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憎恨这些犯罪分子，他们夺走了我们的挚爱。他们令我们所遭受的伤害，永远也无法弥补。我们至死也不会宽恕他们。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赐予或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作者 | 邵万雷 题图 | 普方基金资助的孩子

入夏以来，有两则社会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广泛 关注 和激烈争议。一是为母报仇的张扣扣是否应该被执行死刑，二是残忍谋杀中国留美女大学生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 Brendt Christensen 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

这不禁令我回忆起多年前我曾经代理的一起凶杀案件，埋藏在深处的一些回忆如同碎片般地重新浮现。

2000年4月2日，南京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时任奔驰公司在扬州的合资企业的CFO普方先生 Mr Jürgen Pfrang，在星期五晚上回南京与家人团聚过周末的时候，与他的太太 Petra Pfrang 、女儿 Sandra Pfrang 、儿子 Thorsten Pfrang 一起，被入室盗窃的四名歹徒残忍地杀害。凶手被当场抓获。

在南京这座当时400万人口的城市中，也许我是唯一具有在德国留学背景的律师，我被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推荐给了普方先生的家人。

普方先生的亲生父母早逝，他和岳父母关系亲密。在和普方先生的岳父的通话时，老人操着强烈的南德口音对我说，他们所有的家人都不相信，自己亲爱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就这样被残忍地杀害。

如果是传闻中的入室抢劫，那么抢了钱财就可以了，何必还要杀人？何必还要杀两个少年？何必还要如此凶残地杀人，让受害人如此痛苦地离世？

因此，他们强烈地怀疑，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入室抢劫杀人案，而是买凶杀人，凶手身后可能另有其人，存在着其他动机。

他们希望委托我作为家属的律师，参与到诉讼中，并进行独立的调查，了解案件的真相。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可以作为受害人家属的代理人，在刑事审判中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可以向被告人要求民事赔偿。这样，我就有机会参与案件的审理，可以阅卷，可以在开庭的时候向被告人发问，也可以代表委托人对法院判决中涉及民事部分的判决提起上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了我的代理人身份后，向我提供了几乎高达1米的卷宗。

有好些天，我坐在法院的阅卷室，静静地阅读由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制作的案件卷宗。

在第一遍阅读之后，我首先初步确定了卷宗的完整性——我有权阅读的案件侦查资料，没有被藏匿。

经过几轮的阅读和摘抄，我的头脑中逐步还原了案件的发生情景：

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相邻村落的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还曾经是小学同学，心怀美好的梦想来到了大都市南京。

他们有的在街道上的自行车修车铺做学徒，有的在小餐馆做打杂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有的甚至还没有找到工作。

晚上他们聚在一起，感叹着正经 打工 挣钱的不容易，最后琢磨着还是要偷点，才能过上他们眼中的城里人的生活。

当他们得知，在玄武湖边上的别墅群是这个城市最美丽的一个住宅区时，心想那里的人一定很有钱，便在4月1日晚上偷偷摸摸结伴来到了小区。

一直在等到2日凌晨以后，他们才选择了一幢双拼别墅的一侧，因为他们观察到那里一直没有亮灯，也许是主人出门在外，所以下手应该更加容易。

他们悄悄地撬开房门，却失望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住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偷走。不甘心空手而归的他们，决定再悄悄潜入隔壁人家去碰碰运气。

于是，他们从二楼的窗户翻出，又爬进了隔壁一扇打开的窗户——那里恰巧是普方夫妇主人房里的卫生间。他们在主卧里，看到一条牛仔裤，在口袋里翻到了四角钱。就在此时，刚刚还在楼下的普方夫妇上楼打算进卧室休息，开门就迎面遇到了他们。

我可以想象当时主人夫妇和四个贼人相遇时的错愕和惊恐，但他们还来不及想出应对的方案，就被对方抱住。普方夫妇此时拼命地挣扎，还高声地叫喊。

我不知道他们在喊些什么，是呼救，还是向这些强盗承诺给他们财物以换取人身安全？他们叫喊是用英语还是德语？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这四个强盗反正也听不懂一句外语。

