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村实践再思文章简介

本期小专题针对杭州良渚文化村近20年的长期实践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支文军、徐洁、凌琳、王梦佳等人贡献了一组文章，其中既有对“田园城市”在当代中国新城镇建设中的意义思考，也有对于良渚文化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论述，还包括对多位参与建设者的访谈。

良渚文化村的经验与反思

规划建设者访谈

Reflections on Liangzhu New Town

Interview with Architects, Planners and Developers

凌琳 王梦佳 LING Lin,WANG Mengjia

Abstract

文章以良渚文化村为研讨对象，就大城市近郊大型社区开发规划、长周期项目的设计管理、社区可持续运营等议题分别采访了良渚文化村的规划设计者，并探讨田园城市学说对当代中国新城镇建设的启示。

按：良渚文化村是一个大型复合式社区，位于杭州近郊余杭，因毗邻良渚文化遗址而得名，从2000年开始由房地产公司投资开发，占地逾一万亩（约666.67万 m² ），规划人口3~5万。社区内除了各类住宅及附属设施之外，陆续建成了大量高品质公共建筑与文化设施，如良渚博物院（大卫·奇普菲尔德建筑师事务所）、美丽洲堂、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劝学公园（张唐景观）、矿坑公园（office MA）等。土地开发历时近20年，以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建成环境与社区文化而闻名。笔者就良渚文化村的开发理念与建设过程分别采访了该项目的建设者与规划师，旨在探讨长效项目的运营机制，以及田园城市学说对中国新城镇建设的启示。

受访者：傅志强，万科集团总规划师；丁洸，浙江万科南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Joseph Hruda，温哥华CIVITAS Urban Design & Inc.总裁及创始人。

话题一：“一张蓝图绘到底”——长周期项目的控制之道

T+A ： 良渚文化村近20年的开发历程中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请回顾一下当时的开发思路和规划特点，以及执行过程中的控制方法。

丁洸 （以下简称“丁”） ① ： 良渚文化村从策划开始，到规划、设计、建设，都是按照基本的科学规律来操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2000年签订出让协议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万亩毛地，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单个企业通过商业开发来建造几万人口规模小镇的案例。我们就一步一步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来做——从总体规划开始做起，然后做控制性详规，再做修建性详规。

我是在中国建筑创作小组年会上遇到了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CIVITAS事务所，他们规模不大，既做规划又做景观，我参观过他们在温哥华设计的项目，而且温哥华与良渚都是丘陵地形，地貌状况接近，就邀请他们来做良渚文化村的规划设计。

CIVITAS的工作从总体规划方案开始，为了便于规划“落地”，在规划概念形成阶段，直至修规、详规深化阶段，杭州当地的规划设计单位都一起参与合作。总体规划前后做了3年，期间还做了三个核心区域的城市设计以及后续设计控制导则，包括一个公建配套区、一个文旅休闲区和一个住宅区。这样把总体规划的原则一直贯彻到单一开发项目的深度，为良渚文化村总体设计奠定了基调，并保证在后续项目深入设计和开发阶段不会变形。

良渚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始终只有一家企业来主导开发，核心团队比较稳定，这保证了开发思路的连贯性，才有所谓“一张蓝图绘到底”。目前一般大范围的总体规划都是由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导完成，再由不同的开发商受让土地、各自开发，像良渚当时的条件现在几乎不可能复制了。

Joseph Hruda （CIVITAS创始人） ② ： 在前期调研与定位阶段，CIVITAS在杭州待了三个星期，期间同业主以及政府官员开展了初步的“愿景研讨”（Vision Workshop）。由于场地的巨大尺度及交通不便，团队车行与步行兼用，花了三天时间探索了整个场地。亲身体验和通过地图进行分析对于理解一处场地同等重要。

在每天的实地勘察中，宁静与美丽的环境特质触动了我们。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沿着一条林荫乡间小路，清晰分布着八个自然村落，宁静地融于自然之中。道路的有机感和人性尺度是一幅强有力的画面，也影响了我们的想法，我们意识到尽可能保留这片自然环境和人性尺度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良渚文化村最初的构想，即由八个独特的村落串联，与存在了上百年的村落拥有同样的形态与位置。

业主与政府部门提供了详实的地图，CIVITAS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具体的坡地环境、日照、排水条件。研讨会上的学术专家也解说了该场地以及良渚文明的历史重要性。

