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本后记640

西汉推行的分封体制，存在鲜明的地域特征。学界对诸侯王国地理分布多有关注。对于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除了武帝以后的王子侯国，其他时段、其他性质侯国，以往的认知并不清晰。《西汉侯国地理》对西汉封置800余侯国地理方位进行梳理，并设置七个标准年代，逐一复原七个年代的侯国地理分布状况，全面展现西汉不同时期侯国地理部分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全书不仅从宏观上探讨了西汉侯国地理分格局的整体演进，还在微观上关注某些特殊性质侯国的分布特征，以及侯国集中迁徙等现象。本书还讨论了导致这些特征形成及变化背后的政治背景。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揭示，不仅有助于西汉郡国级政区辖域范围的复原，还成为揭示西汉政治地理格局的钥匙。凭借这把钥匙，或许我们可以找寻到研究模式由历史政区地理演进至历史政治地理的门径。

马孟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2000年-2011年先后在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2011年—2013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3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出土文献、历史地理，近期主要从事出土秦汉简帛文献所见政区地理信息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一部：《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历史普及读物一部：《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2019年春季学期，马孟龙老师在北京大学文研院驻访。图为马老师（左三）教其他访问学者绘制地图的场景。

中编 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变迁

引论：本编的研究思路

西汉一代享国二百余年，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如何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西汉王朝侯国地域分布特征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绘制几幅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分布图。这一做法相当于建立了数个时间序列的地理剖面。对每一个地理剖面的分析，可以静态地了解某一标准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而若将这些不同时序的地理剖面连接起来，便动态地展现出侯国地理分布变化、发展的趋势。

要想绘制这样的地图，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要明确西汉某一年份的侯国数量和名目，第二则要明确与该年份相匹配的汉帝国疆域范围及行政区划。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我们便可绘制出具有明确时代断限的侯国分布图。

对于第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利用《汉书》相关《侯表》加以解决。《汉书》收录的四篇《侯表》，是一份从高帝六年（前201）至孺子婴居摄元年（6）西汉政府完整的封侯名录，每个列侯的废免年代也记录在案。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汉表》复原出西汉任意年份的侯国名目。至于第二个前提条件的解决，难度则要大得多。有汉两百余年，行政区划的变化极其繁复，变动幅度堪称剧烈。《汉书》虽然载录有《地理志》，但反映的仅是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并不能作为我们探讨西汉不同阶段侯国分布特征的依据，而这正是制约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所在。

随着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的出版，第二个前提条件的解决成为可能。该书将西汉二百余年郡国级政区的演变过程，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来，从而使以年度为标尺复原西汉任意年份的郡国政区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西汉政区地理》复原出任意年份的西汉郡国行政区划的基本面貌。

以这两项前提条件的解决为基础，笔者在本编将分别择取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高帝十年（前197年）、惠帝七年（前188年）、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景帝中五年（前145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七个标准年份为断代剖面，分别统计各个年份的侯国名目，并复原各年份的西汉疆域政区面貌，最后绘制该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图，以此为基础阐释各图所呈现出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见研究思路说明图）

本编研究思路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编各章并未完全按照时代序列进行编排，而是将时代最晚的“成帝元延三年”排在最先。这样编排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成帝元延三年行政区划见载于《汉书·地理志》，这是目前所见最可靠的西汉断代行政区划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始性”。而其他年份的行政区划主要根据《西汉政区地理》复原得出，带有一定“构拟性”，这与元延三年行政区划得自原始文献的性质存在区别。第二，西汉一代的侯国地理分布存在显著变化，将年代最晚的“元延三年侯国分布”与年代最早的“高帝十年侯国分布”编排在一起，可以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存在。以上两点便是笔者对本编章节编排的考虑。

本编的基本结论

在本编，笔者通过对七个标准年份侯国地域分布格局的复原及分析，基本勾勒出西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发展、变化的趋势。根据本编的考述，刘邦立汉以后，对侯国地域分布有所规划，制定了一系列侯国地域封置政策。刘邦的侯国地域封置政策有一些被后代汉帝严格遵奉，成为西汉始终贯彻的基本国策。还有一些则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或被改造，或被放弃。而后世汉帝还会根据需要，对原有政策进行调整，或是制定新的政策。这使得西汉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既先后相续，又各具时代特色的侯国封置政策，各时期的侯国地域分布格局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为了直观反映西汉一代侯国地域封置政策发展、变化的趋势，现将各时期侯国地域封置政策制定、延续、废止的时代年限进行排比，并绘制图。

根据上图，我们可把西汉侯国地域封置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高帝六年（前201年）至景帝中五年（前145年）。这一时期汉廷严格贯彻高帝所创立的侯国地域封置政策。此时段内的侯国地域分布体系带有较强的延续性和稳固性。

第二个阶段是从景帝中六年（前144年）到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这一时期汉廷开始对侯国地域封置政策进行调整。为了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景帝、武帝先后制定了“王国境内不置侯国”、“王子侯国裂王国地分封，别属汉郡”（推恩令）、“太行山以西不置侯国”、“河南郡、河内郡不置侯国”的新政策，同时放弃了高帝“江南不置侯国”、“琅邪郡、东海郡不置侯国”的政策。高帝所创建的侯国地域分布体系部分瓦解，侯国地域分布格局处在不断变动之中，长期未能形成稳定的侯国分布体系。

