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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世纪周刊 》 2008年第34期

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京剧名角们的人生和作品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卢米埃尔兄弟的手中诞生。电影在各国诞生之初,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的是火车进站,美国人拍的是水浇园丁,而中国人,却用无声的黑白片,纪录了京剧名角谭鑫培的《定军山》。
辉煌的巅峰
第一代中国电影人颇有眼光,纷繁丰富的京剧值得成为电影题材,而京剧名角们更值得大写特写,舞台上,他们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将中国文学和历史揉碎在优美的唱腔和身段里。舞台下,他们的人生境遇起伏跌宕,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和作品紧紧连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上一辈人对京剧名角的痴迷。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粉墨春秋》剧组采访的老人还能清晰地描绘杨小楼的风采,他们陶醉地反复描述着杨小楼的出场:他抱着一把刀,半闭着眼,突然一睁眼的那种气势,把所有人都震蒙了。这让《粉墨春秋》导演蒋樾记忆深刻,“今天舞台上的演员,有的人比杨小楼的腿踢得还高,唱念做打都不差,但他们就是认为没有杨的味道和气派,这就是名角的魅力。”

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原型就是当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角、伶界大王谭鑫培。他以“云遮月”的独特嗓音,赢得“小叫天”名号,让清末北京城“满城争说叫天儿”。也正是他,创立了京剧名角儿制,让京剧进入最繁华最热烈的时代,众多名角纷纷闪亮登场。在这个意义上,谭鑫培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端,还是京剧名角艺术的开启者。


作为国剧,京剧艺人与政治风云有着最紧密的接触,他们身不由己地一再被推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攻克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打头阵的,就是会武功的京剧演员。潘月樵、刘艺舟、夏月珊和夏月润等艺人都参加了辛亥革命,手持武器冲在最前面。这些京剧艺人希望通过奋不顾身的革命,改变屈辱的社会地位。但革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卑微,梨园行就是他们的宿命。艺人们又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舞台上。也只有在舞台上,他们能抬头挺胸,挥洒自如,实现一切关于美满人生的梦想。


1918年,《新青年》辟专号讨论中国戏剧的前途和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刘半农等人批判京剧,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仿佛是一个响亮的回应,梅兰芳在此时连续推出了《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轰动了整个北京。而京剧和名角的魅力,也瓦解了当年的文学阵营:他们不去欣赏易卜生了,转而拜倒在梅兰芳的天女和黛玉台下。这其中,包括胡适、顾颉刚,徐志摩甚至还男扮女装了上台去票戏。


此时,仍旧斩钉截铁讨厌京剧的阵营中,只剩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鲁迅嘲讽梅兰芳的表演是“扭扭的黛玉葬花”和“缓缓的天女散花”,而京剧是“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一向对中国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认识的鲁迅,在京剧这件事上却判断错了。京剧和名角们此时已迈入辉煌的巅峰期。


电影《梅兰芳》中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朱慧芳,年轻时大红大紫,风光无限,后来却渐渐落魄,晚景凄凉。他是京剧男旦的一个悲辛侧写。京剧是个残酷的行当,在《粉墨春秋》的结尾,所有的老艺术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吃开口饭不易。无论时代给他们怎样的头衔。由朱慧芳身上,能看到曾雄踞净行首席的花脸金少山一点影子。金少山的人生,是彼时伶人的一个侧影: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大红大紫时常常解囊助人,毫不吝惜,花钱无度,最终却晚景凄凉,才50多岁就贫病而终,惨死在街头。

在激烈的竞争中,京剧名角们唱对台戏能唱到吐血。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曾经在上海大唱对台戏。篆刻大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回忆说,当年上海黄金剧院请梅兰芳和马连良合作,皇后剧院请程砚秋和杨宝森合作,大唱对台戏。梅剧团当时随票附赠一本厚厚的特刊,多是梅兰芳剧照,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梅兰芳昔年演“上元夫人”时的剧照,梅饰演的上元夫人居中,下跪四宫娥分别是:程砚秋、王蕙芳(朱慧芳原型)、姚玉芙和魏莲芳。程砚秋初入行时是梅兰芳之配角。据说这是梅之部下以此照片来羞辱程砚秋。程看到这本特刊后,去找梅兰芳,梅听说后连连道歉,并将之前所印的5000册特刊,全部交付程砚秋带走。陈巨来记载说:此为当时无人不知之笑话。梅兰芳这边的黄金剧院每晚满座,而皇后剧院只上七层座,自此以后,梅程两家势同水火。
一次重创
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一切。在国难面前,京剧艺人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住气节,一些名演员纷纷罢演,而大多数傍角儿的演员,只能纷纷改行。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特高科分子欺负梨园行的人,经常在火车上往戏箱里倒硝酸,毁坏戏服。一次程砚秋与他们发生冲突,一伙汉奸想要殴打程砚秋,结果反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特务们频频想找麻烦,却不料程砚秋从此辍演,搬到北京郊区的青龙桥锄地务农去了。
而梨园界更加广为传颂的是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梅葆玖回忆说:父亲舞台罢歌、闭门谢客。闲下来的他,请了俞振飞来研唱昆曲;请画家汤定之教画松梅;还专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教学英文。他警惕着各方面的诱骗和袭击。“父亲一向爱好整洁,注意仪表。特别是演出期间,每天都要刮脸,有时用镊子将胡须一根一根地拔掉。”日军占领香港前后,他却开始不刮胡子了,与昔日相比,明显不修边幅,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为日本人和汉奸演戏,他希望这一小撮胡子能起到挡箭牌作用。“如果硬逼着我剃胡子演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对于京剧艺人来说,保持气节并不容易,以梅兰芳当年的地位,不唱戏之后,还要变卖古玩、家当,银行透支,那些普通的、毫无积蓄的艺人境遇之惨可想而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梅葆玖清晰记得这个时刻,当天,他的父亲梅兰芳用折扇半遮面,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家里人都呆了。父亲猛地把扇子一抽,大家才看到他把唇须剃掉了,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大家围着他鼓掌,那天他真是很高兴。”
抗战8年,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重创。八年后,再次重返舞台的大师们普遍遭遇了尴尬和无所适从。梅兰芳的嗓音和身段都已大不如前,当年在上海主编《戏剧旬刊》的张古愚毫不留情地评价说:“我看都不想看。他有那个精力,捧捧儿子不好吗?”八年不上台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此时都胖了,程砚秋和荀慧生一出场观众就大笑,他们的戏迷看完之后却很伤心。人们甚至戏称当年风姿绰约的四大名旦为“四大名蛋”。
一位从小学戏,熟悉行内掌故的刘曾复老先生,当年与程砚秋同住在报子胡同,他回忆说,程一出门,他的女儿就笑,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我想那样子上台就没法看了。”
而那些抗战时还接着唱的演员,此时境遇更惨,比如马连良,胜利后立刻被视为汉奸,他只有远走香港。与他一起赴香港的,还有孟小冬、张君秋、杨宝森等名角。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才又回到了北京。
对京剧艺术而言,更大的损失是,抗战期间,京剧舞台上的两位大师相继离去。1938年,武生泰斗杨小楼死于肺癌。1943年,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死于膀胱癌。杨小楼空前盛大的葬礼,让很多老人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有戏曲评论家甚至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梅兰芳建国以后就不应该再演《霸王别姬》,因为他再找不到杨小楼这么好的霸王,没有了这个绝世的霸王,他又何苦再唱他的虞姬?

