说：“对政治经济学我非常不爱听，枯燥极了……我学了两年，非常没意思”。于是，在1930年暑期，他约了孙毓棠（中国历史学家，后考入清华历史系）等八位同学到北京报考清华大学，并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

曹禺在清华学习期间如鱼得水。不仅广泛涉猎了萧伯纳、奥尼尔、莎士比亚、高尔基和契诃夫等英、法、俄国的文学家、剧作家作品，并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戏剧。曹禺的戏剧、文学天赋从入清华后得以表现。入清华不久即任清华戏剧社社长，最初导演了《自然》一剧，后来导演易卜生的《娜拉》并饰演娜拉。1930年11月4日，与钱钟书等人选为《清华周报》文艺编辑。

1933春清华校庆，上演曹禺翻译并导演的三幕剧《罪》，曹禺任导演并饰剧中的弟弟拉里，他“别有用心”地邀请出清华“校花”郑秀（曹禺的第一任妻子，其父郑烈曾任国民党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饰女主角汪达。曹禺的长女万黛、次女万昭在《无尽的追悔》中写道：“1933年春，他特别邀请妈妈出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担任女主角，同时爸爸也开始了对妈妈的热烈追求”。他经常到女生宿舍一宿一宿地守候郑秀。矜持的郑秀终被打动，这年暑期，即将毕业的曹禺说服郑秀不回南京，陪他在清华园图书馆，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写作他构思了五年之久的四幕话剧《雷雨》。爱情的力量伟大无穷，在郑秀的陪伴下，暑假结束，《雷雨》也杀青了。这年曹禺二十三岁。随后他将《雷雨》稿本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老同学靳以。秋季开学时他受聘于保定育德中学做英语教员，不久，他又考取清华研究院。

1934年7月的一天，《雷雨》稿本被巴金慧眼发现，他一口气当晚读完，被深深打动，即推荐给《文学季刊》主编郑振铎，刊发在第三期上。是年秋，曹禺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应杨善荃之邀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任教。《雷雨》发表后，被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武田泰淳带到日本，1935年4月，被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团排练在东京公演，引起轰动，其剧本即被译成日文出版，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后，曾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左翼戏剧家曹禺”。郭沫若看了演出后，为日译《雷雨》作序写道：“《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随后国内开始了《雷雨》的排演。

1935年1月，中国旅行剧团受天津新新影戏院邀请，在天津连演《雷雨》九天十八场，观众场场爆满。后来，中国旅行剧团先后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演出《雷雨》，好评如潮。1936年五六月期间，在上海连演三十八场，田汉、阳翰笙、梅兰芳等都前往观看，随后全国戏剧界掀起了《雷雨》热。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1935年3月8日，才华横溢的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的谣言和卑鄙的诽谤中含恨服毒自杀，引起了电影、戏剧界和全国的轰动。曹禺了解了事情真相后，甚为愤慨，产生了创作《日出》的冲动。1936年5月，在巴金等人的鼓励和催促下，正式开始创作《日出》。为了写好《日出》中的人物，他深入社会底层体验生活，乞丐、酒鬼、吸毒者、卖淫女、黑道马仔等都是他接触采访的对象。曹禺说：有一次遭酒鬼的误会，“他蓦地动手，我险些瞎了一只眼……”并被“一个‘朋友’瞥见了，给我散布许多不利于我的无稽的谣言，弄得多少天无法解释自己”。他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创作，时常通宵达旦。6～9月，《文学季刊》进行了连载。《日出》发表后，再次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当时文坛各派的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萧乾主持。讨论会上好评如潮，盛况空前，这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年6月，他与鲁迅、巴金等六十三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呼吁文艺密切联系实际，为民族自由而斗争。

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余上沅校长的邀请，赴南京任教务长，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这年8月，郑秀也从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了南京，10月，他们在南京举行了订婚仪式，巴金、田汉、靳以等均应邀参加。曹禺在南京期间住四牌楼附近，对面即国民党“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里发出铁镣的响声和犯人做苦工遭折磨的惨状，对曹禺创作《原野》颇有影响。1937年4月，应靳以稿约，开始酝酿创作《原野》。一个月时间，三幕话剧《原野》即杀青交靳以在广州出版的《文丛》上连载。至此，曹禺完成了《雷雨》《日出》《原野》人们称之为剧作巅峰的三部曲，并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曹禺即随南京戏剧学校转移到武汉、长沙、重庆。当年冬，他与郑秀在长沙举行婚礼，余上沅为证婚人，吴光祖等人到场祝贺。1938年2月，剧校迁到重庆后开课，身为教务长的曹禺，积极组织学生排演《全民总动员》等抗日救国的剧目，参加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委员和理事。`1939年春，又随剧校迁入川南江安县。这年暑假期间，创作抗战剧《蜕变》，由剧校师生在第四届戏剧节演出获奖。

1940年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去复旦大学教英文、也讲外国戏剧。同时，将巴金的《家》改编成四幕话剧。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做准备，同时还构想了官僚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矛盾的《桥》。1945年6月，曹禺的《雷雨》《原野》被国民党宣传部下令禁演，《日出》列入要修正剧目。当年9月22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会见文艺界知名人士时，曹禺受到接见，毛对他说：“你就是曹禺呀！很年轻嘛！”后来还风趣地补了一句：“足下青春鼎盛，好自为之”。1946年2月，与老舍一同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

1947年春从美国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5月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任导演。1948年底赴香港。1949年2月，曹禺随香港的文化知名人士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郑振铎等二十多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经烟台到北平。3月随郭沫若等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简称“文联”），当选为委员、常委（后连续任第二、三、四委员、常委，第五届主席）。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

曹禺再次回到北京后，面对的是一片新的天地，他的兴奋、激动无法言表，迎接他的将是新的使命，新的征程，新的考验。

中年受累才思退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带着满腔的热情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他真诚地相信党，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地反省自己，很想把自己重新改造一番；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党交给的一切工作任务，也就是“党教干啥就干啥”；他特别乐意接受给他带来政治地位和荣誉的任命和称呼。

1949年10月底，国立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成立，曹禺为副院长。之后，曹禺响应文化部要作家深入群众的号召，1950年和1951年就先后深入到北京工厂与工人交朋友，到安徽农村参加土改，并反省自己过去的作品。1950年10月，他在《文汇报》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作品，并对自己“过去的作品没有写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感到惭愧”，还说过去的作品“以个人的好恶，主观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在千百次的演出中，将“毒品”传播给了广大观众，为此感到“最可痛心”，并对《雷雨》等三部作品作大量修改。曹禺的三女儿万方曾说：“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人……他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放大”。

1951年1月，就匆忙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热情讴歌工人阶级的电影剧本《工人田小富》。这年6月，与郑秀离婚，后与方瑞结婚。年底参加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1952年5月24日，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说自己是“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很难忘怀自己多年眷恋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蚂蚁绕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那样一块黑乌乌的地方”。

1952年，任北京人民艺术院院长。1953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任委员。同年，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连任四届常委，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四届主席）。1954年5月，当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理事，从此积极为协会工作，接待无数个外国代表团和艺术家。9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后，连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月，四幕话剧《明朗的天》在《人民文学》连载，1955年农历除夕公演，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12月，当选北京文学艺术界理事。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曹禺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剧作家、文学家、戏剧大师，变成了一个行政领导和社会活动家，很难潜下心来写作，更不可能脱离政治路线、阶级斗争观念，像从前用纯人性、人文的理念去写作。

1954～1978年，这二十四年是曹禺人生最宝贵的中年时期，按常理是出成果的最佳期，但过去深邃、敏锐、多产的戏剧家曹禺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剧本问世，多是一些小块的附庸性的表态文章，或对某剧的观后感、某作品的官样性评论文章，再就是接受访谈和将自己过去的剧目、文章结集出版。如1955年2月，写作了《我们签了名》，谴责美国的核恐吓；6月，写作《谁是胡风的“敌、友、我”》；8月，接受《文艺报》访谈，谈他的新作《明朗的天》；9月，写作《美妙的声音》；10月，写作《在幸福的祖国天空下》《必须认真思考的创作问题》等等。又如，1958年“大跃进”期间，3月他“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剧本没出，只是在7月24日、30日，就美英侵犯阿拉伯国家发表了《六亿人民警告你》《不退出，就消灭它！》两篇谴责和声援文章；9月，发表了《伟大的文献——阅读〈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61年，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完成了历史剧《胆剑篇》的创作。同时，接受周恩来面交创作促进民族融合历史剧《王昭君》的任务，后因“左”的干扰，中途搁笔。1964年5月，彭真（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要他去写反映1963年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剧目。他接受任务后，到邯郸等地体验生活，剧目没果。1965年7月，他到阜成门外新华书店与店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准备写反映店员题材的剧本，又是没果。

这期间的曹禺，正如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出席“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上所讲：“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多了，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很有勇气的作家……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民主革命时期，曹禺任性写作的胆子没小过；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演《日出》，国民党特务以“通匪罪”搜查过他的家，并派人盯梢，他胆子没小过。人到中年却胆子如此之小，这不仅是曹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1966年7月，“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曹禺”的标语的和大字报贴到了街道和他家大门口，他真不敢相信。他想，我这样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怎么会是“反动派”呢？当他大女儿万黛拉着他看了现场，他一下子瘫痪了。曹禺被打成“反动文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被抄。嗣后，不断遭到批斗，多次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他不堪精神折磨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后来下放到大兴团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到剧团看大门，到人艺宿舍区看传达室，扫大街、传电话、送报纸等勤杂活都干过。他精神几乎崩溃，每天都靠服安眠药勉强入睡两三小时。

1973年9月，周恩来听说曹禺思想包袱沉重，身患疾病，派身边工作人员张颖来看望他，并安排他到剧团（北京人艺）工作。1974年，第二任妻子方瑞病逝。1975年秋，张颖出面安排曹禺与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话剧界老艺术家千田是也见面，国外的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复出了”。从此，断断续续又有曹禺的剧评、散文、诗作、笔谈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1977年12月17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散文《迎接霞光灿烂的文艺春天》。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发出文件，召开会议宣布撤销“文革”对他所做的一切错误决定，至此，曹禺才算彻底“解放”了。

晚年沮丧抱遗憾

彻底恢复自由后的曹禺，又以满腔的激情投入为“革命”写作，表示要将有生之年交给党和人民。1978年2月11日，《中国新闻》发表了《搁笔十年的剧作家曹禺重新提笔》，文中写道：曹禺说他要“赶快写，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1978年3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随后，经中央批准，任中央戏剧学院的名誉院长；担任中国文联委员、常委、执行主席，中国剧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复任北京人艺的院长等很多行政职务或兼职，同时，又大量在报纸杂志发表剧评、影评、怀念散文等文章，频频参与接见、会见等活动。如，当年6月、7月先后对逝世的郭沫若写下了《郭老活在我们心中》《沉痛的追悼》两篇怀念文章，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10月写下了散文《怀念老舍先生》在《北京日报》发表。9月，美国著名戏剧作家阿瑟•密勒和夫人、日本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及夫人访华等等，他都要会见、合影、陪同看演出；日本歌伎访华团到来，他也要写《今日送来长相欢》诗发表；看日本电影《望乡》，他也要写《大胆地睁开眼睛》影评等等。他的挚友巴金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在1979年1月26日给他写信到；“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你说想写一本小说）……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点东西，把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重获“解放”的曹禺，“觉得自己是一台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成了典型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巴老的话似乎对他没起多少作用。大家看他1979年4月21日至5月15日的主要活动记载，就大体知晓这部“机器”的运动轨迹：4月21日晚，陪斯诺夫人等观看《茶馆》，演出结束与演员座谈；4月24日晚，陪习仲勋、万里、陈丕显等观看《茶馆》；4月25日，参加田汉追悼会；5月2日晚，陪乌兰夫等观看《茶馆》；5月7日晚，接待斯诺、密勒夫人等观看《雷雨》，并会见演员；5月8日上午，陪斯诺、密勒夫人看《王昭君》排戏；5月10日上午参加舒秀文追悼会，并致悼词，下午，邓颖超会见；5月14日晚，接待英国芭蕾舞团，并陪同观看《茶馆》；5月15日晚，接待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并陪同观看《茶馆》。又如，1980年8月31日晚，北京人艺赴港演出《王昭君》，他到火车站送行；9月19日，北京人艺赴德国演出《茶馆》，他也要送行并讲话。对此，曹禺的三女儿万方写道：“每次参加活动回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

