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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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以祖国历史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自 1930 年代开始形成以来，便是一门日久弥新、随时代发展的学科。步入 21 世纪以来，又取得新的进展，一些以往研究成果寥寥的领域，例如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民族地理，或有了较丰硕的成果，或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继承老一辈学者用史实说话、探寻科学规律的同时， GIS 等新兴的科学技术也逐渐为年轻学者所掌握。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待于思考和解决的新问题。本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或分析历史地理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或探讨历史民族地理的重要问题，或回顾历史经济地理研究进展，相信会有助于推动历史地理学科向前发展。继承与创新：近 30 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及其未来走向，讨论对学科发展至为重要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作者认为，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不可偏废，传统研究要与新技术的运用相结合，要善于从现实需要探讨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并用科学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并就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方法提出具体的看法。 [ 关键词 ] 历史地理学发展趋势未来走向 [ 中图分类号 ] 吴松弟（ 1954 —），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和人口史。（上海 200433 ） ——————————————————————————————————————————— 如果以 1934 年春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了禹贡学会筹务处、出版《禹贡》半月刊，作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则 1979 年 6 月在西安召开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办历史地理刊物，无疑是历史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自去年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来或即将迎来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三大中心的创始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也举行了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的活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继承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新的发展局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回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就这一学科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1962 年，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 ^① 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赞同。谭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历史地理研究时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② 史先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1]

（《自序》）} 此后，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应该采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然而，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争论，尽管已沉歇一段时间，却不等于已得到高度的统一。 2001 年 , 孙天胜等发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一文 , 认为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是有欠思量的 , 应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 , 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 , 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回归于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 ^[2] 侯甬坚于 2007 年著文，认为近代以来历史地理学处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相互接触面上而不断求取进步，受此影响它一直保持著学科的最大特点 —— 兼为历史学、地理学发展贡献自身的学科价值。因此个别地理学者近年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问题，显系学术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情形不熟悉所致。然而，其极力强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有助於形成新的学科定义。他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特性、近年学术界研究动向、泛历史地理化的分支学科建立方式的详细考察 , 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定义的增改意见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 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过程 , 同时研究认识人类社会在这一地理舞台上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跨专业学科 ,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努力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永久和谐相处。笔者无意加入有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等重要问题的争论，但通过自身研究的体会，感觉到以往将人地关系当成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的说法似嫌简单一点，如用如下文字加以表达，或许要全面一些：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多方面的作用，以及人类与自然共同作用下的环境变迁的表现与规律。以上三点中，第一点“地理现象的分布与演变”研究者一般都比较清楚，第二点“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因曾受到不恰当的批判仍为一些人所漠视，第三点“环境变迁”已成为人类社会当前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应予适当的突出。在人类至今为止的所有的学问中，“历史地理学”无疑是研究面极广、且有着广泛的学科研究对象和属性的一门学科。任何事务的存在，都需要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因此任何一门研究人文活动或自然规律的学问，实际上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地理研究。近 10 年来先后有学者提出了历史文学地理、历史美术地理、历史商业地理、历史货币地理、历史乡村地理、历史哲学地理等名目繁多的新分支学科名称，它们的提出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从不同角度说明历史地理学科内容的无限性和边界的模糊性。因此，要将历史地理学科的性质，硬性框定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不仅相当困难，而且无益于学术的发展。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的必由之路。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历史学”、“地理学”这两大现分别归属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结合，没有二者的交叉便没有历史地理学。有人认为，“ 史学界参与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活动 , 不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可以说 , 没有一种研究命题、手段是历史人文地理特有的。” ^[3]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历史地理学并不仅仅是历史加地图，后面还有规律性的探讨，如果没有历史地理学的素养，不仅难以解释各种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更难以探讨背后隐藏的规律以及未来的趋势。居住在福建沿海的儒生，一般不会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儒生那样看不起工商业者，他们知道故乡并无多少耕地可供耕种，必须依赖工商业。显然，让不懂地理的人来研究思想文化的地域差异，就会搞错差异产生的原因。