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8月底，北平已经沦陷一个月了。

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困居旧京，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五十岁的阴历生日，不过上帝赐予他的生命之钟却已进入倒计时。太史公曾说，人穷则返本。此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久病之躯的他南望故乡，环顾左右，不由得想起了先世和家族。在与故乡、祖先和家族的沟通中，钱玄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

大半个世纪以来，钱玄同一直被当作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类似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虽有一针见血的痛快，却也难免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新文化诸子当中，钱玄同的家世最显。不过由于他当年的决绝姿态，使得家族这样的传统背景在他身上的印记，反倒最易让人忽视。

钱家的兴起始于钱玄同的伯父钱振伦，他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大学士翁心存的女婿、翁同龢的姐夫。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同一科中名人众多，瞿鸿、劳乃宣、张佩纶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掷地有声，后来因“科场案”落狱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出自同榜。不过，与其兄长类似，钱振常中进士后，十年京曹一直未得升迁。光绪八年（1882年）他辞官南归，先后辗转浙江、江苏的几个书院，以教书为业。学生之中，最有名的要算在绍兴龙门书院时的蔡元培。钱振常早年丧妻，南归后娶了一个侧室，谁想却老来得子。1887年钱玄同出生，这一年钱振常已六十二岁了。老来得子对于父亲来说或可以娱乐晚景，而对钱玄同来说他必须从父亲那里接受家族的两样礼物：一是并不怎么强健的身体；二是严格的家庭传统教育。

人的身体既是健康和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受之父母的身体实际上对人的性情与发展影响颇大。钱玄同从小体弱，且不爱运动，经常生病。在日本留学时，长兄钱恂带领一家人郊游，裹着小脚的四十多岁的长嫂单士厘愉快地体验着登山的乐趣，二十岁的钱玄同却躺在旅馆的榻榻米上发寒热。他的长子钱秉雄后来回忆父亲说：

他年轻时，晨起常用冷水低头冲颈部后端，常服西药“拍拉托”来治疗神经衰弱……他四十几岁走路就要用手杖了，他怕路上果皮等滑脚，所以走路得很小心。他没有跑跳的习惯……游山玩水的事就更谈不到了。

今天我们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钱玄同的肉体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特别是1935年以后，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种套话来形容钱玄同，倒是非常恰当的。易烦躁、易激动、情绪化，钱玄同的性格当中的不少因素都和受之于父母的身体有直接关系。

关于自己的身体和早年教育，钱玄同曾和自己的儿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小的时候，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三岁时就站在书架旁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到晚上，常常是读到两腿僵直不能走路，只好由仆人抱回到睡房里去。并且说自己身体不好，就是当初这样念书站坏的。相同的故事，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当年也从老师那里多次听过。不过，若以为这就是钱玄同幼年生活以及父子关系的全部，则忽略了一个人思想的变化对早年记忆修正的可能。严格的家教是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则可能因时而异。类似的场景在钱玄同1910年写的自编年谱中也曾数次提及，但感情色彩却正好相反，那时候钱玄同说的是自己至今尚能在读书和学问上有一点积累，实“庭训之力也”。他感慨的是“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父亲一样，钱振常对老来之子实际上是爱之深才责之切的。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对这一名和字，连周作人到晚年时也不得索解。钱氏自撰年谱的发现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其中，钱玄同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不过，钱玄同的解释也不全对，在这一问题上更有发言权的应是父亲，实际上钱振常当年已给出了另一层答案。他在给缪荃荪的信中说：“稚子师黄，小名德潜，取山谷嘲小德诗意，不知将来能著《潜夫论》否。”山谷即黄庭坚，小德为黄庭坚庶出的儿子。黄庭坚《嘲小德》原诗为：“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兄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在诗中山谷借用同样是庶出的《潜夫论》著者东汉的王符，来表达自己对庶出幼子的格外期待。钱振常以此给儿子命名，可谓心有戚戚，老父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可见一斑。

对于早年家庭教育的影响，采访过钱玄同的王森然是这样描述的：

其父振常，幼颖慧，喜骈俪，中年擢进士，晚年湛深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疑古先生之学，能从弘大处立脚，精微处着力，固因其别具天才，其能合零为整，披沙拣金，归纳而系统之者，实由振常先生之已奠其基础也。

