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越来越多与女性身体有关的讨论正在发生。
才过去不久的唐山打人事件与“阿里员工被侵害案”一审判决中，我们看到了曾经广泛存在于职场与社会中的针对女性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害等性别暴力，从“房间里的大象”成为了大众视野之下的讨论核心。
2020 年起，关于节育的讨论开始变得频繁，一些亲历者或她们的子女开始站出来讲述这段故事，它给许多女性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丰县女子案件走入大众视野，人们更是意识到，女性在是否生育这个问题上，缺乏完全的自主权。“我们和小花梅只差了一记闷棍”，这句话道出的是不同阶级背景下的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共同困境。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女性堕胎也许不再受宪法保护。这是一项大洋彼岸的法案，为什么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表示悲观与愤怒，被取消的堕胎权好像在提醒着我们，不论何地，女性的身体从来没有完全属于过女性，它在时刻地被夺取、被剥削、被利用。那么，作为女性，我们究竟能如何去捍卫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一个神秘的组织“简（Jane）”曾在美国芝加哥出现。它仅由 6 名女性组成，在芝加哥警方和黑帮的监控下秘密运行。在那个堕胎仍属于非法的时代，“简”为超过 1 万名女性提供了安全且可负担的堕胎手术。美国导演蒂娅·莱辛和艾玛·皮尔德把“简”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The Janes》，中文片名是《无名姐妹》。
关于女性身体的困境和生育为女性带来的种种威胁，这部纪录片、女性之间的互助和“简”对女性身体权利的争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切面——
即使是在堕胎非法的时代，“简”为超过 1 万名女性提供了安全且可负担的堕胎手术。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传统叙事中的男性英雄出现，哪怕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仍然是女性在拯救女性于水火之中，艰难地创造着一个安全与安心的美好小世界。但这个故事同样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偶然。
它让我们意识到，不论是什么时代，女性仍然需要不断地为争夺身体的自主权而抗争。
01 60 年代的美国堕胎
“你想要凯迪拉克，雪佛兰，还是劳斯莱斯？”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这并不是一句推销车辆的话术，而是黑帮为女性提供非法堕胎服务时的一句暗号。“雪佛兰”指的是最便宜一档堕胎的手术，需要花费 500 美金，再往上是“凯迪拉克”，需要 750 美金，最高级“劳斯莱斯”需要支付 1000 美金。
在当时，堕胎是一项犯罪，讨论堕胎也会涉及违法。女性们没有选择堕胎的权利，甚至连避孕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已婚妇女可以去药房买到避孕帽这种避孕措施。当避孕药被发明问世之后，也只有已婚妇女能够通过医生开具的处方单才能在药房买到它。
不仅避孕是一项很困难的措施，女性如果意外怀孕，她们不会被同情，相反，更有可能遭遇指责和唾弃。海瑟·布斯记得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在校外宿舍被人用刀逼着 QJ 了。她陪同这位朋友去校医院做检查。结果，校医院的医生一直批评指责她不随意交友。她们还被告知，学生体检并不包括产检。
许多走投无路的女性们会选择向黑帮求助，他们几乎垄断了非法堕胎的市场。在 60 年代的芝加哥，一个市中心的单间卧室公寓租金仅需要 150 美元一个月。相比之下，黑帮提供的最便宜的非法堕胎手术都需要 500 美元，并非所有人都能承担。
没办法支付高昂堕胎费用又缺乏医学知识的女性，往往会尝试极其危险且不合理的堕胎方式。简的成员艾琳记得，在大学的一个期末后，许多同学都放假回家了。在人员稀少的宿舍里，艾琳听到了一位女生的求救。她的宿舍里全是鲜血，她向艾琳坦白，刚刚为自己进行了堕胎，还恳求艾琳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男朋友。女性堕胎在当时还是一件需要独自面对的事，堕胎需要秘密进行，她们也会面对难以承担的心理压力。
医生艾兰·维兰德，描述了他所在的医学院当时的场景。在医院，专设了一个感染流产病房。每位被送进这个病房的女人身上，都伴随着可怕的并发症和伤口。她们为了尝试自行堕胎，会做各种危险的动作，从楼梯跌落、重拳敲打自己的肚子、用金属物件直戳自己的下体等方式，引发子宫穿孔、膀胱穿孔、肠穿孔。甚至，还有些女性会使用化学试剂，结果造成了致命的灼伤。
感染流产病房是禁止堕胎法律下的产物，被送到这里来的女孩很多。维兰德回忆道，那时，他们每天要接诊 15 到 20 人，床位几乎每天都是满的。
然而，对于有幸能够支付起堕胎费用的女性，黑帮也并非一个可靠的求助对象，女性们仍然面临着非法堕胎带来的不安全感。
多莉分享了她通过黑帮进行堕胎手术的经历。手术在一个荒郊的简易汽车旅馆中进行，她被带到安排的房间，坐在床上等待，屋里有四个男人和她一个女人，她并不知道接下来将会有什么发生。整个堕胎过程，医生都表现得很冷淡，仅仅对她说过三句话，“钱在哪？”、“躺下听我指挥”、“去厕所”。
