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3次，读博7年”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
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好“笨人”
来源：上观新闻 2017-07-07 吴越
薛其坤有个外号，叫“7-11院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上7点进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11点离开，这样的作息，薛其坤坚持了20年。
2016年9月获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2017年1月被评为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2017年5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公众视线中的薛其坤，是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明星校长”。
从1999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起，薛其坤一直率领团队在量子物理研究领域中潜心探索。2012年，他带领的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引起轰动。
然而，难以想象，在薛其坤闪耀的科研成果背后，却是“考研考了3次，读博读了7年”的坎坷经历。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中科院院士，薛其坤的经历与心得引人深思。
“对科学朴素的向往，让我走到现在”
周日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了薛其坤位于清华物理系4楼的办公室。这间屋子不大，书橱里、书桌上、沙发旁堆放着一摞摞的书籍和资料，书与书的间隙之间，是薛其坤这些年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参会证和捧回来的奖状、奖杯。
在外界看来“拿奖拿到手软”的薛其坤向记者“坦白”，除了“考研考了3次，读博读了7年”外，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还遭遇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坎儿”。
“但是，对科学朴素的向往，让我走到了现在。”薛其坤抿了口咖啡，缓缓道出。
上观新闻：您小时候想象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吗？
薛其坤
：完全没有。我出生在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读小学、中学时，农村条件还相对落后，大人们都在为生计而努力，我每天看到的就是父母起早贪黑干农活的背影。学校里也和现在很不一样，同学们都是跟着学校的安排念书，没人想着要加课补课，我哪会有什么长大以后成为物理学家的想法？
人生中第一次对未来有些概念是在初中后期，当时，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里。我记得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了一句：“同学们，高考恢复了，好好学习就有希望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听完之后，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也感觉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才定下理想———走出大山，读大学。
上观新闻：1980年，您考入了山东大学光学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后来又为何想到继续读研？
薛其坤
：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去济南是很自然的选择。但专业的选择，我只记得那时候物理成绩考得好，老师给我推荐了几个系，我就照着填，其中就包括光学系。被哪个系录取，其实对我们来说差别都不大。当时由于信息的匮乏，各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学成后将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一无所知。
回想起来，当时想要考研的想法很单纯。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学校的报栏上贴着一些招生宣传资料，一看就挪不动步子了，心里觉着“研究生”这个词很神圣。我想，如果当了研究生也许就能做研究人员、做科学家，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于是，怀着对科学朴素的向往，我开始在平日的学习之外，抽时间准备考研。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初心”。
上观新闻：但您的考研路并非一帆风顺，头两回都遭遇了失败，第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一般的人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气馁甚至退缩，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薛其坤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但我自己从小在相对贫穷落后的环境下长大，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人的意志，所以我的性格其实是相当乐观坚强的。
头两回考的分数不好，我也有过不愉快，可是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几分钟。很快我就会想，自己是不是准备不够充分，对题目的风格是不是不太适应，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好准备再努力一把呗。我也会自我鼓励，肯定一下自己之前达成的目标，然后投入新的目标。
不管从事哪一行，其实都应该学会正视眼前遇到的困难，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没有过不去的坎。
上观新闻：是否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朴素向往和乐观坚强的性格，支撑您从济南走到北京，从日本走到美国，一直走到了今天？
薛其坤
：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不去想太多遥远的未来，而是专心做好眼前的事。内心始终相信，有了向往，足够努力、坚强，路就能一直走下去。而且，随着国家日益强大、开放，个体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能追逐之前所难以实现的梦想。我的求学之路这样丰富，也离不开这一点。
