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随着各国广泛开展疫苗接种，我们看到了疫情终会过去的曙光。而因疫情带来的某些思考，仍会持续深入——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生命？本期《天涯》推出“我们的生命观”讨论小辑。林渊液、李壮、江子从各自的经验出发，在微生物、口罩、疾病、个体生存等切面上，体察例外状态的多重可能，在构建新的生命观的过程中，呼应我们时代的对话范式转向，期待以关于生命的思考抵达理性之境。

现推送李壮《新冠时期的生活与生命》。

新冠时期的生活与生命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年多之后，我坐到电脑前，开始努力敲打键盘并且敲打自己的脑袋——我试图去谈论疫情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回到“最初的起点”，回忆起疫情最初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什么。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一年中，我的脑袋先是被大爆炸般迅速膨胀的信息狂潮塞满堵塞，以致无法转动，紧接着大脑又在对“疫期生活”的迅速适应中被悄然掏空、变得转无可转，冰火两极，融在一起几乎是一片混沌。唯一清楚的，便是我依然活着——人们说2020年活着就是胜利，其实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任何人在任何年头能老老实实活下来都是一种胜利；只不过疫情的肆虐，让过去一年的胜利比其他胜利显得更加胜利一些。或者说，活着是让我们能去好好琢磨一下这种胜利。

那就把指针先拨回去。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庚子年春节我是在希腊过的。那段时间正赶上新冠疫情的第一轮“信息轰炸”，但凡遇到有WiFi的地方，我都会争分夺秒连网打开微信刷刷国内的最新消息。在欧洲时间里刷着手机，跟武汉时间同频共振，这感觉多少有些奇怪；更奇怪的感觉在于，手机里草蛇灰线的分析猜测和“大事不妙”的情感气氛明明已如此具体和真切，抬起头来，南欧的慵懒生活还照旧是那样的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两种现实叠加在一起，人会有分裂的感觉，仿佛“现实”本身已经被它自身的强大冲毁了似的。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南欧也会被新冠病毒冲击得一地鸡毛。

其实疫情的痕迹，在我离京出游之前便已经有所显现。为了错开出行高峰，我提前请了年假，赶在除夕前几天启程。那时候“新冠肺炎”还叫“不明原因肺炎”，信息场上能够看到的病例还只有零星几位，地点坐标还局限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表面看上去，跟北京扯不上太多关系。但出于安全考虑，我和妻子还是戴了口罩去首都机场——口罩是N95，原本是囤在家里防雾霾用的，近几年雾霾减轻，戴得不多，这时候倒派上了用场。机场的情形大致如常，人潮汹涌，印象中好像也没遇到太多额外检测环节，倒是妻子一路都在抱怨戴了口罩喘不上气，导致我全程增加了安抚情绪环节。上了飞机，口罩一摘，该吃吃该睡睡；环顾客舱，十几个小时飞行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的乘客几乎没有。

待到在希腊玩起来后，我们才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先是朋友圈内各种征集物资的信息、“告急”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然后是武汉封城的消息正式传出，接下来便是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病例报告……结合对病例症状的描述分析，大家心里渐渐有数：“这怕是SARS又来了！”SARS，俗称“非典”，2003年闹过一回。那时候我不在北京，而是在老家青岛读中学，天天看着报纸上的数字和消息，第一次知道，在现代社会、在我们身边，居然还会有致人死亡的瘟疫出现。那年的“非典”疫情没怎么波及到青岛，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也不会借此去思考什么生死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基本等于没经历过“非典”。那么，这一场显然会波及到北京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就成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接面对的集体性生命安全危机事件。

我不得不坦白，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在担忧、牵挂和恐惧的心情之中，其实还掺杂了一丝丝隐秘的、源自于“抗击危情”的兴奋感。这确实不对，但并非毫无道理：其一，疫情爆发之初那几天，公开的感染病例数字和死亡数字都不大，我能感觉到情况比较麻烦，但完全没想到最后在全世界会死那么多人、会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后来，当社会各界抗击疫情的情形被我们更广泛地看到，我的内心就迅速被悲壮和激愤的情绪完全填满了）。其二，虽然我很快就要回到北京、回到疫情冲击波的杀伤范围之内，但至少彼时彼刻，我身在国外，拥有十天左右的“心理缓冲期”。换言之，我当时是在相对“安全”的语境中，去充分地准备迎接某种真实却又带有随机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感世界会变得很微妙。张枣的《镜中》有一句：“危险的事固然美丽。”疫情一点儿也不美丽，但它确实危险；而危险能够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迫使我们迅速行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这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并不是常常得以经历的事情。

