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霞 编译

文献来源：Ernesto Gallo, “Globalisat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State in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Europe-Asia Studies , Vol.73, No.2, 2021, pp.340-363.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中亚国家所呈现的威权特征日益复杂。中亚各国，尽管独立时间较短，但都优化了对经济事务的管理。本文主要针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个案例研究的分析，展现出两国的国家属性（statehood）如何随着部族习俗和前苏联的经验等国内维度，以及近邻大国中国、俄罗斯的影响辐射而发生演变。文章结果表明，两国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展现出自主性，尽管乌兹别克斯坦比哈萨克斯坦更依赖于对前苏联的遗产，两国在21世纪的全球政治当中都将扮演积极的角色。

刚刚过去的20年，见证了全球跨国资本的戏剧性崛起和“威权大国”的出现。国家的属性以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结合为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演变，根据这一特征，西方的寡头政治趋势与东方的非自由主义（或称“中央集权主义”）倾向产生了结合。这种具有某种混杂性质的国家属性与另一个“混杂”维度，即国内和国际环境相混合。这两种国家的属性的混杂形式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是进行混合的？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属性正在呈现？

本文主要聚焦于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因为其映射了全球趋势的变迁和资本主义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角色的持续变化。具体来看，本文集中关注该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前者拥有中亚最大的领土和最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后者虽然更贫穷、政治上更孤立，但人口数量位居中亚第一。有关这两个国家的研究文献往往主要集中于诸如庇护主义（patronalism）与新庇护主义（neopatrimonialism）、非正规习俗和部族的角色以及资源等方面。既有文献涉及两国政治经济、治理性、国家能力等方面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基于比较政治或国内政治的视角；相比之下，本文则从世界政治经济的视角考察这两个国家的情形。研究结果表明，两国不仅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逐渐受到“东方独裁气息”的浸染。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经济本身具有自身的复杂性，所以不能仅仅将其归入到西方类型中去，亦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副产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或决定了这两国的塑造？这正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本文的回答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苏联时期的遗产在两国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共同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自彼得·A·霍尔（Peter A.Hall）和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的观点后，这一问题随即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辩论议题。这一辩论议题的对象，也从一开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中东欧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扩展。莱恩（Lane, D. S.）则是第一个全面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学者。然而，整个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讨论都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尽管其也试图强调开放世界市场对不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影响。

在这种研究下呈现出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混杂物。一方面，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部分国家在进入全球市场后受到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拒绝加入全球市场的国家，则仍然维持着中央集权和官僚经济。对此，米昂（Myant, M.）和德拉霍考皮尔（Drahokoupil, J.）两位学者注意到，哈乌两国在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上的差异，得出像哈萨克斯坦类似的前苏联国家大多是以依赖的地位融入全球市场，这种仓促向市场经济转型也导致其资本主义具有较强寡头政治、庇护主义和世袭的色彩；而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设法保护本国钢铁和其它半制造业生产的国家则是少数。

上述有关分析其实只关注了西方和前苏联国家，只考虑了资本主义从西方向前苏联国家单向运动的过程，而忽略了全球政治经济与前苏联国家之间互动的整体形态。此外，他们也忽略了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的影响。总体来看，东亚及南亚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呈持续增长之势。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额翻了100倍，在能源领域还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此外，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甚至伊朗与中亚各国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对中亚国家构建的影响与贡献不容忽视，但却鲜有学者对此做出深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进行了密集的接触，中国在中亚地区优先事项主要有三个：其一，确保中国西部省份尤其是新疆的稳定；其二，确保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商品和能源资源的顺利流通；其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通过中亚将中国与欧洲、中东和俄罗斯连接起来（即“一带一路”倡议，BRI）。那么，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将如何转化为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中亚的政治经济变得越来越“中国化”了吗？这又对中亚国家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有何影响？

本文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中国或东亚模式，但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的发展实践确实体现了自上而下式威权发展路径的成功，并至少以间接的方式为中亚威权的合法化做出了贡献。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过去20年里在全球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差异，包括西方、俄罗斯和中国对二者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以探寻二者发展路径的差异原因和对全球变化的不同反应。

三、部族、庇护和苏联体制

前苏联学者经常强调部族和非正规性在中亚地区的重要性，甚至写出了“部族国家”、“部族资本主义”等作品。理解部族和庇护主义等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国家的属性相当重要。此外，将两国放置于与国际现象的辩证关系之中，亦可更好地进行理解，例如哈萨克斯坦早期的私有化浪潮，使得90年代部族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内部阶层的韧性及对西方的对抗态度则形成于苏联时期。部族和非正规性是一些前苏联国家在1989年后面对全球一体化问题的理性答案。

