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5日至16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北京大学“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20周年纪念会顺利召开。
4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北京大学“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开幕。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外交学院前院长秦亚青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主持。
王博首先代表学校对参会的嘉宾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对会议的举办、《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新书发布、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设立二十年来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课程与教材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衷心祝贺。他在致辞中指出，理论创新是知识和思想的最高境界，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更需要开阔的专业视野、跨学科视野与跨文明视野。加速演进的国际格局为国关理论创新提供了丰沃土壤，也为当代学者提供了难得机遇。他希望参会学者兼具现实关怀与冷静头脑，通过对问题的提炼与回应，用学术创造更好的世界，助力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大学的要求有三：坚定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学、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北京大学继续努力的目标，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和各位学界同仁努力的方向。
陈志敏在致辞中表示，二十年前北大国关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正值中国加入WTO主动投身全球化的洪流之际，为国际关系这一重要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引领性的贡献，值得学习与祝贺。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制度、技术、社会等逻辑都在发生诸多变化，需要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给予更大的关注、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一书的发布，一方面为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北大学者的集体解答，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重新集结的平台。他期待在相互学习和切磋中为理论创新开启新的篇章，推动校内外有组织的科研，为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贡献智慧。
张宇燕对新书发布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设立20周年表示祝贺。他从自身立足经济学研究国际政治的学术背景出发，讲述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随着东升西降、中国角色的根本改变，国际问题传统研究中的外生环境已经不断内生化。张宇燕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当前世界之变、世纪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代学者尤其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秦亚青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北京大学“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祝贺北大国关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过去20年中取得重要成果。他认为，《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一书的出版为学界在全球化的探索和再认识方面提供了理论、实践和历史脉络等各方面的指引。当前，国家中心主义回潮、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化日益成为权力博弈条件下的全球化。而作为人文社科研究学者，更应相信人类的知识，增强人类合作的信心，在观察审视变化的同时，探索更多的和平与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新书发布会召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出席新书发布会并致辞，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正毅作为主编发言，新书发布会由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主持。
杨群首先祝贺北大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丛书第一部著作《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成功出版，本书内容丰富，有对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问题的剖析，有全球化发展的原因与趋势，也有全球化与地区国别的经验总结，还有全球化和中国方案。他表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性地、准确地、清醒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他者都非常重要。既有研究纷繁复杂，大量论断众说纷纭，而这本书对全球化相关问题提供了权威、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为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变化的世界提供了可靠且有效的帮助。
王正毅在主编发言环节表示，《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一书是其教学生涯中主编的第三部书，并用四个感谢表达了他的心情。一是感谢学院的信任，得以集25位老师的智慧，合作完成北大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丛书第一卷；二是感谢学院同仁的合作，书稿的完成离不开老师们的相互合作、彼此支持与彼此学习；三是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在疫情期间克服各种困难，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四是感谢所有与会嘉宾于百忙之中参会。他最后希望专家学者们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出新贡献。
研讨主题一 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趋势
新书发布会后举行的第一场研讨会主题为“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趋势”，由外交学院前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秦亚青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文莉、钱雪梅、张小明、王栋、张海滨、罗艳华、唐士其，副教授董昭华，长聘副教授刘莲莲作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张宇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范蔚文依次作点评与交流。
朱文莉就《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理论与实践》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2年至2008年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2008年后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新冠疫情以来全球化再次走到十字路口，高政治的回归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近期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她认为，研究者应该关注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区域化在第一阶段被视为向全球化迈进的基石，到第二阶段则变为保住全球化收益的“保险”，现阶段区域化进程中小国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们期望利用区域化增加经济收益、扩大政治影响、提供外交保障。
