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先从儒学秀才转为康梁维新派，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又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期领导人转向党内异端“左派反对派”，最后寂寂而终。他在北大红楼度过“五四”时期，不仅创造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更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新文化运动旗手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今属安庆)，早年走的是读四书五经、科举入仕的道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爆发，他目睹国家民族积贫积弱、被列强恣意宰割，深感焦虑与悲愤，下决心与科举决裂，开始参与政治活动。1901年以后的10多年，陈独秀先是追随康梁维新派，后来组织岳王会等反帝反清的革命团体和活动，参与辛亥革命、讨袁斗争。这期间，曾办报、办学、结社，5次赴日留学或避难，爱国救亡成为他这段人生道路的主基调。

1915年，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尊孔复古的逆流。这时，陈独秀第5次留日回国，他痛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酝酿另一种革命。他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要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要实现根本救亡，要先廓清蒙昧、启发民智。他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经友人帮助，陈独秀当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他以这份杂志为主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学，擂响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为了发展新文化出版事业，1916年11月底，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起募集资金。

12月26日早上，他下榻的旅馆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他十几年未见的老友蔡元培。两人曾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组成暗杀团，还一起试验炸药。蔡元培此时即将就任北大校长，准备厉行改革、整顿校风。他与陈独秀稍事寒暄，便直入主题，邀请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并当场和他商量起整顿北大的办法。陈独秀自认为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什么头衔，而且当时主要心思在办好《新青年》上，起初不想受聘。奈何蔡元培“三顾茅庐”，极具诚意，还许诺《新青年》可以迁到北京来办，他这才答应下来。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不辜负蔡元培的信任倚重，协助他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第一件大事，就是延聘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他首先想到留学美国的胡适。两人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因为共持文学革命的主张，远隔重洋结为知音。赴任北大前几天，陈独秀接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读后大喜过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发表，随即致信胡适，邀其回国就职。1917年9月，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经陈独秀举荐，担任北大文科教授。

继胡适之后，陈独秀延揽高一涵、刘半农等《新青年》作者到北大担任教职，邀请李大钊、鲁迅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加上倾向革新的北大原有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新文化运动健将荟萃一堂，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文学革命的战斗也正式打响了。刚到北大半个月，陈独秀就在当期《新青年》发表震撼文坛的《文学革命论》。该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并表示如有志同道合之士，“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这篇文章是呼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而作，但革命态度更彻底更鲜明。胡适提出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8条主张，自称“对中国文学作试探性改革”。陈独秀则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明确主张“不容他人之匡正”，有破有立，内涵深刻。二者一唱一和，相得益彰。陈独秀一往直前的精神，令《新青年》同人十分赞佩。胡适后来评说：这种态度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绝不会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学革命并非一帆风顺，仅提倡新式标点一项，就被当时的守旧派视作“洪水猛兽”。推行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更是遭到强烈抵制和诋毁。北大文科国学名师黄侃大骂白话诗文是“驴鸣狗吠”。新文化反对派林纾专门写了两篇小说《荆生》《妖梦》，丑化陈独秀等人。《新青年》最初几卷也使用文言文，到1918年5月的第4卷第5号，开始改用白话文，令读者耳目一新。这一期，刊载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把文学革命推向高潮。白话文、白话新诗逐渐流行起来。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发起的反对孔教的伦理革命，随着文学革命进一步走向深入。除了来自新文化反对派的攻击诋毁，也有不少读者来信，批评《新青年》的“非孔”立场。陈独秀通过答复读者来信、公开演讲和撰写文章等途径，传达他的观念：所谓的非孔，重点是反对其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纲常礼教思想；孔教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成为文明进步的阻力。他积极宣扬和提倡近代西方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科学精神。1919年初，陈独秀写成《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集中回应那些非难《新青年》“离经叛道”的言论，布告天下：“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他携《新青年》北上，与北京大学实现“一校一刊”的结合，则最终使得这场运动形成强大阵营，掀起全国思想启蒙的狂飙。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是启蒙思想，改造国民性，图根本之救亡，并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很多青年也在他和《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进步。北大进步学子纷纷结社团、办刊物，迅速觉醒和活跃起来。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许德珩等成立国民社，创办《国民》杂志；邓中夏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毛泽东，非常佩服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以他们为楷模，1918年4月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主张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引导大家做“新青年”。后来，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都受到陈独秀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当年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通过《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的思想、言行“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叱咤风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以北大学生为先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陈独秀自始至终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从巴黎和会召开起，他就和李大钊一起，以二人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为阵地，关注、介绍、评论事态进展。

一战刚结束时，从北洋军阀政府到一般民众，都因中国作为胜利一方而欢欣鼓舞。陈独秀也高呼“公理战胜强权”。没想到，幻想很快破灭。和会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等合理诉求，还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在这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陈独秀由此得到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二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

1919年4月下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接连发表《四大金刚》《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舆到底是哪国的人》等评论，公开谴责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亲日派四大金刚”。5月4日，他听闻当天学生要举行游行示威，便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号召“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给学生运动以有力声援。

