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焖锅 | 随机游走 徐轶青与陈硕、陈婷聊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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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请来我的好朋友陈硕和陈婷老师谈谈经济史研究的心得。
我一直很想向“村长”请教，如何发现有趣且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搜集海量历史数据，如何将数据中发现的历史规律介绍给对海外读者。我也会和他聊聊这些年来经营“大焖锅”和“工作论文”的体会。
本文为此次对话的文字整理版（在保持对话原意的基础上，经主持人与嘉宾的审定，修饰了少量因口语表达问题可能会影响理解的内容）。本期播客音频版已同步上线，您可点击下方小程序回听。
喜马拉雅EP10｜陈硕、陈婷聊经济史研究小程序
老徐： 大家好啊，我是老徐，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很高兴找到我的两位好朋友，来谈一谈经济史研究。今天两位嘉宾的工作都非常出色，所以同时也想向他们学习一下怎么做研究。第一位老师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陈硕老师，他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非常年轻就评上了教授。他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今年和去年都发了很多，所以今天也想讨教一下他是怎样做到如此高产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说上海市社会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青木昌延经济学论文奖、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等等。我觉得大家对陈硕老师肯定不陌生，因为他主办“论文大焖锅”好几年了，我们做社会科学的人从这个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今天也想问一下他是怎么会有这个办焖锅的想法，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个事情其实还挺难的。
另外一位是陈婷老师，她是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也是新创立的商业分析和数字经济中心的副主任。陈婷老师也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博士，两位老师还是同门，都是龚启圣（James Kung）老师的学生。我也非常地崇拜龚老师，龚老师带出了两位这么优秀的学生，当然不是偶然。请两位陈老师一起来是因为他们都做跟经济史相关的研究。另外，陈硕老师还是一位创业者，很多朋友也知道，他是工作论文咖啡馆的创始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已经有两家分店。
今天我主要想谈三类问题。第一个是八卦，我想问陈硕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咖啡馆、大焖锅怎么搞的。第二个是跟科研相关的，想问问两位老师，他们怎么做研究、怎么维持高的产量、怎么带学生，以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大陆，青年教师会碰到哪些问题，我们怎么去避免一些坑。第三个是跟经济史研究相关的问题，我知道也有很多青年学者对经济史研究感兴趣。其实我几年以前做博士生的时候，也挺感兴趣的，但是没有做下来，因为门槛还挺高的。今天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去做研究和怎么去积累，因为两位都是在这个领域比较成功的年轻学者。
第一个问题我首先想问陈硕，咖啡馆挣不挣钱？我还挺好奇的。另外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起来开咖啡馆？以及，从搞一个实实在在的业务当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可能有些听众没有去过这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像它名字一样，非常有特色，里面的墙体装饰都是很有名的学者的论文以及他们的签字。当然咖啡也很好喝，有很多复旦的同学都去那儿喝咖啡谈恋爱之类的，是一个圣地。你怎么会想起来做这件事？
陈硕： 谢谢轶青，还有陈婷。我就想非常简单地概括一下咖啡馆的故事，然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史话题。我感觉咖啡馆从业态来讲挺难赚钱的。其实不在乎是谁干，业态就很难赚钱。开咖啡馆能赚钱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赚的是你自己的钱，其实就是你的工资，你在里面全天工作，赚到了7000或8000块；如果你去工作，你也能拿到这个钱，其实机会成本和收益刚好相等；另外一种赚钱是资本运作，现在基本上能够看到从共享单车之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到了咖啡业，包括上海的manner和seesaw，都在攻城掠地。之前有一波已经失败了，但是这波又来了，到处都在扩张，一夜之间就出了很多。这一波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作为一个小业主就在旁观，它对我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虽然他们彼此是竞争者，但其实他们在各个地方布点，我就能知道每个点大概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在这块地方做的成功与否我也会知道，也能总结经验：什么样的地方生意会比较好。之前两家亏的厉害，我也没钱去投资新店。但我仍然关心咖啡业态。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也培养了客户，这些东西对于咖啡业整体是好的。不管单个店失败与否，毕竟会有很多喝咖啡的客户被培养出来。上海应该是我国咖啡环境最好的一个地方了。如果忽然有人看中我的店然后花钱给收购了，我就自由了。我们店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亏钱，我就权当个乐吧。我之前和朋友说过：把咖啡馆当个宠物就可以了，每天往里面投的钱权当是猫粮了。有这个心态，就能开起来。这个店是5年前开的，一般开4个月就能足够告诉你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了。
老徐： 这个想法是你在几个月之后得到的一个想法，还是你在没开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儿。
陈硕： 第一个店开了5年，我在4年9个月前就知道要凉。我之所以开第二家店，并不是因为第一个店生意好，而是因为我不是咖啡业界的，招人非常不容易。如果是学界的话，任何一个学者我们只要通过微信几个人就能找到这个人。但是在咖啡业我完全没有这种关系。这个业界从业者都特别年轻，没什么生存压力，所以流动非常快。平均工作时间也就是4-6个月，之后就会辞职换工作。一个店大概只能招3位咖啡师，没法再承担第4个人的工资了。3个人有1个人走的话就排不了班，我跟我老婆都不会做咖啡就没法去顶班，我又没法通过熟人找。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时就让我很崩溃，非常焦虑。然后我就想再开一家店，这样就可以保证有6-7个人，单个人离职的冲击就相对变少，至少能周转一段时间。开第二个店单纯是这个原因。第二家店折得最厉害的时候，就给我造成很大压力，特别是疫情期间。我就开始想，到底业态怎么回事，我就琢磨觉得咖啡店是个幻觉不大能赚钱，我得认清形势。
老徐： 你从这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本人是搞经济学的，对你理解经济学是不是有一些帮助？