但是，他们也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不知道如何制止面前这一对外国男女的喊叫。尤其是那个外国男人，身体强壮，几次都差一点挣脱他们的控制。

恐慌之余，他们拿出了刀子，对着普方夫妇身上捅去。外国男女的挣扎，让他们不能做出致命的刺杀动作。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盲目乱捅，直到外国男女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这四个杀人凶犯打算夺路而逃，他们中的三个已经从楼梯上冲到楼下，打算打开大门逃出去。

但是，悲剧还在延续：两个熟睡的孩子已经被爸爸妈妈的叫喊所惊醒。他们下床懵懵懂懂地走出自己的卧室，却看到爸爸妈妈的惨状。儿子Thorsten首先尖叫起来。为了防止邻居或保安听得叫声，四个凶犯又转回身，残忍地剥夺了两个儿童的生命。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那么短暂。五分钟？十分钟？四个生命瞬间消逝。

四个凶犯也被闻声赶来的保安旋即制服。其中一个还曾跳入湖中试图藏匿，但在被发现后，乖乖地爬上岸。

他们都没有做抵抗，显得惊魂未定。也许，刚刚的行凶杀人，也耗光了他们的体力和意志。

我还记得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他们被带上法庭，我事先准备了详细的问题清单，向他们逐个发问。在对话中，他们极力避免和我对视，但我还是真切地看到了这四个年轻的被告人的恐惧和悔意，还有求生的欲望。

当我在 电话 里向普方岳父汇报我的调查结果的时候，他问我，这些罪犯会有什么下场。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死刑，一定是死刑。

电话 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老先生对我说，他会给法官写一封信，麻烦我翻译并呈交法官。

几天后，信到了。

我记得很清楚，普方岳父母在信写道：

我们憎恨这些犯罪分子，他们夺走了我们的挚爱。他们令我们所遭受的伤害，永远也无法弥补。我们至死也不会宽恕他们。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赐予或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因此，我们希望法官不要判处他们死刑，而是 终身 监禁，让他们一辈子都被关在牢里，且不得假释。

这份英文信件很长，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禁泣不成声。

信中并没有后来的媒体所宣传的宽容或上帝之爱。但是，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信仰，拒绝对剥夺他们亲人生命的罪人以牙还牙。

判决结果不出意料，是死刑。

不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从一审到二审直至最后的死刑执行，并没有“从重从快”，而是严格依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审宣判后，普方一家在南京的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请我向他们介绍我所知的案情。

我与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的分析：

首先，如果是买凶杀人，总归要预付一点定金吧。可是这四个凶犯几乎没有一点钱，也没有过任何的挥霍。

难道他们把酬金送回家里去了吗？我安排一位同事去他们所在的村子去探访他们的父母。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贫困农民，家徒四壁，见到省城来的律师，既惊恐又羞愧，说不出话来。看样子，他们也没有收到过一分钱。

其次，也许是他们隐藏得好。但是，没有发现四个凶犯，哪怕是其中一人事先被委托的证据或迹象。难道其中被委托的主犯，不会去鼓励至少其中一个人，“好好干，干了有报酬”吗？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而其中又有一个人听过这样的话，那么，按照罪犯的心理，他们在诉讼中一定会交代出来，以换取自己免于死刑。

第三，如果是买凶杀人，那么就应该是职业杀手登场了。不过，从受害人身上所遭受的刀痕来看，很多刀痕非常浅，也不致命，但是数量非常多，显然是凶手惊慌失措所致。可见，凶犯们虽然冷血残酷，但作案手段并不熟练。

也正是因为凶犯并不“专业”，受害人在遇害过程中才会有挣扎，他们的高声叫喊甚至惊动了保安，因此凶犯才会被现场抓获。如果他们受托杀人，难道事先没有做过杀人的计划，没有任何练习？

第四，是有人要置普方先生于死地吗？我私下里走访了普方先生的同事们。确实，他掌握的公司财务数据是属于商业秘密。但是，这些商业秘密会导致他死亡吗？我个人判断无论是奔驰公司还是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东，应该都没有这样的杀人动机。

最后，那么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全家？难道是仇杀？如果是仇杀，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仇人？我也走访了他们一家在南京的朋友、熟人，我找不到任何仇视他们，甚至是不喜欢他们的人。