毫无疑问，我们的确迅速地行动了。身在国外，国内的抗疫暂时帮不上忙，只好先顾自己。最直接的行动就是买口罩。到雅典第一天，逛街时路过药店，顺手买了一盒口罩，当时还在犹豫会不会是杞人忧天，大老远地揣一盒口罩回国会不会显得反应过度。不料刚过几天，就开始后悔买一盒买少了，于是上了圣托里尼岛，第一件事不是拍照打卡，而是打开地图搜“附近药店”。一家家药店摸过去，却得知口罩近几日已迅猛售罄，都是中国游客买走的；有一次正跟店员“Mask，Mask”地比画着，身后一推门又进来一帮同胞，相视一笑，知道都没买到。直到离岛当天早上，妻子还多次气喘吁吁地跑到离住处最近的那家药店，蹲在人家门口，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那批“听说明天上午会到货”的口罩。“听说明天上午会到货”这句话，店主人已经连续说了三天。毫无意外，直到我们离开圣托里尼岛，那批口罩依然天荒地老般地维持在“听说明天上午会到货”的进度里。最后是店主人瞅着妻子实在太过可怜，从仓库里翻出一盒压箱底的存货卖给了我们——严格来说，这盒存货甚至都不能算是口罩，它们连熔喷层都没有，几乎就是加装了挂耳的两层纸。即便这样，这盒靠“卖惨”得来的、完全不成样子的“口罩”，依然给我们带来了些许预期之外的欣喜和安慰：“有总比没有强，再不济总还能遮遮鼻子挡挡嘴。”事实上，在我们回国之后口罩最紧缺的那段时间里，它们也真的派上过用场：我和妻子把它们加挂在N95口罩的内侧罩住口鼻，以便让外层珍贵的N95可以多次使用。

经验的世界，理性的世界

之所以特意回顾满希腊“化口罩缘”的故事，是因为它最直接地体现了人类在面临危险时的本能反应：迅速行动起来，尽一切可能去搜集储备那些能够保障生存、助力自己渡过危机的稀缺资源。在“听说明天上午会到货”这句话面前，所有的“懒癌”和“拖延症”都被治好了：我们一次次奔向应许中的药店，就像二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奔向自己的捕兽坑或浆果丛。

突如其来的危机，唤醒了我们体内继承自祖先的习惯基因。这些习惯基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几乎已经绝迹。我们——或者更准确地说，居住于现代城市中的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物质丰饶、分工精细、体系健全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获得和储备尽可能多的一般等价物——用人话说，就是“闷头挣钱”。在钱没花光的前提下，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饿了点外卖，冷了网购衣服，生存的基本需要完全不必担心。尤其对于八零后、九零后来说，现代生活几乎已经成为常识，成为了肌肉记忆，“匮乏”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因此，这次疫情，对我们生命体验带来的最重大的改变，就是让我们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进入了一个陌生却古老的“匮乏世界”：一些对保障生存非常重要的急需资源，变得紧缺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很多人都是不熟悉的。事实上，人类在生存层面上开始较为普遍地告别匮乏，最早也只能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具体到中国，如果以大多数人的温饱无忧为标准，大致得从改革开放开始算。不论怎么算，都不会超过几百年的时间，这跟人类漫长的历史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此意义上，“匮乏”倒比“丰饶”更接近人类生命经验的主旋律，只不过近现代以来生产力的指数级发展在无形中修改了我们对世界、对生存本身的认知，我们好像已把丰饶——有基本保障的生存——默认为理所当然。这次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将我们引向了“生命体验”的返祖：我们跑、我们找、我们琢磨各种办法，为了能获得一些并不足以供给每个人的生存物资。

不仅是口罩。回到北京后，因为担心饮食服务行业，尤其是物流运输行业受到疫情影响，大家很快展开了“深挖洞广积粮”的生存实践。在我的家里，大米、大白菜、牛羊肉卷、花生油、火锅底料迅速占领了冰箱、储物间甚至床底。“囤食物”与“囤口罩”一样，都是出于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匮乏情况的恐慌和应对，都是我们这代人生命中高度反常、几乎陌生的经验。

