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宁波的考古工作也有了极大收获。三十五年以来，在9397平方公里区域内发现了2511处文物，其中古代人类居住的遗址48处、葬地150处，生产陶瓷的古窑场136处，以及海运码头等等遗迹和遗址。出土了一批上至七千年历史的文物。它为我们重新认识宁波的历史和进一步研究这个古老的港口城市，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从此也揭开了宁波古代历史的新篇章。现就宁波35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择要叙述如下：

宁波先民创造的“河姆渡文化”

宁波市市郊的“河姆渡遗址”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公认为长江以南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址。它的破土而出，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又增添了一颗明珠。在50年代至80年代宁波市区域内所调查发现的40多处遗址，从它的文化内函看，都属于“河姆渡文化”这个体系。这些原始社会村落遗址遍及余姚、慈溪、鄞县等县及市郊，在市中心的海曙区也有发现。在这批村落遗址中具有一定规模的有江北区妙山乡八字桥，五星妙山遗址；余姚的龙山乡西岙朱山、翁家山遗址，罗江乡河姆渡下庄、荣家汇头遗址；慈溪县龙南乡童家岙遗址；鄞县茅山乡董家跳、蜃蛟乡芦家桥遗址等等。文化层的包涵物都比较丰富。论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最为典型的当推河姆渡遗址了，已为国内外闻名。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6月罗江乡农民挖翻水站发现的。1973年11月4日至1974年1月10日，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原始村落揭露的面积为630平方米，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属于人类制的文化遗物有石、骨、木、陶各种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总数达1600多件。这里重点叙述一下第四文化层(遗物经过碳十四测定年代分别为6725年正负140年和6960年正负100年)这一时期先民创造的文化。
1、石器(附玉饰) 石器数不多，磨制不精，种类单纯。质地硬，呈黑色，多采用辉绿岩和矽质泥岩。
石质生产工具，只有斧、凿和磨石，似无专业化分工迹象。其中石斧占到生产工具总数的80％。装饰品用玉和莹石制成，器形有璜、玦、管、珠、饼、丸和“蝶形器”等。
2、骨器(附角、牙器) 骨器是这一时代主要的文化，生产工具有耜、镞、哨、凿、锥、针、管状针、匕等。占骨器总数的94％。考察这些骨质生产工具，其中耜是河姆渡先民农业生产中具有典型性的器物之一。这在全国所有原始社会遗址中所未见。这类农业生产工具大部分采用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渔猎的骨镞的数量最多达三百三十件，骨哨也不少。纺织缝纫用的针器长短和直径不一，孔径小的不到0.1厘米。纺织用的纬刀(匕)制作光洁，其中一件仅存柄部，正面雕刻两组双头凤纹，生动精致。装饰品形式多样，计有笄、管、坠、珠、牙饰等。
3、木器 木器的数量多、品种丰富、型式多样，加工精巧，保存完好。这是全国所有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罕见的。它为研究宁波先民的生产水平提供了新颖的实物例证。这批木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不是独立使用的，而是作为部件装配在多构件的复合工具上使用的。生产工具有铲、矛、匕、纺轮、木槌状器、器柄、棒等等。还有“蝶形器”、木筒、木饼、垂球形器，其中木筒有七件，形似一段中空的毛竹筒，系用整段木材加工制成，内外都锉磨得十分光洁。内壁凿一周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缠绕篦藤，器形美观，金黄闪光，绚丽夺目。
4、陶器 陶器具有鲜明特征的是质地为单一的“夹灰黑陶”，也是我国已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中所独有。所谓“夹灰黑陶”，就是陶胎制作时在陶土中羼和大量禾本科的茎、叶、谷壳等有机物质，由于火候低，又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成，呈黑(灰黑)色。在这类陶器中除器表打磨光亮外，往往有比较繁密的装饰。拍印绳纹特多。刻划花纹主要是动植物形象的摹写，蜥蜴堆塑动物纹造型生动。尤值得注意的是绘有咖啡色及黑褐色的变体的动植物花纹，色彩浓厚有光泽的彩绘罐。它的风格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彩陶纹样相似，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生产工具仅纺轮一类。大量的系生活用具。主要器皿有釜、罐、钵、盘、盆、器盖、支座等八类，还有少量的碗、杯、盂等。多平底和圆底，无三足器。数量以釜、罐最多，钵、盘次之。装饰品有陶塑的猪，腹部下垂，作奔突状，形象逼真。陶羊昂首匍匐。还有小杯、埙、珠、饼等玩具。