其次，历史地理学还和“历史”、“地理”之外的第三个学科甚至第四个学科相交叉，例如，研究历史经济地理，需要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否则无以分析历史时期经济现象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而研究历史政治地理，不了解政治运作的规律，自然也难于深入下去，即使行政区划的研究也不例外。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同样如此，不仅 GIS 、 RS 等技术手段将不断进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 , 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也会不断地被引入到研究中 , 以解决过去单纯历史学和地理学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重大气候事件的社会响应 , 就需要自然和人文多学科方法的介入 , 才有可能有较科学的结论。对土地利用的研究 , 也同样需要自然 — 人文多学科的方法才能进一步推动。在此基础上 , 源自系统论思想的集成方法的应用会更加的普遍。 ^[4] 复旦大学近十年与哈佛等单位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更是历史地理学、现代地理学、制图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各个学科在越分越细、专业性日益加深的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显示出越来越强的趋势，因此在深入本专业研究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相关学科的发展，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促进彼此的发展，甚至形成新的学科。学科界限的日渐淡化，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已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学科划分。按《中国历史大辞典 · 历史地理》中邹逸麟先生所撰的《历史地理学》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地图学。“大体上，历史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历史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历史地图学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历史地图学虽然列历史地理学的三大研究内容之一，但其地位远不能与与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相提并论。可以说，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是驱动历史地理学之车前进的左、右两个轮子。在历史自然地理学领域，曾经产生《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等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进入 21 世纪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在各个领域的进展并不一致。在历史气候方面 , 不仅在传统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 还不断有新的科学问题提出 , 不断有新的资料开拓 , 同时与之相应的是不断的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地貌方面 , 受到现代 GIS 、 RS 等技术的影响 , 在新问题的提出、新资料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上也都有所突破。值得注意的是 , 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对土地利用的研究 , 在传统的对植被变迁的研究基础上 , 这几年的发展很快 , 并取得了扎实的进步。 ^[4] 然而，近三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的地位，却经历了前后颠倒的过程。侯甬坚总结两者地位的互换：在学术界取得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归属地理学的共识以后 , 作为学科两大基本骨架之一的历史自然地理在 1970-1980 年代呈现出一种兴盛局面。自从 1990 年代初倡导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以来 , 其研究盛况一直延续至今 , 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反而呈式微之势。 ^[5] 20 世纪末以来历史自然地理渐趋式微的状况，也出现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先生十分重视自然地理学，为了解决地理教学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人员问题，他设法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地理系，调入 10 名应届毕业生，占了当时研究室人员的近半。然而今天，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全体研究人员中不到 1/6 的人本科毕业于地理学科，虽然环境史的研究越来越热，但投入环境史研究的人员只占全体教师的 1/4 ，而单纯的环境史研究严格说来并不等于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近年来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出题，专业课只考历史学而不考地理学，一方面增加了地理学科的本科生考研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为历史学科的本科生进入打开方便之门，这种状况无疑也不利于壮大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队伍。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无不高度重视、大力参与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以谭先生而言，他在 1950 年代以后撰写的论文，可以说相当部分属于历史自然地理，这些论文充分显示出他对历史自然地理的深刻理解。谭先生在 1980 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除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的巨大影响，他对黄河变迁、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等重要问题的杰出研究，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生态环境变迁的加剧，如何有效治理环境、保持人地关系的相对和谐，成为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研究课题，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性再次提升。现代地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迫切需要历史地理学依据长时段考察得出的结论，现代地理学对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成果的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历史现象，都是人在特定的地理空间活动的结果。因此，无论研究人文地理的哪一个方向，实际上都是以某一方面为主、需要关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果忽略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对历史人文地理现象的解释自然难以周全和深入。如何加强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保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者在历史地理研究队伍中的适当的比例，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综合性的观点认为，在自然界，各种自然地理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共同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即自然综合体，而任何一项因素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其他因素，从而引起连续反应，甚至导致整个自然界发生巨变。此外，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关系，人类的行为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人类的行为反过来也影响了地理环境。按照综合性的观点，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的改变都会产生连续反应，而任何一项事物的存在都是其他事物运动变化的结果。由于各个区域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区域性成为地理学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广大的地球空间只有分成若干个区域，才能进行研究，区域研究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某个特定区域的个性即它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点。地理学从其学科体系来说，可以分成以单一地理要素为研究对象的部门地理学和以不同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地理学两大部门。如果不进行区域研究 , 不探讨各种单一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集合状况和相互影响，地理学便彼此割裂，便不可能完整反映人类的生存空间。因此 , 地理科学的统一性即在于它的区域性。地理学的第一个观点即综合性观点说明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各个区域，因此在区域研究时仍要重视各项因素的考察，所谓的区域特性实际即各种自然——人文地理现象在不同空间的组合所表现出的特点。人地相关论的观点，即人地关系的观点。何为人地关系 ? 