陈硕： 对经济学有帮助。我发现很多事情，特别是组织内部的很多行为，其实和道德关系不大，这是我开这家店学到最大的地方。之前我们为了解读一个组织中成员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好人做了什么，坏人做什么。包括我们去分析政治精英的行为的时候，一个很强大的叙事模式就是要区分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在编史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分类，这背后可能有一套非常庞大和深邃的智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店刚刚开始的时候招的一个咖啡师，那个时候因为自己也不懂，很多事情需要跟员工商量。比如说出品步骤、吧台步线等等。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法作为一个经营者去要求他，因为自己也不懂，所以都要商量。但是时间长的话，整个店的运作就有很多他个人的习惯色彩，这个习惯无所谓好不好，对他个人来说是最优的。但是习惯这个东西是个人的，当这个店一旦进入正轨后就要排班就要招新的员工，新的员工也有自己的习惯。这个时候就得把这些习惯平均，然后建立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中的规定有点像计量中的拟合值（fitted value）。对于组织来说它是最优的，但对每个人来说可能就不是。比如这个员工三天打扫一次就可以维持吧台整洁，但当制度要求每天下班前都要按步骤打扫时，他依然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自己的习惯需要改变。这就增加了制度执行的成本，对他是对管理者也是。最后这个人可能就离开了。你看整个过程都和道德没关系，这里面也没有一个是坏人角色，一个是好人角色。创业期一旦进入到常态后一定要有制度化。我就到想古代那些第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那些之前帮他打仗的人干掉？之前我解读成这个人特别残暴特别坏。但后来我就因为这个小组织的运作了解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我觉得挺好的点。
老徐： 改革也有这样的特点。
陈婷： 对，刚刚陈总讲的故事，我之前是听别人转述的。他跟周老师讲过，然后周老师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般都是书斋学者，只从书里面获得一些知识或者观察，能亲自参与，还挺不容易的，我先致敬一下。
老徐： 陈硕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是不是更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从业者的生活压力。疫情期间是什么情况？
陈硕： 我第二个店两边的店铺在疫情期间都倒闭了。因为从来没盈利过，所以对自己来说对盈利反而不是特别敏感，只是亏多少的问题。我的店坚持了下来，也算是为社会解决了4个就业。自打自己弄个小店后，我就关注很多创业的人和事。国内开店最大头就是房租和人工。其实食材没有多少钱，最贵的咖啡也就不到6块钱的食材，剩下70-80%全都是人工和房租。我的这两个房东一个是私人房东，疫情期间并没有什么优惠；另外一个是企业房东，减免了一个月的房租。压力还是挺大，总算挺过来了。
老徐： 我其实还想问问，你作为企业管理者，有没有情怀的因素？或者说，在企业管理中，有没有情怀的角色？
陈硕： 我觉得把情怀当作职业是最大的一个教训。情怀本身是一种私人动机的东西，但职业则必须专业化，这两个完全不是同一个逻辑。前一个属于私人领域，没有对错之分，也不会有太多原则，都是可商量可聊天的；后一个则是规则，是1和0，是非黑即白。比如，如果迟到，第一次免责，第二次就要罚款，全是硬的东西，每次都能商量的话这个制度就乱套了。这两个其实很难兼顾的。之前带来的一个直接教训就是如果经营者想用情怀或处朋友的方式和员工相处，最后别说朋友连同事都做不得了，这是最大的教训。之前我没有经验，现在基本上能分清楚工作就是工作。关系同样能保持的很好，但你需要知道这是工作关系而不是朋友关系。现在我到店里买杯咖啡就走，平常我也不在那边，都是店长在管理。
其实在学界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合作者，合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密切关系，同时具有工作和私人关系两个属性。那么你到底是挑一个学术很牛的人作为合作者，还是挑一个跟你性格比较匹配的人作为合作者？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又牛又合得来。但不能兼顾的话，你怎么选？这些都体现在工作中遇到的情怀和职业、私人和工作等关系中。像匿名审稿制度那就更残酷了，我对这些东西体会很深。
老徐： 你在企业管理的体验或者教训，对你在学术上管理、学术研究的生产过程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启示？我们这一行业给反馈其实挺慢的，不像市场上面你做坏了一件事你就得关门，因为你每个月就要付房租、要付人员工资。但是学界做坏或者说研究不在轨道上，反馈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你要评tenure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学界的市场压力没有那么大，可能导致情怀党还可以生存下去。
陈硕： 没错，学界对所谓的惩罚其实要比业界温柔得多。业界是惩罚和奖励都有，这是一个比较公平和完整的游戏规则。你做得好市场马上给你回报，做得不好同样会被市场惩罚，比较圆满。学界来讲，研究做得好是有奖励的，这点和业界很像，奖励可能是你的文章得以发表、引用数量和社会影响力等，业界呢奖励就是你的盈利。但是从负向来讲，学界低于业界。在学界，如果不干的话还是真可以混的，特别是拿到tenure之后就没人管你。业界一天成本要四五十万，不管你干不干四五十万都要支出去，房租、折旧和人员费用一天都没法少。我两个小店一天的成本都要2000块钱，这个给我带来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当然对制造业简直是九牛一毛都不到，制造业一天可能有200万。疫情期间那么多制造业遇到困难，大家都在拼熬过这段艰难时刻，不容易的。所以轶青刚才说得非常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应该没有把业界的这一套理解拿到学界来。我感觉陈婷应该比较熟悉，我跟陈婷互搭还是蛮多年，留下了很多开心的回忆，学界这一套习惯应该是在之前读博士的时候在港科大社科部大家共同塑造的。
陈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从治理水平来说，我们可能都还可以，很多idea也能想出来。但就我而言，非常缺乏行动力。所以你到底是怎么从想到开咖啡店，然后开始做的？包括你刚刚说，我们圈子其实挺单一的，经常交往的就是学界内的人。你怎么找到一个地方开咖啡馆，怎么跟业界联系上去进货的？我觉得这事太神奇了，也太难了。当年我们在社科部讨论过很多东西，会想一些赚钱的事情。当时我就有结论，我这辈子应该就只能在学界努力了，我赚不了钱，因为我没有行动力，能想到我也做不到。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神奇，陈硕当年就是特别有行动力的人，我们在lab组织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他引进的。
陈硕： 在学界，其实我们的行动力一样。你把一篇文章写出来，整个从最初想法开始到发表，我们都相当于学界的个体户，整个过程的投入、沟通不次于一个小电影。只是业界的行动力跟学界不一样，比如说要找一个店，你就得知道房租多少，如果你想在学校周围开的话，就得在学校周围去打听。我当时也不是特别会跟社会打交道。我有两个学期一有时间就骑着自行车挨个店问。你想想人家正在开店，你跑进去问你这店租不租？基本上人家不会给你好脸色，但是你甭管，总有热心肠的人会给你讲，然后你就知道业态了。接着就是打听房租，基本上学校周围几条街的店铺，谁是大房东谁是二房东，大概多少钱租金，有没有产权等问题，我基本上都了解了一些。这个过程其实和写一篇文章、做个调研什么的差不多。
