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云：“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所谓坂月川，即由月河积淀而成的月型坝地，明清士人称月谷川，今人称之为月河川道。 郦道元从农耕文明的视角对坂月川的赞美溢于言表，而文中所言孟达则是三国名将，魏蜀吴鼎足之初在由西城（安康）、上庸（竹山）、房陵（房县）三县组成的新城郡出任郡守，因在蜀魏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易主被司马懿斩杀于任上。经营此地多年的孟达对坂月川理应比郦道元更为熟知，更能体味风土人情，遗憾的是《与诸葛亮书》早已散佚，有关详尽描述难以窥测，而“川土沃美”却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农耕文明渐进缓慢，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力极其有限，封建王朝衍生递进从魏晋而至清中叶，想必坂月川并无二致，如落叶之静美，静谧千年。千年之后，关中大儒、方志大家王志沂亲历坂月川，极尽褒扬。 道光三年（1823），王志沂跟随新任陕西巡抚卢坤游历陕南，从咸阳经汉中，在洋县渭门乘一叶小舟穿越黄金峡抵石泉县，十月初八达汉阴境入坂月川，立即被眼前景色迷惑：“俱水田，与江南无异，且道路皆坦途，竹树枫林，村居庐舍，与山光相映带”，直呼即使元明大家倪瓒、黄公望笔下的画作也不过如此。兴之所至，赋诗一首，题为《汉阴》： 不信蚕丛路，居然有此乡。 岚低枫叶暗，露重稻花香。 村径泉声绕，人家竹影疏。 溪山佳妙处，画格入倪黄。 王志沂是道光年间关中儒学代表，晚年撰修《陕西志辑要》，集陕西地理沿革和风土人情之大成，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典籍，尤以《艺文志》为人称道。而这次跟随卢坤以阅兵之名的陕南行，用极具诗人气质的目光审视汉水流域有别于关中的独特风韵。从九月十九到十月二十三，共计三十余天，逐日记述了咸阳、汉中、安康、商洛、蓝田等地的沿途见闻和历史掌故，辑录成册，名《汉南纪游》；还有感而发，以所见为题，赋诗二十八首，集为《游汉南诗》，二书合成一本文集叫《汉南游草》，散发出山南特有的醇香，在与时空对峙中映照月谷川记忆的门楣。 较《汉南游草》稍早有关坂月川的记载，是道光元年编纂的《三省边防备览》，作者严如熤，长期仕宦陕南，从旬阳知县到汉中知府而至陕安道总督。这是一部以记述军事防略为主旨的区域性专著，现存版本由安康士人张鹏飞自办书局“来鹿堂”刻印，记录了川、陕、鄂交汇处的道路交通、边防关隘，以及清廷与白莲教义军的重大战事，文字客观、沉静。书中《水路》一章专辟月河一节：“月河，发源汉阴厅东北山内，厅境资其灌溉，而水流不巨，小舟仅可行三四十里。”这一条严记似有误，张鹏飞刻印时有校注：（舟）可行一百六七十里。张的校注可信，因为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严如熤又作如下记录： 兴安府诸水，紫阳之洞河，西至四川交界之毛坝关三百数十里可行小舟。汉阴之月河，春夏潴而为堰，既资灌溉之利，秋冬小舟运载至郡，舟容数石。 秋冬的枯水期，一叶小舟装载数石谷物，沿月河直达安康，可见惜年坂月川不仅景色宜人，而且交通便捷，河运几乎贯穿全境。 曾多次沿316国道穿行月谷川，虽水流不复丰沛，舟行不复奢望，但视野开阔，平坦通达，伴随潺潺流水，稻田葱茏，竹影疏篱，鸟语花香，倘若除却电线、厂房和高墙建筑，与王心沂所记无异，只是工业文明的烙印早已扎根泥土，镶嵌于川、于山野、于乡愁间。 逐水而居的生物属性和农耕业态的自然禀赋，让平坦肥沃的月谷川成为先民栖息的不二选择，任人事更迭而世代相守，繁衍生息，聚集成市、成铺、成镇。在汉阴、安康双城之间，村落、集市、铺镇颇多，恒口当为集大成者。 月河出汉阴县城经涧池铺、双乳铺，绕越岭关向东流淌十余里，发源秦岭南麓叶坪镇的恒河由北向南注入，双河交汇，地域愈发开阔，土地愈发肥沃，先民聚而为镇，是为恒口镇。恒河亦衡河，恒口即衡口，从可查的史料看，建镇至迟不会晚于北宋元丰年间。 成书于宋真宗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这样记载：“金州，安康郡，治西城县，熙宁六年省平利县为镇入西城，西城（辖）五乡，衡口、平利二镇。”按照“皇权不下县”的规制，北宋以前历代官修地理志未涉及到乡村建制，《元丰九域志》首次把镇列入州县治理名录，衡口镇方以最初的身份保留在历史文献中，以供资鉴。而撤平利县为镇，则自有缘由。 王安石变法在熙宁六年（1073）迎来了至暗时刻，各级官吏借变法之名的巧取豪夺和近乎一年的持续干旱致使帝国流民千里，饿殍盈野。