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自从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已从僵化的中央计划体系转变成一个以需求为主导的、有效的价格机制的社会主义体系。这些变化使中国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变得相似。尽管在旧的体制中，中国物价稳定、"无失业"、收入分配平等，但却饱受生产停滞不前、资源错误配给和无效生产之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新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力得到实质上的提升。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稳定。

人们常津津乐道于西方经济体制的高效、丰产与快速调整，然而，它们在商业周期面前却十分脆弱。总体来说，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即总的经济活动是循环波动的。这些波动常常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与不稳定、给经济决策人士带来困扰。一个传统的商业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萧条期（或低谷期）、扩张期、繁荣期与衰退期。一般说来，美国经济如果连续两个以上季度出现滑坡现象，即被认为进入衰退期。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它的总产值、从业人员、物价和生产力都会下降。另外，这些衰退在整体经济的不同行业以一连串同步的经济现象为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经济政策常被用来延长扩张期，缩短衰退期。

二战以来，人们发现，商业周期从长远来说包含了看得见的增长因素。然而在衰退过程中，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LDCs）却没有经历过总产值的下降，而是GDP增长率的下降。例如：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处于衰退期时，它的GDP增长率从12%跌到5%，这个现象促使美国第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国际经济研究所（NBER），在1969年它的五十周年纪念日举办了名为"当代商业周期"的会议，提出了"增长周期"的概念。对增长周期的衡量方法，与对经济指标水平的分析相比，更注重对增长率（第一个不同）和增长率变化的分析（第二个不同）。 但是，国际经济研究所（NBER）并未研究处于 "增长衰退"的欠发达国家的GDP的下降幅度多少才能定义为"增长衰退"。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过高频数据（季度数据和每月数据）更容易进行分析。在美国，商业周期每月数据都记录存档。 因此，人们就可以在每月的不同时期对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认证。本篇论文所用的数据集选自于市村（Shinichi Ichimura）教授的专著《东亚经济透视》 第11卷。这是一组从1980年到1998年的年度数据集，还有一些重要指标，包括对1999年经济情况的估计。我对市村教授让我与他分享这组数据集的慷慨之举表示感谢。由于只使用年度数据，因而很难准确的分析出周期波动的情况。不过，这种评估试图对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波动情况提出一种粗略的观点。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了1980-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的经济波动。第三部分应用了一些基本的统计方法，提出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经济波动的原因。第四部分评估了总的生产作用，并估量科技发展情况。第五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包含了总结和建议。

二、迅速发展背后的经济波动

A、迅速发展的经济
外国参观者可以轻易地从琳琅满目的商品、挤满顾客的超市与饭店观察到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然而，这里我们必须提出科学依据。实际GDP的时间曲线、主要组成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指标在图1.a-1.h中都被标出。很明显，GDP和它的组成有一种长期持续向上的趋势，并以各种速度迅速增长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大部分曲线的坡度在1991年前后只有轻微的变动。有关这些趋势的坡度在1991年后变得陡了一些，亦即经济发展快了一些。这些图表显示中国的GDP和组成部分在第二个十年中增长速度略快。这个现象在进出口方面更加明显，这可能会使一些分析家天真地认为，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GDP是纳入市村数据库中唯一衡量通货膨胀的数据。 表1.g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GDP时间曲线与GDP曲线表看起来很接近，并在1991年前后表现出一种向上的坡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1997年开始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连续两年物价总水平的下降在一个迅速增长的经济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由于明显的原因，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失业的记录。图1.h中标出了失业率，这是从劳动力与受雇情况之间的差距计算出来的，其中劳动力是由世界银行办公室估计测算的。这两种资料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协调。尽管这样计算出来的失业率可能

不精确，它的趋势走向应该可以暗示失业的取向。图1.h显示失业率在1985年前后跌到最低点，然后转而上升，直至90-93年期间趋向平衡。随后在1994年，由于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和其它宏观经济问题，造成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在美国，失业率被当成商业周期活动的主要参数。失业率的持续增长经常被当作是经济衰退的早期警告。

变量	1980-90	1991-98	1980-98
GDP	9.16	10.77	9.87
消费	8.69	10.02	9.29
消费	8.69	10.02	9.29
政府开支	7.16	10.66	8.72
出口	18.79	17.77	18.28
进口	20.14	16.65	18.39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GDP指数	5.52	8.49	6.90
失业	0.71	1.18	0.91