手术结束后，所有工作人员便迅速离开了，丢下了仍在流血的她。接近两个小时，这位女性才从手术麻醉的眩晕中清醒过来，最终自己打车离开了荒郊。
简的成员海瑟意外怀孕后，也联系了黑帮安排手术。在手术前，一些朋友告诉她，医生可能会抱她，或者向她索吻。有些医生会在喝醉酒的情况下给女孩们做手术，甚至有人在堕胎过程中被医生性侵害。为了预防这些事情发生，海瑟最终并没有选择打麻药，而是选择全程清醒地熬过了手术。
02 简的出现
1972 年 5 月，芝加哥警方接到了一位女性举报称，一个地下组织正在为她的嫂子提供非法堕胎。接通电话的警官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堕胎这个词，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圈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这位警官并非特殊的个例，当时经手案件的警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爱尔兰天主教徒，当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时候，都一头雾水。甚至有的警官因此十分生气，他们常年处理的都是十分紧急的凶杀案与命案。在他们眼里，非法堕胎都是“没人关心的破事”，占用了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
这个被举报的非法堕胎地下组织叫作“简”，它成立于 1968 年，仅仅存在了 5 年的时间。但在这 5 年间，“简”为超过 11,000 名女性提供了安全的、可负担的、非法的流产手术。更让人震惊的是，“简”仅由 6 名女性成员组成。用“简”的成员的话来说，“简”之所以能在芝加哥警局和黑帮的监视下四处穿行，多亏了男人对女人能力的轻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很火热。但这些维权、反战的运动大部分由男性主导，在这些运动中，女性权益的争取总是被忽略、被漠视。在当时，美国最大的黑人社团“黑豹党”正在积极地为争取黑人的权益而奔走，而在黑豹党党内女性却始终被默认是为男性提供服务的角色。
简的成员同样收到了民权运动的感召，但身为女性的她们却因为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感到了更加迫切的使命。她们中有的是黑帮垄断下的非法堕胎受害者，有的则亲自见证了禁止堕胎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危害。女性正在因为女性这个身份死去，然而社会主导群体男性却在视而不见，这是紧迫的事实。
尽管有许多宣传禁止堕胎带给女性的负面影响的活动，但真正在做实事的人却很少。女孩们意识到了在当下女性需要一个安全的、可负担的堕胎手术渠道。于是，她们决定通过咨询热线的形式与需要堕胎的女性建立联系。
几经讨论，她们决定使用“简”作为组织的名字，它好听、简洁，作为曾经最常被使用，却如今不再流行的女孩名字成为了这个电话的“所属者”。
“怀孕了，想要帮助吗？打给简”“考虑堕胎吗？联系简”
人们可以通过电话找“简”，获得堕胎咨询、堕胎手术及术后回访等一系列完善的堕胎服务。很快，简找到了愿意进行稳定且长期合作的堕胎医生。它的小广告开始出现在芝加哥的地下刊物上、街道旁的电线杆上、社区的告示栏上。
简的成员花了很多心思去想象与营造一个能让女性感到舒服的氛围。她们特地增加了当时黑帮垄断下的堕胎手术没有的一项流程——堕胎咨询。每一个打电话前来咨询的患者信息都被仔细记录在一张小卡片上。“简”的接听员会耐心询问患者的联系方式、医疗信息，怀孕时长，是否有并发症等等。
受助女性的卡片 无名姐妹
而电话那头的女性会讲述许多与她有关的信息，她有几个孩子，身上有多少钱，她是否怕痛，甚至恐惧这件事。在“简”这个组织里，这些卡片不仅仅是卡片，这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和她们一样的女人。
在接受了电话咨询服务后，简的成员会邀请这些期望做堕胎手术的女性去到她们家里。在手术前，“简”的成员会详细解释每一个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细节给这些女性，让她们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思考她们在做堕胎手术的这一天前后会经历什么，她们想要怎样的手术体验。同时，“简”还会鼓励这些女孩带着她们的姐姐、孩子、丈夫，甚至是精神支柱一起来到这里，从而减少她们的恐惧与焦虑心理。
前来咨询堕胎的女性会坦诚地告诉简，她们有多少钱来支付堕胎，5 美元、75 美元、320 美元......无法支付一美元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孕妇权利的保障缺失，许多女孩们都有着自己不得不去堕胎的原因，往往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有三个孩子了”“我没有钱”“我丈夫离开了我”“我 17 岁了，我要去上大学”……
然而，简的成员在聆听之外往往还会努力让这些女孩们知道，她们不必为了自己争辩，因为想要堕胎是她们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能评判她。
多莉在了解了简之后，选择了成为它的一员。她从小生长在修道院里，面对着修女们常年的打骂与凌辱，习惯了女性之间没有互助的环境。然而，在“简”，她看到女性正在帮助女性，不是侮辱，不是嘲讽，也不是冷漠，这为她打开了全新的一个世界。
