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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剛硬與難寫的預言

我要談談文學家和預言的故事。

文學家是一個廣義的預言家，他們的作品實際上是一種廣意的預言，因為我們都知道：文學作品一直宣說事情的可能性。所謂的可能性就是說它能夠讓未來的眾多事情對號入座。譬如說自從《羅密歐與茱麗葉》或《少年維特的煩惱》這些故事被創造後，世界不知道發生了多少雷同的悲劇愛情故事。

提到文學作品與正式預言扯上關係並不只是近代文學才有，它的起源可能和文學的娛樂功能同樣古老，也即是說自古就存在。

《聖經》這本完成於上古時代的書籍其實就是一本記載著大量預言的書籍。在〈使徒行傳〉第一節到第十一節，記載著耶穌經過被釘十字架、埋葬、復活後，整整有四十天的時間，他又和他的門徒們相聚的若干故事。當時，門徒們大概認為棲身在猶太教勢力龐大的耶路撒冷是一件對生命充滿威脅的事，或者至少會使得傳播基督教變得一籌莫展，門徒們告訴復活後的耶穌說，他們想離開耶路撒冷。為此，在耶穌即將飛昇天堂離開他們的那一天，當著門徒的面，說了一些簡短的預言，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不必急於離開耶路撒冷，聖靈就即將要降臨了！當聖靈降在你們身上時，你們會忽然具備巨大的神能，能摧垮猶太人和一切外邦人的阻擋，最終就會把基督教傳到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球盡頭。」耶穌說完，就冉冉升天，直到一朵雲把他接走為止。當耶穌說這些話時，事情還沒有發生；不過兩千年之後的今天，基督教果然已經廣傳世界，就是地球的南北極，都存在著信仰它的人。這卷〈使徒行傳〉記載著更多的預言，作者是當時的希臘人醫生路加，不過所記載的預言都是別人所宣說的預言。

《聖經》裡還有一些文學家比路加更大膽，直接書寫自己從神那裏體會到的、聽到的預言，約翰所寫的〈啟示錄〉就是一個典範。

《聖經》只是部分的例子。我認為在上古和中古的大半地球上，文學與來自神的預言密不可分，並不限於某個地域的某個民族，因為那時是個神權時代，大半的文學就是神的言語和行誼的記載。我也認為，這個漫長的時期是文學預言家的黃金時代。因為記載預言的文學家，只要出於忠實，不管預言是否成真，他都不必負責任，因為預言來自於神，與他無關。同時，在那個時代，神的話語深受人類的信任，人們的心非常柔軟，能無條件相信那些文學家所記載的故事和教條，甚至熱烈的奉行它們，終至於形成蘇美、埃及、猶太、希臘、基督教、回教……等等的倫理文化。對於文學家而言，可算是最大的光榮和貢獻。

可是，中古時代過後，寫預言的文學家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我們先談現代。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是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他可算是時代的先知。1921年，他寫了詩作《荒原》。在那首詩裡，當他寫著：「我說不出話，眼睛看不見，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我什麼都不知道，望著光亮的中心看時，是一片寂靜。荒涼而空虛的是那大海。」時，已經暗示未來人類的精神狀態將是一片荒蕪。詩人筆下的「荒原」土地龜裂、石頭燒紅，草木凋萎，人類精神恍惚渙散，上帝與人、人與人之間不再有聯繫。艾略特所描述的狀況，就是1921年迄今，接近一世紀的人類生活狀況。沒有人可以否認他寫了一齣了不起的預言。

接著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 ） 於1932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赫胥黎假設將來有一個人類社會，被科技所控制，人類被劃分成5個階級，每個階級都有一定的任務，尤其是第5階級被強制以人工的方式導致腦性缺氧，把人變成痴呆，好使這批人終身只能以勞力工作。權力最大的管理人員用試管培植、條件制約、催眠療法、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等科學方法，嚴格控制各階層人們的生活。這本小說預言了如今的科技社會，所有的人都在科技人員的管理底下，過著被制約的生活，毫無主動性可言。

另一位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他在1949年出版了《1984》這本描寫極權監控統治下的新社會小說。1984年，世界有一個「大洋國」，由一個從未露面的「老大哥」統治一切。社會裡到處都是標語和一張大人像，標語寫著『老大哥正在監視著你』。老大哥的統治技術之一是監視器。在「大洋國」裡，電屏佈滿在人行道、樓梯口、走廊、街道，它們竊視人們的一舉一動。這本小說預言了如今現代化政府的社會控制手段和人們的無奈。

以上三位都是英國作家，卻可以代表同時代全球的預言作家，他們預言的犀利和神權時代的預言家可說不相上下。但是我說，他們已經沒有那麼幸運了。首先是：他們已經不能用神的名義說預言，他們必須表明，這是他個人所做的預言。因此，作家就必須背負心頭重擔，擔心他們的預言是否只是一場胡說八道。由於缺乏信心，這些寫預言的文學家所預言的災難要不是發生在整個歐洲，就是全球，企圖讓更多人對號入座，以保住他的預言不虛。同時，沒有信仰的現代人的人心已經剛硬了，他們對任何預言毫不在乎，痞子一般的現代人似乎說：「我們不在乎你們的預言，不管世界變得如何，習慣了就好！」因此，自從眾多的作家做了預言以後，如今這個世界看起來仍然一樣虛無，科技控制越來越囂張，獨裁專制日甚一日。對於寫預言的文學家而言，現代人的這種態度簡直能夠叫他們憤而折筆、永遠罷寫。