通过愿景研讨，团队开始设想最初的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关键在于分析并理解这块场地，让土地告诉我们该在哪里建造，而不是贪图方便去削足适履修改土地。愿景研讨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和业主与政府官员合作制定一套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为后续的设计阶段提供引导。

这些主导原则包括：

1）保留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精粹；

2）各村落好似一串“珠链”，形成紧凑且串联的序列；

3）“绿色手指”从山林延伸至河滨；

4）建成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处；

5）有序的道路及步行连接；

6）相连的开放空间及娱乐设施融入村落；

7）将旅游活动融入村落；

8）将文化与艺术融入村落。

良渚文化村的核心思想就是居游于自然间，并且尊重自然环境。规划中的这些“绿色手指”就像一串提醒，提醒我们自然环境如何运作，以及它的重要性。这些“绿色手指”也向所有城市住民揭示“生活在自然中”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我相信这对精神健康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各组团总体规划与设计导则 ©CIVITAS

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CIVITAS带领并参与了如下工作。

第一阶段是良渚愿景研讨，确定了发展社区建设的原则，划定需要保护的场地范围，同时建立初步的土地利用结构规划。

第二阶段是良渚总体规划，将结构规划完善为综合性整体规划，并探讨每个街区的开发选择。八大主题村落的概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

第三阶段是为三个组团制定具体的总体规划并建立导则——“竹径茶语”是最早开发的住区组团，其特色在于居住区与山谷、山坡地形的成功结合；“玉鸟流苏”是旅游和休闲区，忠于原有愿景，成了一处富有吸引力的娱乐目的地，也为良渚文化村提供咖啡馆与餐馆；“白鹭郡”混合了住区与商业服务功能，我们将白鹭郡村落中心设计为一个集约、适宜步行、具有人性尺度的社区核心，并且均衡分布着一系列的商店、住宅和设施。尽管每个住区的大小、密度和功能混合各不相同，规划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点遵循着“愿景研讨会”上制定的整体原则。

各组团总体规划与设计导则 ©CIVITAS

对于未来发展，我们提供了简单的建议：

1）让原有的愿景和原则引导社区的设计和发展；

2）与理解、共享这个愿景的设计师和管理者共同合作。

对任何项目来说，尤其当新的参与者、项目管理者和建筑师不断参与进来，挑战在于如何延续原有愿景和导则。变幻莫测的市场状况可能导致土地用途的变更，但是整体的愿景、结构和指导原则仍然应该引领决策过程。

我很高兴看到文化村第一期对于初始愿景和原则的遵从，在竹径茶语、玉鸟流苏以及白鹭郡的社区中心等项目中尤为如此。早期的开发与自然环境融合得非常好——谷底的建筑体量较大、密度更高，而在山体坡地上的则仔细放置了小体量的建筑形态。每一个街坊都有自己的社区公园，以保证短途步行就可以抵达一个开放空间，对于儿童和年长者也都是很便利的，并且不同楼栋里的住户都可以这里碰面、互动。

各组团总体规划与设计导则 © CIVITAS

丁： 在项目初期，开发者形成系统的整体策略特别重要。从总体规划的把控，到城市设计的深化，再到单一项目开发导则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局部与整体的承接，并在各个阶段的开发和设计参与方之间达成高度的一致。

另外，良渚项目的容量够大，时间跨度够长，所以整体控制又不能过于死板。规划的骨架当然很重要，但是在项目生长的过程当中，要让它有点非理性、饱有生命力的东西，否则会很无趣。整片开发的时候，要有留白的意识，不要一下子全部填满。因为当下的认知总归有局限，不见得看清楚未来社会的变化——留点空白，可以少犯错误。留白还有一层含义，即在整个规划体系的设定和具体开发的策略上，要有充分的灵活性，要为意想不到的情况预留足够的系统余量。

城市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的人性化，这其中有几个尺度可以衡量。一个是物理性尺度，比如路的宽度、道路绿化的设置、建筑与道路的比例、建筑界面等等。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尺度，作为系统性的外部空间设计，要能创造适合于人交往的场景，契合人们真实的需求。还有一个是时间维度——从来没有一处城市建设可以一蹴而就地成功，急功近利一定出问题。很多追求极致速度的项目往往会出问题，对社会资源的损耗也非常大。人们更愿意去古老的城镇乡村，因为它们是慢慢生长，由时间积累而成的，才很值得去体验、品味。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虑人性尺度，以及时间这个维度在人性演变当中起到的作用，纵观中外建筑史，都是如此。