另外一点，如果想做一个实体店的话，不去做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躺赢的。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同时你也有很多约束。比如说那个店，我没法承担每平方米/2000块的设计师，大部分都是自己弄。我去观察其它的店，看看人家吧台里面袋子放在哪儿、几种袋子、纸杯放在哪儿，设备是什么牌子，员工的鞋子和裤子是不是统一。我观察这些东西，收集了很多图片，人家去店里拍景观，我却对着这些拍。总之最后做下来了。我真的是按照写一篇论文的方式去观察和总结每天都要干什么，然后用 Excel表的形式罗列出第1天一直第365天的工作流程，这样就省下了员工需要记住和判断的工作，直接到时间完成然后对着表打勾就好。员工是没有义务做价值判断的，这是管理者的责任。制度上不能假定员工具有责任心，虽然希望那样也不能做出这种要求。如果要让员工帮着管理者着想，只用工资就不够了，要靠合伙人的身份才可以。不断的观察和沉淀然后用Excel编排出流程表，比如说机器一年保养4次，过三个月就会在表格中出现一次“保养机器”，完成后打勾，基本上就这样一点一点弄出来的。
老徐： 所以这个执行者是你，去执行规则（enforce rules）的角色也是你，还是你请了其他人？
陈硕： 没有，全是我一个人做，因为没有那么多预算。业界和学界完全不同，它的所有东西都自成体系。我们看到各种 to C 端的客服都非常地nice，彬彬有礼，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但是你一旦进入业界to B 端就会发现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产品非常贵，售后也不是很好，投诉未必理你。比如咖啡机坏了，这是耽误不起的。这和家里的空调坏了我暂时用一下风扇完全不同。因为店时刻都要运转，顾客进来就有喝咖啡的预期，你要满足他们的去求，这是商业规则。你得学会自己处理。时间长了，你就意识到业界是另外一个世界，慢慢的你也就锻炼出来了。
老徐： 还是很了不起的。
陈硕： 敬畏市场，我挺喜欢这些东西。
陈婷： 以后你得写本书，应该很好看。
老徐： 我觉得把跟组织经济学相关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写，真的是会很精彩。
陈硕： 我的一个合作者是长江商学院的范昕宇老师，他是做政治经济学的，很理论，他非常棒。是一个又牛又合得来的合作者，我们有很多合作。我就给他讲这些故事，他会用模型对这些故事进行一般化并形成一个理论框架。之后我会用中国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期。
老徐： 你是怎么会有“大焖锅”这个想法的？
陈硕： 我觉得陈婷应该更熟悉 “大焖锅” 。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弄 “大焖锅” 了， “大焖锅”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里面都保留下了。2006年我刚去龚老师那边，陈婷还没去对不对？
陈婷： 对，我2008年去的。
陈硕： 那时候要读论文，但我英语不好，读完之后还是不知道这篇文章说了什么，我就写中文留给自己备忘。但写成的中文基本有点像半翻译了，特别长，大概得有七八页。写完之后还要再顺两遍，我就发现这些中文备忘可以独立当一篇脱离原文也不妨碍理解的总结。我就把写的东西放到“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论坛上。当时我给自己了个网名叫“人民特约论文评论员”，放了大概十几篇推送。因为这个过程特别慢，大概两三星期才能读到那个程度。所以其实十几篇相当于小一年的工作量。后来龚老师给我定下了研究题目，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七页纸的总结文章了。但是我的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我就缩短成几百字几十个字，总之做点备忘。我不是为了在社交平台上写东西，而是纯粹为了解决我遇到的问题。刚刚轶青问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因为我从来不是专门为了做这件事情。专门做的话，就需要额外拿一个精力做，可能一忙就会推后或者忘掉。后来我进入复旦当老师也开始带学生，我就想让学生用这种方式练习写作。他们写完、我修改好后顺带也放到了网上，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老徐： 这个工作你现在一直在坚持自己做吗？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做，自己完成的吗？
陈硕： 因为我学生少，所以总体来讲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我现在学生一共三个人。一般来说，刚进来的时候我要给他们改三篇推送，每篇一般改三遍，慢慢就成为一个流程了。如果改完三篇之后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我就会跟他/她讲社科研究特别在意逻辑这个事情，需要再想想要不要坚持进到学界来。现在也一直用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考评，每两到三周我给选好一篇文章，我不定时地改，就一直这样推下去了。
老徐： 所以一直是这几个同学？
陈硕： 不是，换了挺多。因为我之前一直带本科生，没有研究生。本科生流动挺快的，他们大四就跑了，现在已经换了好几波了。
老徐：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我现在开始做播客，虽然频率很低，其实也有一个流程，从一开始约人到最后一个小产品出来放在线上。虽然有很多人帮助我，但还是挺花时间的一件事情。我就想你十几年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你平时也很忙，有很多研究，还要开咖啡馆，这还挺不容易的。其实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论文的阐释或者综述，但是能够坚持10年的人，除你之外我没有见到过。也许在其他领域还有，但是至少在中文的社科里面还挺难的。
陈硕： 我之前在规划这些的时候，包括咖啡店的规划，我是给自己设一个最底的底线——就是不能影响到我做研究，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卷进去。这个店一定要设计成不需要自己每天在那边，人财物全是靠流程运转。运转过程中也不需要价值判断。这两个店现在已经实现了，之前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这种流程管理，把价值判断从流程中不断的剔除然后变成清晰的规则，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沉淀和反复。学界的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每天都在店里，其实并不是。我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老板去店里其实是挺微妙的。老板带一些人在店里天天玩的场景很多都是电影里才有的，我知道这是很多人也想开一家咖啡店的重要动机，但这是幻觉。因为它根本没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和互动。你想如果你是一个领导，员工见到你不能说很紧张也谈不到很自在吧。在那个点其实我也不自在，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在场员工感到不自在。那种感觉是很微妙的。真实情况是我就偶尔过去买杯咖啡，等咖啡的时候跟员工寒暄一下，就赶紧走了。电影里都是骗人的，除非老板自己在店里干，那倒是挺放松的。组织内部这种层级间的互动和感受，是特微妙的一些东西。
“大焖锅”也是这样，10年谈不上坚持，因为它本来就没给我造成太大的负担。首先我本来就喜欢给学生改东西。如果之前学生的推送有逻辑性的问题用词也不考究，我跟学生一起讨论出来。就像做一个雕塑，之前是个大石头，然后雕成一个特别美的东西。作为老师，我也特别有成就感。论文推送其实在一定程度也是脱离之前作者的。之前我们推过轶青的文章，它是叙述轶青写的研究，但是和轶青的论文并不一样。你的文章一发表之后，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叙述和解读你的文章。