第四文化层发现了大批木结构的建筑遗迹，出土的木构件总数在千件以上，主要是经过先民们加工过的长圆木、桩木和木板。从出土木构件和加工痕迹表明，宁波先民当时主要伐木工具是石斧。制作卯榫构件也很发达。这时梁、柱卯榫以及受拉、受压不同构件之间的卯榫，已经截然不同，而且都符合它的受力情况，甚至和后世所见的基本相同，只是加工较粗而已。尤其是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此时对木结构已有相当丰富经验。
1977年10月8日开始至翌年1月28日，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期发掘。这次发掘，东西长60米，南北宽40米，发掘面积为2400平方米。国家文物局拨款30万元，资助了这一次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发现原始社会墓葬27座，灰坑20个，还有大批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出土4700多件文物。其中陶器1460多件，骨器2270余件，石(玉)器650多件，木器27O件左右。与第一次出土物加起来达到了6300多件。
从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桩、柱、地龙骨和各种加工木板中，又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木构件。如燕尾榫、刻花木板等。
从    第一、二次发掘出世上罕见的木构遗迹可以看出：宁波先民第一阶段住舍是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主要由地龙骨、横木和竖桩组成，还有竖板和横板。有的采用卯榫和企口板加工。竖桩有的还用大叉手。地龙骨长者在25步以上。这类建筑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龙骨)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构成高于地面的“干栏式”的房屋。这类房屋与今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地区侗族人的住房相似。
第二阶段是栽柱打桩式的地面建筑。这类栽柱式的柱下用木板作基础。柱有方形、半圆形和扁形等种。推究其营造工艺，是先挖好柱洞，而后放入木垫板(即后来柱础的前身)，再放进柱子。栽柱式建筑构件，是直接打入地基的。
第三阶段的栽柱式地面建筑，比第二阶段改进了。一般先挖好柱洞，而后放进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层层填实加固，成为“钢盔”状柱础，于其上立木柱。这就是最古老的有柱础的地面建筑了。
生活用具中引人注目的第四文化层中发现了木杵，杵长92厘米，杵头直径8.3厘米，柄径5厘米，断面呈圆形。是谷物加工工具。第三文化层出土一只木质、椭圆瓜棱状的漆碗。碗外壁涂有一层朱红色涂料。经鉴定，这种涂料“经裂解后，涂氧化钠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这说明六千多年前宁波先民已能制作漆器了。匙是用骨制成的，通体磨光，柄端穿有小圆孔。烧饭的灶，有一件是夹砂红陶制成的，有火门，灶火堂象深大盆，外壁对称位置按有环形大耳，内有三个粗大的支钉，其上当是放釜，其下烧柴火。这种造型美观的古灶，在全国还是第一件。在一个陶罐耳中，穿着三股植物纤维组成的绳子，这表明它是用来提水的。
生产工具中新发现一批工具和复合工具的配件，这不但明确了先民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的方法，而且使某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得到了澄清。象一件骨耜，出土时在横穿方孔部位还有十多圈藤条紧缚木柄的末端。这证实了骨耜的横穿孔是用来穿绳缚柄的。因此，纠正了过去学者都认为用来按脚踏横木的说法。角锛、斧柄，成曲尺形，都用鹿角的分叉处制成。长叉作柄，短叉用作安装石石、石斧；木质斧柄也利用树枝的分叉制成。长叉作柄；短叉粗壮，末端加工成卯榫，以利绑斧。这些出土物不但捆绑痕迹明显，而且使人们看到了宁波先民当时利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制作当时的生产工具的全貌。
更有意义的是出土了木卷布棍，小圆木棒两端削成四方形状，在同一水平方向，削有斜向缺口。骨机刀横断面呈月牙形。一端穿有两个小圆孔，磨制光滑。木径轴作齿状，是固定经纱的工具。编织纹的骨匕，上阴刻编织图案，牙雕小盅的外壁雕刻着编织纹和二条蚕纹图案。这一组纺织工具和反映纺织器物的新发现，对原始的纺织手工业又补充了新的实物资料。
在遗址中还出土了六枝木桨，柄部与桨叶采用同块木料制成，与现在使用的木桨形状没有多少差别，做工细致。出土的一枝在柄下端与桨叶的吻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相同图案。再从发现的独木残舟和陶船(模型)证明，有桨必有船。船已是宁波先民水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了。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在第一期发掘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发掘又出土了一批为第一期所未见的，丰富多彩的原始艺术珍品。现择优介绍如下：