对于这么大规模的社区开发，项目整体的延续性很重要，但也要有足够多元的风格，每一个风格的成熟度要相当，且整个调性要和这片土地契合。我们请了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设计团队，也请了明星设计师来设计地标建筑，我们希望对这片土地有多元视角的解读，能形成开放的、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生活场景。

白鹭郡北居住区 ©vanke

话题二：改造田园郊区——从旅居到定居

T+A： 良渚文化村最早的规划图景带有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色彩，期间随着原开发商的转轨，以快速造城见长的万科接管了后续开发，这过程中带来哪些变化？

傅志强 （下文简称“傅”） ： 良渚文化村的起点很高，南都非常重视文化，我曾经见过厚厚一本《走进中国良渚文化村》前期开发导则，把良渚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了一遍，这在开发商中极为少见，还请到CIVITAS做了高水准的规划。万科是2006年以后接手的，我们还比较尊重原来的这个规划。

万科接手良渚文化村之后的2007—2008年间，整个房地产市场下行，良渚文化村因为规模庞大、销售不力、巨额资金投入，在企业内部受到一些诟病。2009年开始下决心把配套骨架撑了起来，建幼儿园、引进小学、做食街……有配套才有生活。早年国内居住区开发普遍没有社区服务、商业配套的概念，万科很早开始提供专业的物业服务，注重生活配套与社区商业，因此建立了一定的客户口碑。随着新组团陆续开发，销售业绩开始回升，项目进入增长期。

地铁良渚站接通之后，公司开始拓展文化村范围以外的项目，良渚文化村的关注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开发也进入了后半段。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慢慢削减补贴，未来以更加自给自足的状态维持下去，在开发结束之后，还能维持高品质、可持续的管理，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重视，服务品质就会掉下来，这需要制度上、经济上的可持续的保障。

丁： 万科2006年起接手了文化村，经过了大约两年的磨合期。文化村的重大转折是在2009年，开始系统性地进行配套设施建设。良渚位置偏远，缺乏基础生活配套，房子卖出去以后人们住不进来，持续开发难以为继。道理谁都明白，但当时房地产行业的考核依据是销售业绩，配套不能卖钱，以至于大家都不愿意做，变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认知怪圈。公司从2009年开始调动大量资源投入社区配套建设，良渚好在地盘大、项目多，一直延续至今还在持续开发，所以有条件从整体上合理安排基础配套资源的投放。

首先是基本层面的生活配套（食街、菜场），接下来考虑的是教育、养老问题，再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开始做文化配套设施，比如教堂和文化艺术中心。良渚文化村从基础的生活设施一直到精神层面的配套设施，系统性地不断打造、不断投入、不断培育，这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所谓“不忘初心”，首先是初心不能错，然后是不能放弃。然而在这么多年的开发过程中，团队总会面临太多容易忘掉初心的事情。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财务方面的压力和诱惑，真正的困难在于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如何平衡。如果急功近利，收获一定是短期的，长此以往一定有问题；但是如果只看重长远不看重眼前，那可能又无以为继，存活不了。有一点是肯定的——既要有长远的眼光，也要能在年复一年执行具体事务的时候心中坚持一个愿景，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所谓的长效项目。真正的挑战在于整个机制是否支持长效愿景，有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眼光。

话题三：“建筑巡礼”——明星建筑与社区文化

T+A： 良渚文化村中有许多令人瞩目的公共建筑，从早期良渚博物院、美丽洲堂到较近落成的文化艺术中心，都是请著名建筑师来设计文化地标，请问开发者是如何策划、布局这些项目并选择建筑师的？此举为项目带来哪些收益？

丁： 建设良渚博物院是项目出让协议的条件之一。当年南都的决策层多为人文学科背景，对良渚古文明本来就有深厚的兴趣和情结，因而非常重视。开发团队为此参观了国内外各著名博物馆，还拜访了时任建设部设计局局长的张钦楠老先生，请他推荐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事务所（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当时刚赢得了柏林博物馆岛的国际设计竞标，炙手可热。我们与事务所联系了以后，大卫亲自来看基地，真心被这片土地所打动，决定接受这个委托。

