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专为“姐姐”们设置的情感出口，女性题材电影《我的姐姐》的热映，让众多的姐姐从主人公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

电影中的姐姐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成长过程中总是被忽视、被打击、被牺牲。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后，留下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作为姐姐，是承担起亲戚希望“姐姐”承担的责任，还是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姐姐的选择，引发广泛的争议，牵涉出了公众对女性“自我”定义的巨大讨论。

《我的姐姐》在豆瓣上评分7.2，有123101个网友在影评版块留言。12万条留言中，众多女孩们并没有发表影评，而是在介绍自己——当一个女孩成为姐姐，她在生活中的牺牲、退让和收获。

一包麻花

父母又一次在电话中让周琦为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弟弟找工作，她终于没忍住发飙了：我也是自己找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行？

父母对周琦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你是姐姐，你工作早，你帮他找工作不应该吗？

从小到大，“你是姐姐，你应该……”是周琦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她和弟弟相差两岁，对于周琦而言，“姐姐”这个称呼，赋予了她无限多的责任：和弟弟争吵时，姐姐必须要让着弟弟；买东西时，姐姐不能跟弟弟争，也不能跟弟弟比；弟弟犯了错，可以原谅，因为还小，但是如果姐姐犯了错，那可能就是一顿打骂，因为“大的带坏了小的”……

周琦理解父母，也对姐姐的身份有了潜移默化的认知：要照顾弟弟，让着弟弟；认可弟弟更重要，因为他是男孩。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爸妈其实还好，就是没有特别的偏向。比如说如果有三个苹果，那我爸妈可能会给我弟弟两个，给我一个，所以我还能接受。”

周琦说，察觉到被轻视的源头，是一包麻花。

周琦念初中时，有一天父亲赶集买了包麻花放在了柜子里。

“我以为这么多麻花，我爸会给我一点，让我和弟弟一起吃，但是没有，我爸压根就没有告诉我，只给了我弟弟。”

因为这包没有吃到的麻花，周琦第一次对“姐姐”这个身份产生了质疑：我也是父母的孩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处处让着弟弟？

周琦开始在意生活中隐性的不公平：和弟弟读一所高中，弟弟的零用钱永远比自己多；大学毕业后想考研，父母要求周琦“一边工作一边考”，因为“你弟弟还得上学，不能只供你”，但弟弟考研的时候，父母则嘱咐他去报昂贵的考研学习班；工作后买了新手机，父母看到后要求给弟弟也买一个……

作为农村出生的女孩，周琦读完了研究生。虽然师范类大学不收学费，研究生用奖学金也没有花学费，但和身边很多初中没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的“姐姐们”相比，周琦已经改写了人生，也正因为如此，父母觉得对周琦可谓“仁至义尽”，并以此为由要求周琦反哺弟弟。弟弟要毕业了，父母要求周琦给弟弟找工作，同时父亲会在有意无意中说，“我们都老了，你弟结婚还得靠你”。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周琦都会反驳回去，她反驳的理由是“他是男孩，更要靠自己”，但周琦心里想的理由是“他只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儿子，养他是你们的责任。”

周琦从来没跟父母提过梗在她心里的那包麻花，“这实在是一件小事。”她以为会放下，但长大后的周琦，买的最多的零食就是麻花，只要看到不同口味的麻花就会买，“其实我不太爱吃麻花，就是觉得应该补偿自己”。

在父母从小到大的灌输中，弟弟也觉得自己“很重要”。周琦发现，很多时候弟弟将她的照顾和帮助视作理所当然，“因为我是男孩，我很珍贵”。

“有一次我们俩吵架，他说让我滚出去，说这是他的家，以后都是他的。”周琦说到这，笑了一下，

“但是一家人，这些事没办法计较。”

没有选择

电影《我的姐姐》揭示了女性的一个普遍困境，那就是“母亲”、“妻子”、“姐姐”这些身份大于女性自身。一些女性一辈子活在种种身份中，而她们个人的意志、选择、欲望却被剥夺了。