晚年的曹禺每天都忙忙碌碌，身不由己地出席、参加一些自己并不乐意参加的活动，带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陪同观看那些看过千百次的剧目，言不由衷地写一些剧评和逢迎的文章。对此，曹禺也十分沮丧、烦恼和自责。1981年10月19日，他在重新构思四十多年前没完成的《桥》时，自责道：“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是年11月6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多顾虑，太多！非静下心来，实实地做事。必须不顾任何小事，搞好写作”。1982年6月10月，他在致信女儿万方时写道：“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晚年，他构思好了《黑店》《岳父》等剧目，并列出了写作提纲，确定好了剧情及剧中的人物等，但都没能出作品。曹禺的第三任夫人李玉茹曾说：“这时的曹禺一方面忙得如同陀螺一般，放不下他应该放下的工作，另一方面又由于放不下那些必须参加的社会活动乃至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

一个大活人，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家，到了晚年仍被世俗的琐碎人情、名利杂事所困，其下决心沉下心来写点什么东西的愿望至死也没能如愿。干的是一些接待中共“十三大”代表观看《巴黎人》；陪领导观看《狗儿爷涅槃》《秦皇父子》《奥赛罗》之类的戏；为话剧《决战淮海》《上帝的宠儿》《火热的心》《青丝恨》等剧目写剧评；写《祝愿》《必须高度警惕》《台湾、我心往神追的地方》等官样文章；给刘晓庆题“诚重劳轻，求深愿达”等名人和部门、企业题字；出席天津、重庆等各地戏剧类的节庆活动，等等。

1990年6月28日，曹禺肾衰竭住北京医院已两年之久，还抱病观看了北京人艺《北京人》演出，并与演员交谈合影。1992年6月11日，“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庆”，他到了“写了几十个字，已经感到疲乏”，“走几步就累，需要吸氧”的时候，因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要到场祝贺并与知名人士座谈，他坐轮椅也去接受接见并参加了座谈会。1993年3月，还抱病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他是第七届政协常委，第八届政协委员），与中央领导会见等。

曹禺一生没有踏入过祖籍地潜江，但到了晚年，他思乡、恋乡的情结特别浓烈。1984年1月，潜江花鼓剧团的《家庭公案》北京调演，他观看首演，接见演员，并放开嗓门喊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989年潜江曹禺著作陈列馆开馆，他因病不能返乡，含泪写下了“悠悠白云，故乡情切”的诗句。11月1日，他又写下了一篇情真意切《我是潜江人》的散文，以表达“犹在思乡梦中”的情感。另外，他还先后为获国家金奖的园林青酒题“万里故乡酒，美哉园林青”；为潜江撤县建市题“建盐都新城，添水乡异彩”；为家乡建设成就题“潜江水乡，遍地芬芳，改革开放，楚天之光”。还为潜江人大、潜江幼儿师范学校、潜江中学、潜江图书馆等单位和个人题过字，以表达他对家乡事业的关心与支持。1995年春节前夕，笔者随市领导专程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曹禺先生，在辞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说；“感谢父母官，我真想回家乡去看看！”

对新中国成立后没出好作品的曹禺，著名的画家黄永玉在1983年3月2日曾写信直言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你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了一条小溪流，你泥溷（hùn）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傍晚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对晚年因事务、病魔缠身，满怀苦闷、怅惘、沮丧而不能随心出好作品的曹禺，吴祖光痛惜不已地说：什么“主席、委员、代表、顾问……浪费了多少精力？消磨了多少年华？”曹禺的大女儿万黛写得更是透彻：“爸爸的创作苦闷，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戏剧文坛的悲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弱点，比如他的懦弱、胆小怕事，还有私心。也有人说他世故、屈从。爸爸的胆子的确很小，在文艺界，他总觉得自己既不是从延安来的革命家，也不是国统区的左联作家，内心胆怯自卑……”

1996年12月14日凌晨3时55分，八十六岁的曹禺带着说不出的苦闷和满脑子的创作思绪，无限遗憾地离开了羁绊他的尘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敬了花圈。彭真、荣毅仁、温家宝、杨尚昆、万里、习仲勋、薄一波、宋任穷、赛福鼎、巴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位戏剧大师辞世表示哀悼。李瑞环、丁关根、李铁映、蔚健行、钱伟长等以及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北京市、潜江市负责人等到八宝山为曹禺送行。家乡人民以二十六米白绫，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弟子挥毫写下了：

巨星陨落雷雨一声惊原野

洪范长存荆楚千古忆华章

巨联挽之。巴金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共同心声：“家宝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心中！”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苏宏道

——从红小鬼到共和国将军

苏宏道（1916～2012），潜江（今张金镇高口村。1954年，张金镇从江陵县划归潜江，故很多资料上显示其为江陵人）人。他十五岁参加红军，大家都习惯称他为红小鬼。就是这样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小鬼，历经百战，成为潜江少有的共和国将军之一。

机智勇敢当警卫

1916年8月，苏宏道出生于高口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苏受柏兄弟六人，在家排行老二，靠几亩薄田维持一家人生计；其母汤氏是一位贤妻良母。苏受柏生有三子一女，长子苏宏元，次子苏宏道，季子苏宏发，幺女苏菊珥。苏宏道八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十岁那年，其母亲不幸早逝，他为父分忧，不得不辍学担当起操持家务的重担，洗衣做饭，养猪喂鸡，整米种菜什么活都得干，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和妹妹。

十来岁的苏宏道对操持家务十分反感，经常缠着父亲要出门习武干一番事业。其父认为，农民的儿子只要种好田就行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习武会惹火上身的，不予同意。父亲的反对，并没能湮灭他的想法。他只得经常溜出家门，偷着练武，充当孩子王，领着他们玩“布阵打仗”的游戏。

1929年秋季的一天，十三岁的苏宏道与小伙伴玩乐之中忘记了给家人做晚饭，父亲从地里回到家中，看到冷锅冷灶，火冒三丈，拿起挑草头的冲担追赶着要揍他。一气之下他跑到了张金河去帮大户人家割谷做工。当时张金街上正在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闹革命，他便报名参加了儿童团，任儿童团团长，为张金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站岗放哨。这就是至今潜江民众还在流传的“一根冲担赶出了一个将军”的趣谈。苏宏道晚年回到家乡时，人们问起此事，他都呵呵承认，并补充说：当年年龄小，割谷没经验，一不小心镰刀差点将其左手小指割断，至今疤痕还清晰可见。

由于表现突出，1931年1月苏宏道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少先队队长。同年8月，参加九区（当年张金是江陵的第九区）游击队，在游击队当通信员，积极投身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斗争。1932年秋，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对红军和湘鄂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党组织决定将几个游击队编成江陵警卫营，苏宏道在警卫营当通信员。不久将警卫营改为独立师，后改编为八师二十三团，团长唐生华见他十分机灵聪明，又勤劳懂事，即调这位十六岁的红小鬼到团部当警卫员。这是他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警卫生涯的开始。

随后，苏宏道跟随团长攻打潜江熊口的莲花寺，老新的直路河，后又攻打江陵的郝穴，准备在沙市渡江突围，到湘西与大部队会合未成。后又折回来走潜江张金河、土地口，经过三湖，在浩口与丫角交界处遭遇国民党川军范绍增的一个旅，与之开展激烈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团，后因敌人大批增援，二十三团撤出了浩口，从长湖边走荆门、远安、当阳到巫山，从巴东过江，准备经鹤峰，到桑植与大部队会合。

1933年3月，当部队行军到鹤峰一带休整时，团长带着他和另一警卫员以散步为由避开部队进入丛林小道。这时，团长向他们说道：“我们和红三军主力一会合，是改组派（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国民党另一派系）的要杀，不是改组派的也要杀。我家是做生意的，愿跟我干就一起走，不愿干的，我现在给钱，你们回家”。苏宏道明白这是背叛革命，他趁团长在前面行走之机与另一警卫员商议，他们决定不能开小差。当他发现红九师一个排的战友后，故意要团长走在后面，说让他到前面山上探听一下情况。他一上山即大喊：“抓叛徒！抓改组派！”团长心虚拔腿就跑，另一警卫举枪射击，团长当场毙命。

随后，他们走进了九师的队伍之中，师政委宋磐铭得知情况后表扬了他。团长唐生华是随贺龙从国民党军队一同加入红军的，一下子就没了，当时震动很大。到达桑植后，把他们送到军部，贺龙、夏曦、关向应等亲自审查。当弄清真相后，贺龙不仅没有批评和处理他们，还当着夏曦（湖南桃江人，毛泽东同学，1932年在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时，以“肃反”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后被停职，1936年2月在毕节渡河时溺水身亡）的面说：“我看苏宏道这小子革命意志坚定，机灵果敢，是块好料。就给你当警卫吧”。夏曦点头同意。从此，苏宏道开始给高级首长当警卫了。

1933年12月，苏宏道任贺龙领导的湘鄂川黔中央分局警卫班长，负责保卫贺龙、夏曦等首长安全。1934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10月，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会师后，夏曦被停职，苏宏道调到湘鄂川黔省政府任特务队队长。1935年1月，转任红二方面军六师警卫连连长。同年5月任红二方面军训练科参谋，从此结束了警卫生涯，随部队开始了长征。在长征途中，随部队打完贵州的毕节、黔西、大定等战役后，1936春，他又调任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管理科任副官，同年8月任参谋长。10月，随大部队到达陕北。此时，二十岁的苏宏道已再不是满脸稚气而又显机灵的红小鬼了，已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姿飒爽的职业军人。

能征善战任师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宏道任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营三连连长，东渡黄河赴山西抗日，参加了雁门关战役。1935年5月，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12月，任抗大二分校四队队长。他随分校深入晋察冀边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面参与反“扫荡”，一面坚持办学，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为抗日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斗骨干。

1943年起，苏宏道先后担任晋察冀三分区二团副营长、营长、定唐支队支队长。他指挥部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地道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44年1月，他调任骑兵团副参谋长，率部队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种战斗任务。同年12月被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苏宏道历任晋绥军区独立四旅十三团参谋长、副团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十团团长。他指挥部队先后参加了榆林、沙家店、宜川、瓦子街、宝鸡、运城、肖金镇、壶梯山等许多战役。他英勇善机智灵活，指挥果断，善打硬仗、恶仗，屡立战功。