時間來到了後現代的今天，預言更難寫。

由於人心的剛硬更甚，對於所有的預言已經發展出更痞的說詞，他們說：「也許預言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怕，因為災難會在別的國家身上發生，可就是不會發生在我們的國家裡。」美國人不願意簽訂「京都協議書」，就是這個態度的典型代表。這種自私的看法，叫人憤怒。由於洞視到人心已經變成鐵石，於是，作家只好改變預言的寫法。除了把預言說得更恐怖﹝乾脆預言人類將在災難中大量滅絕﹞以外，就是直接指出災難將會降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企圖用這種更直接的恫嚇，引起人們多在乎預言一秒鐘。我們看到，在1973年，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出版了一本叫做《日本沉沒》的預言小說，內容宣稱有一位地理物理學家發現日本在一年內將會發生地殼變動，大半列島將會沉入海中。日本政府知道這是無法逃避的事實之後，啟動一個計畫，將日本人陸續移出日本之外，資產也轉移到國外。跟著地震果然加速發生，最後日本列島終於被撕裂成碎塊，沉入海中，日本人終於流落四方，成為無土而寄人籬下之人。這本小說立即轟動日本，成為日本人的噩夢，隔年立即拍成電影，後續更拍成電視劇。

《日本沉沒》是一個樣板，告訴想寫預言的文學家，未來如果要寫災難，必先指定某個地區或國家，絕不能含糊。就像是2004年，美國也拍了一部電影，叫做《明天過後》，災難所發生的地方就側重在美國的紐約。不過，這麼一來，未來假如要寫小說，就必須更仔細描寫某個個別地方，不能模糊籠統；同時作家最好是半個科學家，推理必須可信，否則他的小說可能沒有辦法震醒人心剛硬的讀者。如此，可以想見，由於條件苛刻，將來寫預言的文學家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少，終於成為一個絕響。

我說了半天，無非抱怨由於人心的剛硬，預言文學作品越來越難寫；不過文學的預言卻更加聳動和不可漠視。也許當人們完全漠視文學預言的時候，世界末日真的就到了。

說到這裡，一定有人知道我要介紹我得獎的小說之一《廢墟台灣》了。沒錯！正是如此。這本小說預言台灣人由於漠視公害撲擊的威力和核能發電廠潛在的危險性，在21世紀初期，終於導致核電廠爆炸，台灣瞬間變成一座巨大的廢墟，台灣人幾乎全部滅絕。自1985年出版這本書以來，如今已屆28年的書齡。儘管這本書曾經當選1986年最具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但隨後，並沒有引起多麼廣泛的注意。這麼多年以來，身為作者的我的心情並不輕鬆，常常處於焦慮的狀態中，我多麼害怕自己的預言成真！因為它已經完全猜中了烏克蘭的「車諾比事件」和日本的「福島事件」；這兩個事件的悲慘情況，恰巧和《廢墟台灣》所寫的一模一樣；如果發生在台灣，台灣當然變成一片廢墟。我擔心的還不只是無法完全操控的核分裂本身，而是台灣的人心比世界各國更加剛硬，吉凶不分；歷來主政的人的心更是剛硬中的剛硬，他們患了唯利是圖、貪圖目前的惡性心病，對於核電廠的興建從不曾鬆手，卻是草率行事。我感到危機就要發生，因此，藉著得獎的機會，懇請更多想瞭解核電可怕的人再翻閱《廢墟台灣》這本書；並呼籲那些對核電廠興建充滿盲目熱情的人回頭是岸、臨危止步，則生民甚幸，台灣甚幸！

──2013、07、28於鹿港

文／王吉仁

誰是「宋澤萊」？

宋澤萊—年輕時就已極富盛名，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奪得許多文學創作大獎，震撼臺灣文壇。曾被葉石濤列為1970年代臺灣寫實主義文學代表作家之一，被視為繼王禎和、黃春明、王拓之後，繼承臺灣鄉土文學的新一代作家。

然而在他嶄露頭角輕狂的歲月中，卻標示著一段難以抹滅的苦澀記憶，並堆疊出他人生「巨大的陰影」。為了化解心中殘存的痛苦印象，他將自己大半的時間都投入在宗教與寫作上，希冀尋求宗教在心靈的慰藉，擺脫恐懼，並從寫作宣洩其不滿情緒，藉個人情感的抒發達到自我救贖。不可否認，原本隱藏在宋澤萊心理的阻礙，經由作品的刊出，反倒是將他推至備受肯定的小說家之列。他創作的作品極多，屢屢受人矚目，也引起很大的迴響，不管回饋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宋澤萊都勇於承擔，樂於接受挑戰。說他是狂人也行，說他不諳於世事也行，美國詩人羅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在《The Road Not Taken 》說：「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宋澤萊如是，他每每傾聽內在的聲音，總是選擇人煙稀少之路，進行文學創作，一生持續關注臺灣文學與現實社會的發展，正如這次獲選國家文藝獎評審評語：「持續創作四十年，寫作形式多變，具有強烈社會與人文關懷精神。」

「宋澤萊」怎麼來？

本名廖偉竣的宋澤萊，1952年2月15日出生於雲林縣二崙鄉，雖然自嘲自己是位已經福佬化的詔安客，然骨子裡仍具有客家人的硬頸精神。1976年自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屏東服了兩年役，之後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妻子陳艷紅擔任國小校長，育有三子，全家定居在鹿港。1979年美麗島事件對宋澤萊影響甚鉅，並以此事件為分水嶺，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一連串政治文學作品都顯現出他對時事的批判與見解。1981年應邀赴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並開始臺語寫作。此外，宋澤萊熱中辦雜誌，1986年結合志同道合的友人創辦《台灣新文化雜誌》、1995年和王世勛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以及2001年又結合林文欽、王世勛及臺語文學陣營創辦《台灣e文藝》等雜誌，再再顯示宋澤萊推展臺灣本土意識與新文化運動旺盛的活力與文學力量。