哈萨克斯坦的部族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庇护系统之中运行。在运行中，忠诚的个人纽带让位于具体的利益，并最终服务于终极庇护者——总统。哈萨克斯坦见证了部族和部落（zhuz，玉兹，哈萨克斯坦存在大、中、小三个玉兹）作为松散保护网络类型的崛起，这种社会分化受到9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激励。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大强化了哈萨克的部族和部落，改革、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国际压力促使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 （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利用家族和网络的潜在忠诚关系来塑造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例如，其大女儿及丈夫控制了金融和媒体行业的重要部门，小女儿及丈夫则获益于天然气，其主要盟友则受益于私有化和国际金融衍生交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改革增强而非削弱了家族主义和庇护主义，其必然结果则是任人唯亲和腐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庇护体系并非其国内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应对需要才出现的。

与哈萨克斯坦不同，乌兹别克斯坦的氏族政治具有明显的差异，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以定居为主。因而，乌的地区和地方身份在政治上比血缘关系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资源禀赋较差更，使得该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中处于边缘地位。所以，较之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新庇护主义的国家，部族是一种基于多种忠诚类型（包括血缘、友谊、庇护者-被庇护者等）的政治网络。此外，乌兹别克部族与前苏联精英有着紧密的联系，突出表现在内政部和安全部这样部门渠道的联系，并且还拥有不同的地区权力基础。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的部族政治是在受到前苏联制度影响的背景下进行运作，以此抵制新自由主义。尽管有一些部族通过参与全球经济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互动而得到加强（或被削弱），但总体而言，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便对私人的自主权施加了强有力的国家控制。

总的来看，苏联时期的经历和经验为中亚地区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家政治认同的塑造。自独立以来，中亚地区并未出现强有力的反对派，也几乎不存在任何政治变革的动力。时至今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保有中央集权制的特征。在其他方面，过渡时期也存在一些适度的变革。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统治少了一些官僚主义的色彩而多了一些个人主义的色彩。当然，在安全机构方面，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仍然依赖于俄罗斯的情报来应对大多数国外的威胁。与哈萨克斯坦相比，苏联时期的安全机构遗产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更大。

此外，苏联的影响仍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领域。前苏联国家的公民社会通常被认为是软弱的。哈萨克斯坦国内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无效的，媒体自由也是受限的，进而在公民参与和组织方面存政治上的障碍。当然，前苏联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既存在纯西方组织式的波罗的海国家，也存在高度限制组织式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事实上，许多后苏联国家的共同之处不在于公民社会的软弱，而在于国家保有组织、控制和管理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哈萨克斯坦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采取协商和一致同意原则的典型例子。而乌兹别克斯坦出于对极端主义的恐惧以及受制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则选择压制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比较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弱于哈萨克斯坦。总的来说，不论中亚各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时期遗留的官僚政治及其非正规性在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国家权力主要集中于官僚机构，西方式的公民社会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那么，这种情况又是如何适应上世纪90年代西方驱动的全球化呢？下文将对此做出回答。

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同的应对方式？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展现出了两种应对和融入全球化的不同方式。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较早地放开了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而乌兹别克斯坦则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并拒绝“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此外，在国家治理方面，哈萨克斯坦采取了一种管理式的治理模式，而乌兹别克斯坦采取的则是传统的家长式的治理模式。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各国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而差异的关键则在于各国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之间的互动。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但逐渐将其置于“威权主义”的框架之内。如纳扎尔巴耶夫在1994年开启了一项大规模私有化的计划，但由于休克疗法的负面影响，反而促成了1995年宪法强化总统权力合法性的需求。私有化改革使得少数压力集团和部族获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则反过来加强了对哈萨克斯坦的控制。在一个种族、宗教和地区割裂严重的国家，“技术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国内学者对此存在“专家治国论”、“技术统治论”、“科技治国论”等多种译法，哈贝马斯认为“Technocracy”表达了技术管理与专家治国两重内涵,因此将其译为“技术专家治国论”更为恰当。译者注）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国内发展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哈萨克斯坦相继制定了两项宏伟的发展计划，如1997年启动了“哈萨克斯坦2030”，2012年启动了“哈萨克斯坦2050”。就外交方面来看，哈萨克斯坦通过开展多元外交及鼓励外资流入来提升其国际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的“品牌塑造”行为变得更加激烈和普遍，其目的是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树立一个文化多元、政治民主的国家形象。此外，哈萨克斯坦也进行了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专业化改革，逐渐出现了一些由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官组成的技术官僚精英，为的是调解国内各种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向外界呈现出一种可以增强哈萨克斯坦国际信誉的现代官僚形象。2017年在阿斯塔纳举办的世博会使得哈萨克斯坦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形象达到高潮，标志着哈萨克斯坦软实力及其融入“全球世界”的成功。