端坐着的听众们表情肃穆严峻，有些人还会用纸笔做笔记。最后，大家都接受了我的案情分析，这不是买凶杀人，而是未经预谋临时起意的凶杀案，经历了由偷窃到杀人的 暴力犯罪 全过程，是一起偶发性的悲剧。

在后续的聚会上，这些来自德国、英国、比利时的朋友们倡议建立普方基金会，并得到了一致的响应。

他们认为， 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这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缺少教育之爱，缺少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对金钱的渴望中，他们无视道德和法律，无视生命的尊严和珍贵。

这是普方一家的悲剧；也是他们四个凶犯个人，包括他们家庭的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今后重演，就必须要加强孩子的教育。那么，成立基金会，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使他们能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才是缅怀不幸辞世的朋友的最好方式。

于是，我和另外一位在南京学习中文的德国律师Philip Lazare受托办理基金会的设立事务，并由此开启了我和他迄今为止长达19年的合作。

Philip以英文起草了基金会章程，记得该基金会所适用的法律是瑞士法律，因为Philip介绍说，“瑞士民法典”中关于社团法人的规定是最好的。然后我再审查和确认，章程内容没有与中国法律相冲突。章程被筹委会全票通过，再由我们两个人负责去申请设立。

我以前并没有设立基金会的经验，在查阅了当时的法律后，我起草了申请书。待筹委会同意了申请书的内容后，由我递交。

但是，基金会的设立并不顺利。记得“有关部门”首先是民政局，拒绝接受我的申请。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如果不想批准申请的话，那么，拒绝受理申请书其实是“有关部门”最惯常的办法。

无奈之下，我和Philip又求助于江苏省教委和南京市教育局。因为我们想，资助教育事业，总归要支持吧。当时，普方一家遭到杀害是一起路人皆知的大案，在我们提及设立基金会的初衷的时候，聆听的官员也很动容。可是，他们仍然拒绝为我们协调。

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并没有因此被邀请去“喝茶”，更没有被视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寻衅滋事。

我想，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会感动于这些外国朋友的这一善举。

僵持之下，我们被邀请和共青团南京市委的同志们召开座谈会。会上，团委向我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不过还是很婉转地告诉我们，以个人姓名命名的基金会，通常是对中国人民有重大贡献的个人。比如白求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而普方一家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不符合基金会的命名传统。

我甚至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样的恶性事件破坏了中国稳定的社会治安，是对投资环境的极大伤害；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抬起头来向前看，如果外国朋友愿意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可以与中国官方的希望基金合作。

外国朋友们很失望，因为他们是想通过设立和运营基金会而来悼念普方一家，避免今后这样的悲剧重演。

但幸运的是，他们的这一想法获得了爱德基金会的认同。

我们无法设立独立的基金会，但是可以在爱德基金会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普方基金”项目，即“Pfrang Association”。而且，我们获得了爱德基金会的保证，“普方基金”项目将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这样，缅怀普方一家的目的也达到了。

2001年夏天，我出差去德国。出差之前，我写信给普方先生的岳父母，询问是否可以去看望他们，并去给普方一家扫墓。

我受到了热忱的欢迎。他们家在南德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普方太太的父亲Helmut Geiser先生开车到火车站接我。

他的家人全部都到了，普方太太的母亲Irene Geiser太太、哥哥Axel和姐姐Ute为我这个中国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但是，我知道大家其实对午餐都没有胃口。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我向他们讲述我所了解的案情——尽管我已经在很多的邮件和 电话 中，向他们做了叙述。

沉默的午餐匆匆结束后，我开始回放我所了解和想象的案情经过，我看到了Geiser太太和Ute开始抽泣，终于，克制的呜咽变成了悲哭。

家里的三个男人，Geiser先生，Axel，还有Ute的丈夫Lehnert先生，始终保持着克制，他们没有哀哭，只是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珠。