－家庭背景－

談起宋澤萊的父親，能在日治時期曾受教育，可算是農村社會的知識份子。然而命途的乖舛卻降臨在宋澤萊父親的身上，宋父被迫當日本二等兵，去南洋打戰，那段顛沛流離飽受戰亂煎熬的痛楚，正反應出時代悲劇，宋澤萊曾在《黃巢殺人八百萬》序中提到這段歷史：「他或者告訴我遙遠的南方戰役，或者告訴我他的遭時不遇，之時，他總揮揮手，說：『真是悲哀的臺灣青年啊！』有時，飲酒的他竟會悲泣。」所以，沮喪的父親進而有暴力行為產生，方能宣洩他內心的不滿。而宋澤萊的母親，其實與鄉下一般婦人無異，由於忙於田事，都是瘦黑操勞的女人，「在封建的家庭中，她肩負了家務和農事，不會歇息片刻，我也記得她和父親間不愉快的生活，也看到她低垂著犬儒般的臉，把穀子交給債主而斷炊無措的情形，她沒有怨言，亦無反抗。」於是，一幕幕父親「軟弱無助」「暴力宣洩」、母親「任勞任怨」「無力反抗」的畫面，就這麼烙印在宋澤萊的心中，動搖了他原本明亮的人生觀，宋澤萊把自己的家庭當成整個臺灣的縮影，他反問大家：「我們這批戰後出生的一代，不是背負著整個臺灣島的不幸和受辱，來到這個世界嗎？」因此，「家庭環境」成為他日後寫作內容上一個相當重要的素材。

－求學歷程－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舊意識下，所讀的書都侷限在教科書，國中、高中對宋澤萊來說，確實是一段慘綠時期。從省立虎尾中學（與作家林雙不同班）考上師範大學歷史系，在當時、尤其是鄉下人家，是光耀門楣的喜事，然而宋澤萊的理想卻是教育心理系。大學時期的宋澤萊，除了專研歷史學之外，更不停的吸收其它新知，當時正逢現代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尤其是社會科學，包含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三項，對他而言，都是必讀的。特別是志文的新潮文庫出版了不少心理學的書，都是他汲取現代主義養分的來源，也是他的興趣所在。這時的宋澤萊已懂得從佛洛姆(Erich Fromm)的心理學研究去讀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然而，在求學過程中，身上的宿疾也一直困擾著宋澤萊，他曾自述「那時我腎臟結石、神經衰弱、支氣管炎、便中有血，好像是大好時光裏自折而早衰的蒲柳，臉上透著慘白而死亡的顏色，那時我二十五歲。」生理疾病彷彿不斷的纏繞著他，讓他身心俱疲難耐。

宋澤萊執教三十年，退休後專心寫作，並在2009年完成中興大學臺文所碩士學位。2011年宋澤萊從創作轉向研究，他參考加拿大籍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的神話批評理論，發表了文學專書《台灣文學三百年》。2012年，正逢耳順之年，再考取成大臺文系博士班。宋澤萊表示「我已經退休，文憑對我沒有任何幫助」，然而在學術殿堂裡，具備資料蒐集、對象討論的環境，能讓他好好做研究，完成擴增臺灣文學理論的使命，而這正是宋澤萊一生對文學熱情不滅的最佳寫照。

－信仰體驗－

年輕時，宋澤萊常遭一些他自喻為「影子」的幻象所擾，「我感到我的心靈裡出現一種影子，屬於灰色的、沮喪的那種人影」，這些「影子」的產生與他飽受身心的折磨有關，宋澤萊想藉由宗教的力量來舒緩內心的壓力，在宗教的靈修過程中並非一開始就直接學佛，而是藉由對現代主義的心理學認知，在基督信仰中投石問路，當時他因為不同意「上帝創造萬物」的觀念，所以從教堂溜掉轉而學禪，成了聖嚴法師的弟子。他所追求的是原始佛教（小乘），小乘的佛法是直樸的、平實的，是你我可以經驗的。學禪知「苦」，可以重視它的存在，並集中焦點去處理它；談「無常」可消除對人、事、物糾纏的痛苦；談「無我」，可以知道沒有永住、常在的實體我，而打破自我中心，這個「無我」就是「涅槃」，他將參禪的開悟體驗與文學省思寫成《禪與文學體驗》，於1983年出版。日後，宋澤萊深覺大乘佛教強調的「有我」背反了佛陀的根本佛義，於是在1989年4月於自立早報副刊進行批判「來一場革命吧！臺灣佛教！」，進而引發一場論戰，成為臺灣佛教批判文學的先驅。相關文本請見《被背叛的佛陀》《被背叛的佛陀續集》。

儘管他如何參佛尋求心靈的解脫，但在經濟情況不佳及家務工作勞累的雙重壓力之下，使得他身心俱疲，健康情形也每況愈下。他不斷的問自己，怎會如此？他自嘲「儘管我如何使自己依教修行，如何提升境界臻於阿羅漢之涯，終究生活現實截然不同，佛經從來沒有說阿羅漢會有三個小孩，並且和太太住在一塊的。」在困境無法完全解除下，他了解到佛教有其侷限性，因此他停止研究原始佛教，1993年再次轉往研究基督教。當他閱讀《聖經》〈創世紀〉篇章時，剛好身旁有個虔誠的基督徒問宋澤萊：「你相信耶穌死而復活嗎？」宋澤萊被這麼一問愣了許久，一面思索一面遟疑的回答說：「我…可以…相信。可是就在說完話的那個時候，我發現心裡面出現了一個活生生耶穌的影子，幾乎要跳到我的視覺上來，我大吃一驚……」，宋澤萊明顯感受到聖靈實體的降臨，聖靈開端一起，就再也沒有離開他。在基督信仰上他專揀「四福音書」來看，不但相信耶穌死而復活，他更有聖靈降在他身上發生作用的體驗，他的病痛被耶穌治癒，他說：「我能相信聖經裡耶穌的一切言語，也相信耶穌所有的奇蹟異能」，宋澤萊備受聖靈澆灌，以靈視異象的傳道者之姿，一部部夾帶著宗教魔幻寫實的政治文學作品孕育而生，現在的宋澤萊隸屬於基督教信義會臺中慕義堂的教友。