“7-11院士”是如何炼成的
薛其坤有个外号，叫“7-11院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上7点进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11点离开，这样的作息，薛其坤坚持了20年。
“7-11”的养成源自薛其坤读博期间在日本学习时接受的“魔鬼训练”。1992年，到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报到的第一天，薛其坤就拿到了一份实验室内部规则，除了一些注意事项，上面还明确规定了作息时间：早7点，晚11点，全员遵守，不得违反。薛其坤回忆，要是有人早离开，导师的脸色就会很难看。
谈及当年艰难的适应过程，薛其坤至今“心有戚戚焉”。但他也说：“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关乎身体，更关乎心灵。”
上观新闻：您把当年的经历称为“脱胎换骨”的改变，具体怎么个变法？
薛其坤
：彻头彻尾的改变，从“自由散漫”的生活作息，变成像时钟一样准确的作息。
从小我就不算学习特别刻苦，在同学之中还属于贪玩的。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每天会按时上好每一节课，按时完成作业。空余时间就用来休闲娱乐，比如花2小时踢踢球、做运动，或是约着同学一起下棋、看录像。但到了日本，生活在强大的外压下变得极其简单，每天都是实验室和宿舍“两点一线”，我整个人的身心一下子都扑到了科研上。
上观新闻：去之前，您对那里的科研生活的艰苦有心理准备吗？
薛其坤
：出发之前，我大致知道日本实验室的规矩很严，但从没有想过会如此严苛，对“7-11”更是毫无心理准备。
我原本想着，去日本学习可以接触一些国内没有的先进科学设备，还可以四处转转，增长见识。没想到，是我“想太多”。到那儿的第一年，别说是其他城市，就连东北大学所在的仙台市是什么样，我都了解不多。
那段封闭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语言不通、技术不熟、睡眠不足的“磨难”，每日为了能生存下去而挣扎。
上观新闻：但后来，这套需要执行者极度自律的作息，您坚持了整整20年。当您成为教师之后，有这样严格要求学生吗？
薛其坤
：我没有规定他们必须要完全遵守“7-11”的作息，但是对他们在学术规范、学术态度上的训练，是丝毫不含糊的。如果有学生犯了错，我会严肃批评教育，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分析清楚，让他发自内心地理解。比如说，学生论文中多出来的空格、错用的标点符号我都会一一指出，手把手地给他分析如何改正。有人说这样很浪费时间，但我不认同，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浪费”之说，日后在他们身上自然会看到成果。
我现在的坚持，和导师当年对我的影响有关。在樱井利夫老师之前，我在中科院的导师陆华也用他的以身作则，深刻地教育了我。遇到陆老师之前，我和其他同学在实验室里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科研上尽快做出成果来。而对于成果之外的，比如实验步骤的规范和实验室的整洁之类的细节关注甚少。但跟陆老师久了，看着他做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整齐规范，耳濡目染中我也就改变了。
我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把当年导师们对我的正面影响传递给了学生们。虽然他们在刚开始时“颇有微词”，但我发现，他们毕业做了老师、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之后，又把这套传统传承了下去。
上观新闻：已故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曾经说过，“数学是笨人学的”。这让很多人大为不解———脑袋瓜聪明才能研究数学，笨人怎么学数学呢？只有天分高的聪明人才能从事科研、搞好科研。您怎么看？
薛其坤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神童”、“天才”津津乐道，追捧不停。的确，“神童”和“天才”很优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才能去研究数学、搞科研。我想，吴老所说的“数学是笨人学的”，指的是在天赋之外，后天的努力和坚持更加重要。科研同样如此。大家不要认为科学就一定是高深的，再高深的学问，也是在找到方向之后，一步一脚印，慢慢从基础向高深推进的。
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个“笨人”吧。做好一个“笨人”，才是不容易的。
真正做学术的人不会抄袭
薛其坤办公室一隅，放着一个地球仪。工作之余，他喜欢转动地球仪，观察不同的地区，用山东话来说，思考些“科学家‘好问’的事儿”。比如，世界上最窄的运河在哪，它为何会建造于此等等。
对薛其坤来说，靠观察地球仪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环境的喜爱，着实是不得已。
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后，薛其坤越来越忙，分管学校科研工作的他，总有开不完的会。但即便愈发忙碌，即便有人不太理解，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大胆转型”是值得的。
上观新闻：您从2013年起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继续领导着自己的科研团队。有一种声音认为，行政工作会对科研工作产生影响，您怎么看？
薛其坤
：这种担心可以理解。这份责任重大而繁忙的行政工作确实对我本身的科研有所影响，但从事管理工作的这次转型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科学研究处在黄金时代，而这样的时代恰恰需要更多的人才去绘制更多天马行空的“中国梦”、“科学梦”。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多年经验和体会，在管理岗位上促进学校整体科研工作的一点提升。目前来说，这比我自己的科研成就获得提升更为重要。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的团队里，一批成熟、肯干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了起来，现在的分工很明确：他们负责在一线把实验做好，而我更多地把握一些宏观的方向。在我看来，这样的配合和平衡是比较合适的，也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学术带头人。
上观新闻：凡是有关高校的问题，社会关注度总是很高。有人说，高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问题。比方说，过度行政化问题。有人呼吁要“教授治校”，并且诟病“外行管内行”。您对此有何见解？
薛其坤
