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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世纪初的中国,和国际上的差距非常大。

如1905年,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经问世,标志着物理学进入新纪元。可当时的中国读书人还在读四书五经,清政府刚废除了科举制,引得国内一片不满。

哪怕后来民国建立,中国加快工业化,也难以快速弥补这个差距。

好在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奋起直追,大量留学生从海外学来先进知识建设中国,哪怕是较为冷门的核物理领域,也有人在一穷二白中探索。



其中,对国防极为重要的中国核物理的引路人,就是科学家赵忠尧。

赵忠尧是民国初期的留美学生,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习核物理,后来回到清华任教,开设了中国史上第一个核物理班。

早在留美期间,赵忠尧就发现了“正负电子对湮灭现象”,曾一度被视为诺贝尔奖的有力人选。可惜的是,因为诺奖委员会的失误,赵忠尧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失之交臂。

在抗日战争期间,赵忠尧又保护着50毫克镭元素,徒步从北京跑到长沙,哪怕蓬头垢面如乞丐一般,也没有丢弃这些宝贵的实验材料,用生命为中国核物理事业保留了火种。

如果没有他,中国的核事业会更晚启程,而中国的原子弹建设之路会走得更难。

作为中国核物理事业和原子弹建设的“无冕之王”,赵忠尧是怎么成长的?他的一生都有哪些传奇的故事?他又为中国留下了什么?



一、为中国物理学,赵忠尧自费赴美

1902年,赵忠尧出生在中国浙江的诸暨市,他的家族是诸暨当地的望族,祖辈行医为生。

赵忠尧的父亲赵继和是个名医,但是时值清朝末年,赵继和看着中国的衰弱,深知“学医救不了中国”的道理,不许孩子们学中医,而要学习科学来建设祖国。

在赵继和的几个孩子里,赵忠尧最为聪慧,从小好学,成绩优异。1920年,年仅18岁的赵忠尧考入了民国的著名学府“南京高等师范”,学习数学、化学专业。

求学期间,“南京高等师范”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

1924年,赵忠尧从“东南大学”毕业,本该走入社会,但同年他的父亲赵继和去世,家里的经济情况一落千丈。

为了生活,赵忠尧选择留在学校,担任物理学助教,半工半读,次年拿到物理学学士学位。



当时,带赵忠尧从事研究的老师是名师叶企孙,此人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在20世纪20年代被各地大学所崇敬。

1925年,叶企孙受邀北上,去清华大学组建物理学专业, 他走的时候除了带着自己的书籍和材料,就带上了学生兼助教赵忠尧。

赵忠尧和叶企孙一同前往北京,成为清华物理系的组建人之一。叶企孙是清华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赵忠尧就在物理系当老师,负责筹备实验室,并教授实验课。

在清华授课的时期,赵忠尧一边带学生,一边自学。

在赵忠尧学习了很多外国一手科研材料后,猛然对中外的物理学差距感到震惊——西方已经在微观物理领域大踏步前进,但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一无人才,二无设备。

西方物理学日新月异,中国人如果不早点跟上,差距会越拉越大,赵忠尧对此心急如焚。

在跟自己的导师叶企孙商议后,赵忠尧决定自己出去留学,没有国家公费,借钱也要去。

后来,赵忠尧自己筹钱,从学校贷款,跟亲戚借钱,最后带着介绍信在1927年夏天远赴美国加州理工留学。



赵忠尧来到美国后,师从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此人当时是加州理工的校长,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赵忠尧在他门下读了两年博士。

而在密立根眼里,这些亚洲学生来美留学多半是为了一个头衔,回国好在大学任教。于是在1929年,在赵忠尧即将毕业之际,密立根给赵忠尧安排了一个极为简单的课题。

密立根也知道,这些学生的经济状况很差,难以长期在美国学习,所以一个难度适中的课题,似乎是对这些学子最好的安排。

可是赵忠尧看到课题后却不开心,他想的并不是毕业,而是要有学术上的作为,要学到最尖端的东西,造福自己的国家。

赵忠尧请密立根先生换一个题目给自己,可这却让密立根颇为不快,毕竟这位校长是国际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很少有人敢质疑他,或者反驳他。

但在密立根心里,他其实也被赵忠尧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 最后,他给赵忠尧挑了一个难度很高的毕业课题——硬γ射线在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



二、一颗诺贝尔奖的“遗珠”

在当时的粒子物理学之中,人们已经发现了质子、电子、中子等微粒子存在,可是这些东西如何运动组合,人类一无所知。

当时的西方科学家认为,质子和电子能组成原子核,并向外释放γ射线,该射线在穿越物质时遵循一个“康普顿散射公式”。

可是截至1929年,“康普顿散射公式”还是个假设,没有试验结果验证其正确性。于是密立根就给了赵忠尧这个课题,让他观察γ设想的实验数据,验证“康普顿散射公式”。

这个实验含金量很高,是物理学的前沿领域,赵忠尧心满意足 ,而他的同学们却评价不一,有人甚至等着看赵忠尧的笑话。

但是赵忠尧完全不被外界打扰,一头扎进了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做实验。



在努力了一年之后,赵忠尧的实验终于取得进展,并发表了论文“硬γ射线的散射”。

该论文用详实数据验证了“康普顿散射公式”的应用范围,他观测到了γ射线通过“重物质”后有反常吸收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科学家的注意。

两年后,顺着赵忠尧的方向,他的同学安德逊发现了正负电子的湮灭现象,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按照发现顺序,这个奖项无疑该属于赵忠尧 ,但当时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发布论文时间,以及论文数据验证上的争议,让赵忠尧和诺奖失之交臂。

20世纪末,诺奖委员会也承认: “赵忠尧是诺奖的遗珠。”

但是赵忠尧没有拘泥于这些,因为就在他潜心研究物理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人夺走了中国的东三省。

此时,远在他乡的赵忠尧看到国家有难,一心只想回国教学,报效国家。



当时,赵忠尧正好在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哈罗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工作。

而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赵忠尧和世界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原子核物理之父”欧内斯特.卢瑟福一起工作。

在实验室中,赵忠尧表现优异,卢瑟福也非常喜欢这个中国学生。 为留念师生情,在赵忠尧从学校毕业时,卢瑟福赠送了他50毫克“镭元素”, 让他带回中国去继续进行物理学研究。

要知道,这50毫克镭可不便宜,价值几万美金,而且属于稀缺资源,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后来在抗战期间,为了保护这点镭元素,赵忠尧差点丢掉了性命。



三、用生命奔走数月,只为护住火种

30年代初,回到北平的赵忠尧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开设了中国最早的核物理课。

新中国早期的核物理先驱,如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都是在赵忠尧的课堂上“启蒙”的,所以他也被誉为是“中国核物理学的开山祖师”。

在赵忠尧等一众学者的努力下,30年代的中国学界正在积极进步,但在1937年,因为日寇全面侵华,这一趋势被冷酷打断了。

七七事变后,北方的学校大批南下,途经南京、武汉、湖南等地,清华大学则停在长沙。

但是在学校整体南下时,正在南方讲学的赵忠尧却坐着火车北上,他要去清华大学实验室,把5年前卢瑟福送给他的50毫克镭拿回来。

在当时,那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实验材料,对核物理系影响重大。



正当赵忠尧冒着战火回到北平时,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清华园也遭到了破坏。赵忠尧没办法,找到了留在北平的梁思成教授,告诉他自己要去拿镭的事情。

梁思成一开始劝他放弃,毕竟日本鬼子的兵杀人不眨眼,几句话说不对,就是刺刀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