是故，宗教是宋澤萊文學創作的靈魂，把信仰啟示的文字當成骨架，豐沛廣博的知識為肌肉，抒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吶喊即是其鮮血，掌握宋澤萊的信仰歷程，等同進入宋澤萊的內心世界，耙梳宋澤萊的信仰作品或創作文本，等同與宋澤萊對話。

「宋澤萊」在幹什麼？：創作歷程和藝術表現的特殊性

－現代主義時期—個人身心靈狀態的記錄與追索－

大學時代的宋澤萊，剛好趕上現代主義的末班車，運用了心理學的特色，寫了三篇小說，分別是〈嬰孩〉、〈紅樓舊事〉、〈廢園〉，其中，前兩篇皆發表在《中外文學》。這三篇小說，宋澤萊皆以「我」第一人稱的觀點來敘述，將自我的家庭背景描繪在小說裡。「死亡」、「戀母情結」、「自我迷戀」三個母題成了寫作主軸，宋澤萊藉由藝術創作將自己由破滅死亡的邊緣拯救出來，這個「自我救贖」的寫法在現代主義時期分外明顯。宋澤萊曾說，現代主義的作品是「黑暗、偏頗、邪惡，至今視之，猶令我心驚，它們也是我當時閱讀深層心理學和社會學所生的誤解，也是我的心靈曾誤入歧途的見證。」

－寫實主義時期—古樸、反技巧的敘述變遷中的台灣農村－

由於宋澤萊對小說創作的投入，使他走進托爾斯泰、巴爾札克的世界，他感受到寫實做為小說藝術基底的重要，於是他說：「現在我就丟開想像，靠著眼睛來寫作吧！」宋澤萊開始描繪現實真切的人生，他以故鄉二崙為出發點，以「瘦黑操勞」的母親切入現實農村，寫下當年政府發展工業政策下，農民遭到剝削的真實情境，主要代表作品是70年代末期的《打牛湳村》，這種寫作文學型式聚焦在臺灣底層民眾的生活，帶有濃厚的反政治體制、反封建色彩。高天生對於宋澤萊在寫實主義的作品有個註解：「宋澤萊是臺灣文學有史以來，最有計畫去描寫變遷中的臺灣農村，反映農人的喜怒哀樂及困頓的小說家，而其《打牛湳村》系列，也是文學史上表現農村問題最生動且深入的小說。從這個觀點看，宋澤萊已繼鍾理和、黃春明之後，把鄉土文學又帶入一個新的里程。」

－浪漫主義時期—為擺脫現實苦悶而自我放逐追尋美麗－

在寫實主義時期獲獎連連的宋澤萊，為何會離開寫實主義的創作園地？宋澤萊覺得自己對寫實主義倦了，他不想被一種創作形式給限制住；此外，當時正在林邊當兵的他，因為親眼目睹一位從澎湖調來的問題老兵，槍殺了班哨所有士兵的慘烈事，「是這件事使我想逃避現實」，宋澤萊為擺脫現實苦悶而自我放逐於追尋單純的美麗，他藉由綺麗的海上風景及漁民生活進行自我療癒，《等待燈籠花開時》裡的〈岬島上的新娘〉、〈海與大地〉、〈金貓港的故事〉、〈魚仔寮案件〉、〈等待燈籠花開時〉……這追求心靈解放的短篇小說一一被創作出來。

－自然主義時期—了解人的宿命並真實反應檯面下景象－

宋澤萊察覺到浪漫主義的寫作形式無法反映社會真正的問題，於是「有意」的往自然主義寫作方向發展。因為自然主義特別強調理性，用科學的角度、客觀的態度來看待事物，把它帶進小說的展演舞台，除了可以昭示罪惡，亦可發揮警示作用的功能。《蓬萊誌異》就踩著自然主義的步伐來報到，宋澤萊說：「我的企圖是描寫1979年前，臺灣下層社會（農村、小鎮、港市）的真相，我拼命地想留下我的社會見證，他們的畸慘超乎了中層以上社會知識階級所能想像之外。」由於不合理的壓榨，使得這些小人物要努力的奮鬥生存，翁聖峰曾言：「宋澤萊所寫的是平凡而又實在的人世，各個故事並非只是個案，它同時也是廣大臺島下層社會的一面縮影。」

1979年美麗島事件，宋澤萊對於當局以羅織罪名的方式逮捕異議人士，這白色恐怖讓宋澤萊氣得發抖，他在《福爾摩莎頌歌》說到：「對我個人而言，她開啟了我對臺灣整盤關照」，他用「伸冤」的方式來述說美麗島事件對他文學創作的影響，揭示了描寫農村已經不足以反映整個臺灣的情況，也預告下一個以魔幻寫實主義貫穿政治文本的手法，已蓄勢待發。