有趣的是，后来的情况也同样证明，这种经验确实不会成为常态：在疫情爆发之初全社会“措手不及”的阶段过去之后，口罩的制造产能迅速被调动起来，生活物资生产运输方面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我们的日常生活迅速回到了正轨（甚至惯性）之中——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我们家在2020年春节囤下的火锅底料，直到2021年春天都没吃完。我们照常加班，照常点外卖，照常在周末往海底捞领一枚桌号，然后去看电影。

我想，在这里或许存在着某种建设性的启示：疫情的冲击，使我们对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乃至视而不见的部分重新产生了感知。吃得上饭、出得了门，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从来如此”的事情；一个人活在世上，把自己的方方面面打理好，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得出的结论也同样成立：这个世界依然是坚固的，一次破坏力罕见的疫情冲击了它，却没有毁掉它，许多事情依然按照曾经的方式在发展。

疫情短暂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在经验和情绪的领域，它将我们浸入一个全然相异的、充满生存危机感的世界；然后，我们又被一把拉了起来——如此迅速，浸入又捞出，像阿喀琉斯被忒提斯倒拎着浸入冥河一般。而在“经验世界”之外，这一年多来被谈论更多的其实是“理性世界”，也就是我们脚下这个看得见摸得着，客观对象化并可以用GDP和贸易顺逆差数字计算的世界：对的，就是那个真实的空间，其中安放着越来越复杂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

这个“理性世界”的恢复，看起来要比“经验世界”的恢复来得缓慢一些。然而这个世界终究也正在被治愈，正在恢复元气。疫情爆发之初，“逆全球化”和“全球化瓦解”一度成为舆论场上的热点话题。而今再看，担心一场疫情会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现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这大可不必；认为现存世界即将在总体上走向隔离和对抗，也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持。2020年在希腊时，我随身携带着英国学者大卫·阿布拉菲亚的历史著作《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伴随着手机里的疫情消息，我再次读到了那段此前已有过了解的故事——两千多年前的另一场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造成这种结果的既有疾病又有人类的残酷行为。瘟疫（可能是鼠疫）于公元前430年到达希腊，并摧毁了雅典。地中海上的交通线总是为流行病的传播提供路径，文献中记载的一些更为典型的案例，如六世纪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以及十四世纪的黑死病，都将戏剧性地揭示这一点。”

只言片语。事实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袭击雅典的瘟疫，被认为是雅典在战争中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雅典的衰落，在阿布拉菲亚的论述中可视作地中海地区第一次秩序大统一的瓦解。即便如此，留给这场瘟疫的也仅仅只有这么几句话。或许，一种原有秩序的变更乃至瓦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支撑这种秩序的逻辑依然牢固，就像雅典虽然衰落，只留下我脚下这片辉煌的废墟，但地中海仍在，人类对贸易和沟通的渴求仍在；相比于病毒，那些木头船只上满载着的谷物、毛皮、水果和橄榄油，才更加接近人类历史的核心。于是，在雅典之后，还会有查士丁尼时期的地中海交通线，还会有十四世纪的地中海交通线——甚至，还会有继续伴随着它们的瘟疫。

而瘟疫，本身也正是人类文明秩序高度发达并且命运相互捆绑的重要表征。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认为：“人群病只有在积聚起众多的稠密人口时才可能出现。这种人口的积聚，随着大约一万年前农业的开始出现而出现，然后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开始出现而加速发展。事实上，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换言之，“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人群病”。在此意义上，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本身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理性世界扩张的伴生物甚至“信物”。在象征的意义上讲，这类病毒的真正宿主并非个体的人，而是发达、活跃的人类文明。不断与类似的危机遭遇、对抗、共处，既是祖先的古老记忆，也是我们的未来命运。

房间、街道与肉体

现在，回到个体，回到我自己。

我家的窗口正对着北京地铁13号线。那是北五环外，13号线像一条缺氧的鱼一样浮出地表，所过之处溅开两行金属水花。我喜欢坐在窗台上看地铁开过来，那截反射着太阳的细长的铁，从粉的花、绿的叶、黑亮地招摇着工业朋克风的巨型高压电塔群中穿过，轰隆隆的，在巨大的仪式感中做着循环往复的事。

