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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有亚洲和非洲 29个国家代表团出席的亚非会议。这次重要会议，对亚非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刊发表的这篇纪事，是作者根据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当事人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同时参考有关年谱和传记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等，整理和编写成的。这份材料比较全面、系统和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进与相关国家的了解与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以及保卫世界和平而作出的艰辛努力，反映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外交工作者为确立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该纪事的编辑体例，参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领袖人物年谱体例。

1月22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接受他代表印尼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的正式邀请。

2月10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关于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给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复电。随即发出复电，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为了探讨和促进它们相互间的和共同的利益和为了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

2月中旬―4月上旬着手亚非会议的会前准备工作。主持研究与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四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等文件。《方案（草案）》指出：“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我们在亚非会议中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上，“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在对待原子武器问题上，“我们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方案（草案）》还将除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外的其他二十七个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国家：甲、和平中立国家；乙、接近和平中立国家；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国家；丁、反对和平中立国家。同时规定：“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我们在会议中应该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鼓励并分化丁类国家。”

4月 1日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外交部党组会议，商谈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名单和关于出席亚非会议的方针问题等。 4月 2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等审核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国参加亚非 会议的全体人员名单。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周恩来。”

4月 3日下午三时三十分，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就其提出吴努总理希望周恩来能在四月十五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事回答说：在这之前“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按照这样的行程，中国代表团必须在七日从北京动身，不能再晚。”

同日下午五时，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送交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复信，表示接受他提出的关于在亚非会议结束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同时，告诉大使：“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的印度飞机（指中国代表团另外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飞机。）也是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由于印尼总理的倡议，这次亚非会议得以召开。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替亚非国家间的接触，造成了很好的机会。”在亚非会议上，“我们希望在科伦坡五国的倡议下，对和平友好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我们将根据科伦坡五国总理的意见，特别是印尼、缅甸、印度总理的意见，为建立集体和平和扩大和平范围而努力”。“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来决定它们的命运，这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4月 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分别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供阅读。同时，向毛泽东提议于五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予以讨论。

4月 5日晚上七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会议讨论并批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计划（草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成为定案。）等有关文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月 6日上午九时，出席国务院第八次会议，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并宣布：周恩来出国参加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外交部长职务由张闻天代理。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下午三时，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任务和方针。

4月 7日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重庆。登机前，得到赶来机场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面交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借“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乘为飞机加油之机进行破坏的情报后，指示李克农和罗青长：继续密切注视香港国民党特务动态，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通报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次日，飞抵昆明。

4月 9日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迅速告诉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驻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十日上午，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约翰?曼斯菲尔德?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艾惕思表示，他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香港当局。十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将情况通报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

4月 11日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为了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五个小时后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十一人全部遇难。因周恩来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日飞机失事消息传到昆明，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劝他不要再去万隆一事，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 12日凌晨，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4月13日 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和代表。十五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

同日 下午，同张闻天通电话，商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的善后工作。十七日下午，首都各界人民五千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在飞机爆炸事件中牺牲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八位烈士。

4月 14日七时十五分，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昆明，十时三十分（此为仰光当地时间。下同。）飞抵仰光。

4月 15日上午九时，和陈毅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说：中国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允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是蒋介石集团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我们也准备按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这一切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刻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谈话时间三小时。

同日 下午二时三十分，前往机场迎接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萨?穆?纳伊姆汗。随后，同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指出：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希望尼赫鲁总理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

同日 下午，拜访埃及总理纳赛尔。

同日晚八时，缅甸总统巴宇举行宴会招待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会议路经仰光的周恩来、陈毅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文同。

同日晚十时，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座谈会，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指出：帝国主义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它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过去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大家有着共同的遭遇和经历，如今又面临共同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我们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一定会把大多数亚非国家团结在一起，我们相信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对开好万隆亚非会议将能发挥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我们一定要用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并采取一切有效步骤来粉碎它们的阴谋破坏。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提出的意见。

4月 16日凌晨一时十分，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印度尼西亚。十一时四十五分，飞机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的热情接待，并进午餐。下午一时四十五分，飞离新加坡机场。

同日 下午六时（此为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下同。），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晚，住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4月 17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率中国代表团飞离雅加达，十时三十分抵达万隆安第机场，并在机场发表讲话。讲话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损失”。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随后，到达位于市中心的达曼?沙里十号住地。

同日 中午十二时，在住地和陈毅同尼赫鲁、吴努会谈。

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别墅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亚非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日程，并取得一致协议。五时三十分散会。

同日 晚八时，和陈毅同前来拜访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纳约谈话。十时结束。

4月18日 上午九时，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亚洲和非洲二十九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致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会上，周恩来等附议埃及总理纳赛尔建议，一致选举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同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许，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秘密会议。会议商定亚非会议议程为：（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治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同时，会议还将讨论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下午二时会议结束。下午二时四十五分，继续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秘密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下午六时会议结束。

同日晚七时三十分，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苏加诺总统在万隆西爪哇省长官邸举行的招待参加亚非会议的各国代表团、观察员和新闻记者的酒会。晚九时，和陈毅会见前来拜访的印度驻联合国大使维?克?克里希纳?梅农。