－魔幻寫實主義時期—用暗喻、嘲諷的方式拆穿假象與謊言－

為何宋澤萊會踏入魔幻寫實主義的寫作行列呢？宋澤萊自我剖析，他認為從《打牛湳村》系列後，他就花時間在靈性宗教上的追尋，「慢慢地，她（指宋澤萊的作品）突破了只是一個肉體的人的真實而進抵於靈性的真實。」在臺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宋澤萊為了突顯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他認為必須用暗喻、嘲諷的方式拆穿政治假象與謊言，用更為誇張的手法才能達到「警惕」的效果。因此，宋澤萊將他在宗教信仰上所獲得的啟示，用於政治現象的批判與關懷，以聖靈經驗的感知，創作了屬於宋澤萊獨特的「宗教魔幻寫實主義」之政治小說。在《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廢墟台灣》、《熱帶魔界》中，夾雜著濃厚的宗教色彩，進行顛覆性的啟示宣告，他以先知者的角色自居，靈視所有現實生活的不義，運用「異象」來闡釋他的見解，並將聖經裡的撒旦魔鬼具體化，撒旦代表萬惡淵源的腐敗政權，它以「金錢」與「權力」滲透虛無的心靈並敗壞整個社會。這三本巨作堪稱宋氏大河小說—廢墟三部曲。

一部部魔幻式的政治小說，是作家宋澤萊對國家發展的「呼喊」、「拯救」與「關懷」，也突顯出身為知識份子對權力的批判之應有作為，進而抒發其心中「理想的國度」。

循上可知，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宋澤萊整個創作歷程運用許多手法來呈現他所關懷的問題，除了原鄉的書寫之外，也融入許多重要議題，諸如：環保、人權、宗教信仰、政治、社會、文化、時事……等等，涉獵的角度更加多元化，在臺灣文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能了解宋澤萊近四十年的創作歷程就等同認識了近四十年來臺灣文學發展史，林瑞明直言宋澤萊的作品「呈現臺灣小說動向，最有脈絡可循的一位」。近年來宋澤萊的作品除了有返璞歸真的臺語詩集《一枝煎匙》（聯合文學：2001）、《普世戀歌》（印刻：2002）創作之外，尚有文學論述《宋澤萊談文學》（前衛：2004）、宋澤萊所謂的「在場歷史」《誰能當選總統》（前衛：2004）最新嘗試，共四集問世，以及文學專書《台灣文學三百年》（印刻：2011）、2012年最新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上卷）和詩論、譯詩的翻譯作品等，讓我們見識到宋澤萊作品的多樣性與創造力，濁水溪畔的靈視者—宋澤萊，體內流動著福爾摩沙源源不絕的生命之泉。

宋澤萊的文學成就

1978 〈鄉景〉獲第九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佳作

1978 〈進香〉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

1979 《打牛湳村》獲第十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説獎正獎

1979 〈漁港故事〉獲第四屆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第三名

1981 獲邀赴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

1983 〈土〉獲第十四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佳作

1984 〈福爾摩沙許諾—流落的歸回〉獲第十五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正獎

1985 以《廢墟台灣》獲選為當年度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

1996 獲第十九屆吳三連文學獎小說類得獎人

2001 獲第八屆東元科技文化獎人文類臺灣小說獎

2005 獲第七屆彰化縣磺溪文學獎特別貢獻獎

2012 《台灣文學三百年》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

2013 獲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

本文作者︱王吉仁

1972年生，嘉義朴子人。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社會科學組畢，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臺灣文學、兒童文學創作與創意遊戲教學法。論文《宋澤萊小說中的『異象』與『現象』研究》、《開放外勞政策對原住民就業之影響》、訪問記錄〈雲林地區文學巡禮與作家對談—訪問宋澤萊老師〉。目前任教於嘉義縣大同國小。

《打牛湳村》/ 遠景 1978 草根 2000

《打牛湳村》系列小說，是宋澤萊在臺灣文壇嶄露頭角之作，不僅獲得許多文學獎項，更被視為新一代鄉土文學的傳承。對於想瞭解宋澤萊的讀者而言，《打牛湳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書寫的視野正是宋澤萊成長的故鄉雲林二崙，他以寫實的手法，描繪出七○年代變遷中的臺灣農村社會真實面貌。

〈笙仔和貴仔的傳奇〉道盡農村小人物無力對抗唯利是圖的商販之挫敗心情，商販利用剝削獲取可觀的差價利潤，瓜農落得有口難言，還得自我調侃這賣價已不錯，甚至連農會也來巧立名目，瓜農過磅時還要額外繳交一筆秤費給農會，然古意、認命的瓜農因著整體產銷失衡、欠缺機制下，被逼入絕境走上自救，最終仍只能妥協收場。以日記形式書寫的〈糶榖日記〉，更接近於苦悶的事實，取材自宋澤萊生長地一件騙穀案的親身經歷，敘述一位到城市發展的村中望族林白乙，因為公司倒閉，急需用錢，竟把腦筋動到純樸的鄉親身上。他看準了農民飽受糧商剝削的不悅，以高於市價收購稻穀，並付些許訂金，約定日期再結清餘款，直到帳款遲遲未付，村民才知道這位被眾人視為救星的望族子弟竟是騙子，更悲慘的是當時買賣僅以口頭約定，無任何借條，但在法律上卻形同拱手送人，連詐欺罪都告不成，可悲至極。宋澤萊的筆尖帶著古典嘲弄意味，卻又有一分貼切寫實的臺灣舊農庄面貌。

