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教育惩戒问题

近年来，因教育惩戒引发的社会事件频频引起各界争议。一方面，有的学生因为被过度惩戒而产生心理阴影；另一方面，也有教师由于惩戒学生，受到过度处分。

学生因教师不合理惩戒跳楼自杀

2020年6月，常州女童缪可馨坠楼身亡事件引发全网关注。据报道，江苏常州金坛区河滨小学五年级学生缪可馨，在上完两节语文作文课后，跑出教室翻越栏杆从四楼坠楼身亡。原因是在刚上的两节作文课上，缪可馨的作文被教师批评未能体现“正能量”。而后经官方证实，涉事教师袁某某承认几个月前曾掌掴缪可馨；此外，袁某某存在私办辅导班、体罚学生、收红包等违纪行为。

教师因惩戒学生受到不合理处罚

2019年5月，山东五莲二中“教师课本抽打学生”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备受关注。事件起因是因为两个学生违纪，教师杨守梅一时生气，将手中的课本扔向了他们，结果家长闹到学校说教师体罚了孩子，要求道歉赔偿。学校和教体局为了息事宁人，接连给予了杨守梅如下处分：当众道歉、停课、赔偿、党内警告、行政记过、扣发全年绩效、解聘、纳入社会信用黑名单等。

这样的严厉处罚，引起了轩然大波，央视《新闻周刊》也关注了此事，最终当地教体局撤销了对杨守梅的不公平处罚。

教师因惩戒学生遭到家长报复

2020年5月，微博上一则“小学教师体罚哮喘学生至吐血抢救”的消息登上了热搜，被阅读5.4亿次。这位广州某小学的“无良教师”被指名道姓地骂上微博热搜，同时被人肉搜索、千夫所指。

但事件的反转很快出现，当事学生在学校被教师罚跑是真，但该名学生并没有哮喘，也没有吐血。图片里触目惊心的血衣系学生的妈妈伪造，家长被教师索要照顾费等细节也属虚构，微博也是由这位妈妈雇人宣传。

实际上，以上案例只是近年来因教育惩戒引发争议事件的冰山一角。对于教育惩戒，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已经展开“拉锯”，归根结底，是因为教育惩戒权的定义和边界模糊。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指出，我国近代对于教育惩戒的态度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惩戒是一件自然的事，也较少有争议，这是因为学生和家长对教师有一种信任，许多家长也信奉“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才”。

而随着赏识教育、激励教育的提出，一些教师对此产生了误解，开始无条件地鼓励甚至“讨好”学生。随着近年来一些极端事件曝出，许多教师对惩戒学生“闻之色变”，不愿管也不敢去管教学生，反而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了不利影响。

而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正是为了解决教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这一突出问题。

《规则》是对教师惩戒权的变相剥夺？

《规则》出台后，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措施、要求等，并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规则》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规定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但《规则》出台后，仍然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在教师圈。不少教师认为《规则》中的惩罚措施和繁琐的程序并不足以“震慑”现在的学生，更有一些人认为《规则》并不是对教师惩戒权的赋予，而是一种变相剥夺。

例如对于惩戒的尺度，《规则》划定了七条“红线”：

（一）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

（二）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

（三）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

（四）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

（五）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

（六）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

（七）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八）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

但有专家指出，《规则》虽然对教师和学校可以做和不可以做哪些惩戒行为作了规定，但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偏向原则，规定也较为笼统。现实中惩戒的形式五花八门，这种列举性的方式很容易产生漏洞或者解释不清的情况。

《规则》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

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

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者限制参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

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譬如，教师惩戒过程中不能有的一条行为是“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但在现实中，可能有教师把戒尺一类的东西交给学生，让他们在犯错时自己打自己，轻重由自己掌握，这种情况下，教师算不算越过了红线？再比如成立学习小组是目前很多学校的做法，教师任命的小组长为了提高小组成绩，让学生抄作业或者用其他方式惩戒学生，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看待？

因此，不少教师表示“不要惩戒权”，除了担心由于法律不明晰、家长不配合，实施过程中与家长产生更深的矛盾外；也有教师担心社会把教育孩子的无限责任推与教师，惩戒权反而给教师造成了额外的责任与压力。

而新学说综合分析认为，《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惩戒的分寸，为各方就教育惩戒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规则》出台后，将大幅减少家长、公众以及社会对教育惩戒的歧义及争议。

对于教师来说，《规则》保障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但惩戒制度永远不应首先使用或者必须使用。教师一定要谨慎使用惩戒权，明确区分虐待和惩戒。一名合格的教师，应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同学生和家长沟通交流。

国际学校教育惩戒怎么做

据新学说观察，在国际学校，关于不合理惩戒而引发家校矛盾的事件较少出现。但在一线教学中，学生难以管教的情况定然无法避免，那么国际学校的教师是如何处理的？为此新学说也采访了多所国际学校的校长。

达成共识：惩戒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

教育惩戒的目的在于育人，是多位受访国际学校校长的共识。据他们介绍，学校首先应该给教师灌输这一意识，让教师明确在任何时候行使教育惩戒手段，都必须坚持育人初衷和原则，必须尊重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

北京市中芯学校执行校董周宪明特别指出，教师教育惩戒学生要注意场合，尽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另外学校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制定不同的教育惩戒方案。

例如青春期学生有较严重的“逆反心理”，惩戒学生时不保护学生的自尊，在公开场合实施惩戒，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造成师生冲突，或者出现“破罐破摔”的情形。这样一来，教育惩戒也就失去了意义。

有据可依：制定惩戒的制度程序和成立专门的教育中心

受访的多名校长还表示，惩戒并不是简单的惩罚，对行为偏差学生的惩戒教育，必须严格遵循规范的程序，引导学生在惩戒教育的过程中，深刻反思自己的过错，重塑自我。

学校可以根据《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相应的规范和制度流程，避免惩戒教育走进误区，规范惩戒教育的实施。新学说了解到，上海某民办双语学校主张使用“班级公约”管理班级。班主任与本班学生不仅共同商定“班级公约”，还约定了与之配套的教育“惩戒”措施。依据“约定”的方式对“违约”的学生进行惩戒，可操作性强，且学生可接受度更高，可以更好地发挥惩戒的教育效果。

另外，也有不少学校成立了学生成长指导中心、生命教育中心、德育处等专门的机构。受访的某校长告诉新学说，学生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学校成立学生成长指导中心等可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积极情绪引导，道德法制教育，行为偏差矫正，生涯规划设计等，促进学生个性健康成长。

03形成合力：注重家校合作

对行为偏差学生的处理，学校不仅要加强家校联系，形成家校合力，尽快转化其不良行为和不健康的心理活动，还要遵循尊重了解的原则和全面关爱的原则。

在长沙康礼·克雷格学校，学校规定教师要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思想品行、学习成绩、个性需要、同伴关系等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

在家校合作方面，该校给每一名家长发出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等，充分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使该校在学生惩戒方面得到家长和学生的普遍认可，为学校对违纪学生开展惩戒教育奠定基础。

总结来说，《规则》赋予了教师教育惩戒权，但教师在行使惩戒权的时候，考虑的不应该是“法律的刚性”而应该是“教育的弹性”，这也需要广大教师尽快转变观念，明确合理使用教育惩戒是为了取得长远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学生所谓“令行禁止”的表面顺从。

对于学校来说，帮助教师理性解读《规则》，甚至将《规则》作为教师专业能力的一部分进行培训，是促进教师们合理使用惩戒权的重点工作。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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