设计和实施过程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大门尺度巨大，国内只有一家厂家能承接制造任务，最后甚至请造船厂来帮忙加工。石材也全部从埃及进口。合作过程中也难免发生一些有趣的文化隔阂与争论，譬如入口庭院的树的布置就是双方多次争执的结果。展览部分的布展设计和实施由政府主导，但是接待大厅、庭院等公共空间都遵从奇普菲尔德原有的设计。这座建筑在良渚申遗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良渚博物馆 © Z hao Chongfu

傅： 在CIVITAS的规划方案中，出于小镇整体形象的考量就有一座教堂。恰巧文化村业主中有一位“长老”提出捐建教堂作为活动基地，当下一拍即合，并商定由开发商出资建造，教会负责维护。适逢周边村落拆迁，一些小教堂关闭，美丽洲堂以集中重建的名义获批。选址与设计上，尽可能保持利用原有的山势地形。建筑意象取自日本轻井泽的一座教堂，我勾画了场地设计并担任项目监修，日本建筑师津岛晓生完善建筑细节，景观设计师松尾刚志负责周边景观设计。建造是委托日本三泽房屋，他们是日本三大房屋制造商之一，在木结构加工、零部件制造等方面是日本第一块牌子。美丽洲堂采用日本的集成材、日本的工人，花一个星期组装完成，建筑品质可以保存200年。建成以后获得不少奖项，无数人慕名而来，而且日常维护管理工作都是由本地青年志愿者负责，令人欣慰。

美丽洲堂 © 西川公朗

根据居住区设计指标，以良渚文化村的规模需要配备一系列的公共服务设施，我们想既然如此，索性集中资源做一个更特别的东西，文化艺术中心是以这个名义立项的。 规划建筑面积大约有5 000 m² ，对功能的初步想法是分成三组——第一是教育、培训，第二是演艺、会堂，第三是展览。 概念设计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在三个块体之上覆盖一个大屋顶。 这个项目难在施工，一是清水混凝土，一是大屋顶的线条。 施工团队是建造上海保利大剧院的团队，我们也为此专门去学了日本清水混凝土的浇筑技术，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文化艺术中心的图书馆与高晓松合作成立了“晓书馆”之后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安藤忠雄的建筑和“晓书馆”吸引了许多游客，内容运营也逐渐活跃，文化标杆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案例是矿坑公园。文化村的北区基本建设完成之后重心向南转移，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北区，南区缺乏开发“亮点”。我们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矿坑，景观充满潜力，就决定把这块地租下来，做成了矿坑公园。开放以后吸引了许多城市游客，并且因为投资建设了这个公园，旁边的住区卖得非常好——这就是开发商思维方式中非常可取的地方，万科有个说法叫“先出善手”，看上去很慷慨，最后还能获得收益回馈，同时老百姓也满意，环境也得到了保障。

矿坑公园 ©vanke

我们还曾经想过在“大屋顶”边上为文化村的服务人员（如酒店、物业的员工）做宿舍，他们原来在附近村里租农民房子住，我们希望他们也能融入并享受这里的环境。靠近104国道有一处凹地，适合做宿舍，我们请里伯斯金（Daniel Liebeskind）做了方案，这个思路也是早年万科“土楼公社”的延续，遗憾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我想随着社会发展，企业也开始有更多机会表达社会责任感，包括设立基金会，推进各种公益事业。

话题四：田园城市的当代启示

T+A： 霍华德在19世纪末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倡导一种兼具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模型，该学说也被视为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回顾良渚文化村的开发过程中，试图在都市与田园生活之间找寻平衡点，这是否是当代语境下的一种“田园城市”试验呢？

丁： 良渚文化村地块有五千多亩的林地和五千多亩可开发用地，西北有山，东南有河，是很难得的风水宝地，距离杭州城区中心大约有18 km，当时距成熟城区之间还是大片未开发的农田，交通、生活并不便利。当年杭州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打造“一主、三副、六组团”的城市发展格局，良渚文化村属于六大组团中的良渚组团。当年的中国核心城市，不论是上海还是杭州，中心城区都已经呈现人口和交通负荷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南都的公司管理层大多来自人文学科或建筑规划的背景，多少有一点理想主义情怀，面对文化村的环境条件，自然而然会想到“田园城市”这个概念。我们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十年以后我们会住在哪里？会怎样生活？我们希望良渚文化村能承载未来的人居梦想，十年以后变成中国的最佳居住地——就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良渚文化村开发至今近二十年，除了物质层面即建成环境的成就之外，我觉得它还做到了两点——一个是很生态，一个是很人文。而前几年“村民公约”的出现，已经开始显现出社区自治的苗头：这么大一个社区，住在里面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自觉、有体系地主导自己的生活，不再一味听从开发商的安排。开发商总有一天会退出的，只有生活在社区的人们，才能让这片土地具有真正可持续的内生力。这样的社群，在中国庞大的社会结构框架下，应该形成健康、良性、可持续运作的体系——这样的格局已经慢慢在良渚形成了。这种特质与竞争力，我感觉还没有在其他相应规模的社区中看到。

