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争论

美国《科学哲学》2003 年第一期上刊载了女性主义思想家J1A1 考兰妮(Janet A. Kourany)的文章《21 纪的科学哲学》, 该文从女性主义立场对以往科学哲学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此后不久, 吉尔勒(Ronald N.Giere) 发表了他的商榷文章: 《一种科学哲学的新方案吗?》。考兰妮随即对该文进行了回应。二人论的核心在于,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使全人类繁荣昌盛的理想是不是一种未得到充分论证的意识形态? 我们能否将这一标准引入对科学理论的评价?显然, 这个不大不小的争论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女性主义与科学哲基本关系方面, 而这恰恰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的一个中心话题。

1 对以男性为主体的传统科学哲学价值观的反思

西蒙·波伏娃曾经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塑造的。她论证说,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及其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了历史性的女人, 使女人按照男人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 使女人降为男人的附属品———男人的“一部分”, 成为男人确证自己的参照物,并由此沦为了人类的“第二性”。从对大男子主义的认同到对科学哲学基础的反思, 许多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都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通过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包括性别价值的反省来制定科学研究的方案? 与此有关的经典论述见于D. 哈拉维(Don2na Haraway ) 《论灵长类》(On Primatology) , E.弗克斯凯勒尔( Evelyn Fox Keller) 《论物理学和生物学》(On Physics and Biology) , S. 查维克(Sharon Traweek) 《论物理学》(On Physics) 和E.波特( Elizabeth Potter ) 《论波义耳化学》(OnBoyle’s chemistry , 即将出版) 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H. 朗基诺( Helen Longino) 对科学价值的构成和背景、科学的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之间的差别提出了挑战。她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人们通常所信守的各种社会规定或价值,直接影响着科学证据的形成或科学评价标准的制定。这些社会规定或价值通常包含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意识。

2 向本体论的绝对论和认识论的绝对论对建构主义的还原论的二分法提出了挑战

当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直接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归纳逻辑; 当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论强调社会的心理因素的作用, 而不是强调经验与科学间的逻辑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当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研究“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理论方法的普遍有效之后, 科学哲学的革命直接动摇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基本信念。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们也力图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做法, 以便与其他学科方法相互渗透、融合。正如巴雷特(Barrett) 所说,“对二元论、两分法以非此即彼的批评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个主题”。她们的目标就是介入国家与公共事业, 参与制定有利于两性平等的社会政策, 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包容不同身份差异(包括性别差异) 的平等的公民制度。在以决定论、经验论等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一方, 以建构论的还原论为一方的二分法哲学框架中,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们提出, 并非任何非绝对论都将导致陷入一种灾难性的相对论。我们可以相信社会因素形成的各种科学问题、自然概念, 以及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概念、假说、方法、依据的标准、研究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相信自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科学上的主张可以既是经验上可靠的, 也至少是历史时代的一部分,历史时代创造并选择了它们。K. 巴拉德( KarenBarad) 、D. 哈拉维和桑德拉·哈丁( S. Harding)属于那种在绝对论与建构论两极之间坚持一条中间道路的学者。

3 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长期以来, 在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欧洲中心论, 只重视或承认欧洲近现代科学, 而忽视了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成就, 如带有偏见地认为草药学是人们的迷信, 针灸不过是民间信仰等等。与以往传统科学史的立场完全不同,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观出发, 主张必须重新定义科学, 并以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桑德·哈丁指出: “后殖民主义研究旨在指出, 哪种科学将最能促进其文化中最脆弱的群体增长知识和改善社会福利”。“对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的起源的叙述已经表明, 它们对我们理解‘科学’与其独特的全球性和地方性历史的‘整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开始在作为跨文化的历史和哲学地图上, 重新配置现代科学及其技术, 而这种跨文化现象是全球历史中殖民时期之后新的意识、性别意识的一部分。例如, D. 哈拉维在美国致力于研究灵长类的联合机构, 以及国家性别和种族管理项目。她早期把社会学功能和生物功能理论结合起来的报告, 为形成一个对于灵长类学领域负有义务的联邦“人类资源管理”项目, 提供了对诸如这种工作的一种有力例证。桑德拉·哈丁在一本新近的著作(1998) 中运用了最新的反西方史上欧洲中心论的和非西方技术传统的观点, 提出了有关现代欧洲科学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经验知识方面差别的各种问题。她论证说, 包括现代西方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必定是“局部的”, 它们提供了文化方面的特定答案, 也是对不同地理环境做出的特定反映。从这样的视角出发, 妇女对自然持有不同(文化上多样) 的观点, 她们被自然和文化上的特征所限定(assigned) 的区域与她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

4  以男女平等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全人类有益的(good) 科学的标准

法国女性主义者奥伦比·古日在《女权宣言》中指出: “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 和男人一样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已经对传统的无确定价值的客观性观念提出了批评, 并且在这方面提出了各种更为有力的标准。P. 伦妮( PhylisRooney) 对女性主义各种合理性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概述, E. 波特( Elizabeth Potter) 则对这些概述增加了更为新近的内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们最直接地倡导, 从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生命观出发(因为他们的利益在各种科学问题的惯例中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 把发现的背景置于某种至少是最少逻辑方法控制的情形下, 以便通过这种策略来探寻可供选择的科学假说和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考兰妮的《21 世纪的科学哲学》中, 这种“使人类繁荣昌盛”的平等主义理想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论述。在此, 逻辑实证主义的残余势力认为, 在科学要求合法化的过程中, 文化因素不具有实际的作用, 无论在发现的背景下它们可能扮演什么样角色。女性主义的工作已经表明, 在合法化的进程中, 以男性为主的各种假设是如何扮演了这种公正的角色, 而当这种合理的背景限制了严格的鉴定程序时, 人们应当期盼女性主义的这种成果。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女性主义的理论学说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它们对于国家、世界的公民的民主生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 正如桑德拉·哈丁所说: “如果只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 那将是知识分子的一场灾难。多重的理论框架, 在认识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多样性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自我批评的资源。就像科学哲学认识的成长过程一样, 女性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