钱雪梅就《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全球化近年来的主要变化之一是高政治的回归，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需要重新被思考。历史上，国家主权始终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全球化只是改变了挑战者的形式，没有改变其实质和内容。随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愈发凸显，国家的职权、能力和责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拓展。她认为，国家主权的实现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当代国家需要在“次国家—国家间—超国家力量”的关系网络中找到新的合作与平衡。
张小明就《全球化与国际社会》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际社会中有主导国家制定的规则和所谓的文明标准。非西方国家在加入国际社会后，会因与主导规则存在差异而产生分歧甚至冲突。因此，国际社会在拓展过程中既存在合作和趋同，也存在冲突和对抗。这与人类社会变迁的逻辑是相同的。他认为，全球化同样一直存在合作和冲突两个方面，冷战结束初期的全球化表现出更多的合作面，现阶段全球化则表现出更多的冲突面。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常态。
刘莲莲就《全球化与非国家行为体》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学界讨论的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主要产生于十九世纪，并在二十世纪生长，对政治和社会有很强的塑造作用。研究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在七十年代开始尝试使用特定的概念和术语在理论上讨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她认为，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阶段，研究者开始强调治理的逻辑，从国家本位转向国际问题本位，再次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政治的塑造能力。
王栋就《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当前对全球化的认知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超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通过跨国生产、建立金融网络实现无国界的全球经济，创造了大量财富；第二类是逆全球化，即全球化的诸多负面影响创造了摧毁全球化的力量；第三类是再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逆全球化不会成为主流趋势。中国作为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从参与全球化逐渐转变为更加积极地引领全球化。
张海滨就《全球化与气候变化：风险、治理及重塑》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研究者一定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讨论全球。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是在不同时空内产生的，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阶段中，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是关键议题之一。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应构建复杂性而非线性理论。随着国际和国内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理论创新需要统筹各个学科领域，有机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模型化和定量化研究。
罗艳华就《冷战与经济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冷战爆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但也孕育着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两极格局下相对和平的国际关系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美苏争夺第三世界力量支持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第三世界的加入进一步拓展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她认为，冷战时期，跨国公司将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紧密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突破了两大阵营的范围，各国生产紧密联系，世界市场快速一体化。
董昭华就《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经历了两个阶段。2008年前，贸易、生产和投资等诸多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变革。2008年后，经济要素跨国流动明显衰减，反全球化运动越发频繁且有影响力。她认为，导致上述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国内和国际分配效应及其政治影响。全球化的存续有赖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有效治理，只有政府将市场嵌入一套社会机制中，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开放在政治上才是可持续的。
唐士其就《全球化的历史总结与前瞻》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包括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政治法律制度的根本革命、跨国协调的全面发展。这些动力创造了两波全球化：一波是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开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新古典自由主义。他认为，由于“东升西降”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内政策及国际策略的变化，当今全球化正面临艰巨的挑战；而处在全球化中的国家则面临着民主制、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家主权的三难困境。
点评环节中，张宇燕认为，《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所关注的均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化既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民族国家相互依赖性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也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全球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各国需要提供公共产品，设计规则体系，进行自我约束，防止搭便车行为。他认为，实现良好的全球治理需要基于六项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匹配原则、补偿原则、执行原则和反馈原则。
杨光斌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进步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寻找好的研究单元，而全球化的研究单元就是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迁。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是存在矛盾的，因为世界市场代表着原子化个人的利益需求，而政治思潮则是原子化个人的观念诉求。当利益和观念都处于上升阶段时，各行为体利益和观念一致，但是处于衰退阶段时冲突就会产生。这就是世界政治以及全球化演变的内在逻辑。