如何检测经济发展是有争议的。广泛地说，经济应该通过所有经济福利因素来检测，其中包括环境条件、预期寿命、受教育率、医疗保健条件和收入分布情况。为了作此分析，我们采用了一种传统的检测方法，即实际GDP的增长率。

主要经济指数的增长率在表1中已列出。这些指数被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0和1991-1998，如图1所示的时间曲线。 这两个阶段的年均GDP增长率分别是9.16%和10.77%。应该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这么长时间的维持如此高的增长率。非常有趣的是，只有外贸方面，包括进口和出口在第二阶段出现下降，这与图1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很显然，处于下降的对外贸易不可能促进GDP的迅速增长。第二阶段更高的失业率意味着生产中的总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因此，劳动力不是GDP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固定投资的年增长率从8.18%上升至15.88%，这在所有变量中的增长是最具活力的。投资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经济桥梁。因为这样迅速的投资增长能够增加我们未来生产与消费的能力。因此，GDP背后迅速增长的动力，应该是固定投资。然而，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固定投资增长率相对GDP增长率要快得多。第二阶段固定投资的高增长率是由1991-1993年投资的无序增长引起的。由于固定投资导致了资本股的积累，我们相信资本股的数量已经成为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推进剂。



B.波动

NBER研究显示，增长周期可以通过增长率（第一个差异）和增长率的变化（第二个差异）有效地解释出来。增长率和实际GDP的变化已在图2.a 和2.b列出。这些时间曲线显示了经济波动情况，而不是快速的增长。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显示了过去二十年商业周期的年表。 图2.a显示商业周期在1984年，1987年和1992年达到巅峰，在1986年及1989-1990年期间降到低谷（这些记录与1995年出版的蓝皮书中刘秀成的发现相一致）。1986年和1989年的衰退期很短，经济迅速反弹。1992年到达巅峰后，实际GDP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在1998-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更为严重的衰退期。不过，最近的衰退期有拖延一段更长时间的趋势。这里省去了相应的主要GDP组成的时间曲线，因为它们的运动情况与GDP类似。图2.b显示的第二种差异曲线表明93-98年期间的实际GDP增长率年递减约-0.7%--1.0%之间，1995年除外。95年实际GDP增长率下降-2.1%。这段连续5-6年的持续下降是由91-93年投资的反常增加引起的。这期间混乱盲目的投资引致中国经济过热，使得92、93、94年实际GDP分别增长14%、13.5%和12.6%。持续的高产出导致高需求，而高需求反过来又导致了93-95年间的生产过剩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94年开始，政府开始紧缩新的投资计划，使得投资增长率朝着更正常的方向发展，GDP增长率降了下来。由于这三年的极度高增长，第二阶段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0.77%。

然而，仍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最后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因为GDP年增长率已经持续下降六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逐渐进入所谓的"走向成熟"阶段③。在这阶段，增长率逐渐随边际生产力的下降而减慢。如果这个理论被采用，那么中国未来将很难有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另一些经济学家仅仅将中国经济发展减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来解决这些争端。

图2.c和图2.d已列出通货膨胀率的时间曲线和它们的第一种差异。将图2.a与图2.c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通货膨胀率的上下波动超过了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变化(α2=20.42)是增长率(α2=10.82)的两倍。通货膨胀率可能是过去20年间最不稳定的主要经济变量。然而，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到达19%的顶峰后持续下降。在图2.d中，一种负的变化显示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如上面一段讨论过的，通货膨胀波动多半是由投资行为的反常变化间接引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通货膨胀率结果在98和99年变为负增长。总的来说，通货紧缩通常发生在衰退期或萧条期，比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更大。

既然失业率已经用百分率计算过，我们只在图2.e中标出了失业率变化的曲线。这条曲线显示了失业率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然而，96年后，它有稳定增长的趋势。很难区分这种稳定增长是由下岗工人引起或是全面衰退期的主要指数。

总之，可以说中国经济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波动很大。当我们运用第一种差异和第二种差异进行分析时，隐藏在高增长背后的波动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经济波动是由固定投资的摇摆引起的。由于固定投资积累了资产股，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波动与它的资本形成速度有关。