4月 19日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针对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在上午会议上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而在下午会议上作补充发言。书面发言指出：“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这样，“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休会后，起草补充发言。下午四时五十分，在作补充发言时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补充发言在回答和解释亚非国家中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问题、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所谓中国的颠覆活动问题时，指出：首先，“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其次，“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第三，“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至于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州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4月 20日听取前往新加坡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善后事宜后抵达万隆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汇报。在谈话中沉痛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还对申健说：你把骨灰盒交给我吧，我把它们带回北京。

同日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和陈毅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权和巴勒斯坦问题，并决定由阿富汗、缅甸、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八国组成审查巴勒斯坦问题建议草案小组。晚七时二十分会议结束。

同日 上午十一时，会见锡兰（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中午十二时三十分，设宴招待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团长的柬埔寨代表团。陈毅、章汉夫、陈家康等作陪。

同日晚七时三十分，会见前来拜访的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哈勒德?阿泽姆。晚八时三十分，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泰国、菲律宾、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也门代表团团长。

同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队员四月十六日写给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匿名信。内称：三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二十八人的敢死暗杀队。之后，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周恩来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4月 21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和陈毅会见前来拜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越南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三十分，和陈毅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自决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以及关于西伊里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附属地人民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下午二时，前往拜访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晚八时三十分，出席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的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缅甸总理吴努和尼泊尔代表团团长、外交秘书江格?塔少将。晚上，同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就他本日上午在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台湾问题、“反对苏联殖民主义问题”等的讲话交换意见。

同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已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内容达成协议。在万隆，我们“已将条约的基本精神在华侨中开始透露，以作必要的精神准备。公报发表后，这里的华侨报纸同时准备发表社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祝贺。随电发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谈判公报》和《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草案）》。

4月 22日上午七时四十分，和陈毅会见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团长的高�达之助，回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情；提出在日中两国之间统一简化字，以便把这种文字作为几百年、上千年以前就是日中两国民族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同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和陈毅、叶季壮、廖承志等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字典礼，并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上签字，同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说：“双重国籍问题是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问题。”现在，我们两国“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

同日上午九时和下午四时，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在上午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我只需要说明几点：“第一，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因为“我们各人是有不同的思想意识的，我们各国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但是在这里进行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这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地同他谈。”“第二，对殖民主义的解释，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但是“锡兰总理昨天提到了新的殖民主义，这是另外一种见解，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他说东欧的国家是受苏联的新殖民主义的统治的。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别的人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这种制度，但是各国人民都应该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权利。对此提出新的解释就会引起争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论是不会得到结果的，也不能使我们得到共同的认识。”“第三，锡兰总理昨天的发言中有一个积极的建议。昨天散会以后，我曾经研究了他的发言，并且根据他的发言中的积极因素准备了一个提案。我现在把这个提案念一下：‘鉴于殖民主义统治在亚非地区还未结束，亚非会议宣布同情并支持许多亚非国家和人民为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要求所有在亚非地区仍然保有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他们以完全独立，并成立委员会以便探讨实现前述目的的必要措施。’”既然“现在锡兰总理说明，他仅仅是作一个声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因此我们也无需提出我们的提案。我刚才宣读一下，只是证明我们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求解决办法的”。总之，“我希望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能响应吴努总理的呼吁，和谐地讨论同我们共同有关的问题并求得共同的协议”。

同日中午一时，宴请以克特?萨索里斯首相为团长的老挝代表团。下午二时三十分，出席殖民主义附属国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晚七时，在住地宴请印度（因事未到。）、缅甸（因事未到。）、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阿富汗、尼泊尔和叙利亚代表团团长。陈毅、叶季壮、黄镇和章汉夫等作陪。晚九时三十分，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沙特阿拉伯首相兼外交大臣埃米?费萨尔亲王在豪曼饭店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鸡尾酒会。晚十时二十五分，前往尼赫鲁住地同印度、缅甸、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的代表团团长谈印度支那问题。晚十一时，宴请以纳赛尔总理为团长的埃及代表团。陈毅、叶季壮、黄镇和章汉夫作陪。

4月 23日凌晨，和尼赫鲁在印度代表团住地参加范文同同老挝王国首相克特?萨索里斯举行的会谈。会谈结束后，越南、老挝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政府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范围内，“发展和协调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和应当存在的睦邻关系”。

同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至九时、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二时和下午五时至八时，出席殖民主义附属国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

同日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在上午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指出：“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这种表示，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的危险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立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既然说要合作，那么二十九个国家就应该在在亚非地区和平合作，就应该团结在一起，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会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接着，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即：（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的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指出：“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同时申明：“这一个议案的题目叫和平宣言，这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我们认为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很好，采用和平宣言一词可以表示我们的团结。 ”“我们希望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同日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出席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宴会。

同日中午一时三十分，出席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阐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意见。当有人问到台湾和平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时回答说：完全可以。随后，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为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开始第一次会谈。

同日下午二时，宴请土耳其副总理法丁?鲁斯图?佐鲁、伊拉克前首相法迪尔?贾马利、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沃尔德、利比里亚代理国务卿杜可莱等四国代表团团长。下午，还和陈毅宴请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因事未到）、土耳其、伊拉克代表团团长。