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该器中心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边雕刻有似烈焰光芒，两侧雕有昂首相望的双鸟，形态逼真。
鸟形象牙圆雕，形如牙匕。正面微凸，雕刻弦纹和斜线纹。一端作鸟头，喙弯曲。一端作长尾，中间饰翅膀。侧视这一牙雕，是似鹰一类的猛禽。这类精致的牙雕，已显示了先民们的技艺。
猪纹方钵。钵外壁两侧各刻一只猪纹，长嘴、高腿、腹稍下垂，形象毕肖，当是驯养的家猪。
五叶纹陶块。形似马鞍，上刻阴纹五叶组成的栽培植物。五叶中一叶居中直立向上，另外四叶分两侧互相对称，粗壮有力，生意盎然。
稻穗纹盆。外壁刻对称稻穗和猪的图象。
莲瓣器盖。盖面刻莲瓣图案一周。
圆雕木鱼。周身阴刻大小不等的圆窝纹。
陶塑鱼。睁眼，张嘴，大头，腹下塑两鳍，身刻圆圈纹。
陶塑人头象。颧骨突出，额前突，张嘴，尖下巴。
猪形器盖钮。嘴朝上，竖耳，作趴卧状。
浮雕双飞燕器盖。盖顶堆剔有展翅飞翔的双燕。
上述艺术品反映农业与畜牧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反映了狩猎与捕捞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河姆渡的“公共食堂”里，还保留着橡子、酸枣、夜开花、菱角等食品。尤其是“仓库”地板下堆积着厚达20—50厘米的稻谷，这些谷子和稻秆子露土时，粒粒色泽金黄，秆子挺硬，这是典型的籼稻稻谷。它是世界种植史上人工培育籼稻的发源地之一。
“公共食堂”的灰坑里，有大量的虎、熊、猴、麂、猪、羊、牛以及象、犀牛等四十多种禽兽遗骸，这说明当时经济生活中狩猎捕捞所占的重要位置。七千年前这些动物生长和生活环境，展示那时宁波的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沛，灌木丛生，一片湖泊沼泽。淡水鱼东西浮游；雁、鸭、鹤群涉足于岸边；獐子、四不象出没于芦苇之间； 梅花鹿、水鹿、麂栖息于山地和林间灌木丛中；那些灵活顽皮的猕猴、红面猴一群群的在山地和树上蹦跳；亚洲象、犀牛、老虎则生活在密林深处，偶尔出没，声震山村，威胁群兽；在丘陵和沼泽交接的地带，水獭、獾、豪猪杂居其间……可以揣想今日风光明媚的宁波平原，当年竟是百兽竞技的荒野。
这个破土而出的“河姆渡文化”，发掘的仅是村落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出土的文物已达六千多件，一件件记录七千年以前的先民们与大自然斗争史的点滴。过去凡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中原的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河姆渡文化”的发现，用它古老的文化，宣告了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三江”之上的商汉古冢

古越文化，指古代越民族的文化。宁波则是越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文献上记载的越民族生产、生活和上层建筑不多，而宁波四周商、周、汉时代古越冢的发现、发掘，具体生动地揭示了生活在宁波的祖先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辽阔的宁波平原上，聚族大大超越原始社会时代。从慈城小东门、鄞县钱岙居民点和妙山八字桥、鄞县百梁桥、江北区乍山陈山渡商代土坑墓中出土的鸭形壶、云雷纹罐等等一批精美的珍品，就是最好的实物例证。周代居民点远超前代，大多集中在港湾四周。江北乌龟山、慈城、乍山等处都有周代葬地。就目前发现，最为密集的，还是与江北区云湖乡一山之隔的慈溪东安。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常春，小山坡顶上分布的周代墓葬更是集中。据不完全的考古调查，仅慈溪一地就有88座土墩墓。洪家村青山上西周中晚期的土墩墓，南北长17—18米，东西宽12米，高1.1米，呈椭圆形，均用石英砂堆积起来。大墓揭开后，内有四个墓葬。其中一个墓有围墙，一个墓坑用石头砌筑。随葬品有原始青瓷豆、盘，上施旋纹、篦纹、印纹陶罐等。
东周时代在宁波古港湾四周村落已星罗棋布，葬地更是集中。目前发现的主要分布在鄞县山西、横溪、上水、甲村，宁波市郊洪塘、妙山以及宁波南火车站的祖关山。在古墓葬中出土了青铜编钟、削、钵、钺外，尤其是施有黄釉的原始瓷碗、盘、盅、鼎、钟，更为普遍，伴出的还有大量的印纹陶罐、坛等。艺术装饰上盛行拍印的米格纹、方格纹、回字纹、窗格纹、～纹、圈点纹、人字纹、曲折纹、麻布纹等等几何印纹。这一带大多是土坑墓。那个时代，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死后，筑造石室墓。这批石室墓构筑规整，规模很大，所使用的石料都是人工开采的。大的盖顶石重达五千多斤。
在慈溪黄婆山、王岗山、横山、赵家山、青山、羊埠墩等地的石室墓开挖中，出土了成批随葬品。原始瓷有罐、坛、碗、盅。陶制的有羊角器(可能表示财产多少)、陶璧(上施旋纹、方格纹、连珠纹)、甑、纺轮、权、罐、盆、钵、鼎、盘，还有玉璧等等。
从周代土墩墓、石室墓考古揭示了：
(1)宁波这个古老的滨海地区，早在西周时代，聚族村落已有一定的规模，葬地的集中就说明了人口渐渐向平原发展这一事实。而且制陶手工业相当发达，已创造了原始瓷器，它是越窑青瓷的鼻祖。反映在陶瓷上的装饰艺术更是丰富多彩，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这类原始瓷生产十分广泛，居民点与居民点之间关系也十分密切。
