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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 施耐庵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 ,他的门人罗贯中完成了《三国演义》的创作,从而开创出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600余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何止千部,但除了《红楼梦》外, 几乎没有一部小说的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可与《水浒》《三国》两部开源之作并称。

无怪乎外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说,要了解中国文化,有两个人不可不知,即孔子与施公。这是因为,孔子是中国雅文化的最高权威, 而施耐庵则是中国俗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



施耐庵和孔子都生于乱世,一生颠沛流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最终却未能实现。 然而,孔子死后500余年,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他至圣先师的地位。

施耐庵死后512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 从此,施公作为小说大家的地位,日益尊崇。



关于施耐庵生平事迹的研究,热浪迭起。 关于中国长篇小说起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海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争议。

争议的焦点主要在:《 水浒》是不是中国长篇小说开源之作?如果是开源之作,那它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



施耐庵是否《水浒》作者?

在持“《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观点的学者中,就具体作者问题又各有高见,争论热烈。 概括起来,主要有施著说、罗著说、施罗合作说和集体创作说。

施著说,即施耐庵著作说。持此说者,占“元末明初说”的主流。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早期《水浒》刻本署名和明人笔记载录。

罗著说,即罗贯中创作说持此说者,以罗尔纲先生为代表。 他的专论《水浒真义考》和专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反复申述《水浒》作者乃罗贯中而非施耐庵。



他说:“罗贯中为了避祸,就捏造了一个乌有先生施耐庵为著者,而把自己放在‘编次’之列。” 他为考证罗贯中生平花了很大力气,并有若干突破性进展, 但没有举出一条罗贯中捏造施耐庵的证据,哪怕是存疑的证据。

他的“捏造”之说本身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 既然罗贯中为了避祸,不敢称原著,难道放在“编次”之列就可幸免吗?

明、清两朝政府禁《水浒》时,有谁说过着《水浒》治罪,“编次”《水浒》就不治罪?王晓家《水浒作者罗贯中考辨》等文都对罗贯中生平提出自己的见解, 但同样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施耐庵著《水浒》的否证。



施罗合作说,又分施作罗续说、施著罗编说和罗作施改说三种分观点:

1916年钱静方《水浒传考》道:“《水浒》实元季施耐庵先生撰。 罗所编者,特征四寇之水浒耳。”是为施作罗续说。

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的《水浒》百回本的作者题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黄霖说:“施耐庵虽是今知《水浒》作者的‘始祖’, 但他只是将当时流传的《水浒》故事简单地编集连缀成一本而已。”



施耐庵生于元贞二年(1296年),这是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所载录的。 要确定罗贯中的生年,我们可先讨论一下罗贯中一位“忘年交”贾仲明的生年。

贾仲明《书录鬼簿后》署:“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于怡和养素轩。”从永乐二十年(1422年)前推79年为元至正三年(1343年),此即贾仲明之生年。

贾氏《录鬼簿续编》又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从行文语气看,此“忘年交”为罗长贾幼。 一般相差10岁以上可以称“忘年交”。假定罗长于贾13岁,则应生于1330年。因而鲁迅称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1330年—1400年)”较为允当。

即使再前推30年,仍晚于施耐庵。因此,罗作施改之说难以成立。 又明代史料若同时提到施、罗者,皆先施后罗。



如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百回《水浒传》、袁无涯刻本120回《忠义水浒全书》皆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云:“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气传焉。”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皆称罗为施之门人。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已成定论。 我们确定了施、罗长幼关系,便亦可判明《水浒》《三国》孰前孰后了。



集体创作说。这种观点在40、50年代较为盛行。随着《水浒》作者资料的不断发现,学者们已逐渐摒弃这一观点。梁山故事的衍变,自有其发展过程。 但《水浒》这部书结构宏伟,主题专一,语体统一,非有一大手笔总其成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在《水浒》著者多家之说中,只有施耐庵著说最具说服力, 而其成书又早于罗贯中《三国演义》,乃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



施耐庵的家庭背景

在维护施耐庵著作权的学者中 ,对施耐庵为何许人又产生极大分歧。 1919年,曲学大师吴梅提出《水浒》作者施耐庵即《幽闺记》作者施惠,云:

“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在此前后,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李详根据清法部主事魏克三提供的关于兴化氏宗祠和施耐庵墓的文物史料, 指示将施耐庵事迹收录进《兴化县续志》。



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重复论证或论证失当者不少。 面对兴化、大丰提供的30余件文物史料,若抓住其中几件,得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都不难。

难就难在对所有的文物作出合理的、科学地解释。若不作具体分析就宣布文物为伪,那谁也不会信服。 若错用一些伪文物,也很容易“假作真时真亦假”,给人以口实。



施耐庵是如何创作《水浒》的?