王森然采访钱玄同在1935年，此段归纳虽未必全是钱氏口授，但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钱氏本人的意思。就学术旨趣而言，钱玄同在幼承庭训中耳濡目染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1910年时，钱玄同回顾父亲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余自毁齿以来，先子常以许书、太史公书等命检架上塾中”。由幼年的《说文解字》和《史记》开始，文字学和史学后来成为钱玄同治学最基本的领域。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当年均以骈文著称。而骈文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字功夫和典故的积累。钱玄同一生以文字音韵学见长，所作文章书信中常喜欢化用典故，这都可以看出家族学术的影响。

钱玄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也去世。此后对他的生活最有影响的家族成员就是长兄钱恂了。钱恂长钱玄同三十三岁，早年奔走于薛福成、张之洞幕下，后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担任出使荷兰和意大利大臣，是晚清著名外交人才，和维新派、革命派都多有联络。其夫人单士厘裹着小脚随钱恂走遍世界，所留下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使其扬名至今。在父母先后亡故的情况下，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理所当然的。钱玄同此后的留学日本，回国在家乡任教、任职，入北京教书，多得钱恂的提携和帮助。而早年单士厘对钱玄同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在日本留学时，钱玄同生病，嫂嫂单士厘就曾亲自给他调药送食，陪这个日语不精的小叔去医院看病。钱玄同留日时的费用也是径向长嫂索取。对于钱玄同和兄嫂的关系，钱玄同的老朋友黎锦熙这样说：

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他常陪着他哥哥和嫂嫂同到德国饭店去吃饭，因为他哥哥是爱吃西餐的。他到了晚年，他嫂嫂八十岁了，著有关于清代闺媛诗文的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黎锦熙用的“恭顺”一词，准确精要。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钱氏兄弟的关系确实可以此来衡量。茅盾是当年钱玄同在湖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他忆及当年，有这样一个镜头：秋老虎时节，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儿子钱稻孙高举洋伞跟在其身后，弟弟钱玄同和他并排，但略靠后，一行人安步当车，在湖州的大街上漫步。这种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形象体现的正是一种家族内的伦理秩序。在钱恂之后，再次发起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宗祥曾说：“玄同是念劬教养大的小弟弟，见了这位老大哥比耗子见了猫还怕。”张宗祥曾与钱玄同一起在浙江教育司任职，与钱氏兄弟都多有接触，他的这一惟妙惟肖的比喻至少反映的是局外人的直观感受。应当说在钱玄同和长兄长嫂的关系之中，既有礼的因素，也有情的成分。在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到北京后每一年钱恂和单士厘过生日，钱玄同都要到府上拜望，有时还单独请兄嫂吃饭。对于钱恂提出的大家族或关系圈子内的聚会，钱玄同也是随叫随到。1927年2月，钱恂病危之际，家族内因为钱玄同“潜心《三礼》，拥护礼教之故”，请他主持丧礼，钱玄同不能推辞就答应了。这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上午视大兄，据云心脏益衰弱，吃了些强心药，略见兴奋，但比昨天又大不如。弥留之际的兄长只是‘太太、太太’的拉住了嫂嫂，这样叫，真令人酸鼻。”第二天钱恂去世，在又次一日钱恂的小殓上，钱玄同本想不穿孝衣，不过最后还是穿了，只不过行的是鞠躬礼，而没有跪拜。

钱玄同在治学和为人上和长兄都颇有相似之处。钱恂生平不以学问名世，不过作为一个外交人才，他以出色的眼光将大量当时的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使钱恂的名字至今在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很多学科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但钱恂本人最钟情的还是小学。他晚年撰家乘中提到自己一生的著述时，首列音韵学著作《韵目表》，称“生平所撰此最精，刊亦最早”。其夫人单士厘也说“夫子好治小学暨韵学”。由此观之，将小学视为钱氏家学也是有相当根据的。钱玄同当年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的废汉字、人过四十皆可枪毙的口号都是耸人听闻之论。而兄长钱恂当年在朋友圈内，也是以偏激闻名。眼见国家衰弱而深感救国乏术，钱恂常发一些峻急的言论。早在1895年钱恂就曾在私下对宋恕说“黑发者种类不佳”，搞得宋恕只好以“不敢苟同”相答。1898年，他又在京城中大发高论，认为中国必将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为此张之洞还得为他打圆场。钱玄同这位长兄的爱走极端之性情可见一斑。