多莉回忆道这段经历，“我能听到一个温柔的女声一直安慰着房间里的人，我感到了安心、信任和被尊重。我想说，她们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夸张”。
03 对抗更大的父权制度
1972 年 5 月，芝加哥警方接到了一位女性举报称，一个地下组织正在为她的嫂子提供非法堕胎。接通电话的警官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堕胎这个词，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圈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这位警官并非特殊的个例，当时经手案件的警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爱尔兰天主教徒，当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时候，都一头雾水。甚至有的警官因此十分生气，他们常年处理的都是十分紧急的凶杀案与命案。在他们眼里，非法堕胎都是“没人关心的破事”，占用了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
在简的故事中，也能时常瞥见一些重要的男性角色。他们映射出了那个时代，不同阶层的男性对堕胎以及女性权益的态度。
和简合作最久的医生迈克记得，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堕胎手术的收入大概比一个砌墙师傅多出了 4、5 倍。大部分男性选择操刀进行堕胎手术都是为了钱。
当简的成员很严肃地告诉迈克，她们要为女性提供免费的堕胎服务时，他感到不解与不公。他提到，“在圣经里，人的劳作应该获得回报。堕胎作为一项劳动，不应例外。”为女孩们堕胎，对他来说仅仅只是一份赚取高额酬劳的工作而已。
在那个时代，95% 的妇产科医生都是男性，他们在控制女性身体这件事上有着绝对的权威。在一个什么都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并不奇怪。甚至连简的成员们，也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医生有着普通没有的神奇力量。这让简的救助没办法脱离男性的帮助，因为医生是堕胎服务中重要的一环。
但在简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她们发现，这个为许多女性操刀了多次堕胎手术的男性并不是“医生”，只是曾为一位医生做助手，便学会了这门手艺。
这个事实让简的成员们感到惊讶与愧疚。每当有女生向她们咨询时，她们总是自信地承认，她们有医生。她们没想到，麦克竟然是个“冒牌货”。但同时，一部分成员也感知到了一丝激动。不是医学专业出生的他，竟成功进行了那么多次成功的堕胎手术，医生的权威被打破了。
成员艾比有了新的想法，“这是一份适合女人的工作，我们就像他一样有能力做到”。于是，在这名“冒牌”医生的教授下，简的成员都学会了如何操作一台堕胎手术。她们不再与医生合作，而是开始自己操刀堕胎手术。女性终于不再需要寻求男医生的帮助来解决这个从古至今都属于女性的问题了。
1972 年 5 月，接到举报后，芝加哥警方很快逮捕了简的部分成员。当他们破门进入手术室时，简的成员正在准备一台堕胎手术。面对屋里的一群女人，警察们下意识认为她们只是前来堕胎的女性和手术护士。他们高喊着，“医生在那里？”，甚至搜寻了窗户，认为医生也许为了逃避惩罚，选择了翻窗逃离。
被逮捕后，芝加哥警方以堕胎和共谋堕胎等 11 项指控控告了简的成员们。其中，每一项指控都可以判 1-10 年，简的成员们面临着最高 110 年的判刑。
被逮捕之后，她们一直在找律师。大部分她们能找到的律师，也都是男性。这些男律师用不同的口吻说着差不多的话，告诉简的成员们，脱罪这个事不可能。“他们连正视我们都没做到，我们也不可能雇佣他们”，简回忆到。
和大部分传统的故事不同，在这个危机时刻，解救简的成员们的并不是一位男性。乔安·F·伍尔夫森，一位女性律师出现了。她曾为美国的黑人社团“黑豹党”辩护，不惧怕政治，也不惧怕权威。
律师 乔安·F·伍尔夫森 无名姐妹
不像其他律师，乔安不要求简的成员发表夸夸其谈的政治言论，她陪同成员们一起前往最高法院，一心只想把这群女孩“弄”出来。乔安意识到，当时的最高法院正在考虑罗诉韦德案，堕胎罪很有可能被就此推翻。于是，她提出了各种动议，一再拖延议程，为简的成员的判刑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这是一个绝妙的策略。1973 年 1 月，最高法院宣布堕胎合法化。美国 46 州的反堕胎法被认为违反宪法。因此，针对简的成员们的指控也被撤销了。
她们回忆起当时的经历，都表示，罗诉韦德案的胜诉对她们来说是一次深深的解脱。自此之后，在美国，对于女性，堕胎将是合法且安全的，堕胎也不再是她们的责任。简，在那个时代诞生的秘密组织也就此解散。被释放的成员们继续奔向下一个她们关心的议题，开启新一段的人生。
04 再谈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在堕胎的议程之外，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世界范围的政治、文化、礼俗、宗教中，女性的身体也从未完全属于过自己。
放眼世界，女性的身体一直是维护政权的一项手段。在《是谁在蚕食女性身体的权利？》一文中，我们梳理了堕胎权在美国是如何一步步沦陷为政客们和党派之间用来获得选票、巩固政治地位工具。