指的是作为社会性的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客观关系，既指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利用和改造，也指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地理现象的组合所表现出的特点，必然影响不同区域人地关系。区域性综合研究是历史地理学近三十年取得进展的重要方面。邹逸麟先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对一个较大的区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此外，还出现了对广州、河西走廊、苏北平原、汉水流域、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泛珠三角区域、丹江口水库区域、绍兴、宁夏、台湾竹堑地区为对象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然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不是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分门别类地简单罗列 , 而应是对内在机制和区域特点的有机探讨。上述研究中，真正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出发，探讨内在机制和区域特点的成果并不多。即使最为上乘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尽管对区域的重要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逐项研究，但最后却缺少综合性探讨各项要素的作用机制，因而未能总结出人地关系的特点，无疑是一个不少的缺撼。中国地域广大 , 面积差不多与欧洲相等 , 南北跨 49 个纬度 , 东西跨 62 个经度 , 气候从最北部的寒温带直到南部的热带，年平均降水量从东南部的近 2000 毫米递减到十余毫米，地形更是复杂多样。受这种环境影响 , 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极不一致 , 民族和文化也是五彩缤纷。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而言 , 不仅唐中叶以后存在着南方和北方的差异 , 近代还存在着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如果进一步分析 , 可以看出同时还存在着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山区和平原、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它们的个性即区域特点。只有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才能看出所研究地区的特点；只有进行不同时期的比较，才能看出不同时期或具体事物在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由于区域的特点，任何关于区域的研究，即便是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单一部门的探讨，要想得出科学的全面的解释，都只能通过以某一二项因素为主的综合性的研究才能得出。而旨在探讨区域特点的综合性研究，更只能通过各项自然——人文因素的逐项考察、综合评价才能得出。仅就区域经济而言，影响区域经济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下列因素：（ 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任一地区 , 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 区域经济开发的水平便比较低，反之则比较高。（ 2 ）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同样的地理环境 , 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 , 往往会对区域经济开发产生不同的结果。战争和政局动荡不利于经济发展自不待言 , 经济政策的变化往往会也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 3 ）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一定的人口数量是区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同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样的地理环境下 , 只要其人口密度还不至达到妨碍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往往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高一些。而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 往往又和人口的迁进迁出有关。（ 4 ）交往。交往对经济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只有货畅其流才能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并可借此丰富区内经济生活的内容。第二，引进外区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提高本区域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之一。第三，区域间的文化往来是提高区内文化水平、丰富文化内容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第四，形成区域经济文化中心，该中心再对幅射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区域内部的密切联系。（ 5 ）思想认识与文化水平。经济活动是人在思想文化的指引下进行的活动，特定区域经济水平的高低、工商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往往与区域人群的思想认识与文化水平有关。（ 6 ）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仅是人切切实实的生存空间 , 也是人类赖以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对象。在任何时候，地理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对各个区域的生产力的水平、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与外界的联系、内部的生产力布局和人口分布、区内主要中心的形成，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必然的直接的影响。随着我国各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加速，区域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的提高，建立在对自然—人文各项要素考察基础上，综合性探讨区域特点的高水平的论著将会日渐增多。如果说，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前三十年（ 1950 — 1980 年代）标志性的成果的话，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近 10 年与哈佛大学、罗斯基金会等国外机构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 ），则是后三十年代表性的成果，为新兴的科学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实践。此项目于 2000 年启动，已于 2011 年全部完成。它以秦朝建立的公元前 221 年到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 1911 年）为时间范围，力图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政区的逐年变化情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 Web 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之相配套的是一个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都得以展示。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地理现象和事物绝大多数都与政区联系在一起，因此政区的位置、形状、治所等信息成为重建多种地理要素和现象的载体，这一工作不仅为历史地理学界提供了一套地名查询系统和政区空间数据，更为多个研究方向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基础平台。本成果被美国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09 年 9 月— 10 月，被教育部选中参加国家主办的 “ 辉煌 60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成就展 ” ，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参观了该系统。 “中国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制，推动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朝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满志敏 2000 年发表的《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 2007 年发表的《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侯杨方和路伟东设计、建立的“ 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都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要让向来采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历史地理学界普遍接受并熟练使用新方法，仍要走相当长的道路，何况要将新技术和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仍有诸多不完备之处，也影响新技术的应用。