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也曾铸造过货币，就是太平天国钱，但是国字从口从王而不从玉，成为
太平天国货币
的一大特色。此外太平军还铸造过一种中国最大的货币大花钱，数纪念币性质。与太平天国同时在上海的刘丽川领导了
小刀会起义
，铸造了太平通宝，钱背面有星月纹。以表示“明”，寓意反清复明。1865年，广州的天地会进军广西建立了大成国。在李文茂的领导下，铸造了平靖胜宝，李氏自称平靖王。
清朝货币
清代银两
清代银元
清代的银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光年以前的，一类是道光年间以后的。
清代银两有多种形状。直隶银两形状多为船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为重50两，另外一种重10两。
山西银两以重50两的大银锭为多。另一种为小元宝，束腰形。
陕西的银两多为椭圆形，分为2种，一种重10两，一重4两左右。
江南的银两除重50两的船型元宝外，另一种重5两左右，形如猪腰子的腰锭。
甘肃银两有三种，一种为重50两的方锭，形如正方形的砖块，多为民国年间铸造。一种为4两重的圆锭，最后一种为重2两左右的葫芦状的银两。
四川主要铸造10两左右的圆锭。
云南银两，前期是方锭，后期状如马鞍或牌坊，重量分10两，5两，2两半左右三等。
贵州银以茶花银锭最有特色，一般重10两左右，另有重5两，10两的圆锭。
湖北除有重50两和20两重的船型银锭外，还有重5两，10两的圆锭。
湖南银两锭近于长方，略束腰，一般重10两左右，，另外还有一种重50两的龟宝，因锭面两耳特低，形如乌龟，故名。
江西银两以50两重的方宝最多，另外还有10两左右的圆锭。又有5两重的方锭。
安徽有50两的船锭，和10两重的方锭。
江苏银两分重50两的船型元宝和5两左右的圆锭。
浙江以重5两左右的圆锭为多。
福建除有50两的船型元宝外，多为重10两左右的圆锭，也叫馒头锭。
广西和广东则以重10两左右的形如砝码的银锭为多。
东北地区多为重50两的船型元宝，因形制特别，锭面两耳特长，故俗称大翅宝。
新疆通行重50两的船型和方形元宝。
一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后，中国的银两才退出了流通领域。
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有不同。清代前期京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
称量货币
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不一，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白银和铜钱不仅是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
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两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同时，政府还收购私钱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 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过陆路与邻国的经济往来，而使货币流出国外；一是西北边货币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清朝与中亚各国贸易的中心。二是西南边，货币流出到克什米尔、不丹、孟加拉、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出产的披巾、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镜，换走了中国的一批又一批钱币。三是南边，货币流出到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的棉花、食盐、羽毛、黑漆、铜砂、象牙、兽角，也换走了中国一批又一批钱币。四是东北边，货币流出到朝鲜，两国之间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的钱币也随着商人流出国外。再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货币流出到日本、朝鲜、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间，中国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琉球到中国的船只，最多到过5艘，运送来的多为海产。在南边，货币流出到印度、缅甸。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货币流出到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北走可以到达暹罗、越南，南走可以到达苏门答腊、爪哇，东走可以到达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帆船开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达到250只，“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除此之外，清朝货币还流出到其他亚洲各国。
以上都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货币交流，而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始，就变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把大量鸦片输入到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鸦片这种毒品输入我国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们更加昏怠腐败，又在经济上使中国清朝对外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造成大量白银货币外流，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最为严重。每年有三千多万两的白银货币流出国外，这对清朝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负担：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在诏书中惊呼：“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后“一有缉发，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