：我觉得，绝对不能把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简单归纳为“外行管内行”。事实上，“内行管内行”也不完全等同于“教授治校”。
“治校”是管理工作，涉及组织、协调方面的能力，是一种“专业”。教授之所以为教授，是因为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所以“治学”是没问题的。但是，行政管理与治学所属范畴不同，有学问的教授不一定能够干得好管理工作。
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盲目推崇“教授治校”，而是要充分发挥高校内不同岗位上不同的人的力量，相互合作，方能有所裨益。
上观新闻：前一阵，沸沸扬扬的学术论文抄袭事件又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于维护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您有何建议？
薛其坤
：真正做学术的人是不会抄袭的，因为学术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出现论文抄袭事件，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完善。
我是中国科协道德委员会的一员，曾参与讨论100多篇医学论文抄袭、代写的处理问题。了解了情况之后，我感觉这与我国目前的医疗现实有关系。
一方面，医生要追求职业发展，要晋升就要有论文；一方面，在我国医疗资源还无法完全满足人民需求的当下，医生往往都是超负荷在工作。连看病都忙不过来，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潜心研究、发表论文。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实际上，医生做学术研究，加深对医学问题的了解，对临床水平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我也相信，如果能够有宽裕的时间，我们的医生也一定会去做学术的。
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不认为应该一棍子把现有的评价体系“打死”，因为发展的速度快了，难免遇到这样那样先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能够重视这个问题，组织力量去研究出一个更科学的评价标准，尽快地把不完善的地方补上、做好。
这个时代不缺明星，缺的是自信
2017年1月15日晚上，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宴会厅隆重举行。钢琴家李云迪、小提琴家吕思清的演奏为颁奖典礼开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几十位国内外科学家，包括马化腾、李彦宏、丁磊、徐小平在内的十多位中国企业家盛装出席。
最后在红毯上亮相，引来全场阵阵掌声的，是首届大奖得主薛其坤和卢煜明。
让科学家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明星”，是未来科学大奖想要做的一件事。但在薛其坤看来，科学家当明星是一回事，让公众尊重科学、热爱科学是另一回事。
上观新闻：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对科学家的印象似乎就停留在戴厚底眼镜、邋邋遢遢的“书呆子”形象上。而您领取未来科学大奖的时候，穿着西服、打着领结走了红毯，俨然明星风范。您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科学家的认知有所改变吗？您是如何看待让科学家成为“明星”的想法的？
薛其坤
：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家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肯定是从当年的“呆板”走向了现在的多元。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希望和所有人一样追求美好的生活，不要为了科学“忘我”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认为未来科学大奖提出要让科学家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明星”，代表了一个好的方向。重点不在于给多少奖励，而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带动起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社会氛围。
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科学家作为科技强国梦的实践者、引领者，理应得到重视。但是，这种“明星”不等同于娱乐明星，不需要太高的媒体曝光率。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应集中在精神品质和科研成就上，不能“跑偏”了。
具体而言，科学家可以通过从事更多的科普工作，在与公众的交流过程中普及科学知识，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和权威。推而广之，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走入更多人的视野，传扬“工匠精神”。
上观新闻：如果让您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讲述科学的魅力，您会怎么描绘？
薛其坤
：我会把科学的魅力比喻成人的好奇心的满足。这种好奇心被满足的魅力不仅吸引孩子，也吸引成年人。
探索科学的过程就好比是打游戏，每破解一关的难题，解锁出新的一关，就会满足好奇心、获得成就感。尽管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科学家经常享受到的快乐，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其中。
上观新闻：科学家应该享受到科研带来的幸福。但不知您是否有所感觉，近年来国内似乎弥漫着一种“诺奖焦虑症”，即便在屠呦呦获得诺奖后也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薛其坤
：关于“诺奖焦虑”，我感觉很多时候是炒作得太厉害了，还是要理性去看待。大家不能认为拿到某个科学奖项就一劳永逸，它仅是对科学家的一种激励，国家的科学实力真正强大起来、科研不断突破，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明星”也不缺“偶像”，缺的是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文化的自信、科学的自信，是敢于冲破单一评价标准，追求自己梦想的自信。我想，我们的科学家应该志存高远、眼界开阔，不要眼睛光盯着奖项，而要把做出最好的科学研究作为奋斗目标，自信前行。
薛其坤：
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17年07月10日 15: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