就跟生活一样。

原本都只是周末看。2020年春，拜疫情所赐，我几乎天天都坐在窗台上看地铁。从希腊回来（我万幸地赶在疫情全球扩散前返程回国，再晚几天恐怕真的会滞留海外），我的假期被迫延长。春节过后，大部分行业都推迟了“上工时间表”，千千万万的人变成了“宅男”“宅女”，大把自由时光积压在手里，一方蜗居似乎要与人相伴到地老天荒，一时间让人懵圈。出门是万万不敢的。北京疫情已经四处开花，离我最近的一例确诊病例，直线距离仅有一点四公里，我从窗上可以直接望到那片被封闭隔离的小区。偶尔不得不出门买菜，必然是武装到牙齿，回家之后把白酒（消毒酒精市面上早已脱销）灌到浇花的喷雾器里，对着自己一顿猛喷，室内的空气在酱香、浓香、清香、芝香间反复切换。大多数时候只能乖乖待在家里。但待在家里做什么呢？看书？心里不静，每天最多看四五个小时。刷手机？看到朋友圈里的吵架就心烦。有一段时间我隔三差五通宵看足球比赛，可惜没过多久，疫情攻陷欧洲，五大联赛和欧冠瞬间停摆，一场都没得看了。只好刷剧、刷电影、重玩本科时代的电脑游戏……爽了几天，眼睛和脑袋一并疼起来，于是也没了热情。

最后的最后，我又坐回到窗台前，看地铁。

我写过一首关于地铁的诗，很短，只有三行：

午夜的站台空空荡荡

消失了，地铁

这饥饿的蜈蚣

诗的题目叫《午夜站台》，我拿它作为自己第一部诗集的名字。我喜欢一切反常的事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喜欢一切过于坚固的正常和正确背后那些不慎流露的反常瞬间，喜欢充满真实质感的不真实。比如末班车开走后的地铁站台。比如空载回库的地铁车厢。比如一枝玫瑰躺在没洗的菜刀上。比如从完好的鸡蛋里磕出一枚智齿。

现在，没有什么比疫情期间的地铁更加不真实了。我是一个挤地铁上下班的人。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铁拥挤无比，人的身体和沉默在那里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弹性。如果不是在地铁里，我很难想象它们可以承受那么强、那么生硬的挤压。如果从外面望去，那些塞得满满实实的车厢恐怕已不再像蜈蚣，而更像是艰难蠕动的豆虫。我有时会想象它体内的压强，会想象它终于被撑得爆开，有些东西飞溅出去——飞过铁路护栏、飞过绿化隔离带、飞过高压电塔里闪电们的咝咝低语、飞过清河营南街路面上贴违章罚单的交警，“啪”的一声甩糊在我家的窗玻璃上。

然而在2020年的春天，地铁上几乎没有人。我从窗台上望过去，目光直直地穿透车厢另一侧的玻璃扎进地里。没有人影。这几乎是徒劳运行的地铁，它被无辜地掏空了内心，却依然要如常奔向一个又一个已无人等候的站点。一辆地铁载着它自己跑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潮涌般的孤独。我很想下楼摸摸它冰凉的脑袋。

事实上不只是地铁。楼下的整条街道都鲜有人迹出现，充满了巨大的、潮涌般的孤独。同龄人宋阿曼在小说《然后我们一起跳舞》里的这样一段描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出门时，城市还一派睡意朦胧，街道空无一人，红绿灯寂寞地转换着，显得多余。习惯性地，即使没有车和行人，我还是等到对面红灯转绿才通过人行道。这感觉像是处在末世电影里，靠遵循文明的规则来彰显人性的幸存。

她写的就是疫情期间的街道。真的是这样。人和车辆都消失不见了，很难想象繁华的大都市可以变得如此清冷孤独。“这感觉像是处在末世电影里”，然而规则还在，一个人还会继续遵守着已然无效的红绿灯的指示，荒诞里寄生着人性的幸存。

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个等红灯的人被凸显出来。同样地，在空荡荡的日子里，人自身会被凸显出来。与个体日常生命运行直接相关的许多活动细节都重新进入了我们的关注视野。像自己买菜做饭、每天清理居住环境等行为，在一线城市的很多年轻人中原本是“稀缺行为”或“非日常行为”，却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期变成了生活的“中轴线”——那段日子里，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词，从“挣钱养活自己”变成了“动手养活自己”，这里面的细微差别其实有趣，我觉得颇值得小说家们写一写。

