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自内蒙古河口镇始，急转南下，将黄土高原撕成两半后，沿晋陕大峡谷一路狂奔，直至峡口最南端龙门，在此“激浪三千尺，平地一声雷”。《尚书·禹贡》云，此地“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龙门东为山西河津，西则是陕西韩城。

相传夏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在此凿山断崖，引黄导流，历十三年而驯服洪水，使天地平成。公元前145年，“史圣”司马迁生于龙门，即今陕西韩城嵬东乡。这位一生多惊涛骇浪的龙门才子，终以残缺之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仰仰乎司马，郁郁乎成风。自西汉至今，在黄河西岸的龙门故地，对一代“史圣”的追思仰慕之风，绵延两千余载；因司马迁而兴盛的尊师重教、诗书传家之风，润至深山，流遍乡野；“解状盛区”“户尽可封”的文史之乡，好德仁义、两袖清风者辈出，正如司马迁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公为河山增其光，河山为公留其彩。高考前夕，记者来到“士风醇茂”之地韩城，访龙门余泽，寻司马遗风。

文章旷代雄 千秋太史公

——龙门长吊司马魂

司马庙中柏森森，龙门长吊史圣魂。

在韩城东南方向的高岗上，司马迁祠墓西枕梁山，巍巍耸立。东面，一线黄河接天而去；南方，春秋时秦晋大战的韩原古战场悄然无声，悠悠魏长城隐没其间。

韩城人，不将这里称祠称墓，而是唤作司马庙。概言之，龙门故地，以神灵之待遇，供奉司马迁。

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夏阳（今韩城）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此后，司马迁祠墓香火绵延，已历经1700多年。

沿着司马古道，我们开始了瞻仰之旅。古道长300多米，以巨石筑路，行走其上，足下厚重，身沐沧桑。

据韩城市志记载，古道始建于春秋时期，因地处沟通芝川河谷和韩原的坡上，又名“韩奕坡”。司马迁祠墓建成后，当地人渐渐将这里改称司马坡、司马古道。北宋年间，后人以巨石铺筑，为瞻仰司马魂时“晴天不扬尘，雨天不带泥”。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专门引用《诗经》之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来赞美孔子。”讲解员杨萌萌指着古道边的木牌坊介绍说，“两千多年后的上世纪40年代，在这块立于康熙年间的木牌坊上，韩城人为司马迁题写了‘高山仰止’四个字，以显追思之风。”

穿过木牌坊，步入朝神道，再往前，便是九十九层台阶，此为清康熙年间，韩城县令翟世琪和当地民众捐钱捐物，耗时数载修筑而成，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国封建社会，九乃数之极，多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所用，民间修庙建祠时不可僭越。“太史故里的老百姓，敢于藐视皇权，修九十九层台阶，显然含有更高更上的意思。”韩城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秦忠明说，“就是要晓喻世人，司马迁隐忍苟活，肠一日而九回，历百折而不挠，前后历经十余年完成《史记》，书写了华夏文明3000多年的历史，是位居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顶峰的巨人。”

献殿的砖龛之上，塑于北宋宣和七年的司马迁泥塑像着红袍，扶玉带，昂首而北顾，双眼望向了他曾经深深牵挂忧虑的地方——正是在北方大漠深处的匈奴王廷腹地，李广之孙少将李陵率五千步兵，深践戎马之地，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与三万匈奴精骑血战十余日，匈奴不胜，恐慌之下倾八万之众合力围攻，李陵孤军转斗千里，失尽道穷而救兵不至，遂兵败被俘。

这场发生于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汉匈大战，成为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替李陵慷慨辩护，时年四十多岁的司马迁身陷囹圄，于天汉三年被施以最极之腐刑。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力透纸背、字字是血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道明自己之所以未就死而就刑，皆因父亲司马谈未竟之业《史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不远千里，到韩城瞻仰司马迁祠墓，写下了这首五言律诗，碑刻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寝殿之后，便是司马迁墓冢，冢上长有千年古柏一株，树干自坟出而分五枝，朝向远方的黄河。正如明代李因笃所诗：“尚余古柏风霜苦，空对长河日月深。”

墓冢整体呈穹庐顶形，四周裹砖上雕有八卦图案，意在颂扬《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代以来，龙门故地对司马迁的追仰，最直观的表现，一是修墓刻碑，比如单是有碑文记录的，自宋至清大大小小的修建就有17次，历次修缮多为韩城地方官和民众集资出力，如明万历年间，进士出身的韩城人张士佩，捐司马坡下水田五亩两分，募人一边替太史公守坟，一边耕作。苦心经营30年后，用积攒所得为司马迁修殿三间。”秦忠明说，“另一个直观表现，就是绵延千载的民间祭祀。”

