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

制度变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灵的改变、风气的改变，这就要重建文化和伦理的秩序。

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

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向春/图）

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许纪霖刚出了一本学术文集，文集后记的标题是《许纪霖：矛盾体》。

按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人分两种：一种是刺猬（思想家），一种是狐狸（学者）。许纪霖愿意自己是一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翻译成王元化的话，他搞的是有学术的思想。因其在两方面都倾注热情，而这两方面又不易兼顾，其人内心之“矛盾”可知。

这一点，在2010年12月29日，许纪霖与我的谈话中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对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点评，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只想说我自己”。

许纪霖说：“我是一个蝙蝠式的人物，蝙蝠的命运就在于哺乳界开会不欢迎它，说它是鸟类，鸟类开会说它是哺乳动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对立的，两边可能都认为我不是他们的人。”他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他既同情地理解自由主义，又同情地理解新左派，同时他对这两派都有批判。在当今知识界的风气下，这是一个不讨巧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与其说许纪霖如今是“主义中人”，不如说他是“伦理中人”。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反思、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深表不满，对士风和世风浇漓感到忧虑，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对社会伦理道德重建的关注上。

许纪霖说，目前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

虽然在刚见面的时候许纪霖曾从头到脚打量我，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王元化对现成的主义都有反思

南方周末： 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你就认识王元化先生，他去世两年了，你也写过回忆他的文章，你怎么评价他？

许纪霖： 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改革滞后，远不及广东，但上海的思想解放在全国是领先的。之所以领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上海有一批比较开明的官员，有一批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倡导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后来主持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就是希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落实启蒙的一些最基本理念。

作为上海思想界的精神领袖，王元化先生当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深刻。因为1990年代以后，学术和思想的确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很多人丧失了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思考，也有一些人思考背后的学理背景比较弱。王元化先生在这两方面算结合得比较好的，大家都很敬佩他。他之所以从1980年代到过世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和他自身这样的一个追求分不开。我和他相识很偶然，他一直讲“心灵的相契比观点的相同更重要”（我们大概就属于这种关系）。

南方周末： 1980年代，王家客厅老有知识界的种种聚会，当时大概有哪些人？

许纪霖：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慕名求书法的、艺术界的、文学界的、思想界的、政府官员都有。他在这点上有点儿像胡适，他有一种能力，让你感到如沐春风。老先生晚年也特别好友，特别怕寂寞，每天高朋满座，他也很开心。

南方周末： 王元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接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而是从别的路径逐渐靠近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思想的超前性这个角度来讲，你如何评价他？

许纪霖： 不能用某一个标准来看一个思想家。英美经验主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一支而已，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就是对的，它的反面就是错的；自由主义是对的，非自由主义就是错的。

王元化先生最大的思想就是他的反思性。他不断地在反思，早年反思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反思启蒙心态。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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