然而，1997-98年间，GDP增长率下降至预期目标之下，这个预期目标已经将亚洲金融风暴和其他困难因素考虑在内。实际消费支出也有所下降，表现在较弱的总需求上。最令人惊讶的是总物价水平（实际上包括消费品价格和材料价格）已显著下降，而失业率却迅速提高。所有这些现象显示中国经济将处于一种温和而长期的"增长衰退期"。总的来说，商业周期的开始和结束由这一事实决定。例如，1991年3月的低谷期标志着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的起点，不过这一事实直到92年12月才被提及。或许，政府应尽可能仔细彻底地研究目前的经济形式。如果处于增长衰退期，政府可采取一些大胆的反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

为了找出GDP迅速发展的动力，人们应用了一组简单的回归分析。在这些回归分析中，实际GDP增长率被当作从属变量来回归其它主要相关变量的增长率和减弱的价值。这些回归分析的R2，坡度和比率t在表2中已报出。众所周知，一个高的R2表示高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然而，如果现在的从属变量和减弱的独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高，那么因果性也可能被确定。这种现象，由于财政支出的间接影响，最常出现在高频率数据中。

当我们把增长率当作从属或独立变量时，这种趋势的影响被清除了，我们也并不期望这些回归分析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通过观察表2中的R2s，我们发现GDP增长率与固定投资增长率有很高的相关性（0.5519）。此外，GDP增长率与减少的固定投资之间的相关性也相对较高（0.4065）。

因此，我们想再次指出固定投资是过去二十年间促使经济迅猛发展的动力。总的固定投资包括政府、私人和外国投资。外国投资中大部分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是很少的。GDP增长率与政府投资增长率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0.4497）。这显示政府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比私人投资更为重要。同样有趣的是，GDP增长率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之间也有很高的相关性（0.4623）。外国直接投资以一种比GDP更快的速度增加着。1983-98年之间，平均GDP增长率是10.29%，然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是39.90%，几乎快了四倍。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成比例的。如果用一个半对数的回归来连接它们，R2上升至0.71。



GDP增长与受雇劳动力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大（0.1565），这表明劳动力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如固定投资大。虽然亚洲几个小国家和地区非常成功地运用扩大出口政策来发展经济过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出口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却没有相关性（0.019）。这表明"扩大出口影响"在中国是不重要的。相反，扩大出口政策对发展一些沿海城市与地区可能是很有帮助的。净出口盈余带来了外国汇率储备，而这对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最后，GDP与消费进口之间的高相关性可能仅仅表明消费支出与进口是由GDP的高增长率引起的。

根据我们对相关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20年中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波动是由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与政府投资在内的固定投资带来的。进出口量似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居于次要的位置。

四、生产力与科技

一般来说，一个总产量（Q），或GDP可以与它的生产投入，如雇佣劳动力（L）和资产股（K）在总生产函数中联系起来。假设一个与科博·道格拉斯同型的生产函数被用在以下公式：
Qt=f（Kt1Lt）= a Kt ? Ltr
其中指数?和r分别是资本份额和劳动力份额，资产股（K）通过过去固定投资减去贬值的累积计算出来，如下：
Kt =Kt-1+It-b
另外，只要K与L在同一水平上，科技进步将提升产量。按照传统，科技进步被分为两种：已体现的和未体现的。已体现的科技进步可从一些生产因素来体现：资产股和劳力。新型计算机和汽车所使用的顶尖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一般认为这是科技进步在资产股中的体现。教育、培训与经验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也被认为是先进科技在劳力上的体现。未体现的技术进步是模糊的、与生产因素无关的，但它却是产量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采用管理重组与新生产程序、并在不改变投入的比例、数量与质量而产生的。

在一篇前卫的文章中④，梭罗教授提出下面的生产函数：
Q=A（t）f（Kt L）
其中A（t）表示未体现的科技变化，因时间而异和独立于（K）和（L）之外。这个生产函数（1）还可以用在（3）中。如果竞争条件占优势，也就是说，生产投入是根据边缘产量来支付的，我们就可以得出：


