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中亚探险，今天我国的内陆省份新疆、甘肃和青海是主要的地区之一。 1898年罗布泊的楼兰和尼雅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写有文字的汉晋木简，从而为简牍的发现揭开了序幕。1907年斯坦因（Stein，Aurel）第二次中亚探险，从新疆穿越罗布泊自西向东进入甘肃，并在敦煌县境内的汉塞附近采集了709枚木简文书。这些被人遗忘的遗址和一度曾是重要文字载体的史料出土与出现，恰印证了“有新史料，必有新学问”这句话。1914年寄居在东瀛日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通过由法国汉学家沙 畹 （ Chavannes，Edouard）处得来的释文与照片，对斯坦因发现的敦煌汉简进行了考释与考证，出版了《流沙坠简》。从而为后人开启了一座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学术殿堂——简牍学的大门。对这些新史料，王国维采用了十分传统的治学方法，从三个方面对它反映的信息以及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阐述。其分类方法为：小学术数方技类、屯戍丛残和简牍遗文。

踵其后，罗布淖尔木简、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相继出土，特别是居延汉简，数量之大，内容之巨，为简牍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石。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流域，采获汉晋木简一万多枚，通称为“居延汉简”。为了同后来发现的居延汉简相区别，又被贯以“旧”字，即为“旧居延汉简”或“居延旧简”。

旧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过程，其最初始阶段正处在民族存亡之时，国运不昌，战乱不息。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偏安于重庆南冈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劳榦借助反体照片， 1942年完成了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1949年又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册铅字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居延汉简的研究分成了两个地区，一是台北，一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台北，劳榦继续从事其工作，除单篇文章之外，影响至深者即 1957年出版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60年再版《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其对居延汉简的整理方式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治学方法，简牍数量的大增，使其分类方法在数量上比前者王国维的多了几项。采用的七大类分类方式为：甲类的简牍形制，乙类的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丙类的有关史事文件举例，丁类的有关四郡问题，戊类的边塞制度，己类的边郡生活和庚类的书牍与文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等人继续从事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陈梦家的汉简研究主要体现在《汉简缀述》 [㈠] 一书中。集体成果则表现为《居延汉简甲编》和《居延汉简甲乙编》 [㈡] 的出版。

1972年-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济纳旗的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第四隧三处，进行考古发掘，获汉简2万余枚 [㈢] 。即常说“居延新简”，或称“新居延汉简”。破城子、第四隧出土的汉简，1990年文物出版社首先以简装本《居延新简》出版，后又由中华书局在1994年出版全本，释文和图版并貌，为破城子汉简的整理画上了一个句号。

关于居延汉简的研究，日本的学者曾经主要以居延汉简的研究为题，将日本的简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是以 1957年劳榦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并传到日本为标志。在其前的研究因为没有图版可供参考，只能停留在文字与文义的理解上，无法从简牍形制、文书格式和书法风格上对居延汉简进行综合研究。是日本研究的初级阶段。《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日本方面以森鹿三为首的“居延汉简研究班”，开始了简文与图版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这里面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将这些记录汉代边塞生活的简牍资料作为文书研究，探讨文书的分类和形态，力图还原其本来面目。显著成果表现在鲁惟一（Loewe，Michael）《汉代行政记录》 [㈣] 、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集成》 [㈤] 和大庭脩的《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 [㈥] 。以之为起点，简牍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居延新简的出土与发表为开端，伴随着简牍数量的增多，不同类型、地域和时代的简牍出土，使简牍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就我国而言，目前简牍学分期研究并没有展开。今天看来，新居延汉简的出土无疑是重要标志。如果说居延旧简的影响还小，研究人员亦不多的话，那么居延新简的公开与发表，特别是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简牍，使人们对简牍的重要性有了高度的重视，伴随着简牍的出土，从事简牍整理与研究的队伍得以壮大。资料的丰富，队伍的壮大和人员增多，为简牍研究最终成为一门学问奠定了基础。

就册书的复原而言，居延新简的发现与出土，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前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对简牍文书进行分类与研究，特别是上面提到的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 和 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集成》。这些研究虽然也借助图版，力图恢复册书的本来面目，但是居延旧简中的完整册书实在太少了。以册书面目出现的居延旧简仅有两个；一个是由 75枚简牍组成的“永元器物簿”， [㈦] 一个是3枚简组成的隧长郑赦之父死后，郑赦之的归宁册 [㈧] ，即请假条。新居延汉简的出土，特别是作为甲渠候官文书档案库F22出土的文书，虽然编绳多朽断，但是集中出土，内容完整的资料，为汉代简牍册书的复原提供了较多参考价值的实物，仅就最早公布的册书数字而言，就有40余。其中如“劳边使者过界中费” [㈨] 、“始建国二年守（衙）御器簿” [㈩] 、“塞上烽火品约” [11]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册 [12] 和永光三年诏书册 [13] 等等。

