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心想当科学家的青年王俊走上了学医之路,立志要在医学领域做基础科学研究。然而,为了实现家人对他当医生的期望,大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临床研究生,成为了一名胸外科大夫,未曾想却从此开启了中国胸部微创手术的新天地。
王俊
引进胸腔镜微创手术
“一个外科医生做一百台肺癌的手术,每台手术遇到的肿瘤情况都不完全一样,有时候还会遇到有挑战的变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王俊表示,在外科,这种挑战如同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那些难关,这激发了他的钻研兴趣。
胸外科医生因为需要面对的手术创伤大,危险度高,要求其刀法精准,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作为改革开放以后人才缺乏时期的新一代医生,王俊在工作中逐渐发现了胸外科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患者“开膛剖胸”的痛苦。
过去,国内由于技术条件限制,胸部手术只能使用开胸这一种方式,切口一般会在20~30厘米甚至更大。并且需要去掉一根肋骨,再用千斤顶一样的开胸器将胸壁撑开,创伤巨大,并发症高。病人术后会产生不少后遗症,相当于治好了病却落下残疾,有的人只要到了阴雨天,胸部就会疼痛,手术后形成的巨大疤痕常会给他们留下心理阴影。
1990年与1991年,法国和美国的医生分别实施了他们各自国家的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很快,王俊就关注到了这一重大手术进展:利用胸壁上两到三个1厘米左右的小切口,在内镜技术的支持下,将摄像机镜头与微型器械送入胸腔内部,通过特制器械完成胸内手术。这种方法不需要开胸,能大大减轻病人的痛苦。在查阅了大量海外资料后,王俊决定尝试这一新鲜事物。
工作中的王俊
1992年11月,王俊在美国Mack医生的帮助下完成了中国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提供帮助的美国团队离开中国后,将部分医疗器械留在了国内,这些器械,成了王俊团队发展胸腔镜技术最初的物质基础。
技术引进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面临不小的开展和推广困难。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昂贵的器械费用问题。比起腹腔镜等更早普及的内镜技术,胸腔镜的难度更大,需要的器械更加复杂,病人的花费也更高。比如,胸腔镜手术中用到的内镜切割缝合器配套的一次性“钉仓”,在1992年的价格就是2200元,中国当年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才仅2677元,也就是说,一个钉仓就要花去一名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为了替病人节约器材费用,王俊发明了胸腔打结器,部分代替钉仓。一个胸腔打结器的价格为5元,远远低于钉仓,并且还能反复使用,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
当时,习惯了传统手术方式的医疗界对胸腔镜微创手术的态度颇为保守。用王俊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病人的信任,也没有同行的支持。”那段时间,在许多场合他都是“舌战群儒”的状态。王俊急需找到一批病人开展这一新手术,以事实来证明其先进与可靠。这批人就是一群年轻的、爱运动的自发性气胸病人。
对于自发性气胸比较好的治疗方法是手术,但需要在胸部开一个20厘米以上的口子,病人术后需要恢复很长时间。很多病人由于畏惧大伤口,都不愿意做手术,气胸常反复发作而不得不多次住院实施胸壁放管引流。
当时,若白天公开使用新技术,受到的阻力太大。年轻的王俊和一位同事就轮流义务到急诊室值夜班,这样,他们才有机会第一时间与气胸病人商议,是否愿意接受胸腔镜技术手术。那时候,他们常常值一个月的夜班都遇不到一位愿意用胸腔镜的病人。就这样经过一两年的积累,当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病人康复后,他们立刻将这种痛苦较少的疗法告诉病友,愿意尝试胸腔镜微创手术的患者才慢慢多了起来。
“那时我常对更年轻的医生说:如果不掌握微创技术,就不是一个完整、合格的21世纪胸外科医生。”王俊说。
因其对胸腔镜手术的贡献,1997年,年仅34岁的王俊获得美国胸心外科学会最高青年奖,该奖项全世界每年仅授予1人,王俊是胸外科领域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王俊曾经设想,如果教会中国年轻医生中的10%做胸腔镜手术就可以了。后来的情况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现在,全国二级以上的医院基本都开展了胸腔镜手术,大中型医院胸腔镜手术占比达到80%以上,涵盖了肺癌与食管癌在内的几乎所有胸外科手术。以往开胸都很困难的高难度手术如今胸腔镜下就能完成。胸腔镜取代开胸成为了胸外科的主流手术,胸外科实现了从传统开胸到现代微创的转型升级,王俊当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早期肺癌诊疗领域的突破