《廢墟台灣》/ 前衛 1985 草根 1995

《廢墟台灣》被稱為是預警小說，並獲選為當年度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這本書裡宋澤萊談到他對臺灣當前公害問題的憂心，例如：核電廠問題、噪音、浮塵、農藥、水資源、山林濫砍……等等，裡面充滿了從未來世界看今天社會時的那種無奈鄉愁的黑色幽默。宋澤萊對這篇小說深具信心，他「很自負地認為，要報紙登出這篇小說，一定會引起社會廣大的注目，人們就不會對環境公害和核電廠一樣無知。」此外，亦論及到國家機器的操弄，包括媒體的洗腦、特務的監視，以及運用「性」來滿足人們的需求以便轉移焦點，最後導致腐敗不堪，使人們為了尋求解脫進而產生自棄意識。陳建忠評論宋澤萊「他企圖讓人們看到國家機器在臺灣廢墟化過程中的角色，讓臺灣變成『廢墟』如何助其『一臂之力』」，陳芳明則看到《廢墟台灣》「不僅是物質腐蝕的臺灣，而且也是精神死亡的臺灣」。於是我們看到六○年代末期跨國企業如雨後春筍般來台發展，一直到八○年代達到顛峰，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為扶植工業而輕環保，欠缺整體國土規劃，工廠與住宅夾雜，高污染、重金屬的工業紛紛來台落腳，雖然經濟得以成長，卻換來環境品質的低落。更悲慘的是，資本家為獲取更多利益，不則手段過度開發，文中執政的「超越自由黨」所作所為，突顯出政府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與財團掛勾同流合污，嚴重危害這塊土地，這就是工業化後所產生的弊病。2009年臺灣發生了近五十年來最嚴重的八八風災，滾滾土石流淹沒整個小林村，數百條人命慘遭滅頂，在我們愕然之中，他所預告的廢墟村竟然突兀的呈現在我們眼前，宋澤萊的遠慮不是沒有道理。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草根 1996

從基督教的觀點來說血色蝙蝠是惡魔的概念，故事中血色蝙蝠共有三次化身，第一次出現是日本人來臺時，第二次是二二八事件，第三次是一位黑社會青年彭少雄。前兩次是外人殺戮所造成的災難，我們可以窺見宋澤萊有意將外來入侵者與惡魔劃上等號。但第三次為什麼會出現一個本土的彭少雄呢？很明顯地宋澤萊以彭少雄來代表九○年代外來統治者所開創的本土暴力與黑金，這個彭少雄被魔鬼附身了。小說裡宋澤萊化身為唐天養，就像是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給了彭少雄一個回復人性的結局，與其說是代表正義之身的唐天養來對付邪惡的彭少雄，不如說是唐天養要來拯救彭少雄更為貼切。彭少雄本是因為空虛的心靈被邪靈入侵，而已死的軀殼又遭撒旦佔據，這並不是彭少雄的本意，所以宋澤萊並沒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論，而是在作品中呈現黑暗的勢力無孔不入，只要空虛的心稍微遲疑或是把持不住，很容易就進駐魔鬼，也因此，要讓自己得救就必須充滿聖靈，才能抵抗邪惡勢力的入侵，也難怪他自認此乃「基督教小說」。宋澤萊能將抽象的教義予以生活化，呈現在小說裡成為宋澤萊創作的一大特點，特別是他精心設計的符碼代號與魔鬼作連結，用歷史發生的事件作為寫作背景，他希望自己「儘量把整個城市的人都寫進去」，在其天馬行空的筆調裡，藉由異象的發生更能將想像的神魔意象加以具體化，「忠實的記錄當下臺灣社會面貌」。

《熱帶魔界》/ 草根 2001

《熱帶魔界》是作家宋澤萊為擺脫那揮別不去、壓抑在心中多年的噩夢，所書寫的故事，內容取材他當預官時所見所聞的親身體驗，關注的焦點著重在軍中結構裡最底層的老兵問題，最可怕的是班哨裡的老兵被精神譫望的老士官槍殺殆盡，那種「軍旅生涯竟籠罩了一層死亡」的陰影，讓宋澤萊有了新的體悟：「我對老兵面貌及生活的描述皆本於真實，我不願意人家說它是虛構」。故事一開始，以預官特檢官阿榮化身的宋澤萊，卻在那兒遭逢了包含幽靈列車、透明月台、熱浪沸騰、海上宮闕……的魔界現象。宋澤萊善於運用宗教魔幻寫實主義來鋪陳這魔界異象裡上下層關係荒謬、詭譎，構築在內心世界裡善惡兩元的多次交戰，人的意志（信仰）不堅或是心術不正的人（沉醉於金錢與權勢），都容易墜於魔界境地，上了幽靈列車，「你要的人都已坐在上面，它的誘惑力比我們能想像更強大，這裡就要有災難了。」邪惡招致邪惡的結果，就是宋澤萊所要批判醜陋的中國文化與封建思想，他不避諱的醜化這些朝代的帝王，已經至死至魔不成人形患得「中風、痲痺、滿臉膿瘡」的帝王，他們仍是要「披金帶銀，穿著龍袍」，平民百姓是一群無知擁護邪惡政權的受害者，他們被華麗的列車與宮殿所迷惑，一起落入罪惡深淵之處，這正是作家隱憂之處。

《宋澤萊談文學》/ 前衛 2004

很多人都知道作家宋澤萊擅長小說寫作，但宋澤萊還有許多文學造詣是你所不知道的，而《宋澤萊談文學》這本著作，正好可以讓你看到「百變宋澤萊」。首先，我們看到作家的翻譯能力，他以精準、優美的文字，語譯了米洛茲、辛波絲卡、塞佛特等創作詩，其中，宋澤萊最讚美諾貝爾獎詩人米洛茲（Czeslaw Milosz）。一生四處漂泊的米洛茲，堅持用波蘭母語創作，他的詩深具美感，「在視覺上光鮮奪目，寫詩就像寫歌一樣，充滿愉悅。」由此，我們在文本中欣賞到宋澤萊另一個文藝面貌—臺語詩的創作，宋澤萊說：「母語創作讓你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與自信」，向陽就曾對宋澤萊的臺語詩創作發表看法：「無論語言的運作、內容的鋪排，以及臺語書寫領域的開拓，都有推陳出新、再開新境的表現」。此外，宋澤萊也把自己文學心路的點滴結晶，提供給剛要從事寫作的新手，他說：「假使我的傾向沒法改變，凡是寫小說一定要寫那麼多的死亡和恐怖，那麼我就放進同樣多的美麗景色和熱戀，我絕不讓小說的黑暗主宰一切。」