除此以外，在有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生育过孩子的女性被要求必须要上节育环，并且不能随意取下。即使是怀孕 6 个月以上，也会被强制堕胎。尽管这项政策带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甚至让许多农村女性从生于多孩的负担中释放了出来，但许多女性的身体仍然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对女性生育的控制在战争时期更加凸显。二战时期，“慰安妇”群体出现，女性的身体成为了犒劳士兵的奖赏。二战过后，大量男性劳动力损失，为了补齐劳动力的短缺，女性又被鼓励走出家庭，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妇⼥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实际上也是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目的是减轻男性的负担。
同时，女性还需要以爱之名，负担家务劳动和抚养家中的孩子。上野千鹤子指出，“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同样，宗教和传统文化也在控制女性的身体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非洲都依旧保留着割去女性生殖器的割礼习俗。在非洲马赛人的传统习俗中，女性的欲望是肮脏。如果女性被割去隐私部分，她的欲望就能被压制，她对丈夫的忠诚度也会有所提高。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天主教的一位教父就在公共场合发言反对堕胎合法化，“既然男性都不被允许杀死自己的后代，女人凭什么可以拥有这样的权利呢？”
“简”的标志 无名姐妹
隐性的控制莫过于对于女性身体的观看与审视。近年来，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主义话语在改造女性身体上成为有力的帮凶。去年，“私处整形”和“小腿阻隔术”手术的揭秘让许多人都感到震惊、错愕。女性为了能靠近男性设立的“标准审美”，而去做出了没必要，甚至是对自己身体有害的手术。而这些手术还被包装成了“让女性重拾自信”的女性觉醒名头。
希珀教授在《乐园之丘》一书中这么评价“以瘦为美”的审美：“当代骨瘦如柴的女孩们的故事展示了女性无条件服从“人类的命运”（condition humaine）的一个新变体——被观看和被改造；而不是作为主体，观看这个世界或采取行动”。
当我们在面对种种针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时，政治与父权制的交替作用，维护与巩固着女性被观看、被改造的“命运”。所以，当我们在争夺女性身体的所属权时，我们其实是在跟一整个大的父权制度对抗，跟一个男性设立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女性的身体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标准答案在做对抗。
05 侥幸过后，看清事实
看完《无名姐妹》纪录片后，我们曾一度为简的故事感动，也为为何这样的故事没有发生在我们周遭而困惑与遗憾。但我们很快就开始意识到，我们容易陷入进简的故事创造出的一种“爽剧”般的泡沫中去。
诚然，简的“胜利”只是一场侥幸。成员们刚好遇上罗诉韦德案宣判的时期，从而赶上了美国堕胎合法化的进程，免于了罪责。现实中真正的必然是，并不是每一次有关身体的争夺上，女性都能取得胜利，甚至，许多胜利都在被推翻与反复中。正如今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
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会不断地剥削女性的身体，剥夺少数者的权益，这才是真正的必然。同时，在种种福利、政策的刺激下，女性从未走出父权对女性身体和生育的控制。自主权直接被法律所剥夺，根本不予女性以保护。
在硬性且可见的政策、法律以外，我们还需要更多地看见和警惕那些存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对女性身体的软性控制与女性权益的软性剥削。例如，社会福利如果不能支持一个女性堕胎的费用，如果不能保障女性在生育后能重新回到公司不受歧视，那么即使法律推动了堕胎合法化、政策支持女性生育，仍然有很多女性在生育和堕胎上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
再例如，在《无名姐妹》中，学生体检不包括产检，并且学生去看妇科病会被医生嘲讽不自爱，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社会对于性的认知。如果性不是一个能被公开讲述的事情，如果妇科检查不被开放给所有有需求的女性，如果性教育不被允许公开、合理地存在，那么这样的社会氛围也会导致女性的身体与权益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
女性觉醒的过程是一部漫长且曲折的女性身体争夺史。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去争夺下去。在这种意义下，“简”并不只是一个时代的特例，而与我们的时代一直共同。而“简”的故事也讲一直延续与被书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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