再回到咖啡店，我之前并不知道内心最深处把它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是和研究比的话。后来出现了一次突发事故，我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可以牺牲店。每到春节之后就一堆员工离职，最后离职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个店再缺一个人就不能运转了。一旦有一个人那天感冒不能上班，店就得关。有一天一个熟客跟我讲店里的员工出品不符合卫生规定。卫生管理特别严格，基本可以一票否决。现在互联网时代，我就特别怕有任何卫生问题。我当时就跑过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知道他一旦当场走的话，这个店就一定要关。我当时并没有什么信心，就拿了一把锁去。幸运的是处理得挺好，员工也没走。那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我真的是愿意关门也不能让自己卷进去。之前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这个原则，也只有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才能知道自己是否会遵守。
老徐： 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很是佩服，而且你这个阶段有很多文章。我知道情绪跟研究是非常相关的，一个好的结果或者一个东西做不出来，对情绪起伏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在情绪有起伏的情况下面，你还可以同时去管理这两件事情，还是挺不容易。
陈硕： 谢谢。
陈婷： 补充一下。陈老板是一个习惯很好的人，而且他能坚持。我记得他教过我一些很好的习惯，我印象非常深刻。例如他刚刚说的翻译论文，我就记得当时他教过我，他说你想到一个idea，就建立一个folder，然后把所有看到相关的东西全放进去，再慢慢去整理。我当时觉得这个习惯真的特别好，到后来我写paper的时候收益非常多。当写paper的时候，如果没有整理这些，但是有个地方要加一个曾经看到过的例子，回头去找就找不到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他这个习惯实在太好了，但是后来我也没有真的能坚持学下来。还是有很多东西，我就会放在里面忘了，但是他确实是能做好这一点。
老徐： 我学到两个事情，一个是你刚刚说的习惯，另外一件事情是流程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很多规程，如果你能够把它流程化，给自己的生活或者研究的进程加一些结构，或者加一些checking point，是件很好的事情。另外你说积累，我推荐一个软件paperpile，我也是这几年前才开始用。我发现它非常好，可以把所有的文献都储存在云上一个地方，你可以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之前换过的很多个文献管理软件，都不太有用。我觉得陈硕这个方法很好，我之前用onenote，跟keynote差不多的，反正有什么东西就都记下来。后来我发现有这个工具之后，可以有一个网络化的视角，就哪个paper跟哪个paper有关系，你可以加一个tag，放在一个虚拟的folder里面。
我们转到第三个大的话题，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我首先想问问你们两位，都是专家了，你们怎么定义经济史的研究呢？还有在经济学里的经济史跟历史学里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们是怎么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陈婷： 好的，我再说一个陈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博士阶段没做经济史，当时也是很现实的考虑，因为我对现实理解比较多一点，而历史的积累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先做政治经济学，第一我比较了解，而且比较安全，容易找工作。不过现在近几年有些变化，也不一定了。当时我就记得他跟我讲，玉米引种那篇paper的idea就是从何炳棣先生的那本书里面看到了有一段讲玉米引种这件事，觉得可能挺重要的，然后他就去做研究，我觉得这太妙了。因为我本人很喜欢看书，我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做。如果我可以每天就看书去找idea，就真的可以将快乐的事情跟研究结合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试着做经济史，因为可以不断地看书，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尤其是可以不看paper这件事。
陈硕： 陈婷是数据狂人，她不会因为某个研究去收集数据，数据本身就能给她带来乐趣。在社科部，我感觉对咱们影响最大的除了龚老师之外还有白营，他现在是港中文经济系的教授。你刚才说玉米那篇，再往前追溯三年，白营给我讲检验马克思韦伯的故事，讲怎么检验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我当时简直惊为天人，在我眼里这些都是历史中的大人物，他们的观点竟然是个实证问题。我觉得他是对我们影响挺大的一个老师。这样去看历史，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当时非常羡慕，觉得我以后也要做这个东西，这算是最初喜欢上经济史的一个动力。
老徐： 所以也是role model的影响。龚老师和白老师，他们非常优秀的研究给了你们启发。
陈婷： 因为你终于发现不用纠结在某一个paper的某小点去找，费力去做研究。你只要想到一个好的idea就可以做很多很大的东西。
陈硕： 陈婷说得非常对，一篇文章选题之后投入其实都差不多。龚老师和白营合作的那些题目，格局都特别大，我特别喜欢这种题目，也很enjoy研究过程，就一直走下去了，感觉挺棒的。
老徐： 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反面的案例，我当年也是读了你和龚老师的一些研究，读了贾瑞雪的研究。贾瑞雪老师是我原来的同事，也是我的师姐。我觉得这类研究非常漂亮，也想做这样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里面，大家都有这样的冲动。在我念博士的阶段，我记得在哈佛，正好陈硕也在那边，我还问过你怎么入门经济史的研究，用经济学的路径去研究经济史，你也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看。但是我后来发现是非常难的，如果没有像你们社科部这样的环境，有龚老师和白老师这些role model在前面，甚至他们可以手把手地告诉你可以去看这个数据或者是做那个数据，我觉得一个人自己开始还是挺难的。当然也有例外，像贾老师她就很成功，她也应该是自己做的。经济史的重大吸引力在于时间尺度比较大，所以你可以去回答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的问题。这个是很多当代研究（contemporary research）不能够做到的，因为它研究的尺度太小了，就研究5年、10年的事情，而制度变化是非常长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经济史里潜在的坑是什么？大家如何避免错误地入坑，然后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什么没有都做出来。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陈婷： 我觉得经济史可能最大的门槛是文献，我是说超越paper的文献，就是各种历史学家曾经有过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你对原始的史料数据来源的积累。确实像轶青说的，我们估计有一些优势。如果我们想做一个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东西，可能我师兄做过，我就问他，有没有可能有某某数据，或者在哪里能找到，他就会给我一些细则。这个确实是挺有优势的，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替代。