1947年10月，时任团长的苏宏道接受了攻打宜川的战斗任务。宜川东近黄河，工事坚固，兵强物足，是胡宗南封锁我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战略要点。敌军把整个山切成梯田式防御阵地，每层是二三丈深的悬崖，周围布有暗堡，到山顶只有一条二尺宽的小路且布满了地雷，敌人是严防死守，我军是非争夺不可。10月21日，全团在七郞山前召开誓师大会，团长苏宏道带头宣誓，带领全团指战员登陡壁，破敌阵，一鼓作气冲上山顶，歼灭了守敌一个营，把红旗插上了七郞山，为夺取宜川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庆功会上，王震司令员亲自将“宜川战斗第一功”的锦旗授予了该团。1947年12月，他又奉命攻打运城。运城是国民党晋南的一个顽固城池，驻扎着胡宗南八十四旅和地方武装，城内外明暗碉堡成群，城墙有三道掩体，城内守敌自吹“固若金汤”。战前苏宏道率领十三团创造性开展战前“三书”（杀敌请战书、完成任务保证书、互相鼓励挑战书），战后“三评”（评功过、评党员、评干部）活动，受到上级肯定，夺得主攻任务。12月17日，运城战役全面打响，他所率的部队主攻城西阵地，经过十一天浴血奋战，歼敌八千余人。拔出了国民党在运城苦心经营的重要战略据点，胜利解放了运城。

在攻打运城进城的最后时刻苏宏道头负重伤倒在了战场上。王震亲自调度医护人员对他进行救治，并反复强调“一定要救活这位功臣”。经过近一年的治疗、休养，他终于重返了部队。因其战功卓著，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第四师副师长。

军事教育升将军

1951年1月，苏宏道被选派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深造。他克服文化功底薄、重伤后身体不适等困难，以坚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1952年9月至1955年4月，他先后担任陕西军区宝鸡军分区司令员、陕西省兵役局副局长、陕西军区参谋长，为加强陕西军区部队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年5月，苏宏道调到解放军后勤学院工作。1952年5月成立的这所兵团级学院，参加培训的都是团职以上干部。他先后担任队列部部长、院务部部长、副教育长，为后勤学院教学科研、后勤保障和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贺龙遭林彪等人诬陷，跟随贺龙闹革命，并当过贺龙秘书的苏宏道遭株连被非法关押。不仅如此，其在海军某部当兵的长子苏晋生也受牵连，被开除军籍隔离审查。同时，老二苏亚楼（女）被下放到潜江高口老家；老三苏新生，被下放到山西；老四苏保生、老五苏亚丽（女）被下放到宁夏。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苏宏道才重获自由。

1972年11月，苏宏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这期间他同校领导一起坚决抵制“四人帮”对学校工作的干扰破坏，坚决落实“治军先治校”的指示精神，狠抓校务部领导班子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他提出了“校务工作要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的指导方针，为全面整顿恢复学校正规工作秩序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为学校发展农副产品生产，积极筹备资金和物资，努力改善办学条件。1978年2月，苏宏道调任新组建的军事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1980年兼任高级部主任。1981年10月起担任军事学院顾问（副兵团级），负责全院行政管理工作。1983年5月离职休养。

苏宏道在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政治信念坚定，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身处逆境，始终坚信组织，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渝，百折不挠。1955年被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平易近人重乡情

苏宏道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淡泊名利，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但对家乡人民却充满着浓浓的乡情和眷恋之情。他十分关心潜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想为潜江的建设和发展做点事情，有时甚至自责，感叹自已身在部队，没能直接为家乡建设贡献大的力量。

苏宏道是潜江籍在京同乡联谊会的重要成员，每年春节前市委、市政府在京召开同乡联谊会，他只要身体许可都尽力出席。家乡的单位和企业有困难和需求找到他，不管大事小事，哪怕求助者是一位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他总会热情接待，想方设法给予帮助。

1969年他还在接受审查期间，张金区领导找到他，想给刚成立的区汽运公司搞一辆汽车。他二话没说，即利用他的老关系，免费送了一辆“飞亚特”货车。1973年县轻工局领导找到他，想托他弄一辆“北京吉普”计划指标。在弄不到整车计划时，他出面要校务部购回零件，将车组装好，并派两位司机将车送到潜江。1979年，时任粮食局局长想为局机关弄一台“日立”彩电计划找到他，他毫不推辞，又托关系，找到王府井百货公司经理，一次弄到了两台计划。

潜江到京人员，很多人都想见见这位传奇又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大到县、市委书记，小到张金供销社的采购员，每当有人到来，他都像亲人一样热情接待。张金（公社）镇原党委书记金成喜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他赴京参会，苏宏道都会安排车将他接到家中做客。金成喜在世时经常说道：“苏老将军平易近人，乡情十分厚重，亲切地和我拉家常，十分关心家乡的情况，没有一点大干部的官架子，有时还亲自下到厨房指导勤务员做家乡菜盛情款待我”。他的侄子苏宪义（市粮食局原副局长）粗略统计了一下，潜江人到他叔叔家做客，受到热情接待者近千人次。他在学院主管后勤工作时间较长，虽有频繁的接待，可从来不动用公款接待家乡人。

2015年3月3日我在采访苏宪义夫妇时，他们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叔叔苏宏道多次回到家乡。1949年底，他伤愈后回到老家休养，还帮我们家干农活。当他得知其堂兄苏宏居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其子苏嘉林孤苦伶仃、生活困难情况后，他毅然担当起抚养遗孤之责，将他带到身边抚养成人。三年困难时期，得知我父亲哮喘，家庭困难，他从自已并不丰厚的工资中挤出钱来支助治病渡难关，并鼓励我和其他侄子读书上学。1965年，叔叔回到家乡时已是少将军衔，他不愿惊动地方领导，在武汉军区借了一辆吉普车，带上军用被子行李回到老家，在我家堂屋打地铺住了两晚。张金区委领导知道他回到家乡，为了不打扰他，特地安排武装部长带几位民兵暗中为其夜晚站岗，他知道保卫情况后，感到这样增加了家乡人民的麻烦，第三天便悄悄地回到了部队。1979年5月叔叔回到家乡时，他坚决不住宾馆，住县委大院的招待所，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冯绍翼陪同参观幸福服装厂，厂长出于对他的敬重，赠送一件马裤呢的大衣也被他拒收。2006年10月，在他九十岁生日时，市委、市政府派专人进京到他家里进行祝福和看望，他再三说不该给家乡人民添麻烦。

2012年2月18日，他因病治疗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要子女将他送到八宝山后再告之组织、亲友和家乡人民。2月2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刊发了他逝世的消息，家乡领导和其亲朋好友才知道他像一片西天边放出异彩的云悄然无声地轻轻地走了，给世人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蔡元农

——骨灰撒进东荆河的功勋军人

蔡元农（1922～1992），潜江（今泰丰办事处蔡湖村）人。是一位在家乡热土上身经百战走出来的功勋军人。

在校加入共产党

蔡元农十五岁前在潜江城读完高小，1937年2月，考入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设在荆州，俗称荆州简师）。入学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在学校看到一本英国记者拍摄的《日寇暴行录》，了解到日军侵华暴行，萌发投身“救国家于危难，拯人民于水火”的思想。

1938年春，得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不力，荆州简师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之下开始闹学潮。学生纷纷抗议日军的暴行，强烈要求南京政府积极抗日。校长是国民党荆州专员邵汉元兼任，教务主任是王家福，他们不仅不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还扣押并要开除蔡元农等学潮领军人，激发学潮闹得更凶。当局撤了教务主任王家福的职，派来新的教务主任田绥祥（中共地下党员），蔡元农等得以恢复正常学习，学潮才得平息。

1938年9月，蔡元农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1939年8月，日军占领荆州，学校撤离到松滋县刘家场，并在这里设师范附中，蔡元农任学校党支部书记，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干事长。1940年5月，他机警地应对中统特务对学校“异党活动”的调查，使学校党组织免遭破坏。1940年10月毕业后，被中共湘鄂西特委派往洞庭湖滨参加抗日战争。

敌后组织抗日寇

1941年1月，他调任公安县委宣传部长。刚到任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公安、石首等地党组织遭敌人破坏，很多地下党员被杀害，他死里逃生。同年8月化名李文宣，以安乡县（今湖南常德市所辖的安乡县）永成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担任中共安乡县委书记，代管南县、常德边界的党组织。他在敌后精心策划，秘密发动群众，宣传中共抗日纲领，为组建中共敌后抗日武装做准备。

1942年11月，与同在一校任教的余鸣华（简师同学，中共党员）结为伉俪，并肩从事敌后抗日活动。1943年1月，夫妻二人被派往常德阳城乡国民学校教书，为组建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做准备。1943年秋。中共石（首）公（安）华（容）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在潜江熊口镇成立，张泽生任县委书记，蔡元农任宣传部部长。他参加熊口之战，歼灭伪十师第二旅朱炳坤部，之后以特派员身份，与江南挺进支队一起到石首、华容桃花山一带开辟抗日民主区。

1944年3月，调任中共襄河地委荆（门）潜（江）县任民运部长，年底被选为县农民救国会主席，并任荆潜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主任。这时的蔡元农主要任务是建立民主政权，发动组织群众参与抗战、支持抗战，同时开展统战工作。他和工作组的同志深入荆潜农村之中，一个一个乡村开展工作，访贫问苦，组织群众成立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帮助被日寇“扫荡”过的群众建房子，发放贷款买种子，借耕牛等组织生产自救。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全县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参加了抗日救国组织，为荆潜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3月2日，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的八路军南下第五干部大队到达襄南根据地。次日，襄南军民在熊口孙家桥召开欢迎大会，蔡元农等人在敌后组织群众坚持抗战的工作，在欢迎大会上受到了贺炳炎、廖汉生的高度评价。

东荆河岸建功勋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官员以接受大员身份，纷纷接管日军占领区，共产党八年来在日军占领区所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也不断被国民党夺取，一场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解放战争即将打响。

当年10月，蔡元农调任襄南地委民运科科长兼宣传科长，负责为解放军征集兵员。11月又调任荆潜县任县委委员、副县长。根据上级指示，蔡元农与魏恒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襄阳市交通局副局长）等少数干部和县大队的部分人员将留在东荆河两岸继续坚持斗争。这一地区虽自土地革命以来一直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共产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但要守住这块地方，任务十分艰巨。

当年11月中旬，国民党十三、十六、四十八师配合襄南各县保安队，对襄南地区的荆门、潜江、监利的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机关及地方武装进行围剿和扫荡。东荆河两岸的新沟、老新、新沟嘴、熊口、龙湾、浩口、周矶、莲花寺、马场、广华寺等先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蔡元农他们依靠抗战时期所建立的基层农民救国会等组织，在当年12月下旬，利用县大队的武装力量，骚扰和牵制敌人，动员群众，组织船只先后将驻潜的襄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部队，荆潜、天潜沔三县党政机关及武工队渡过襄河（今汉江），平安转移到襄北大洪山。

1946年春，大部队和党政机关撤离后，蔡元农等人和留下的县大队分成几个小分队，坚守在东荆河两岸，宣传群众，打击土匪，开展统战工作。由于他们的存在，坚定了襄南地区群众对共产党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7月，蔡元农调京（山）钟（祥）中心县委工作。当他走到京山石板河村时，又接到江汉军分区要他转移到苏北的来电。他先扮成富商，后又扮成教师，到达沙市时，国民党已调集大军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险恶，他无法转移，后经同志介绍，他们夫妻到襄阳二中当教员。不久，调入襄南报社工作，后被调入襄南军政干部学校任政治教育处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半年内培训军人和地方干部千余人，为解放战争做好了人才准备。1948年11月，任沔阳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建国之后搞政工