(2)土墩墓顾名思义象一个土墩；而石室墓也往往堆满封土，也是土墩。它们一般都筑于山顶附近者为多，象一个明显的土包包。这类土墩在江苏镇江地区，浙江的长兴、吴兴、衢州、东阳，我们宁波的鄞县、慈溪以及绍兴等地都有。而且从五十年代起，江苏吴县发现此种墓葬形制后，直到如今，多数同志，特别是江苏的同志认为是吴越在战争时候的烽火墩，有的同志认为是灶基(绍兴有许多古地名称，如上灶、下灶……)、石构建筑、战堡、藏兵洞等等。从我们考古清理较完整的一批土墩情况看出，不仅有墓道(有的墓呈凸字形，有的墓成刀字形，长方形的一侧即墓道)，长者达4米，而且有墓的封门，有的甚至有三道封门，用重达2—3千斤的大石封住墓门。在墓室的外围为了防止封土流失，还建筑了1—3道的围墙。这些情况都表明它们是墓葬。
解放以来宁波近郊和邻近地区大批古代墓葬群的发现，说明当时人口的繁殖和居住的集中。近郊葬地规模大的，主要在江北地区的有乌龟山；江东地区的有道士堰、周宿渡；南郊地区的有大禹王庙、祖关山；西郊地区的有周家边、湾头等等。这些葬地似一个小山土堡，范围大的有几里方圆。出土的陶器数以百计，其它文物也花色繁多。南郊火车站外的南郊苗圃，就是当时一个特大的葬地，称“祖关山”。也正因为它的地下埋葬了许许多多古墓，早在1961年已列为宁波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祖关山于1956年宁波建造南火车站时，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这一带工程范围内共挖了从战国到明代的古墓葬128座。其中如汉时董黯(孝子)之墓，全长8米零，水沟长达7米以上，是一座砖结构的拱顶地下宫殿，宏伟壮观。
除了董黯大墓外，还有东汉时的木墩墓，也相当讲究。这个地下博物馆所揭露的面积并不大，而陈设在地下的古文物有1124件，年代最早的是战国陶豆(即现在的高足盘)、烧煮食物的鼎；西汉的陶壶、罐、敦实用器，都施了釉，呈米黄色，光亮如脂。逗人喜爱的是成组的青铜器，如洗、灯、釜、甑、鐎斗、酒钟、镜和虎子(即便壶)。其中卧虎形、宣筒口、上置提梁的虎子，造型别具一格，是比较难得的，在国内所发掘的文物里，还属罕见。酒钟是饮酒的器皿；鐎斗也叫刁斗，是古代军营中炊煮的器具；还有铜铸秦半两和汉五铢古钱币一批。
出土的陶器，主要的有壶、耳杯、谷仓、灶等等，品种丰富，数量甚多。有铁制的釜(锅)、刀、剑、匕首等。使人感兴趣的还有东汉时期的漆器。漆耳杯，上面绘着非常文雅、生动的花鸟。风格与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漆器，有某些相似之处；在耳杯内底书“宜酒”二字。这对我们了解耳杯的用途，是一个可靠的资料。古人所谓的“羽觞”，当是这种器物。装饰品中多见的是在祖关山这座文化宝库中用琥珀制作的，形似鼓，中间空可穿绳；还有玛瑙、琉璃和玉制品以及麻织物、丝织品等。
古鄞城院白杜南岙蟹山大汉墓群中，在1978年发掘的东汉熹平四年(175年)五月的砖室墓，为目前最大的一座砖结构建筑。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前室设有甬道；中室有过道厅堂；后室又分东西两间。墓全长为13.86米，墓门墙宽2.44米，前室、中室宽各为2.20米，后室宽2.88米。是一座长方形的券顶砖室墓。拱顶用钱纹和羽毛纹组合的纹砖砌筑，规范统一，整洁清晰。这些砖制成斧形、楔形。看到拱券，使人联想到汉代砌筑的拱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汉代采用拱式结构的坟墓，拱砖有并列和纵列之分，砌法精巧。在宁波四周发现的坟墓中大量应用此种砌筑法。这反映了宁波人民的建拱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应用到建桥工程上。
墓底除了安置钱币、金银器外，还有墓主人使用的船形灶，存放食物的五联罐。罐上堆塑着人物和鸟兽，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四周施有镂孔的放薰料的薰炉、椭圆形的耳杯，都很别致。贮水的罐，上面堆了对称的乳钉和绳纹，这显然是现实生活中系绳象征。这一组精巧的青瓷制品，胎质细腻，呈灰白色，施青釉，釉面光润，丰厚匀称。前室发现了一块青灰色砖质的长25、宽9.2、厚3.2厘米的买地券。上面阴刻隶书四行，能辨认的有“熹平四年六月……一直二万……西……人……”十二字。这使人们可以辨认此墓的建造年代和青瓷的烧制年代，为判断宁波古代烧制青瓷成熟的年代、工艺水平是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从此墓所采用大小不同跨度拱及双层铺砖等建筑方法，结构复杂，砌法讲究，与祖关山汉董黯墓一样显示了墓主人一定的政治地位。
在高钱村钱大山、姜郎村凤凰山、馒头山等几处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仅仅十五座汉墓，出土器物有陶瓷器皿、铁制兵器、铜镜铜釜、玛瑙耳坠，全套化妆用品及银指环等共一百多件。钱大山东汉墓中出土的成套化妆用品，有照面的神兽铜镜、画眉用的黛砚、磨研石(炭晶棒组成)。这不仅是我省首次出土，而且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五粒玲珑剔透的耳坠, 由玛瑙制成，表面非常光洁，其中一枚两头磨成圆角形，色彩鲜艳，小巧精致。更使人感新奇的是一串琉璃珠，其中一枚形似耳坠，蓝色透明，造型美观。从墓地密集情况看，可推测当时居民点范围较大，人口比较集中。而从出土的大量陶器、瓷器和铜器等高级生活用具看，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的分工。
