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医生”援华抗战的往事，中国没有忘记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8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所在地贵阳图云关举行了一次抗战时期援华医疗队外籍人员的纪念活动。

曾经有20位外籍医生援助过中国抗战，中国人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其实他们并非西班牙人，只是因为他们在来华之前都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们之中，最有名的就是白求恩。纪念活动上，当年来华的这些“西班牙医生”后裔来到了他们父辈战斗过的地方。

邹宁远、倪慧如夫妇为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二人曾出版了《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一书。 此次他们也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本文为倪慧如写她在贵阳与那些“西班牙医生”后代相逢的故事。本文由倪慧如授权澎湃新闻发表，原题为《“西班牙医生”的中国情》。

2015年，中国政府邀请了西班牙医生的后裔来到中国图云关，表达对西班牙医生深深的怀念和感激。

这是一个我们期待的聚会。抛下身边所有的杂事，我们绕过半个地球，从纽约经台北赶到贵州省的贵阳市。

贵阳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承载了历史的记忆和情感。虽然我们从未来过贵阳，但是我们曾经从几位外籍医生那，听到他们追忆70年前他们来到贵阳郊外图云关参加抗日战争的传奇故事。这批20位外籍医生，中国人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西班牙人，就因为他们来中国之前，志愿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所以中国人对这些参加东西两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医生，昵称为“西班牙医生”。

伟大的“西班牙医生”们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西班牙医生”是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1936年他就奔赴西班牙参战，把流动血库的技术带到前线。1938年3月他抵达延安行医，第二年在为病人动手术时感染得了败血症，病逝中国。继白求恩之后，是印度的爱德华医生，1937年他在西班牙参加了国际志愿军，次年国大党征召他返回印度，率领了一支五位医生的援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抵达延安。第三位是印尼的毕道文医生，他也是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后来撤退到法国戈尔斯集中营，于1940年1月来到延安行医。

其他17位“西班牙医生”，回应英国和挪威的“援华医疗委员会”的呼吁，从四十多位志愿的医生中获选而出，远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他们原本期盼到延安工作，却被留在贵阳图云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周恩来劝慰他们，表示国共联合抗日，哪里都可以为抗战做出贡献，他们才勉为其难地留在图云关。

过去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往往是为了名利，但是这些西班牙医生，他们和中国士兵吃同样的口粮，睡同样的地铺，他们对中国毫无所求，唯一要求的就是让他们和士兵们一起上前线，把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运用到中国救援伤兵，驱除日本侵略者。

现在这些“西班牙医生”都已作古。这次贵阳省对外友协，贵阳市对外友协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邀请“西班牙医生”的后裔到贵阳，参加庆典活动。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医生的后代们

我们千里迢迢去贵阳，就是为了要看看这些“西班牙医生”的后裔，表达对他们父执辈的感恩和敬意。9月29日我们终于抵达贵阳，在旅馆用晚餐时，服务员指引我们到另一个餐厅，说与会的人士都在那儿用餐，方便大家互相认识。几方餐桌，已经有人在静静地用餐。大家互不认识，不知如何打招呼，偶尔抬起头来，从眼角瞄一下邻桌的人，心里猜着，会是哪位西班牙医生的后裔?

有来客进来用餐。远远看去，他的面容像极了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该是他的儿子保中吧。我们忍不住起身询问，果然是他!相邀他们夫妇和我们同桌用餐。

保中是在中国出生的。1939年他的父亲甘扬道医生从西班牙战场来到中国图云关，参加抗日战争，在那儿认识了燕京大学刚毕业的张荪芬，结为连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带着两岁的保中回到保加利亚。保中这个名字，昭示着他是保加利亚和中国的孩子。

1994年，我们曾经到过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去访问甘扬道夫妇。甘扬道说，当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非什么英雄壮举，他告诉我们：“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如今他们夫妇都不在人间了。保中说，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明天也要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离我们最远的一桌，是一对面貌清秀的母女。我们趋前自我介绍，发现她们是当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外孙女和外曾孙女。1939年西班牙医生来到图云关后，一直受到林可胜的呵护和支援，他们成为好朋友。当年德国白乐夫医生在图云关结婚时，还是林可胜安排的。1991年我们第一次访问白乐夫时，他还恋恋地问到林可胜战后何去何从。当她们母女看到我们书中林可胜在图云关的照片时，她们惊喜地说从未看过这张林可胜的照片，依依不舍，看了又看。

1994年，倪慧如、邹宁远夫妇第二次访问德国的“西班牙医生”——白乐夫（中）。右手边是他的夫人Judith。

邻桌的两位女士，已经朝我们这看了好几次了，她们肯定在猜我们是谁。我们也对她们感到好奇，于是带着我们的书走到她们那。啊，她们是罗马尼亚的杨固医生的女儿!翻到书里几张杨固的照片时，她们的眼睛突然一亮，轻轻地惊叹着。这时，林可胜的孙女和曾孙女也凑过来看，我们说待我们返家后，会把这些照片寄给她们。

另外一桌一家三口正喝着啤酒，我们怎么也无法想像，他们到底是哪位西班牙医生的后代。好奇心催着我们上前询问，原来是波兰的戎格曼医生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我们以前就听说戎格曼移民到美国，但是一直找不到他，现在终于跟他家人碰面了!