1949年7月，襄南及潜江全境得以解放，蔡元农调任襄南军分区宣传科科长。1950年3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任科长，不久又任二部政治处主任，从此，蔡元农的后半生即成为军中少有的专业政工干部。

1957年10月，蔡元农选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学业期满，由于成绩优异，1959年6月即留校任教。他遵照中央军委的办学方针，根据其在基层工作战斗二十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其政工课讲得生动活泼，深得学员好评。1960年被授上校军衔。

1964年6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教研室主任，不久升任政治部主任。他在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十分重视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干部教育，并对军队政治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受到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蔡元农即遭“造反派”批斗和隔离审查。他被戴上“混进党内、军队内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将他1946年秋没能奉命到达苏北之事说成是“叛党”“革命意志不坚定”。他被定性为“军中危险人物”，先后被辗转关押于南京和北京，并由副军职降为正师职。

1970年6月，推翻了“造反派”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9年6月，调任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长。1980年4月任政治部副主任。

蔡元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新中国情报事业，为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为国家基本建设事业等做出了较大贡献，先后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1992年7月4日，他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嘱咐家属丧事从简，不留骨灰。潜江市人民政府遵循其遗愿，将其骨灰接回潜江，撒进了他曾出生入死工作战斗过的东荆河。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周春元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周元春（1911～1984），名光荣，字义德，春元为其号。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袁桥居委会，古地名沱埠垸）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辗转求学钻历史

周春元七岁入沱埠垸私塾读书，1924年转入潜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6年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不太宽裕，从父学做豆腐手艺两年多。聪明好学的周春元对做豆腐毫无兴趣，常常避开父亲偷看《史记》《三国志》《唐诗宋词集》等史志和文学书籍。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29年家境稍好后，即送他到省城求学。他先考入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附中读书，1931年再考入省立师范学校。1933年毕业后，到黄冈义山小学任教。

周春元对历史有特殊的爱好，他对《晋书》《大明一统志》等史书爱不释手。1937年8月，他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随迁往陕西城固的师范大学和西京图书馆一同到了城固。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深得时任国文系主任、著名的教授黎锦熙（湖南湘潭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赏识。黎教授看他对中国历史特有兴趣，为了便于他读书查资料，将他介绍到图书馆借寓并借书攻读。

这段时间他自炊自食研读魏晋南北朝历史近乎痴迷状。周春元的妻子陈淑玉曾回忆说：上大学时，“他在一个古庙里借住两年半，除了上课时间外，整日在古庙里苦读，即是严寒酷暑也不中断”。两年后，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部曲考》写成，被导师评为优异，作为范文在学校推介并存档。周春元后来也说道：“不下苦功夫读书，怎能写出导师评优的七八万字的论文来”。

1941年，周春元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被分配标点《晋书》，并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次年，随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至重庆，一面任《文史杂志》编辑，一面继续标点《晋书》。

1943年，周春元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次年秋，始往四川乐山进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仍以魏晋南北朝为研究范围。1946年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交聘考》（此文至今仍存档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经武汉大学学术评审委员会和“中央学术委员会”评审为优，获硕士学位。在研究所，他参加了中共秘密领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同年秋，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史地系讲师。1947年晋升副教授。时任院长要他登记加入国民党遭拒绝。1948年初由此被院校方解聘。

1948年经武汉大学梁园东（山西忻州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介绍，至贵阳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1949年3月，他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和护校活动，迎接贵州的解放。

潜心教学育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周春元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之中。1950年领导通知他准备上课，他就夜以继日编写讲义，三个月时间不到，编写出《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门课的讲授提纲六七万字。1951年夏，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任师院历史系主任。他不仅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任务，而且坚持每周讲课不少于八节，每天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师生的普遍赞扬。

“文革”中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靠边站”。1979年恢复历史系主任后，已是六十九岁高龄的周春元以罕见的激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他一个人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文选等八九门课程。当时史学教材匮乏，上述课程的教材主要由他编写。1981年评聘为教授后，又不辞辛劳主动承担起招收史学研究生的任务。

周春元教学十分认真，有时因出差和行政事务耽误了课程，事后必然给学生补上，在教学中对学生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学生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并还组织学生参加科研活动，他主编的《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等著作都有学生参与。就是社会上一些好学青年找到他，他也从不推诿。他总认为这些求学者“今天是芬芳桃李，明天是社会栋梁”。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师、著名的史学专家和行政工作者。

专注科研出成果

周春元在顾颉刚、陈寅恪等著名历史学者的指导下，专注魏晋南北朝史，酷好考据学，后来从事中国近代史、贵州史、史学史、历史教学法等学科研究。他认为中国史学史分为殷周至春秋战国、战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等五个阶段，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同时，对方志学、地方史均有较深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他发表论文十多篇。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著作等身。他除了《孔子的史学》《关于打破王朝体系》《辛亥革命时期贵州两党之争》《太平天国时期的贵州号军起义》《李白流放夜郎考》《学习历史的回顾》等四十多篇论文外，其主要著述还有：《中国史学史》《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历史教学方法》《遵义人民革命斗争史》等。他还参加编写了《方志学概论》《贵州地方志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用》等。他在研究贵州历史方面有开创之举，其著作和论文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认同。

1960年周恩来到贵州考察时，对编写贵州史十分重视。省领导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师院历史系主任的周春元。他接受任务后，广泛查阅收集资料，与历史系教授王燕玉等合作，三年时间即完成了《贵州史》书稿。“文革”期间虽然他入了“另册”，但他总不忘对《贵州史》的修订完善及史学的研究，因而才有了1979年他恢复历史系主任后，史学成果喷礴而出的局面。

情系家乡作勘校

周春元在贵阳师院工作三十余年，担任过图书馆馆长、工会主席、副教育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先后选为民盟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政协常委。兼任中国史学会副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贵州省历史学会理事长、贵州省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等职。周春元学术科研成果和上述诸多职务，大多是1978年他复出至1984年期间取得的。

1982年潜江方志办的同志慕名到贵州师院，就康熙《潜江县志》标点、校勘之事找到他。他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中，挤时间热情接待了家乡的同志，抱病为旧志再版进行了校勘。现在我们常用的《潜江县志》（康熙本）打印版，就倾注了周春元老教授的心血和汗水。当时他还应允为新编《潜江县志》撰写序文，但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如愿。1984年10月9日在贵阳逝世。

周春元一生不吸烟、不喝酒，爱的就是书，就是研究史志。看小说、读诗、写诗是他最好的休息。晚年，对故乡更是十分眷恋。他在“七十生日感怀”一诗中曾写道：

寿诞倍思慈母爱，常怀内疚忆春恽。还乡永别蓼莪（lùé，俗称抱娘蒿）根，仙逝抚棺身世违。有意回乡幻影渺，无言相对梦魂归。屡经忧患贞坚志，难道古今论是非……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冯绍翼

——在潜江任职时间最长的县长

冯绍翼（1922～1991），又名冯田，河北涉县固新镇人。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工作五十三年，在潜江工作生活四十三年；其中在潜江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任职达三十年。他见证了潜江的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潜江人民至今都在称颂这位骑着枣红大马、身着戎装的“父母官”。

少年投身革命

1922年12月28日，冯绍翼出生在河北邯郸涉县固新镇黄岩村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入村小学半农半读三年。1935年入云坪乡育英小学寄读一年，考试插入公立固新小学五年级。

1937年秋，八路军到达晋中平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涉县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冯绍翼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后因触怒校长遭到训斥，一气之下愤然离校回家。回家后的冯绍翼在参加生产劳动时，仍积极参加青少年抗日组织活动。1938年，他当上云坪乡青少年抗日救亡大队大队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0年，冯绍翼被选为黄岩村抗日民主政权基层组织的公民代表，并任青年救国会主任、民兵干事、钱粮委员。他动员发动群众省吃俭用，筹集钱粮支持八路军抗日。期间，为能更好地带领地方武装投入对日军的军事斗争，参加了太行山八路军第五分局组织的培训，学习军事知识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回到涉县后，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两次受到抗日民主政府奖励。

1945年2月冯绍翼转入涉县工商局工作，先后任林北分局干事、县工商局市场管理员、行政股长。1946年3月，调入涉县县政府，任涉县建设科科员。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转为正式党员。

南下荣任县长

1947年7月，解放军攻打江南后急需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新的解放区开展工作，冯绍翼当时上有老、下有小（一女儿），已是涉县县政府干部，随军南下时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但他服从了组织的挑选，毅然随军南下，来到了尚未解放的潜江。到达潜江后，他被分配在龙湾区担任工作队员。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将潜江划分为荆东、荆西、襄北三个“防剿匪区”，不分昼夜搜捕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

1947年12月22日，解放军南渡汉江一举攻下了潜江县。25日，中共江荆潜县委成立和江荆潜县人民民主政府（驻址熊口镇）成立。但1948年1月初白崇禧的八十五师又攻占了潜江县城，对襄南进行第一次“清剿”，国共两军一年多时间在潜江先后进行了四次“清剿”和“反清剿”的拉锯战。当年10月3日，南下做地方工作的范廷瑚、杨庆荣、张向国等六名干部，分别在周家矶、熊口、张金河等地惨遭敌人杀害。在这种背景下，冯绍翼冒着生命的危险很多时候假扮各种身份的商人，秘密地开展群众工作。

1949年5月，潜江县第一家国营商店——裕民商店在江荆潜县政府所在地熊口镇成立，冯绍翼因有在涉县工商局工作和做地下工作从商的经验，即被任命为经理。他率领一班员工，不分昼夜，冒着生命的危险四处采购食盐、粮食、军鞋、马料、肉鱼等物资，支援过境的解放军南下军需。当年7月县政府由熊口迁至县城，冯绍翼任潜江贸易公司经理、县委城工部长、县工会主席等职。

1953年7月荣任潜江县县长，1955年7月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副书记）、县长至1968年。这十五年间，他带领潜江人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恢复，“三反五反”运动，抗御多次自然灾害，反对“右派分子”，各行业的“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经济初创等重大事件，领导推进潜江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潜江人民对他念念不忘。据与他共事和在他手下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回忆，他任县长期间，不唯上、不揽权、不谋私，酷爱学习，作风正派，办事沉稳，团结同志，爱护干部，关心群众，敢于担当。

1954年8月潜江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后，冬季又遭到百年严寒，气温降至零下十四度，河湖道路冰冻，他组织并亲自带领县区干部全部出动背米送粮到农户家中。1958年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有人提出要学习“先进地方”的做法，向各地、各部门下达“右派”计划，他坚决反对，使潜江成为“右派分子”最少的县之一。当时，县政府和县长均没有专门交通工具，他下乡很多时候都是步行，如到特别边远的张金、老新、高石碑等区镇调研，才骑上那匹枣红大马。时常吃住在老百姓家中，从与百姓拉家常中找到指导工作的方法。

1961年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后，加之国家对粮食进行了“统购统销”，粮食主产区的潜江人民也吃不饱肚子，有的区乡报告有饿死人的情况。区乡干部找他批“粮食返销”计划，他说这是分管县长曾念发的权力，坚决不插手弄权。后来，上级说潜江没有完成粮食统购任务，而自留粮搞返销，严重违背政策，要处分曾念发。他却站出来说道：“这是县政府集体研究意见，与分管县长无关，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冯绍翼热爱潜江、建设潜江情结浓厚，1965年荆州地委动意调他到荆州地区粮食局任局长，他经不住潜江人民和干部的挽留，决意留职潜江。这一留使他在潜江县政府主要领导岗位上干了近三十年，直到离休，成为潜江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县长。

