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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剧是明代中晚期至清初,在“徽州腔”基础上,经过多方吸收当时流行的优秀戏曲艺术,逐渐丰富发展而形成的。当地群众称它是“老徽调”或“徽班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徽剧”。

明正德(1506~1521年)之后,徽州、池州、安庆一带,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徽商的崛起,渐渐形成为皖、赣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它东靠昆山腔、余姚腔的发祥地江苏、浙江;南邻弋阳腔、乐平腔的流行区赣东;北近盛行秦腔的中原,给戏曲的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徽剧的诸种声腔,就是先后继承或吸收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西秦腔等古老戏曲声腔的优秀遗产,结合当地的土语音调,渐渐演变而成。

明嘉靖(1522~1566年)年间,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海盐腔四大声腔,先后流传到徽州、池州、太平(今当涂、繁昌一带)地区,而其中来自江西的弋阳腔,对当地的伶人影响更大。当弋阳腔传到徽州后,很快便与本地的土语音调相结合,形成“徽州腔”;当弋阳腔传到青阳、贵池一带后,很快与当地已经流行的余姚腔及民间音调相结合,形成“青阳腔”(亦称池州腔)。这两种声腔的统称叫“徽池雅调”。“徽州腔”便是徽剧产生的基础,是徽剧的“雏形”。

徽剧的声腔发展,分三个阶段:

“徽州腔”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由弋阳腔演变到徽州腔的过程中,发展“滚”的因素。“滚”就是在唱词和宾白中加进许多带解释性的通俗词句、成语和一些激情洋溢、类似顺口溜的句子,使剧本更加通俗易懂,音乐节奏更加爽朗明快,感情更加真挚强烈。“滚调”突破原弋阳腔“曲牌体”(即唱词一定要按各种固定的曲牌演唱)的制约,使徽州腔变得较为自由,更擅于生动具体表达剧本中的情节,更有利于演员充分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四平腔和昆弋腔阶段昆山腔,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前后传到徽州一带,很快在这里扎根、流传。当时不少士大夫阶层都蓄有昆曲家班,或逢节庆组织“昆腔会”演唱。著名的有徽商吴琨(字越石)、汪犹龙(字季玄)的家班,吴琨的家班还首演过戏剧家汤显祖所作《牡丹亭还魂记》;清代英武殿大学士歙县雄村人曹振墉在乾隆年间组建的“华廉科班”,开始也是以演唱昆曲为主。这种华丽的昆山腔,对徽州腔产生巨大的冲击。徽州腔受昆山腔的影响,在唱腔的节奏和旋律上起了变化,产生象昆曲那样“一波三折”的演唱效果;随后徽州腔又学习昆山腔改用笛子(或唢呐)伴奏,取消靠腔锣鼓和人声帮腔,使腔调变得柔缓平稳,颇有“四平八稳”之感,故徽州艺人称之为“四平腔”。后来它更多的吸收昆曲的因素,特别是发展了“滚调”,产生出另一种新腔,即“昆弋腔”,也称为“徽昆”、“草昆”,徽剧中的《昭君出塞》、《贵妃醉酒》、《打樱桃》、《借靴》等都属于这类剧目。

吹腔、拨子、二簧阶段 正式形成完整的“徽剧”剧种阶段。明末清初,西秦腔(即山陕梆子)的大量南来,对昆弋腔产生影响。当昆弋腔传到枞阳、桐城、石牌(今怀宁县)、安庆一带时,恰与大量南来的山陕梆子相汇合,这时昆弋腔受到山陕梆子的影响,特别是接受梆子系统的一些剧目以后,在唱腔上即由原来的“联曲体”(曲牌相连的唱腔结构),逐步演变成以七字句或十字句为主的“板腔体”,并用笛子或唢呐伴奏,故产生新的腔调,即“吹腔”。相反,山陕梆子受到昆弋腔的影响,演变成“拨子”。在“拨子”的基础上,徽班艺人又创造一种新腔叫“二簧腔”(又称“老二簧”或“唢呐二簧”);以后又改用胡琴伴奏,渐渐形成“二簧平”、“老二簧”、“正二簧”、“反二簧”四种腔调。自此,直至清代中叶,特别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前后,徽剧的声腔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由于徽班素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加上西皮汉调的加入,使声腔更为丰富。这时,青阳腔、四平腔、昆弋腔、徽昆、吹腔、拨子、二簧、徽调西皮以及花腔小调共九类声腔,同时并存于舞台,加上有丰富的剧目和目趋成熟的表演艺术,使徽剧成为争雄于京城和大江南北的大剧种。

徽剧自清初正式形成以后,渐次以徽州和安庆为中心,逐步向东、向南、向北发展。特别是沿江而下,到了当时中国东南部的商业、文化中心扬州,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扬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茂,特别是徽商,在那里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扬州的戏曲舞台,分“雅部”、“花部”两大类,“雅部”即昆山腔;“花部”包括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锣锣腔、二簧调等,统称之为“乱弹”。本来在扬州郡城活动的大多是昆山腔和本地乱弹,但自徽商带头组建“徽班”之后,加之徽班能广征博引,四方招聘名角加入,故声誉越来越大,以致盖过当地乱弹。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浙江盐务大臣首先征集徽剧“三庆”班入都祝寿,随后“四喜”、“春台”、“和春”以及“启秀”、“霓翠”等徽班亦相继进京演出。后来启秀、霓翠两班并入三庆和四喜,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称雄北京的局面,号称“四大徽班进京”,徽剧进入全盛时期,逐步取代当时流行于北京的“京腔”和“秦腔”,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四大徽班”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满足了各阶层群众的需要。有“三庆的轴子”(即三庆班以擅长“大轴子”戏和连台本戏为主)、“四喜的曲子”(四喜班以演唱清歌妙舞的昆曲见长)、“和春的把子”(和春班则以武打精当为其特色)、“春台的孩子”(即春台班以组织秀俊的童伶演出博得广大观众的喜爱)之称。在这些徽班中,安徽的郝天秀、高朗亭成为享誉京城的演员。郝天秀又名郝晓岚,在扬州加入春台班时,就以他的艺术魅力倾倒观众,被人送以“坑死人”的外号。继之而起的高朗亭,在郝天秀加入春台班时才13岁,但不久他的声誉却超过了郝天秀,成为与秦腔名旦魏长生相提并论的戏剧家。第一个入京的徽班——“三庆班”,就是以高朗亭为代表的,当时他才17岁,但已技艺超群,在京城被尊为“二簧耆宿”;以后他被推举担任“精忠庙首”(戏曲行业会的会首),成为北京戏剧界的领袖。

自清乾隆末期徽班进京,经历了嘉庆、道光到咸丰约七十年间,曾风靡一时,主宰了京城剧坛。在这过程中,由于戏曲艺术家程长庚等人的努力,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吸收京城各种优秀的戏曲艺术成分;又受京腔、京韵的影响,特别是汉调入京,实现徽汉合流,皮(西皮)、簧(二簧)结合之后,遂于道光前后渐渐由徽剧演变成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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