根据《施氏族谱》《兴化县续志》《吴王张士诚载纪》等史料,可确定施耐庵在元元贞二年(1296年)生于兴化白驹场一个船民家庭, 在钱塘当过两年地方官,足迹及于山东恽城和苏州、江阴。

元亡后隐居兴化,洪武三年(1370年)卒于淮安,后归葬兴化施家桥。他曾经历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目睹同乡张士诚的兴亡成败。 这也与元人笔记中“武林施某”“钱塘施耐庵”的说法相映证。



此外,兴化又称阳山,周围600余里,面积2430平方里,其中水面达100万亩以上,号称“水泊阳山八百里”, 这让施耐庵从小就熟知水上生活。

山东梁山泊,古名大野泽,《大明舆地志》称其“围三百余里, 即南宋时宋江军所据梁山泊也”。但至元代,水泊已渐干涸。



《大清一统志》称“迨元开会通河,引汶绝济,……遂成平陆”。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均曾提到宋江在此聚义。

同时又浓墨重彩描写了一个“水贼张荣”,说他号为“张敌万”,于建炎四年(1130年,亦即宋江招安后九年)率梁山义军一万余人 ,“自清河而下,满舟皆载粮食,驻于(淮安)鼍潭湖,积茭为城”后被金兵打败。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九写张荣等在鼍潭湖之败后转战到了兴化,又大胜金兵, 云:“遂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陷淖者不可胜计。”

《扬州府志》《泰州志》亦有相关记载。嘉靖《兴化县志》“张荣”“得胜湖”“四义楼”等条有更详尽记载。

兴化人为纪念张荣、贾虎、孟威、郑渥等梁山义士,在兴化城之东、得胜湖之西建了一座四义楼,连年香火不断,直至清道光年间落圮, 由郑板桥之侄孙、广 东鲁山知县郑銮将四义士牌位移至城西岳王庙 中。



梁山英雄的故事,在宋元话本、杂剧中又有另一个系统在衍变。《醉翁谈录》《大宋宣和遗事》 有不少章节描叙宋江、晁盖、杨志、鲁智深 的故事。

大约从元代中叶起(施耐庵二三十岁后),元杂剧的中心由大都迁至杭州。 杂剧的一个重要题材,即水浒戏。

今所见者,有《黑旋风双献功》《梁山泊李逵负荆》《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五虎大劫牢》《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



还有《一丈青闹元宵》等数十种原本已佚,但仍见于元、明人著录,可见中国俗文学的自身发展,到元末明初已要求把这些片段故事连贯起来。 无怪乎胡应麟称施耐庵在杭州“润饰成此编”。

以上我用粗笔勾勒了施耐庵生平、梁山英雄归宿、水浒故事衍变三条线索,拟将另文展开论述。 三条线索各自沿自身的规律在发展,到元末明初碰撞在一起,有了一个交叉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历史成全施耐庵创作了不朽巨著《水浒传》。是为“三线交合论”,愿得到行家指教。



《水浒》产生于苏北,《三国演义》由《水浒》作者的学生写成。 本世纪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多数明清经典小说皆与苏北有关。

《金瓶梅》作者虽未有定论,但人们都已把眼光投向徐州。《封神演义》的作者为兴化陆西星作,自张政娘提出,胡适首肯,柳存仁论证后,至今未见反证。 淮安出土吴承恩头盖骨,揭开《西游》作者之谜。

当《淮阴师专学报》发表文章研究《西游》的淮安方言时, 章培恒先生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举出大量吴方言,从而提出否证。



结语

如果眼光再放宽一点,还可发现,清代若干小说也与苏北密不可分。

例如《红楼梦》发源于扬州,《儒林外史》完成于扬州。《 聊斋志异》虽产生在山东,但首次刊刻它的功臣之一乃是“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

对苏北地区出现如此巨大的明清作家群现象,难道不可引起我们做系统深入探讨吗?研究下去, 不仅可解决若干重大学术问题,还可带来苏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巨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