那些率先使用新技术的历史地理研究人员，不由地感叹： “ 似乎只有一种之前未在历史地理学界内使用的新技术本身引起了反响，而技术背后的一系列思考和技术之上的一系列判断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历史地理学界内对 GIS 的使用，仅仅是把制作示意图的工具由纸笔变成了计算机，实际上直到现在，学界内对 GIS 的认识普遍还专注于绘图，而对于 GIS 可能对历史地理研究理念和方法产生影响的思考并不能说非常深刻。” ^[6] 但无论如何，就像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导致中国从沿革地理进步到现代历史地理学一样，新技术的运用必然也会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发生重大的改变。随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进展以及空间分析技术的运用，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它不仅可以用动态的数字地图，更好地展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能够将那些目前无法检验的文字成果，通过地点之间的空间关系、数据之间的联系关系来进行检验，从而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起桥梁，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借此导入人文科学，促使人文科学朝着科学化、精细化、可检验的方向转变。我们在强调新技术运用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牢牢记着历史地理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的重要性。无论采用多么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都须建立在对资料和数据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如果资料和数据有误，再好的技术和方法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只有经过去伪存真的认真考证过程，才能正确判读资料、鉴别数据。能否娴熟地运用考证方法和科学技术，无疑是对历史地理学者的共同要求。现代地理学以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人文地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现实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巨大作用。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向后部分，从较长的时段说明现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的来源，总结发展演变的规律。它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具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需要提出并解决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然后利用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是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光荣传统。谭其骧先生身体力行，在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为现实服务可以说是谭先生选择历史论文题目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长水集》的许多文章对此有所透露。如何划定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是一件事关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涉及民族关系、国家外交的头等重要大事，但一向少有人提出，更未形成一致的意见。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指导意义， 1981 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会上，当主持人翁独健先生建议谭先生讲话时，先生便利用这一机会，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代疆域》 ^③ 。这一报告，说清了如何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范围，论述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和中国民族、中原政权和边疆民族政权、统一王朝政权和割据政权等事关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此后，谭先生的论述便成为学术界在处理上述问题时的指导思想。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是谭先生的主要研究方面之一，尤其在 1950 年以前。长期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特点，以及现代行政区划设置的某些不当之处。 1991 年他在全国行政区划研讨会讲话时，强调指出：“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一项大政，设置得是否科学，是否合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团结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是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长治久安的大事。但对这样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们建国以来却从没有很好研究过。”他建议：“让我们花上几年的时间，通过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和外国的各种划分政区制度的利弊得失，详细调查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制定出一套既适应当前与近期，又有利于未来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来，在 90 年代中期予以实行，这应该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④ 然而，谭先生的建议显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此后的全国行政区划制度，随着县改市、省改直辖市的进行而更加混乱。 1988 年海南岛建为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变重大行政单位的重要措施。此后不久，谭先生发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 ^⑤ 一文。他解释论文写作动机：“海南岛建省，是配合在全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一项重大改变行政区划措施。新省既建，理宜对它的历史有所陈述。” 1974 年，中国和越南在西沙群岛发生武装冲突，为解决外交争端、捍卫祖国领土，亟需展开对南海诸岛历史地理的研究。谭先生于 1977 年以后相继撰写了《七洲洋考》和《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 ^⑥ 他在文中说：“时至今日，认真整理南海诸岛的历史已为我国历史学界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容许错误的说法再广为传播下去了。” 在 1980 年代的文化热中，一些学者对比中西文化，探索中西文化的特点，有人提出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国的主张。谭先生认为要比较东西文化，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他于 1986 年 2 月发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⑦ 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他认为儒学、礼教从来没有成为过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历代中国王朝境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更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所普遍接受，控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孟。通过论述，读者不难明白这样的道理：不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说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国。 1950 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国受苏联的影响，不仅当代地理学主要研究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学也同样如此，人文地理学除了政区地理和经济地理两个部门之外几乎无人涉猎。 1990 年 11 月，谭先生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作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⑧ 的主题报告，阐明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义、现状及发展前景。大会的参加者无不认为，报告对开展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论述非常准确，也非常及时，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新开端。不久，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的其他前辈学者纷纷响应，久被忽略的人文地理研究蓬勃兴起，彻底改变了原先的面貌。甚至《俗传中国史朝代起迄纪年匡谬》 ^⑨ 这样看似与现实并无任何关系的文章，谭先生也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撰写的。他本人解释写作动机：“现在通行的建国以来出版的年表、辞书和历史著作以及论文中，关于中国各个朝代的起迄纪年，广泛流传着不少不妥、不确甚至错误的提法”，故需要撰写，一一匡正。谭先生在建议设置历史地理研究室的规划中，说明建立的目的，不仅用以完成国家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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