长兄对钱玄同的另一至大影响是替他定下了终身大事。钱玄同的夫人徐婠贞也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在绍兴建了一个很著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经年。而父亲徐元钊又是钱振常当年在龙门书院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谊。1904年冬，由钱恂做主，钱玄同和徐婠贞订婚。不过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似乎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观其1906年5月述其结婚前后的日记，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场别人的结婚，全无一点喜悦或兴奋之情，而多是对结婚前后烦琐礼节的厌恶，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

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而他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

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他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怒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他的太太于民十三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直至现在尚未复元。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钱先生爱访友谈天，但向来不欢迎朋友们到他家里去，所以我二十年之久，只到过他家里一次。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有时报告我：“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原注：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

黎锦熙的立意全在从道德伦理的立场表彰钱玄同，却也说出不少钱玄同并不舒畅的婚姻状态。后来钱家兄弟作回忆父亲的文章，说“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这多少有点为亲者讳的意味，多年以后遥忆当年的家庭氛围总会有些温暖的色彩。实际上，钱玄同和夫人的不尽和谐在圈内几乎人所共知。王森然就说钱玄同“对家庭生活颇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师大宿舍十余年，后住孔德学校亦十年有奇”。而无论干什么、“无论何时，未尝见其携眷也”。赵元任的夫人、医生杨步伟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１９２５年的一天，钱玄同很着急地到杨步伟的诊所，“可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1926年初，钱玄同太太的病被确诊为子宫颈肿瘤，采用的是当时非常少见的放射疗法，费用也是相当昂贵，每天要二十大洋。而且病情曾发展得非常严重，一度被告知病危，这使钱玄同精神和经济上都非常紧张。在次年他给胡适写的信中有“一年多以来，贫（我）病（我妻）交攻，心绪恶劣，神经衰弱”之语，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也许正是丈夫和儿子们的精心照顾，徐婠贞较丈夫多寿。1949年2月徐婠贞去世，那时解放军大军刚刚进城，儿子钱三强正准备在新政权下大展身手，而距钱玄同去世已是十年了。

钱玄同和徐婠贞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早夭。父辈的地位和资源明显惠及后代，钱家成年的三个儿子非出自北大，即出自清华，长子秉雄和次子三强还曾分别留学日本和法国。而钱三强在今日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已远超乃父。

对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儿子们在不同场合的回忆中，都提到父亲趋新开放的态度：让孩子们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自己选择学习的专业。这也是和当年钱玄同公开言论中的形象一致的。1919年钱三强入小学，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玄同确实是以做“新中国的新人物”的目标来塑造自己的下一代的。兄弟三人先后就学的高师附小和孔德学校均是国内率先采用白话文和注音字母来进行启蒙教育的。钱三强后来说：“1919年我入小学的时候，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和注音字母，父亲为我订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作为课外读物。”与钱玄同当年站在书架前读《尔雅》识字相对照，两代人幼年教育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1933年，二十岁的钱三强正在清华大学学习，那年的双十节，钱玄同题赠儿子“从牛到爱”四个字，鼓励钱三强要有牛劲，要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这四个字体现了钱玄同期望儿子成为与自己和父祖辈完全不同的“新人物”的心情。钱三强把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如今这四个字刻在了北京福田公墓钱三强的墓碑上。

不过，在家庭这一私下的空间里，钱玄同也有和当年的公开言论不尽一致，甚至是相反的时候。1938年的元旦，正在巴黎求学的钱三强，收到了父亲久违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国五年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从光宗耀祖到保存国粹，字里行间，显示的是与当年的公开形象截然相反的钱玄同。但如果能够知道，早在1920年钱氏给胡适的信中就说，看见自己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那么，这封信中所显示的立场和情感也就不足为奇，而且我们也不至于仅以五四时期的公开言论来单向度地理解钱玄同了。事实上，新文化人在言论和行动、公开主张和私下认知、思想议论和立身行事、新文化的潮涨之时和潮落之后，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分裂。胡适所说的“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透露的正是此中信息之一。

也许，钱三强是能够部分地理解父亲的情感的。1947年，钱三强归国前夕，他和何泽慧的长女出生，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祖父钱玄同之意。钱玄同一生反复改名，以名字言志。地下有知，对儿子的用心，当会心一笑吧。

本文源于《书屋》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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