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地摊经济”又成为“热词”。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为“地摊经济”开了“绿灯”。“地摊经济”也受到总理点赞，被当做保就业保民生的暖心之举。

“地摊”受到的关注和欢迎空前热烈。

“地摊经济”不是第一次这么受欢迎

所谓“地摊”，更准确一些，应该是“摆摊”。所谓“摊”，则主要是相对于“店”而言的。不过，有些“店”其实亦摊亦店。所以，我们讨论的基本上是一些个体商业“小户”或“散户”。

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出现了，“摊儿”越来越多。这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三个层次。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春风吹来，怎么能够搞活经济？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扶持城镇个体工商业户直接增加了财政收入，对于彼时的“四化”建设有重要支撑作用。根据1981年1-3季度统计推算，全年个体户营业额约为17亿元左右。这样，若全部按商业税率3%计算，仅工商营业税一项，国家一年可收入约510万元。

其次，是市场活化的需要。市场的组成是供需两端。计划经济时期，需求端被压得死死的，供给端也就“不死不活”，整个市场一潭死水。市场开放是改革开放的关键之一。城镇个体工商业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为群众生活提供了方便。以北京为例，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修理服务网点逐渐减少，拥有60多万人口的东城区，1978年仅有国营和集体修鞋门市部14个，服务加工营业点36个，自行车修理点30个。1982年，这个区已发展个体修鞋户103户，缝纫裁剪户145户，修车户38户，极大方便了群众生活。

与此同时，就业的需要也极其重要。从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户人数看，1981年一季度比1980年底约增加8%，第二季度比一季度增加17.5%，三季度比二季度增加11%，四季度比三季度增加10%。1982年的城镇个体工商业户人数已大体接近于1965年。1981年，全国城镇持证个体工商户有70多万人，据估计还有无证个体户20万-30万人。人员构成以“社会闲散人员”为主。但“待业青年”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据统计，1980年9月底，待业青年约占个体户总人数的9.2%，到1981年底则占23%。1982年，全国有23万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相当于北京市当时几年间安置青年就业人数的2倍。而且，据调查，个体户经营的绝大多数行业收人良好，他们平均每月收入最低在50元左右，一般在100-200元之间，少数户收入较多。这表明，发展城镇个体经济已成为安排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事实上，开始积极“出摊”的，不止是“个体户”们，很多集体企业、商户和国营商企，也不断响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前店后厂、增设网点、搭建棚亭、出车摆摊，各种日夜门市部、早市晚市、综合摊群，竞相亮相。

此后，经济交易方式越来越灵活多样，不同所有制的融合、交流越来越通畅自如。市场越来越开放，竞争越来越有活力，中国经济的“奇迹”就是这样起飞的。

地摊是中国经济的镜子

至于目前还在讨论的一些问题，很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讨论过。那时的一份报告指出，个体劳动者的难题，主要包括有场地问题，即如何在不影响市容、不妨碍交通的情况下,给个体户提供经营场地方便。并举例说，天津市政府希望发展个体经济，但交通大队表示已经饱和，再发展就坚决“顶回去”；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费用负担重。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个体户乱收费用，但实际没有很好解决。一些市的个体工商业户除了交税外, 要负担10 多种费用；关于经营乱象、偷税漏税等，四十年前也都提出过、想到了。

总体而言，那时认为，必须加强监督治理，但政府一定要转变思路，对个体商户一视同仁、提高其政治地位、减轻其费用负担、加强相关培训、采取恰当政策。

以北京为例，在原来不能经商的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休息室开办了四个知青集体的茶点食品点，在原先没有知青服务的颐和园、陶然亭、天坛等七个公园, 新增加了50 个知青服务点。此外，北京表示要放宽政策, 提倡个体经营, “个体”可以是夫妻店,也可以是连家铺, 个体户可以用一至两个帮手, 技术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 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搞个体经营的青年计算工龄, 也可以参军、升学。不仅如此，还对知青参加的企业规定了不同的减免照顾。若开办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 自筹资金不足时, 银行发放低息短期贷款, 予以扶持。