新资料的出土和学术交流的进行，在简牍学发展到 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简牍文书学”这一分支。从文书特点、内容对简牍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其中代表作如李均明《简牍文书学》、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 [14]

册书复原的历史

对简牍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复原册书的企图，可以说早在简牍学的初期阶段之时就出现了。只是当时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究，前者的资料局限性太强了。自料少对其是极大的限制，后者则因条件限制，对当时而言，一万枚汉简进行分类整理是相当困难的。反过来看，我们也无法用今天的条件要求他们。

王国维的简牍学研究 王国维的简牍整理具体表现为：

1 、以三大类将所收简牍进行简单分类，即将简牍内容以其属性分为：小学术数方技类、屯戍丛残和简牍遗文。这是一般学者谈到简牍文书分类时常常称引的。考虑到当时简牍的特点，可以说是人们第一次接触汉简，面对如此文书尚没有前人对之进行很好的归类整理，王、罗（振玉）二人的研究则首开近代简牍研究的先河。以深厚国学功底为基础，将所见简牍以三大类处理，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佳作。

2、在类的前提下，又将简牍按内容、出土地点、字体进行分类排列，对属于同一册书的简牍进行分类排列，即试图进行册书复原。

这一特点是具体到每一简牍内容时，采取的方式，《流沙坠简》已经使用了在今天所谓册书复原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却被多数人忽视了。 [15] 如果说简牍考释部分尚需要仔细阅读文字的话，那么翻开书中的图版部分，按照文字内容、字体排列简影的情况则比比皆是，如小学术数方技书中的元康三年历谱（ p15-18），神爵三年历谱（p19）、医药方书（p22，右医方，十一简内……疑是一书。）；屯戍丛残中的劳作簿（画天田p36、作墼簿p36-37、运物簿p37），戍卒名籍（p45），守御器簿（p47和49）。上述简牍排列是最明显的，完全具备了后来复原册书的要求。

3、限于资料和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要求，更不能以没有象《居延汉简考释》分类的详细去要求他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史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法是王国维首先运用的，册书的复原也应该是第一人。《流沙坠简》采取的这种方法的影响与结果，可以说就是后来的册书分类和复原。

劳榦的简牍分类方法： 1、居延汉简的整理同《流沙坠简》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经有了前人研究简牍的基础，有了可供凭籍的模式；不同的是个人的学术修养和资料的多寡。居延旧简的数量有万余枚之多，相对于《流沙坠简》所录的数百枚，可谓“汗牛充栋”。数量之巨，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人力、物力和时间均不太完善的情况下，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和图版并及考释在短时间内（相对于新居延汉简的整理而言）向世人公布，无疑说是 劳榦 先生的一大贡献。资料丰富，已非原有的三大类所能说清楚。将居延汉简以七大类进行分类排列，从方法上无疑又更进了一步。面对如此复杂的资料， 劳榦 先生当时也曾注意到其中彼此的关系，只是未及深究。如：丙类之“汉武诏书”、丙类之“西域三”。

2、劳榦对居延汉简的贡献主要表现在：A主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了万余枚居延汉简的释文和图版的整理。在当时设备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辛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又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世人使用居延汉简，个人付出的艰辛劳动是无法用度量衡去量测的。所以在总结简牍学发展的历程时，劳榦对简牍学的贡献可以说是用何等语言比喻都是不过分的。对居延汉简研究，乃至简牍学形成和发展的巨大贡献是突出的一个方面。B充分利用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对汉代社会历史的重新认识即是简牍学重要作用之一，也是劳榦本人身体力行、也曾为之付出过青春的一个方面。 [16]

居延汉简的研究，特别是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的工作，可以将以森鹿山为首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简牍研究班作为起点。居延汉简释文、特别是居延汉简图版传到日本以后，以简牍班为基地开始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的历程。人员充足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居延汉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参加这个研究班的人员先有贝塚茂树、藤枝晃、天野元之助、日比野丈夫、米田贤次郎、吉田光邦、冈崎敬、伊藤道治、川胜义雄、宇都宫清吉、大岛利一、左藤长、大庭脩等人，后又有平中苓次、守屋美都雄、布目潮渢、白井太平、和町田章等人加入。“简牍研究班的成员都衷心喜爱中国史并具有很高的研究潜质，堪程群贤毕至，精英荟萃，很多人在以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汉学家与简牍研究专家。” [17] 其中以森鹿山、大庭脩、鲁惟一和永田英正等四人取得的成绩最大。如大庭脩以简牍资料为主完 成的 博士论文，后由林剑鸣等人翻译成中文的《秦汉法制史研究》，鲁惟一的两卷本《汉代行政记录》，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研究》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主要依靠《简牍研究译丛》和《简帛研究译丛》。前者两辑分别出版于 1983年和1987年，后者也出版了两辑，分别出版于1996年和1998年。除了以汉简资料考证汉代社会问题之外，更多的则是以文字文书内容进行的文书分类研究，如对王莽简研究和以令史充为中心进行的研究。元康五年诏书的复原可以说是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的正式之作，自然也是大庭脩先生的最得意之作。