从北宋年间起，韩城民间就有了盛大的司马迁庙会，至明万历年间，司马迁庙会祭仪便升格至正祀（祭孔）级别。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韩城民间就开始在清明节祭祀司马迁，但氛围却是并非凄凄惨惨“欲断魂”之感，相反却是敲锣打鼓，热闹非凡！这在司马迁后裔所在的徐村尤为明显。

徐村之“徐”，喻司马迁残余之两脉后人，也有“延续”之意。相传徐村现有的同、冯两姓，均为司马迁后裔，为避官家耳目，族人将“司”“马”二字添加笔画后改姓同、冯。

徐村祭奠司马迁，要唱“跑台子戏”：清明前一夜，先在村西临时搭台唱戏。黎明时分，突然之间鼓乐全停，灯光齐灭，演员不卸妆，直奔村内九郎庙；村民拆舞台，装道具，随演员狂奔，生角背着旦角跑，成人抱着小孩追，履失不找，冠掉不拾。九郎庙正台上的乐班见演员跑来，猛然间大戏开锣，鼓乐震天。

如此别开生面的祭奠，概为纪念《史记》问世。相传汉宣帝年间，同、冯两姓之人在清明之夜，偷偷为先祖司马迁唱上坟戏，突然听说京城大批人马直奔徐村而来，众人以为又要兴师问罪，仓皇逃散。下了坡才知，原是汉宣帝采纳了司马迁外孙杨恽之奏请，同意《史记》面世。大祸转为大福，大悲实为大喜，两姓人随即在坡下重搭戏台，鸣锣庆祝。

“别人清明泪涟涟，徐村清明胜过年”。清明连唱三天三夜跑台子戏，就这样在悲喜交加中留传两千余载。2006年起，韩城市人民政府开始主办每年一届的“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2014年，徐村司马迁民间祭祀，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下了司马坡 秀才比驴多

——流遍乡野的耕读之风

大象山，有道十八弯，茂林密其颠；尽览南川与北原，东望黄河一线天。

位于韩城西北部的象山，海拔600多米。旭日东上，我们在山色如黛中，来到了象山之巅，追仰另一位龙门才子——杜鹏程。

苍翠庄严的墓园之中，以《保卫延安》为主题的浮雕墙，如杜鹏程的笔力一样粗犷雄壮，坚韧挺拔。前方，披衣而立的杜鹏程塑像凝思远眺，望向远处的故乡——烟火万家的韩城。

1921年，杜鹏程出生于韩城夏阳乡苏村，这里离司马迁祠墓仅十余里。幼年丧父的杜鹏程，自幼家贫。因苏村以种植、加工辣椒而远近闻名，为了求生，杜母常常背着儿子，没日没夜地碾辣子，以致很多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上世纪20年代末，杜母带着年幼的杜鹏程，在县城租下了民房，为的就是能让儿子读好书，上好学。”杜家的故交、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薛引生说，“在县城的学校里，杜鹏程边读书，边给学校打铃，为的是挣一点零用钱贴补家用。”

“他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把中国历史学说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也把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这就是自古至今，人们学习他、崇敬他、忘不了他的根本原因。”多年以后，杜鹏程如此评价司马迁，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司马君。这位当代知名军旅作家，以此种方式追仰伟大的同乡。

“司马迁对韩城人的影响太大了。”韩城司马迁文化研究专家贾雪芹说，“不管在任何时代，司马迁都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偶像；无论家里多么贫穷，日子多么艰难，像杜母这样的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之风，始终徜徉在韩城人的骨血里。”

“溥彼韩城，疆分周命。”韩城，古为周武王幼子之封国，地处黄土高原南部、黄河西岸，域内七山一水二分田，在历史上并非富饶之地。但受司马迁和《史记》的巨大影响而兴盛的耕读之风，在这里流遍乡野，润至深山。清朝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韩城人王杰曾说“吾乡非沃土，然慕读书”。

东晋时，殷济为司马迁建祠建墓后，没几年便直接辞官回到家乡韩城，构筑精庐，设帐授徒，传讲《史记》；隋唐以后，随着韩愈、柳宗元、顾炎武等大批文化名人的推崇，司马迁和《史记》声誉渐隆，韩城文脉也随之渐昌。

明清两朝，小小韩城南北三十里，先后建立书院13处，除了司马书院外，还有龙门书院、少梁书院、古柏书院和萝石书院等。清康熙以后，新建义学就有28所，文庙规模也是陕西之冠、全国罕见，因此，民间有戏语称“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