王梅的小名叫“招娣”——作为姐姐，家里希望她能招来一个弟弟，但王梅只“招”来了两个妹妹。第二个妹妹出生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的罚款，父母把妹妹送了人，并且希望能够继续生出一个弟弟，但是没有成功。

虽然最终家里只有两个女孩，但王梅依然要承担起一个姐姐的责任——王梅比妹妹大三岁，在父母外出躲避计划生育的日子里，妹妹基本都是王梅在照看。作为姐姐，大孩子去照看小孩子，这种情况在王梅身边很普通。她印象里，童年的小伙伴中，当姐姐的身后都会跟着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反之，如果是哥哥，则可以自由地玩耍。因为大人会觉得“男孩子粗心，不会照顾人。”

实际上，在没有选择的成为姐姐之后，“姐姐”就成为了奉献和牺牲的理由。

今年36岁的夏菲是被“牺牲”掉的姐姐。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在初二下学期交学费的时候，父母说，“你上到初二也能拿初中文凭，省钱让你弟弟妹妹读。”

退学后，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夏菲成了深圳电子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电子厂招工要16岁，夏菲只有15岁，妈妈带着她去找“工头”改大了一岁年龄。组装电子零件是重复动作，日复一日。拿着电焊，在电子板上焊接小小的二极管，拿着电焊的动作有点像拿着笔，但两者又是如此不同——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45分到下午5点30，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有时遇到着急的订单，加班会到凌晨以后，这种强度令她头昏。

除了工作累，夏菲还想家，向家里人抱怨“太累了”。但在她印象里，大人们只会说，“其他人都能做得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

在电子厂一个月能挣1000元左右，除了女孩所需要的基本用品，夏菲几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家里。那时候，一年拿回一万块钱，是村里一个打工女孩“合格”的标准。村里的打工女孩们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姐姐”，包括夏菲在内，没有人觉得“姐姐”出去打工有什么不妥——既然是姐姐，是老大，就必须要付出，这是姐姐的责任。

打工一年后，夏菲曾经想过重新回来读书——在电子厂，高中毕业的就能当“班长”，大专毕业的就可以不在流水线，工作轻松挣得还多。夏菲计划着，哪怕回来考不上高中，也可以读个职专。跟父母谈起此事之前，她挣扎了很久，在心里预演了很多遍，想在父母面前硬气一点，“毕竟我要回来读书会耽误挣钱。”

据夏菲依回忆，当她提出这个想法后，爸爸问她，“你一年没上学，你还跟得上吗？”夏菲依然表示，“我想读书”，并且举了不同学历在电子厂的待遇和收入，接着爸爸就耷拉了脸:“上什么学早晚都得打工。”

最后，夏菲带了几本初中的课本到了电子厂，准备自学——然而脱离了学校的环境，她缺少自学的毅力，也缺少专业的指导，在外面打工大概4、5年后，夏菲回老家相亲，并很快结婚，有了孩子。丈夫是邻村人，双方知根知底，父母也不允许夏菲在外面谈恋爱远嫁。弟弟妹妹都没有走读书这条路，弟弟参军入伍，妹妹在打了几年工之后也嫁人了。“每年过年，那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孩回来后，我爸就感叹我们家没能出一个‘秀才’。”夏菲说，“他用棍子打我弟，我弟都不上学。我想上学，我爸却不让我上。”

“你怨恨父母吗？”

“不恨，那时候太穷了，没办法。”夏菲说，她会让小孩好好读书，“敢不上学我就揍死他。”

一件件的小事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在自己依然是孩子的时候成为“姐姐”，首先被教育的往往是“姐姐的责任”。

在电影《我的姐姐》影评中，有一条高赞的评论：女孩小时候因为心肌炎治病，用激素药成了一个胖子，而父母则通过孩子的病情向社区申请，获得了生二胎的资格。在孩子大病初愈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弟弟。

“弟弟出生之后，我原本就不高的家庭地位更加一落千丈。当然了，作为一个懂事的姐姐，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接受，也尽可能站在一个‘七岁大孩子’的立场上去接纳这一切。”