另外一方面，有人有一些误会。因为曾经有一些同学给我们的师兄郭老师发邮件要一些数据，有时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一般我们不太愿意分享。经济史跟做当代研究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很多用到的数据其实都是现成的。像做美国数据大家都有一套，包括怎么处理这些数据都已经非常有规则了，就像陈硕说的咖啡店都有规则了。但你本身发现新的史料，发现新的数据，它就是一个贡献。你介绍这个史料给大家使用，就是个贡献。你不能够抹杀大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然的话以后就没别人贡献了。
第二，历史学家做经济史，他们比较关注历史的真实是什么，还原历史的真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数据有些缺陷，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就必须得把这个事情解决，他们是还原现实的。虽然这个方法论有点不一样，但是相同的一点是都得对史料或者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过程很了解。如果你用二手数据的话，我觉得很难完全进去。
陈硕： 总结一下陈婷的话，就是经济史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要系统的历史数据；第二个要科学的研究设计；第三个是对接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问题，而不是历史中的问题。第一个和第二个相辅相成，数据质量差的话需要更多的假设，需要更复杂的模型，这样其实它的漏洞也是更多的，也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堵住这些漏洞。这一点基于经济学的经济史和传统历史学的经济史还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龚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说不管是搜集整理数据还是基于数据检验理论在传统经济史里面其实都不是特别主流。
陈婷： 对。是这样的。就像管汉晖老师做从宋代开始GDP估算，应该算是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史问题。
陈硕： 第二个就是科学的研究设计。之前白营带着我们读MIT经济系教授Daron Acemoglu的论文。那时候Acemoglu殖民地死亡率那篇文章出来没几年。那篇文章2005年发的，2007年我们就读到了。那是将近十几年以前了，不像现在大焖锅马上就给你推出来了。之前没有这些媒介，都需要自己去了解和阅读北美欧洲那些最前沿学者的研究。所以那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在经济史是可以用非常科学的研究设计比如IV、DID和RD来建立观点的。科学的研究设计可以大大提高经济史的科学性，这样你就可以和很多其它经济学领域对话。
然后陈婷刚才说的第三个就是经济学文献。现在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回答刚才轶青说的制度怎么演进出来的、制度的长期影响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是经济学者更为关心的问题，很多问题并不是历史学的问题。总结一下，我觉得当代经济史研究的特征有三点：系统数据、科学的研究设计以及回应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老徐： 我作为外行，我想到一个可以算是经济史的问题。如果关注到一个改革或者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且它对于一般的经济学史或者社会科学是有价值的，但是同时我并不知道它数据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可行。所以要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你才可能有可行性。但是你去探究可行性的时候，这个门槛也有点高。因为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数据在哪。如果你现在去收集这些数据，也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收集出来的成果是能够满足你的计量经济分析要求的，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是一个博士二年级的学生，你觉得怎么去降低这样的不确定性？
陈硕： 我觉得这个问题更主要还是数据的问题。因为如何构思出一个好的研究设计，这在每个学科都都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史独有的问题。只是一些学科的数据门槛没有经济史那么高，学者有了研究设计之后可能马上就能用统计数据或问卷调查（survey data）就做了。但在经济史里面，我并不知道冲击前后数据是否可得。我的感觉是，在经济史研究中寻找外生冲击的重要性要让位于数据可得。记得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港科大的图书馆逛，就只看架子上那些书的目录，特别是那些统计资料。你也不用去专门记录，就是留下一些印象，什么样的数据是有的，大概精确到什么程度。等到真做研究的时候就知道它们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再找来看一下是否支持假设。数据可得和研究设计我感觉是两个相互微调的过程。在这个行业里面时间久了，你慢慢的会了解很多数据的可得程度。你就会形成一种自觉，想出的idea不会出现完全没有数据的，当然是否支持你的假设是另外一个问题。最后相辅相成都差不多了就是一个数据加研究设计了。你知道那个幅度在哪，数据可得的界限在哪。通过论文了解数据可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一天到晚看的话也就一周吧，有个心的话就把这些文章中的数据记录下来。
老徐： 我觉得陈硕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把已经发表的或者是工作论文的经济史研究都读一遍，然后看看他们在用什么数据。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陈婷： 包括也要看历史学家写的东西，当你对数据了解到一定程度，基本上都能找到。我很喜欢囤数据。做实证的人没有办法，你的想象力可能有时候受限于数据。但是只看paper，可能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还要看历史学家写东西。基本上我们想到的话题历史学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接触过。如果你把那些发表过的书和论文，包括历史学学生写的博士论文，都看过一遍的话，就会有很多印象。比如哪些数据是可能有的，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电子化这些数据有多大的成本？心里就会有个大概。
陈硕： 我觉得数据是经济史研究里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对于所有学科来说，拥有独门数据也是垄断地位维护的一个很重要标准。从这方面我觉得经济史和大数据很像，都有一套独门数据。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录了一套数据，我也想让更多人知道我录了这个数据。比如我最近正在录50年代广播站的变量，我感觉广播站挺重要的，能够把国家的声音第一次带到我国的最基层。我遇到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让很多人知道的同时保持可控。可控也很重要，因为我花的时间精力录的，如果还没形成自己成果就公布的话，就是完全成公益了。我就想问一下，轶青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是先把文章发出来，还是发文章之前跟很多学者就这个数据聊一些新东西，然后一块展开新的合作？我觉得学界很多的事情特别地固化。我就想能不能反思一下之前学界的组织，比如同行审议这种匿名审稿，可不可以50年之后全部公布出来。匿名世界特别可怕，就像互联网世界，这是学界创造出最有力量也最可怕的东西。
