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易书生

“结义兄弟”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里，算是最为核心的亮点，在近现代的武侠小说中，也占据着灵魂的位置，甚至于没有了“结义兄弟”，江湖难称江湖；江湖少了“结义兄弟”，侠义就显得清淡无味。近日读史，感觉近代史上，不管是军阀还是一些政治人物，“结义兄弟”实际上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关系，甚至影响到诸多的政治进程、军事事件，对此，著述古代史的时候，会有所注意，但在表述近现代人物的时候，出于某种思想的影响，往往觉得不足为道，或上不得台面，忽略不记，或有意回避，导致一些事件发生发展的前后因果，缺少内在的逻辑和人性的深度。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人，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性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时间和事件的勾连所能解释得通的。

譬如，以孙蔚如将军的人生为例。孙蔚如生于陕西长安县豁口村（今灞桥豁口）一个半耕半读之家。1917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任连长。1922年，转入杨虎城部任副营长、营长并与杨虎城结义兄弟。曾参加北伐战争、蒋冯阎战争等，由营长递升至师长。豫东会战之后，代杨虎城主持军务，拒绝镇压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并将暴露的革命者护送出境。中原大战时兼任南阳守备司令，后任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入甘肃平乱，任甘肃宣慰使主持军民两政。1932年，任第38军军长，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入陕南围攻红四方面军，按杨虎城授意与红军联络签订了“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汉中密约》，馈赠军用物资并为红军对外联系和物资交流提供便利。中央红军进驻陕北，曾委托中共地下党员给毛泽东主席转达联共抗日的主张。1936年，被授为陆军中将。西安事变时，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抗绥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逼蒋联共抗日主张。1937年1月，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此后多年，屡直谏蒋介石释放杨虎城将军无果。七七卢沟桥抗战全面爆发后，率部开赴前线，历任第31军团军团长、第4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先后指挥所部在保定、娘子关、忻口、郑州、豫西等地作战，重创日军。其中，坚守中条山两年余，粉碎日军十余次扫荡。曾策应了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所部容纳共产党人开展工作。日本投降后，任武汉地区受降主官。1946年春，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后又调任战略顾问委员，曾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1949年春，拒赴台湾而潜居上海，授意旧部相机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孙将军的一生不难看出，自从1922年转入杨虎城部开始，他的人生命运就与杨虎城及其所部血肉相连，更多的时候，也担当着杨虎城“影子”的身份，既是“铁杆”追随者，亦是忠实代言人。对此现象，更多的解释都会显得苍白且又难以信服，唯两者“结义兄弟”的关系才是最好的诠释。

与此相同的，与杨虎城、孙蔚如同时结义的，还有冯钦哉，则是另一种面孔。

冯钦哉先于孙蔚如结识并结拜，待三人结义的时候，冯钦哉为大哥，杨虎城行二，孙蔚如为三弟。对于冯、孙二人，杨虎城有个评价，冯钦哉能冲，孙蔚如能蹲，应该说杨虎城识人还是比较准的，冯、孙二人在作战中表现的特点正是如此，但是，与孙蔚如不同，西安事变，杨虎城打电话告诉冯钦哉，张学良副司令已下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冯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犯西安。本应该与杨虎城站在一起的冯钦哉，不但拒绝执行杨虎城的命令，还质问杨虎城：“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就让我派兵去战潼关”？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继而发布通电声明第42师及他本人未参加西安事变，将西安事变视之为“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向南京方面表示“当即勉效前驱”。由于他坚决反对杨、张，打乱了杨虎城的军事部署，深得蒋介石赞赏和信任。杨虎城被蒋介石拿下之后，冯钦哉及其部队脱离杨虎城的西北军，自立门户。这“把兄弟”当的，着实让人开眼界。

与冯钦哉这位“盟兄”相比，杨虎城还有一位拜把子大哥，却让人心生敬意。

杨虎城少年的时候，在一个饭馆当堂倌，就曾与伙友孙荷伯及乡友孙福全、孙书友、孙友儿等结为把兄弟，虽然不清楚这些兄弟在他组织打富济贫的中秋会里占据多大分量，但是有一点却很清楚，他为应对其他势力追杀，带领中秋会骨干投奔的当地哥老会首领李子高，也是他的结拜兄弟，不仅撮合孙镇区长孙梅臣委任杨虎城为东乡民团总团长，而且，自己甘愿做杨虎城的副手。杨虎城的东乡民团被改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李子高担任连长，也是在李子高这位盟兄的支持下，杨虎城率部脱离遭受排挤的第三混成旅，加入了靖国军，杨虎城任靖国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李子高仍当连长。此后，杨虎城仍担任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支队司令，李子高、冯钦哉、孙蔚如等分别担任营长；杨虎城担任第七军军长兼第17师师长，李子高担任杨虎城的副手。可以说，杨虎城从拉起队伍开始，李子高就伴随在杨虎城的身边，出谋划策，支撑后台，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杨虎城率领所部于中原战场作战时，留守陕西的李子高因病去世。两人之谊，与孙蔚如几乎相当，且更多些智囊的性质。曾有人为此惋惜，如果李子高不是那么早的去世，西安事变或许是另外一种样子，至少，事变之后的17路军也不至于立即被分化。

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还有西安事变主要发起者和促成者赵寿山，西安事变中负责到各方协调工作的南汉宸。2019年，曾看到媒体报道，蒲城县一位地方史爱好者收得一份杨虎城“拜把子”《金兰同契》，从展示的图片看，与杨虎城拜把子的是韩寅生、孙辅丞，落款时间为民国六年四月，两人虽不见于史料，却是难得一见的《金兰同契》实物，殊为难得。

清末、民国，人与人之间通过“义结金兰”形成患难与共的盟友，是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对此，电影《投名状》算是一种艺术的表现，深刻入骨的揭示。

与杨虎城同时代的人物，大多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譬如，蒋介石“拜把子兄弟”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而且人数也很多，有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经杨庶堪推荐与孙中山往来的陈其美；蒋介石得以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搭桥人周淡游；为蒋介石背负了一世骂名、也是重要智囊黄郛；交换兰谱、换帖要“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回头就中原大战的冯玉祥；蒋介石由商转政伊始提供大量资金借贷支持、发达之后决裂的张静江；被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夺取军权、开始拓宽军事版图的许崇智；以及戴季陶、张群、李宗仁、张学良、王恩溥、何禄山等等。看这些人与蒋介石的交往以及人生归宿，不由得感叹那句话“兄弟，就是用来坑的。”

稍微老一辈的“东北王”张作霖，在这方面也是很有名的。我所知道的张作霖比较大规模的结义仪式就有两次，一次是1910年，张作霖携手在剿灭陶克陶胡的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七位干将：马龙谭、吴俊升、冯德麟、汤玉麟、张景惠、孙烈臣、张作相，在洮南关帝庙义结金兰，按照年龄，张作霖行七。另一次是1927年，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在潘复家的家庙，再与七人、合计十二人义结金兰，依次分别是：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霖、高维岳、张作相、潘复、张宗昌、孙传芳、杨宇霆、韩麟春、褚玉璞。仅从这些人物看，张作霖能够成就一番霸业，成为一世之枭雄，离不开一帮兄弟的支持和帮衬，过去叫“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称之为“团队”，一种或真或假接近甚至超越血缘关系的“团队”。

2022-8-11读史随札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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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昱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