志书上记载，浙东一带在六朝以前，还处于刀耕火种,地广人稀的落后状态。但从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看,地处东海之滨的宁波，远在汉代时，农业、手工业等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规模。而汉代砖室墓从发现的数量看占多数。从这些古墓中出土物的来源看，宁波古地没有生产铜的矿产和发现过冶炼的遗址；也没有出产水晶、玛瑙、琉璃之地。那么这些高级贵重的器物究竟来自何地呢?这就要联系到浙东开发时间上的先后。绍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越国的都城，成为当时的通都大邑，农业和冶炼业开始兴盛，冶炼家欧冶子和干将、莫邪的传说，以及各地出土极其精致的“越王剑”，正反映了当时越国的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后来的制镜业, 在全国著称，广为流传。这在我国古代工艺发展史上, 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出土的汉代青铜器物，大多当来自绍兴。
汉墓中出土的水晶、玛瑙、琥珀、琉璃等饰件，经考证当然是从外地输入的。有的装饰品与广东汉墓中出土物一致。琉璃制品据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蒋赞初副教授鉴定，认为这类琉璃，是从海外输入的。这一发现，说明我们宁波早在汉代已有对外通商贸易。而商品交换的渠道是十分广阔的。所以说，宁波古港在汉代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了。而且随着交通贸易的发展，已成为“市”的活动中心，这个活动中心为后来的港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举世闻名的越窑青瓷

瓷器是自古以来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产品之一；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它是和丝绢占着同样的重要地位。但它不象丝织品那样易于腐朽，所以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保存下来唐、宋时代的这些文物，特别是著名的宁波唐“越窑”青瓷，可说自在唐代即以新兴的商品列入国际市场而远销世界各地。
瓷器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一提到青瓷，人们就会联想起浙江的越窑，因为它是中国最早陶瓷业的发源地，是中国瓷器的先驱，所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故有“瓷国”之称。
根据考古资料证明，越瓷的生产年代，从最近上虞县城南的樟塘乡发现长5.3米、最宽1.2米的两座商代龙窑，和长3.07米、最宽2.2米的一座西周马蹄形窑看，它们相距40米，窑旁分别堆有瓷土，用瓷土制成的印纹硬陶的商代龙窑世所罕见，当是越窑瓷业的鼻祖。随着焙烧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工艺水平的改进，到了汉代，特别是中晚期(即公元25—220年)宁波市的郭塘岙、鸡步山、鸡岙，鄞县的玉缸山、谷童岙、老鼠山，慈溪县上林湖、周家岙、桃园山、黄婆岙，以及余桃等地，设置窑场，能焙烧釉色青翠或青黄，造型端正的各类青瓷制品。目前，宁波市、鄞县、慈溪县保存的青瓷钟，釉色均而光亮；口似盘、腹鼓，假圈足，造型大方美观。青瓷罐，釉色青而润；直口，鼓腹，平底，造型浑厚稳重。还有青瓷虎子，釉色青黄，双目圆睁，眼毛直竖，四足作伏状，形象逼真。这些均可称为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代表作品。它们反映了越窑青瓷不论在原料选择、制作工艺、施釉技术、艺术装饰等方面，为人类的制瓷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窑场的存在，说明宁波是我国最早烧造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越窑过去一般都指越州(今绍兴)而言。通过对古窑的一系列考古调查，真正的越窑的中心产地是在宁波的慈溪上林湖窑系。到目前为止绍兴并未发现唐代的窑址；五代的窑址也只是寥寥一二。而上虞虽有唐、五代的窑址，但其产品的釉色、胎质等等远不如宁波地区的唐代古窑产品。窑址数量仅慈溪一地有102处；而唐、五代、北宋占80％以上。世界各地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越窑器物，从造型、釉子、纹饰查对窑口后，大多是上林湖和东钱湖的产品。这一点国外古陶瓷研究学者也是一致承认的。古窑中属于晚唐、五代、北宋的约占四分之一以上！而产品与世界各地唐、五代、北宋海港遗址中出土的越窑产品完全一致。1973年底到1975年间，市文管会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部门，在和义路唐代遗址和唐代的海运码头一带出土了一批九世纪中末的青瓷器。这些瓷器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质量之精，都是我国考古工作中前所未有的。全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同志指出：“浙江宁波出土了七百多件唐代瓷器，其中越窑产品最多，长沙窑产品次之。三十年来唐代越窑产品只有零星出土，大量出土还是属首次。这批越窑产品不仅数量多，器物造型也丰富多样，仅注子(壶)一类即有数十件之多，形式也多种多样。出土瓷器中带有‘大中二年’铭文的，与越窑瓷器出于同一地层之中，使我们认识到九世纪中期越窑瓷器的烧造水平。”