老徐： 刚才说了很多点，一个是你说数据怎么要让别人知道，但是同时又有一定的保护机制，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专利很像。在一定的时间内，它既要激励你去搜集这些数据去做创新，然后同时在一定年数之后又能够变成一个公共品。是不是能够做成一个平台，其实需要一些功夫。我觉得长远来说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数据在保护一段时间之后公开其实是一个大势所趋了。
第二个关于匿名审稿，你看计算机的话，跟我们社会科学差得不是那么远，很多东西是共通的，他们有用的一些数据也是社会的数据。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些举措，比如试图把这个程序更公开化，或者说把一篇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所有人都可以匿名或者实名地评判这篇文章。计算机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会议论文。有些会议会再给审稿人和写文章的人几天的时间把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审稿人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让写文章的人回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接收为会议论文。他们就能加快周转的过程，而我们有时候是3个月、6个月给你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关于匿名的问题，我觉得你刚刚这个提议其实很好，在多少年之后把你做过的事情公开，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有一位资深的老师说过，发一个特别好的杂志，是一个地位的象征，是一个零和博弈。我发了我不希望你发，我没发我更不希望你发，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事情，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那就不一样。这个是有结构性的问题。
陈婷： 第一个数据交流的问题。其实疫情前我们尝试过做这样一件事，当时我跟我在北大的合作者刘冲，还得到了暨南大学IESR的支持，开了一天的小会，主要目的就是找学者来讲自己用的数据，讲讲在使用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trick，然后大概介绍一下内容。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讲一下正在用那个数据做什么。当时是有些困难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不一定愿意讲。虽然我们也会私底下羡慕别人有很好的数据，但我觉得也确实要credit，不然就没有人努力去获得数据了，这是没办法平衡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办会的目的就是想说如果一个人有数据，也已经有些idea可能在开发了，但是这个数据还有其他开发的价值，如果别人能提供idea，他们两个就可以合作了。这个会就是想提供一个平台，但是中间确实有困难，有很多同行不一定很愿意去学。当然不同人态度不太一样，有些人有数据了也很open。但也要理解，因为有些可能是跟一些公司拿到的数据，确实是不能说的。其实那一天的会开下来，大家反响非常地好，比我们想象得要好很多。
老徐： 这是个很好的形式。
陈硕： 我感觉重塑学者学界的这种组织形式，开一个数据的专题其实挺好的。
陈婷： 对，包括可以请业界的人来讲。
陈硕： 我觉得好的讨论一定是没有答案的，不以对错作为终点，那种才是真正有质量的讨论。另一方面讨论的内容是关于经验的。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经验这个东西的外部性到底有多大，我感觉大部分人和人的差异很多是given的。一个人的经验对其他人来说很多只是听听而已，内生为自己的经验非常困难。我想说的是，那些有经验的学者的一些习惯，特别是一些小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反而对其他人特别有用。比如说就如何组织文献，轶青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这些习惯或者技巧其实和个人关系不大，外部性也就很大了。
老徐： 你做了很多分享的工作，大家受益都很多。我知道你前年夏天搞的跟年轻教师分享一些经验，包括基金申请这些都是非常有用。这个东西如果能够积累成文字或者再办第二次、第三次会非常有帮助。
关于杂志这件事情，我觉得改善的方式是未来有想法的人可以自己开始办杂志。比如说你现在已经tenure了，也比较安全了，在某个时间点你可以考虑来办一个杂志。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在美国其实挺容易的。他们有一个志愿者团队来编辑，找一个出版社挂靠，直接可以办，然后整个的审稿流程都可以发生变化。但需要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我最近投了一篇文章，杂志很有意思叫Journal of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他们只收描述性的文章，不收因果推断的文章，然后这个又是专门针对数字传媒的数据。他们就是有几个美国的年轻教师觉得搜集了一堆媒体的数据，比如微博的数据、Twitter的数据，但是很难做因果推断，只是描述这个事情就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搞了这个杂志。我觉得在未来是有这样的空间的，因为现在研究传播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要等杂志印出来才能够读到，而且这个周期已经是5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播形式以后也会发生变化。
陈硕： 记得我的同事兰小欢有个公众号叫“文短图长”，里面的推送都是描述性的推文，非常有信息量。我觉得很多事情描述就能解决90%的问题了，很多因果其实是sense。
老徐： 因果在我们社科就没有100%的事情。就是证据足够强了，你的belief可以update一下。你们两位还都是青年学者，虽然陈硕从职称上来说已经是senior。你们觉得博士刚毕业开始教学和研究，碰到最大的坑是哪些？怎么去避免一些坑？哪些坑尤其是要避免的？
陈硕： 我只能谈内地的学界，我个人最大的挑战是这样的：我觉得之前在港科大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术环境，龚老师每天跟我们聊各种idea，每天除了研究就没有其他事情。参加工作之后明显感觉学界中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写一个课题申请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一次准备自科我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指的是全天时间。后来有了基础后，准备申请书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当然申请到课题可以雇研究助理，可以购买电脑，提高科研福利。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一个课题只要几天准备就能完成，你就觉得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这些，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去申请。最后时间就逐渐被全部填满了。正常的话我们写一个学术论文，没有三四天静下来就没法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前面那些introduction部分，涉及到整个论文的构架。你会觉得每件事情付出的成本是如此之小，以至于都可以尝试下。这种情况特别像抽烟，为什么戒烟很难，就是因为成本太小了，最后就发现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我感觉这个才是最大的的坑，稍微没有抵抗力的话，不断的挖坑最后我就被完全被卷到里面了。每天都很忙，非常忙，做研究的时间却不断的被打断，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做出有深度的东西了。