同日晚六时三十分，和陈毅、叶季壮、黄镇出席土耳其副总理法丁?鲁斯图?佐鲁举行的鸡尾酒会。晚七时三十分，出席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举行的宴会。晚八时，出席利比里亚代表团团长、代理国务卿杜可莱举行的宴会。晚八时三十分，和陈毅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沙特阿拉伯首相兼外交大臣艾米?费萨尔，也门哈桑（职务不详。），黎巴嫩总理萨米?索勒哈，约旦外交与福利大臣华里德?萨拉，苏丹总理兼内政、国防部部长伊斯梅尔?阿扎里和利比亚豪太赛（职务不详。）等八国代表团团长。宴会后，同尼赫鲁、吴努会谈至深夜十二时。

4月 24日 上午八时，出席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十二国起草委员会会议，至下午四时结束。

同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修改将提交闭幕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

同日 晚六时，出席老挝首相克特?萨索里斯举行的招待会。

同日晚六时四十分，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 ”“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这个会议相当地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这个会议反映了我们当中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是不相同的，我们也曾为此部分地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并没有妨碍我们彼此之间达成共同协议。因为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具有共同的命运和共同愿望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合作上获得了如此成就。”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规定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晚九时四十分，会议闭幕。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为《南洋画报》题词：“南洋画报亚非会议特刊纪念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而奋斗！”

同日晚九时五十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总理举行的招待与会各国代表团和各国记者的招待酒会。

同日 晚十一时三十分，会见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

4月 25日 零时三十分，同来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文同谈话。八时，会见以高�达之助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十时三十五分，会见前来拜访的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中午十一时三十分，率中国代表团，同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省长山努西、万隆市市长恩诺一起，出席万隆华侨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下午一时，宴请以穆罕默德?阿里总理为团长的巴基斯坦代表团。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到印度代表团住地拜会尼赫鲁、吴努。下午六时三十分，接见黎巴嫩驻美国大使查尔斯?马立克，谈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马立克对周恩来说：“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我们都犯了错误。”晚八时三十分，接见万隆人民欢迎亚非会议委员会代表，并接受其献礼。

同日 接见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有权提出这个要求，并实行这个要求。至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是美国的干涉造成的。”“为了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

同日就美国方面和亲美国家在会后有可能利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各种表现的殖民主义说法进行歪曲宣传一事，致电张闻天并报中共中央。电报说：“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做文章”，请考虑“从历史和理论方面说明殖民主义的根源和实质”、“殖民主义统治和剥削的各种表现”、“殖民主义的共同特点和趋势”等方面予以驳斥，强调：“在分析中应注意不必用新的殖民主义一词来形容美国殖民主义，不必提出具体的国家名字来进行批评，不必特别说亚非会议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但可强调觉醒了的亚非各国人民是绝不会上这种荒谬宣传的当。”

4月 26日 上午八时三十分，率中国代表团飞离万隆。九时，飞抵雅加，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4月 27日上午九时，偕同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同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苏纳约会谈。会谈中，正式提出邀请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同意在最近期间访问中国。

同日晚八时，出席黄镇大使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这是苏加诺第一次前往一国大使馆出席招待会。

4月 28日上午八时，率中国代表团一行二十七人到独立宫向苏加诺辞行。八时四十五分，抵达机场，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上午九时十五分，飞离雅加达。

同日 下午六时，抵达仰光。下榻吴努总理的别墅。晚八时，出席吴努总理举行的宴会。

4月 29日 上午八时二十分，飞离仰光回国。下午二时十五分，抵达昆明。

同日致电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代表团已于今日安抵昆明。“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现拟在昆明休息数日”，并将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分别电告。“关于会议经过和对整个会议的估价，对会上争议问题的解答，现正起草要点，待回京后再向人大常委会作正式书面报告”。

4月30日 ―5月4日 先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关于双重国籍问题》、《关于经济合作问题的报告》、《关于文化合作部分的报告》、《亚非会议期间同各类型国家接触情况的报告》。

5月3日―5月7日 由昆明飞经成都、西安、广州，并在三地作短暂停留。

5月7日 十一时四十五分，返抵北京。下午六时，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亚非会议情况。

5月13日 下午三时，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阐述亚非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介绍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亚非会议为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这是一个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使亚非国家能够自由地互相接触。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对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的态度是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除了必须作的原则性的回答以外，我们并没有展开争论。大多数与会的国家的代表也同样抱有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这样，就使亚非会议与会各国终于对议程上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而使阻挠亚非会议的计划遭到了失败”。还指出：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上，亚非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肯定了亚非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中国在亚非会议上支持亚非各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的要求也获得了许多亚非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最后指出：总之，“亚非会议是有重要成就的。亚非会议的各项决议贯串着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独立自由、保障世界和平、促进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与会各国普遍地认为这些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决议的重要性是不应当低估的，它们的影响将随着亚非人民的努力而不断扩大”。会上，陈毅、叶季壮和廖承志分别作补充报告。会议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作者熊华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