只要有产量、资产股、劳动力、劳动力与资金份额的数据，我们随时可以用方程（4）来进行估算。那么，未体现的科技进步（A/A）量可被当作残差。

为了估算生产函数（1），我们首先必须获得（2）中资产股系列数据。假设1980年原始资金是GDP的2.5倍，年贬值率为4%。 把一般的最小二次幂方法用于（1），经过对数转换，得出下面预计的生产函数：
log GDP=-2.1550+0.9074 log K+0.3068 log L (5).
(-3.44) (16.82) (1.85)
R2=0.9963 R2=0.9958 F=2015.22 n=1981-98

上面方程中圆括号内的数字分别是各自的t比。 所有主要的估算值都是十分重要的统计资料，其置信值达95%。劳动力系数在统计上只有90%的置信值，这是由K与L之间的较高的多重共线性造成的。这种经理论与实验检验相符合的方程是通过高R2与F值表现出来的。科博.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投入系数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资产股与劳动力系数额是1.21，这表明中国经济越来越具有规模效益。资金与劳动力投入增加1%，总产量将增加1.21%。经济日趋规模效益化常发生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是由于效率的不断提高、先进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对外经济的不断扩大的结果。从美国最近的经济发展中看，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日趋规模效益化在发达国家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然而，资本与劳动力份额比率出奇的高。在研究中⑤，科博和道格拉斯发现在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中，这个比率是1比3，然而这个比率在中国的情况却倒过来。劳动力份额是职员数与时薪比例的结果。由于中国工资价格很低，因此劳动力份额可能也很低。除非支付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的边缘产品还少，否则很难相信劳力只占总产出的1/4。




在获得生产函数（5）后，我们便可用（4）来估算1981-98年的科技进步。这个计算结果显示在表3中。表3中，前面 3个栏目是实际的GDP、资产股和就业情况。接下来的3个栏目是这3个变量的增长率。A/A栏也就是（4）中的A/A，显示了不明确的科技进步的百分比。A（t）栏即（4）中的A(t)，显示了科技进步的时间曲线。A/A和A(t)的时间曲线在图3.a和3.b中已列出。

1981-98年期间每年平均不明确科技进步率估计是0.62%。不明确科技进步被认为是持续的，但会受如图3.a和3.b所示的一些偶然的波动影响。在经济发展衰退期，不明确科技进步也会减少。表3中的A/A栏显示，86，89-90和97-98都是经济衰退期。

梭罗教授在运用美国数据时发现了许多相似的结果，在（1909-29）起飞阶段的平均不明确科技进步是0.9%。尽管在他的发现中有许多随意的波动，实际的时间曲线与图3.a与3.b中显示的却十分相似。不明确的科技进步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几乎连续5年下降。在1912-19年期间的低谷期，也下降了。然而，梭罗教授发现在美国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期，即1930-49的成熟期，平均的不明确科技进步跃升至2.25%。因此，可以合理假设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发展期后，科技也会迅速发展。

表4：影响美国工人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的因素（1909-73，所占百分比）

	1909－1929	1929－1947	1948－1973
资本总量	29	9	15
缩减工作时	－19	－33	－8
教育	29	42	19
劳动力工时减少的效果	19	21	０
劳动力的年龄变化和性别组成
技术（知识）进步	20	36	54
规模经济	23	21	15
资源分配改良			15

事实上，其它许多研究发现，产量增长的顶峰与最高资本积累的增长率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资产股数量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有时经济越发达，来自资产股数量的作用就开始减少。爱德华 o 丁尼生教授发表数篇著名论文，研究1909-73年经济发展对美国人均工人实际收入所作的贡献⑥。他的研究结果已总结在表4中。他将美国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 发现对实际增长率的影响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1909-29年)，资本量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占增长的29%。然而，在美国经济进入第二个阶段后（1930-47），资本股数量的影响下降到仅9%。另一方面，教育, 体现在工人生产力的提高，其影响力占到42%。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工作时间大大缩小。另外，科技进步（包括除教育外的已体现的与未体现的科技进步）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最后一个阶段（1948-1973），科技进步占增长的54%。

五、总结与建议

1978年前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是一种生产停滞，物价稳定的封闭型经济。在新的制度下，中国经济走向开放，变得与西方经济越来越相似。中国人民享受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同时也承受着经济波动。虽然成长与波动出现在经济的每个领域，但人民却对生产、通货膨胀和就业最为关切。兹将本文的发现总结如下：