我也向一家人介绍了“普方基金”项目，这令他们感到了一丝宽慰。

Lehnert先生开车带我去了墓地。他在标致汽车公司做工程师，一家人生活在法国，今天是举家特地从法国开车过来的。

在美丽静谧的墓园，普方一家四口朴素的墓碑，矗立在微微颤动的青草中。

Geiser太太已经事先为我准备好了鲜花。当我弯腰献花时，我仿佛看到了咆哮着和凶犯搏斗的普方，看到了惊恐万状厉声尖叫的Thorsten。

现在，没有谁可以再伤害他们了。

从墓地回来，已是傍晚，我本该告别。但是，Geiser先生对我说，邵先生，留下来吧，今天晚上就住下来，我们可以再聊一聊。我实在无法拒绝他们的邀请，于是答应了。

让德国人在一天内准备两顿正餐，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点了披萨外卖。晚饭后，Geiser太太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相册，一页一页地给我看，普方太太的童年，普方夫妇年轻时相亲相拥，她的活泼可爱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边看照片，她一边流泪。

到了入睡时间，Geiser先生陪我去客房。

他对我说：

我告诉自己要坚强，要继续自己的生活。我现在还经常打网球。但我太太不行，她生活的意志已经垮了。

第二天告别的时候，Geiser先生拿出一个大玻璃瓶，里面塞满了中国的硬币。

邵先生，我和我妻子以前经常到中国，去看望我们亲爱的女儿一家。这些硬币都是当时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找零攒下的。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去中国了，你把这些钱带回去捐掉吧。

告别时，我没有说，也不可能说，我该多么感谢这对老人，因为我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给法官的那封信，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哪怕是遭受了最大的痛苦，也不能改变信仰。

后来我听说，常常哭泣流泪的母亲还健在。也许，宣泄情绪会有助于缓解痛苦。可是，坚强的父亲终于抵挡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离开了人世。

我想，他宁愿相信我的说辞，这样他的心情终于可以平静。但是，内心深处，他可能仍然对我的说辞有所怀疑，不然，他不会问我：“会不会买凶杀人的人，故意找几个外行，弄得就像是偶发的悲剧，来掩盖凶杀案的真实原因？”

老人始终不能相信，这四个年轻人和他女儿一家无怨无恨，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杀害他的亲人？也许，他仍然不确定我有没有迫于什么官方的压力或者商业动机，而没有尽心尽力？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做了穷尽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不是完全正确？

我很无奈，自己没有办法说服老人。也就是说，我没有提供令客户信服的服务。因此我一直对自己代理的案件缄口不言，只有一次，受普方基金之托，我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

在采访中，我只是告诉大家， 普方家人要求法官不要判凶犯死刑，不是宽恕凶犯，不是以德报怨，他们只是有自己的信仰罢了。

再后来，普方基金越办越好。19年来，已经资助了 180 0个贫困家庭的儿童，尤其是残疾儿童和女童完成了中学学业。

在这期间，我也曾经捐款，还推动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捐款。

但是，我个人的这些努力，与19年来普方基金的志愿者、尤其是负责普方基金具体运营工作的朱莉娅女士 Julia Güsten 和一批志愿者相比，是多么得微不足道。

记得有一年，我在普方基金的慈善晚会上遇到了Patrick，他是我在南京的第一个德国客户，当时他开了一家面包房，遇到了一些困难，我给他提供了咨询。他给我的报酬，是一大包法国可颂面包。后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还娶了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美丽的太太。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他向晚会提供免费自助餐。

参与普方基金的志愿者越来越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国家。如果说，普方基金是一个主要由在南京的德国人发起的项目，那么，现在的参与者，则完全是国际化的，超越国界的。

基金项目原来纪念普方一家的宗旨，也逐步淡化，更多的是对于中国贫困儿童接受教育的帮助。

慈善晚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年募集的善款越来越多，而且气氛也不是悲悲切切的——尽管每次晚会中，总有让人感动得掉眼泪的内容。

有一次晚会的主持人，是一位穿着 唐装 的非洲裔美国人，他就非常幽默风趣，主持起来似乎还有点饶舌歌手的风格。

我还在会场上遇到过好几位女士，在用英语相互问候时，她们向我鞠躬。我猜测，她们大概来自日本。

我要说，我不会把这些志愿者称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加拿大人。

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道主义者，他们都是世界公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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