中兴和变革
1949年,京剧艺人们在兴奋和微微的不安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不安是因为解放初禁演了不少戏目,比如《四郎探母》等,此时带色情的戏不能唱,神鬼的不能唱,断案的不能唱,忠于皇帝的不能唱,选来选去,似乎只有反映老百姓反抗精神的《打渔杀家》符合要求。


但对京剧名角来说,这又是京剧的一个繁荣期,京剧大师“四世同堂”的局面前所未有,至今让老戏迷们怀念。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京剧演员第一次被称为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很多人激动地泪流满面。从前为生计所迫,自称“为窝头服务”的京剧演员们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艺人们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剧场和舞台,走到民众中去。
尚小云曾经带着他自己的剧团走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部队演唱。时年已五十多岁的尚小云演昭君出塞,在台上能跑三十个圆场,而台下的战士为了看演出,能在大雪天里一动不动地坐四个小时。


北京京剧团成立时,汇集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五大头牌,从前根本不会同台演出的“对头”马连良和谭富英竟然聚在了一起。谭元寿老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是刘备,马连良是乔玄,第一场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观众已经沸腾了,鼓掌鼓了有一两分钟。


此时,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名角儿合家欢的盛世。以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为首的前辈艺术家和后几代名角都能同台演出,令当时的观众大饱眼福。这是京剧的一个中兴时代。
但从50年代后期起,一批京剧大师相继离世。1958年起,程砚秋、杨宝森、王少卿、杨盛春、王瑶卿、郝寿臣、梅兰芳也陆续离去。梅兰芳的离世,标志着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代表的京剧三大贤时代的彻底结束。此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能够称得上是划时代领军人物的,就只剩下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


1952年才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再次充满热情地站在舞台上时,他没有料到,京剧舞台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变革。
对传统京剧有很高鉴赏力的毛泽东,却认为在新中国的舞台上,不能再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1964年初开始,传统戏被彻底赶出了京剧舞台。那些习惯了穿靴子、抖水袖的演员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习惯了传统戏表演程式的他们,在现代戏的舞台上迷茫了。


1964年,马连良与张君秋排演现代戏《年年有余》。16岁就被推选为四小名旦,与孟小冬、谭富英、马连良都合作过的张君秋,在这部戏里第一次穿起了现代装。从前的华美戏服、长长水袖可以修饰的男人身体,现在暴露在观众眼前,他戴着假发,不得已垫了假胸,以很别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但名角就是名角,一开口还是满堂喝彩。


但有领导提出了质疑:新中国的舞台上怎么还有男旦的怪现象?从此,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100多年的男旦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女老生、女花脸。张君秋的弟子、才32岁的吴吟秋万念俱灰,离开了舞台,改行去打追光。王瑶卿的弟子于玉蘅,到戏曲学校当了教员。
一批老艺人也因为不适应现代戏被淘汰了。这其中,包括大师马连良。此时他只能在革命现代京戏《杜鹃山》里演一个小配角儿――打大旗的郑老万。大红大紫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愿意演这些小角色,他也愿意跟着时代走。但拿惯了扇子等传统道具的老先生,现在要拿枪。他的手开始晃悠了。在一场戏里,他的胡子竟然掉了下来,可以想象,他的艺术生命终止于此。
1966年12月13日,马连良想吃米饭,但是食堂没有。他买了一碗面条端着,一头栽倒在中和戏院的台阶下。他被埋在香山,墓碑上连他自己名字都没写,京剧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消失了。同时结束的,是一个京剧时代。舞台的大幕再次拉开时,这一次开始的,是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