苏长和认为，古今中外，世界各地都产生了联系，而如何将这种联系组织化、秩序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要深度观察四个方面的联系：国与国的外交联系、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与共振、世界性公司创造的联系、各国公共政策之间产生的联系。此外，当前国际政治研究需要反思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反思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是否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方长平认为，过去二十年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有五个特征：第一，从宏观大理论向中微观理论转移；第二，从单一层次或单一变量研究向跨层次或多变量研究演变；第三，理论发展路径上从普世到地方、从西方到非西方，过去普世、科学的知识体系正在向本土化方向发展；第四，理论发展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安全问题转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第五，从经典牛顿式科学观视野下追求确定性的研究向不确定性研究转变。
戴长征认为，全球化在四个层次上发生了变化：第一，主体层次，从20世纪90年代国家职能大规模外包和转移，到如今国家重新回归，重新追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第二，制度层面，自由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家制度相互竞争，制度间关系的改变影响了全球化究竟由谁主导；第三，技术层次，技术创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也需要相应的制度框架以适应技术的革新和变化；第四，文化层次，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价值观如今为制度和价值观竞争所撕裂。
赵可金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仍然处在轴心时代的框架内，信仰周期没有变更，但是现实发生了变革。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向取决于对现实的判断。他认为学者应该完成三项使命：一是顶天，触摸时代发展的最前沿，促进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创造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二是立地，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来判断中国在未来三十年的努力方向，解决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三是树人，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作为思政课程，让所有中国学生都能通过这门课程认识世界、了解世界。
范蔚文认为，研究者应从两个角度看待当下全球化的变化：一是国际实践的角度，即了解国际社会发展的事实；二是专业领域角度，即通过学科理论来看待当下的变局。面对肉眼可见明显的全球化逆流，他认为，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当前的时代之变是大历史的常态，是阶段性的现象。作为个人的学者和作为集体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在学科领域内深入推动知识积累和学术创新。
研讨主题二 全球化与地区国别应对的经验
第二场研讨会主题是“全球化与地区国别应对的经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长聘副教授陈绍锋、归泳涛，副教授韩华、项佐涛，助理教授陈沐阳、吕晓宇发言。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陈玉刚，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阮建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余丽，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任洪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黄琪轩，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依次作点评与交流。
吕晓宇就《欧洲与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融入和依赖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2008年具有欧洲区域特色的全球化管理方案兴起时期、2008年至今经历深刻危机时期。这一进程表明欧洲探索出来的“规范与管制”的全球化方案存在内在矛盾，虽然一体化过去是成功的，但制度上的模糊性和内部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性等问题依然存在。
陈绍锋就《东南亚与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对于东南亚融入全球化的解释，学界存在两大类理论解读：一类是超国家层面的视角，认为东南亚国家所创造的东盟奇迹整体上没有改变他们处于边缘地带的根本特征；另一类强调超国家主体的作用，即东盟中心性。他认为，单一变量很难完全解释东南亚为什么能够成功融入全球化的难题，学术界需要多层次、多变量的解释，形成更加符合东南亚现实的理论解释框架。
项佐涛就《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他作出了三点判断：第一，冷战时期，全球化被两种制度割裂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始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第二，俄罗斯转型初期曾积极尝试融入全球化，但由于其与现存国际制度之间的隔阂，俄罗斯与资本主义的体系渐行渐远。第三，中东欧国家的全球化会继续呈现向欧盟看齐、对外经济和欧盟捆绑、一起融入全球化的特征，虽然中东欧国家寄希望于依靠外部力量来摆脱地缘政治的限制，但长期而言，历史与地缘问题无法回避。
王勇就《美国与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巩固了美国的霸权，为美国和西方带来了诸多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滥用霸权地位的现象随着其国家实力的提升越来越频繁。这不仅导致美国国际信誉和影响力下降，还危及其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他认为，如何克服全球化当前的公共政策与财富分配等制度性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刻反思与研究。
归泳涛就《日本与全球化的新阶段》一章进行发言。他认为，从历史理论角度看，大国竞争会影响相互依存关系，但短期影响很复杂。日本在各个重要且相互竞争的安全、自由贸易和经济制度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中日关系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对整个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均产生了影响，是大国关系的预演。他认为，未来日本研究应与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思考，重点是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日本将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和权力关系。
韩华就《印度与全球化》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在全球化融入阶段，印度是被动的：曾实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印度在冷战结束后因外汇危机而被迫开放市场。现阶段印度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角色定位越来越重要，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她认为，印度始终秉持着有选择的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加之印度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周边大国关系，印度的能力和意愿能否支撑其全球化目标仍然有待讨论。
陈沐阳就《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一章进行发言。她认为，中国发展融资的特殊性在于政府性和市场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政府干预度较高，央企、国企和国有银行的参与度很高；另一方面，这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很强的市场性。传统的理论框架认为，中国资本的全球化会挑战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她认为，无论是在国际贷款还是债务减免问题上，中国相比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显得更加市场化。因此，中国崛起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点评环节中，朱锋认为，《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一书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反映了深刻的学理交锋与学术思辨。对于全球化研究，他认为，首先，全球化是自由市场跨国界的全球拓展进程；其次，全球化的本质服从于大国关系和大国竞争，权力、利益、财富等仍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词；最后，苏联解体后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发展的新阶段，但既有的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等主要理论范式均已走向崩溃。因此，新阶段的全球化研究需要在关注大国权力竞争的同时，结合人工智能为主导的工业化时代现实变革，创造新的突破与进展。