和义路遗址在余姚江的南畔，这一带系古城墙墙址和海运码头附近，新中国成立前拆改为马路。这次出土的青瓷是在唐代城墙基础之下，深埋于地下四米左右的文化层中。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木器、漆器、骨器、钱币和木船等文物。这批被埋了一千多年的唐代文物，今天得以很好的收集和保存，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一大收获。
这次出土的青瓷，品种十分丰富，不仅有壶、碗、盘、罐、钵、罂、盆、杯、灯盏等生活用瓷，而且还有脉枕、座狮等医疗用具和陈设瓷。这批越窑青瓷器，坯泥陶炼十分精细，质地细腻坚密。釉层晶莹滋润，有的色泽青翠，釉光闪亮；有的呈现或淡或浓的黄色，釉面光亮如脂；有的釉质浑厚，给人以“玉”的感觉。无怪乎千年前人们喜爱异常，誉为“千峰翠色”，称曰“似冰”、“如玉”了。就其造型而论，其中如带托茶碗，釉色青翠，托器口沿卷曲，宛如荷叶；盏作成荷花状，颇为灵巧，造型生动。还有青瓷壶，口似喇叭，腹作瓜棱状，流畅柔和的廓线，配以棱角挺拔的壶嘴，形态优美，刚柔得体。壶有的覆盖，有的添耳，大大小小，式样不一，无疑是唐代理想的茶具和酒器。此外，如器身呈椭圆海棠花形的海棠杯，线条粗壮有力的划花委角盘和仿制金银器上花纹的各式各样的盒等等，也都优雅别致。到五代北宋期间，宁波(明州)被列为全国对外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为了外贸的需要，除上林湖、杜湖、白洋湖等地烧制外，又在鄞县建窑大量烧制，其产品质量超过上虞等地的官窑宁波(港)位于东海之滨，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根据文献记载，唐宋以来，从宁波(明州)等港运往国外的越窑青瓷数量很大，销售地区甚广。当时越窑青瓷外销的路线主要是海运。陆路由新疆、中亚细亚以至波斯当然也有可能；但从目前发现的大量考古材料证实，主要是海上的运销。这条“瓷器之路”，就越窑的输出来看，自唐、宋以来，宁波(明州)运销的大多由宁波出发，路经温州、泉川、广州，并由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以至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及巴勒斯坦和非洲的埃及。与北邻朝鲜和一衣带水的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往来，那就更为频繁了。到了宋代，那时瓷器的海运路线仍沿唐朝的旧路，销行的国家，据记载有：“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流亭、丹流眉并通贸易。以金银、瓷器……等物。”这时瓷器还运销到印度西岸的南毗国和最远的非洲桑西巴等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中说：“从唐宋以来中国瓷器运到非洲是很多很多”，“早到晚唐和五代”，“大部分是越窑。”从考古发现的越窑青瓷证明，当时从明州运销的国家和地区有朝鲜、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伊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苏丹、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地区中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的器物与宁波出土的遗物完全相同。一千多年前宁波人精心制造的越窑青瓷，不但在国内，而且远涉重洋,开拓的“瓷器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友好象征。通过这条“瓷器之路”，不但从唐宋时代开始传授了越窑烧制的工艺技术，而且对促进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将与“丝绸之路”一样载入史册。宁波出土的唐代精美的越窑青瓷，其中一部分已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国文物展览，去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展出，并得到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欢迎和支持。

唐宋明州的海运交通史迹