因为读书人多，所以考取功名、为官之人自然也多。明清两朝是韩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科举取士者近1400人，其中进士110多名，举人500多名，贡生700多名，以致当年的朝廷中有“朝半陕，陕半韩”之说，意为朝廷官员里一半是陕西人，陕西官员中一半又是韩城人。

南北尚书、祖孙巡抚、父子知州、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清代时，韩城毓秀桥南的连三牌坊上，分别高悬“士风醇茂”“解状盛区”“户尽可封”等巨额牌匾，足见韩城文脉之盛。

“韩城人相信，故乡读书蔚然成风，有司马迁的影响。”贾雪芹说，“历代以来，每年清明节，韩城老老少少都要去拜司马庙，男孩要从司马祠墓里摘得松针，别于胸前，以求满腹经纶；女孩折下迎春花，插在发髻，寓意有个好前途；即便到现在，很多韩城的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第一课，老师都要讲一讲司马迁与《史记》，以作勉励。某种程度上，司马迁与《史记》，就是这座城市的根与魂。”

漫步于韩城的乡野，文史之乡对诗书传家的重视，多体现在一个家庭最显眼的位置——门楣或楹联。这种文化在韩城党家村尤为浓郁。

笃敬、孝悌慈、宝善居、楚书是宝……在党家村，家家门楣有题字，或石刻，或木雕，字体以行、楷为主，有的丰润端庄，有的刚健遒劲。“不管在党家村，还是在韩城，以耕读第、诗礼第、太史第为门楣刻字的家庭不在少数，皆因在他们看来，耕读是干正事，走正路。”党家村第20代传人党鉴泉说，“在这里，一个‘半藏农器半藏书’的家庭，备受人们的羡慕和尊敬。”

治家无奇术，教子多读几行书。在党家村，以诗书传家为内容的石刻楹联、家训随处可见——

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若勤俭持家。

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福；天壤间第一人品，便是读书。

后辈人若要搬迁，这些题字还会被郑重其事地描下来，镌刻在新居，以示传承，既为律己，也意在告诫后人。“读书是这方百姓最朴素的追求与信仰。”党鉴泉说。

党鉴泉年轻时曾在党家村小学教书，有一次，村里铁匠的儿子上课时调皮捣蛋，他便“踢了两脚”以示惩戒，没想到孩子掉头跑了。放学后，他不放心，便去家访。一进门，铁匠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老师下了一碗挂面，还加了一个鸡蛋，让老师吃饱再说。

文教最盛时，韩城村村建有惜字炉，系专门用来焚烧字纸，即写过的纸片不可乱扔、遭人践踏，需一律送到惜字炉焚烧净化。逢年过节，小孩的任务，往往是将家中字纸送到村里惜字炉焚化，汲取“读书为上”之思想。

如此尊师重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个不足百户的党家村，在鼎盛时期有私塾12所，近半数人博得功名。

“每年三月，鲤鱼自百川争集龙门，跃而欲上。一登龙门，则化为龙，云雨从之，乘风而去。”千百年来，中国人常以龙门故地的这则传说，喻读书人金榜题名、平步青云。

鱼跃龙门的自然奇景、流遍乡野的耕读之风、读书人的理想化身司马迁，这一切隐隐勾勒出龙门读书人终其一生的奋斗轨迹，也为这片文脉盛地提供了绝佳的精神标识。

龙门有余泽 史圣故里传清风

建于元代至大年间的韩城九郎庙中，大殿四角的木拱梁间，跪着一个托举木梁的木雕孩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

赵氏孤儿的故事，源自《史记·赵世家》，经元代戏曲家纪君祥改编后广为流传：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诬陷，全家300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下令在全国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背负托孤重任的赵家门客、草泽医生程婴，走投无路之时，献出自家孩子救下赵武，老臣公孙杵臼等义士也为此献出生命。程婴含辛20年后，将赵武抚养成人，冤情得以昭雪。

故事中的大德之人程婴为司马迁同乡，是韩城芝川人。程婴救下赵武后，相传藏婴于韩城高门原西的九郎山（今巍山），至今巍山北野仍有藏婴洞遗址。九郎山、九郎庙即为“救郎山”“救郎庙”。

为彰化义士大德，后世韩城多建九郎庙、三义墓。在今韩城堡安村，遗存有三座砖砌墓冢，墓前的墓碑上分别刻有“晋程义士婴墓”“晋公孙义士杵臼墓”“晋卿赵文子（即赵武）墓”的字样。