陈玉刚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因此人类发展进程的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其利益的一种形式。当其自身的利益在进程中无法实现时，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力量就会出现变化，危机随之而来。他认为，全球化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导致的国内分化，这一问题已经无法依靠传统的政治制度解决。因此，虽然全球化本身从历史趋势来看是难以阻挡的，但未来的全球化表现如何值得思考和反思。
刘雪莲认为，全球化本身是多元的、差异性的，而非完全趋同的。她认为，需要用多层次视角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理解全球化：首先，关注区域合法性和功能性，尤其是权力让渡过程中如何确保合法性和功能性；其次，关注区域的建构性，区域不仅是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人为建构的概念，研究者不仅要看到空间内国家间互动，更要看到行为体对空间的主观塑造；最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全球化发展多层次性的呼应，从突破边境界限开始，到区域层面以经济走廊建设为主导进行建构，表现出多层次推进的特征。
门洪华认为，反思是理论建构的重要途径。反思全球化即思考全球化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矛盾，地区主义就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矛盾的产物。实践总结也是反思，国家的选择及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手段千差万别，主权延伸的理念在这之中得以彰显。他认为，反思过后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面对未来的治理问题，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如何在保持审慎乐观态度的基础上，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分析大国博弈以及各国家或地区如何相互制约以形成平衡状态等。
胡宗山认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其本身存在利弊两种因素：全球化能够降低经济活动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则体现在绩效和风险、成本和收益等方面。他认为，动力和障碍本身就是全球化自身向前运动的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应从外部性逻辑、中性逻辑、赤字逻辑等三个方面反思全球化的问题。他认为，未来研究还应超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二分法，须超越西方主导的理论解释模式，更加关注现实变革。
高奇琦认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离不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他认为，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新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生产，因为其不仅可作为研究工具，运用到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还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他认为，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来临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全球化，未来智能革命主导权竞争、世界会否形成新的中心-边缘结构、ChatGPT是否应该作为全球性公共物品等问题，不仅关系到全球化的发展，也是国际关系学者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阮建平认为，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国际分工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以经济分工为基础逻辑的全球化研究视角的适度性有待讨论。从全球化结构性视角出发，基于地缘的国家主权与在全球化空间内存在的经济权力之间的失衡激发出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当失衡越发明显时，解决合法性危机将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政治过程。他认为，未来全球化研究应将政治和经济相结合，不仅要基于历史进行有解释力的知识建构，同时也要总结经验，探索和检验各类全球化理论。
余丽认为，在理论层面，技术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但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技术创新创造了新空间，使人类发展空间扩展，从陆海空到太空再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技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主权界限变得模糊，边界问题更加严重。在实践层面，科技公司创造了技术，公司权力的增强削弱了国家对其的控制权，这使得研究技术变化如何影响国家权力这一问题愈发重要。她认为，技术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创新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未来研究重点是国家治理机制如何能够契合当前技术创新要求及其所带来全球性影响。
任洪生认为，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厘清两次全球化产生的遗产和影响。第一次全球化是英国主导的，特征是自由贸易和金本位，遗产是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特征是三大国际制度，即WTO、IMF和世界银行。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来自苏联的竞争和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他认为，两次全球化留下的遗产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而未来理论创新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经济领域的蒙代尔三难困境和政治领域罗德里克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问题。
黄琪轩认为，全球化有三个特征：首先，全球化理论是有“轮回”的，对全球化的不同定义体现了全球化理论的涨潮、回落以及不同理论的相互竞争；其次，全球化是有空间的，尤其区域国别最能体现全球化理论的空间性；最后，全球化是有时间的，研究者需要结合国际关系史才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全球化的发展与兴衰。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化研究应从轮回、空间和时间三方面出发，结合中国传统的理念，做出有特色、有味道、有情怀的学术成果。
曾向红认为，《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一书涵盖了理论创新、历史梳理和趋势展望等多个主题，区域国别研究覆盖全面，国际性水平高。针对全球化研究中的中亚问题，他认为中亚研究处在全球化研究的边缘，但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是“一母五胞胎”，属于一个相对可控的自然实验，可以为未来全球化理论研究提供很好的研究案例。
研讨主题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一）
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变革