老徐： 我阐释一下你的意思是要学会say no吗？
陈硕： 对，大是大非其实say no反而容易，但这种小的say no反而难。别人递你一根烟，就一根，你抽不抽？不就一根烟嘛，你可能就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老徐： 就跟看抖音、b站差不多对吧？零碎时间积累在一块就是很多时间。这个事情是不是还能够拓展到，别人请你帮个小忙，或者做一个你原来没有那么感兴趣，但觉得也可以做的项目。
陈硕： 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吸引自己的注意力，但我觉得内地学界也是非常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地方。你说学术环境特别纯粹，当然不是。但如果你想锻炼企业家精神，这绝对是比北美或香港的环境要挑战大多了。如果你想投入一篇文章，你的精力非常容易被分散掉；但如果你想在锻造出一个组织或者平台，团队作业的话，那我觉得内地的学术界更适合。
老徐： 你这么高产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陈硕： 我的研究都是自己搞的，我没有做成一个组织。我当然梦想是做成一个组织。
老徐： 但是你每年发那么多文章，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陈硕： 我主要是跟学生合作，我把所有的文章都拿出来和学生合作，有些文章我觉得甚至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文章了。之前为了拿tenure或评课题，我会写一写当下关注的问题，但热点过去后就不再重要了。但是有些问题比如对中国历史中的社会和经济的一些基础性思考，这样的文章我也会愿意和学生一块合作。我想学生可能也动力比较大吧，压箱底的都拿出来了。学生都是同时在working on三篇以上的文章。我是鼓励他们同时进行多篇研究的，一般来说进行两篇，构思第三篇，这可以训练他们的时间和任务管理能力。
老徐： 不过我们复旦的研究生也很优秀这一点对吧？
陈硕： 复旦研究生非常优秀，本科更优秀。问题是培养好了就跑了，这是我遇到最大问题，很难说服他们留在这读博士。
老徐： 哈哈我本科就是复旦的。
陈婷： 在香港遇到的困难跟刚刚陈老师说的差不多，相当于环境对Junior还比较友好，系里不会给你安排那么多的事儿，像我在学校就只教两门课，比senior老师少一门，但是系里面的事情还是会involve到你。你要平衡教课要花多少时间，申课题要花多少时间，最后写论文要花多少时间，大的项目要花多少时间，小项目要花多少时间，这太难了。包括你开始做的项目，可能人情的考虑大于50%的话，这件事情最后一般就不太work。最后你就发现全都是投入，没有产出。这方面好像我也没什么经验，都是在摸索当中。一般来说，就做研究而言的话，写一篇你觉得potential不是很高的文章和一篇potential还蛮高的文章，花的时间投入成本差别没有那么大。
陈硕： 听陈婷刚才说的我有一点启发。比如一边是预期或被要求达到的最终发表成果，另外一边是目前的储备，后者肯定比前者多得多。为了发三篇，你可能要屯十篇在手中。储备变成成果需要乘以一个比率，我称为成功率或者幸存率吧。和储备相比，比率并不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它关乎学术生态，比如谁是主编，谁是潜在审稿人。如果太关心这个不可控的比率，人就会焦虑。我想我尽量把盘子做大吧。这个比率既定的前提下，你多储备一些也能够增加最后的成果。陈婷刚刚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都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有两种：一种是增加存活率，另外一种就是把储备尽量做多。我更偏向于把储备做大，这就是为什么我疫情期间写那么多paper，就是这个逻辑，学界的竞争性让人焦虑。
老徐： 我有一个同事跟我是同一年级的、同一个导师，他做美国政治，他说过跟你一模一样的话。他现在已经评上教授了，跟你有点像也是非常年轻的教授。他说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投出去多少文章。但是我得加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的文章都写得非常好，文章本身就普遍的质量比较高，所以这个是work的。但是如果你生产出一堆垃圾来也是没有用的，你去投出去，你每年投入20篇30篇都没有用。我观察你们两位的最大公约数，你们是idea generator，能够产生很多想法或者有一些数据的积累，然后又跟很优秀的合作者和学生一起工作，就会有成批地产出文章，然后投出去。后面你说的我完全同意，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因为一开始都是个人的小作坊，也许还没有学生，也许有些学校的学生不太给力，还不如自己写效率更高，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合作者也并不容易。所以可能每个人的环境不太一样，我还是很珍惜我现在的环境。我觉得你们两位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成果，其实跟你们早期的积累，跟龚老师的培养还都挺有关系的。
我想问一下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包特老师的问题（未来也会请他做一期节目）。他说如果你们两位想要穿越到古代的话，中国的、不是中国的朝代也可以，你想回到哪个？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朝代或者地方？
陈婷： 小时候是喜欢汉，长大了读历史后喜欢的就是宋，喜欢开放自由的时代。
陈硕： 我那天读了李硕写的孔子，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他把孔子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孔子为什么强调这种父父子子。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视角，觉得还挺好玩。他就讲春秋特别多的事情，那个时候可能是中国从贵族式到草根的大变革时期。在那个时代可能挺好的，很多不确定，但有非常多的企业家精神的故事，我对这类问题都比较感兴趣。
陈婷： 我本科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作者说，孔子去创造儒家学说是为了justify原来正在衰落的贵族阶层。你原来血缘的价值没有了，我就建立一个君子的价值，作为一个道德代表的价值。
陈硕： 我感觉不能找到一个好世界坏世界，很难，大都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孔子那个书，我觉得挺好。
老徐： 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你是士族还是普通人，这在那个时候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包括魏晋南北朝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认为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其实那些氏族都过得不错，皇权没有那么强，但是普通人不一定过得很好。