据统计，从“五四”当天到6月8日，陈独秀共发表7篇时评、37篇随感，进一步吹响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号角，指导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针对学生运动矛头只对准曹、章、陆3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撰文《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列数北洋军阀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径，一针见血地指明，造成对日外交根本罪恶的，是背后的军阀政府，并明确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他看到，北京学生们冲锋在前孤立无援，有些人把这次事件视为山东一省问题，便急急地呼吁国民：“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作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这番呼吁，对于进一步唤醒和动员民众，推动学生爱国行动上升为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6月3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行径，又一次大举出动上街演讲，遭到军警严厉镇压，170多人被捕。陈独秀对此发表随感：“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暗惨淡。”他鼓励学生说：研究室和监狱是文明的发源地，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抱着牺牲精神，陈独秀不再停留于呼吁国民“直接行动”，自己也身体力行加入这股爱国洪流。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连夜赶到印刷厂，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宣言》明确提出5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还要取消1915年、1918年两次中日密约，即“二十一条”和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不仅免除曹、章、陆的官职，还要免除掌握暴力机关的军阀徐树铮的官职；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宣言》最后明誓：“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第二天，陈独秀秘密携带传单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散发。6月11日晚上，他又到前门外最繁华的新世界商场散发。此前京师警察厅早就盯上了陈独秀，这天他又着装高调，头戴白色礼帽，身穿一套西装，“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引起暗探注意和跟踪。他走到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人群抛撒传单时，被暗探当场逮捕。当天深夜，军警包围了北池子箭杆胡同陈独秀住宅，抄去许多书籍、信札等。

陈独秀被捕，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6月13日，消息一经《晨报》披露，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逐电交驰，多方营救”。各界人士、各团体均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将其释放。迫于强大压力，京师警察厅不得不于9月16日释放陈独秀。为欢庆他出狱，李大钊作新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于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南陈北李”建党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陈独秀就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伊始，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介绍近代文明时称，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三者是近代文明的显著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预言它前途远大，对人类幸福与文明的影响，将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上。但他那时仍是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经过五四运动，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李大钊已鲜明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比李大钊晚，但也加快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19年5月，他支持李大钊把当期《新青年》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系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相关文章。10月5日起，《新青年》从同人轮流编辑改回陈独秀一人编辑，接下来的一期，连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

由于《每周评论》被查封，陈独秀把专栏《随感录》移到《新青年》。12月1日，他发表随感《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辩护，反对称其为过激派；指责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列强，说正是他们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扰乱世界和平。在同期的《本志宣言》中，他明确表示：要抛弃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某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断绝关系。这篇宣言，表达了他创造“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强烈意愿。

没过多久，陈独秀应邀到武汉讲学。本来此行的主题是宣传教育改革、文字改革，他借机将思想上的新探索和新认识全盘托出，在提倡教育“新方法、新精神”的基础上，大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他主张：应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制度，实行田地公有。这些政治主张一经提出，在当时相对沉寂的武汉知识界引起很大轰动。湖北当局大为惊骇，立即派人让陈独秀停止演讲，速速离开武汉。

1920年2月初，陈独秀回到北京，京师警察厅闻讯派人来侦查。警察敲开门，盘问他近几天的行踪，并说：您是被保释出狱的，如果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局关照一声。临走要了一张他的名片。陈独秀随即意识到事态不好，警察一定还会来找麻烦，便另找住处暂时躲避。

考虑陈独秀身受严密监视，从事革命活动不便，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一路护送他到天津，让他从天津乘船到上海。途中，二人共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通过书信往来以及张国焘、张申府等人中间联络，共同推动成立共产党组织。

到上海后，陈独秀总结反思五四运动，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未能发展到社会民众的觉醒深感遗憾，并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参与各种工人集会和纪念活动，发表演说。

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做了《劳动者底觉悟》演讲，称赞工人阶级是台柱子，是世界上最有用最贵重的人，说明工人阶级成为领导者的必然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启蒙作用。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五一劳动节特刊，刊发陈独秀对北大同人的专题约稿，登载他自己或委托记者朋友采写的各地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这一期刊物内容丰富，篇幅达到400多页。陈独秀还指导、参与了上海工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筹备和纪念活动。

就在这时，经李大钊介绍，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从北京来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书信交换意见，加快了组织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在上海，陈独秀结识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人，他们时常一起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认为有必要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成立共产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他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大钊商议后，定名为“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上海、北京早期党组织于8月、10月相继成立。陈独秀联络李大钊，“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在上海、北京党组织联络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党的早期组织，日本、法国也有留学生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陈独秀领导上海党组织着手开展筹备建立党的全国性组织的各方面工作。由于忙碌等原因，《新青年》出版“劳动节专号”后停刊4个月，9月1日复刊。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作为上海党组织机关刊物，在复刊号发表头条文章《谈政治》，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把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视为第一要务，鲜明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陈独秀和其他党员还到工人中开展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筹办《劳动界》和《伙友》两个刊物，面向工人、店员宣传劳工神圣，鼓励大家团结组织起来。1920年，陈独秀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到11月，他亲自指导的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工会。上海工人逐渐觉悟和组织起来，当年全市工人罢工运动达40次。以陈独秀等一批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为桥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愈加紧密结合，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经历艰难孕育终于应运而生。党从红楼酝酿，到一大召开、红船起航的诞生过程中，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评价他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刚刚成立的共产党，在陈独秀领导下，组织工农群众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给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统治以强烈冲击，对中国革命面貌改观发挥了重大作用。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因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被解除职务，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为首成立党内“左派反对派”，后被开除出党。抗战爆发后，他拥护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反对对日妥协投降。他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作者系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第二研究处处长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