4月16日举行研讨会第三场，主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一）：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变革”，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宋新宁主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李滨，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建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口支援）保健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黄琪轩，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陈绍锋依次发言。
李滨认为，生产关系是权力关系的根本基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生产链的重构，国际分配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招致既有主导国的不满。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通过重新安排世界经济制度、挑动地缘政治纷争等方式阻止中国继续发展；中国则倡导互利共赢和相对平等的国际生产关系，致力于建立不依赖美国的全球生产链。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将主要围绕这两种安排间的竞争展开。
刘雪莲认为，先发国家曾利用海权和陆权不断扩张全球利益，客观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塑造了世界历史的形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飞速发展，在塑造整合性地缘政治观念的同时，其不均衡性和差异性特征导致“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分化，大国竞争愈演愈烈。她认为，世界的复杂性是由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共同塑造的，这创造了两个重要研究议题：一是地缘政治的议题，即国家如何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中扩展权力；二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地缘优势？
张建新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研究、霸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关系研究、依附与不发达的研究。这三个议题在现阶段面临现实变革的挑战：国家与企业关系实践挑战着自由主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挑战着美国霸权地位，依附与不发达研究成果被证明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他认为，在探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命题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基于现实变革，将政治上如何创建新国际秩序、经济上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两个议题结合起来思考。
田野认为，过往国际制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合作研究到竞争研究、从制度中的竞争研究到研究竞争中的制度、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到研究国际制度武器化。面对当前的重大的新事件、新变化、新变局，推进竞争性制度研究要求研究者使用更具进攻性的国际制度分析路径。他认为，地缘政治回归后如何认识国际制度的新变化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并且国际制度武器化研究有助于完整地认识国际制度在历史和当下所发挥的作用。
保建云认为，数字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重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格局，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前瞻性的数字技术对各国政治经济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等角度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理论创新方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注意正确看待历史，人类历史和西方历史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专注于后者将难以避免小历史样本研究的局限性。
黄琪轩认为，国家经济转型与地缘政治发展息息相关。他指出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竞争催生了美国政府对关键技术的干预；冷战结束时地缘政治竞争效应减弱，世界市场快速拓展，美国重回需求推动主导型策略。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逐渐重新返回隐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找回了供给推动型策略，这一特征持续至拜登政府。他认为，中国也曾在技术国际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之间摇摆，而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正在驱动中国进行向技术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
刘丰认为，传统东亚秩序研究陷入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结构论，而事实上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探讨该问题的过程中是彼此交叉的。他认为，深层次的经济安全关联性可能会驱动体系转换或者秩序变化，这种关联性体现在行为体和体系两个层次。行为体层次上的关联性体现在需求和策略两方面，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是两个基本需求，不同国家存在安全优先、发展优先和二者并重等三种不同需求，因而会在竞争与合作中采用不同策略。体系层面上的关联性体现在秩序安排的包容性和排他性。未来秩序形态关键在于如何能够包容中国、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层次的需求。
陈绍锋认为，既有美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更强调企业的作用和独立性，但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政府和企业均采取了更为主动进取的姿态，美国传统政企分治的模式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政企关系模式可分为相对分治型、附庸型、相互竞合型等三种类型，而政府职能可分为框架性、促进型、管制型和社会服务型等四种类型。现阶段，美国拜登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扶持本国大型企业的同时，试图利用自己的理念约束企业。美国企业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从利润导向变为追求利润与安全双重目标，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主导地位为由，借美国政府之手打击中国的企业，这是典型的相互竞合型的政企关系。
研讨主题四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二）
国际制度与世界经济的走向
第四场研讨会主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二）：国际制度与世界经济的走向”，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副主任朱文莉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系主任王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副所长熊洁依次发言。