餐厅里流动着嬉笑和惊叹，一位身材壮硕的女士，独自悠游自在地用餐。从她的相貌上，似乎可以看出波兰的傅拉都医生的轮廓。果然她是傅拉都的女儿。1952年波兰政治动荡，傅拉都被解除职务，因为他是犹太人，又曾经在国民党区的红十字会工作。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特别要求要见傅拉都，这才解除了傅拉都的政治枷锁，后来，傅拉都在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当参赞。

猜名字的游戏，现在落到另一桌的一对夫妇。他们是谁呢?趋前一问，原来罗马尼亚的柯让道医生是他们的舅舅!1941年柯让道医生把妻子柯兰芝从罗马尼亚也唤来图云关，和他一起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不幸她病逝中国。后来柯让道继续在中国服务，1947年和一位共事的中国护士结婚，柯让道成了中国女婿。

我们盼望的德国白乐夫医生的儿子，一直没看到，等到第二天下午座谈会上，他才出现。远远地我们欢喜地看着他们夫妇俩，带着两个瘦高个子的儿子。文质彬彬的他，牵引出我们对他父亲白乐夫的思念。

在所有的西班牙医生中，我们跟白乐夫交往最多，从1991年到1999年他辞世，八年间，我们去探访了他五次。他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情谊，谈及在中国前线的往事，他没有半句怨苦怨劳，留在他心里的都是甜美的记忆，譬如在行军路上，他很喜欢小贩的快炒，他说那是既新鲜又营养的美食，在中国他从未闹过肠胃的毛病。但是在中国前线当医生，除了要冒战火危险外，还要戒备沾染病毒，有一回，他感染了斑疹伤寒，差一点病逝中国。

抗战胜利后，白乐夫继续留在中国，带着满身斑疹疤痕，参加联合国善后救灾总署，在烟台工作，帮助中国从战争的灰烬中站起来。1947年当他坐船回德国时，他的身边除了有妻子外，还有在中国出生的女儿和儿子。

如今，白乐夫的儿子，就像当年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一样，有着满头雪白漂亮的头髮。这次来到中国，他特别到上海，找到了1947年他出生的地方。

在白乐夫儿子前排，坐着一位长者，他的眼镜框下锁住一对深邃的眸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抹浓黑的眉毛，茂盛飞翘，那浓眉的模样像极了德国顾泰尔医生，不同的是颜色，顾泰尔的是鲜亮的金黄色。那么眼前的他就是顾泰尔的儿子了。

1991年，我们到柏林近郊去拜访顾泰尔医生，也见到他的妻子萝莎。他们俩是在西班牙参加内战时认识的，撤退到法国戈尔斯集中营，当时英国和挪威遣人到集中营来找医生去中国，帮助抗日战争，他俩报名，被选中。他们从伦敦登上了一艘武装商船，结果该船不载女客，萝莎被挡了下来，她不死心，再坐普通商船，但航行中被鱼雷击沉，在大海中漂浮，幸运地被挪威轮船救起。二次大战爆发，断送了萝莎去中国救援的梦。

座谈会上，坐在我们左手边是位女士，个子精瘦，一身活力，她就是波兰的陶维德医生的女儿!她从加拿大带着两个儿子和媳妇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八位西班牙医生，他们的后裔，我们都见到了!

“当橄榄枝发出新芽，请务必回来”

纪念活动是在8月31日上午。一大早大伙就坐上巴士，往图云关山上开去。山上有一座“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是1985年9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时竖立的。我们看过照片，现在亲眼看到这座白色的纪念碑，采用代表国际志愿军的三角标志造型，高耸的纪念碑有三面，上面刻着金色的西班牙医生名字。他们的后裔手持黄色菊花，凝重地望着碑文，一个个列队把黄菊轻轻放在碑底，无限依依。

然后，西班牙医生的后裔来到一座“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前，他们兴奋地拉开一面红黄紫色的西班牙共和国旗帜，中间镶着代表国际志愿军的三角标志，记者们一齐涌上争相拍照。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镜头。

1938年秋天，西班牙的女英雄伊巴露丽在送别国际志愿军的大会上演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1996年，西班牙政府终于邀请国际志愿军回到西班牙，并要颁发西班牙公民证给他们。

同样的，中国人也没有忘记西班牙医生。2015年，中国政府邀请了西班牙医生的后裔来到中国图云关，表达对西班牙医生深深的怀念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