我最后用这两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活动。有一位可能是念PhD的同学，他/她说在PhD的期间怎么做研究的规划，怎么看待博士课题的可持续性，以及对未来的科研生涯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第二个问题是就当你成为了老师之后，你怎么和研究生一起工作，怎么训练他们一起去做研究的？
陈硕：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但是第二个好难回答。
陈婷： 陈老师刚刚说的有一点挺重要，就是除了要把盘子做大，还要不那么在乎失败率。我觉得知道放弃还挺重要的，基本上你想10个idea，甚至已经都run了，有些都到了regression的阶段后，能做出来也就一两个，这已经不错了。
陈硕： 陈婷是社会学训练对吧？
陈婷： 对，我本科是社会学。
陈硕： 我本科是会计，和我后来做的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在社科部都那么熟悉，不需要总结经验也知道大家是怎么过来了。我这个经历对其他学生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是个人的经历和故事。回头看，我还挺相信命运的。你看，我是白纸一张去的社科部，之前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积累。已经工作了三年，然后本科又是学的会计。我在科大经济系读研究生的时候，系里规定要修3个外系的学分。我就阴差相错去了社科部，当时看到开课列表中有一门叫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的课，感觉我能听懂。第一次见到龚老师，他在课上就讲土地改革。一个香港人跟你讲我国历史上的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村民间的大调地小调地，我觉得非常戏剧性，龚老师讲的很好。英文听力和课件对我来说非常挑战，最后总算稀里糊涂的上完了那门课。临结束的时候我就问龚老师能不能申请成为他的博士。我记得龚老师当时的原话是“当然欢迎了”。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点规划都没有，陈婷有规划吗？一些学生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陈婷： 我也没有具体的规划。我本科学社会学的，我刚来社科部，也是学过龚老师一门课， 好像是Emperor in China。如果是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命运了，听起来好复杂，就那些大条小条。
陈硕： 我感觉经验这种东西一旦变成一种知识，就失去参考价值了。首先我们倾向包装自己，突出自己好的一面，这是人的本性，没有对错；其次我们会把遇到的纠结挫折不悦等等选择性的遗忘掉，这也是人的自我保护本性。经过这些选择剩下的的经验其实有点类似成功学，我觉得参考不是特别大。
我倒是觉得告诉听众自己在做选择时候所经历的纠结，反而还比较有用。我正在写一本书叫《非此或彼》，我在书里会写之前的经历，特别是那些失败的经历，比如被据稿的经历。我感觉分享这些东西可能更好一点。今年已经写了七七八八了，我应该明年就交给出版社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带学生，我其实没有太多的经验。我还是比较强调那种师徒关系的，不是特别西方化的。所以也是我学生不多的原因，多了之后我也hold不住，就容易变成很正式的组织关系。我现在学生包括本科生一直就在总数3到4个人的规模。但我跟他们保持非常多的互动。比如我明天就有组会，大概是5个小时的组会，我会跟他们一块弄。我知道有很多组会是让学生准备好陈述然后老师过来听，我一般是带着大家跟他们一块读，每次组会自己都会精疲力竭，但我更喜欢这样的方式。我的合作之前主要是跟龚老师合作，现在基本上都跟我学生合作，我和其他老师的合作，学生也大都是合作者身份在里面。
老徐： 组会是读别人的研究、发表和working paper吗？
陈硕： 是这样的。我特别不喜欢每个学生跟我单独一根线，然后学生和学生之间沟通不多。陈婷知道，之前在龚老师门下，我觉得平常我们之间横向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一起玩也一起讨论研究。我知道有些团队中跟老师是纵向关系比较频繁，但横向关系中竞争的关系更强。这很正常。同门也许是手足之外最重要的横向社会关系了。我会有意识的增加学生间的横向互动。比如，我和a同学做一个研究，我会故意留出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是a同学没有的。我会告诉a，b同学有这个数据或者知道如何构建这个数据。我让他们一起合作完成这个工作。
轶青提到的组会我这边有两种，一种是读论文的组会，另外一种是做研究的组会。比如今天我要讨论a同学的研究，他/她就把这个文章初稿扔到群里去，然后召集大家坐在我办公室的电脑旁，大家一起一句一句跟这个学生讨论。我会问c同学和d同学对a论文中这句话有什么看法，是否存在问题，这样的话大家都参与进来去改a同学的文章了。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要额外补充一个变量，我就会说a和c同学一起去处理。这样的话，每个成员都接触到其他成员的文章，并且是非常深入地接触，差不多相当于他/她自己写了。这是单线联系所不具备的效率。
老徐： 读书会和做研究的比例是怎么控制的？
陈硕： 读书会现在是一周一天。提前让学生花4个小时准备，一共花8个小时。第一次是让他们先自己组会，我不参加，每周都有一个轮值的coordinator负责论文的分发和讨论组织。然后第二天的组会我会参加，大概一次过15~20篇文章，我跟他们一块讨论。
老徐： 一周开一次，一周读20篇文章，这频率非常高。
陈硕： 组会后他们会把自己负责的论文写一个非常短大约150字的中文摘要，然后发布到公号上，这样的话整个就形成一个环了。
老徐： 但是一周读20篇怎么能够保证读得很细呢？我上课一周4篇都很难。
陈硕： 这是我故意设置的。因为我觉得给学生三个月，让他陈述一遍paper，其实对复旦的本科生来讲都不是问题。但我们真正做研究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这么长时间读一篇文章。一般做研究，一篇文章的文献综述部分最多不会超过两到三星期，你后面还有数据搜集整理分析、背景等等一堆的东西。一般的一篇社科文章引用文献大概是几十篇，当然你阅读要超过这个数，因为有些文章你看过之后还可能不引用。这就意味着两周之内你就得消化掉这么多。此外，申请课题、改审稿也是有deadline的，怎么可能让你去慢慢改。所以一篇文章要求在20-40分钟内读完，锻炼的是他们有效提取信息的能力。
老徐： 这个是粗读的。你有没有精读的赛事，还是在课里面精读文章？
陈硕： 我精读只限于方法论的文章。比如说我读Nancy Qian老师文章就是用来学DID，那个是不限时间的，讨论也不限时间，那篇文章我记得我们讨论了3~4次，每次讨论4个小时。论文里面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会弄懂，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把code下载下来，现场replicate。那种学技术的文章是不封顶的，但是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你学完之后就一直会了，就不会再读了。
老徐： 除了每周举办读书会以外，你研究开会的频率是怎么样？
陈硕： 我鼓励学生不要太正式的沟通，不必专门约时间，我鼓励他们随时都可以把问题截个屏扔到群里面，大家都能知道问题一起解决。我没有专门研究的组会。我特别鼓励学生把这种沟通变成一种细碎化的沟通，就是说有问题随时截个屏，我有时间就能马上处理掉。等最后学生的进度差不多了，我们就开组会，就把他/她的文章打在电脑上面，然后我和大家一块讨论。有时候那个学生主笔，有时候我主笔。
老徐： 学到了。谢谢。我代表听众再次感谢两位陈老师，今天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经济史的，还听到了八卦，还听到了怎么去做研究，怎么去带学生。我学到非常多，我希望做成播客之后会有更多的朋友从两位老师的研究经历当中学到东西，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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