從宋澤萊的思想旅路和文學的自剖裡，讀者很容易發現灰暗中點燃著光亮、恐怖的氣氛裡夾雜著一股穩定的平衡力量，那就是作家筆下的文學美感。當然，在行文中，也能看到宋澤萊對臺灣文壇愛之深責之切的的嚴厲批判，以及個人的信仰體驗與異象經驗，在創作中所展現的靈感與影響力。

退伍。發表小說〈回來〉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鄉選時的兩個小角色〉於《雄獅美術》。發表小說〈岬角上的新娘〉、〈漁港故事〉於聯合報。出版中篇小說《打牛湳村》。發表〈峽谷的白霧〉於民眾日報。發表小說〈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於《台灣文藝》。發表小說〈我看到了櫻花樹下的老婦〉於《現代文學》。小說〈進香〉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 出版小說《紅樓舊事》、《糶穀日記》、《變遷的牛眺灣》、《骨城素描》、《惡靈》（原名《廢園》）。發表小說〈白鶩鎮的回憶〉、〈蘇苞〉於聯合報。發表〈該是農民說話的時候了！—訪石村與農民談農事〉於《鼓聲》。接受彭碧玉專訪，〈文壇卓別林—訪短篇小說第三獎得主廖偉竣（宋澤萊）〉刊登於聯合報。小說《打牛湳村》獲第十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小說〈漁港故事〉獲第四屆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第三名。 出版小說《黃巢殺人八百萬》、《蓬萊誌異》。發表小說〈追逐〉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花城悲戀〉於《台灣文藝》。開始參禪體悟。 接受高天生專訪，〈鷹鸇何事奮雲霄—訪宋澤萊談文學創作與作家良心〉刊登於《書評書目》。獲邀至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 發表詩作〈籬花〉於中國時報。發表小說〈秋陽〉於《文學界》。發表小說〈碎片〉〈達摩公案〉於中國時報。開始發表台語詩，發表詩作〈你的青春，我的青春〉、〈若是到恆春〉、評論〈台灣現代詩的本土意識〉於《台灣文藝》。 發表〈談陳千武的小說〉於《文學界》。出版論述集《禪與文學體驗》。發表小說〈弱小民族〉、〈在太陽下〉於自立晚報。發表〈禪的美學觀〉於《海潮音》。出版詩集《福爾摩莎頌歌》。發表詩歌〈有人說我們的圖騰是一隻牛〉〈福爾摩沙許諾—流落的必歸回〉於《台灣文藝》。〈土〉獲第14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佳作。 發表〈禪與世界信仰的危機〉於《海潮音》。發表評論〈現代畫就是鄉土畫—訪陳來興〉於《台灣文藝》。詩作〈福爾摩沙許諾—流落的必歸回〉獲第15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 出版散文集《隨喜》。出版長篇小說《廢墟台灣》，並獲選為當年度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發表〈台灣的女性小說到新女性主義小說—試介呂秀蓮的小說〈這三個女人〉〉於《新書月刊》。發表〈一個作家對環境和文化的省思〉、〈堅守台人的立場，表達台人的意見〉於《台灣文藝》。 發表〈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台灣人權文學小史〉於《台灣文藝》。出版論述集《誰怕宋澤萊？—人權文學論集》。出版主編的《一九八五台灣小說選》。結合同志創辦《台灣新文化》雜誌。 與妻子陳艷紅結婚，婚後育有一男二女。發表〈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小說〈抗暴的打貓市〉於自立晚報。出版短篇小說集《弱小民族》。發表小說〈抗暴个打貓市（台語）〉於《台灣新文化》。 出版小說集《打牛湳村系列（1975～1980）》、《等待燈籠花開時（1975～1980）》、《蓬萊誌異》、論述集《台灣人的自我追尋》。 發表〈何必悲觀—評廖咸浩的台語文學觀〉於《新文化》。出版論述集《被背叛的佛陀》。 出版論述集《被背叛的佛陀續集》、《拯救佛陀—根本佛教教義精論》。 出版短篇小說集《宋澤萊集》（高天生、施淑編）。 發表小說〈變成鹽柱的作家〉於自立晚報。 和王世勳共同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 出版論述集《禪與文學體驗》、長篇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發表〈當前文壇診病書〉於《台灣文藝》。發表〈繼吳濁流的「無花果」之後一部台灣政經、社會的診病大書—試論王定國的「憂國」〉〈論吳晟散文的重大價值—日據時期以來台灣農村生活記實文學的巔峰〉於《台灣新文學》。獲第十九屆吳三連文學獎小說類得獎人 發表〈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試評杜潘芳格女士的詩文集《芙蓉花的季節》〉、〈試評吳明益的小說—第四代台灣作家的美麗初航〉、評論〈論洪素麗的「黑髮城市」—八○年代台灣女性作家的美麗與哀愁〉、〈論林央敏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重整台灣文學、文化的凹型結構〉、〈鄉土文學的新紀元—論胡長松的小說《柴山少年安魂曲》〉、〈女性肉體、情慾的聖經─論吳菀菱的《紅鶴夢》〉、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於《台灣新文學》。 發表評論〈一九八○後台灣新現實主義的開路先鋒—論王世勛長篇小說《森林》的開創性〉、〈論台語小說中驚人的前衛性與民族性—試介賴和、黃石輝、宋澤萊、陳雷、王貞文的台語小說〉、〈將「自然主義」和「虛無主義」推向頂峰的文學高手—論東年小說的深度〉、〈戰後第二波鄉土文學（1980～1988）介紹—台灣象徵主義文學的標竿：試介林梵的新詩〉、〈戰後第二波鄉土文學（1980～1988）介紹—從隱喻到明示：試介鄭炯明、李敏勇、李魁賢詩的多種階段、面貌〉、〈戰後第二波鄉土文學（1980~1988）介紹—忍向屍山血海求教訓：試介鍾逸人、李喬的二二八長篇小說）於《台灣新文學》。 