我国的册书复原是在武威“仪礼简”和“王杖十简”的基础上展开的，围绕“王杖十简”排列顺序的研究提出了册书原本面貌究竟是怎样排列的问题。 [18] 针对居延汉简而言，册书复原的升温应该将居延新简的出土看作契机。新出土居延汉简的整理，乃至个别完整册书的发表为这一阶段册书复原、文书制度的研究注入了充沛的血液。如“守御器簿”、“相刀剑册”、“寇恩册”和“永始三年诏书”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册书，或者说本来出土时就在一起，只是个别简牍的排列顺序有争议。新居延汉简的发现与发表，使大陆学者有机会目睹汉简原物他们对简牍的认识又在仅仅依靠图版和释文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有关散简册书的复原是以谢桂华先生的数篇文章为代表，有《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续》、《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 [19]

何双全的《居延汉简研究》 [20] 对新、旧居延汉简中可能是册书的简号进行了分类排列，但是对简牍文书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在《中国简牍集成》一书的编辑时，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为体例的限制，无法进行全面的展开研究，只是将认为是册书散简的简号附于书后。 [21]

2001年出版的《汉简研究》，汇集了大庭脩先生多年来简牍册书复原的研究成果，将册书复原的工作提到了新的水平。

在新世纪的开始之际，对册书复原走过的历程进行归纳总结是非常必要的，将已有的成果进行分类，并在其基础上对居延汉简中的册书简进行甄别和分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已有的成果表现在：

1、诏书复原，元康五年诏书的复原，使我们看到了汉代诏书的起草、颁行经过，由诏书内容看到了汉代当时社会风俗，诏书颁行的具体经过，其中具体时间记录，为我们考察汉代诏书传行方式和时间提供具体参照物。

2、在册书复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复原册书的几个要素，是今后进行册书复原的主要标准。也是本课题主要遵循的原则。如简牍形制、文字、内容和简牍的出土地点。

3、经过册书的复原，使人们看到了旧有存在的问题，还（历史）册书的本原面目，也是一大进步。如“始建国二年莫当隧守御器簿”

4、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为使简牍学更好地服务于历史研究做贡献。

5、新简牍的出土，旧有简牍的深入研究，为我国文书学、文献学和历史学增添宝贵的资料。册书的复原，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使人们可以看到汉代文书的原貌和整体，了解汉代文书内部的结构和联系。

已有册书复原的研究状况，将在以后具体到每一册书时作介绍，这里仅作如上简述。以上是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的全部历程，也是本课题提出的学术背景。

本文完成后，才在学友富学处见到鲁唯一的英文版《汉代行政文书记录》，不过现在已经有中文译本了。看一看，就知道，早在 40年前就有册书复原成分的存在了。 2006年9月13日

原文发表在《简牍学研究》第四辑。

[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考古学专刊乙种8），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考古学专刊乙种16），中华书局1980年版。

[㈢]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P1－25。

[㈣] 1967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中文译本尚未出版。

[㈤] 永田英正著，《东方学报》 1974年第47册，中文译本分见《简牍研究译丛》第一、第二辑，谢桂华译。

[㈥] 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㈦] 《居延汉简甲乙编》简号 128·1，甲图版1－6。中华书局1980年版。

[㈧] 前揭《居延汉简甲乙编》简号 57·1，甲图版182。

[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p129。

[㈩] 前揭《居延新简释粹》 p73－74。

[11] 《居延新简》 E.P.F16：1－17，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2] 《居延新简》 E.P.F22：1－36，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3] 参见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p21－37。

[14]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15] 大庭脩在前揭《汉简研究》的第10页称“最先对汉简展开册书复原研究的，是麦克·鲁惟一博士。他的大作《汉代行政纪录》，集成了基本属于同一笔迹、同一出土地的同类简牍，而且探究了它们的含义。这种操作实际就是在复原册书。”

[16] 参见《居延汉简考释》之《居延汉简考释序》后所附本书作者有关论文；《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6年版。

[17] 大庭脩著、徐世弘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95。

[18] 参见 大庭脩《武威出土〈王杖诏书令〉册书》，收入前揭《秦汉法制史研究》p549－565。

[19] 分别见《秦汉史论丛》第5辑，《简帛研究》第1辑，第2辑。

[20] 《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 2号，台北兰台出版社1996年版。

[21]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12卷，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