王俊在国内开创了胸腔镜下的肺部肿瘤切除、全肺切除、胸腺扩大切除、肺减容手术、食管疾病手术等一系列微创手术领域。而尤其在肺癌的早期诊疗方面,他所开创的胸腔镜微创手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个人的肺部如果出现结节,是可以通过CT看见的,但无法据此辨别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要么长期观察,要么开胸手术。在没有胸腔镜技术之前,多数病人抱着“宁可信其无”的心理,不敢开胸,等到肿瘤性质能够确定时,很多都已经到了无法治愈的晚期。
而现在胸腔镜手术创伤小,痛苦轻,一发现肺结节病人乐于接受胸腔镜诊治,所以手术治疗早期肺癌的比例大幅上升。据统计,与开胸相比,早期肺癌比例提高约40%,5年生存率提高约50%,可见正是胸腔镜的应用使肺癌外科干预的关口向早期明显前移,推动早诊早治,提高了整体治愈率。
王俊做过计算,局部晚期肺癌病人即便做了手术,平均存活期2-3年,这期间往往需要多次放化疗,甚至靶向和免疫治疗,到去世时得花去5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但如果同一位病人在肺癌的早期阶段就能使用胸腔镜技术除去肿瘤,只需要花7万元左右,不需要放疗和化疗等,很多患者能够治愈,一辈子不复发。正是他们的这些开创性工作,改变了肺癌诊疗模式,造福了广大中国肺癌患者。
王俊作报告
2006年,王俊首次在全国胸外科年会上报告了“完全胸腔镜下的肺叶切除+淋巴结清扫术”,彻底消除了业内对胸腔镜肺癌手术安全性的疑虑。同年,胸腔镜手术写入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的肺癌诊疗指南,成为早期肺癌治疗“标准的手术方式之一”。
王俊团队的这一手术安全性甚至高于美国的胸腔镜技术:根据2016年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的数据,在美国,这种手术的中转开胸率为17.5%,围术期(围绕手术及恢复的全过程时期)死亡率为1.5%;而王俊团队同期手术的中转开胸率为7.7%,围术期死亡率为0.6%。
他开创的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独特技术,以双手同向双交叉,类似中国传统篆刻手法的操作,和独创的适合国人的手术器械为核心内容,被英国医生命名为“王氏技术”,写入了美国经典胸外科专著《胸外科疑难决策》(第三版)中。
《柳叶刀·肿瘤》杂志封面文章中评价:“王氏技术”解决了中国肺癌病人因淋巴结多、粘连严重而增加手术风险的技术难题,促进了中国肺癌微创手术的普及。
从2009年到2015年,“王氏技术”在中国的普及率从不到1%上升到44.5%。2012年,王俊牵头的该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我国肺癌诊断和治疗领域的第一项国家奖。
王俊和他的团队
作为学科带头人,1994年,王俊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举办了“首届全国胸腔镜外科学术交流及技术演示会”,从此开始建立中国胸腔镜手术的培训体系,二十多年来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性的学习班。截至目前,他们已培养出3000多名医生。我国早期80%以上的胸腔镜外科医生都来自王俊团队的培训。
这样的职业生涯听来成绩辉煌,但实际上是极度枯燥和辛苦的。他几乎每天都穿行于手术室与办公室之间,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病人发烧不缓解,他恨不得替病人发烧,“不能让病人出任何事情”。仅仅在近两年内,王俊在所供职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内主刀的手术就达到1360余台。
如今,喜欢创新的王俊仍有无数的想法,他曾经想过,胸腔镜技术也将会有遭到淘汰的那一天,代替它的或许是“无创手术”“定向清除”。他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医学界的自我革命也会迟早到来。
人物简介:
王俊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他34年如一日坚持在临床一线工作,从事胸部微创手术和肺癌研究27年。1997年荣获国际胸心外科学界最高青年奖Graham Fellowship(每年全世界仅一人),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麻省总医院,梅奥医学中心等单位学习工作。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胸外科内镜诊疗技术专家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胸心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及内镜医师分会副会长等。
王俊
在中国最早成功开展电视胸腔镜手术,探索出绝大多数胸腔镜手术的中国术式,并一直在手术例数和难度上居领先地位。连续25年举办全国胸腔镜手术学习班,培训了我国早期80%以上的胸腔镜医师,主持制订了胸腔镜手术国家规范,引领中国胸外科完成了从传统开胸到现代微创的转型升级。创建中国肺癌微创综合诊疗技术体系,研创出被《
柳叶刀·肿瘤
》杂志封面文章命名的“王氏技术”,解决了中国肺癌手术的独特难题,推动了我国肺癌微创手术的普及。针对早期肺癌的系列创新研究成果写入多项国际指南,使我国肺癌的早诊早治水平位居国际前列。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及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奖等。发表论文380余篇,中英文专著14部。2019年,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