相比之下，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富汗局势外溢、邻国关系紧张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伊斯兰· 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Islom Abdug'aniyevich Karimov）政府将国内稳定置于首要位置。“稳定”的主要体现就是渐进式的改革和对世界经济保持谨慎的开放，在这一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机构尤其是卡里莫夫的领导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乌兹别克斯坦仍保持着明显的保护主义和“威权主义”色彩，这种“家长式”的治理模式推动了许多重大的活动和事件（如音乐会、赛事、庆典等）以强化传统和塑造国家认同，而与西方的关系在安集延事件后渐趋紧张。在新任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的领导下，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放开索姆的汇率、简化税收立法、重启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等，然而改变的主要领域在经济领域，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现代化，至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改革目前来看仍无可能。

当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对新自由主义的阐释远比上述分析复杂的多。两国就经济自由化的核心差异在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施加了更加强有力的干预，非能源为主导产业且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哈萨克斯坦能源经济对世界市场依赖程度大，经济结构也更加单一。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比哈萨克斯坦更为出色，未来可能产生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资源的驱动，油价下跌和货币贬值进一步动摇了其经济稳定性，典型表现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国内部分主要银行或被重新国有化，或被置于纳扎尔巴耶夫忠实支持者的控制之下。

总的来看，哈萨克斯坦虽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接触紧密，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但在经济方面其尚未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政治方面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民主化迹象；其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部族政治和庇护主义的驱动；其国内大型项目诸如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等基本上都带有向国际社会展演的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差异并非看上去那么大。甚至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兹别克斯坦的渐进主义道路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当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相比而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更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本文将在下一个部分详细探讨自叶利钦时代以来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两国的影响。

五、莫斯科： “ 老大哥 ” ？

如何界定和衡量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关系及对两国的影响？莫斯科对当前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的“威权国际主义”的概念有何贡献? 是否存在“威权扩散”或“威权合作”的迹象？根据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霸权合作”概念，俄罗斯是否是通过“霸权”来维持（偶尔强制）区域合作？事实上，中亚国家威权趋势的出现早于俄罗斯的影响，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标准，俄罗斯在2004年之前一直是一个“部分自由”的国家，而哈萨克斯坦早在1994年就失去了这一地位，乌兹别克斯坦更是从未放弃过完全的“独裁”模式。此外，俄罗斯通常更感兴趣的是广泛抵制美国、欧盟或北约的影响，而不是阻止民主化或积极推动“威权主义”。而“颜色革命”之后“威权主义”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确立和巩固，则是受到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侵蚀本国的一种反应而非其内生的属性。

当然，俄罗斯确实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持有一定的影响，其对前者持有直接影响，对后者的影响则更为间接，但也仍然重要。在安全方面，俄罗斯通过主导集安组织（CSTO）来巩固其对中亚安全局势的控制。此外，俄罗斯还试图借助该组织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及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当然，俄罗斯的影响力远不止安全领域，而是涉及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从文化方面来看，俄语是哈萨克斯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被广泛用于教育、政治、商业和媒体。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软实力”不太可能下降，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在经济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也依然强大，2014年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EEU）可被看作是对中国崛起的回应。当然，哈萨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面临许多挑战：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竞争、逐渐受到俄罗斯控制的风险等，因此，哈萨克斯坦政府也一直强调其选择的是一个经济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并试图通过与中国和西方保持联系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