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古老的港口城市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按《四明六志》云，明州(宁波)在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于现中山公园至鼓楼一带建造子城，设州一级治所。随着唐王朝对日本等国的开放，促进了明州城市交通贸易的繁荣与发达。到两宋时期巳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港之一。历朝遗迹和遗物保存在地面上的屈指可数，但大部被埋藏在地下，只有通过新兴的考古学来认识过去。
解放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市文管会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部门，开展了调查与科学发掘。从南门机械厂、和义路邮电局、商业局、甬江印刷厂、劳动路(现孝闻街)、鼓楼、力车厂、东门口、交邮大楼、东渡路、浩河、永宁桥等工地的考古材料表明：唐代明州(宁波)的城池呈梨头形，现存的环城马路位置，基本上接近唐代罗城的布局。但是，唐代的城垣建筑、城门设置、城门构造等等，这在史书上都没有记述。七十年代发掘出的唐东渡门、渔浦门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明州城的真面目。尤其是甬江印刷厂工地新发现的城墙、城门遗址，和其它地段城基的发现，为唐、五代的明州城勾划出一个轮廓。由于宁波地处滨海江河地段，属于冲击平原，地表松软，所以当时建城时，为了加固基础，横放了成排的大松木。特别是滨江地段的浩河、力车厂、邮电局等地区的城墙基地，出土的这些千年水底松，犹可使用。当时就在大木上堆置了石头，重要的地段在城墙的基础部分外壁包了一层有一定高度的砖头。整个城墙系夯土筑成，在夯土建筑中往往加板夹牢一段一段的夯实。在考古发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板筑和夯窝的痕迹。从发现的唐城基址，可知城底部的宽度为960厘米。
唐城城门的建造，系选择交通方便的重要地段。如东渡门，在唐时，乃直通州治的主要大道口，城外又是通向“三江口”国际海运码头的咽喉。临姚江之阴的渔浦门，城内为集市所在的后市，西南侧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州治。城外为姚江南岸水运码头。因此，城门构筑也是比较讲究。基础部分用了大量的松树桩打成梅花形。其上砌宽达82—120厘米的砖墙，挖出来的城墙残高220厘米。底部还砌有排水沟。整座城门深960厘米，门道宽300厘米。整个路面是经过夯土加固的似三合土地面。东渡城门内尚留有石板路面。城门设于通道的近中心。渔浦门还有地袱，在两边还有二个大木柱，显然是城门建筑的组成部分。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海运漕运量大增，促使城市的建设兴盛。到了五代时期，城门通道和城内外的路面铺上了砖头，质量坚硬，规格统一，并且还铺成了人字形。对于城门的制作也讲究，从出土的东、西装门的铁铧臼，制作规正。城门通道中间，设有高出地面20厘米的将军石。在城基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唐“大中二年”铭文“寿”字组合的云鹤纹碗等一组青瓷器物和“乾宁五年六月”铭砖，这就可看出明州罗城始筑于晚唐。唐城遗址在长江以南的首次发现，将为研究江南古代中小城市史提供实物例证。
明州海外交通的鼎盛时期，当推两宋时代。当时“城外千帆海舶风”“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草市朝朝合(指明州四郭皆有市)，沙城岁岁修。雨前茶更好，半属贾船收”。海外贸易活动相当繁荣，“有司资回税之利，居民有贸易之饶”。“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敬知”。城市的建设发展很快。从新发现的宋代渔浦城门资料证明了，五代时城门远不适应，因此就要拓宽，拓宽的城门，不但仍利用唐、五代的砖砌墙基础部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加置了大石条，错缝造筑；拓宽的另一面新打木桩，之上直接造砌大条石，上再砌砖头城墙。这时的城门深达1020厘米，宽为442厘米。城内城外都铺砖头路面，并设有用石板筑砌的由城内通向城外的阴沟。从城门东面石板上发现的排义柱印痕，可以说明宋代明州罗城城门上已有城楼。
为了海外交通贸易的需要，官府设置了一整套的涉外办事机构。由于朝代的变迁，许多遗址早已湮没，已无法寻找。通过考古发掘，使宋代明州的市舶机构又获得了复原。这些古迹对进一步研究明州的海运交通史提供了更具体、形象的实物资料。
《蔡范市舶司记》残碑云：“……甬东舶司创于淳化三年，历承平□中兴，以迄于今凡二百三十余载，临莅之官，迄无定舍。范猥以庸质，来倅是邦，实□□舶政。吴门王君炎幸联事焉，乃相与谋，择地城东隅，鸠(下缺)……”，纠正了文献所载年代的错误。宋明州舶务的址界范围是：西至平常街，东至今冷藏公司大门，南至食喉闸河，北至又新街。
南宋乾道年间临江滨建有“来远亭”，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重建，更名为“来安亭”，亭址即现东渡路水弄口，是外商办理签证查验的关卡。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市舶务厅事的机构设于戚家桥，即今之嘉佑巷。市舶提举司在东门姚家巷北，即今旗杆巷北的东后街与车轿街交界的西侧。高丽使馆在今宝奎巷与镇明路交界北弯的第二服装厂食堂。宋代市舶船厂在现灵桥北堍的奉化江边。国际海运码头在古江厦寺一带，但具体的位置通过1978年前后的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才揭开了宋代东门港区码头的面貌。
