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潘光旦先生120周年诞辰。潘光旦（1899—1967），是一位大学问家，在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领域，堪称丰碑级人物，且著述颇丰，影响深远。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民主人士，民盟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清华名师（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何时入盟

民盟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政治组织。1942年，随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这次会议选举33位中央委员，潘光旦名列其中，并为13位常委之一。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被视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产生了由66位委员所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潘先生被推选为委员、常委。

那么，潘光旦先生是何时入盟的？盟史专家王海波说：“民盟成立以后，首任主席黄炎培于1941年7月去了趟昆明，罗隆基设家宴款待，潘光旦同席。从现有的资料看，潘先生参加民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说法固然有一些资料可以佐证，但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的看法是潘先生的盟员身份是由团体会员制而带来的。因为潘先生是国家社会党党员，1936年夏秋之交加入了这个党派。国家社会党是1931年由张君劢等人在北平秘密成立的，1934年7月于天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公开化。该党创始人和骨干有多人是潘先生的朋友、同学，如张君劢是先生的同乡，罗隆基是先生的同学，梁实秋是先生的好友，但潘先生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该党。据专家研究，其原因一在于那个时候的潘先生对政治并不在行，也不十分热心，不愿意卷到党派政治里去；二是他刚刚回到清华，事务繁杂多绪，既要专业研究，又须奔走校务，还要顾及上海《华年》周刊的编辑和撰稿，实在是分身乏术，顾不过来。

但是，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所造成民族存亡危机的加深，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坚持一党政治、限制民主自由的不满，潘光旦先生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期间，受时局的激发,先生不仅写下了大量精彩的政论，在政治行为方面则是加入了国家社会党。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不久，罗隆基邀请他参加活动时，他欣然应允。

1952年3月19日，在民盟清华大学区分部的会议上，有人在揭发先生“历史问题”时说，潘光旦坚持走第三条道路，和民盟一直是两条心，当初加入时就别有用心。对此，费孝通先生为其解释：潘先生加入民盟是国家社会党的关系，因为他当时是国家社会党的成员，国家社会党最初是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潘光旦先生属于最早的一批盟员，若依盟龄这一说，先生的盟龄应当从1941年3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那一天算起。

潘光旦（左）与费孝通夫妇

民盟地方组织工作的探索者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抗战最艰苦、最紧要的时刻建立的。自建立那天起，民盟便积极利用各方面的条件，在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地方的实力派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比较集中的区域开拓工作，扩大组织的影响。

当时，民盟发展组织的重点是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昆明、桂林等地。抗战时期的昆明有着“民主堡垒”的声誉，此地聚集着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抗战爆发之后，沦陷区很多大中学校迁徙昆明，由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加上各地迁来以及原有的大中学校，昆明一地总计有40余所高校。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大多是抗日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与组织者，这就为民盟在昆明的经营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

1941年夏，民盟主席黄炎培来到昆明，与龙云、缪云台等交换对国内外形势以及云南前途问题的看法，还广泛接触了教育文化和工商界人士。潘先生参加了这个活动。1942年年底，罗隆基以民盟宣传部部长的身份来到昆明，筹建民盟组织。罗隆基是潘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潘先生对罗隆基的到来表示欢迎，且热情支持他的工作。

1943年4月，潘光旦与罗隆基、周新民、潘大逵等成立民盟云南地方组织筹备小组，宣传民盟主张并发展盟员。一月之后，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正式成立。支部委员五人，分别是罗隆基、周新民、潘大逵、潘光旦和唐筱蓂，罗隆基为主任委员，潘先生任总务。这是民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

在民盟历史上，昆明支部的成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她是民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而在于组织发展的实质性探索，如昆明支部成立后，打破了民主政团同盟一般不吸收个人盟员的做法，积极在教育、文化界和地方上层人士中吸收盟员，如吴晗、闻一多等许多著名民主教都是在这一时期入盟的。

1944年9月19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大会上，昆明支部代表提出：民主政团同盟仅以团体参加为限，已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扩大吸收盟员应准个人分子参加”，应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以便大量吸收各方面爱国知识分子参加组织。大会经过讨论，接受了昆明支部代表的改名建议。这是昆明支部对民盟组织建设的重要贡献。

10月1日，昆明支部召开盟员大会，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通过《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会组织简章》，选举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费孝通为委员。罗隆基任主任委员，潘光旦任财经委员会主任。这是民盟第一个省级地方组织，盟员约有200人，以教育界占多数，也有不少工商界人士。下设6个小组，并在建永、下关、腾冲、陆良、路南、蒙自等县开展活动，发展民盟组织。“罗隆基为民盟中央负责人之一，经常去重庆，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另由潘光旦继任。”

1945年9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召开盟员大会，选出包括潘先生在内的13人为出席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年12月，因罗隆基离开云南，民盟云南支部选举新一届委员会，楚图南任主任委员，潘先生为财务委员会主任。据潘大逵回忆，潘先生与费孝通等“常与英、美驻昆明领事联系，把盟中央的政治纲领、时局宣言译成英文，或把中文印刷品直接送给他们，宣传民盟的主张”。

著书编刊宣传民主思想

民盟云南支部成立后，罗隆基主编《民主周刊》，潘光旦担任社长。《民主周刊》的宗旨是宣传民盟政治纲领，发表民盟对时局的态度，弘扬民主思想，推进民主运动。对于办报出刊，潘先生是行家里手。年少时节，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常参加学校的年报、学报、周刊的编写工作；民国时期更编过多种刊物：1927年担任《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1929年担任《新月》月刊的编辑，1931年开始主编《优生》月刊，1932年主编《华年》周刊，皆有很大的读者面。

1942年冬，李公朴在昆明北门街创办了“北门书屋”。不久，又创办了“北门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刊，邀请潘光旦担任编辑。1944年1月，云南大学进步学生创办《自由论坛》，潘先生等受邀参加社务委员会，鼓吹民主，呼唤自由，揭露国民党政府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专制行径。

《民主周刊》是1944年12月出刊的，1946年8月在“李闻惨案”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而被迫停刊，共出3卷71期（含1945年出版的3期增刊）。在两年不到的岁月中，《民主周刊》刊登了大量的评论时局、批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在知识界、中上层小资产阶级及青年学生中拥有广泛的读者，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刊物之一。《民主周刊》汇集了当时政界学界皆具影响力的学者，围绕着争取抗战胜利、增强国力、建立民主国家等主题，提出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对于时事政治的关注分析既深且全面，推动了当时民主运动的进行，对时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民主周刊》虽是民盟第一个地方组织的机关刊物，但它的民主思想基本上反映了民盟中央的主张，与民盟的政治纲领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如在第2卷第13期便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向全国人民公告民盟对国家大事的十条主张。《民主周刊》还经常发表民盟中央对时局的主张以及民盟负责人和知名人士的相关意见。由于《民主周刊》的作者基本上是盟员，因此，人们皆以“民盟喉舌”视之。

潘光旦先生是《民主周刊》的社长，也是重要的作者，检索发现单是署名之作就有八篇，即《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所望于协商会议者——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教育的一条》《个人、社会与民治》《多党政治与团结的学习》《保障学术自由》《必也狂狷乎》《致马歇尔国使书》，这些文章针砭时弊，宣传爱国主义，传播民主思想。

曾任《民主周刊》主笔的盟员杜迈之说：“我感到他（指潘先生）对民盟工作总是热情关心的，周刊社请他写文章时，他从不推辞，而且交稿迅速。他的政论风格在知识界仍然有他人难以代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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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丨 章义和(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丨联合时报

编辑 丨郑海容

编审 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