“文革”两头受气

1966年6月上旬县委“文革小组”成立。6月11日，城南中学（今潜江高中）学生在县大礼堂门前贴出了“炮轰走资派冯绍翼”的第一张大字报，他的人身受到攻击，正常工作很难开展。其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任过涉县县政府督学，1955年牢死的舅父邢步前和1951年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姑父（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李清连等历史问题都作为批斗他的依据，并冠之以“认识错误态度不好”，而停止了他党组织生活。

1967年1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造反派在潜江开始夺权，冯绍翼被押上批斗台。1968年2月，县委“文革小组”以他“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态度不积极”为由，将其降职为“潜江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

虽然只是副主任职务，但其“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和激情没减。多次以冷处理的方式劝退造反派之间的“武斗”，避免了不少狂热无知者的无谓死亡。先后组织新上了潜江县化肥厂（今华润化肥，1972年建成）、磷肥厂（1973年建成）、麻纺厂（1977年建成）等项目，有的项目还亲自任指挥长，开创潜江工业的新局面。期间，为争取项目融通关系，他安排县政府办公室从高石碑镇买回花生，准备进京送点土特产，看到花生带壳不便于长途携带，即安排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为花生脱壳通宵达旦。

他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赤胆忠心和人性良知开展工作，但各派头目一会说他“挑起武斗”；一会说他拨款修县委大院院墙，“实则修武斗工事”；一会说他是“保皇派”；一会说他“丧失革命立场”，“分裂了各级革委会”；一会说他“煽动干部支派”；一会又说他“不坚持原则，支一派，压一派”。事实上当时潜江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旗号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新城南”“地区兵团”等和“文革小组”，对冯绍翼“热问题冷处理”之策都不满意，因为他从未迎合过任何一方。

复出两任主任

1979年拨乱反正后，省委组织部在搭配潜江县党政班子时，已是五十八岁的冯绍翼按县级干部任用政策，本应该退居二线，但潜江的老百姓和党员干部对这位作风正派、保护干部、勤廉务实的老县长十分爱戴和信任，要求组织上继续留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胡安银受托带队专程到省委组织部呈情，经批准，当年3月重新任命他为潜江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复出后的冯绍翼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按中央政策及时为五千七百名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对错划、错戴“帽子”的一百一十八人予以纠正。对“文革”中定性有所谓“历史问题”被“靠边站”的副县长熊克义、胡继善等人，他力排众议，力主重新使用。

1980年，根据省委的十二条政策，他配合县委书记王大成，结合潜江实际，制定了“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十三条具体意见和办法，对潜江调整农业布局，健全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981年1月，已是六十岁的冯绍翼当选潜江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当选人大常委会主任后，他特别关注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冤假错案的复查和纠正工作。在他的督导下，当年潜江纠正和改判案一千五百零二件，其中二百四十三人恢复了工作。潜江花鼓剧团原团长杨笃青“文革”承受不了挨整，被逼跳江自杀，其平反追悼会冯绍翼亲自出席。当杨的妻子求他为儿子安排工作，他没有搭官腔找谁或交谁办理，现场给县劳动局长打招呼予以落实。1983年3月离休，他享受副厅级待遇，任县委顾问，1988年7月，潜江撤县建市后，他又改任市委顾问。

冯绍翼育有两子一女。女儿冯玉华为潜江驻汉办事处一普通职工；长子冯荆平为市外贸局普通员工，后下岗买断；次子冯荆林，最初是市食品公司司机，下岗失业后其同事不忍目睹而将其调入交管所工作，现病休在家。

冯绍翼一生甘为公仆、人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家属子女谋取私利，为潜江人民事业奉献出毕生的精力。1991年12月30日，在他七十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子夜，因病走完了其人生历程。逝世葬于潜江紫云公墓。

梁久让

——潜江“水乡园林“的奠基人

梁久让（1920～1992），山东茌（chí）平县卅里铺焦梁庄人。1947年11月随军南下到达湖北，先后任天（门）京（山）潜（江）县委组织部长，天门县委副书记、书记，荆州地委秘书长、副书记，湖北省农业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1960年8月至1964年11月，在任荆州地委副书记时，兼任潜江县委书记四年之久。这期间，他带领潜江人民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诸多困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狠抓植树造林工作，由此打造出一座被世人誉为“水乡园林”的潜江城。

解决温饱问题

1959年7至9月，潜江遭受81天无雨的特大旱灾，全县粮食锐减。1960年8月，梁久让由荆州地委副书记兼潜江县委书记时，潜江正遭遇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全县闹饥荒，有的区乡已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上任伊始，他没有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带着少数随行人员，骑一辆旧自行车深入区乡调研。当他看到饥肠辘辘的老百姓，决定将解决吃饭问题放在首位，结合潜江实际，大胆突破当时政策界限，制定了一系列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政策。

一是“定死粮食砣子”，以生产队为单位，确定粮上交国家数量，一定三年不变，超产农户多分、多吃，自然条件差的地方可一定五年不变；二是鼓励开荒种粮，开荒地三年不交统购任务，留作口粮；三是允许老百姓在自己房前屋后种蔬菜，补充粮食不足。

梁久让出生在鲁西平原，从小就吃过很多苦，饱尝过逃荒讨米、忍饥挨饿的痛苦，深知粮食对农民的重要。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他不反对农户单干，在全县干部会上大胆地讲：“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要靠说服、示范、靠比赛。是单干好，是集体好，用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来影响农民，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全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大二公”的时代，一位县委书记能这样实事求是讲话并践行，是难能可贵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使潜江成为饿死人最少的县区之一。

大兴农田水利

1961年5月，潜江又遇大旱，田南片很多中谷秧苗田龟裂，中稻无法下插。梁久让带领干部群众在东荆河（田关闸出水口南一百米）打坝抗旱。接连的干旱，使他产生了建闸、挖渠引汉江水灌溉潜江的想法。之后，他请求荆州地委支持，带领勘测设计人员，奔走在汉江、东荆河和潜江的田间地头，最后决定破汉江堤新建新隆闸、谢湾闸，开挖兴隆河、百里长渠等河渠，引汉江水灌溉潜江。在这些水利工程的工地上，经常看到他与群众一起劳动的身影。这两项水利工程已让潜江人民受益五十多年，至今还发挥着抗旱排涝无可替代的作用。

1962年8月，兴隆闸、谢湾闸和相应的灌溉河渠竣工后，他即部署安排大搞水利配套工程，先后组织开挖了中沙河、跃进河等。就连家门口的小型水利工程，他也统一部署，认真检查结账。他工作作风十分扎实，每当冬春季水利工程开工后，常常戴一顶草帽，像一普通农民不动声色到工地现场，若发现问题马上召开现场办公会进行结账讲评，对工作不力者，他会当场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一次在中沙河工地，他对组织劳动力不力，任务没能按时完成，还总是讲客观、说困难的熊口水利副区长现场免职。那些工作飘浮的干部畏之如虎，对待工作丝毫不敢马虎。

1964年7至8月，潜江境内连续五十天无雨，很多渠塘干涸，由于有兴隆闸和谢湾闸引汉江水灌溉，大旱之年没大灾。当年9月底，汉江、东荆河又突发特大洪水，他组织九万多人防汛，亲自上堤与群众一同防汛抢险。经十昼夜抢护，终于使潜江安全渡过了汛期。

狠抓植树造林

潜江分别在1964年、1970年、1977年、1983年先后四次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湖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水乡园林》在全国放映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拿去向世界推广。如今，你无论何时走进潜江，无论是田头、河渠、路旁，还是街道、村庄、农舍，进入眼帘都是碧树成荫，林木参天，完全是一幅美丽的水乡园林景致。著名的作家碧野曾撰文赞誉潜江“这里是一座绿色的城市”。潜江林业誉满全球，人们至今都认为其奠基人就是梁久让。

潜江林业的大发展，始于梁久让任书记期间。1960年12月30日，梁久让在全县社、场干部大会上宣布：每年1月1日至16日为“全县突击造林日”，安排党政机关干部参加义务植树，并将任务量化到人。这比我国1979年才确定的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要”早十九年。1961年，全县采树种二千一百公斤，为农民提供苗木一百万株，育苗五百六十五亩，新造林一万五千亩；1962年全县林地面积达五万八千三百亩，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一点五二，分别比1959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八和百分之三十六。

1963年，梁久让主持制定了“三年植树，七年培育，十年林木基本自给”的十年林业规划，成立了由他任组长的林业领导小组，并相继配备了各级林管人员。当年从事林业生产和管理的人员达五千二百人，实现林业专业队伍常年植管和群众性植树相结合的组织体系，以宅旁、村旁、渠旁、路旁（简称“四旁”）为重点，在农田水利建设中要求“渠成、堤成、路成、林成”，并利用废堤、荒地、滩涂、低产农田营造小林片，建设防护林，经济林和速生用材林基地，形成了既有用材林，又有防护作用的林业体系。

梁久让特别重视林业科技和林木的管养工作。1962年他安排专项资金，交由县林科所引进加拿大杨树试验成功；随后，他又鼓励发展水杉、意杨、杉木等试验，使潜江成为全国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之一，争取到了不少国家项目资金。潜江在林木引种驯化、良种繁育、速生丰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先后取得多项成果，受到国家、省、地表彰奖励。1963年春，他到浩口检查植树造林工作情况，当他发现上年组织群众在公路旁所栽的树木被一农户扩自留地时砍伐了三株，即指示公安部门以破坏林木罪立案，最后交县法院判了此人一年半有期徒刑，当时在潜江乃至全省引起了轰动，至今还被潜江老百姓传诵。

1963年他确定由县政府发出通知，每年采种季节号召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人采集林木种子。随后出现了户户采种、队队育苗的良好局面。1964年，全县采集枫杨、苦楝、重阳木、毛桃等树木种子二十二万斤，创历史最高纪录，百分之七十的社队都有专门的育苗基地。为支持林木生产，1964年梁久让在化肥计划指标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安排育林专用肥四十一点二五吨。当年2月，他部署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居民在街道、空地、院落栽树种花，形成城乡一体推进植树造林、绿化美化工作体系。

1964年荆州行署、省政府先后在潜江召开植树造林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潜江植树造林的经验，并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从此潜江的林业和植树造林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全国前列，这样才有了今天潜江市“水乡园林”之美称。其植树造林成果已荫及百万潜江人民。当年10月30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潜江沙街公社美丽大队木材自给有余的消息。文中说：“人栽树，树保地，地增产，穷面貌变了样”。称赞该大队是“江汉平原自力更生解决用材问题的榜样”。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罗新华

——从通信员到人民喜爱的市长

罗新华（1935～1999），湖北江陵人，初中生。1951年8月他刚满十六岁参加工作时，是荆州行署工商科的一名通信员。这样一位打杂跑腿不起眼的通信员，凭其勤奋好学、精于业务，善结人缘干到了潜江市市长的岗位。

出类拔萃干一行爱一行

1935年11月9日，罗新华出生在荆州城北门得胜街十六号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其父胡长贵（随母姓）是荆州城一位能干的工商业主，经营百货、餐馆等，在荆州城外还有几十亩良田，新中国成立时将其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1943年罗新华在江陵县城关镇读私塾，1946年入读荆州中心小学，1947年考入荆州中学读初中。

