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演讲将结合基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四个期刊发表论文的统计实证分析，分析国内经济史研究这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孙教授将描述史学范式下对经济学范式的困惑，如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家工作和史学家学习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并进一步对上述困惑一一回应。经济学假设条件下对共性的探讨，与史学方法论存在差异。经济学家习惯采用简化、提炼、叠加经济理论，逐步逼近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套用理论和估算数据的偏好。而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有时存在脱节，易影响研究结论稳健性。因此双方要相互尊重，重视史学界的话语权。史学界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时，应坚持“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和“史无定法”，注意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思想和工具的关系。另外，孙教授还将报告他利用文本史料建立数据库，进行量化内容分析的经验与技巧。 演讲者简介： 孙圣民，男，1975年生，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历史计量学、新经济史学，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2篇）、《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重要杂志发表论文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资助和奖励多项。他博士后出站报告题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历史计量学理论与案例研究》，博士论文题为《政治过程、制度与经济绩效――以中国大陆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硕士论文题目为《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井田制”的兴衰》。 内容简介：晚清时期，梁启超在多数时间内对于中国国民是否具备立宪国家国民所应具备的智识和道德能力，都抱有怀疑。伴随着对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各种宪政制度的不断熟悉，梁启超自光绪三十三年开始，一方面积极主张迅速召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一方面则对“人民程度”问题，拥有了一种更为现代、复杂和辩证的认识，尤其是对各种宪法制度本身对“人民程度”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消解或规避的认识。梁启超对“人民程度”问题的思索历程，体现出儒家传统中高度精英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该传统之一元论和唯智论思维方式，在遭遇政治现代性时，所呈现出的复杂命运。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Wong），美籍华裔，中国经济史学家，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生和孔飞力先生，在中国史与欧洲史均极有建树。王国斌教授辗转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用历史学解读经济学，用欧洲史解读中国史，是“加州学派”之中坚人物。著有《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年）等。 1. ‘The Making of a Fiscal State in Song China, 960-127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68, Issue 1 (Feb. 2014), 48-78. 2.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August 2015. 摘要：自美国学者哈丁1968年提出“公地悲剧”以来，关于社区民众自主管理公共资源的 研究逐步受到学界重视。科学技术、环保政策和公众参与是自然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中缺一不可的重要元素，技术与决策往往自上而下渗透、贯彻至社区，而社区民众的 传统知识与日常实践也应当由下而上进入决策机制，如此才能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维系自然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然而，现状是民众的立场与知识往往会被外部社会所弱化或忽视。而 且，如何构建传统生态知识体系再生及利用机制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本次报告基于中日两 大湖泊沿岸A、B两个村落的文献及口述文本，重点探讨民众自古以来的信念、认知与实践 在各自村落的自然资源利用与管理体系以及政治、经济网络中处于何种地位，并考察什么 社会情境利于此类传统生态知识的再生与利用。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宗教信仰、 民间社会组织、经济利益（利用权益）共享理念这三方面的结合能形成社区内部规范并成 为构建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模式的路径选择，而民间知识的研究与重视程度、多元主体 参与决策平台的创建、民众利用权益的保障则成为公众参与机制能否顺利构建的外部条件。 摘要：十八世纪，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为了更有效的在异国维持生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公司”，以便互助共荣。这些“公司”是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一方面，公司作为聚集成员资本的平台，投资于长途贸易、开矿等经济活动，利润则按照成员所投的份额而按比例返还；另一方面，它带有中国国内会馆的特征，由同省份、地域或方言的人群创建，经常举办宗教仪式或戏剧表演等活动。由于“公司”的组织不断成熟、完善，很快就演变成带有自治性质的共和政体，乃至独立国家。例如，潮州移民在印尼婆罗洲岛北部的打鹿捞，建立了以大港公司为首的联邦叫做“和顺总厅”；而客家矿工则在东万律，罗芳伯组成了更加强势的兰芳共和国，采用投票、选举等民主形式来推选领袖。本次演讲将揭示这种“公司”制度的由来、演变和衰竭，以及它们对东南亚和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影响。********************************************************************************** 主讲人介绍 杭行，生于上海，自幼移民美国。2004年毕业于佐治亚大学，获历史学和金融学双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University）历史系，担任助理教授，主讲东亚史。主要研究18-19世纪东南亚华人社会，荣获美国学者联合会奖金（ACLS）等多项荣誉。著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A Question of Hairdos and Fashion,” Oriens Extremus 47 (2008)；“TheContradictionsofLegacy:ReimaginingtheZhengFamily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LateImperialChina34.2(2013)；“TheShogun’sChinesePartners:TheAlliancebetweenTokugawaJapanandtheZhengFamilyinSeventeenth-centuryMaritimeEastAsia,”JournalofAsianStudies,forthcoming. 其最新专著ConflictandCommerceinMaritimeEastAsia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 史学青年工作坊·第5场*********************************************************************************** 题目：《基于地形图资料与GIS的民国江南城市人口估算》 报告人：江伟涛（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2015年5月27日上午10:00-11:15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211会议室。 内容提要：以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区面积的乘积来估算历史时期城市人口数量或可说是一种最为简单高效的方式，然而由于相关历史数据难以获得，这一方法极少见于相关研究中。近年来随着GIS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日趋普遍地运用，加之逐步发掘的民国实测地形图资料，使得获取民国时期江南各城市的城区面积成为可能，而根据部分县市的人口调查资料可以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的人口密度，进而也就可以估算没有资料的城市人口数量。以各城市聚落在地形图中所表现的形态特征为依据进行类型划分，其中筑有城墙城市可分为4类，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28 988.65人/km2、13 544.42人/km2、5 748.48人/km2、2 160.18人/km2，未筑有城墙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8 142.98人/km2，据此共估算江南227个城市的人口数约为11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