更加凸显的是肉体本身的状态、反应。我们大概都曾经带着相当警惕的态度关心自己的肉体：怎么呼吸有点费劲？为什么咳嗽了一声？今天身上肌肉乏力，这难道是新冠中招的症状之一？颇有些草木皆兵的味道。最后事实往往证明，呼吸费劲是因为在家里憋得慌，咳嗽一声是因为你平日就经常咳嗽，至于肌肉乏力则纯粹是睡得过多导致。我们怕肉体“作妖”、毁灭。在警惕之外，更多的或许还是依赖，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身体自身的免疫力都是抵抗新冠病毒的唯一“特效药”。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在疫情依然未完全消停、北京刚刚小规模开放运动场地的时候，就开着车满北京城赶球局踢足球，极端时甚至一个上午在北五环和东五环连赶两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让我舒爽。透彻到每个毛孔的大量排汗令我迷醉。肉体苏醒的感觉让我深感安全。两个小时的疯跑过后，我像死狗一样躺倒在草地上，侧头望着视野中90度横躺下来的大厦和玻璃幕墙，确信自己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

我们不关心肉体已经很久了。我不愿以俗套的隐喻方式，把新冠病毒的肆虐说成是什么“提醒”“警示”“启迪”；但它的确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格外注意到了自身肉体的存在。如果说这场疫情对我们所谓的生命观有什么冲击和改变，那或许就是，它有意无意地让我们重新想起，人终归也是一种动物，肉体是我们的命门，也是我们的堡垒。

一年多过去了。如今，一切正在变得正常，对于许多原本并不正常的事情，我们也正在慢慢习惯。所谓的习惯，其实就是把原本异质性的元素，内化成了肉体无意识动作的一部分，甚至转化为肉体自身的延伸物——例如，口罩似乎已经变成了脸的一部分，而进店出示健康码的动作已经像进门脱鞋、挂衣服一样形成了肌肉记忆。我知道在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人一戴上口罩就会憋得抓耳挠腮，那时候如果跟他们说你得把口罩连续戴个几年，对方一定会亮出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现如今，我们的呼吸行为，好像已经跟口罩达成了共谋。甚至我们渐渐还发现了戴口罩的一些额外好处：沙尘暴、雾霾和花粉过敏的影响小了，这些不定期登场的骚扰者们如今撞上了常设的口罩之墙；街上帅哥和美女好像变多了，因为口罩遮挡住了大部分不协调的可能，我们根据一小块脸脑补出来的往往是比较漂亮的容颜（除非对方的眼睛或发型实在太过难看）。更重要的或许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不必那么吃力了，在口罩的遮掩下，我们不再需要协调做好整张脸的表情管理，我们只需要保证眼睛不露馅——人活在世上，免不了得听到令我们反感的话、面对令我们不适的人或事，极端的时候甚至一听一面对就是几个小时；如今事情会好办很多，我们只需要让眼睛流露出温柔和善意就好。我们本已分裂的身心，从此得以直接分裂到脸上。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当一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合理合法的表情分裂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口罩是温暖的堡垒，是拧巴者的避弹坑。

那么病毒呢，病毒是什么？它当然是我们要避开的枪弹，尽管在我们有限的日子里，需要避过的枪弹种类众多，新冠病毒只不过是其中不期而至的一排流弹。此刻，流血的伤口已经干涸或痊愈，空荡的街头重新变得拥挤起来。然而流弹呼啸而过的回音依然在我们心底敲击着磁石般的问句：它是否触摸过我？最危险的时候，它离我有多近？我无意之中，未必不曾吸进去几颗病毒？它们立时便被免疫系统杀死了，还是成功做到了入侵，又在我不知不觉中被自行治愈了？很多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就像生命本身一样。但我始终相信，在疫情最肆虐的那段时间，我与我所有的同类一样，都曾以赤裸的、终于平等的、近乎纯粹概率学的生命，与这个世界共享着相同的邂逅与命运。我也愿意想象，2020年那段奇怪的日子里，当我在某一天的凌晨三点四十五分打开窗户抽烟的时候，我一定看到过病毒，病毒也看到过我。

或许，就在我明灭的烟头之下，它曾经摸出一枚骰子。时至今日，那枚骰子依然在世界的鼻尖上转动。

又或许，它只是默默地掏出手机，对准了小区门口的二维码迷宫，自扫健康码。

李壮，青年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午夜站台》《亡魂的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