因为爸妈工作忙，奶奶身体不好，所以女孩读大学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弟弟黏在一起，作为姐姐，被教育着学会了任何东西都要先考虑到他，再考虑自己，而这一切女孩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甚至以为全天下所有的姐姐都和我一样。”

“我花了非常多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克服这些大众所谓的‘甜蜜的负担’。我并不恨它，但也请不要逼我一定要去感激它！”

女孩在评论里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号，“我认为作为姐姐确实应该要在某些时候负起责任来，但也请不要因此而去绑架所有那些无法负起责任的姐姐们，她们没有错啊！”

责任，意味着压力，往往也夹杂着委屈。

知乎中有一个高关注度的话题：“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还是女孩儿，下面有弟弟妹妹，你是什么感觉？”

在网友们举的例子中，很多都是极其微小的事：

父母给了弟弟或者妹妹单独的零食；看电视时永远不能调到自己喜欢的电视台；

要辅导弟弟妹妹的功课，学习下降了会被父母说教；

父母无意中说，“你早晚会嫁出去，我们将来还要靠你弟弟”；

姐弟或者姐妹吵架时，父母拉偏架，一味地要求“姐姐让着”……

1996年，导演李玉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取名《姐姐》，讲述了一个小女孩被迫成为姐姐的故事——一对龙凤胎在同一天降生，为了让女孩更好地照顾男孩，父母将女孩确定为姐姐，男孩为弟弟。

有网友对《姐姐》评论：“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姐姐的委屈与束手无策，妈妈的笑和微妙的表情，爸爸的苦口调解，哦，还有调皮的弟弟，他们太真实。家庭和教育说不清谁对谁错，但这是比生活更沉重的话题。”

让女孩成为自己

采访中，很多姐姐也表达了成为“姐姐”身份的甜蜜：有暖心的弟弟妹妹，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支撑。

“我们姐弟三个，虽然弟弟最小，但是父母都支持我们读书，尽量一碗水端平。”在家排行老二的王月告诉记者，父母跟大姐一起生活，给大姐看孩子。自己和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弟弟现在还没结婚，目前是一家人的“重点打击对象”。

“之前我爸摔到腿，我们姐弟三个轮流伺候着，请了护工基本也没用到，这时候最能感觉到兄弟姐妹的好处。”王月说，他们家的家庭结构是：父母最疼弟弟，但比自己大两岁、性格霸道的大姐在家是绝对的“老大”，自己跟小一岁的弟弟结成“一伙”，反抗大姐的“统治”。

“小时候我大姐确实照顾我们很多，但是我觉得父母做的很好，小时候喝娃哈哈，一板有4个，我们仨一人一个，剩下一个剪子包袱锤，谁赢了谁喝。”王月说，长大工作后，姐弟仨凑钱给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买了保险，平时父母也不会开口让她们两个姐姐去格外照顾弟弟，“当姐姐的会忍不住主动去多照顾他，也会给他一些钱或者买衣服等，他放假也会给外甥买东西，都是一家人，不用算清楚。”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姐姐”，在不公平的家庭环境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家里拆迁分到了两套房子，33岁的小丁，在弟弟的反对中争得了自己应得的一套。

“两套房子一套是90多平方，一套是82平方，我弟弟两套都想要，我没同意，跟我爸妈争了很久，最终这套82平方的给了我。”小丁说，父母重男轻女，一直以来，自己都是“要让着弟弟”的姐姐，但是这一次她不想再让着弟弟。

从小到大，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是“值得”的孩子，她总是很努力地“听话”，并且考上了大学，而弟弟读书不好，只读到了职专。她毕业后在外地工作，而弟弟一直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时常需要父母接济。

“父母之所以能够同意把这套小房子给我，一方面是这些年我对家里付出很多，而我弟弟基本都是在索取；另一方面可能是发现我弟靠不住，将来养老还要靠我。”小丁说，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比较“出息”，父母也渐渐改观了一些重男轻女的看法，尤其是弟弟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父母一直期盼的孙子，这让父母也“看开了”。小丁说，自己希望将来结婚后能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她能自由自在，不必成为任何人，不被任何身份束缚，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她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发布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