很多如今的“大老板”，都曾经有“出摊儿”的经历。“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据说曾在计算所的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当然，他当时已经背靠“中科院”这棵大树，只是在苦寻突破良策。有些企业家，则身无一物，真真正正是从“摆摊”开始积累，打拼出今天的财富。现在身价超过百亿的曹德旺，有着“玻璃大王”“首善”等美誉，他早期摆地摊卖水果, 每天凌晨3点便起床进货、摆摊；“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被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他也摆过水果摊，出过瓜子摊，走过街串过巷。他们摆摊之路也曾经崎岖。在改革开放之前，曹德旺尽管起早贪黑，却难以为继，只能收摊回家。而年广久则因卖板栗“投机倒把”被关了几十天。而无论柳传志、曹德旺、傻子瓜子或其他人、企业，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成败，与国家政策的转向、开放息息相关，仅仅从他们摆过的地摊就能够看出来。

新时期、新地摊、治理新考验

这两天，朋友圈被“地摊”刷屏，各种政策出台、段子幽默齐齐上阵，不亦乐乎。热情可嘉，但必须注意三点。

第一，“新地摊需求”不同于“旧地摊需求”。“地摊经济”火了，很多人都问，会不会冲击商场商店？其实，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新地摊经济，本身就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忧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摊贩售的，主要是一些小商品、衣服鞋帽等日用消费品。“摊主”的“商业模型”，往往是从东南沿海一带“进货”，以时间和空间上的信息优势获取利润。这种商业模式在2000年以后已经受到了巨大挑战，随着交通便利程度和信息同步程度的上升，许多此类商品的贩售摊乃至店都出现了生存危机。及至近十年来，电商崛起，线上交易使时间和空间信息差进一步缩小至几乎没有，“某某同款”唾手可得，快递小哥可以将千里之外的货品直接送货到你手中，传统商场商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打击。因此，如今的地摊，如果还想以低价等为生，恐怕难以为继。其主要目标市场，应转向服务，包括特色餐饮等。

第二，“新地摊供给”不同于“旧地摊供给”。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城市秩序、服务质量、公民素质等也都有了更新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允许地摊摆放，不等于大家喜欢一些不法摊点带来的随意占道、污水横流、坑蒙拐骗。人们对“文明城市”带来的毫无烟火气不满意，并不意味着大家喜欢城市陷入“不文明”。城市管理部门不应当为了清洁“一撵了之”，同样也不能为了什么而“一放了之”，必须更好的提高自己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城市管理上保障有序摆摊、合法交易，让地摊便民而非扰民。

第三，“新地摊经济”不止是关于地摊。我可能是最早提出允许“地摊”经济+建议的，但我所说的地摊只是整体“放管服”的一个小部分。即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政府的各种“一刀切”政策等，对中小、小微和个体企业商户带来了损害，有些粗暴的管理几乎是以“管制”的手段进行。在目前全球疫情肆虐，内外部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我们急需放开各种管制，坚持服务型政府，积极筹措为市场个体服好务，多多了解市场需求，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削足适履压低需求。改革开放中，开放是指市场开放，而改革是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改革要求。时至今日，从政策开放上、供给侧改革上要红利，是下一步度过世界性危机的关键。

经济要发展，繁荣从何而来？必须要有交易。

“地摊”不仅仅是一点子“烟火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摊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

有些问题，那时已经想到了，现在呢？

有些问题，那时没有很好解决，现在呢？

所以我们不妨回头看看，那些地摊经济发展中提出过、解决过、没提出、没解决的问题，都是怎么一回事。这条路走下来，今天的地摊和昨天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体现出的，是治理思路与治理能力的变化。

重提“地摊经济”，可能并不只是在说一个“地摊”而已。

文章来源：腾讯新闻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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