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中关于 认识论 的命题，语出《礼记·大学》。但是“格物致知”在《礼记·大学》中并未做具体阐释，而且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未见此语，这使得“格物致知”的含义没有确解，引发了后来的争论。宋代朱熹将“物”解释为“天下之物”，“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朱熹 的观点是通过究察事理从而获得知识。同时代的 陆九渊 则持与朱熹相反的观点，认为“格物致知”意在言格去物欲而求得天理，反对在心外去穷理求知。明代 王守仁 也反对朱熹的“即物穷理”，认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王守仁因此认为“致知”就是致良知，“格物”就是正物，于是将“格物致知”说成“致知格物”，也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然而无论是朱熹，还是陆、王，“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在于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上，这与清末时期以“格致”来统称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含义是不相同的。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所谓的“格致”，是“格物”与“致知”两个概念的简称。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故常常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概念使用。简略说来，格物致知论就是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关于认识世界的方法或方式的理论。仅从字面上进行初步解释：所谓格，即推究之义；所谓致，即求得之义。格物致知即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这种解释较倾向于现代认识论与知识论的角度。其实同其它很多中国哲学的概念一样，它还含摄着价值论、工夫论等多方面的内涵。应当说，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概念，把真、善、美融合为一体。古人对这一概念的诠释往往侧重不同，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