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不到的世界

“我的孩子只是听力有一点点不好，但我真的希望她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听小鸟唱歌、一块做游戏、上课、放学，快乐地长大。”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陈昊(化名)是一个3岁听力损伤儿童的父亲，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多的问题摆在了他和他的家人面前。

“以前只是发现他听力不太好，现在发现，他的理解、沟通都出现了问题，甚至有一些自闭的倾向，不愿意和外界交流。”陈昊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这只是中国儿童听力损伤的一个小小碎片——事实上，全国范围内，每年因遗传、耳部疾病、感染和药物，以及未被发现而贻误治疗时机等因素引发的儿童听力损伤数字正在迅速攀升。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听力残疾率为2.11%，听力残疾人2780万，其中0～6岁13.7万，每年至少新生2万左右听力残疾儿童;而随着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新生儿数量增加，听障儿童数量也随之增加。

“遗传性因素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一旦发生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听障儿童的早期筛查、辅具配备、康复、学前教育都值得我们关注，只有在这些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让他们未来更好地融入到社会当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墨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她告诉记者，儿童听力损伤不仅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如果听障孩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及时康复，不但影响其语言发展，对其认知能力、社会技能、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等也会产生影响。”她说。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为1‰至2‰，随着年龄增长，永久性听力障碍可持续增加，5岁前听力障碍发病率上升到2.7‰，青春期则高达3.5‰。儿童期是言语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听力障碍没有被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轻者可导致言语发育落后及行为问题;重者会导致严重的言语发育障碍，甚至影响儿童情感、心理和社会交往等能力发展，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儿童听力障碍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从经济角度考量，尽早对儿童听力损失进行干预也尤为必要。

儿童听力损伤对家庭而言是一项长期的经济投入，包括检查诊断费用、各种先进的助听设备费用以及设备的维护与调试、未来接受教育、职业选择等，如果一个孩子能及时发现听力障碍后及时进行必要的干预，首先能保证大部分的孩子融入主流社会接受正常教育，并在随后投入社会享有正常的劳动力。

有专门机构对此做过统计分析，经过早期康复和未经过康复的经济效益比为1∶7，因此早期康复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均有重要意义。

而在人群的另一边，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快速跑入老龄化社会，听力损伤在老年人口中越来越成为牵动系统问题的“第一步”。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听力损失是全球流行最广的感觉器官残疾，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听力残疾人已达3.6亿，其中成年人约3.28亿;65岁以上的老人约1/3为听力残疾;男性多于女性;农村多于城市。

而研究表明，轻中重度听力损失的老人，由于听力下降导致的不愿出门、不愿意与人沟通交流等行为，引发系列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而其中老年痴呆症患病率分别是听力正常老人的2倍、3倍和5倍，这已成为全球老龄化中的突出健康问题。

但问题在于，对于具备高度专业性的听力辅助设备验配人才，在我国目前仍有巨大的市场缺口。

据统计，我国目前只有4所大学有听力相关专业，全国只有不到1万名听力专业人士，对听力损伤者的专业服务力量远远不够。

“中国大部分的听障儿童接受干预的时间都在2～3岁以后，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会延长到4～5岁以后，这个时间比起国外，有至少2年以上的延迟。”全球最大听力解决方案供应商索诺瓦(SONOVA)集团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培训部总监杨欣怡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杨欣怡向本报介绍，国际上有一个著名的“三早”康复法则，即早发现(出生后1个月内)、早诊断(出生后3个月内)、早干预(出生后6个月内)，这是孩子的黄金康复时间;而现今中国儿童听力康复的延迟，除听损患病率高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行过正规听力学教育或培训的专业人员数量有限，直接导致了很多家长没有机会获取专业的听力康复知识，对于孩子成长发育中表现出的听力障碍没能及时发现，这一点在轻中度听力损失或者单侧听力损失中尤为明显。

在听力辅助医疗与教育的关系上，澳大利亚一直被作为全球优秀的国家案例——公开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听力学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国家声学实验室(National Acoustic Laboratories , NAL)和国家听力中心在世界听力研究所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第一财经日报》从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拿到的信息显示，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相对于全国人口，澳大利亚的听力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2008年各个国家相对全国人口听力师数量的统计调查中，澳大利亚每15178人中有一位听力师，美国每19603人中有一位听力师，英国是26334，加拿大是28645——澳大利亚听力学教育的发展与其听力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本报获悉，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目前是澳大利亚儿科助听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为实现对全国各地提供持续服务的目标，实施了儿科听力师培训计划。

计划包括4个关键因素：制度化的标准和方案;清晰的角色定义;国家持续性培训计划;教员及导师支持网络。

“中心提供一套完整的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儿科听力师培训课程，每一级别的培训内容和要求不同，培训完成后才能进行相应级别的专业活动。澳大利亚听力师要保留其执业认证，还需满足持续职业发展计划要求，通过临床会议、远程会议、澳大利亚听力学双年会等多种形式接受继续教育。” 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负责人员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说。

技术和培训的输出也不断在进行——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听力学课程正是由中国的首都医科大学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澳听力学计划，14名首届学生大都是来自于临床医生，其中8人被送至澳大利亚进行临床实践培训，至今已有1000名人员参加了类似的培训项目，其中65人可以进行人工耳蜗手术。

被开掘的市场

但是，让中国的爸妈和孩子们尽早走入医院，接受专业意见并愿意戴上助听器或进行人工耳蜗手术，则是另外一个难题。

“虽然我们在全球的儿童市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欧美市场中儿童人群的好办法应用在中国，仍然是个正在摸索的问题。” SONOVA集团亚太区总裁Albert Lim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尽管SONOVA在全球儿童助听器市场份额占据50%以上，是该领域绝对的市场主导者，但面对仍然“保守”和待教育的中国市场，显然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根据医药数据提供商米内网信息，我国助听器的制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1979年开始验配助听器，国内助听器市场开始规范有序地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三十年加速了国内助听器的发展步伐，由于生产成本低、市场广阔等因素，吸引了多家世界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扎根在中国，如苏州的西门子、上海的峰力和厦门的瑞声达等，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但进入了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渐渐成为了世界助听器加工的主要场所。

跨国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进口助听器的生产技术，在这些基地生产的助听器，虽然顶着“国产货”的帽子，但由于成本低、技术高，填补了进口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助听器国内销售406.5万个，同比增长21.2%，增幅较2011年增加6.5个百分点，预计至2020年，仅供普通市场的助听器产品一类，产业规模将达到50亿元。

“中国助听器市场经过20年的两位数高速发展，截至目前，据相关报道和预测，中高端助听器年销售台数现达130万台左右，如再加上国内基础性盒式机和耳背机，总台数达约170万台，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 Sivantos 集团中国区总裁傅建彤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西嘉助听器源自助听器制造商Sivantos集团，其前身是西门子听力集团，此前该品牌在中国助听器市场一度是最具知名度的品牌。

但即便是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的老牌公司，依然需要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