荆州解放后，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罗新华无心继续读书。好在其父人缘关系较好，参加“公私合营”十分积极，因而他将罗新华送到荆州行署参加工作，被安排在行署工商科任通信员。因其不仅机灵，跑腿勤快，文字功夫也还不错，一年半后调入荆州百货公司当文书。

1953年7月，荆州行署为支持各县财贸队伍建设，从行署各公司选调了一批优秀人才下派各县，罗新华是其中之一，被选调到潜江百货公司，先任物价员，后任业务员。他在这两个岗位上十分敬业，深得经理赏识，连年被评为公司劳模。1955年2月潜江县财政贸易工作部（简称财办）初创，亟须人才，他被选调到财办当办事员。因其工作积极肯干，办事能力强，1956年3月出席潜江县共青团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嘉奖，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5月任财办秘书。1966年5月任财办副主任。

罗新华接财办副主任任职通知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因家庭成分不好，不断遭受批斗，说他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办学习班，写交代、检讨是家常便饭。1969年4月下放到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1年3月，潜江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任务缺少政工干部，罗新华即被派往荆门、谷城三线建设民兵师任政工组长。一年后回到潜江支持江汉油田大会战，任江汉油田地方领导小组副组长。鉴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党群、干群关系处理得好，参加学习积极，1973年3月，恢复他财办副主任（牵头全面工作，主任由县领导兼任，下同）的职务。

当选副县长缘于人缘好

罗新华办事认真，工作负责，待人真诚，爱护干部，关心群众，讲话幽默，平易近人，人缘关系极好，深得干部群众爱戴。

1973年3月至1981年8月，他牵头主持财办全面工作期间，正是物资匮乏，严格实行计划管理时期，大到农业用机柴油、化肥薄膜等生产资料，小到家用针线螺钉，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肉鱼、粮油、布料、食盐、火柴等等无不都是凭票计划供应。罗新华充分发挥其善交朋友，广结人缘的优势，从省、荆州地区及江汉油田等地和部门组织了更多机柴油、化肥及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紧俏物资，保障了潜江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所需。每当各区镇书记、镇长，抗旱排涝急需柴油等物资找到他时，他都会进行计划外调度调剂，为他们排忧解难。

1969年5月，刚从高石碑镇财贸总支书记岗位上调入县财办任办事员不久的徐振高（后在潜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退休），其上小学的儿子在贴毛主席像时不慎摔断了胳膊。当徐振高将孩子弄到县人民医院完成正骨等手术住进医院后，刚从“五七干校”回城办事的罗新华得知情况即去医院进行了探视。因徐振高的家属还在乡下，他即将小孩接至家中，安排其妻子尹桂兰买来骨头为小孩煨汤补钙，好让其早日康复。

1981年1月，潜江县第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县人大、政府班子成员。罗新华当时并非是县委上报审批后的副县长候选人，当大会正式酝酿讨论候选人时，原报批的候选人因有关问题遭代表质疑被否定，这时大会主席团临时决定由代表团联名重新提出候选人。正在下乡陪地区财办领导调研的罗新华，因其工作细致，人缘关系好，一下子被张金、浩口、高石碑等十个代表团联名提了出来，1月8日以高票当选副县长。

县长变市长不居功自傲

1984年12月，罗新华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1988年1月，任县委副书记、县长。1988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潜江撤县建市，罗新华成为潜江县末代县长，也是潜江市第一任市长。他在潜江领导岗位期间，主管潜江商贸、金融、财政等工作。无论是任副县长、县长，还是市长，始终保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不居功自傲的风格。

1981年5月的一天，他带队到高石碑笃市村进行夏粮收购调研，在与一户主交谈时，户主得知这就是人们熟知没有官架子的罗（副）县长，十分激动，要打鸡蛋迎接贵客。他反复推却不许户主破费，但户主灵机一动说：“我给罗县长你们弄碗茶喝行吧”，他笑着答应了。不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端了上来，这时他才明白，当地百姓所说的“喝茶”，就是吃荷包蛋。他端着一碗荷包蛋风趣地说，“这碗茶我们要喝啊！不然就断（蛋）了党群、干群关系”。

他喜爱抽烟，一天可抽两包以上。过去还没有禁烟令，在一次县直财经工作座谈会上，他所带的烟抽完了，找坐在对面的财办副主任“讨要”。这位副主任打趣地说：“我有烟，但不能给你抽啊。要不他们会说我拍马屁或行贿的”。他十分风趣坦诚地说道：“我这人烟瘾大，烟的来源就是‘三个一点’，即别人送一点，自己买一点，招待烟用一点。我到你这里开会，你没有摆招待烟，当然只能由你送我一点喽”。一席话弄得哄堂大笑。

1987年他亲自制定国合商业第一轮承包改革方案，经县委批准后实施。第一轮承包期满，潜江县国合商业的销售和利润分别比承包前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九和百分之七十二，其做法受到在潜江召开的荆州地区国合商业改革现场会的充分肯定，并在全省商业改革会议上介绍经验。1988年他主持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开展乡级财政金库建设及乡政财源建设，使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87年他担任撤县建市领导小组组长，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他率领一班人上下奔走、多方争取使得潜江撤县建市成功。

建市后，他主抓城市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对东风路、建设街进行改造，拉通江汉路等，使潜江城市建设一下子跃居荆州前列。当人们对他说“你为潜江建市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他却风趣地说，“我不是汗马，也没什么功劳，只能算是百万潜江人民的马前卒”。

再任财办主任成绩斐然

1989年12月，罗新华调任荆州行署财办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2年3月，任荆州行署财办主任。1994年4月，任荆州行署副专员级调研员，6月，任湖北省政协荆州联络处副组长（副厅级）。1995年6月，当选荆沙市（后改为荆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罗新华在荆州财办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坚持原则，敢于创新，为荆州财贸改革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90年他主持全区商业批发企业清理整顿，所形成的经验被省政府转发全省各地市州直管市借鉴。同年，他主持全区金融秩序清理整顿工作，清查出一批严重违反利率政策的贷款和违反结算纪律的资金，并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1991年至1992年，他主持制定《荆州地区国合商业“四放开”改革的试行意见》，并组织开展四十三户企业的改革试点，所取得的经验被省政府推广。

1992年，他组织领导全区建设三十一个商品大市场，为活跃城乡市场，促进商品流通，方便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他提出财贸工业发展战略，使全区财贸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

1993年，他在石首市主持粮食购销和价格体制改革试点成功之后，又在全地区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得到了省政府的肯定。

勤于笔耕论文屡见报刊

罗新华虽然只是初中毕业文凭，学历并不高，但他自参加工作之日起，从未放松过学习，且笔耕不辍，尤其是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撰写发表了大量调研文章。

1962年撰写《办粉坊是件好事》，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湖北日报》上；1985年他针对农产品购销难的问题，撰写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定购合同的意见》，形成县委文件下发；1988年撰写的《荆楚宝地——潜江市》，在《中国新城市》上刊登；1988年他撰写的《农资系列化服务是供销社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表在《江汉论坛》增刊上；1989年撰写的《制定乡镇规划，保护基本农田面积》，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和《经济技术与研究》杂志发表；同年，他撰写的《联合起来开发地下宝藏》《改革春风满潜江》《绿色园林——潜江》，先后在《长江日报》《经济日报》《政策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他调到荆州工作后，其笔耕更勤。先后撰写了《全区商业批发清理整顿》《全区金融秩序清理整顿》《全区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调度》《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情况》等近二十篇调研文章。其中1990年在《政策研究》上发表了《抓紧整治，深化改革，为全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1992年，先后在《政策研究》《荆州纵横》《湖北财经贸易》等报刊上发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全面推行国合商业“四放开”改革》《加快财贸工业发展步伐》《打开荆州大门，搞活商办工业》《立足经济全局，加快商办工业发展步伐》等文章。1993年获高级经济师职称。

1999年11月28日，这位工作勤奋、敢于负责、富于开拓创新精神、为人谦和、情系民生、风趣幽默倍受潜江民众喜爱与尊重的市长，在荆州医院因一小手术失误，不幸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金成喜

——一位当过“县官”的财管所长

金成喜（1935～2003），潜江龙湾镇和平村人。他从大队支部书记干到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岗位，最后又自己要求降任财管所长，是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生荣誉等身，是一位颇具传奇特色的老模范。

亲自搭台挨批斗的支部书记

1935年8月2日，金成喜出生在龙湾司（今龙湾镇）狗腿子湾（今和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金学刚育有两子三女，靠湖区的几亩薄田极其辛苦也难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金成喜八岁入私塾读书三年多一点，因家境贫穷，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并时常随爷爷、奶奶讨米要饭补充家里粮食不足。

1958年7月，金成喜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1月起，他先后任张金区龙湾公社和平大队财经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书记。1962年1月至1967年12月，他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坚持“以粮为纲”，与群众同甘共苦，带领群众开荒拓土，筑堤挖河，抗旱排涝，大力发展双季稻，使过去的荒湖湿地变成了良田，和平大队从1963年开始，连续三年为全县户产万斤粮先进典型，成为全县完成粮食统购任务和上交“余粮”最多的村。金成喜个人和大队集体多次受到张金区委和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1966年10月，“文革”的浪潮也席卷到了和平村，张金区竺场公社的造反组织和和平村的“红卫兵”也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金成喜作为竺场公社最典型“走资派”进行批斗。10月9日，他忙完一天的生产检查刚回到家中，有人向他报告，说明天公社造反派要在和平村对他进行现场批斗。他闻信不惊，想到的却是：不能因为自己挨批斗，让群众为搭台增加负担。吃完晚饭，他叫上妻子、子女和几位信得过的大队干部，亲手在大队部门前搭起了批斗台。

不用权谋私的书记主任

1968年1月，金成喜任张金区竺场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期间，他深入田间地头，带领群众大胆地“抓革命，促生产”，兴修水利，开荒种地，消灭血吸虫，采取“交流经验，评比红旗”、“大寨标兵工分”等办法，使竺场公社各项工作走在全县前列，他个人成为全县“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楷模。

1969.6～1983.1，金成喜先后任张金区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中共张金区委副书记、书记（1971.11～1972.4任区委书记），渔洋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5.2～1979.12），张金公社党委书记（1980.1～1982.12）。其间当选县委委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1969.1～1978.11）；1974～1983年当选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就是这样一位任“县官”八年和执掌一方的党委书记，却坚持原则，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清廉为民，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用权谋私。

2015年5月15日，笔者在采访金成喜长子金必祥时，他告诉我他父亲1971年已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张金区委书记，当时他在张金读高中，和财经区长的儿子关华经常不买票去区电影院看电影。看门验票的职工看其父的“面子”从不收门票。父亲得知此事后，非常恼火。一天晚上将他和关华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丢了区委的脸，打了我的脸。你们是干部子弟，不能‘仗势’，不能让群众指我们的脊梁骨”。次日，他从每月四十五元的工资中拿出了十元钱，补交了他们的“白看电影”的票钱。

金成喜的妻子陈桃儿，父母早逝，八岁就到了金家当童养媳。他们婚后育有四子二女。金成喜当区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多年后的1978年，陈桃儿和子女还是农村户口，都在老家务农。1979年组织上按政策给他们全家“农转非”后，他坚决谢绝组织和同事的关心，不让给妻子安排工作。他说“我老婆不识字，有文化有资格安排工作的人太多，我不能搞这个特殊，让群众指责我们的干部”。