1、投资的快速增长引起经济的迅速发展：GDP连续20年的高增长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这已为我们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让我们享受社会稳定的好处。由于1991年图1.a与1.g中显示的大部分时间曲线的坡度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整个时期被分成两个阶段，即1980-1990与1991-1998。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都由资产股数量，更具体地说，由固定投资的累积引起的。积累越快，发展越快。1991-93年间投资的无序增长导致了1992-94年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高增长使得第二阶段的平均增长率更高。外国直接投资与政府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外国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仅居次要地位。

2、向成熟期迈进：到九十年代末，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当国家处于经济成熟期时，随着资产股积累速度的下降，增长速度也相应减慢。然而，科技进步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3、紊乱的投资行为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实行开放政策后，经济波动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二十年间的增长周期经常出现。1986与1989年GDP增长的减慢，和1988与1993-95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都是商业周期的结果。虽然这些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波动可能是由某些部门暂时的不平衡引起的，他们对整体经济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这些不平衡最有可能由投资反常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

4、1997-1998年的成长衰退期：97-98年间，GDP以一种较缓慢的速度增长，物价水平和总需求表现出持续大幅下降，失业率也迅速上升。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中国已进入"成长衰退期"，应该受到政府和研究团体的更多关注，以便迅速做出决定、采取有效的反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

5、低廉的、未体现的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经济日益具有规模效益：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经济规模效益在增加，其中的因素份额比相当于1.21。我们估计每年增长0.62%的未体现的科技进步不会对增长率有太重要的影响。然而，体现于资产股的科技进步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一种更为重要的角色。所谓的梭罗悖论可能在中国也存在着⑦。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的士气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教育和各种各样培训的发展而大幅度提高。这些无法估算的科技进步肯定对经济的规模效益有很大帮助。

总之，通过跨国公司带动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提高未体现的科技进步情况的最快办法。当跨国公司在欠发达国家中有生产活动时，它们给所在国带来了非市场的、节约成本的外部设施，其中包括科技知识、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以及避免浪费与低效的能力。这些好处很难仅仅保留在一个公司里，它们将通过"示范效应"很快地传播到当地有竞争力的公司。

6、吸引高科技投资，不鼓励劳动力密集型投资：当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时，工业结构将很快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将由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转移。梭罗教授发现美国在经济转型期间，科技进步加速了约2.5倍（从0.9%到2.25%）。丁尼逊教授发现，科技进步对GDP的增长的贡献从20%增加到36%。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积累大量投资，而且 也需要大量先进的科技。换句话说，中国在吸引投资时，应该更加关心需引进何种科技。中国应该首先执行一种含有高科技的投资计划。

在过去的20年中，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于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海外华人，这是因为他们与中国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与文化上的差异。他们的投资集中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工资水平较低，这些投资将会暂时解决当地部分失业问题。然而，从长远来看，他们会产生人员管理，工资纠纷，工作条件及环保方面的问题。应对这些投资逐渐冷却，除非他们可以进行技术革新，使企业包含一些高科技因素。

7、把教育放在重点：根据美国的经验，教育对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教育开支可以认为是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长远来看，教育与科技进步是紧密相连的，对经济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为了提高科技水平，我们必须重视教育，研究和培训。

注释：

本讲稿用于2000年9月8日在厦门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

纽约大学巴尔奇学院经济与金融学教授

w.w Rostow 教授把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起飞的前期，经济起飞，走向成熟期，高数量消费时期。见w.w Rostow 《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非共产主义者宣言》 剑桥大学出版，1996年

Robert M. Solow "技术变化与综合生产作用"，《经济与统计数据回顾》，1957年，第 312-320页

Cobb与Douglas 发现劳动力份额为0.75,而资本份额是0.25,出自于1899－1992年美国制造业数据。见 Charles W. Cobb和 Paul H. Douglas的"生产理论"，《美国经济回顾》，1928年，第139－165页

Edward F Denison, 《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与我们面对的选择》，华盛顿，1962年。《美国经济增长统计1929-1969》，华盛顿，1974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 1929-1982》，华盛顿，1985年

Rebert Solow说："除了在生产力统计中，计算机技术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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