第三个阶段是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至成帝绥和二年（前8年）。随着推恩令的贯彻执行以及国家地域控制政策调整的完成，侯国分布格局也结束了动荡的局面，逐渐形成新的侯国地域分布体系。新侯国地域分布体系在太初改制中得到进一步落实，成为汉帝国基本国家制度之一。这一体系被此后的皇帝严格遵奉，一直延续到西汉灭亡。

三阶段的划分展现出西汉侯国地域分布体系存在一个从“稳定”到“变动”再到“稳定”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高帝和武帝是构建西汉侯国地域分布体系的关键人物，两人所创立的侯国地域分布体系先后延续了五十余年和百余年。西汉侯国地域分布格局由此可划分为“高帝体系”和“武帝体系”两套体系。不过，这两套体系并非截然不同，“武帝体系”乃是对“高帝体系”的部分改造，这之中仍然包含着许多高帝制定的侯国封置政策。而文帝、景帝在不打破“高帝体系”的前提下，对侯国封置政策的策略性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订版后记

本书初版于2013年，印数只有1500册。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留存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用作馈赠，实际市场流通的数量并不多。大约出版后一年，市面即难见到此书。此后不断有朋友向我索求，并且询问是否有加印的计划。我也曾几次向出版社咨询。由于本书是枯燥乏味的沿革地理考证之作，受众有限，出版社面临比较大的销售压力。不过承蒙出版社领导厚爱，今年4月告知我准备重印此书，并可以进行修订。我非常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够支持《西汉侯国地理》这类冷僻的“小众”学术读物重印，使得该书能够与更多读者见面。而我也格外珍惜这次修订的机会。

本书为本人201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受学力所限，博士论文存在诸多问题，本来应该再沉淀几年细细打磨，但迫于严峻的就业形势，只能提前推出与读者见面。该书出版后，我仍然不断对书稿进行修订，也逐渐意识到原书的一些观点存在错误。此次终于有机会把上述错误改正，弥补博士论文仓促出版带来的遗憾。

博士论文最大的不足在于西汉侯国的地理定位过于依赖《中国历史地图集》和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当初这么做是基于资料获取的方便。但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发现两书对汉代城邑定位的错误较多。由于侯国的精确定位是分析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前提，这常令我心存忐忑。此次利用修订的机会，我对西汉八百余个侯国的地理方位做了一次全面梳理，逐一核对了前人定位的史料来源和论证依据。经过这样的工作，我才对目前相关结论的得出，有了些“底气”。

对于侯国地理方位的标注形式，此次修订也做了很大调整。《中国历史地图集》落实古地名方位的“今地”行政区划为上世纪70年代的行政建制，《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的“今地”政区则早至上世纪30年代。随着数十年来我国行政区划的大幅调整，这些古地名方位的标识已与今天的实际政区状况不能对应。另外，传统的古地名定位标注多为“某县某方位若干里”的形式，无法实现精确定位。最近几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尝试将古代地名与考古调查的古城址、古遗址相对应。此次修订后对西汉侯国地理方位的标注，均落实到《中国文物地图集》著录的文物单位。如果没有古遗址与之对应，则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将其方位限定在某县乡镇一级。同时把“今地”的行政建制信息更新为2015年以后。这些工作，将更便利于读者查找西汉侯国的地理方位。

此次修订另外一项主要工作是结合学界和本人近几年的研究，对西汉初年郡国级政区的设置年代和辖域范围进行修订。由于相当数量的侯国方位进行了修正，再加上西汉初年郡国级政区的调整，很多侯国隶属关系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原书对某些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判断。

不过，获益于原研究是基于八百余个侯国的整体分析，所以部分侯国方位和隶属关系的改易，并未动摇原书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基本判断。相对于原书，此次修订后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认识主要有三点变化：

一、原书以为西汉一代都严格遵守“京畿不置侯国”的制度。此次修订注意到刘邦曾将自己兄长（合阳侯刘仲）和吕后兄长之子（鄜侯吕台）封置于京畿，属于非常特殊的“破例”。

二、原书以为景帝以后，除王子侯国，已不在王国境内封置侯国。此次修订将这一时限上推至文帝时期。即文帝元年以后，汉廷原则上除了诸侯王子，不再于王国境内分封列侯。

三、原书注意到西汉初年存在“琅邪郡、东海郡不置侯国”的现象，并指出这一地域封置限制大约在武帝元朔年间废弃。修订后的结论认为，该地域封置规律可能早在景帝初年即已打破。

由于相当数量侯国的方位和隶属关系，以及部分郡国的设置年代和辖域范围进行了修订。本书中编七章的所有《侯国名目综表》和《侯国分布图》都重新作以编写和编绘。另外，博士论文出版后，我陆续发表过几篇与西汉侯国相关的研究文章。此次修订，亦将几篇文章以附篇的形式附录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

为了不把修订版后记变成“勘误表”，其他很多修订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了。此次修订，改易内容极为繁琐。出版社原本希望略作订正，予以重印。最后我却大动干戈，搞成“修订本”，给该书的责任编辑曾晓红女士带来很大负担。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挚的歉意和谢意！

庚子大疫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