發表評論〈金錢與虛無—試介吳櫻的女性寫實主義小說〉、〈試介李勤岸、胡民祥、莊柏林、路寒袖、林沈默、謝安通、陳金順、藍淑貞的台語詩—九○年代台語詩的一般現象〉、〈國族認同下台灣當代本土派知識階級的自我圖像—試介陳芳明散文的殊勝〉、〈台灣文學的「奧狄賽詩篇（Odyssey）」—試介東方白的悲情小說《浪淘沙》〉、〈從仿古的鄉土到實在的鄉土—特論蕭麗紅台語小說的高度成就〉於《台灣新文學》。 發表評論〈從經濟壓迫到族群壓迫到國族壓迫—試介吳錦發高超的寫實文學〉、〈存在主義、鄉土主義、政治新領導〉於《台灣新文學》。 出版長篇小說《熱帶魔界》。發表〈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試介李勤岸、胡民祥、莊柏林、路寒袖、林沈默、謝安通、陳金順、藍淑貞的台語詩—九○年代台語詩的一般現象〉於《海翁台語文學》。出版臺語詩集《一枝煎匙》。發表評論〈「大和解？」回應之一〉於《台灣社會研究》。結合林文欽、王世勛及臺語文學陣營創辦《台灣e文藝》雜誌。獲年度詩獎。獲第八屆東元科技文化獎人文類臺灣小說獎。 出版臺語詩集《普世戀歌》、詩集《福爾摩莎頌歌》、小說《變成鹽柱的作家》。 發表〈來，「替讀無冊e囝仔講好話」—鄉土作家宋澤萊談「台語朗誦詩」〉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編著《快讀彰化史》。出版《誰能當選總統？—2004年總統大選觀察日記》（共四冊）。 接受陳文芬專訪，〈宋澤萊在鹿港〉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8期。發表〈王定國「沙戲」—一本優雅的小說和更重要的〉於《聯合文學》。發表〈理想的國度〉於《印刻文學生活誌》。出版論述集《宋澤萊談文學》。 應臺灣文學館之邀，宋澤萊與林瑞明對談，〈熱帶魔界的血色蝙蝠—穿梭於魔幻與寫實之間〉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7期。曾麗壎撰寫〈驚雷作家—宋澤萊〉刊登於《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第173期。以〈深談魔幻寫實小說—並論《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為題，在彰師大國文系舉辦「作家現身說法」發表演說。獲彰化縣文化局第七屆磺溪文學獎特別貢獻獎。 發表〈評方耀乾的〈伊咧等我〉〉、〈評林央敏的〈嘸通嫌台灣〉—藝術作品流行的原因〉於《鹽分地帶文學》。發表〈略談所謂「宋澤萊現代主義時期作品」兼談我對七○年代前期的文壇印象〉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發表〈評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並論台灣文學史上的傳奇時代〉於《台灣學研究通訊》。就讀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發表〈夏曼‧藍波安小說《海浪的記憶》中的奇異修辭及其族群指導〉於《台灣學研究》。發表評論〈評向陽的〈春花不敢望露水〉—從雨夜街面盤旋而起的音樂聲〉於《台文戰線》。出版由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建忠撰寫的《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 自彰化縣福興國中退休。發表〈在撲克牌的文字方陣中談愛情〉於《印刻文學生活誌》。作品〈母親與來到村莊的丐子〉收錄於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小故事101》電子書。 郭麗娟撰寫〈台灣文壇的震撼彈—百變宋澤萊〉刊登於《台灣光華雜誌》。接受蔡輝振、王吉仁訪問，〈雲林地區文學巡禮與作家對談—訪問宋澤萊老師〉收錄於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王吉仁之論文。發表〈評秋水竹林詩作〉於《乾坤詩刊》。發表〈我與陳映真的淡泊情誼—並以此文給陳映真先生與吳晟先生〉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發表〈評林央敏有趣的台語黑色幽默劇本〈還鄉斷悲腸〉〉於《海翁台語文教學季刊》。獲得中興大學臺文所碩士學位，學位論文《台灣存在主義文學的族群性研究—以外省人作家與本省人作家為例》。 發表〈為〈我與陳映真的淡泊情誼〉一文向陳建忠教授致歉〉、〈天上卷軸〉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發表〈評秋水竹林詩作〉於《乾坤詩刊》。與胡長松進行文學筆談，〈文學筆談：宋澤萊與胡長松—台灣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基督教小說、西拉雅書寫〉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 出版論述集《台灣文學三百年》。臺灣文學年鑑票選之臺灣文壇焦點人物。 耳順之年，考取成大臺文系博士班。發表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上卷）。《台灣文學三百年》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 母親病逝。發表〈我的母親受洗的經過—兼談母親生命最後兩個月是怎麼挨過的？〉、〈細讀楊廷理《東游草》裡的幾首詩—並論台灣傳奇文學中「英雄的旅程」〉、〈細讀李逢時的幾首詩—並論田園文學時代詩作裡普遍滋長的友情和親情〉、〈評洪棄生的「鹿溪」系列詩—並論悲劇時代迅速喪失的田園美景〉於網路台文戰線聯盟部落格。獲頒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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