1974年长子金必祥高中毕业后，村里有一个推荐选拔上大学的指标，公社书记已将此指标安排给了金必祥。金成喜得知情况后，给儿子做工作让出指标，动员其去参军保家卫国。金必祥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并在战斗中负伤，五年后回到家乡，金成喜又是一个“不搞特殊”，不出面为他安排工作。还是一位老同事“看不过身”，将金必祥安排在西大院财管所当了一个临时工。后来，金成喜子女陆续成人，他除了第三子大学毕业被安排在镇里成为一位事业编制人员外，其余都是“背袋子”的合同工。

1977年5月，渔洋遭遇春旱，百里长渠无来水，东荆河断流，各村队秧苗田大都龟裂，秧苗快要干死，中稻田无法耕整，很多地方老百姓饮用水也成了问题。他带领全体公社干部，组织群众奋战三天三夜，硬是将断流后的几十公里东荆河一段段有水之处，采取开挖明渠的办法连接成河，再三级提水，战胜了干旱，受百姓拥戴。

1980年，他任村支部书记的妻弟，群众举报其经济问题，经查居于“两可”之间，他坚持原则，认为领导干部亲戚更应从严要求自己，做遵纪守法的带头人。不顾班子成员“宽容”一点的建议，硬是从严给予了党纪处分。1981年，其任乡供销社副主任的姨佬（连襟）因生活作风问题群众反响大，他不顾老伴的说情，硬是坚持原则给了姨佬撤职处分。

不贪财图名的财管所长

1983年1月，金成喜年仅四十九岁，时任张金公社党委书记，此时正逢机构改革。他担任“县官”已八年之久，两届全国、省人大代表，三十多次受到国家、省、地、（县）市表彰。按相关政策，他面临“进城、留公社、到部门”三种选择：进城任农办主任、留公社继续任书记、到镇直部门自己选择。在去与留的十字路口，他向世俗积习做了一个挑战，明确表示：就在张金安家，自己降职级当张金财管所所长。

自古以来，官场上很少有人自己选择降职。他的这一选择，让时任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感到无法向上交代。县委组织部长两次到荆州地委组织部解释道，这是金成喜个人真实的选择。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分别三次找他谈心，希望慎重对待，不宜作降职打算。他却笑着说：“大家常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我对这一选择毫无怨言。这个位子能更好地发挥我的能力；同时，我腾出位子，也能让年轻干部更快成长。今后我绝不会为职级问题找组织麻烦。”

金成喜任财管所长后每天提前上班，连打水扫地这样的小事都抢着干。有一天早上，他在打扫会议室时不慎将一口杯打破，硬是自己掏钱买来补上了。在安排农业税和水费征收任务时，他总是拣最难、最远的地方。1985年初冬，高易管理区所欠税费任务最大，他冒着小雨，披上雨衣，在泥泞小道上奔走四十多公里，当天收齐了四个村所欠的二千三百元的农业税和水费。1989年春节将至，东湖村还有二千二百元的特产税未交。因村书记是他的侄子，加之群众缴税意识不强，所里人员都畏难不愿去征收，他说：“公事公办，就是落下六亲不认的骂名，国家税费该收的一分钱也不能少。”于是他又揽下这烫手的山芋去了东湖村。到达村里他教训了一顿侄子，并要他陪着挨家挨户地宣传政策，三天完成了征收任务。次年（1990年）村里该交的五千四百元特产税，当年9月就收齐上交了。

在金成喜某些亲戚眼里，财管所长收税管钱有权又有钱，过去他当镇党委书记想“进步”不用权，现在年龄大了，官也越做越小了，找他开方便之门办点事应该没问题。他的老伴是靠叔叔抚养成人的，亲如父女。1988年春节，叔叔大老远从乡下赶来，说是准备到张金街上摆个甘蔗摊，想找他在财管所借一百元周转金。这对金成喜易如反掌，但他认为叔叔不符周转金发放对象，硬是没答应，最后打电话给在龙湾工作的大儿子，让他拿出一百元的积蓄，总算满足了老人的要求。他妻弟在张金镇上一家银行当临时工，行里分配他揽储任务，说只要他将张金财管所存款户头转到行里来，即给他转正。他耐着性子给老伴和妻弟做工作，说财政资金存入哪家银行，上级都有规定，不能随心所欲。

金成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显得十分“小气”，但他对认为该帮助的人却总是慷慨解囊，十分“大方”。1989年春节前两天，人们都忙着办年货，可魏桥村五组七十岁的董婆婆，看着呆傻的儿子和十岁无娘的孙子，想到死去的丈夫满目凄凉。金成喜迎着刺骨的寒风，带着五十元的农业税减免款和自己从工资中挤出来二十多元钱买上肉鱼送到董婆婆家。董婆婆下跪谢恩时被他扶起，并说：“我来迟了，明年我将带领财管所干部来帮扶你。”

金成喜带领财管所干部职工深入基层，培植财源，1985年以来，张金财管所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财政系统先进单位；他个人五次被评为荆州地区财贸系统标兵，三次被评为全省财政系统“先进工作标兵”。1993年10月，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1996年1月，金成喜退休后，仍然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多次被评为优秀市人大代表和老干部先进个人。1998年7月的一天，他带着长子金必祥到公安县孟溪镇去探望儿子的姑妈，被洪水阻隔停渡，他即选择了在江堤上与解放军一起运石头、背沙袋抗洪抢险，一干就是六天六夜。《解放军报》记者潘伟以一篇《一位当县官的抢险突击手》报道了其感人事迹。

2003年5月22日，金成喜在张金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王广明

——从太行山里走出来的潜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广明（1936～2015），曾用名王柄栓，河北武安县（今武安市）人，十五岁随南下的解放军到武汉，十六岁即来到潜江，从此他将其一生奉献给了这片热土，成为潜江人民敬重的“王爷”。

走出太行山随军南下

1936年1月23日，王广明出生在河北武安县阳邑镇永安村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王锡福、母亲田先景虽勤劳本分，还是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锡福年轻时靠给大户人家打长工度日，成家后靠务农和在农闲时到太行山西边的山西贩卖山货赚钱补贴家用。王锡福育有二女三子，王广明前面有两个姐姐（王恒丽、王云丽），他在家排行老三。1945年王广明入学，期间经常参加抗日等革命活动，至1950年断断续续读了五年书，即到武安县城“武胜杂货店”当小伙计，分担父母养家之忧。

武安地处太行山东麓，邯郸西北，是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王广明出生既受到战火的熏陶，八岁时他就当上了村里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孩子为抗日站岗放哨、送信。解放战争开始，他用自己弱小的身躯为解放军运粮、送伤病员，参加民工队为部队修铁路和公路，受到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和部队的表彰。

新中国成立前夕，武安成了长江支队和太行、太岳南下干部会师、整编培训待命之地。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各地挑选出来准备随军前行接管新的解放区的干部们汇聚武安，使这个并不大出名的山区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武安的一些区镇、村庄干部和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积极报名随军南下。在轰轰烈烈南下的浪潮中，刚满十五岁的王广明再也不甘心做杂货店小伙计了，他找到在县城负责南下组织工作的表叔张聚金，虚报年龄随南下大军来到了湖北。他的两个弟弟后来在他的影响下都走出武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弟王广增，曾任河北永年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三弟王炳书，先后任甘肃省酒泉、张掖市委书记、省巡视员。

1950年底，部队到达湖北后驻武汉，因为王广明有经商的经历，即被安排在部队的生产合作社当店员。1951年3月，被推荐到武昌公安局当通信员。1952年3月，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加入共青团。八个月后，学习期满毕业，即调配到潜江。从此倾其一生奉献给了潜江这片热土。

久经考验进潜江班子

1952年11月，他从县城分配到浩口区工作时还不满十七岁，很多人都戏称他是“戴红领巾的干部”。他年龄虽小，但办事认真、沉稳。区委书记每安排的工作他都能很好地完成，随即任区青年干事、团委书记。1954年7月，十八岁入党，成为当时潜江区乡干部中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当年8月，江汉平原遭受特大水灾，汉江潜江段的饶家月、杨家月等地漫堤，10日省防办决定在汉江右岸的潜江五支角扒堤分洪，全县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口和百分之八十七的农田受灾。十八岁的王广明组织抢险救灾，带领群众安全转移，不分昼夜奋战三天三夜，劳累地昏倒在路旁，幸亏一位老大娘用湖里的菱角叶加中草药煮汤救活了他，第四天他又出现在组织灾民转移的队伍中。1955年1月，任浩口区宣传委员，次年1月，升任为浩口区区委副书记。

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任蚌湖指导组组长；1958年12月至1959年9月，任钟市人民公社社长；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任蚌湖区区委副书记。在此期间王广明的情感世界接受了一次严峻考验。1958年在小学当教师的妻子金升意在“大鸣大放”中，不知一句什么话被好事者揪到了“辫子”，将她划为右派。工作专班对她进一步调查，查明她父亲金仁铭曾留学过日本，新中国成立前任过《北京晨报》编辑、“伪大冶矿秘书”、“伪潜江县县长”等职；其大哥金升龙和小哥金升陶新中国成立前都在国民党机构内任过职。定性她是漏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在仍“坚持反动立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喊反动口号”等，将她升格为“右派分子”。

这时组织上派人找王广明谈话，要他“站稳阶级立场，划清革命界限，马上与金升意离婚”，否则会受株连。王广明绝对不相信妻子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同意离婚。1959年6月，组织上给王广明最后通牒，说如果再不办离婚手续，他本人将被开除党籍或撤职，子女也将受到影响。万般无奈之中，他们去办了“手续”，事后王广明找准一切机会帮助妻子申辩，1961年（正式平反文件是在1979年7月下达的）妻子终于摘了“帽子”，他们即复婚。当年，王广明调入县委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

好不容易调入县城工作的王广明，因有人认为他急于复婚，“还是阶级立场有问题”，1962年1月，被贬到熊口区腰河公社任党委书记。他服从组织安排，不带任何情绪，带领腰河人民大兴农田水利，开荒围湖造田，一个冬季腰河公社多出了一千多亩良田。1963年2月，重新回到了他七年前的任职，即熊口区区委副书记。1966年1月至1970年3月，先后任熊口区主任、区委书记。

1968年的一个冬夜，熊口棉花采购站发生火灾，时任区委书记已“靠边站”近半年的王广明，白天挨了一整天批斗疲惫不堪刚刚准备躺下，接到报警后，他立即冲到最前线指挥灭火施救。熊熊大火已将第一仓库房顶烧毁，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他带领灭火人员拉着输水带冲向第二仓库，过火后的一堵墙壁突然倒塌，他腰以下被压在断墙下，大家将他抢救出来已负重伤。从此，身先士卒的他留下了腰椎损伤的终身劳疾。

1970年3月，三十四岁的王广明任县革委会常委、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成为潜江县委班子年轻干部之一。

为民不唯官影响升迁

王广明一生注重学习，关心群众，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工作扎实，每到一地或分管某一项工作，都干得极有成效，尤其是一生不图名利，为了潜江人民的利益不唯上、不唯官、不怕丢官的精神为百姓传诵。

1970年进入县班子至1984年，王广明先后兼任过张金区区委书记、县农办主任，后又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等职。当时地委组织部在考核他的材料中写道：“工作能力、事业心强，魄力较大”，“到哪里同样能铺摆开工作，分管工作任务完成较好”。主要领导对他都十分信任，分工他干的都是一些重要、棘手的具体工作。1972年2月，张金区新组建的革委会班子力量较弱，派他去兼任第一书记。到任后他没有县领导的官架子，尊重体谅书记，充分调动班子成员工作积极性，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开挖三五河、永益河、万福河，狠抓粮食生产，使张金各项工作都处在全县前列。