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史记》中很多义贤故事，都成为司马故里的教化之源。如在韩城禹山东麓的山峁上，有四义墓，供奉着荆轲、高渐离等四位义士，后人为其撰联曰：“千秋颂高义，万古传知交。”

正如司马迁云“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因为尚义，韩城民间也多仁义之士。清顺治年间，党家村人党德佩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两捆棉花到河南南阳做生意。同在南阳打拼的一位广东佛山商人，因家中有变，将大批木材委托于党德佩后回乡，不料一去就是四年。归来时商人心生忐忑，料定木材多半会打水漂。

不料商人进店后还没落座，党德佩就拿出账本，连本带利都记得清清楚楚，并悉数返还。党德佩因此在南阳声名大震，靠着清白为人、诚信经营，成为日进千两的秦商巨贾。

清朝时，韩城县衙的西街上，有座“将军楼”，横跨街面，楼上纵书“清官穿靴，赃官卸帽”，意为在韩城为官者，若清正廉洁，离任时韩城民众会为他制一双新靴，让其以新换旧，步步高升；若为官不正，民众会要求他卸下官帽，免冠（官）而去。

明朝左懋第，曾任韩城知县，在任六年而政绩斐然。左公离任赴京时，韩城民众以“百家靴”相赠，期望他步步高升，并夹道相送至龙门渡口。

“司马迁秉笔直书，良心与气节并存，他在《史记》中推崇的很多人和事，也往往背负大仁大义，兼具真善美。”贾雪芹说，“这在无形中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尚大德之风。自古以来，韩城民间好仁义，为官多‘两袖清风’之辈。”

生于韩城庙后村的王杰，是清代西北地区唯一一位状元，在乾隆、嘉庆两朝官至东阁大学士，位同宰相。在韩城，许多读书人的榜样，除了司马迁，还有王杰。

王杰在权力中心的十余载，正是贪官和珅炙手可热之际。与和珅不同的是，王杰位居高位时，仍穿布衣，着草鞋，连轿子都不坐，往往骑老马上朝。

与和珅同主军机，王杰除议政外，常常默默独坐，距和珅甚远。有一次，和珅有意拉拢他，奉承他手长得好看，王杰毫不趋势，拂袖道“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

和珅因贪赃枉法入狱后，朝中权臣、地方大吏多为其同党，竟无人敢任主审，唯不偏不党的王杰挺身而出，主动挑起了主审和珅贪腐案的大任，以铁面无私、大义凛然之举，判处和珅死刑，籍没家产。

王杰一生曾12次担任乡试、会试主考、副主考，四任学政。为保清廉，他多次拒绝儿孙赴省或赴京参加考试，甚至放话“谁录取我的儿子，我就弹劾谁。”有一次，儿子瞒着他到省里考试，王杰知道后下令将其考卷撕毁。

“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公元1803年，在嘉庆皇帝的送行诗中，王杰离任还乡，临走时还将京城御赐的豪宅捐献出来，改作韩城会馆，仅带走了几十箱书籍。

到韩城后，王杰引用《史记》中的故事表心迹于乡人，称真正的衣锦还乡是“德庇生民，功在社稷”。韩城文庙至今留存的记事碑，记载了王杰回乡后“捐银五百两，置田地取租，每逢乡试到省，送以助盘费之资”的慷慨仁义之举。

因为继承了太史公敢于直言、不畏强权的史官作风，由宋至清，出身韩城的官员，多为谏官、御史，多在刑部就职。

宋仁宗时，包拯之师、任东台御史的张昪，曾冒死上疏，为范师道鸣冤；明朝时王盛、薛国观都曾担任过给事中（向皇帝谏诤时政得失之官），张士佩做御史时，也深得嘉靖赏识；有清一代，贾宏祚曾任陕西都察院监察御史，刘荫枢也曾担任给事中，张廷枢曾官至刑部尚书。

“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和王杰一样，这些韩城籍官员在历史上均以正直、清廉著称。”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薛引生说，“受司马迁和《史记》滋润而形成的清风正气，不仅流淌在韩城，更流淌在整个中国文化里，对当下仍有非常积极的警示意义。”

司马迁究竟死于何时、何地、何因，至今仍不能完全考定，因此在中国的很多史书中，写下三千多年华夏文明史的“史圣”司马迁，没有结局。

但“公为河山增其光，河山为公留其彩”，在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司马迁和《史记》已然不朽。

“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余秋雨曾作文如此评价司马迁。

龙门有余泽，风追司马两千载，正如黄河冲出龙门后，横际无涯，浩渺壮阔。在故乡韩城，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乃至人类文明史，历史给了司马迁最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秦忠明主编《毓秀龙门（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