从“三江口”到灵桥一带，为宋代江厦码头(因有古江厦寺得名)。出土的三处宋代石砌码头，使之更具体的了解一部分江厦码头的位置、规模与它重建变迁的历史。这三座码头作东西向排列，与江岸的延伸相一致。为叙述方便，分别编为1、2、3号码头。
一号码头离现奉化江运输码头最近，仅距70米左右。一号码头转角表明，它的长度为15米，宽2.8米，全部用长条石叠砌，残高0.68米。为了加固基础打了许多木桩，还密布了许多粗的树枝。在条石缝中还发现有记年的“大观通宝”和“绍兴通宝”等钱币。在码头临水面，堆了大量木头，上下左右一条紧挨一条，多的地方上下有3—5层，木头大者直径达20厘米、长340厘米。小的直径10厘米、长82厘米，多为松树。有的还开有长方形卯眼，再用树钉钉入卯孔打入土内，起到固定作用，当有利于舶货上下。
二号码头在一号码头与三号码头之间。东南角石砌建筑清楚，东北部分伸延到现在马路无法扩方探清。其基部也打有直径12—18厘米、长146—196厘米尖头松木桩。在石砌码头里面，为了防止塌方设有挡土板，也打桩加以固定。出土优质的青瓷器外，还有“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钱币等。
三号码头、南向为宋代市舶务(库)，与一号码头相距20米。整个码头长约13米以上。残高1.24—1.68米，全部用条石和块石叠筑而成。由于成陆较早，基础下为鹅卵石与粘土胶着牢固。码头地面用瓦砾、石片加以夯实，坚硬结实。紧贴码头临水面，打有成排木桩，其上还残留木板，有的木板与桩还捆扎在一起。这表明在石砌码头淤塞时所构筑的木结构的引桥式码头。但随着这个引桥式码头被江海潮泥淤积，海船无法靠岸时，人们又在淤积陆地上新筑二号这个码头。二号码头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岸发育又变成陆地，而被埋没，又筑了靠江边的一号码头。从出土文物表明，这个一号码头的时代已在南宋的绍兴年间以后。这三个码头一个接着一个拓出，都朝向奉化江，位置基本平行，推测元明时代海运码头位置可以说在离奉化江岸这70米之内了。
在二号码头与一号码头之间的地层中，出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它的时代当早于一号码头建筑的时间。
宋船残长9.30米、残高1.14米，宽以龙骨为中心一半是2.16米。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思德、武汉水运学院副教授席龙飞等研究，认为是宋代的一艘尖头、尖底、方尾的三桅外海船。其主龙骨总长在10.5米以上。在解剖主龙骨和艏舱榫位时，发现主龙骨有两个长方形的小孔，客积为3× 2.5×4厘米，两孔间距3厘米。孔内各埋藏钱币六枚，共12枚。为“景德元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等北宋早期的铜钱。艏柱长1.55米。船壳板多用杉木制成，也有松木、樟木。板厚6—8厘米，宽者42厘米，长达300—800厘米。采用斜接法。横向板以子母口榫合的方法接合。抱梁肋骨全部采用樟木制成，宽度16—25厘米，下开3×4里米的半圆形小眼。残存船体有六个舱。头桅底座长84、宽21、厚14厘米，中间开二个14×7、深5、孔距13厘米的桅夹板孔。中桅底座以杂木制成，全长105、宽25、厚18厘米，中间开有二个15×8、深5、孔距15厘米的桅夹板孔。舵底座残长186、宽42、厚18厘米，是中间开有一个直径26厘米的圆孔木头。在第7—8块壳板处的拼缝外侧，贴有一条长达71O、宽14、厚9厘米的护肋。它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宋代造船和海上交通提供了新的例证。
1982年7月至12月，省文物考古所和市文管会在东渡路与江厦街相交的三角地带(即今正在建造的宁波市工业产品展销大楼)对古代的航运业者所建造的会馆、即天后宫遗址进行了1000平方米面积的发掘。从遗址的揭露和出土文物表明，元代的天妃宫大殿基址宽广，为三开间。当中一间还保存有一个供奉天妃娘娘的神龛的位置，大殿前有月台。宫门建筑与大殿之际甬道相连。出土地下水道的陶水管、元代龙泉窑青瓷一批。大殿、月台、宫门地面当时都是铺砖的。
明代曾两次修建，规模基本接近。明代中间的天后娘娘神龛的须弥座基础尚存。到了清康熙年间天后宫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这时候中轴线上宫门已为五开间，接着是戏台，通过甬道，到达大殿月台，这时的月台已为凸字形，制作讲究。大殿为五开间。左右有厢房，后面东西也建有佛殿，殿内须弥座遗迹尚存。宽大的围墙基迹清晰可见。出土了一批青花瓷与钱币。到了“咸丰庚申年(公元1860年)修建时，加了石龙柱和雕花的柱础，其规模布局仍没有多大变化，象月台、甬道等都进行了拓宽加工。地坪砖也十分讲究。留下的龙柱石构件砖雕等等建筑构件都十分精致。这次天妃(后)宫遗址发掘的文物遗迹，说明了过去有人一向认为宋代的天妃宫就是在这里的错误看法。对《鄞县通志》等文献记述的天妃(后)宫，不仅内容有了补充，而且元、明、清的天妃宫地点也可以肯定了。
港口城市海运交通遗址的新发现，不仅为研究宁波城市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文献上所没有的新资料；而且将这些文物古迹加以整理，遗址加以修复，又可供国际、国内学者考察，游客参观，这必将会引起更大的吸引力，为宁波的进一步开放提供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