王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需要适应国内外大格局的变化，基于新时代、新环境、新格局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他认为，当前对外交往中遇到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因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治理和制度差异、对外关系和国际行为差异。他认为，未来的学术研究与实践重点方向有三：将双方的差异转变为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而非冲突和竞争；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制度差异；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进行阐释，正确定位中国发展方向，从而消除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朱杰进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国际体系、国际规则的变化，中国应该思考制度变革的策略和路径，在规则制定上争夺更多制度性权力。制度变革主要有三种途径，分别为另起炉灶、重新解释规则和减少对现有规则的使用，而影响具体路径选择的因素分别为守成大国的否决权力和规则的模糊性。他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革，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获得话语权的同时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王翠文认为，全球发展合作的南方转向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发展合作的知识体系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的转变，组织模式由委托代理的垂直型结构模式向发展伙伴关系的水平型结构的转变，发展援助的动机从政治驱动向政治经济融合的多元因素驱动的转变，传统援助方从重视贷款的条件性向重视发展结果的转变，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提高的转变。她认为，全球发展合作的南方转向是重要且深刻的，但现阶段的全球发展合作仍然呈现出多样性、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
徐秀军认为，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动力都处于重大变革之中。世界各国经济总量对比数据显示，东升西降仍然在继续，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同样在发生变革。以数字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数据要素，带来了产业、贸易和资本的数字化发展。国际制度方面，传统制度的变革与新领域制度的创新并行，过去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转变为中国、美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四方博弈，制度调节的重要性上升，破坏制度的行为也在增加；制度创新的紧迫性在增加，制度赤字也在增加。
任琳认为，研究者在反思全球化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全球治理中的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反思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定义；第二，全球治理是政治先行还是经济先行，是安全先行还是秩序先行；第三，反思霸权国和其创设的全球治理制度之间的关系；第四，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还是避免世界变得更坏；第五，对国际法的反思，不同国家对国际法有不同解释，应该如何控制规则的弹性，才能让原有基于共识和不同解释的制度体系依然发挥作用。
曾向红认为，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影响力都在拓展，有可能成为中俄与西方对抗的重要平台。他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议题领域中的发展和影响值得研究者关注，包括上合组织自贸区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进展、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发展、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的示范效应等。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在处理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关系等方面面临挑战。
熊洁认为，在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国际制度研究中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第二，地缘经济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领域。数字领域是地缘经济竞争中的新领域，相较于其他领域，小国也许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随着全球南方概念的日益重要，未来南方国家有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全球南方内部的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矛盾。
研讨主题五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
第五场研讨会主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董昭华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丁斗，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郭宏，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教授耿协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曲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室副主任顾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发林，《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庄俊举，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主任徐少燕依次发言。
查道炯认为，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受众更加多元化，学科更加系统化，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学生等各层次人群都参与其中。现阶段学科建设面临新挑战：从理论和教学角度来看，需要回答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的问题；从推动对话方面来看，难点在于如何组织利益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实现与外国对话。他认为，未来学科建设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的基本职责，找到学术理论和专题关注之间的平衡。
丁斗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过去二十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来看，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建设需要在三个方向上发力：完善自主知识产权、借鉴吸收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批判思考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性质分类思维方式。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找到本学科独立的基本概念、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在符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基础上建设并发展。
郭宏认为，数字技术通过降低成本和风险、消除数字鸿沟等方式拉长了全球价值链，但其所创造的生产自动化、跨境电商等业态则是缩短全球价值链长度的动力。在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数字技术有五点趋势：横向积聚的加强、传统产业价值链的回溯、总部物理空间的聚集和离岸业务数字空间的扩散以及企业重构的差异化。他认为，未来研究重点是探究全球价值链的多样化特征、全球财富在国家间和数字经济下的分配问题、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数字治理和分工问题、中国在参与和主导国际生产格局中的战略和政策。
耿协峰认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重要分支。现阶段的中国地区主义研究正在发生三个转向：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全球学的动向也已从全球问题、全球化研究和全球化学研究进入全球治理学研究阶段。他认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已受到全球学的影响，出现明显的全球转向趋势，全球治理的研究同时也在发生地区转向，这体现在观念认识、政策主张和制度设计等三个方面。