安康也不例外，“西城治汉上游，庐舍蔽陋，市肆落寞……废丘故宫，颓城败冢达于四境。”熙宁七年，被誉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安康作《忘归亭记》如是说。彼时，西城县境满目疮痍、萧瑟凋零，平利自然也人口骤减、流亡剧增，按照当时“户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的评定标准，撤平利县治为西城一镇在所难免。 至于恒口集镇规模几何、人口多少，已无详实资料可证。道光三年，王心沂旅行日记这样记述：“（十月初九）过双乳铺，上铁岭关，不甚高峻，路亦平坦，又三十里，恒口镇，宿，街长四五里，人烟辐辏，一大市镇也。” 其实，在卢坤、王心沂途经恒口之前的嘉庆年间，恒口是建有堡的，因为时过境迁，出于对白莲教那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禁忌，《汉南纪游》仅对街市作了记述，而对街上的城堡只字未提。翻开嘉庆二十年编撰的《安康县志》，一篇洋洋洒洒的《恒口堡记》赫然在列，作者为安康士人董诏，详细记录了筑堡的经过、规模和用途。 1796年，85岁的乾隆皇帝禅位嘉庆，封建王朝标榜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黯然落幕，虚假繁荣的表象之下即刻翻露出腐旧的败絮来，如同褪去华丽的袍，抖落一地的虱。嘉庆帝甫一即位，就让活跃在鄂豫西、川东北、陕东南的白莲教起义搅扰得苦不堪言。从嘉庆元年到九年，数以万计的白莲教教众裹挟着穷困潦倒的流民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穿府过县、烧杀掳掠，日渐强大，成为大清帝国的肘腋之患。 为遏制白莲教起义，四川合州知州龚景瀚向清廷上《坚壁清野议》，推行积极的防御战略，在集镇建堡、山崖建寨，结堡连寨，深沟高垒，达到挤压教众生存空间的目的，然后委以重兵弹压，依次瓦解，从而平定教乱。这一方略深得嘉庆帝嘉许，广而行之。于是，川、鄂、陕三省交汇的秦岭、巴山间筑堡建寨蔚成风气，一时间堡如珠、寨如林。恒口堡由此诞生。 嘉庆二年，时任陕西按察使温承惠在平利、安康等地镇压白莲教义军，筹划建恒口堡，署理安康县令的赵廷麒率先响应，前后两次自捐白银一千六百两，募筹三千七百两，从嘉庆三年冬到嘉庆六年夏恒口堡建成，周长约2.2公里，高约5.3米，上置女墙约1米，四周堑壕沟，除四方设城门外，堡中偏西建重门1堵，甚为坚固。在乱世对垒中，这种看似蝇营狗苟实则充满悲悯情怀的举动，构建起庇护与征服、希望与绝望难以弥合的双重欲望。 嘉庆九年教乱平定，各地所建城堡、山寨功用消逝，崩坏坍塌成为必然，恒口堡也未能幸免，特别是工业文明摧枯拉朽般推进，昔日堡垒不复存在，只有王心沂笔下的四五里长街尚存，今人称之为老街。 恒河入月河口西向逆月河北岸而建的恒口老街，街道宽约三四米，青石铺地，左右两侧多为门市，一排排木板隔开买与卖的距离，营造昔日市井的熙攘繁华，上下两层的重檐结构，依依低垂，呈现陕南民居少有的古建风格，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承载斗转星移、雨雪风霜，成为一代又一代古镇人的眷恋和挥之不去的惆怅。庭院多为两进，也有三进，透过踩踏天井的脚步似乎能听到窗格内经年沉睡的呼吸，不紧不慢、起伏有致的节奏只属于记忆之外的安详。屋顶硬山灰瓦、马头山墙，高矮不一，次第铺陈，目光所及之处，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所呈现的逼迫感，使整条街道充斥着孤独和摇摇欲坠的倔强。老街已然老去，犹如百衲衣般缀满钢筋水泥的突兀愈显笨拙陈旧而步履蹒跚。 多年前曾在街上小住，对矗立的天主堂、福音堂、三圣庙尤为新奇，几经探询，街上老人说以前还有江西、黄州诸多会馆，言语之外颇多自豪，只是故地已无从寻觅。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是一个两进的小院，格局尚在，父母早逝而家境没落，因为兄弟分家的缘故，已经拆分重组的七零八落。小院后面隔着一畦菜地就是月河，河水清冽，不时有淘金者躬身忙碌，在茫茫砂砾中淘洗着生活的虔诚和对月谷川的敬仰。 手压式水井是那时每个小院的标配，也是小镇与月河最直抒胸臆的沟通，随着井上手柄的起落，地下泉水汩汩流淌，纯净甘冽，与小镇的建筑一道成为月谷川上独特的气韵在时空更迭代进中流散。 （作者系安康瀛湖生态旅游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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