Joseph Hruda： 我不完全将良渚文化村归结为一座现代的“田园城市”，我会说它所遵从的原则在于尊重环境，理解人性尺度，能从行人在一座城市中生活、移动的视角出发审视场所。我更倾向于称之为“人文城市”的实践，它质疑了过度追求关注度和知名度而表现出的巨型尺度——恰恰有很多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师致力于此。所以于我而言，良渚表达了城市应该如何从个体的“人”的尺度与体验出发去思考，并且基于已有的文脉信息去创造真实的、人与人彼此联结的场所。

傅： 田园城市提出的背景是工业化发展带来环境污染和城市病，人们为此想要逃离大城市，霍华德主张城市和乡村结合，带有非常大的理想色彩。历史上的乌托邦大都以失败告终，但霍华德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他周详地考虑了实际操作的方式和整个区域的发展。站在开发商的立场来说，这也是商人本质里好的一面——凡事都要考虑可持续性，要保证投入有产出。

我曾实地考察过世界各国的新镇，查到的历史资料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反差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部分战后兴建的新镇、卫星城、大型社区目前都面临自然恶化、人口外流、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和我们农村空洞化一样。另一种情况比如利物浦的阳光港（Port Sunlight），原来是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工人宿舍，现在变成了富人社区，学术界认为它偏离了理想，是一场失败，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变成了高档社区，才有财力维护良好的运营状态。考察这些国外案例，如果说有所借鉴的话，就是让我更多地关注成功和失败背后更为宏观的部分。

我在日本做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千叶新城。它在东京卫星城中开发得最晚，各方面成本很高，此时公团也开始出现赤字，但仍然非常理想化地修建了漂亮的公园、林荫道——这些成本最终还是落在房子上，很少人买得起，建好的设施最后都没有人使用。

良渚文化村是万科集团里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项目。它也不像一般的小区，房子卖完提供的物业服务就结束了。它有很多的配套投入、环境保护，这些目前是由开发商承担，通过后续开发项目的盈利作为补充。而当扩张、爆发性的开发过后，开发商的利润率逐年降低，今后的维护、更新要怎么办？小区物业费只能维持基本的安保和清洁，不可能保障全区基础设施乃至山林景观。外界看良渚，看到的是环境和设计，但我更关注背后的可持续机制。唯有健全的制度建设，社会才会良性地往前走。

除此之外，我建议对良渚文化村开展持续的记录与学术研究。田园城市（Letchworth）有一个研究机构，坚持记录着田园城市的变迁发展，发表大事记；日本东京多摩新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构思、规划、流派纷争都有档案可循。这方面我们很匮乏，要开始逐渐建立起机制。我希望有学术团队持续追踪良渚文化村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变化，在历史上留存下真实客观的信息，记录当下的思考、当下的评论。这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总结与反思，毫无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

① 2018年8月22日在杭州黄龙万科中心采访。

② 2018年10月通过邮件采访。

③ 2018年9月19日在上海虹桥万科中心采访。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5期 地下空间的城市建筑学思考，凌琳、王梦佳《 良渚文化村的经验与反思：规划建设者访谈》，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时代建筑》杂志编辑部

作者简介：凌琳，女，《时代建筑》杂志编辑部 特约编辑； 王梦佳，女，《时代建筑》杂志编辑部 编辑

[1] 支文军、凌琳. / 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杭州良渚文化村解读 / [J]. 时代建筑，2019（5）：42-45.

[2] 徐洁、王梦佳. / 建造地方:良渚文化村的社区营造之路 / [J]. 时代建筑，2019（5）：46-49

[3] 凌琳、王梦佳 / 良渚文化村的经验与反思:规划建设者访谈 / [J]. 时代建筑，2019（5）：50-53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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