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塔什干拥有该地区最大的武装力量，且从未放弃成为区域或“次区域”霸权的想法。在与美国的关系调整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9·11事件和反对原教旨主义的斗争中），卡里莫夫迅速恢复了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2004-2005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卡里莫夫政权的存续，以及捍卫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的军事主导地位。乌兹别克斯的领导层虽然试图让俄罗斯、中国和西方之间互相牵制，但也清楚只有俄罗斯才能保证其政权的存续，尤其是在经历了“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之后，与俄罗斯的合作对于其政权稳定更为重要。俄罗斯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该国能源领域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俄罗斯也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教育、文化、社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也一直致力于实现国际自主，拒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外部力量的冒犯。换言之，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而言，俄罗斯是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但前提是双方都互相认可并坚定地尊重彼此的主权自治权。

总的来说，俄罗斯并未在中亚地区推广“威权主义”，而是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软实力”以帮助维系中亚各国政权的存续。此外，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一直拥有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一情况又如何适应中国日益增长的雄心？中国是否正在逐渐成为“地区霸主”？

六、北京：地平线上的龙？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皆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且在两国都有一定规模的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两国对中国亦变得愈发重要。因此，有学者猜测中国将成为地区霸主，且有可能与俄罗斯或西方在该地区发生利益冲突。对此，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对中亚国家的属性有所影响，但主要是因为中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非凡魅力，而不是因为其具体政策。因为中国自身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明体系，很难用类似“中国模式”简化概念可以囊括。即使中国“软实力”客观上激励了包括中亚各国在内的的威权统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遵循一个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体系。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更愿意遵循中国国家建设的某些方面而非全部。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对中国的政治也缺乏兴趣，反而是新加坡和韩国经常被其视作效仿的对象。但中国的吸引力可能会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增强，尤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同时保持了高度的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混杂着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元素。哈萨克斯坦作为中等富裕食利国（rentier state），将中国成就视作国家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灵感来源，但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则相当有限。因此，中哈关系正在形成一种“软霸权主义”（soft hegemonism），即一种基于投资和地缘政治影响的权力形式：中国国有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矿产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助其开展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两国还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甚至实现了各自发展规划的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但哈萨克斯坦普通民众却对中国知之甚少，仍然保持谨慎或冷漠的态度，并且依然对中国经济和人口扩张怀有恐惧。

就乌兹别克斯坦来看，其与中国主要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稳定而非发展是两国合作的关键。两国关系的加深始于乌兹别克斯坦对美国在2003-2004年政策的不满。双方的安全合作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及打击“三股势力”。在经济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有所增长。但总的来看，乌兹别克斯坦一方面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其战略和经济的独立性，同时还致力于推动中亚地区合作，以实现其对外经济关系结构的多样化。换言之，就像在哈萨克斯坦一样，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力仍然主要是间接的和策略性的。乌兹别克斯坦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俄罗斯、西方之间保持平衡，并同时找寻其正在出现的潜在合作伙伴，如伊朗、印度等。

中亚国家同时结合了国内和国际、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多个维度，所以它们从根本上说是混合体。在应对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时，中亚国家折衷借鉴了西方、俄罗斯和中国等多国经验，其结果是新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世袭主义和庇护主义多个方面的融合，有时甚至是不兼容的融合。这种混杂性有其极具表现力的一面，如哈萨克斯坦于2010年担任欧安组织主席国，于2017年举办世博会，积极参与所有俄罗斯和中国领导的组织，并在世界各地进行不懈的外交活动。国际政治对中亚国家的结构和选择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私有化加市场，与氏族政治加苏联官僚体制相结合，产生了高度实用主义的政权，不断挑战传统的分类。中亚地区的未来可能会更加“亚洲化”，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是国家主导发展的典范，该地区还将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AIIB）等其他项目。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东亚国家对中亚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苏联遗产的结合在中亚国家属性塑造方面亦至关重要。中亚国家并没有在全球经济压力的重压下崩溃，它们抵住了极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击，还实现了与强大的邻国共存。

中亚地区内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特征。总的来看，有着安全忧虑的乌兹别克斯坦仍强烈依赖于苏联威权主义遗产而非西方新自由主义，相反的是，多民族的哈萨克斯坦则很快就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以强化其经济精英，并避免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潜在依赖。虽然这些国家的未来仍不明朗，但其核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如较高的识字率、良好的医疗保健、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及能够带来少许稳定的威权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择务实地应对挑战，而不是遵循一个现代的、包罗万象的总体规划。早在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就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欧亚国家，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未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模式与两个模式都不一样的原因”。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不论是在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都未发生过向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政治体制的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在苏联威权主义的遗产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中而不是任何推动莫斯科或北京的独裁政治的努力中找到。

编译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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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陈明霞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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