在“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农业、农村工作尤为重要，1973年12月，非常有农村工作经验的王广明又回县里任农工部、农办主任（至1977年11月）。当时农业战线资历较深的老同志较多，他十分尊重老同志，工作中时常主动征求他们意见，深得老同志信赖，一致评价他：“看问题准，办事果断，不拖泥带水”。1976年他担任县委驻杨市工作队队长，驻在工作落后的紫月大队两年。驻队时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77年，他组织群众开挖光明河，不顾自己腰伤老毛病，与群众一同计土方量完成分段任务，令群众敬重万分。在他的带领下，紫月大队一跃成为杨市的先进，粮食总产量由一百五十七万斤，增加到一百八十四万斤，棉花单产由六十二斤增加到一百零五斤，社员年人平分配由六十九元增加到九十五元。

1978年11月（至1984年11月），王广明任县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农村农业和党群工作。1980年7月17日开始，潜江连降大到暴雨，全县大片农田受渍，田关河、上西荆河水位猛涨，8月5日，田关河水位达三十二点九四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1969年，为三十二点一三米）零点八一米，沿线防汛四处告急。恰在这一天，奔波在防汛抗灾第一线的王广明接到上级通知，要潜江提高田关河源头刘家岭闸的闸门，分担荆门、荆州长湖的泄洪任务。王广明一听，如果按此调度，田关河可能全面漫溃，沿线积玉口、周矶、浩口、熊口、龙湾、老新、徐李等大半个潜江，上百万亩农田将全部被淹。他向领导反复呈情不能这样做。

1984年，县委书记和县长因工作需要先后调离潜江。他们在调离时都向组织推荐道：王广明同志工作扎实，能力强，作风正派，敢于担当，关心群众，团结同志，可接任县委或政府主职。潜江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有此期盼，但因防汛“没有全局观念，不服从领导”之事在上级已传开，决定他继续任副书记，最后为平衡潜江干部群众情绪，让他兼任潜江县政协主席。

正直无私不怕得罪人

王广明一生正直无私，办事干脆果断，工作有魄力，不怕得罪人。“文革”初期，潜江造反派头头宋某到熊口搞宣传发动，成立派性组织，要王广明“站稳立场”，支持他们这一派，不能让熊口“复旧”。王广明态度坚决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党员无派别，我该干什么，上级组织说了算。你们说熊口复旧，是你们的看法，我不同意”。他在熊口任区委书记时，财经副区长参加区委会迟到了，他当着大家的面，毫不留情地对他提出了批评，令与会者个个噤若寒蝉，一时会风大为好转。

他在县委办公室任主任时，十分尊重老同志，对年轻同志十分爱护关心。谁家里人病了，他总是带队亲自上门看望。某日，王广明安排秘书李某通知次日下午各大办分管机关主任到县委办公室开会，结果，李某当晚带生病的小孩上医院忘了此事。有人提出要李某在机关会检讨并通报批评。王广明弄清情况后，对分管机关的负责人说：年轻干部到县委办不容易，他们还要进步成长，如果要他检讨，对他通报，等于打他的脸。要他再通知一次，我今晚多开一个会就解决了。面对县委办公室的王某，社会反应其恃才傲物，对基层服务态度差等问题，他毫不含糊对其在机关干部会上进行批评教育。

1983年初秋，王广明在分管农业时到杨市检查棉铃虫防治情况，不愿听分管副书记向他头头是道的汇报，到棉花田间一查看，每株棉杆上的成桃、花蕊都查到了虫或卵，再一看，他前期所安排的点灯诱蛾、枝把诱蛾等防治措施都没上，他立即要县委办公室通知到杨市召开防治棉铃虫的反面现场会。现场对杨市工作抓落实不够的分管副书记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震动全县。干部群众都尊称，这才是潜江真正的“王爷”。

1985年1月（至1988年7月），任县委副书记，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次年7月，县政府班子进行换届选举。大会在酝酿报经荆州地委组织部审批的候选人时，有几个代表团代表共同提出某候选人作风漂浮，虚报工业产值，为图政绩，将农户散养的鸡鸭、猪集中起来搞县里多种经营现场会现场等，不宜作副县长候选人列入。他弄清情况后，不怕得罪某一人，支持代表意见，让代表依法履行了选举权。

王广明一生清正廉洁，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爱钱财，拒礼之名路人皆知。1997年2月，刚满六十岁之际，他便从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下来的他从来不找组织麻烦，由此这位“王爷”更是得到了潜江广大干部群众的敬重与爱戴。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潜江历史名人传》作者郑家荣）

后　记

历时三年之久，《潜江历史名人传》终于要付梓了，我如释重负，总算了却礼敬先贤之情。

一个率真的人，在官场上混迹二十多年不跑不送不串门，总是持本真之心要求自己，按原则和良心对待工作和民众，还真没辱使命，为潜江的城市规划、建设等干出了一些开拓性的事业，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和尊敬，感受到自己率真履职的价值。慢慢退出官场后，少了那份疲倦和虚华，多的是满身的轻松和踏实，但本真之心又提醒我不能在轻松中没有了欲望和追求，于是想到以拙笔撰写历史名人，用名人的力量去“资政育人”，再现自我价值。

确定好选题后，自己也知道这是一次挑战。一是这些历史人物、跨越千年时空，史料十分有限，要让他们丰满鲜活起来，必须要沉下心来在浩繁的旧籍、书海和文献中寻觅甄别、析疑淘金，不少人物还得循着古迹和后人去踏访，这需要一股勇气和韧劲；二是每个人物的人生从史志、文献等资料上看似短暂又简单，但融入时代背景，却是厚重漫长且扑朔迷离难以把握，想再现他们的生命脉络和人生价值，这得在“看透”中去伪存真，在淘沙披金中呈现他们的闪光点；三是“存史继学，资政育人”是我的写作初衷，而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既不能脱离史志杜撰历史，也不能人为拔高某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不能塑造“英雄”，由“英雄”去搞政治说教，其初衷把握和实现十分为难。

为此，不少好友劝我别自找苦吃，弄不好还可能会顶起碓窝子唱戏，吃亏不讨好。我谢绝了好友们的劝导，执着任性地认为，近百年来国人对国学、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少有发扬光大，甚至是“断流”，导致当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很多人信仰缺失，唯利是图甚至伤天害理而不知廉耻。现在非常需要重视国学、重视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要用先贤之精髓拯救道德之疾患。潜江这片沃土上历史名人荟萃，承史继学的事总得有人去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去传承他们，弄不好历史真可能会“断层”，人们可能会数典忘祖。于是，我在虚静中默默耕耘，在浮华中细细挥洒拙笔，力求精准真实地再现这些历史名人曾经演绎过的精彩。

每一位人物成文都是十分艰难而曲折的。为写好这些历史名人，我自掏腰包几万元先后购买征集到了万历《承天府志》、乾隆《荆门州志》、光绪《荆州府志》、康熙《潜江县志》、光绪《潜江县志续》、光绪《潜江县志稿》、元代《牧庵文集》、明代《大泌山房集》、民国《潜江书徴》、民国《潜江诗录》等古籍文献。为弄清同一姓氏人物的家庭关系，我深入民间街坊收集到了不少名人的家谱，如刘道隆家族的《密湖刘氏族谱》（民国初）、欧阳东凤家族的《安福欧阳氏家谱》（民国初）、刘应同家族的《安成刘氏家谱》（现代）、莫之翰家族的《莫氏家谱》（巨鹿堂，民国初）、初杲家族的《初氏通谱》（现代）等。有时为写好一个人物，我不得不多次往返国家、省、市图书馆、档案馆和进行实地踏访及请其后人帮助。如为写好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我先后三次到国家图书馆，将万德尊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等年份发表在《南洋兵事杂志》《北洋兵事》等刊物上的原版文章进行了采录；如写廖诗权，我除了到他老家渔洋镇荆安桥村进行实地踏访外，并请长期出入他家的侄子廖书海提供情况，定稿后又交他审定签名确认；如县委书记梁久让入书是在采访过程中，人们说到潜江有今天独具特水乡园林特色的风貌他功不可没，而梁久让1964底调离潜江后，史志上没有他的任何文字记载，我只得多次到市档案局（馆），查找他当年的工作报告、县委工作简报，并联系到他在武汉的儿子梁兆泉请帮忙提供资料，才有了他在潜江工作的小传。有时一个人物成文就是三四千字，而我却要查阅收集上十万字的资料；有时研读收集了一大堆资料，可是十天半月也难形成提纲，成文时间就更长了。

从这些名人的身上我深切感受到，无论你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当繁华落尽、荣光不再、生命的脉络清晰呈现时，才能看到你对历史、对社会的贡献，看到你的人生价值。一个人生命、灵魂和价值的丰满度，并不取决于金钱官职，而取决于你是否守住了做人的本分，是否用本真之心为人处世。人在奋进中要学会看透、放下，这样才能自在，才能有自我，不迷惘在金钱名利之中，才能回归生活的本质，才能凭良知做好人、做好事。

名人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历史名人的人生经历，从励志、修身、治学、从政及处理人际关系等对我们都很有启迪作用。学习名人、重视名人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坚强、更加睿智。愿名人的力量像一股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世世代代滋润着芸芸众生。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万分感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潜江市委书记张桂华，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剑雄等市领导，他们对此选题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很多支持，秦尊文作序入书。感谢对潜江文史及人文研究较多、较深的罗仲全、毛道海、马荣华等先生，他们前期的研究成果使我在写作中少走了很多弯路。九十高寿的罗仲全先生，不仅将他收集到的一些墓志铭（手抄稿）及墓碑拓片送给了我，还多次陪我对部分名人墓葬地等进行踏考；毛道海先生曾戴着呼氧机对我的选题、书名等进行指导，并无私地将其收集到和所著的相关书籍供我参考，本书中不少人物传记参考和借用了先生所著《潜江风情录》中的部分成果，后来先生在语言交流吃力的情况下，多次用微信与我进行写作交流；马荣华先生旅居美国，也十分关注这些人物的写作，2015年9月，他审阅了我传送的电子版初稿后，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处，其中很多错漏是我自己怎么也难以发现的。潜江市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张军、副主任朱道昌多次陪同我进行调研采访。潜江市林业局总工杨金德是潜江文史研究的发烧友，他毫不保留地将其收集到的一些典籍（电子版）、史料送给了我。潜江市档案局的关贤安科长，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些地方史志方面的书籍和部分研究成果，还多次在市档案局（馆）帮忙查找史料，为我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我的送审稿出来后，她认真审定，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我基本上是照单采纳。潜江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明山审稿后并作跋以资鼓励。潜江市文化旅游局局长徐中兵、市档案局（馆）局长庞大美等都为此书写作出版提供了很多帮助。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很多作者的作品，文中没能一一署名，在此再次一并深表感谢！

此书在初作选题时，即被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编辑、也是我的好友全秋生发现，约定交由他编辑出版。全秋生是一位“北漂”文化人，他博学好文的精神和严谨精湛的编辑水平值得我信任。此书在编审出版过程中倾注了他不少心血和汗水，深表感谢！

此书涉及人物众多，跨越时空两千多年，加之本人水平有限，其中错漏难免，祈望能以本真宽容之心帮忙斧正，以便再版时完善，切忌无限上纲、横刀立马予以捧杀。拜托了！

2016年1月于憨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