曲博认为，中国的学科建设不断发展，从照搬美国标准逐渐转变为融入本国特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治国理政实践相结合，为未来知识创造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建制基础。他认为，创造中国学派有四种方法：第一，描述中国自变量的特殊性；第二，进行规范性的理论推导；第三，系统地观察和描述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领域中的反常现象并概念化；第四，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
钟飞腾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部环境从外生变量变为了内生变量。专业建设也在这个阶段快速发展，如何解释中国崛起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他认为，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地位的变化将改变中国自身在“政治”、“经济”和“国际”等方面的意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重要方向。
李巍认为，构建以中国为主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和课程体系过程中的核心研究议题，是中国如何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通过经济外交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他认为，平衡经济开放与经济安全、经济发展与国际安全的最优政策组合，一方面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既有经验、价值理念和政策直觉，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对这个问题提供足够的学术的支持。这不仅决定着中国自身的走向，也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顾炜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合作和向东转移路径方面存在两个相同点和两个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两者的国内地区差异性较强而地区支撑性有限，不同点在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被脱钩的转移，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则是走向脱钩的转移，因此在外交破局、外交避险上中国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在次地区合作发展路径方面，她认为存在与大国立场相区别和寻找自身中心地位的提升这两个不同的路径，未来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处理好与小国的关系值得思考。
张发林认为，现阶段金融政治学有五个主要研究议题：第一，最匹配的制度，即金融体制如何匹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第二，最佳的开放程度，即国家在追求金融效率和自主的平衡之间如何测算和选择；第三，最稳妥的策略，即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如何培育国际金融权力和影响力；第四，最有效的路径，即在大国金融博弈和权力转移中，中国应如何处理与大国的金融关系；第五，最可行的路径，即在变革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弱国将何去何从。
庄俊举认为，逆全球化是当今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随着中国逐渐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学者所承担的理论创新使命更大。他认为，有五个议题值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深入挖掘和研究：基于中国经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改革，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疫情、战争和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及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徐少燕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诸位教师秉承着“不以灰色的理论框定丰富多彩的现实”的原则，为学术界贡献了多部佳作。这些硕果不仅体现出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也体现出了思想的开放。以《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为例，她认为，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既反应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兼顾理论框架和使用者需求，还提供了中国视角，展现出中国学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决心和努力。
全部研讨环节结束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主持闭幕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代表学院致谢辞。
王正毅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北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近三十年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事件：1994年在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列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2003年北京大学率先自主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和硕士点，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共同发起全国性论坛“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他表示，在设立本科、硕士和博士点，专业教材编写、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等过程中得到了学校与学院的前辈、领导、同事的鼎力相助，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与肯定，同时还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学术合作与对话，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作为与国际学术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同龄人，有幸能承上启下，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自己菲薄之力，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继续奋发努力，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唐士其表示，会议的热烈程度超出预期，向参与书籍编写的各位同仁、前来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筹备会议的各位老师和前来听会的各位同学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今后能够以更奋发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对于未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他认为，一方面研究者要立足于基本理论，从对中国以及世界现实的关切中寻找理论突破，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厘清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在研究中国经验与回答时代之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闭幕式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20周年茶话会在博诚咖啡厅召开，师生共同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北京大学“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20周年纪念会至此圆满结束。
撰稿：陈静雯、黄浩、尤睿瑾、于佳航、钟点
责编：王雨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